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基本特点
为了更好地讨论“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性协商对话机制”，下面笔者希望进一步分析近几十年有关垃圾焚烧电厂审批建造过程中引发的群体性抗争事件，通过分析事件爆发的社会原因以及参与抗争的群体行为，进而来讨论如何建构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性协商对话机制。一方面，环境类群体性抗争事件是该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冲突事件的参与者往往是地方政府、参与项目建设的企业和项目所在地居民，地方政府和企业占据着项目建设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属于话语抗争事件中的支配方，而地方居民则为被支配方；另一方面，从话语权的视角来讲，群体性抗争事件中的环境污染区周边居民群体、城市出租车司机群体、癌症患者家属群体都属于弱势群体，而政府和企业则属于话语权争夺中的优势群体，由此引发讨论的协商对话机制，具有示范性和普遍意义。
笔者通过新闻报道以及相关学者[13]的研究材料，收集了2007—2017年共13次因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所产生的冲突案例（见表6-1）。
表6-1 2007—2017年由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引发的冲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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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发现了冲突事件的一些规律性特点。
第一，抗争事件发生的空间特点。这些冲突同时出现在两个空间之中。在物理空间中，冲突以地方政府与项目所在地（或者预选选址）居民之间的冲突居多，在部分地方甚至出现当地居民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最后，经过面对面的谈判协商，大部分政府部门做出了让步，要么取消项目计划，要么暂时停建，要么继续完善各项计划再讨论。在媒介空间（尤其是自媒体空间）中，大部分情况下是网民（含有当地居民）利用网络信访、投诉和发帖等手段，批评企业，或者是单纯发泄情绪。随着意见领袖或关键他人的推动，线上线下之间的话语互动进一步推动着事件的发展。从事件发展来看，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些利益相关方，不管是在物理空间，还是在网络空间中，我们只看到冲突事件的爆发，却没有发现一个事先存在的理性对话空间。
第二，抗争事件发生的时间特点。大部分冲突都是爆发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计划公布之时，有少量冲突发生在政府拟建计划公布之时，还有一部分项目是续建工程，而之前的项目已经产生了长期的污染和危害。因此可以说，这些项目中少量项目已经产生实质性环境污染，而大部分并没有上马，也没有运行，更谈不上产生实质性的污染和对环境的破坏。因此，项目规划、论证阶段是环境类抗争事件爆发的关键时期。
第三，抗争事件发生的原因。从大量采访和网民言论中可以发现，地方居民或者其他网民之所以不满意，有多重原因：第一，因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或垃圾填埋场项目所产生的臭气、污水破坏了环境，危害了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第二，这些居民以及其他网民从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及自媒体中获取相关项目的污染信息，导致他们对这些项目的安全缺乏足够信心，对政府和企业也缺乏足够的信任，从而对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风险表示出很大的担心；第三，在部分项目中，地方居民的利益补偿没有到位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政府和企业的信息不公开以及与被支配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商对话机制是主要原因。
第四，抗争事件的社会结果。这些垃圾焚烧电厂在抗争事件发生后大部分被地方政府关闭或者暂时停止建设，部分项目经过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之后在原址重建。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96起邻避事件中近1/3项目停建或停产，从而形成了一半以上的项目成为“一建就闹，一闹就停”的结局。邻避事件带来的是政府、社会以及企业的多输局面。任勇说：“国计民生项目停建，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经济社会成本巨大。以PX 项目为例，我国现在有17个PX 项目，产能达到1300万吨。PX 产品自给率曾在65%左右，但目前降到40%多。这和邻避事件频发、高发处理不当不能说没有关系。不仅如此，规划决策朝令夕改，也令政府公信力受损。因此，这些抗争事件往往使政府、企业和公众几方面都陷入了尴尬的‘共输’局面。”[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