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温公行状［1］

司马温公行状 ［1］

曾祖政，赠太子太保［2］。曾祖母薛氏，赠温国太夫人［3］。祖炫，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耀州富平县事［4］，赠太子太傅［5］。祖母皇甫氏，赠温国太夫人［6］。父池［7］，尚书吏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8］，赠太师［9］，追封温国公。母聂氏，赠温国太夫人［10］。

公讳光［11］，字君实，其先河内人［12］，晋安平献王孚之后［13］。王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今陕州夏县涑水乡［14］，子孙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乱不仕。富平府君始举进士，没于县令。皆以气节闻于乡里。而天章公以文学行义事真宗、仁宗为转运使［15］，御史知杂事［16］，三司副使［17］，历知凤翔［18］、河中［19］、同［20］、杭［21］、虢［22］、晋六州［23］。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

公自儿童，凛然如成人。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大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天章公当任子［24］，次及公，公推与二从兄［25］，然后受补郊社斋郎［26］，再奏将作监主簿［27］。年二十，举进士甲科［28］。改奉礼郎［29］。以天章公在杭，辞所迁官，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30］，许之。未上，丁太夫人忧［31］。未除，丁天章公忧［32］。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33］，改大理评事［34］，为国子直讲［35］，迁本寺丞［36］。

【编年】

元祐元年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作。

【笺注】

［1］司马温公：司马光。《宋史》卷三三六、《东都事略》卷八七有传；《名臣碑传琬琰集》中集卷一八有范镇所撰墓志铭。

［2］曾祖政，赠太子太保：顾栋高《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本文以下各注简称《年谱》）卷一：“曾祖政，值五代衰乱，不仕，以公贵，赠太子太保。”太子太保，宋代赠官名，东宫三太之一。《宋史·职官志》一〇：“凡赠官至三世者，初赠东宫三少，次东宫三太，次三公，次中书令，次尚书令，次封小国，自小国升次国，自次国升大国，已大国者移国名而已。”本书卷三八《赠司马光三代七首·曾祖政太子太保》：“某官某故曾祖某官某，笃行有闻，信于乡国。怀道不试，遗其子孙。天不吾欺，再世而显。至于曾孙，其德日跻。衮衣绣裳，进位于朝，退有事于家庙。其致朕命，诏于有神。尚食其报，以康乃后。”

［3］曾祖母薛氏，赠温国太夫人：《年谱》卷一：“曾祖母薛氏，祖母皇甫氏，母聂氏，并赠温国太夫人。”本书卷三八《赠司马光三代七首·祖母皇甫氏温国太夫人》：“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专静有守，柔嘉维则。经之以孝慈，纬之以恭俭。使清白之训，不坠于子孙；而隐德之报，可质于天地。我有异数，诏于幽穸。翟茀副笄，尚服享之。”

［4］耀州：属陕西路，治所在今陕西耀县。《元丰九域志》卷三：“耀州，紧，华原郡，感德军节度。治华原县。”富平县：北宋耀州所属县，在今陕西富平。

［5］太子太傅：亦赠官三太之一，参本文注［2］。本书卷三八《赠司马光三代七首·祖炫太子太傅》：“某官某故祖某官某，笃学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难进，止于一命。无疆之庆，在其子孙。风流未远，英烈如在。歆予宠章，以慰民望。”

［6］祖母皇甫氏，赠温国太夫人：本书卷三八《赠司马光三代七首·祖母皇甫氏温国太夫人》：“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闺门。好礼慈俭，刑于姻族。始生贤子，以大其家。而余泽方茂，福禄未究。再世之后，莫之与京。愍册追荣，国有常典。庶几幽壤，服我宠灵。”

［7］父池：《东都事略》卷六〇本传：“司马池字和中，陕州夏县人也。后举进士，为永宁簿。盛度守光州，池为光山令。曹利用荐为群牧判官，辞不就，朝廷固授之。其后利用贬，其党畏罪，多从而毁之，独池在朝，明利用之枉。除开封府推官，为中贵人所沮，乃出知耀州，为利州路转运使、知凤翔府。召知谏院，表恳免，加直史馆，复知凤翔。为侍御史知杂事，更三司副使，遂以天章阁待制知河中府，改同州，徙杭州。江均、张从革为两浙转运使，恶池，捃摭其事条奏之，降知虢州。徙晋州，卒，年五十三。”本文引用时有删节。

［8］尚书吏部郎中：北宋元丰改制前文臣所带官名，相当于改制后的朝请大夫。天章阁待制：宋代学士官名。《宋史·职官志》二：“天章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天禧四年建。在会庆殿之西，龙图阁之北。明年，仁宗即位，修天章阁毕，以奉安真宗御制。东曰群玉殿，西曰蕊珠殿，北曰寿昌殿，南曰延康殿。内以桃花文石为流杯之所。以在位受天书祥符，改曰天章，取为章于天之义。天圣八年置待制。庆历七年，又置学士、直学士。又有侍讲。”

［9］赠太师，追封温国公：太师，即太子太师，赠官三太之一。《年谱》卷一：“父池，事真宗、仁宗，为利州路转运使、御史知杂事、三司副使、尚书吏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历知凤翔、河中、同、杭、虢、晋六州，以清直仁厚，号为名臣。赠太子太师。”本书卷三八《赠司马光三代七首·父池赠太师追封温国公》：“某官某故父某官某，德为世范，言为士则。躬蹈险夷之节，庶几颜、闵之行。事我仁祖，为时名臣。而儒术之用，止于侍从；德泽之施，极于方镇。天厚其世，笃生异人。不求而名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为天下之用。朕既采民言，俾秉国成；而渊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师臣，祚之大国。使人知有道之士，虽没有无疆之休。”

［10］母聂氏，赠温国太夫人：《年谱》卷一：“母夫人聂氏，秘阁校理震之女。生二子，长讳旦，字伯康，丙午生，长公十三岁，公其次子。”本书卷三八《赠司马光三代七首·母聂氏温国太夫人》：“某官某故母聂氏，早以淑女，嫔于德人。恭俭信顺，以相其夫；慈和严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济于艰难。其遗风余泽，盖有存者。改封大国，正位小君。非独以报其德，庶几令名，与子俱传于天下。”

［11］公讳光：《年谱》卷一：“天禧三年己未，十月十八日，公生于光山官舍。涑水马峦辑公《年谱》云：‘公父池为光山令，十月十八日，生公于此。公生光州，因以为名。”

［12］河内：旧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唐、宋为怀州。《文献通考·舆地考》二：“怀州，《禹贡》覃怀之地，太行山在焉。……汉高帝初，为殷国，寻更名河内郡。后汉因之。晋为河内、汲二郡地。后魏置怀州，兼置河内郡。隋初郡废，而怀州如故。炀帝初州废，复置河内郡。唐因之，亦为东畿内之郡，属河北道。宋同，为河内郡，团练，俄为防御。”

［13］晋安平献王孚：《晋书·宗室传》：“安平献王孚，字叔达，宣帝次弟也。孚温厚廉让，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性通恕，以贞白自立，未尝有怨于人。魏陈思王植有俊才，清选官属，以孚为文学掾。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迁太子中庶子。时群臣初闻帝崩，相聚号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而但哭邪！’孚与尚书和洽罢群臣，备禁卫，具丧事，奉太子以即位，是为文帝。为中书郎、给事常侍，宿省内，除黄门侍郎，加骑都尉。后出为河内典农，赐爵关内侯，转清河太守。转为度支尚书。后除尚书右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及大将军曹爽擅权，李胜、何晏、邓飏等乱政，孚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及宣帝诛爽，孚与景帝屯司马门，以功进爵长社县侯，加侍中，迁司空。代王凌太尉。孚性至慎。宣帝执政，常自退损。后逢废立之际，未尝预谋。景、文二帝以孚属尊，不敢逼。后进封长乐公。及武帝受禅，陈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诏曰：‘太傅勋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导弘训，镇静宇内，愿奉以不臣之礼。其封为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泰始八年薨，时年九十三。配飨太庙。”

［14］征东大将军阳：事迹无考，此说仅见与顾栋高《年谱》卷首。陕州：属陕府西路。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元丰九域志》卷三：“陕州，大都督府，陕郡，保平军节度。唐保义节度。皇朝太平兴国元年，改保平军。治陕县。”夏县：北宋陕州所属县，在今山西夏县。

［15］天章公以文学行义事真宗、仁宗为转运使：此言事真、仁二君为转运使者，似是言真宗、仁宗两朝均担任转运使。考文献，司马池在真宗朝无担任转运使之事。拙撰《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列司马池任利州路转运使在天圣十年至景祐元年。光绪《山西通志》卷一九四《天章阁待制司马府君碑铭》：“入为群牧判官。出知耀州，擢利州路转运司，进曹度支洎兵部。代还，固求外职，知凤翔军府事。”知司马池任利州路转运使之前任群牧判官、知耀州，东坡此状皆未及也。

