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者的“新边疆政策”

法西斯主义者的“新边疆政策”

1962年安·兰德在福特会堂论坛上发表了这篇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在演讲之前，我想做一个试验：我要给你们阅读一些从政治纲要中抽取出来的观点，请你们在听的时候想一想，你们是否同意这些观点：

“我们要求政府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为公民提供就业和谋生的充足机会。”

“个人的活动不得和集体的利益相冲突，只能在被允许的一定范围内进行，而且要有助于所有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求：……结束金融利益集团手持大权的局面。”

“我们要求分享大企业的利润。”

“我们要求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照顾。”

“我们要求……在民族、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交易中，要尽最大可能考虑小企业的利益。”

“为了确保每个富有才干而又勤勉努力的公民能获得高等教育和领导岗位，政府必须全面扩充整个公共教育系统……我们要求政府为有天分的穷人孩子提供教育经费……”

“政府应该提高公民的健康标准——保护母亲和孩子，禁止童工……对有助青少年体育的俱乐部给予最大的支持。”

“［我们］反对一切物质主义，并且确信，民族的复兴只能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

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1]

你们同意以上的这些提议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意图和精神吗？你们认为这是进步自由的政治纲要吗？请你们注意，这些提议在一个国家得到了广泛支持，大多数已经被制定为法律。

女士们，先生们：这些提议全部出自德国国家社会党1920年2月24日在慕尼黑通过的政治纲要。

有一门学科已经从我们的大学里消失了，那就是政治哲学，它本来可以避免这一系列令人吃惊的观点产生，可以防止我们的国家朝这样的道路上愈滑愈远。政治哲学本可以告诉人们怎样判断各种表面现象下的实质，它本可以告诉人们，在任何年代、任何文化、任何国家，只要人们接受这些道德—政治原则，就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我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某些道德—政治原则正控制着当今的文化。

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会反对下面的这些话：“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个人位置的确定只取决于民族的利益，任何骄傲自满的情绪，任何认为个人至上的想法，不仅仅可笑，而且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存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高于个人精神和个人意志；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决定个人利益的范围并确定个人的义务。”

今天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会赞同上面这些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的信条。这些话是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10月1日说的[2]。

你们记得谁说了下面这些话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必须作出的选择，这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安逸之间的选择，是民族兴盛和民族衰亡之间的选择，是‘进步’的新鲜空气和‘常态’的陈旧凝重空气之间的选择，是积极奉献和无所作为之间的选择。”说这些话的是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他在1960年7月15日接受其政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作了上述演讲。

这会让你们想起什么？是谁把“常态”看作是“无所作为”，是谁以“民族兴盛”的名义蔑视“个人安逸”，又是谁命令生产枪炮，而不是黄油？是纳粹德国的元帅戈林。

知道说下面这番话的人是谁吗：“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国家团结的意义，我们就会意识到它是建立在牺牲之上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认为不断地给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就应该回答……只靠索取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团结。”阿道夫·希特勒于1934年9月30日如是说[3]。

1961年1月20日，在就职演讲中，肯尼迪总统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这里还有另外一段话：“一旦整个国家意识到，这些措施需要每个人作出牺牲，那么他们不会只仅仅减少对物质的需求，他们还会增强一个信念，那就是‘民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富有强大生命力的。”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说[4]。

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我所说的新边疆政策不是什么承诺，而是要求。它包含的不是我想给予美国人民的东西，而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给予的……人民要作出更多的牺牲，而不是得到更多的保障。”

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是“个人通过自我否定和牺牲个人利益去实现体现其价值的纯粹精神存在”。

戈林认为，纳粹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现在谁这样说“个人权利是重要的，但公共利益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权利”？说这话的是我们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保罗·兰德·迪克森（1962年2月11日《纽约时报》）。

1962年9月18日，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宣布他的“政权要在全民中‘公平分配’国家收入和均等机会，并让人们公平地作出牺牲”（1962年9月19日《纽约时报》）。

肯尼迪总统发现这很难实现。据《纽约时报》（1962年9月27日）报道：“他确信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但必须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是，他说，他不知道如何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让人们公平地作出牺牲。”

