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从此，对我们而言，政治经济学就是“真实”，也就是说，它恰恰就是符号中的参照：它是一种已故秩序的视野，但这一秩序的仿真保护了整体的“辩证”平衡。真实，“因此”就是想像。因为这两个过去不同的范畴现在已经融合而且一起漂移。代码（价值的结构规律）使政治经济学（价值的有限商品规律）作为我们社会的真实/想像而系统地复活，价值的有限形式的显现等价于它的根本形式的遮蔽。
利润、剩余价值、资本机制、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话语都是作为参照话语上演的。价值的神秘性是在舞台上生产的（当然，神秘性简单地更换了价值：是结构价值变得神秘了）：所有人都同意经济的“决定性体制”，这一体制因此而变得“淫秽”[13]。这是挑衅。资本不再到自然、上帝或道德中寻找自己的不在场证明，而是直接到政治经济学中，到它的批判中寻找，并且依靠对自身的内在揭露而生存——这是辩证的刺激和反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资本的设计中所充当的角色就来源于此。
这里上演的剧本与布尔迪厄（P.Bourdieu）/帕斯隆（J.-C.Passeron）两人对学校系统所做的描述是一样的：正是系统所谓的自主性使自己可以有效地再生产一个阶级社会的结构。这里也是如此，正是政治经济学所谓的自主性（尤其是它的决定性体制的价值）使自己可以有效地再生产资本的象征游戏规则，再生产资本对生死的真实统治，即建立在代码上的统治，这种统治不断地鼓动政治经济学成为中介、不在现场证明和遮羞布。
如果人们希望一台机器再生产生产关系，它就必须运转。一件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才能维持交换价值系统。过去，这就是第一层面的剧本。今天，仿真处于第二层面：一件商品必须作为交换价值运转，才能更好地隐瞒它作为符号流通并且再生产代码这一事实[14]。社会必须作为阶级社会，作为阶级斗争来自我生产，必须在马克思/批判的层面上运转，才能更好地掩盖系统真正的法则及其象征摧毁的可能性。马尔库塞很久以前就指出过唯物辩证法的这一偏差：生产关系不仅远没有被生产力摧毁，而且还使生产力（科学、技术，等等）屈服于自己，并且在其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合法性。这里也必须转到第二层面上来：正是象征统治的社会关系使整个生产方式（全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屈服于自己，并且在政治经济学及其革命的表面运动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合法性和最美的托词。
由此产生了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屏蔽结构复活并且使之戏剧化的必要性。因此产生了我们今天与之打交道的这种危机，这种危机的永恒仿象。
在政治经济学的美学阶段，即生产的无目的的目的性阶段，积累和劳动的伦理神话、苦行神话崩溃了。资本可能因这种价值的瓦解而丧命，所以开始怀念它那伟大的伦理时代，即生产仍有意义的时代，生产力短缺并发展的黄金时代。为了重建目的性，为了重新活化经济原则，必须再次造成短缺。由此产生了生态学，在这种生态学中，绝对稀少的危险使一种能量守恒伦理得以恢复。由此产生了能源危机和原材料危机，这是给予系统的真正的恩惠，因为在此之前，生产之镜反射给系统的只是一个空洞而疯狂的形式。危机可以把失去的参照归还给经济代码，把逃离的重力归还给生产原则。人们将重新找到苦行的趣味，那种来源于缺乏和剥夺的悲怆的投资。
最近几年的生态学转向已经启动了这种通过危机而再生的过程——这一危机不再像1929年一样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系统退化的危机，是系统在循环中丧失同一性的危机[15]。这不再是生产的危机，而是再生产的危机（所以不可能确定这种危机中真相和仿象的状况）。生态学，这就是生产在短缺的幽灵中重新找到源泉，生产重新发现自然必要性，重新锻造价值规律。但生态学太慢了。一次突发的危机，比如石油危机，将成为更有效的治疗。石油越少，人们越能意识到生产的存在。当原材料再次占据突出位置时，劳动力也将再次占据自己的位置，整个生产机制也将重新变得可以理解。这将是另一圈的重新开始。
