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冷战

国内冷战

1962年7月22日

“混合经济”的社会是一种正在自戕的社会。

如果一个半奴役半自由的国家无法生存，那么在一个各个社会群体都互为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国家，又是怎样的情形呢？问问你自己，这样的情形能够持续多久，其必然的结果又是什么？

政府控制一旦介入自由经济，就会产生经济混乱，导致各种问题出现。如果不能及时结束这样的控制，为了解决问题，政府就必须加强控制。如此循环，必然形成一种连锁反应：受害群体希望通过对牟取暴利的群体进行控制以获得补偿，后者又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而且规模更大。

一个被捆绑的人是无法同一个自由人赛跑的：他要么要求解开身上的绳索，要么要求让他的对手也被绑起来。如果人们选择的是第二种方法，经济发展的步伐就会由奔跑减缓为步行，然后变成蹒跚，继而成为爬行，最后崩溃在集权统治国家的大门口。没有人是胜利者，除了政府。

这个过程被称为“经济增长的递减”。

我们已经接近这个过程的高潮，每天报纸的新闻标题都在提醒我们这一点。每个群体都感觉到了这种危险，并开始露出恐慌的痕迹。但他们会采取什么政策呢？

劳工部部长戈德堡先生在钢铁企业合约谈判中宣布，政府在劳资集体谈判中享有“解释和代表国家利益”的特权。在他这番讲话之后，工人领袖们迅速表示了意料之中的抗议。乔治·米尼（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郑重指出：“在他宣布政府的角色是代表国家利益时，他已经侵犯了人民和社会的自由权利……”

企业界的反应如何？全国生产者协会发表了一份谨慎的抗议书，并提出了以下建议：“真正的补救方法是对工人组织进行法律上的约束，使他们无法获得和使用垄断权。”

他们非但没有寻求建立联盟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努力挣脱窒息企业发展的反托拉斯法的锁链，反而要求把这些法律扩展来桎梏那些仍然保留一点自由尚且强大的竞争者。

在医生们奋力反抗实行公费医疗的时候，乔治·米尼也来到了麦迪逊广场公园，参加了肯尼迪先生为奴役医学界而举行的宣传活动。(https://www.daowen.com)

工人组织在支持“医疗保健制度”的同时显然没有想过，一旦各个行业都被政府控制，劳动者就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自由了。

虽然医生们的英勇斗争到目前为止是胜利的——他们证明了胜利是可以争取的——但他们还是注定要失败，问题就出在他们的阵营内部。他们的官方发言人，如美国医学协会，作出的反应几乎和全国生产者协会一样是谨慎温和的。他们似乎都把这些问题狭隘地看作是自己本行业的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更为广泛的政治原则或观点。

新泽西州的医生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们坚持做人的节气，宣布他们绝不会同奴役他们的人合作。

我不知道企业界是否有人声援医学界，至少我还没有听见。至于出版界，他们完全站在了政府这一边。

不久前，肯尼迪先生含蓄地、试探性地建议，报纸应该抵制那些有悖“公共利益”的新闻。对此，各家报纸表示了适度的忧虑，并表达了对这一暗示的异议。可是当米诺先生建议要通过吊销执照的方式对电视广播进行审查时，大多数的媒体却赞扬他是文化和艺术的勇敢捍卫者。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肯尼迪先生威胁要搬出尚未定义也难以定义的反托拉斯法来强迫钢铁业服从他的意愿。直到这时，很多人，包括一些自由主义者，才看到了独裁主义的本质。全国上下充满了忧虑，最后终于导致股票市场暴跌。

但是，有没有人提议通过修改、阐明或者取缔反托拉斯法来剥夺它赋予政府的独断专行的权力呢？没有。有的只是几个建议扩大政府权力的议案。

这就是所谓“混合经济”实则“国内冷战”的本质。当各个社会群体互相残杀时，政府冷眼旁观，等待充当胜利者并且不断强大。不管是谁输掉某场战役，集权主义总会赢得整场战争。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所有人——不管属于什么社会群体——不要再做只顾眼前利益的井底之蛙，而要上升到一定高度，纵览全局。这样的人才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他们的区别包括理解政治原理的能力）。他们能够意识到迎合政府要付出惨重代价，他们能够看到共同的危险——也许他们会行动起来，不是禁锢人民，而是解除控制。这样团结起来的阵线，任何集权主义官僚都是无法抵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