（请注意，任何一次社会运动都是以收入的“再分配”开始，以牺牲民众告终）

贯穿这些言论的基本道德—政治原则是明白无误的：个人要服从于集体，并为集体作出牺牲。

这条原则（来源于利他主义的伦理观）是一切国家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包括福利国家主义和集权独裁主义。在今天混乱的知识界里，所有的政治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政治理念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大多数人相信，“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某种淡化版本的社会主义。虽然“自由主义”的领导者们不这样认为，但大多数普通“自由主义者”却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希望是这样。但是他们面临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他们不敢明确定义的“新边疆政策”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新版本，而是法西斯主义的新版本。

虽然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流于表面的，而且只限于形式，但却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它使计划经济的权力主义性质能够公然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

很明显，在上面任何一种制度下，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比在任何一种自由经济里都更为严重——人的地位不是取决于他的生产力和成就，而是取决于他的政治影响力。

在这两种制度下，牺牲精神被作为解决任何危机的全能而神奇的手段，“公共利益”是作出牺牲的受害者们共同的祭坛，但它们在措辞方面还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在“新边疆政策”实施两年以来，你们对它的认识是否比当初更为清晰明了？现在唯一清楚的一件事是，肯尼迪先生不断要求扩大权力，而且是不受约束的权力。

我说过，“自由主义”的领导们，即肯尼迪先生和他的顾问们，他们极力掩饰不让别人发现他们走的是什么路。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判断，他们似乎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发表的公开言论——他们称之为“对话”——充满了精心设计的含糊之辞和泛泛之谈，这些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某些观点，含蓄得让人无法指责它所传递的思想，但人们已经能够从中了解到某种暗示，好像那些说话者就是想用这些言外之意来控制和影响听众，而不是通过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语言。

虽然肯尼迪先生的演讲遭到了批评和反对，但人们对它的意义还不够重视，其实这些演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肯尼迪先生向意识形态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他毫不掩饰的尖刻语气充分表现了一个“行动主义分子”急不可耐的心情，他想扫清不利于他统治的最危险的障碍：人们的思维能力以及思维的武器——政治原则。

肯尼迪先生1962年6月11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早在30年代，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就已经告诫这个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必然导致政府控制的日益增强，最终走上集权主义的独裁统治。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极力否认这种可能性。今天，当这些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它们所依据的政治原理也被印证时，肯尼迪先生唯一的回答是，这些政治原理已经不适用了，因为现在是60年代，而不是30年代。

在演讲中，肯尼迪先生请求他的听众放弃知识、理论、原理和抽象概念这样的“迷梦”，转而考虑那些我们生活中具体的问题，而且要把问题一个个分开考虑。这就是说，他要人们采用那种巴比特[5]式的或野蛮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只顾眼前，除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他问题一概视而不见，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原则可言，通常只要手中的棍棒就可以了。

即使是巴比特，对知识也没有表现出这样强烈的痛恨。肯尼迪先生用了“迷梦”、“老生常谈”、“偏见”、“神话”、“陈词滥调”、“口号”、“术语”和“咒语”等等词汇来形容——什么？他避免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真研读他的整个演讲稿才能找出他如此痛骂的敌人是谁。这个敌人就是哲学、意识形态、原理和观点——或者是任何运用这些东西解决政治问题的人。

肯尼迪先生反对的并不是任何意识形态，而是某种意识形态。他训斥的不是商人，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保守派”，而是那些用某些原理阻碍政府行动的人。

他认为，西欧的例子证明了“没有意识形态提供预见的政府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完全可以协调好国家经济的各种因素，并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

是什么促进了经济增长？是什么带来了繁荣？国家经济是如何“协调”的？在肯尼迪先生看来，这些问题之间是毫无关联的。在他眼里，政府的行为和统治不应受制于理论知识，政治科学和经济学都只是一些“意识形态的预见”。

什么是具体、实际、非意识形态的问题？肯尼迪先生给出了下面这个例子：“简单地说，就是怎样让我们的自由经济最大马力地运行——为企业提供足够的利润，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工资，让工厂得到充分的利用，让每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既然所有的政治经济原理都将被抛弃，那么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决定怎样才算“足够”或“充分”呢？谁来决定？肯尼迪先生没有说。

1922年9月18日，阿道夫·希特勒说：“经济学是第二位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人因为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而成为伟人，相反，很多人因为经济学而灭亡。”[6]