因此无需恐慌。当劳动力的密集调动和劳动力的伦理都有瓦解的危险时，物质能源的危机将及时赶来阻止生产目的性真正灾难性的毁灭，把这种毁灭变成一种简单的内在矛盾（我们知道，这个系统正是依靠自己的矛盾生存的）。
还有一种幻觉需要加以考虑：资本系统在达到扩大再生产的某个临界点时，将不可逆转地从一种短缺策略过渡到一种富裕策略。当前的危机证明这种策略是可以逆转的。这一幻觉仍然来源于对短缺现实或富裕现实的天真信仰，即来源于这两个词项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对立这种幻觉。然而，这两项只不过是交替，而且新资本主义的策略定义不是过渡到富裕阶段（消费阶段、压抑性非升华阶段、性解放阶段，等等），而是过渡到两者之间系统性交替的阶段：短缺和富裕——因为两者都不再有参照，即不再有对抗性现实，所以系统可以不加区分地利用前者和后者。这一切代表的是再生产的完成阶段。在政治领域，当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切对抗都被中和、权力的行使可以交替利用前者和后者的时候，上述这个阶段就达到了。
正是词项的这种不确定性，辩证对立成为简单而纯粹的结构交替这种中和，带来了危机现实不确定的特有效果。这种难以忍受的仿象效果——任何来自代码系统化运转的东西都有这一特征——所有人都在尽力用阴谋论清除它。危机可能是“大资本”策划的：这一假设给人安全感，因为它恢复了一种真实的政治经济体制，恢复了一个（隐匿的）危机主体的在场，也就是一个历史真理的在场。仿象的恐怖消除了：一切都更好了——宁愿要资本无所不在的政治经济命定性，只要资本有一个清晰的真理：利润、剥削，宁愿要资本的这种经济暴行，也不愿承认我们所处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中，一切都通过代码的效果来决定和撤消。不了解这个统治世界的“真理”——假如确有真理，这与第一次全面展现这个真理的危机本身是相称的。
因为1929年危机仍然是一次按照再投资率、剩余价值率、利润率来衡量的资本的危机，是一次按照消费的社会目的性来衡量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正是需求调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无目的的目的性交换中解决了这次危机。从此（最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产和消费不再是对立而且可能是矛盾的两极。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领域和危机的可能性本身一起丧失了任何内在确定性。从此经济学领域只是作为经济仿真的过程，残留在一种完全吸收它的再生产过程的边缘[16]。
但是，曾经有过真实的短缺吗？即有过经济原则的现实吗？否则人们今天怎么可以说这种短缺消失了，从此它只是作为神话在起作用，也就是作为富裕神话的交替性神话？从历史角度看，曾经有过短缺的使用价值吗？即有过不可简约的经济目的性吗？否则人们今天怎么可以说这种使用价值在再生产的循环中消失了，被惟一的代码霸权，代码调节的霸权所替代，这一霸权是真正的生死宣判？我们认为：经济学为了自我生产（它从来都只是生产自身），需要短缺与富裕之间的这种辩证张力——但是系统为了自我再生产，今天则只需要经济学神话操作。
因为全部经济学领域都拆除了引信，所以一切都可以用政治经济学和生产的术语表达。经济学成为整个社会的明确话语，一切分析的通俗版本，而且最好是采用它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今天，所有观念学者都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了自己的母语。所有社会学家、人文科学家等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以此作为参照话语。这甚至包括基督教徒，当然尤其应该包括基督教徒。神圣新左派全都站起来了。通过相同的、不分场所的整合操作，一切都成为“政治”，也成为“意识形态”。社会杂闻是政治，体育是政治，艺术就更不用说了：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论证。资本的全部潜在话语都变得一目了然，人们在各处都可以注意到这种“真理”升天中明显表现出来的狂喜。(https://www.daowen.com)