［16］御史知杂事：《宋史》卷二九八本传：“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遂兼侍御史知杂事。”《会要·职官》七七之三六：“景祐三年六月，御史知杂司马池言事。”拙撰《宋代京朝官通考》列司马池为侍御史知杂事在仁宗景祐二年至三年。原本断为“御史，知杂事”，是未明“侍御史知杂事”乃一官之名，非“御史”及“知杂事”也。

［17］三司副使：按，三司有户部、度支、盐铁三副使，司马池皆尝任官也。《宋史》卷二九八本传：“复知凤翔府。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遂兼侍御史知杂事。更户部、度支、盐铁副使。”《宋元宪集》卷三〇《三司度支副使尚书工部郎中陈琰可三司盐铁副使、三司户部副使尚书工部郎中司马池可三司度支副使制》，宝元元年制。拙撰《宋代京朝官通考》列司马池任三司户部副使在宝元元年；任三司度支副使亦在宝元元年；任三司盐铁副使仍在宝元元年。

［18］知凤翔：《宋史》卷二九八本传：“擢利州路转运使、知凤翔府。召知谏院，上表恳辞。直史馆、复知凤翔府。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遂兼侍御史知杂事。”《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三月庚子）先是，召知凤翔府、兵部员外郎司马池知谏院，池上表恳辞，上谓宰相曰：‘人皆嗜进，池独嗜退，亦难能也。’加直史馆、复知凤翔府。”光绪《山西通志》卷一九四《天章阁待制司马府君碑铭》：“知凤翔军府事。以知谏院召，恳辞不就，进直史馆，府职如故。又以户部判官召，到省，改判盐铁勾院。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拙撰《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列司马池知凤翔府在仁宗明道二年至景祐二年。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元丰九域志》卷一：“凤翔府，次府，扶风郡，凤翔节度。治天兴县。”

［19］河中：《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十月丙寅）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司马池为天章阁待制、知河中府。”《宋史》卷二九八本传：“知河中府，徙同州，又徙杭州。”拙撰《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列司马池知河中府在仁宗景祐五年至宝元元年。河中府，属陕西路，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元丰九域志》卷三：“次府，河中府，河东郡，护国军节度。治河东县。”

［20］同：光绪《山西通志》卷一九四《天章阁待制司马府君碑铭》：“知河中府，道改同州。岁余，迁兵部郎中，仍前职知杭州。”拙撰《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列司马池知同州在仁宗宝元元年至宝元二年。同州，属陕西路，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元丰九域志》卷三：“同州，望，冯翊郡，定国军节度。治冯翊县。”

［21］杭：杭州。《乾道临安志》卷三：“宝元二年八月丁丑，徙知同州、尚书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司马池为兵部郎中、知杭州。康定元年九月辛酉，移知虢州。”

［22］虢：《宋史》卷二九八本传：“降知虢州。徙知晋州。”《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辛酉，降知杭州、天章阁待制司马池知虢州。”拙撰《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列司马池知虢州在仁宗康定元年至庆历元年。虢州，属陕西路，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元丰九域志》卷三：“虢州，雄，虢郡，军事。唐弘农郡。皇朝建隆元年改常农，至道三年改弘农，寻改虢郡。治虢略县。”

［23］晋：光绪《山西通志》卷一九四《天章阁待制司马府君碑铭》：“知河中府，道改同州。岁余，迁兵部郎中，仍前职知杭州，移虢州、晋州。庆历元年十一月癸未，以疾终于郡治之安静堂。”司马池知晋州在庆历元年。晋州，属河东路，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元丰九域志》卷四：“晋州，望，平阳郡，建雄军节度。治临汾县。”

［24］任子：谓因父兄之功绩而得以除授官职。为宋代为士子入仕途径之一。苏洵《上皇帝书》：“夫所谓任子者，亦犹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尔。”《宋史·选举志》五：“太祖初定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尝历两任，然后得请。……太宗践极，诸州进奏者授以试衔及三班职，初推恩授散试官者，不得赴选。太平兴国二年，乃诏授试衔等人特定七选集，遂为定令。凡诞圣节及三年大祀，皆听奏一人。而淳化改元恩，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转品，许更荫一子，由是奏荐之恩始广。仁宗庆历中，裁损奏补入仕之路，凡选人遇郊赴铨试，其不赴试亦无举者，永不预选。罢圣节奏荫恩，学士以下，遇效恩，得奏大功以上亲，再遇郊，得奏小功以下亲。郎中、带职员外郎，初遇郊荫子若孙，再郊及期亲，四遇郊，听荫大功以下亲。自是，任子之恩杀矣。”据《年谱》卷一，司马池任子在明道二年癸酉，温公十五岁。

［25］公推与二从兄：谓温公当由父司马池官任子入仕，谦逊不受，推让给从兄司马里。《宋史·司马里传》：“里字昭远。进士释褐，授威胜军判官，改大理寺丞。庞籍为鄜延经略使，奏通判鄜州。后知乾州，为太常少卿而卒。”

［26］郊社斋郎：宋代朝臣子弟任子起家官，在非品官荫补中属最低等，隶太常寺，祠祭时参与应奉给使事。《宋史·职官志》九：“郊社斋郎，试衔白衣送铨注官，司士、文学、参军、长史、司马、助教得正官，并班行试换文资，入下州判、司，中下县簿、尉。”

［27］将作监主簿：宋前期无职事，为文臣寄禄官阶，从七品下。《宋史·职官志》九：“诸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有出身转大理评事，无出身转太常寺奉礼郎。”

［28］年二十，举进士甲科：《年谱》卷一：“景祐五年宝元元年戊寅，公年二十岁。三月，举进士甲第，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

［29］改奉礼郎：《年谱》卷一：“（景祐五年宝元元年）改奉礼郎、华州判官。按，坡公《行状》及《宋史》本传俱不载公为华州判官事。然公与昌言诗自叙最悉，云：‘昔年三月浪，鳞翼化云雷。竹箭流俱上，芙蓉幕对开（注云：释褐，昌言除同州推官，光华州判官）。瀵泉扬沸渭，泰华耸崔嵬。捧檄容归省，飞觞复屡陪（时先人知同州，光以吏事时往省觐，复得与昌言游）。’其文炳然可据，意坡公以为无关轻重而略之。《宋史》亦因之而不改耳。”

［30］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年谱》卷一：“宝元二年己卯，公年二十一岁。天章公由同州徙杭州，公辞所迁官，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

［31］未上，丁太夫人忧：东坡此谓司马光求签书苏州判官未赴，实误。《年谱》卷一：“宝元二年己卯，公年二十一岁。按，公《送李子仪序》云：‘宝元中，从事在苏，子仪侨居州下，得从之游。’《送丁浦江序》云：‘及壮，侍亲之吴。’与此所云‘未上’者不合，盖坡公误也。公丧母夫人在二十一岁，以公诗自序云‘光仕始周岁，二亲继丧’知之。”

［32］未除，丁天章公忧：《年谱》卷一：“东坡撰公《行状》云：‘太夫人服未除，丁天章公忧。’则是内艰将满，再丁外艰，知为二十三岁也。又公诗云：‘五载服粗衰。’自二十一至二十五，恰好五年，二十六补官。”同书同卷：“庆历元年辛巳，公年二十三岁。冬十二月癸未，天章公以疾终于晋州之安靖堂，寿六十有二。公继丁外艰，偕兄旦泣护旅榇，归于故乡。”

［33］签书武成军判官事：《年谱》卷一：“庆历四年甲申，公年二十六岁。天章公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按，《宋史·地理志》，武成军旧系滑州，领县三：白马、韦城、胙城。”滑州，属京西北路，治所在今河南滑县。《元丰九域志》卷一：“滑州，辅，灵河郡，武成军节度。唐义成军节度，皇朝太平兴国元年，改武成军。治白马县。”

［34］改大理评事：按，司马光改大理评事之前尚有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县事。东坡略之也。《年谱》卷一：“庆历五年乙酉，公年二十七岁。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县事。是冬，罢武成幕来京师。庆历六年丙戌，公年二十八岁。改大理评事，为国子直讲，迁本寺丞。”

［35］为国子直讲：此乃庆历六年事也，见上。国子直讲，即国子监直讲，宋代学官名，掌教学子诸经。《宋史·职官志》五：“国子监，旧置判监事二人，以两制或带职朝官充，凡监事皆总之。直讲八人，以京官、选人充，掌以经术教授诸生，旧以讲书为名，无定员。淳化五年，判监李至奏为直讲，以京朝官充。其后，又有讲书、说书之名，并以幕职、州县官充。其熟于讲说而秩满者，稍迁京官。皇祐中，始以八人为额，每员各专一经，并选择进士并《九经》及第之人，相参荐举。”

［36］迁本寺丞：谓由大理评事迁官为大理寺丞也。按，大理评事、大理寺丞均为北宋前期文臣寄禄迁转之官，此时司马光所任实职依旧为国子监直讲。《宋史·职官志》九：“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有出身转诸寺、监丞，无出身转大理评事。”

