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死亡

[1]如果这仅仅是指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而言所具有的优势（或者语言的结构维度对功能维度而言所具有的优势）——那么马克思和索绪尔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马克思几乎把使用价值当做交换价值的中项或纯粹的托辞。他的全部分析都建立在等价法则上，这一法则处于交换价值系统的中心。但即使有系统中心的等价关系，也没有总系统的不确定性（总是有确定性和生产方式的辩证目的性）。目前的系统则建立在不确定性上，被不确定性推动。反过来说，它受到一切确定性之死的纠缠。

[2]理论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也丧失了自己的确定性，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纹心结构”的方式退向一种无法找到的现实。今天我们就处在这种境遇中：处在不可判定性中，处在像浮动货币一样的浮动理论的时代。目前所有的理论，不论它们来自什么视野（包括精神分析），不论它们带有什么暴力，都企图重新找到一种内在性或一种没有参照的流动性（德勒兹、利奥塔尔等），所有的理论都在浮动，它们的意义仅在于相互示意。要求它们建立与某种“现实”的一致性，这是徒劳的。系统为理论劳动力免除了任何参照担保，这就像为另一种劳动力所做的一样。同样也不再有理论的使用价值了，理论生产之镜也破裂了。这一切是正常的。我想说的是，这种理论不可判定性本身是一种符号效果。因此，不要有幻觉：这种理论浮动完全不是精神分裂症的“偏离”，在这种偏离中，流体也许可以自由地通过没有器官的身体。（什么器官？资本的器官？）这种浮动仅仅意味着从此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按照浮动汇率相互交换，但它们再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资，除非是在自己的文字之镜中投资。

[3]马克思是聪明的人，他的集体劳动者概念几乎承认了这一点：“然而，个体产品变为社会产品，变为集体劳动者的产品，其各个成员都在或多或少、甚至完全没有的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材料的处理，从此时起，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者的确定性就必然会扩展。为了成为生产性的，并不需要亲自动手，只需要成为集体劳动者的某个器官或承担某个功能就够了。生产性劳动的原始确定性来源于物质生产的特性本身，它相对于被当做一个人看待的集体劳动者而言是真实的，但它不再适用于每个单独的成员了。”（《资本论》）

[4]如果人们愿意，可以说自由时间是某种形式的“复杂劳动”，这里的意思是说，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相反，符合服务的定义：贡赋与贡赋交纳者相互关联、不具有和抽象社会劳动时间的等价关系、不具有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工资的等价关系。马克思要是没有弄错生产性劳动和所有那些倾向于拯救历史主体的区分，那本该能够发现这一点：生产性劳动者。马尔库塞本不该对自由时间抱有幻想：“如果劳动力的物化达到完美程度，那就会出现物化形式的爆炸，迫使个体服从机制的链条就会出现断裂……人将享有一种自由时间，如同他将赋予他的私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形式”（《单面的人》），他本该明白，系统正是在非劳动的相反仿真中，通过技术进步和自动化，生产自由时间，以此作为劳动力的极端物化，作为抽象社会劳动时间的完成形式。
另一种“复杂”劳动：教育、资格、学校，等等。有一种用剩余价值的概念分析这一切的诱惑：资本在知识、教育、学习中再投资，资本不断添加到简单劳动者身上。亚当·斯密说：“一个以大量劳动和时间为代价培养出来的人可以比做一部昂贵的机器……”他错了。教育、培训、学校不是被挪用的投资。它们完全是奴役和控制的社会关系。资本在这里寻找的不是复杂劳动，它在这里绝对赔本，它为了再生产自己的霸权而牺牲了自己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

[5]失业工资已经是这样了（今后在法国，被解雇后可以领取一年工资）。但某些国家实施的“负税”计划超越了失业工资，这一计划为所有人设定了最低工资，包括母亲、残疾人、无业青年等。失业作为危险的形势（以及它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在这里简单而纯粹地消失了。劳动成为一种选择，工资成为一种生存签证，一种在社会机构中的自动登录。资本，虽然仍是雇佣劳动，但这次是在它的纯粹形式中——脱离了劳动的形式——脱离了所指的能指（借用索绪尔的类比）——它过去仅仅是雇佣劳动的次要内容。）