1968年5月标志着这种政治经济学引进中的关键阶段。因为1968年5月的冲击波从象征构造的底部动摇了系统，使“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道德、文化等等）向经济基础本身的意识形态化的过渡变得紧迫，变得生死攸关了。资本将证实针对自己的异议话语，通过这种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合法化增加自己的权力。正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填补了1968年的断层，如同正是各个工会和左派党团就地“协商”解决了这次危机。因此，只是为了挽救灾难性形势，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隐匿参照才被挖掘出来，而它在今天之所以继续得到传播和普及，被拼命地再生产，这是因为1968年5月开启的灾难性形势还没有结束。
如果我们胆大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经济学及其批判都只是上层建筑——但我们不敢这样说，因为这只可能是把这个古老的问题像手套一样翻个面而已。如果这样说，那么经济基础之类的东西在哪里呢？那么这就可能让经济学有一天按照跷跷板的方式重新出现，而这种方式本身也是代码效果。人们经常用经济基础的假象欺骗我们，我们应该把这副面具扔回去。系统自己终结了这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确定性。它在今天假装把经济学当成基础，这是因为马克思曾经天才地向它提示过这种备用策略，但事实上资本从来没有真正根据这种想像的区分运转：资本并非如此幼稚。它的力量恰恰就在于它在各个层面上同时发展，就在于它归根结底从来没有考虑过各种体制的确定性、狡诈的区分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在于它其实并没有把自己与生产混淆，而马克思和其后的所有革命者却都混淆了，只有这些革命者曾经相信并且仍然相信生产，他们在生产中掺进了自己的幻想和最疯狂的希望。资本却满足于通过惟一的运动扩展自己的法则，无情地占领全部生活空间，不论先后次序。资本把人投入劳动，但它同样也把人投入文化，把人投入需求，把人投入语言和各种功能性方言，把人投入信息和交流，把人投入法律、自由、性关系，把人投入生本能和死本能——它在各处都同时根据敌对神话和冷漠神话来训练人。这就是它惟一的法则：随意性。需要使各种体制等级化吗？这种游戏太危险了，有可能转而损害资本自身。不：平等化、中立化、非差异化，这就是资本会做的，这就是它按照法则所做的。但它同时还要在政治经济学的“决定性”面具下掩盖这一根本过程。
在目前这种作为多形大机器的资本中，象征（馈赠与反馈赠、互惠与复归、耗费与牺牲）不再有任何重要性，自然（本原与实体的大参照、主观/客观的辩证法）不再有任何重要性，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只是在脑死昏迷状态中苟延残喘，但所有这些幽灵仍在价值的操作领域里徘徊。这里也许放大并重现了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现象：每个事件首先作为历史存在而出现，然后以戏拟的形式复活。不过对我们而言，这两个阶段相互渗透，因为古老的唯物主义历史本身也成为一种仿真过程，它甚至不能提供一种滑稽戏拟的可能性：今天，恐怖是直接表现出来的，它建立在那些被掏空了实体的事物上，各种仿象立即就在所有确定性中侵吞我们的生活。这不再是戏剧和想像——这是一种中和化的残酷战术，它没有给拿破仑三世那种类型的滑稽表演留出什么位置，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真实的历史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这种历史闹剧。仿象是另外的东西，恰恰是仿象抛弃了我们，同时也抛弃了历史。马克思在系统的革命可能性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一种总体的幻觉。他清楚地看到了已经在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中游荡的东西，即资本“加速”侵蚀自身基础的一种能力。他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企图减少劳动力（如果不是将其完全清除的话），并且企图代之以一种死的巨型劳动力。