故相庞籍名知人［1］，始与天章公游，见公而奇之［2］，及是为枢密副使［3］，荐公，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4］。中官麦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5］。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6］，繁缨以朝［7］，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8］，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9］，其为繁缨，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诏谥文正［10］。公言：“谥之美者，极于文正［11］。竦何人，可以当此？”书再上，改谥文庄［12］。权殿中丞，除史馆检讨［13］，修日历［14］，改集贤校理［15］。庞籍为郓州［16］，徙并州［17］，皆辟公通判州事［18］。公感籍知己，为尽力。

时赵元昊始臣［19］，河东贫甚，官苦贵籴，而民疲于远输。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20］，皆故汉地，公私杂耕。天圣中，始禁田河西者，虏乃得稍蚕食其地，俯窥麟州，为河东忧。籍请公按视。公为画五策：“宜因州中旧兵，益禁兵三千［21］，厢兵五百［22］，筑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虏不敢田，则州西六十里无虏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闲田者，复其税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长复之，耕者必众，官虽无所得，而籴自贱，可以渐纾河东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23］。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开城门，引千余人渡河，载酒食，不为战备，遇敌死之［24］。议者归罪于籍，罢节度使，知青州［25］。公守阙，三上书，乞独坐其事［26］，不报。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27］，时人两贤之。

改太常博士［28］、祠部员外郎［29］，直秘阁［30］，判吏部南曹［31］。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32］。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公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为瑞；若伪，为远夷笑。愿厚赐其使而还其兽。”因奏赋以讽［33］。

【笺注】

［1］故相庞籍：《东都事略》卷六六本传：“庞籍字醇之，单州武城人也。……知临江军。徙福建路转运使，召为侍御史知杂事，擢天章阁待制。……元昊叛，命籍安抚陕西，出知汝州，徙同州，就改陕西都转运使。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庆历四年，召拜枢密副使。……八年，为参知政事。明年，以工部侍郎为枢密使。……皇祐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道士赵清贶与籍有连，受人贶，许为人求官。籍闻之，捕下开封府，治其奸而流之。清贶道死，而谏官韩绛谓籍阴讽府，杀清贶以灭口，乃罢相，以户部侍郎知郓州，寻加观文殿大学士，除昭德军度使、知并州。复以为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徙郑州。请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六。赠司空兼侍中，谥曰庄敏。”《宋史·宰辅表》二：“（皇祐三年）十月庚子，庞籍自枢密使、检校太傅依前户部侍郎加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使。”

［2］始与天章公游，见公而奇之：《年谱》卷一：“（天圣七年）公年十一岁。天章公为群牧判官，与庞颍公籍、张尚书存，数相往来。客至置酒，果止梨、栗、枣、柿，肴止脯、醢、莱、羹，公时以童子侍侧。庞独器异公。”

［3］为枢密副使：《宋史·宰辅表》二：“（庆历五年正月丙戌）庞籍自右谏议大夫、知延州除枢密副使。（庆历八年五月辛酉）庞籍自枢密副使、左谏议大夫除参知政事。”

［4］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年谱》卷一：“皇祐元年己丑，公年三十一岁。庞颍公为枢密使，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有《谢校勘启》、又《谢庞参政启》。”馆阁校勘，宋代馆职名。《宋史·职官志》四：“端拱元年，建秘阁于（崇文）院中。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皆沿唐制立名，但有书库寓于崇文院庑下。三馆、秘阁、崇文院各置帖职官。又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校勘，通谓之馆职。”洪迈《容斋四笔》卷一：“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同知太常礼院：太常礼院之主要属官。《宋史·职官志》四：“太常寺……别置太常礼院，虽隶本寺，其实专达。有判院，同知院四人，寺与礼院事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始并兼礼院事。”

［5］中官麦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长编》卷一六九：“（皇祐二年八月乙丑）赠宣庆使、入内都知麦允言为司徒。又诏特给卤簿。”同书同卷：“（九月辛亥）先是，宣庆使、遂州观察使、入内都知麦允言卒，赠司徒、安武节度使。又诏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今后不得为例。同知礼院司马光言：‘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卫人使之繁缨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谓名，车服等威之谓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国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过绝于人，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其为繁缨，不亦大乎？陛下虽欲宠秩其人，而适足以增其罪累也。何则？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应三台。卤簿者，所以褒赏元功，皆非近习之臣所当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极其富贵，死又以三事之礼为之送终，鼓吹箫铙，烜赫道路，是则扬僭侈之罪，使天下侧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为荣也。惟陛下思仲叔于奚之传，垂意孔子之言，则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况唐制，群臣于国立大功者，婚葬则给卤簿，余不在给限。伏望陛下追寝前命，其麦允言更不给卤簿，无使天下之人窃敢指目，以为朝廷过举，不胜幸甚！’”卤簿，本为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自汉以后，亦用于后妃、太子、王公大臣。唐制四品以上给卤簿。蔡邕《独断》卷下：“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名。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二字别无义，此说为差近。”

［6］孔子不以名器假人：《左传·成公二年》：“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杜预注：“器，车服；名，爵号。”

［7］繁缨：天子、诸侯所用辂马的带饰。繁谓马腹带，缨谓马颈革。《礼记·礼器》：“大路繁缨一就，次路繁缨七就。”孔颖达疏：“繁，谓马腹带也。”贾谊《新书·审微》：“叔孙于奚者，卫之大夫也。曲县者，卫君之乐体也；繁缨者，君之驾饰也。”蔡邕《独断》卷下：“繁缨在马膺前，如索群者是也。”

［8］近习：君主宠爱亲信的内廷人员。《后汉书·皇甫规传》：“（孝顺皇帝）后遭奸伪，威分近习，畜货聚马，戏谑是闻。”李贤注：“近习，诸佞幸亲近小人也。”

［9］一品卤簿：《宋史·礼志》二七《凶礼》三：“诸一品、二品丧，敕备本品卤簿送葬者，以少牢赠祭于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二、纁二。”

［10］故相夏竦卒，诏谥文正：《东都事略》卷五四本传：“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也。……真宗幸亳州，为东京留守推官。及大臣领玉清昭应宫使，以竦为判官，竦由是附会神怪，侥幸进取，遂迁知制诰。初，竦与妻杨氏不睦。杨氏讼其过，左迁知黄州，徙邓州，又徙襄州。徙寿州，历安、洪二州。天圣三年，丁母忧。是时章献明肃皇后听政，宰相王钦若素与竦厚善，乃微服至京师，图进取。钦若主之，遂起复知制诰，奉使契丹，竦辞不行。明年，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又兼龙图阁学士，遂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迁参知政事。与宰相吕夷简不协。改枢密副使，累迁尚书左丞。章献崩，罢为礼部尚书、知颍州，徙青州，又徙应天府。后二年，以户部尚书入为三使。元昊叛，拜泰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改镇忠武，知泾州。明年，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判永兴军，进宣徽南院使，与陈执中共事多不合，徙邓州。徙判河中府。庆历二年，徙蔡州，召拜枢密使。谏官、御史皆言竦奸邪，凡十八疏，遂罢。言者不已，以吏部尚书知亳州。明年，加资政殿大学士。又明年，复宣徽南院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以为相。制下，而言者又言尝与宰相陈执中不协，不可共事，遂改枢密使，封英国公。是日，京师无云而震者五，仁宗召翰林学士张方平，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宜草制出之。”遂罢知河南府。皇祐元年，加侍中，移镇武宁，改封郑国公。明年，以疾求归，卒于京师，年六十七。赠太师、中书令，赐谥曰文正。考功以竦行不应谥，改曰文庄。”竦，《宋史》卷二八三亦有传。

［11］谥之美者，极于文正：谓按照谥法，文正为最美之谥，非一般大臣可得。《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内外宾服曰正。”

［12］书再上，改谥文庄：《传家集》卷一六有《论夏令公竦谥状》及《论夏令公竦谥第二状》二状，可参。《年谱》卷一：“皇祐三年辛卯，公年三十三岁。同知太常礼院。《论夏竦不当谥文正》，略云：‘字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当此谥！’书再上，乃改谥文庄。”

［13］权殿中丞，除史馆检讨：《年谱》卷一：“皇祐四年壬辰，公年三十四岁。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书。公《谢检讨启》云：‘俄承乏于瞽宗，遂参革于天禄，庆霄清晏，蓬渚邃严。缣素牣盈，率多未见。英豪坌集，叨与并游。雇琐陋之无庸，每怔忪而自失。所虞扬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误辱褒称之奏，俾登史观，赞治信书，缉记言记动之殊。辨所见所闻之实。’则自太常礼院，隔两年始荐授兹职也。”

［14］修日历：谓在史馆负责修纂日历也。宋代有日历所，主修日历。日历为一种准史体，它根据时政记、起居注、圣语及诸司录送种种指挥文字，将所颁诏令谟训、所行赏罚等军国大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铨次成一朝之编年，抄送史馆，以备日后修实录之用。《宋史·职官志》四：“日历所，隶秘书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旧于门下省置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

