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

这是安·兰德对“现代管理认可的‘忠诚’是什么性质或应该是什么性质”所作出的回答，刊于1958年9月号《大西洋经济评述》。

现代的实业家需要一种新的生活哲学和道德准则——建立在理性和自我利益之上的道德观。

《组织人》中描述的“新教教徒伦理”绝不是一种哲学的道德准则，它只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某种“实际”的行为而制订的一系列规则，而且，从一开始起，它就无法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道德观抗衡：犹太基督教的道德观倡导利他主义、神秘主义和为了他人的福利自我牺牲。资本主义与利他主义的道德观是势不两立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这种冲突的最后阶段。

利他主义准则的发展达到高峰，又陷入绝境，并因此造成我们这个时代世界性的危机。实业家们，或者更宽泛地说，所有才能卓著的人们，都是利他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满足他人的需要，而不是取得个人的成就，是他们的首要道德责任，获得这个地球继承权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平庸之辈。

灾难之源在于我们的现代哲学。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新神秘主义和空想的柏拉图学派都有一个根本的理论：人的大脑是无能的，理性只是一种幻想，客观现实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人也没有力量感悟这种存在。如果你认为这种理论只是一种无害的学术推断，那就请你看一看《组织人》，你会发现怀特先生笔下那些可怜的平庸之辈甘于自我牺牲，完全是上述哲学理论的实践者。从小学到大学，“你认为你是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每个普通的年轻人，最后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个无助的呆子，只有服从集体才是获得安全的唯一途径。他们的下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便是等待共产主义苏联——或任何其他反思想、反个人哲学的效忠者来把他们收归门下。(https://www.daowen.com)

如果美国的实业家有反对知识的倾向，那么上述的那些哲学家应该为此负责，因为他知道他无法依靠这样的哲学生活，所以他企图过一种没有任何哲学的生活，这是一种可悲的错误。他最大的错误在于：他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为知识分子，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否定知识。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将知识分子和实业家结合起来。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思想家，他们生活在这个实在的地球上，而不是生活在某种超现实中，简而言之，他们是亚里斯多德主义者。柏拉图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是历史上所有黑暗时代的哲学，属于集体主义的独裁统治。亚里斯多德主义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之父，是资本主义之父，是美国之父。

如果真正的实业家们——这些社会的精英们——能够每天从十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中抽出一个小时来想一想哲学的性质和力量，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釜底抽薪，会发现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还有他们的大多数公开演讲）都在支持、资助和颂扬那些毁灭他们的人。他们应该奋起反抗平庸者的统治，应该停止遵守敌人的信条，应该停止为自己的才能和成功道歉，应该停止寻求集体主义者对“公共服务”的许可，应该大声要求生存和获利的道德权利。

简单地说，他们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哲学前提——还有他们的公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