但由于他认为活的劳动力是客观的、历史的、必要的资本基础，所以他只可能认为资本因而在挖掘自己的坟墓。这是幻觉。资本埋葬了劳动力，但这是以一种更为精巧的方式进行的：它把劳动力变成与资本对立的第二个词项，在一种对立的仿真中，在死的劳动的影响下，把这种可能会粉碎生产关系的断裂能量变成一个与生产关系同质的词项。从此，这个惟一的霸权体制，即死的劳动的体制，分裂为资本和活的劳动这两部分：通过一种编码运转的二元配置，对抗被消解了。但人们会问：那剩余价值呢？那生产呢？这样说吧：资本对此不屑一顾。不能说资本有马克思主义直觉（尽管马克思为了向资本阐明那个正在等待它的东西而做了一切。如果资本坚持不懈地依赖生产领域，那它将很快走向死亡：经济对资本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陷阱），但一切都仿佛是它在这点上清楚地听到了马克思的声音，因此“决定”摆脱生产，转向另一种策略。我说的是：“一切都仿佛是”，因为完全无法确定资本是否曾经有过这种关于自身的生产本位主义幻觉（实际上只有马克思可能有过这种幻觉，并且将其作为历史真理投射出来），更可能的情况是资本以前仅仅是在玩弄生产，当这一切把资本带入致命的矛盾时，它就抛弃了生产。资本曾经认真对待过生产吗？它不会这么愚蠢：当生产正在认真进行时，也许资本已经仅仅是仿真了。
因此，只有处于这个彻底的不确定性领域的行为，只有粉碎这种威慑性经济策略的行为，才能危及资本的统治。
人们永远都不能通过一场直接而辩证的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革命来摧毁系统。所有生产矛盾、生产力量关系，总之生产能量的东西，都必然按照一种类似麦比乌斯带的循环扭曲方式回归系统，推动系统。人们永远不能遵循系统自己的逻辑来战胜系统，例如，能量、计算、理性和革命的逻辑，历史和权力的逻辑，任何一种目的性或反目的性的逻辑——这个水平上最糟糕的暴力是无法控制的，它会转而反对自身。人们永远不能在真实层面上战胜系统，我们所有革命战略家所犯的最糟糕的错误就在于相信可以在真实层面上终结系统；这是他们的想像，是系统本身强加给他们的想像，系统的生存与残存所依靠的正是不断引导那些攻击它的人到现实的场地战斗，而这个场地永远是系统的场地。正是在这里所有人都投入了他们的能量，投入了他们的想像暴力，但一种无情的逻辑不断把这一切带回到系统中。系统不需要真实的暴力或反暴力，它依靠象征暴力而生存。这里指的不是下面这个大受欢迎的语句所包含的堕落意义：在系统增加或“掩盖”自己的物质暴力的地方，“通过符号”造成暴力。不：象征暴力是从一种象征逻辑中演绎出来的（这一逻辑与符号或能量毫无关系）：这就是反馈赠的复归和永恒可逆性，其反面则是通过单向馈赠而获得权力[17]。
因此，必须把一切都移入象征领域，这个领域的法则是挑战的、复归的、抬价的法则，这就如同只能用一次相等或更高等的死亡来回应一次死亡。这里既谈不到暴力，也谈不到真实的力量，这里只涉及挑战和象征逻辑。如果统治来源于系统掌握馈赠的专有权而没有反馈赠这一事实——例如劳动的馈赠，对此只能用摧毁或牺牲来回应，不能用消费来回应，因为消费只不过是这个陷入绝境的赏赐系统又增加的一道螺旋，因此它也就是统治又增加的一道螺旋；例如传媒和信息的馈赠，由于代码的垄断，对此谁也无法进行报复；例如每时每处都存在的社会的馈赠，即防护的、保障的、社会奖赏和激励的体制的馈赠，对此谁也不再可能摆脱——那么此时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系统的统治原则本身反转过来对抗系统：这是回应和报复的不可能性。用一种系统除非以自身的死亡和崩溃为代价才能回应的馈赠来对抗系统。因为任何东西，甚至包括系统都不能摆脱象征义务，正是这一陷阱中存在着系统发生灾难的惟一机会。系统将被死亡的挑战包围，受到毒蝎般的攻击。因为系统为了不丢脸而必须回应的这种馈赠，显然只可能是死亡的馈赠。系统本身必须通过自杀来回应死亡和自杀的反复挑战。
