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
从历史角度而言，罢工在生产系统中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它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暴力，从相反的资本暴力中争夺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争夺权力。今天，这种罢工已经死了：
1.因为资本能让任何罢工都腐烂——而这又是因为人们不再处于生产系统（剩余价值最大化）中。让利润死去吧，但愿社会关系形式的再生产安然无恙！
2.因为这些罢工归根结底什么也不能改变：今天，资本在自我重新分配，这对它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罢工从资本那里争夺的，最多也只是资本按照自身逻辑最终总会让出的那些东西。
因此，如果说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阶级斗争已经陷入经过协调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困境，那么很清楚，能够突破这种循环的，只有那些能够摆脱阶级的组织和定义的东西，即摆脱：
——代表性历史体制；
——生产性历史体制。
只有逃离生产和代表的转盘，才能让这种转盘的机制失常，才能从盲目状态的深处策动“阶级斗争”的转向，这一转向很可能是阶级斗争作为“政治”几何场所的完全终结。在近期的罢工中，移民的参与正具有这种意义[12]。
因为千百万劳动者被歧视机制剥夺了一切代表体制，所以他们闯入西方的阶级斗争舞台，就把危机推到了决定性的代表权层面。移民被包括工会在内的全社会排斥在阶级之外（如下的“基本原理”也有经济、种族的同谋关系：无产阶级是有组织的，是以自己与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关系为中心的，因此移民“在客观上”是阶级敌人），这种社会排斥使移民所起的作用就像劳动者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分析仪，或者更普遍地说，像“阶级”与一切代表“阶级”的体制之间的关系分析仪。对政治代表权系统而言，他们是异常的，他们用这种异常感染了整个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自己也逐渐学会放弃代表权系统，放弃任何企图以他们的名义发言的体制。
这种形势没有持续下去：工会和资方预感到了危险，竭力让移民作为“享有全部权益的配角”重返阶级斗争的舞台。
工会的剖析
雷诺汽车公司1973年3—4月的罢工是这一危机的某种彩排。从表面看，它很模糊，不协调，受到操纵，而且说到底是一次失败（如果不算那个奇特的术语学胜利：“熟练工”一词从此变为禁忌，它被换成“生产员”！），但事实上，它是夹在基层与资方之间的工会的绝妙临终表演。最初，这是由移民熟练工人发起的一次未经批准的罢工。法国总工会现在有一种对付这类意外事故的现成武器：把罢工扩展到其他工厂和其他类别的人员中，由此抓住这种已经成为仪式的春季群众运动的机会。这种控制机制从1968年起便经受了考验，工会指望一辈子都依靠它，但事实上，这次它却摆脱了工会。甚至那些经过批准的基层人员（塞甘厂、弗兰厂、桑杜维尔厂）也是一会儿停工，一会儿复工（这也同样重要），毫不理会自己的工会所提的“建议”。工会的意见总是被反驳。工会从厂方得到的东西想让工人批准，但工人却不接受。工会从工人那里得到让步想和厂方重新谈判，但厂方不仅拒绝了，而且还关闭了工厂。厂方越过工会直接向工人发出呼吁。事实上，厂方毫不犹豫地走向危机，驳得工会哑口无言：工会能控制“全体”工人吗？工会的社会存在和合法性成了问题。这就是资方（以及各级政府）变得强硬的原因。这不再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工会）和资方之间的力量考验，而是对处在基层和资方双重压力下的工会代表性的考验——这种考验是最近几年所有未经批准的罢工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考验的导火线是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人、那些叛逆青年、那些移民，即所有那些处在阶级之外的人。