[6]人们可以通过住房的社会发展，清楚地看到资本的策略怎样从一种经济过程转向一种延伸过程。
最初，工人的住房只不过是工棚，附属于工厂，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场所，策略场所依然是工厂和企业。住房没有被资本形式所包围。
渐渐地，住房就像带有标志的时空，被投入社会空间的普遍化直接控制过程中——不再是劳动再生产的场所，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形式、作为特殊功能的生境本身再生产的场所，不再是劳动者的再生产，而是居住者本身的再生产，“用户”的再生产。因为在无产者之后，“用户”成为工业奴隶的理想典型。这包括财产用户、词语用户、性用户、劳动本身的用户（即工人，“生产性要素”成为自己的工厂和劳动的用户，如同使用个人和集体的用品，如同使用社会服务）、交通工具用户，但还有自身生死的用户。
这是偏离中心的、延伸的、全方位的策略，使用或占有使用价值是社会控制自主管理的完成形式。

[7]加利福尼亚的数字化分解乌托邦就是如此：计算机把劳动分配到家庭。这是劳动在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毛孔中的扩散。不仅劳动力不再存在了，而且连劳动时空也不再存在了：从此社会成为价值过程惟一的连续体。劳动变为生活方式。为了反对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的普遍存在（这种存在是与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的原貌的消失联系在一起的）而让工厂的高墙、工厂和阶级斗争的黄金时代重现，这毫无用处。从此工人只能如同警察保持镇压想像一样，保持自己的斗争想像。

[8]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对如下的系统而言不再有意义：这个系统曾经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者，是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发生器，现在则通过再分配或预先再投入社会剩余劳动的全部等价物，成为全部生活的再生产者。从此，剩余价值既无所不在，又无所存在。准确地说，不再有“资本的假成本”，反过来说，也不再有单向面榨取这个意义上的“利润”。系统的法则是放弃剩余价值并将其再分配，以便它能流通，以便所有人和每个人都进入这种不断再分配的密网，成为剩余价值的管理者，而整个群体则成为剩余价值的自主管理者，这样就全都深深地投身于资本的政治和日常秩序中了。如同剩余价值从资本这边看不再有意义一样，剩余价值从被剥削者那边看也不再有意义。劳动者曾经是在工资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的人，而现在变为在一般化劳动过程中再生产自己的全部生活的人，与这样的劳动者相比，一部分返回到工资的劳动和另一部分被称为剩余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区分不再有意义了。

[9]与过激主义要求相似的其他形式：人人工资平等、反资格斗争：所有这一切瞄准的全是劳动分工的终结和工资/劳动力等价关系基础上的等价法则的终结。因此它们间接瞄准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本身。

[10]不发达国家也出现相同的现象。原材料价格没有限制了，这是从如下的时刻开始的：原材料远远超出经济范围，成为接受世界政治秩序的符号和担保，这种秩序就是和平共处的地球村，但不发达国家感到自己是在强国的支配下被强行拉进来的。于是面对着一个阶级的世界统治——这是资本主义的统治还是共产主义的统治并不重要，价格的攀升成为一种挑战，不仅向西方国家的财富挑战，而且也向和平共处的政治系统挑战。
阿拉伯人在能源战争之前，处在工资要求的传统阶段：让人支付石油的合理价值。此后则是尽可能高的、没有限制的要求，它的意义变了。

[11]能源危机为两者同时带来了一种不在场的证明和一种完美的威慑。从此，通胀这种系统内在的结构危机将可能归罪于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国的“抬价”，而对生产本位主义系统的不满——过激主义的工资挑战是其表现之一，将可能由于匮乏的讹诈而遭到抵制，即由于经济系统本身的使用价值的讹诈而遭到抵制。

[12]但这种参与并不排除其他一切被剥夺了社会代表权的组织的参与。女青年、中学生、同性恋者以及那些“无产者”自己，他们成为了“野蛮人”，或者如果人们同意，工会归根结底完全不代表他们，工会只代表自己，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全都是“移民”。反过来说，移民也可以不再是移民。因此，没有“本来面貌的移民”，这些人不能构成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不能构成一个可以接替无产阶级的新无产阶级。