这和扣押人质一样。在象征层面上，即牺牲的层面上——这里排除了任何有关受害人无辜的道德考虑，人质是“恐怖分子”的替代者和第二个自我，人质的死意味着恐怖分子的死，而且这两种死亡有可能在同一种牺牲行为中相混淆。如果没有可能的谈判，那么筹码就是死亡，因此这里涉及一种被迫的加码。当然，整个谈判系统会力图发挥作用，而且恐怖分子自己也经常会采用精打细算的等价关系“词项”，进入这种交换剧本（用人质的生命交换某种赎金或某人的释放，甚至仅仅是为了行动本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扣押人质毫无新颖之处，它只是简单地创造了一种出乎意料的、限于局部的、可以通过传统的暴力或谈判来化解的力量关系。这是一种战术活动。但它涉及到另外的东西，人们通过海牙发生的事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长达十天的难以置信的谈判过程中，没人知道可以谈判的东西，也无法商定“词项”，即可能的交换等价关系。或者说，即使提出了等价关系，恐怖分子的要求也是如此不合理，以致等价于对谈判的彻底否定。这里上演的正是：任何谈判的不可能性，因此也就是向象征秩序的过渡，这种秩序完全不了解这一类型的计算和交换（而系统则只靠谈判而生存，哪怕是在暴力的平衡中）。对这种象征的泛滥（这对系统而言是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情，说到底也是惟一的“革命”），系统的回应只能是，只会是身体的死亡，即恐怖分子的真实死亡——但这是系统的失败，因为这种死亡恰巧是他们的赌注，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是系统仅仅被自己的暴力所刺透，而没有真正回应对自己提出的挑战。因为任何死亡，甚至包括战争中的屠杀，都很容易在系统中推算出来，但挑战性死亡，象征死亡却不是这样，因为这种死亡不再有可计数的等价物——它通向一种除了作为回应的死亡之外就无法使之停止的加码。死亡的回应担保只能是死亡。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系统为了回应而陷入自杀的绝境。这是它通过自身的紊乱和衰退明显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权力机器在这种形势中崩溃了，就力量关系而言，这种形势是微不足道的，但全部微不足道的东西（包括过度本身）都在转而反对权力。警察、军队等全部政权机构和调动的暴力都根本不能对抗这种微小的象征死亡，因为这种死亡把政权带到一个不可能有回应的层面上（例如在1968年，政权的结构性瞬间崩溃就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它不够强大，而是因为学生的实践造成了一种简单的象征移位）。系统进行交换，只可能死亡，它接受挑战，只可能失败。它在这个时刻的死亡是一种象征回应——但它正因这种象征回应而死。
挑战具有致命的效应。除了我们的社会，所有的社会都知道或曾经知道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正在重新发现这一点。抉择性政治的道路就是象征效应的道路。
这就如同一个修炼中的苦行者向上帝挑战，认定上帝永远不能用等价物回报他。上帝做出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声誉、精神能力，甚至世俗霸权的形式“百倍”地回报了他。但苦行者内心的梦想是达到一个极高的修炼境界，以至在那里连上帝都不能接受挑战，不能抹去这一债务。那时他将战胜上帝，他将成为上帝。所以苦行者总是很接近异端和渎圣，所以才会受到教会的审判，教会在这里的存在正是为了让上帝避免这种象征的“面对面”，避免这种致命的挑战，在这一挑战中，上帝为了接受苦行者的挑战而被勒令死亡，被勒令牺牲。教会的角色向来是预防这种灾难性对抗（这首先是为了教会自己的利益），并代之以一种受到调节的忏悔与恩赐的交换，代之以一种上帝与人之间的等价系统，而教会自己则是这一系统的经纪人。
我们与权力系统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所有机构、所有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的中介的存在，都是为了永远避免这种象征挑战、这种致命挑战、这种不可逆馈赠的机会，它就像苦行者的绝对修炼一样，可以战胜任何权力，不论权力的体制有多么强大。从此不应该直接出现这种象征对抗的可能性。应该让一切都协商解决。这就是我们那深深的烦恼的根源。
正因为此，扣押人质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行动才会显出某种迷人的东西：对系统而言，这既是它自己的镇压暴力的凸镜，也是它不能使用的象征暴力的模式，这是它惟一不能使用的暴力：它自身死亡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