肯尼迪先生似乎也同意，经济原理和统治国家无关。

“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而是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肯尼迪先生如是说。

自由和集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正当世界上每个国家（包括被奴役的国家）备受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煎熬时，肯尼迪先生竟然允许自己嘲笑“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既然他的意思不可能是指我们国家能逍遥于国际冲突之外，那他的意思只可能是一种：对于我们来说，冲突已经结束，集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经济——已经取得了胜利。

他宣称：“今天的差异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如果我们的思维受到传统术语或早年那些陈旧口号的限制，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并且解决当代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任何“术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不同政治体制的性质，我们就不会发现我们正在接受集权主义，或者不会注意到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肯尼迪先生指出：“每一个领域的活动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而且要考虑到具体的民族需要，所以，联邦政府的笼统支出并不能说明问题，而且具有误导性。每一个领域，如科学、城市改造、教育、农业、自然资源，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到公私合力，兼顾公私目的和利益，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

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这样的“合力”或“兼顾”正是美国制度——一个自由的经济制度——不该为之的，即使为之也无法长久。自由和控制共存的“混合经济”在其他国家无法立足，在美国更是会失败，我们日渐下滑的经济增长已经验证了这一点。美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自由的经济，虽然也存在一定的政府控制，但最初这样的控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随着这些控制的日益强大，我们的经济受到了重创。但是，肯尼迪先生有一次却轻描淡写地暗示道，政府控制正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明显特征。

这样的暗示在他后来的演讲中得到了强化。

他说：“要想树立彼此的信任，重要的基础是政府和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进行合作，共同不懈地追求经济进步。”

“合作”其实就是“政府控制”。在拥有武器的官僚和手无寸铁的平民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合作，平民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你的“合作者”说的话就是法律，他也许会给你申诉的机会（这要看你的压力集团势力是否够大），但他会徇私枉法，牺牲你的利益，他总是最后的裁决者，他拥有合法的“权利”用枪逼着你放弃自己的财产、工作、未来和生命，一切任他处置。在这样的“合作者”面前，你还能做什么？这就是“合作”的意义吗？这样的语言能帮助阐明我们的民族“对话”吗？

不管集权主义表现为何种形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社会主义，还是正在向这四种形式转变的任何一种“混合”经济——在任何一种形式中，政府对“社会各部门”的控制正是集权主义的实质，“其中的差异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

不，肯尼迪先生并不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已经实现，他演讲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这种转变。在实现这种转变的最后阶段，禁止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显得非常重要。

这就是肯尼迪先生关于我们经济的观点及预见。

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先例。赫尔曼·梅塞施米特对于他们的经济曾作过以下这番纳粹主义的评论：

“一、经济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因此，它是国民经济，经济秩序的任务和目标都取决于国家大事。

“1.一方面，它不是国家经济，不是整体上由国家管理的经济。

“2.另一方面，它也不是服务于社会利益的经济。社会利益独立于国家，只追求个人的最高利益。

“3.相反，它既是自由的，又是受控制的。(https://www.daowen.com)

“（1）它是受控制的，因为它无条件地服务于国家生活的法令。

“（2）它是自由的，因为在它允许的范围内，人们可以充分发挥创造力并取得最大的成就。”[7]

很清楚了，是不是？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这些混杂而不可理解的政治术语，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它们否认控制为控制，只在口头上承认自由。这也是典型的“新边疆政策”。

肯尼迪先生在耶鲁大学的演讲是他发动知识政变的努力之一。

肯尼迪先生和他的顾问们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利用我们的哲学和文化的破产，利用他们对手的怯懦。知识政变包括以下步骤：不断改变政治概念的意义，直到它们最后消失在不可理解的迷雾中——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他们不敢公开发表的主张——然后有一天人们早晨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切已成定局，他们惊讶地意识道：“对呀，每个人都知道自由是一种奴役，美国主义本来就应该是集权主义。”

还有另外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肯尼迪先生重写美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企图。

1962年4月11日，在他斥责钢铁企业提高价格的电视讲话中，肯尼迪先生发表了以下这番话：“这个国家的价格和工资……是也应该是通过自由和不公开的方式决定的。但美国人民有权希望，作为这种自由的回报，企业要对国家利益承担起最大限度的责任……”