［15］集贤校理：馆职名。《长编》卷三一：“（淳化元年二月辛酉）国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馆、集贤院于禁中。集贤又有修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

［16］庞籍为郓州：《宋史·宰辅表》二：“（皇祐五年）庞籍甥与堂吏受赇，谏官韩绛论之。七月壬申，籍依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京东西路安抚使出知郓州。”郓州治所在今山东东平。

［17］徙并州：《长编》卷一八〇：“（至和二年六月）甲辰，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郓州庞籍为昭德节度使、知永兴军，寻改知并州。”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

［18］皆辟公通判州事：《年谱》卷一：“皇祐六年至和元年甲午，公年三十六岁。除群牧司判官。是年，庞颍公籍以户部侍郎知郓州事，辟公典学、通判郓州事。按《行状》云：‘庞籍为郓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而公志郓州处士王君则云：‘至和中，光从故丞相庞公镇郓州，公命光典州学。’《叙清河郡君》又云：‘为学官。’则公之典州学为有据矣。岂一年中先典州学，旋即判州事耶？是年，庞颍公籍除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事，辟公通判州事。”

［19］赵元昊始臣：按，元昊臣服宋朝乃庆历中事。《宋史纪事本末》卷三〇：“（庆历三年正月）癸巳，元昊上书请和。时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厌之。会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归款，乃密诏庞籍招纳之。籍遣李文贵还以通意。元昊闻之大喜，仍使文贵至延州议和，然犹倔强，不肯削僭号。”《西夏书事》卷一八：“庆历五年夏四月，使贺乾元节。闰五月，使谢封册。曩霄虽臣中国，犹倚契丹为援。闻其君臣谋议，通报丁口，简募甲兵，日夜教阅，思雪前耻。惧其报复，故贡献倍勤。”曩霄，即元昊也。

［20］麟州：属河东路，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北。《元丰九域志》卷四：“麟州，下，新秦郡，镇西军节度。治新秦县。”窟野河：在河东路麟州所属的银城、连谷二县界。《元丰九域志》卷四：“中，银城。（麟）州南八十里。有五原塞、屈野川。下，连谷。州北一十里。横阳一堡，有屈野川。”

［21］禁兵：即禁军，宋代由朝廷亲自统御的军队。《宋史·兵志》一：“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军也。”

［22］厢兵：即厢军，宋代分隶于地方州郡的军队。其与禁军的隶属不同：禁军直隶天子，厢军则隶属枢密院。《宋史·兵志》一：“哲宗元祐二年，太师文彦博言：‘厢军旧隶枢密院，新制改隶兵部。’”其制类似于今野战军直隶军委，地方军队则隶于国防部也。

［23］籍移麟州如公言：《传家集》卷七六《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先是，公命通判并州事司马光之麟州，与（武）戡议边事。戡请乘虏罢兵之时，筑二堡于屈野之西以禁耕者，且为州耳目。光还以告，公从之。”

［24］“兵官郭恩勇且狂”至“遇敌死之”六句：《传家集·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麟州屈野水西有田与夏虏相接，疆埸不明，数十年来，虏盗耕之，麟人不能正也。至是，诏边吏禁止之，乃戒边吏谨斥候，毋得辄犯虏，徐以义理晓之，虏不去。召使更定疆埸，又不至。乃禁边毋与虏为市，虏大穷，移书于边，请遣使更议疆埸。使者至有日，会管句麟府军马事郭恩恃其勇果，与知麟州事武戡、走马承受公事黄道元，率兵不满千人，涉屈野之西，至忽里堆，不为战备。虏怨边吏之暴其民，每聚兵万余于境上，以待边吏，至而击之，以复其仇。边吏守公约束，虏以饥疲罢去者数矣。至是，或告虏在水西，恩等不信，虏遂发伏兵以击恩等。恩、道元皆没于虏，戡脱走得归。”《西夏书事》卷一九：“嘉祐二年夏五月，没藏讹庞诱麟府将郭恩等战于忽里堆，大败之。夏众春耕秋获，既退之后，麟州自州城以西至大横水、浪爽平数十里间，绝无一人一骑。知麟州武戡尝于河西置一小堡，以备斥堠，庞籍遂令戡等于州西二十里左右更筑二堡为护。议未定，夏兵已集。初，讹庞怒边吏驱掠其民，潜聚兵万余于境上，待汉兵至，击之。边吏守籍约束，夏兵辄以饥疾散。自没藏氏死，讹庞益恣。是时屯兵屈野河迨三月，增至数万人，尽发麟州以北民耕牛、农具，计欲尽耕河西地，而国中有异议者复召还，众皆空壁去。然银州以南，侵耕自若也。武戡与通判夏倚谋乘此作堡砦，偕管勾军事郭恩以巡边名往按之。谍者言：‘夏兵盛屯沙鼠浪。’郭恩欲止，走马承受、内侍黄道元不可，率步骑一千四百余人，不甲者半，夜循屈野河北行。至卧牛峰，夏兵举烽起鼓，黄道元犹不信。比明，至忽里堆，见蕃骑数十皆西走，相去数十步。止郭恩等，呼之不应，亦不动。俄而火起，讹庞遣众张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东有堑，其中有梁，名断道堰。两军接战，自旦至食时，伏兵突从旁堑中攀援上，四面合击，败之，执郭恩、黄道元及兵马监押刘庆等。恩自杀，武戡走免。”

［25］议者归罪于籍，罢节度使，知青州：《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十一月）戊戌，昭德军节度使、知并州庞籍为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初，司马光建议筑堡，籍檄麟州如光议。及郭恩等败没，诏侍御史张伯玉按鞫。籍匿光初所陈事，故光得以去官免责，而籍为御史劾奏，由是罢节度使。光不自安，守阙三上书，乞独坐其罪，不报。”

［26］公守阙，三上书，乞独坐其事：《续资治通鉴》卷五七：“（嘉祐二年十一月）戊戌，以昭德军节度使、知并州庞籍为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初，司马光建议筑堡，籍檄麟州如光议。及郭恩等败殁，诏侍御史张伯玉按鞫，籍匿光初所陈事，故光得以去官免责。而籍为御史劾奏，罢节度使，光不自安，三上书乞独坐其罪，不报。”按，诸书皆言“三上书”，检《传家集》所载，仅两书也。该书卷一七《论屈野河西修堡状二道》，第一状文多不录；第二状云：“臣先曾奏陈为麟州修堡事，乞独治臣罪，至今未奉朝旨。今窃知庞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责降。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为非，庞籍等必不受责；若以为非，则庞籍先已指挥麟州罢修此堡，因臣至彼，见虏骑退散，方议再修。武戡、夏倚等虽建此策，因臣至彼传道其言，方得达于庞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当为首。今庞籍等先受其责，而臣未蒙谴罚，臣实内惭，无以自处。况臣在并州日，受经略司牒管句本司要重公事，庞籍凡处置边事，未尝不询及于臣，采用其说。臣亦夙夜竭尽愚虑，知无不言，庶几协心裨补国家有万一之益。今乃以智识浅短，思虑不精，上为朝廷之忧，下为庞籍之累。若复苟求自脱，不即大诛，是臣以蕞尔之躯，亏国家至平之法，罪衅愈重，不容于死。伏望圣慈察臣前后所陈本宗事理，严赐诛谴，以正刑书，不胜幸甚。”

［27］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年谱》卷一：“嘉祐八年癸卯，公年四十五岁。知谏院。三月戊申，故相庞籍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

［28］改太常博士：《年谱》卷一：“公以至和二年六月离并州，改太常博士。”太常博士，北宋文官迁转之官阶名。《宋史·职官志》九：“太常、国子博士，转后行员外郎。”

［29］祠部员外郎：即上注所言“后行员外郎”也。亦为文官迁转之阶。《宋史·选举志》四：“（淳化四年）始定迁秩之制：三丞、著作皆迁太常博士，转屯田员外郎，优者为礼部、工部、祠部、主客；由屯田转都官，优者为户部、刑部、度支、金部；由都官转职方，优者为吏部、兵部、司封、司勋；其转郎中亦如之。”

［30］直秘阁：北宋官员之贴职。《燕翼诒谋录》卷四：“旧贴职，止于直秘阁、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三等。”按，温公除直秘阁在嘉祐二年。《年谱》卷一：“（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作）《进古文孝经指解序表》。内云：‘臣幸得补文馆之缺，以文史为职。窃睹秘阁所藏《古文孝经传注》，遗逸湮微不传，辄以所闻为之指解。’则知当为直秘阁之年。”