这个水平的赌注是非常奇怪的。整个社会建筑以及工会的合法性和代表性都有崩溃的危险。国会和其他调解机构不再有很大影响。如果工会不能在工厂和其他地方发号施令，那么没有工会，警察也就毫无用处了。1968年5月，正是工会拯救了社会制度。现在工会的丧钟敲响了。赌注的这种重要性深深地表现在各种事件的混乱本身之中（这对中学生的行动和雷诺的罢工都同样有效）。罢工，不罢工。人们到什么地步了？再也没人能决定什么了。目标是什么？对手在哪里？人们在谈论什么？盖格计数器失灵了，而工会、政党和小团体正是通过这些计数器衡量群众的斗志。中学生运动在那些想按照自己的目标将其结构化的人手中瓦解了：那么这个运动没有目标吗？无论如何，它不想使自己在身后具体化。工人们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复工了，而一星期前他们却在明显更有利的情况下拒绝复工，等等。事实上，这种混乱就像梦幻中的混乱：它表达的是一种依赖梦幻的内容本身而进行的抵抗或审查。它在这里表达的是无产者自己很难接受的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社会斗争从传统的、外在的阶级敌人，即资方和资本，转向了真正的、内在的阶级敌人，即阶级自身的代表体制：政党或工会。工人们把自己的权利授予这个体制，而这个体制却以资方和政府授权的形式转而反对工人。资本仅仅使劳动力及其产品异化，它仅仅垄断“生产”。政党和工会却使被剥削者的社会权力异化，它们垄断的是代表权。对它们的诉讼是历史性革命进步。但这种进步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太清晰、不太果断、表面倒退、缺少连续性、缺少逻辑性、缺少目标，等等。这是因为，当问题在于迎战自身的镇压机制、从头脑中赶走加入工会者、代表、负责人、发言人的时候，一切就都变得不明确，一切都在抵抗。但1973年春天的这次模糊事件恰巧说明人们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工会和政党死了，它们只可能死。
无产阶级的堕落
这种代表性危机是最近那些社会运动的关键性政治面貌。不过，这一危机单独而言可能对系统还不是致命的，我们在各处（在各种工会那里）都已经看到一种自主管理的普遍化方案对危机的形式超越（对危机的回收）。不再有授权，所有人都是享有全权的生产负责人！意识形态的新一代人站起来了！但他们将有很多事要做，因为这一危机与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危机相联系，而后者触及的是生产本身，是生产系统本身。在这方面，那些移民可能也间接地处于分析仪的位置。如同他们曾分析“无产阶级”与自身代表体制的关系一样，他们现在分析劳动者与自身劳动力的关系，分析劳动者与作为生产力的自身的关系（而不再仅仅分析他们与他们中间某些作为代表体制的人的关系）。这是因为移民是最后脱离非生产本位主义传统的人，因为过去必须解构他们才能把他们投入西方的劳动过程，而现在正是他们反过来彻底解构这一普遍过程，解构这种统治西方社会的生产本位主义道德。
一切都仿佛是欧洲劳动力市场对他们的雇佣造成了欧洲无产阶级面对劳动和生产时不断增多的堕落行为。现在涉及的不再仅仅是那些抵制劳动的“地下”实践（怠工、浪费、旷工，等等），这样的活动从没停止过——这次是：工人们公开地、集体地、自发地停止劳动，就这样突然停了，他们什么也不要求，什么也不谈判，工会和资方陷入绝望，工人们却在下星期一同样自发而且“全体一致”地复工了。既没有失败，也没有胜利，这不是一次罢工，而是一次停工。这种委婉说法比罢工一词更说明问题：全部劳动纪律都消失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工业殖民强加给欧洲的所有道德和实践的标准都瓦解了，都被遗忘了，而且从表面看没有经过努力，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干干停停，随随便便，不守时间，对工资压力、盈余、晋级、积累、预测等都不关心——人们只做非做不可的，然后停下来，以后又重新开始。这恰恰是殖民者所指责的那些“不发达者”的行为：不可能训练他们适应价值/劳动，适应理性的连续时间，适应工资收益的概念，等等。只有把他们输出到海外才能将他们纳入劳动过程。正是在这个时刻，欧洲劳动者自己也越来越向“不发达者”的行为“倒退”。西方无产阶级自己也堕落了，这可不是对殖民化及其最先进形式（劳动力输入）的微不足道的报复——这样一来，也许某一天应该把西方无产阶级输出到不发达国家来让他们重新明白劳动的历史革命价值。
这种移民劳动者的超殖民化（因为殖民地不能赢利，所以人们输入了这些劳动者）和这种影响所有社会领域的工业非殖民化（在学校，在工厂，在各处，人们从酷热的劳动投资阶段转向冷酷的、犬儒主义的工作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移民（以及那些年轻的熟练工或来自农村的熟练工）最后离开对理性劳动的“未经批准”的冷漠，所以正是他们在分析西方社会，分析这种劳动强制集体化，这种集体偏执狂近来可能包含的、脆弱的、浅薄的、任意的东西，人们把这种集体偏执狂变成了一种道德、一种文化、一种神话，以至人们忘记了这种工业纪律以闻所未闻的代价强加给欧洲本身还不到两个世纪，这种纪律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现在它开始危险地崩溃了（其实，它不会比另一种殖民化，即海外殖民化持续更长时间）。