在这里，美国总统明确地宣布，自由不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是社会（“人民”或集体）赏赐给他的有条件的恩惠或特权，为了得到这样的特权，他要履行某种义务来换取。如果他没有履行这种义务，“人民”就有“权”剥夺他的权利，把他踢回到受奴役的状态。根据这样的逻辑，权利是集体的财产，而不属于个人。这是国家主义的根本原则。肯尼迪先生一直以自己渊博的历史知识为荣，他的此番高论绝不可能只是措辞不当。

4月11日，肯尼迪先生当众羞辱《独立宣言》的时候，“保守主义者”们在哪里？7月4日，肯尼迪先生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发表题为“相互依存宣言”的演讲时，他们又在哪里？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钢铁危机前的一段“对话”的内容。作为肯尼迪政府哲学的“明确”声明，劳工部长戈德堡宣布，政府在集体谈判中要“明确和强调国家利益”。他宣布，劳资关系不再“以自私的利益”作为解决标准。他明确指出，政府已经确定了新的解决标准，包括三方面互为冲突的利益：资方的自私利益、劳方的自私利益和“国家”的（无私？）利益。

请注意，“明确和强调国家利益”这种表达是何等虚伪。任何人都可以明确和强调某种他喜欢的东西，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显然不是它的字面意思。如果是，肯尼迪先生就不会在钢铁企业无视政府主张时大光其火。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没有明确说明，但它的真实含义是——政府可以任意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政府的任何主张都是不容违背的命令。

不，议会没有通过任何法令允许肯尼迪先生确定价格和工资标准，但是议会确实通过了许多违背客观实际的法令，如反托拉斯法，这些法令给了他打击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力，给了他藐视法制的权力。

德国议会失去了它的地位，我们的议会似乎也在亦步亦趋，重蹈覆辙。

大多数人都无法容忍肯尼迪先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权势暴力：他的暗示过于张扬了。《时代》杂志认为，这是“美国总统对大企业发动的最为野蛮持久的攻击”，并且指出这是一种“集权主义的攻击”（1962年4月20日）。

并不完全支持企业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了查尔斯·赖克一篇题为“另一个这样的胜利……”的佳作（1962年4月30日）。赖克教授写道：“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根本不存在统一的公共利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公共利益’概念。如果自由就意味着任何行动要‘负责任’地符合总统界定的国家利益，那么自由还有什么意义？”他又写道：“难道企业要爬到政府的门前求欢？更重要的是，公民敢于同‘国家政策’分庭抗礼吗？肯尼迪总统的胜利也许有助于推进和平和富裕，但丝毫无益于自由。”

肯尼迪先生的政治纲要里有自由的立足之地吗？

“混合经济”和独裁统治的分界线在于言论自由，审查制度的确立是自由国家的墓碑。请注意，当局政府不遗余力地把我们推向，或者说，就是连哄带骗地把我们推过那条特殊的分界线。

我说“连哄带骗”，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语言一样模棱两可，术语上的含混不清在这里表现得最为严重。

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牛顿·米诺先生是其中最为卖力的一个，很明显，他的任务是要给自由言论领域带来重大改变：首先，消除私人行为和政府行为之间的区别，然后颠倒它们的含义。这是集体主义的老把戏，但以前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肆无忌惮。

言论自由是指政府不得对公民的言论采取制止、干涉或惩罚的行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享有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要求不愿支持你的人一定要提供资金或物质手段来帮助你表达你的观点。言论自由包括可以不必同意、听从和支持自己的敌人。你拥有的这项“权利”不包括别人要为你实现该权利提供物质帮助，你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正常途径来实现。公民不得动用武力或胁迫他人，无权审查或压制任何的观点或出版物。只有政府才拥有这样的权力。审查制度是一个只适用于政府行为的概念。

米诺先生现在要彻底改变这个概念。

米诺先生公开宣布，任何不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电视台和广播台都会被吊销执照，也就是说，要永远沉默下去。是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他没有说，怎样才算符合标准，他也没有说。

米诺先生说，这不是审查制度。那么，什么是审查制度？信不信由你，审查制度就是赞助者拒绝资助某个电视节目，或是电视台拒绝播放某个节目，或是出版商拒绝出版某本书——所以，政府有义务“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受到这类侵害我们“自由”的行为伤害。

