新媒体赋权：弱势群体自我表达的媒介动力
从历史与现实成因来看，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弱势方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深深的被支配感、被剥夺感、受挫感、边缘感等情绪反应，但是又只能将其积压于内心深处，强行隐忍着，由于无法倾诉，因而往往只能自怨自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怨恨心理。
“资源分配的不公”“能力的丧失或被剥夺”[30]，抑或话语权缺失，致使他们在公共空间中处于被支配、被忽视，甚至被排斥的边缘地位，也导致他们缺乏在大众媒介以及公共场合的话语权，无法获得合理正当的自我表达机会，从而成为“沉默”的一群[31]。
如果说，传统大众媒体以及由主流大众媒体主办的新媒体平台是社会主流群体发声的主阵地，那么由草根群体主导的新媒体，尤其是以微信群、QQ 群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则是弱势群体的舆论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赋权作用，促进了群体性怨恨情绪的宣泄，也促进了他们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动员。
首先，新媒体是弱势群体自由表达自我的公共场域。
“场域”的概念来自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他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围绕我们的社会世界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它们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必然性，又支配着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在《关于电视》一书中，他进一步提出了电视的“场域性”，他说：“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制，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32]到了网络自媒体时代，“场域对其中的每个参与者都在发挥着作用，并形塑了行动者的惯习——性情倾向系统。在社会性媒体场域中，事件的当事人处于核心地位。通过只言片语，沉默的大多数开始不经传统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33]。周荣庭和孙大平也认为，“所有行动者都能通过话语的分享与互动，从而积累注意力与符号影响力、争夺话语权的隐含力量关系”[34]。
在以社会化媒体为主要形态的新媒体空间中，这种场域的公共属性集中体现为权利关系的扁平化、互动交流的广场化效应等。而这样的场域属性十分契合在传统媒介语境下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弱势群体网络参与、表达自我与情绪宣泄的热情。
其次，网络虚拟空间的赋权作用。(https://www.daowen.com)
以社会化媒体为核心的网络虚拟空间除了激发网民自我表达的欲望之外，还具有赋权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了网民宣泄情绪、表达个体诉求的积极性。
张波认为，新媒介赋权既是一个借助新媒介获取知识技能、进行交流沟通的信息传递过程，也是一个形成关系网络与互动模式的意义共享过程。[35]在传统媒介语境下，赋权主要来自媒介或组织，然而在以社会化媒介为标志的新媒介语境下，媒介赋权则来自网络用户自身，这是组织、群体和大众赋权的前提。
那么自我赋权主要有哪些呢？李海飞认为，这种赋权主要包括“知情权”“表述权”和“自由权”[36]。这三种权利也可以被理解为信息的获取权利、表达自己观点想法的权利和参与网络话语互动的权利。新媒介用户们通过对社会话题的关注与参与，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介语境下自上而下的赋权规则，而且在自我赋权下建立了诸多社会关系，高度发挥了自身参与媒介活动的各项权力，完成了弱势群体的群体归属意识与对社会身份的认同。在浙江宁波“反PX 事件”、江苏常州的“反建设”活动、浙江杭州的“拒绝臭气”活动中，正是这种新媒体的赋权作用，使参与者得以传递信息、汇聚民意、实现动员。
最后，匿名化的低风险意识等。
社会化媒体用户积极参与网络自媒体的活动，还与匿名和隐身密切相关。这种情况增强了网络用户对风险较低这一现状的判断。“风险”一词最早来自商业领域，主要指对经济投资的不确定性判断。到了社会领域，“风险”被界定为“一种不确定性状态，或是某种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或是预期结果与事件结果之间的偏离程度”[37]。而在现实世界中，弱势群体往往由于生理或社会生存能力的缺陷而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地位上“低人一等”，从而受到优势群体的排斥。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遭受“社会排斥”的社会风险集中体现在社会关系方面，即由于受到偏见、习俗或者其他因素影响，一定的社会成员或群体与其他社会成员或者群体在社会关系方面出现了断裂，无法进入其他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在网络空间里，弱势群体受到社会排斥的风险显然没有在传统空间中大。其原因在于，网络交往通过计算机和网络的中介，避免了面对面的形象接触，通过匿名与隐身的文本交流，不仅可以掩饰生理的缺陷，也避免了因为经济、政治或文化地位的差异而带来的交际自卑、关系疏离以及关系网络的排斥。极低的社会排斥风险也激发了弱势群体参与网络交往活动的积极性，当然也激发了其怨恨情绪的宣泄。
因此，在新媒体语境下，弱势群体的自我表达与社会抗争开始成为一种现实，一方面因为受到群体性怨恨情绪的内在推动，另一方面得益于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赋权。在后面三类弱势群体的研究中，癌症患者家属、城市出租车司机以及环境污染区周边居民都很好地利用了新媒体平台，不仅宣泄了群体性怨恨情绪，而且很好地表达了自我的诉求，建构了具有共识性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