[13]巴黎国民银行的如下广告值得在这个方向上展开分析：“我对您的金钱感兴趣——礼尚往来——您把钱借我，我让您受益于我的银行。”
一、这是资本第一次（在国际金融资本构成的尖端机构中）如此清晰地、面对面地陈述等价法则，而且是当做广告论据陈述的。一般而言，这种事要保持沉默，商品交换是不道德的，任何广告都为了抹去这一点而强调服务。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种坦诚是第二层面具。
二、表面的目标是从经济角度说服大家把钱拿到巴黎国民银行来做一笔好买卖。但真正的策略是平行展开的（和警察一样）。这就是用“一对一”的资本主义坦诚来说服大家：不再有情感、服务的意识形态已经结束、牌都摊在桌上，等等。这就是以暴露隐藏的、不道德的等价法则这种淫秽行为来引诱大家。“男性”的同谋关系：男人之间分享资本的淫秽真理。由此产生了这个广告的放荡意味，产生了这种像注视你们的性器官一样注视你们的金钱的目光所具有的好色而下流的神情。这里的技巧就是邪恶的挑逗，它比微笑这种简单化引诱更微妙（劝业银行的反击主题就是如此：“微笑的应该是顾客，不是银行家”）。用经济的淫秽来引诱大家，在资本的残暴性本身造成的邪恶魅力的层面上俘虏大家。从这个角度看，那条标语意味的仅仅是：“我对您的屁股感兴趣——礼尚往来——您把屁股借我，我来鸡奸您。”并非所有人都会因此而感到不愉快。
交换的人文主义道德之下掩藏着资本深深的欲望，价值规律令人眩晕的欲望。这个广告试图重新抓住的正是这种经济之内和之外的同谋关系，它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政治直觉，尽管它自己也许并不知道这一点。
三、广告制作者不可能不知道，对中产阶级而言，这种吸血鬼的面貌、这种淫荡的同谋关系、这种直接的攻击会带来负面反应。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最奇特的陷阱就在这里：这个广告是为了把各种抵抗凝聚到利润和等价法则上——是为了把资本与利润、资本与经济的等价关系（礼尚往来）强加给这一切已经不再真实的时刻，此时资本已经转移了自己的策略，因此它可以宣布自己的“法则”，而这已经不再是它的真相——这个法则的宣布只不过是一种补充性欺骗。
资本不再依靠经济法则生存：所以这个法则才能成为广告论据，跌入符号及其操纵的领域。经济仅仅是价值的数量剧场，广告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而其中的金钱只是一个借口。
由此产生了这个广告本身的可替换性，它可以在所有层面上起作用：
例如：
我对您的潜意识感兴趣——礼尚往来——您把性幻想借我，我让您受益于我的分析。
我对您的死亡感兴趣——礼尚往来——买一份人寿保险吧，我让您的家人幸福。
我对您的生产性感兴趣——礼尚往来——您把劳动力借我，我让您受益于我的资本。
依此类推：这个广告可以作为目前所有社会关系的“一般等价物”。
四、如果这个广告的基本信息不是等价关系的信息，那么a=a，即礼尚往来（没人会受骗，广告制作者很清楚这一点），是剩余价值的信息吗（因为对银行家和资本而言，交易是以a=a+a'这一等式结束的）？这个真相，广告几乎没有加以掩盖，所有人都可以觉察到。资本在此处玩的是一种模糊游戏，它几乎摘掉了自己的面具，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事实上这个广告所说的东西并不属于数量等价关系或剩余价值的范畴，而是属于重言式的范畴：
不是：a=a
也不是：a=a+a'
而是：A是A
这也就是说：一家银行就是一家银行，一个银行家就是一个银行家，金钱就是金钱，你们对此毫无办法。这个广告在陈述经济等价法则的幌子下，实际陈述的是重言式命令，是统治的基本规则。因为，如果一家银行就是一家银行，或者一张桌子就是一张桌子，或者二加二等于四（而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的那样等于五），那么这就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信条”。当资本说“我对您的金钱感兴趣”时，它虚构了赢利性，以便保证自己的可信性。这种可信性属于经济范畴，但那种与重言式相联系的、其本身概括了资本主义秩序同一性的信条却属于象征范畴。