这是“新边疆政策”中类似勒索“保护费”的行为：任何个人关于如何使用和处置私人财产的观点、信仰和选择都是审查制度。那么，什么不是审查制度呢？米诺先生颁布的法令。

这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没有了财产权后人们也会失去人权，这也说明了财产权的毁灭怎样导致所有权利和自由的毁灭。如果肯尼迪政府成功了，消除了人们心目中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区别、个人选择和政府命令的区别、理性和武力的区别，那么，他们就能建立起颠倒黑白的集体主义概念：个人行为是胁迫，而政府行为是自由。

我想从1962年3月我就这个问题写的一篇刊于《客观主义者简讯》的文章中引用一段话：

“确实，正如米诺先生向我们承诺的那样，他不想建立审查制度，他想做的事情更为糟糕。审查制度传统上的意义是一种禁止讨论某个话题或观点的政府法令，根据这条法令，政府可以在各种传媒形式公开发行前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审查。但是为了禁锢人们的思想自由，现代的方法更为有力：它借助那些抽象空洞的法律，既不禁止什么，也不允许什么；它从来没有明确的提法，只是把人们的生命、财富、事业和理想交到官僚的手上，奖赏惩罚全由他任意决断。”

在最近的一期《巴伦斯》杂志上（1962年12月10日），你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和支持我的观点。该杂志写道：“上个星期，向来巧舌如簧的那位官僚［米诺先生］第一次哑口无言了。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领会了他们领导人的旨意之后，已经向全国的电视台发出了表达异常直白的信件。在信中，他们指出，除非电视台完全听从委员会关于节目内容和播出时间的意见，否则就会有被吊销执照的麻烦……《广播》杂志披露了整个事件，毫不客气地称之为‘向电视节目集中控制迈出的又一步’以及‘公然的胁迫’。”

米诺先生不是支持“新边疆政策”的唯一杰出代表，还有一位更为年长者，他等待这样的政策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7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国家司法委员会组织一反托拉斯小组，准备对出版业和其他新闻媒体进行广泛的调查。”此次调查的负责人是伊曼纽尔·塞勒委员。

塞勒先生说：“我们十分关注第一修正案，我们也注意到法庭说过，人们能够区分报纸的商业操作和编辑运行之间的不同。”

很显然，塞勒用这番话来证明他是充分尊重宪法的，因为他继而宣布，本次调查是针对“新闻的处理以及辛迪加专栏稿对地方新闻的采编和出版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类（非编辑运行？）的问题。

塞勒先生还将对某些城市里一个人或一个公司同时拥有晨报和晚报的情况进行调查。

他表示：“我们要弄清楚，在这些城市里，报纸是否会因为这些共同所有者的偏见和癖好而对某些事实进行歪曲；我们还要了解这些报纸的编辑政策是否有一贯的政治倾向。”（非编辑问题？）

难道报纸所有者没有保持“一贯”政治信仰的权力，报纸没有坚持“一贯”编辑政策的权力吗？如果一个人在拥有一家报纸时享有自由言论，一旦他拥有了两家报纸就要失去这种权力吗？谁来判断什么样的报道是“事实的歪曲”，什么样的政治观点是“偏见或癖好”？是政府吗？

塞勒先生还说：“同样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分析新闻方面，辛迪加专栏作家会不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对地方新闻记者造成威胁？”

地方性的《中学号角报》的记者自然不是全国辛迪加专栏作家的对手，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我们看到了反托拉斯原理的本质所在——它的形式是如此怪异，就连漫画家也不敢把它作为漫画的素材。然而，这不是什么漫画，这是赤裸裸的事实。

如果为了无能之辈可以牺牲能人，为了失败可以牺牲成功，为了妒忌可以牺牲成就；如果为了保护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小公司可以强迫大公司解体，那么，我们就可以让每个拥有全国听众的人闭嘴，而去为那些听众只限于街坊邻居的人清除场地。

如果可以不让小镇居民享受大连锁店带来的丰富商品和低廉价格，而强迫他们去支持“小杂货店”，那么就可以不让他们和外界进行文化上的接触，不让他们听到名人的声音，不让他们收看网络电视的节目，而让他们局限于当地清仓拍卖和下午茶聚会之类的消息，局限于无聊者的闲话。