为罢工而罢工
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目前的斗争真相。这种罢工没有动机，没有目的，没有政治参照，它以对抗方式回应一种也没有动机、没有参照、没有社会使用价值，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生产——回应一种为生产而生产，总之回应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从此只是一个再生产系统，它在巨大的劳动过程重言式中围绕着自身旋转。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相反的重言式，但它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暴露了这种与价值规律的最高阶段相符的资本新形式。(https://www.daowen.com)
罢工终于不再是一种影响政治力量关系和权力游戏的手段，不再仅仅是手段，它成为一种目的。它通过彻底戏拟目的，在自己的场所本身，否定这种从生产变来的无目的的目的性。
为生产而生产中不再有浪费。“浪费”一词在紧缺经济中是有效的，但对我们而言却是不能使用的。它属于一种对系统的虔诚批判。协和飞机、航天计划，等等，这不是浪费，而且正好相反。因为系统已经达到如此高的“客观”无用程度，它所生产并再生产的正是劳动本身。另外这也是大家（包括劳动者和工会）要求系统首先做到的。一切都围绕着就业旋转——社会性就是创造就业——为了保护就业，英国工会准备把协和飞机改装成超音速轰炸机——选择通胀还是失业：通胀万岁，等等。劳动就像社会医疗保障，就像消费品，成为一种社会再分配的财富。这是巨大的悖论：劳动越来越不是一种生产力，它越来越是一种产品。这一面貌是资本系统目前的突变所具有的重要特征，是使资本系统从特定生产阶段达到再生产阶段的革命所具有的重要特征。这个系统的运转和扩展越来越不需要劳动力，人们要求它提供、“生产”越来越多的劳动。
为罢工而罢工的要求符合系统的这种荒谬循环性，在这一系统中，人们为了生产劳动而劳动（而且今天的大部分“请愿”罢工也是通向这里）。“付给我们罢工这几天的工资吧”——这实际上是说：付给我们工资吧，以便我们能够再生产“为罢工而罢工”。这是总系统荒谬性的倒转。
今天，产品，所有产品，包括劳动本身，都超越了有用性和无用性——不再有生产性劳动，从此只有再生产性劳动。同样，既不再有“生产性”消费，也不再有“非生产性”消费：从此只有一种再生产性消费。休闲像劳动一样是“生产性”的，工厂的劳动像休闲或第三产业一样是“非生产性”的——用哪种说法并不重要，这种随意性所标志的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完成阶段。一切都是再生产性的——即一切都失去了具体的目的性，以前这种目的性使生产和再生产之间有所区别。从此没人生产了。生产死了。再生产万岁！
生产的系谱学
目前的系统再生产的，是最严格定义上的资本：作为社会关系形式的资本，而不是通俗词义上的作为金钱、利润和经济系统的资本。人们一直把再生产理解为生产方式的“扩大”再生产，而且这种扩大再生产由生产方式决定。现在也许应该把生产方式设想为再生产方式的一种形态（不是惟一的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物质生产率的领域）也许只是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可能的情况之一，因此从历史角度而言是相对的。再生产是一种远远超越了经济剥削的形式。因此生产力的游戏并不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在历史上，“无产阶级”（工业雇佣劳动者）的地位难道首先不是监禁、集中、社会排斥的地位吗？
制造业的监禁是福柯所描写的17世纪监禁的神奇扩大化。“工业”劳动（非手工业的、集体的、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受到控制的劳动）难道不是来源于那些最早的大收容所吗？起初，正在走向理性化的社会监禁那些游手好闲者、流浪者、异常者，社会给他们事做，让他们定居，把劳动的理性原则强加给他们。但这是相互的传染，社会通过这道鸿沟建立了自己的理性原则，而这一鸿沟却扩展到了整个劳动社会：监禁是一个微型模式，它很快就作为工业系统在全社会普及，全社会在劳动和生产本位主义目的性的影响下，变成了集中营、拘留所、监狱。