［31］判吏部南曹：温公判吏部南曹始于嘉祐二年，止于嘉祐三年。《年谱》卷一：“嘉祐三年戊戌，公年四十岁。按：是年公《乞虢州状》云：‘臣服阙以来，十有余年，未尝得近乡里，展省坟墓。近方欲上烦朝廷，陈乞家便一官。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所以未敢陈请。今窃知已降敕命，授臣开封府推官。伏望圣慈矜察云云。’是知判吏部为嘉祐二年，开封府推官为三年也。”判南曹官旧属吏部，故称吏部南曹。掌选人履历验审，将可叙资迁调的选人材料送往流内铨，经流内铨注拟迁资的选人受官之后，再由南曹发给历子。为流内铨辅助性机构。钱易《南部新书》丙：“唐制，员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选街之南，故曰南曹。”《六典》卷二《吏部尚书》：“员外郎一人，掌选院，谓之南曹。”北宋沿置。《会要·职官》八之三：“皇祐三年八月，诏判吏部南曹，自今以朝臣历一任知州、馆职，一任通判者为之。”

［32］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年谱》卷一：“嘉祐三年戊戌，公年四十岁。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

［33］“交趾贡异兽”至“因奏赋以讽”十句：《传家集》卷一《进交趾献奇兽赋表》：“今月二十五日，有诏诣崇政殿观交州所献异兽曰麒麟者。窃以麟，瑞兽也，旷世而不可觌。其于经有名而无形，传记有形而去圣久远。众说纷揉，自非圣人，莫能识其真。况承学之臣，固不能决其是非也。窃以王者道盛德至，格于神明，则有仁兽不召而自至，不羁而自驯，此其所以为瑞也。今是兽也，生于遐荒，拘之槛椟，载之方舟，舆曳万里，致于阙庭。形质诡异，不应经传。真伪之间，未易究测。傥其真也，则非自然而来。设其伪也，徒为远夷所笑。殆非所以发扬圣朝之光辉，补益治平之实效也。臣窃以为宜延见使者，赉之金帛，赐以诏书，嘉答其意，归其麒麟，使复故壤。然后登俊杰之才，修政治之实，使家给人足，礼兴乐行，四夷宾服，天瑞自至，以遵《旅獒》之意，不亦盛乎？臣不胜愤悱，谨述《交趾献奇兽赋》一篇，奉表投进以闻。”拙撰《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为之编年曰：“嘉祐三年任开封府推官时作。原本题下注云：‘嘉祐八年九月初三日上。’误。《司马温公年谱》卷一：‘（嘉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进《进交趾献奇兽赋表》，有《交趾献奇兽赋》。’亦误，温公作此表，当在嘉祐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迁度支员外郎、判句院［1］。擢修起居注，五辞而后受［2］。判礼部［3］。有司奏六月朔日当食。公言：“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贺，臣以为日食四方见京师不见，天意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皆不当贺。”诏从之［4］。后遂以为常。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5］。苏辙举直言策，入第四等［6］，而考官以为不当收。公言：“辙于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时宰相亦以为当黜，仁宗不许。曰：“求直言，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朕何［7］？”公遂与谏官王陶同上疏［8］：“愿为宗庙社稷自重，却罢燕饮，安养神气；后宫嫔御，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赐予有节；厚味腊毒［9］，无益奉养者，皆不宜数御。”上嘉纳之。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10］。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11］，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12］。公时为并州通判，闻而继之。上疏言［13］：“《礼》：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后［14］。为之后者，为之子也。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15］，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16］。不然，则典宿卫［17］、尹京邑［18］，亦足以系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书。公又与镇书：“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愿公以死争之。”于是镇言之益力。及公为谏官，复上疏，且面言：“臣昔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而力行之。”时仁宗简默不言，虽执政奏事，首肯而已。闻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书。公曰：“不可，愿陛下自以意喻宰相。”

是日，公复言江淮盐事，诣中书白之。宰相韩琦问公［19］：“今日复何所言？”公默计：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广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庙社稷大计也。”琦喻意，不复言。后十余日，有旨令公与御史里行陈洙同详定行户利害［20］。洙与公屏语曰：“日者大飨明堂［21］，韩公摄太尉［22］，洙为监祭［23］。公从容谓洙，闻君与司马君实善，君实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书。欲发此议，无自发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烦公也，欲洙见公达此意耳。”时嘉祐六年闰八月也。

至九月，公复上疏面言［24］：“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意谓即行矣。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猝之际，援立其所善厚者耳。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书。”公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后月余，诏英宗判宗正寺，固辞不就职［25］。明年，遂立为皇太子［26］。称疾不入［27］。公复上疏言［28］：“凡人争丝毫之利，至相争夺。今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三百余日不受命，其贤于人远矣。有识闻之，足以知陛下之圣，能为天下得人。然臣闻‘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辞，皇子不当辞避，使者不当徒反。凡召皇子，内臣皆乞责降，且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29］

【笺注】

［1］迁度支员外郎、判句院：《年谱》卷一：“嘉祐四年己亥，公年四十一岁。迁度支员外郎、判勾院。按：公《乞虢州第三状》：‘臣伏自去岁蒙恩除开封府推官，臣以久不到陕州乡里，两曾乞差知虢州，不蒙听许。臣以开封府重难之处，不敢更有陈请。就职以来，已逾半载。今窃知已降敕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勾院。’是知与开封府推官隔一年，当为嘉祐四年也。”

［2］擢修起居注，五辞而后受：《年谱》卷二：“嘉祐六年辛丑，公年四十三岁。擢修起居注，五辞而后受命。公《辞状》云：‘臣向辞开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句院，朝廷一有指挥，不令辞免，臣即时就职。臣意以为朝命已行，必不可移，虽辞之，终无所益。是以黾勉从事，不敢复言。及睹王安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陈诉，章七八上，然后朝廷听许。臣乃追自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许，由臣请之不坚故也。况臣与安石相去远甚，今乃与同被选擢，比肩并进。’据《宋史·仁宗本纪》：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安石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直集贤院。明年。除同修起居注。安石《辞状》云：‘臣去年始蒙恩直集贤院，至今入馆日浅。不敢冒昧贪荣。’朝廷听许。未几，复申前命，至五辞乃受。公所云‘比肩并进’指此。”

［3］判礼部：谓以同修起居注之职兼同判尚书礼部。《年谱》卷二：“嘉祐六年辛丑，公年四十三岁。擢修起居注，五辞而后受命，同判尚书礼部。”同判尚书礼部者，判尚书礼部之次职也。宋代前期尚书省形同虚设，仅有少量官员“留守”，处置例行事务，闲官而已。沈钦韩注王荆公诗文引《山堂考索后集》曰：“宋礼部判部事二人，以两制及带职朝官已上充。凡礼仪之事，悉归于太常礼院；而贡举之政，领于知贡举官。本曹但掌制科举人补奏太庙斋郎。室长掌坐都省集议、百官谢贺章表、诸州申祥瑞、出纳内外牌印之事。元丰改制，始正职掌。”

［4］“有司奏六月朔日当食”至“诏从之”十句：《年谱》卷二：“（嘉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日食遇阴云不雨乞不称贺状》，略言：‘钦天监奏，今年六月朔，太阳交食。臣伏睹近世以来，历官先具月日时刻及所食分数奏闻。至日，或为阴云所蔽，或所食不满分数，百官皆奉表称贺。臣愚以为，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若太阳实亏，而有浮云翳塞，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著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之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臣职在礼官，掌群臣庆贺章表，不敢不言。‘是岁，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至六月一日，果食四分而雨，不复称贺。自后遂踵以为常。”

［5］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年谱》卷二：“（嘉祐六年）七月，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按：公于治平二年七月六日，《辞龙图阁直学士状》云：‘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谏院供职到今，已涉五年。’知为是年七月无疑。《宋史·仁宗本纪》云：‘六月丙子，以司马光知谏院。’是月壬子朔，由壬子数至丙子，当为二十五日。此云‘七月’者，盖朝命以六月下，公入院办事则在七月也。”起居舍人，元丰改制之前无职事，仅为带职而已。《文献通考·职官考》四：“宋沿唐制，起居郎隶门下，起居舍人隶中书，号小两省官，皆为虚名，不典本省事。”此盖言温公以起居舍人之身份任职于谏院也。其谏院方是实职。谏院者，《宋史·职官志》一云：“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同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法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国初虽置谏院，知院官凡六人，以司谏、正言充职；而他官领者，谓之知谏院。正言、司谏亦有领他职而不预谏诤者。官制行，始皆正名。”《会要·职官》三之五〇：“谏院，旧常以两省官一员判院事，其员有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天禧元年，诏别置院。知院官六人，以两省官充，掌供奉、谏诤，凡朝政阙失，大则进议，小则上封。”同书三之五二：“明道元年七月辛卯，以门下省为谏院，徙旧省于右掖门之西。自先朝除谏官，而未尝置谏院。”

［6］苏辙举直言策，入第四等：《苏颍滨年表》：“（嘉祐六年八月）乙亥，上御崇政殿策试制科举人。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覆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争不可。光与范镇议，以辙为第四等。”