言论自由？“什么，我们没有剥夺任何人言论自由啊，”要求解散托拉斯的人会这样异口同声，“只要他的言论不要传出他所在的小镇或社区之外。”

不，政府不会建立什么审查制度，而且也没有必要。托拉斯将受到起诉的威胁已经足够吓倒人了。我们已经看到了钢铁业的遭遇。通过威胁实现统治的前提是受害者“心甘情愿”的自我奴役，其结果是，新闻业比受到审查还要糟糕，它已经奴性十足了。

这些还只是“新边疆政策”刚刚起步的一些做法。要想预知将来会发生什么，你可以看看最近古巴危机中发生的新闻封锁，以及官方企图把新闻变成“公众政策工具”的做法。

女士们，先生们：没有哪一种独裁统治，包括纳粹德国、苏联或任何其他国家，会在一瞬间剥夺言论自由：通常这需要一系列步骤，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

是什么能使这些步骤得以实施？能开关集权主义国家大门的万能钥匙是“公共利益”，是能够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权利甚至生命的“公共利益”。

坚持集体主义信条的不只是肯尼迪先生和他的顾问们，几乎所有我们的政治领导人都和他们一样，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最初提出集体主义信条的是19世纪的共和党人，他们以此来解释某种他们偏好的政府控制行为。共和党议会通过了一项最具破坏力的法令——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直到今天，这条法令还得到了大多数“保守党人”的支持。

肯尼迪先生的政府不是长期集体主义潮流的起源，而是它的结果和产物。“混合经济”是压力集团为了赢得某种特殊的法律特权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内战，并由此导致了政府控制的不断增强。

在这方面，肯尼迪先生不是始创者，而是在“混合经济”最后阶段摇摇欲坠即将崩溃的现状面前惊恐万状的守卫者。对于企业、劳动者或任何其他集团，他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既然他的职责是要“调和”所有压力集团相互矛盾的要求，那他就别无选择，只能动用强权，采取盲目的权宜之计。要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让无效的东西发挥功效，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外别无选择。

今天最该脸红的意识形态派别是那些声称自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福利—国家主义者，他们说自己从来没有支持或希望实现私有财产的社会化，他们希望“保留”私人财产，但要由政府控制其使用和支配。可是，那正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本性质。

不论政府控制偏向劳方的利益还是资方的利益，是穷人的利益还是富人的利益，是某个特殊阶级还是某个特殊种族，结果都是一样的。在独裁统治下，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和失败者，除了统治集团，没有人取胜。

肯尼迪先生在某个方面也许是对的：当他宣布“今天的差异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时，他能在所谓的“实际派”政治家们和当今的政治纲领那里得到共鸣。所有“混合经济”的支持者，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已经接受了集权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还有时间上的区别：有的希望向前跃进，其他人希望爬入相同的深渊。在这方面，肯尼迪先生只是利用了他们的逃避态度，把他们偷偷支持的东西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明确地放在他们面前。

但是，和其他人一样，肯尼迪先生不想坦诚地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他们身后悄悄出现的是法西斯主义。

肯尼迪先生的公众“姿态”和演讲都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那“无名”的制度是共产主义唯一的替代品，统治者们的选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集权国家将在这里长久地存在下去，自由宽松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崩溃或消失，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不必加以讨论或考虑。

希特勒掌权的时候声称，纳粹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替代品，自由时代已经结束了。

但是，事实上，作为一种知识力量或文化理想，崩溃的是集权主义。利他主义—集体主义信条已经走完了它该走的路，它在20世纪达到高潮并走向灭亡。“新边疆政策”只是它微弱的余晖，暗淡无光，难以长久。在今天的知识真空中，它错误地占据了领导者的地位。

如果你想反对“新边疆政策”，你就必须质疑它的基本前提。你首先要意识到，世上没有“公共利益”这种东西，有的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所有人，所有有理性的人，都有一个根本的共同利益，那就是自由。自由是实现“公共利益”的第一要求，人不仅在自由的时候才拥有自由，而是本来就是自由的。他们所有的成就都要以自由为基础，没有了自由，一切都不可能。

自由宽松的社会制度里所推崇的原则是“公共利益”的唯一形式。这样的原则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试着去推行这样的制度，在今天的文化氛围中，这对于你就像是一次通往神秘世界的旅程，但是，你将发现美洲大陆，就像哥伦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