不应该把无产阶级和剥削的概念扩展到种族压迫、性别压迫等方面，而应该想想情况是否正好相反。应该想想工人及其基本地位是否与疯子、死人、自然、动物、儿童、黑人、妇女一样——不是被剥削的地位，而是被驱逐的地位——不是被掠夺、被利用的地位，而是被歧视、被标记的地位。
我推测，从来都只是在这种歧视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阶级斗争：下等人为了反抗自己的牛马地位，反抗这种卑鄙的、使他们沦为下等劳动人的种姓鸿沟而斗争。这一切掩藏在每一次罢工中，掩藏在每一次造反中，今天仍然掩藏在那些最“工资化”的行动中：它们的危害性来源于此。不过，无产者在今天是一个“正常”的人，劳动者被提升为一个享有全权和尊严的“人”，而且他也以此身份负责恢复所有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歧视：他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压迫者。与目前那些异常者和各种各样的受歧视者相比，劳动者站在资产者一边：即站在人类这边，站在正常人这边。这个社会的基本法不是剥削法，而是正常性法典，这是真的。
1968年5月：生产的幻觉
从生产过渡到简单而纯粹的再生产造成的最初冲击波是“1968年5月运动”。它触及的首先是大学，首先是人文科学学院，因为正是在这些地方事情变得非常明显（尽管没有清晰的“政治”意识）：人们在这里不再生产任何东西，人们在这里只是再生产（再生产教师、知识和文化，这本身也是总系统的再生产因素）。正是被当成完全的无用性、无责任性、降级（社会学家有什么用？）的这一切引发了1968年学生运动（不是因为缺少出路——再生产中总有足够多的出路——从此缺少的是真正生产某些东西所需的场所和空间）。
这一冲击波还在延续。随着一些社会领域从生产力的行列完全跌入简单而纯粹的再生产力的地位，这一冲击波只可能传到系统的终端。虽然这个过程首先触及的是文化、知识、司法、家庭领域——也就是所谓的“上层建筑”领域，但很清楚，它在今天已经开始逐渐影响整个被称为“经济基础”的领域：1968年以后的新一代罢工，尽管是局部的、未经批准的、插曲式的——这并不重要，但它们证明的不再是从属于生产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甚至在工厂里也从属于再生产的那些人的造反。
然而，即使在这个领域，最早触及的也只是几类散乱的边缘人员：直接从农村进入工厂的年轻熟练工、移民、未入工会者，等等。出于我们已经指出的所有那些原因，事实上，传统的、有组织的、加入了工会的无产者很可能是最后做出反应的人，因为正是他们最有可能长久地保持生产性劳动的幻觉。这种通过与其他所有人相比而来的真正生产者的意识，这种尽管以受剥削为代价但仍然是社会财富的源泉的意识，这种通过组织得到强化和认可的“无产阶级”意识，必然构成最牢固的意识形态堡垒来反对解构目前的系统，这个系统远没有使一些民众阶层全部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没有像马克思主义的漂亮理论所希望的那样扩大“生产性”劳动剥削，而是使所有人都向再生产性劳动者的地位看齐了。
这些“生产性”体力劳动者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生活在生产的幻觉中——这就像他们休闲时生活在自由的幻觉中一样。
任何事情只要被当成财富的源泉或满足的源泉，当成使用价值，就是可以忍受的，哪怕是被异化、被剥削的最差的劳动也是如此。只要人们还能发现一种与个体需求或社会需求相符的“生产”（哪怕是以想像的方式相符，所以“需求”这个概念才具有如此的根本性，如此的蒙蔽性），个体或历史的最差的形势就可以忍受，因为生产的幻觉永远是让生产符合其理想使用价值的幻觉。那些今天还相信自己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人，即那些无产者，是潜在的受到最大蒙蔽的人，他们最不可能造反，这种造反能让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深深的无用性，意识到循环性操纵：把人变为荒谬的再生产的纯粹标志。
这一过程普及到全社会的那一天，1968年5月将获得全面爆发的形式，大学生/劳动者的联系问题将不复存在：这个问题表现的仅仅是那道区分两类人的鸿沟，一类是在目前的系统中还相信自己的劳动力的人，另一类是对此不再相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