［7］“宰相亦以为当黜”至“天下其谓朕何”五句：《苏颍滨年表》：“惟胡宿以为不逊，力请黜之。诏差官重定。司马光奏：‘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后覆考应制举人，试卷内“”（苏轼考卷代号）“毡”（苏辙考卷代号）两号所对策，辞理俱高，绝出伦辈。然所对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等一两事，与所出差舛，臣遂与范镇同议；以为第三等。毡为第四等，详定官已定从覆考。窃知初考官以为不当，朝廷更为差官重定，复从初考，以毡为不入等。臣窃以为国家置此六科，本欲得材识高远之士，固不以文辞华靡、记诵杂博为贤。毡所试文辞，臣不敢言，但见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则臣恐天下之人，皆以为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毡以直言被黜，从此四方以言为讳，其于圣主宽明之德亏损不细。臣区区所忧正在于此，非为臣已考为高等，苟欲遂非取胜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毡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毡所对事目，虽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岂不美哉？’既而执政以毡所试进呈，欲黜之。上不许曰：‘其言切直，不可弃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辙也。”

［8］公遂与谏官王陶同上疏：《年谱》卷二：“（嘉祐六年）九月，《论燕饮》。公与王陶同上疏：‘道路皆言：陛下近日宫中燕饮，微为过差，赏赉动以万计，耗散府库，调敛细民。况酒之为物，伤性败德，殆非所以辅养圣躬之道。伏望陛下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赉有节。及厚味腊毒之物，无益奉养者，皆不宜数御，以伤太和。’”谏官王陶者，《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二月）戊辰，监察御史里行王陶为右正言，谏院供职。”按，此云“公与王陶同上疏”者，实误也。《传家集》卷二〇《与杨畋论燕饮状》：“臣畋等窃见今岁以来，灾异屡臻，日食地震，江淮腾溢，风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侧身克己、眚礼蕃乐之时。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宫中燕饮，微为过差，赏赉之费，动以万计，耗散府库，调敛细民。况酒之为物，伤性败德，禹、汤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忧民，辅养圣躬之道也。陛下恭俭之德，彰信兆民。议者皆以为后宫奢纵，务相夸尚，左右近臣，利于赏赉，陛下重违其请，屈意从之。”拙撰《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辨正曰：“四库本题下注云：‘嘉祐六年与王乐道同上。’按，此云‘王乐道’，为王陶字，观文意，似与王陶无关。而杨畋亦字乐道，故当是‘杨乐道’也。《宋史》卷二九九《杨畋传》：‘杨畋字乐道，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并州录事参军，再迁大理寺丞、知岳州。庆历三年，湖南徭人唐和等劫掠州县，擢殿中丞、提点本路刑狱，专治盗贼事。坐部将胡元战死，降知太平州。……嘉祐三年冬，改知制诰。进龙图阁直学士，复知谏院。嘉祐六年，京师大水，畋上言云云。卒，赠右谏议大夫。’”亦可证与温公同上疏者为杨畋，而绝非王陶也。

［9］腊毒：极毒也。《国语·周语》下：“高位寔疾颠，厚味寔腊毒。”韦昭注：“腊，亟也。”黄庭坚《赣上食莲有感》诗：“甘飡恐腊毒，素食则怀惭。”

［10］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长编》卷一八二：“（至和三年改元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御大庆殿受朝。百官就列，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左右复下帘。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复卷帘，趣行礼而罢。庚申，诣内东门小殿问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语极纷错。宫人扶侍者皆随上而出。茂则，内侍也，上素不之喜，闻上语即自缢，左右救解，不死。彦博召茂则责之曰：‘天子有疾，谵语尔，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宫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无得辄离。皇后以是亦不敢辄至上前。上既不能省事，两府但相与议定，称诏行之。壬戌，上疾小间，暂出御崇政殿，以安众心。戊辰，罢上元张灯，自是上神思寖清宁，然始不语，辅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11］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年谱》卷一：“至和三年嘉祐元年丙申，九月改元。公年三十八岁。在并州。时仁宗始违豫，因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

［12］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无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镇独奋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谏官者，为宗庙社稷计。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是爱死嗜利之人，臣不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为，陛下独以祖宗后裔为念，是为宗庙之虑，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养宗子于宫中，天下之大虑也。愿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属之尤贤者，优其礼秩，置之左右，与图天下事，以系亿兆人心。’疏奏，文彦博使客问何所言，以实告，客曰：‘如是，何不与执政谋？’镇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谋于执政，或以为不可，岂得中辍乎？’章累上，不报。执政谕之曰：‘奈何效希名干进之人？’镇贻以书曰：‘比天象见变，当有急兵，镇义当死职，不可死乱兵之下。此乃镇择死之时，尚何顾希名干进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书，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大臣皆设辞拒臣，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也。臣窃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变耳。中变之祸，不过一死。国本不立，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变，死且有罪，其为计亦已疏矣。愿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闻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杂事，镇以言不从，固辞。执政谕镇曰：‘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镇复书执政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诸公谓今日难于前日，安知异日不难于今日乎？’凡见上面陈者三，言益恳切。镇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朝廷知不能夺，乃罢知谏院，改集贤殿修撰，纠察在京刑狱，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镇虽解言职，无岁不申前议。见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动帝意。”

［13］上疏：《传家集》卷一六有《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卷一七有《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二状》、《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三状》。文多不录。其《第一状》题下注云：“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是岁仁宗违豫，不临朝者累月，国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负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时为谏官，首建此议。光闻而继之。第一状留中，第二状、第三状降付中书。”本状所引之文，乃第一状中文字也。

［14］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后：小宗，《传家集》卷一六作“同宗”，是。《仪礼·丧服》：“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支子者，即同宗之子也。

［15］摄：临时代理。《左传·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杜预注：“假摄君政，不修即位之礼。”储贰：太子。元稹《四皓庙》诗：“如何一朝起，屈作储贰宾。”

［16］退居藩服：谓日后果有皇子出生之后，所摄储君可以退居封国也。藩服，古九服之一。古分王畿以外之地为九服，其封国区域离王畿最远之邦称为藩服。后泛指藩国或藩臣。《周礼·夏官·职方氏》：“（镇服）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贾公彦疏：“言藩者，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藩为称。”

［17］典宿卫：谓掌管殿前司，帝王宿卫之官也。《宋史·职官志》六：“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而有都点检、副都点检之名，在都指挥之上，后不复置，入则侍卫殿陛，出则扈从乘舆，大礼则提点编排，整肃禁卫卤簿仪仗，掌宿卫之事，都指挥使以节度使为之。”

［18］尹京邑：谓担任开封府尹之职。尹，古代大州府之主管。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

［19］宰相韩琦：按，韩琦自嘉祐三年至英宗治平四年均为宰相。《宋史·宰辅表》二：“（嘉祐三年六月丙午）韩琦自枢密使、工部尚书依前官加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六年）闰八月庚子，韩琦自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治平元年）闰五月戊辰，韩琦自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魏国公加尚书右仆射。（治平四年）正月戊辰，韩琦自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魏国公加守司空兼侍中。九月辛丑，韩琦自守司空兼侍中、同平章事、魏国公以守司徒兼侍中、检校太师、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

［20］有旨令公与御史里行陈洙同详定行户利害：《韩魏公家传》卷五：“公（宰相韩琦）意欲台谏官进言为助，知司马光在并州，尝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知谏院。光就职，果面陈立嗣事。后光语人曰：‘韩公差光与御史陈洙同详定行户利害。’一日，洙召光于佛寺中，屏人语曰：‘近大享明堂，韩丞相摄太尉，洙监祭，公谓洙曰：闻公与司马君实善，君实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书？幸达此意，行户利害，非所以相烦也。’光得此意，遂再上章。”御史里行陈洙，《宋史》无传。拙撰《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列称陈洙任监察御史里行在嘉祐五年至六年，与此相合。《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五月戊申）御史陈经、吕诲、里行陈洙等言事。”同书卷一九四：“（嘉祐六年八月丙寅）御史陈洙劾保信欺罔。”行户，宋代称加入同一行业组织的商户为行户。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第四编第一章第二节：“宋朝自京都到州县城镇，同业的商业都组织成商行，入行的商户称行户。”

［21］日者大飨明堂：谓不日朝廷将大飨明堂。《宋史·礼志·吉礼》一：“岁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

［22］摄太尉：《宋史·礼志·吉礼》一：“每岁大祀，皆遣台省近臣摄太尉，其后或委他官，大中祥符始复旧制。又国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警戒。”

［23］监祭：大祭祀活动中负责监察各项程序进程的临时官员。《宋史·礼志·吉礼》一：“天圣中，诏太常葺四郊宫，少府监遣吏赍祭服就给祠官，光禄进胙，监祭封题。”

［24］至九月，公复上疏：《续资治通鉴》卷六〇：“（嘉祐六年九月壬戌）司马光复奏请早定继嗣曰：‘臣不敢望陛下便正东宫之名，但愿陛下自择宗室仁孝聪明者，养以为子，官爵居处，稍异于众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属，以系远近之心，愿果断而速行之。’……于是光复具奏，且面言：‘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此不详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书。’光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矣。’琦等皆拱手曰：‘敢不尽力！’”