[14]因此，就像曾经存在过使用价值的自然主义幻想一样（对马克思而言也是如此），今天，对我们而言，存在着交换价值的经济主义幻想。交换价值在代码的结构游戏中为我们扮演的角色正好是使用价值在价值的商品规律中扮演的角色：参照性仿象。

[15]美国参议院甚至估算把水恢复到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前的纯度所需的费用（即“1491年标准”，大家知道，哥伦布是1492年登陆的）：3500亿美元。但这几千亿美元并不重要。因为这些议员计算的实际上是把系统本身恢复到原始积累的最初纯度、恢复到劳动力的黄金时代所需的费用。这是1890年标准吧。甚至是1840年标准？
同样，目前的货币系统梦想的是作为信用价值稳定剂和催化剂的黄金及其本位制。因为在丧失黄金参照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由而无限的投机——现在达到的阶段——每时每刻都紧挨着灾难：任意性和通胀是如此巨大，以至货币体制本身都摇摇欲坠并且丧失了任何可信性。这里需要一种通过参照而来的周期性再生，一种“批判”再生，以免金融交换走到自我摧毁的非现实尽头。

[16]当然，价值的结构规律和商品规律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这就像在上一个阶段，商品规律和抵抗它的前资本主义价值之间有矛盾一样（这些前资本主义价值甚至没有完全消失）。因此，系统的绝对目的是控制死亡：这属于生命的结构标志，但碰到了经济必要性和传统利润逻辑（延长治疗、延长生命等所需的巨大费用）。由此产生了一种妥协，一种荒诞的平衡（人们决定让35%的白血病患者继续活下去）。这是死亡边缘成本的数字计算。超出部分，人们就让其死去。这是经济犬儒主义吗？不。正相反，经济在阻止系统走到它自己的逻辑尽头，即封锁人们走向自身死亡的通道。
事实上，两种价值形式之间存在着整套的游戏，而且一切都受到这种二分法和危机策略的支配。因为危机似乎在要求某种解决办法，而它实际上已经是这种解决方法了。

[17]人们在馈赠—交换的氛围中，把馈赠变为原始“经济”的特征，同时这也就成为价值规律和政治经济学的抉择原理。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欺骗了。馈赠是我们的神话，是与我们的唯物主义神话相对应的唯心主义神话——我们把原始人同时埋葬在这两种神话之下了。原始象征过程没有经历过无偿的馈赠，它只经历过交换的挑战和复归。当这种复归被打断时——这恰恰是单向馈赠的可能性造成的（这意味着价值存储和单向转换的可能性），严格意义上的象征关系便死亡了，于是权力就出现了：权力接下来所做的就是在契约的经济配置中展现自己。可以在顶端（资本）积累一种价值储备，并使其生长、增殖，这种想法是我们的（操作）虚构，是我们的形而上学：这是积累和资本的圈套——但是，认为人们可以（在馈赠中）绝对地放弃这种储备，这同样也是我们的虚构。原始人知道这一切是不存在的，价值在一端的停留，隔离某个部分、某个方面的交换这种可能性本身是无法想像的——从来不存在没有对等物的东西，这里指的不是契约意义，这里是说，交换的过程必然是可逆的。原始人把自己的全部关系都建立在交换中的双重性和死亡这种不断的回火之上，而我们却把我们的秩序建立在切割交换中不同的两极并使之自主化的可能性之上：由此产生的或者是等价交换（契约），或者是非等价交换，没有对等物（馈赠）。但这两者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服从的是相同的瓦解过程和相同的价值自主化原则。

[18]这一切也许在身体屈辱和野蛮剥削的阶段，即在商品价值规律下的资本主义“卖淫”阶段更为真实。我们这个结构价值规律的阶段还剩下什么呢？

[19]这在“负征税”中显得尤其清楚，此时的工资是单向赐予的，强加的，没有作为交换的劳动。雇佣劳动者没有等价关系：人们可以看出这种超越经济的契约中形成的东西——通过馈赠和补助而建立的纯粹的统治，纯粹的奴役。

[20]这就是象征交换。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与一切馈赠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与一切人文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或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馈赠是权力的源泉和精华本身。只有反馈赠才能废除权力——这就是象征交换的可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