［25］诏英宗判宗正寺，固辞不就职：《宋史·仁宗纪》四：“（嘉祐六年十月）壬辰，起复皇侄、前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辞以丧，不拜。”

［26］明年，遂立为皇太子：《宋史·仁宗纪》四：“（嘉祐七年八月）己卯，诏以宗实为皇子。癸未，赐名曙。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庙、诸陵。九月乙巳朔，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钜鹿郡公。”

［27］称疾不入：《宋史·仁宗纪》四：“（嘉祐七年）冬十月乙亥，皇子表辞所除官。”

［28］公复上疏：《传家集》卷二四《请早令皇子入内札子》：“臣等伏闻择今月二十二日，差内臣宣皇子曙入内，而曙犹复称病未入。臣等窃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驾’之礼，使者有‘受命不受辞’之义。今曙但以恐惧，不敢便当陛下非常恩宠。而所差内臣，亦合以臣子事君父之礼，晓谕切责，使即奉命。岂得备礼致命，然然往复，殊不副陛下圣意。其今月二十五日宣曙内臣，伏乞特行责降，以惩不职之罪。况皇子之名本非官职，无容避让。今诏命已下二十余日，而曙既为陛下之子，礼当朝夕定省，备人子之职，不宜久处外宅。伏望圣慈速赐选差都知御药，谕以君父之命不可违，臣子之职不可阙，敦迫切责，使即时入内。并下大宗正司及本宫，亦仰以礼敦遣，不得更容迁延。”英宗本名宗实，立太子后，改名曙。

［29］英宗遂受命：《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八月）辛卯，司封郎中李受为皇子位伴读，改宗正寺伴读王猎为皇子位说书。壬辰，诏权以皇城司廨宇为皇子位，仍命入内高班王中庆、梁德政发车乘津置行李入内。上既下己卯诏书，皇子犹坚卧称疾不入。司马光、王陶等言：‘凡人于丝毫之利，至相争夺，今皇子辞不赀之富，已三百余日不受命，其贤于人远矣。有识闻之，足以知陛下之圣，能为天下得人。然臣闻“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辞，皇子不当辞逊，使者不当徒反。凡诏皇子内臣，皆乞责降，且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丁酉，赐皇子袭衣、金带、银绢各一千。诏登州防御使、同判大宗正事从古，沂州防御使、虢国公宗谔敦劝皇子，仍与润王宫大将军以上同入内，皇子若称疾，即乘肩舆。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庙及诸陵。辛丑，皇子以肩舆入内。”

兖国公主下嫁李玮［1］，以骄恣闻。公上疏言［2］：“太宗时，姚坦为兖王翊善，有过必谏。左右教王诈疾，逾月，太宗召王乳母，入问起居状。母曰：‘王无疾，以姚坦故，郁郁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为此，汝辈教之。’杖乳母数十，召坦慰勉之［3］。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谦恭率礼，天下称其贤。愿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公主事夫以献穆为法［4］。”已而公主不安于李氏，诏玮出知卫州［5］，公主入居禁中［6］，而玮母杨归其兄璋［7］，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8］，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陛下独无雨露之感、凄恻之心乎？玮既责降，公主亦不得无罪。”上感悟，诏公主降封沂国［9］，待李氏恩礼不衰。

判检院［10］，权判国子监［11］，除知制诰［12］。力辞至八九，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13］，赐三品服，仍知谏院［14］。上疏言［15］：“经略安抚使以便宜从事［16］，出于兵兴权制，非永世法。及将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贵倨自恃，凌忽转运使，使不得举职。朝廷务省事，专行姑息之政。至于胥吏喧哗而逐御史中丞，辇官悖慢而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奸，泽加于旧，军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为非犯阶级［17］，于用法有疑。其余一夫流言于道路，而为之变法推恩者多矣，皆陵迟之渐［18］，不可以不正。”

充媛董氏薨［19］，追赠婉仪［20］，又赠淑妃［21］，辍朝成服［22］，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23］，葬给卤簿［24］。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惟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给［25］。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26］，皆给鼓吹［27］，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新定后宫封赠法，皇后与妃皆赠三代。公言［28］：“别嫌明微，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29］，正为此耳。天圣亲郊［30］，太妃止赠二代［31］，而况妃乎！”

【笺注】

［1］兖国公主下嫁李玮：兖国公主，仁宗之长女，苗贵妃所生。《宋史·公主传》：“周、陈国大长公主，帝长女也。宝元二年，封福康。嘉祐二年，进封兖国。主幼警慧，性纯孝。帝尝不豫，主侍左右，徒跣吁天，乞以身代。帝隆爱之。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养，故择其兄子李玮使尚主。玮朴陋，与主积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门入诉，玮皇惧自劾。谏官王陶论宫门夜开，乞绳治护卫，御史又共论主第内臣多不谨，帝为黜都监梁怀吉辈十余人。后数年不复协，诏出玮于外，主降封沂，屏居内廷。久之，复召玮，使为驸马都尉如初。英宗立，进越国长公主。神宗治平四年，进楚国大长公主。熙宁三年薨，年三十三。以玮奉主无状，贬陈州。辅臣议谥，帝以主事仁祖孝，命曰庄孝，追封秦国。”

［2］公上疏：此疏《传家集》卷二一题为《正家札子》。

［3］“姚坦为兖王翊善”至“召坦慰勉之”十六句：《宋史》卷二七七《姚坦传》：“姚坦字明白，曹州济阴人。开宝中，以《尚书》擢第。（太平兴国）八年，诸王出阁，诏给、谏以上，于朝班中举年五十以上、通经有文行者，以备宫僚，乃以起居舍人杨可法、国子博士杨幼英、左赞善大夫杜新及坦并为皇子翊善，国子博士邢昺为诸王府侍讲，坦仍赐绯鱼。太宗召适等谓曰：‘诸子生长深宫，未知世务，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简，各宜勉之。’坦性木强固滞。王尝于邸中为假山，费数百万，既成，召宾僚乐饮，置酒共观之。坦独俯首，王强使视之，曰：‘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王惊问故，坦曰：‘在田舍时，见州县催科，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流血被体。此假山皆民租税所为，非血山而何？’是时太宗亦为假山，闻而毁之。王少佚豫，坦即丑诋，王颇鄙其为人。自是坦每暴扬其事，上尝诫之曰：‘元杰知书好学，亦足为贤王矣。少不中节，亦须婉辞规讽，况无大故而诋讦之，岂裨赞之道邪？’顷之，左右乃教王诈称疾不朝。太宗日使视疾，逾月不瘳，甚忧之，召王乳母问状，乳母曰：‘王本无疾，徒以姚坦检束，居常不得自便，王不乐，故成疾。’上怒曰：‘吾选端士，辅王为善。王不能用其谏，而又诈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必尔辈为之谋耳。’因命捽至后苑，杖之数十。召坦慰谕曰：‘卿居王宫，能以正为群小所疾，大为不易。卿但如是，勿虑谗间，朕必不听。’”

［4］“齐国献穆大长公主”至“公主事夫以献穆为法”八句：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第六女。《宋史·公主传》：“荆国大长公主，幼不好弄，未尝出房闼。真宗即位，封万寿长公主，改随国，下嫁驸马都尉李遵勖。时遵勖父继昌亡恙，主因继昌生日以舅礼谒之。帝闻，密以兼衣、宝带、器币助其为寿。历封越、宿、鄂、冀四国。明道元年，进魏国。初，遵勖出守许州，暴得疾，主亟欲驰视之，左右白：须奏得报乃可行。主不待报而往，从者裁五六人。帝闻，遽命内侍督诸县逻兵以卫主车。其后居夫丧，衰麻未尝去身，服除，不复御华丽。尝燕禁中，帝亲为簪花，辞曰：‘自誓不复为此久矣。’主善笔札，喜图史，能为歌诗，尤善女工之事。尝诫诸子以‘忠义自守，无恃吾以速悔尤’，视他子与己出均。及病目，帝挟医诊视，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问。帝亲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恸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独存大主，奈何婴斯疾！’复顾问子孙所欲，主曰：‘岂可以母病邀赏邪？’赍白金三千两，辞不受。帝因谓从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于朕，亦所不避也。’主虽丧明，平居隐几，冲淡自若。诫诸子曰：‘汝父遗令：柩中无藏金玉，时衣数袭而已。吾殁后当亦如是。’皇祐三年薨，年六十四。追封齐国大长公主，谥献穆。”

［5］诏玮出知卫州：《宋史·外戚·李用和传》：“（李用和子）玮，选尚兖国公主，积官濮州团练使。以朴陋与主不协，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入诉禁中，玮皇恐自劾，坐罚金。后数年，终不协，主还宫。玮自安州观察使降建州，落驸马都尉，知卫州。”卫州，属河北西路，治所在今河南汲县。《元丰九域志》卷二“卫州，望，汲郡，防御。治汲县。”

［6］公主入居禁中：《长编》卷一九六：“（嘉祐七年二月）癸卯，诏兖国公主入内，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玮所生母杨氏归其兄璋，公主乳母韩氏出居外，公主宅勾当内臣梁怀吉归前省，诸色祗应人皆散遣之。玮貌陋性朴，公主常佣奴视之，韩氏复相离间。公主尝与怀吉饮，杨氏窥之，公主怒，殴杨氏，夜开禁门，诉于帝所。言者皆咎公主。怀吉等既坐责，公主恚怼，欲自尽，或纵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怀吉等还。上不得已，亦为召之。谏官杨畋、司马光、龚鼎臣等皆力谏，上弗听。逾月，太宗召王乳母入，问起居状，乳母曰：‘王无疾，以姚坦故，皟皟成疾尔。’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为此，汝辈教之。’杖乳母数十，召坦慰勉之。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谦恭率礼，天下称其贤。愿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公主事夫以献穆为法。然公主意终恶玮，不肯复入中閤，状若狂易，欲自尽者数矣。苗贤妃与俞充仪谋，使内臣王务滋管勾驸马宅，以伺玮过。玮素谨，务滋不得其过，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务滋请以卮酒了之。’苗、俞白上，上不答。顷之，上与皇后同坐，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皇后，故玮得尚主。今奈何欲为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言是也。’务滋谋讫不行，寻有是命。……（三月）壬子，兖国公主降封沂国公主，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建州观察使，落驸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玮兄璋上言：‘玮愚骏，不足以承天恩，乞赐离绝。’上将许之，司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常贵其家。今玮母子离析，家事流落，大小忧愁，殆不聊生，岂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阅奁中故物，思平生居处，独能无雨露之戚、凄怆之心乎？玮既蒙斥，公主亦不得无罪。’上感悟，遂并责公主，待李氏恩礼不衰，且赐玮黄金二百两。”

［7］玮母杨归其兄璋：《传家集》卷二一《论李玮知卫州状》：“臣窃闻驸马都尉李玮出知卫州，兖国公主入居禁中，玮所生母杨氏，归玮兄璋之宅。外议籍籍，无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选玮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贵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离析，家事流落，大小忧詟，殆不聊生，岂始所以结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阅奁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处，独能无雨露之感，凄怆之心乎？臣愚以为陛下宜且留李玮在京师。”璋，李璋，仁宗母舅李用和之长子。《宋史·外戚传》：“璋字公明，以章懿皇后恩，补三班借职，积官为天平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澶州。徙曹州观察使，累迁武胜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仁宗书‘忠孝李璋’字并秘书赐之。以武成军节度使知郓州。……知邓州，坐失举，改节振武军，知郢州。还朝，道卒，年五十三。”

［8］章懿皇后：仁宗生母李宸妃也。后追封章懿太后。《宋史·后妃传》：“李宸妃，杭州人也。祖延嗣，仕钱氏，为金华县主簿；父仁德，终左班殿直。初入宫，为章献太后侍儿，庄重寡言，真宗以为司寝。既有娠，生仁宗，封崇阳县君；进才人，后为婉仪。仁宗即位，为顺容，从守永定陵。章献太后使刘美、张怀德为访其亲属，得其弟用和，补三班奉职。初，仁宗在襁褓，章献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明道元年，疾革，进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是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庆历中，改谥章懿，升袝太庙。拜用和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宠赉甚渥。既而追念不已，顾无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玮。”

［9］公主降封沂国：《长编》卷一九六》：“（嘉祐七年三月）壬子，兖国公主降封沂国公主，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建州观察使，落驸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玮兄璋上言：‘玮愚騃，不足以承天恩，乞赐离绝。’上将许之，司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常贵其家。今玮母子离析，家事流落，大小忧愁，殆不聊生，岂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阅奁中故物，思平生居处，独能无雨露之戚、凄怆之心乎？玮既蒙斥，公主亦不得无罪。’上感悟，遂并责公主，待李氏恩礼不衰。”

［10］判检院：《年谱》卷二：“（嘉祐七年二月）判检院，权判国子监。”检院，登闻检院之简称。《燕翼诒谋录》卷二：“唐有理匦使，五代以来无闻。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诏置理检司，以钱若水领之。其后改曰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曰鼓司。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检院，应上书人并诣鼓院，如本院不行，则诣检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11］权判国子监：此与判登闻检院同时任命之职也。《宋史·职官志》五：“国子监：旧置判监事二人，以两制或带职朝官充，凡监事皆总之。直讲八人，以京官、选人充，掌以经术教授诸生。丞一人，以京朝官或选人充，掌钱谷出纳之事。主簿一人，以京官或选人充，掌文簿以勾考其出纳。”此职温公实未赴任。

［12］除知制诰：《长编》卷一九六：“（嘉祐七年四月）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诰兼侍讲司马光为天章阁待制。”

［13］力辞至八九：《传家集》卷二一、卷二二有《辞知制诰》第一状至第九状，可参。

［14］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三品服，仍知谏院：《长编》卷一九六：“（嘉祐七年）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司马光仍知谏院。”

［15］上疏：此指《传家集》卷二二所载《谨习疏》中之一节也。可参。

［16］经略安抚使：宋代一路帅司。《宋史·职官志》七：“经略安抚司，经略安抚使一人，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具奏。即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帅臣任河东、陕西、岭南路，职在绥御戎夷，则为经略安抚使兼都总管以统制军旅，有属官典领要密文书，奏达机事。河北及近地，则使事止于安抚而已。”便宜从事：谓不拘朝命，遇有紧急情况时，帅臣有自行处置之权。《隋书·杨谅传》：“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

［17］三司使：北宋元丰改制前总天下财计的部门。《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五：“唐末，始分盐铁、度支、户部，专领财赋。后唐明宗始号三司，总以一使。国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权判，或曰点检三司。开宝中，以参知政事二人提点三司，既而更用宰相为都提举。（太平）兴国中，分二司同判三司，逾年，复析为三使。淳化中，又合为三司，既而又以天下为十道，二京为左右计。置二计使，分判十道，别命三司总计使，判左右计事。旋置三使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轻，则曰发遣。迄元丰初不废，今悉归尚书省矣。”阶级：官阶与职级，泛指官之高低上下。

［18］陵迟：谓渐渐衰微。《荀子·宥坐》：“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杨倞注：“陵迟，言丘陵之势渐慢也。”《诗经·王风·大车序》：“《大车》，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孔颖达疏：“陵迟，犹陂陀，言礼义废坏之意也。”

［19］充媛董氏：《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九月）初，帝享明堂，方宿斋，而充媛董氏疾革，使白皇后曰：‘妾不幸即死，愿勿亟闻，以恩上精意。’后泫然从之。壬子，帝临奠凄恻，追赠婉仪。癸丑，加赠淑妃，特迁其父右侍禁安为内殿崇班，官其弟侄四人，葬奉先资福院。后谏官司马光言云云。上嘉纳之。”充媛，皇帝妾之名号。属内命妇嫔阶，正二品。

［20］婉仪：女官名。高承《事物纪原·婉仪》：“《北史·后妃传叙》曰：北齐文宣河清中，置婉仪为八十一御女。唐初亦无。《唐志》注云：‘明皇置六仪，婉仪其四也。’至宋朝真宗复增置。”

［21］淑妃：女官名。三国魏明帝时始置，晋为九嫔之一。隋、唐因之。《三国志·魏志·后妃传序》：“明帝增淑妃、昭华、修仪……淑妃，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宋代淑妃属夫人阶，四妃之一，正一品。

［22］成服：丧礼大殓后，亲属按照与死者关系之亲疏穿上不同丧服，谓之“成服”。《礼记·奔丧》：“三日成服，拜宾送宾皆如初。”王谠《唐语林·补遗》四：“三日成服，圣人之制。世有至五日者，非也。”

［23］册礼：册封之礼也。洪迈《容斋随笔》卷一〇：“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赠官，皆行册礼。唯国朝以此礼为重，自皇后、太子之外，虽王公之贵，率一章乞免即止。”《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九月）丁未，以贵人董氏为充媛。”

［24］卤簿：帝王、后妃、太子、王公、大臣出行时扈从之仪仗。蔡邕《独断》卷下：“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石林燕语》卷四：“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名。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着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二字别无义，此说为差近。”此处指送葬之仪仗。

［25］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给：《新唐书·高祖十九女传》：“平阳昭公主，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绍。初，高祖兵兴，主居长安，绍曰：‘尊公将以兵清京师，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为计。’绍诡道走并州，主奔鄂，发家赀招南山亡命，得数百人以应帝。于是名贼何潘仁壁司竹园，杀行人，称总管，主遣家奴马三宝谕降之，共攻鄠。别部贼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持所领会戏下，因略地整厔、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众，禁剽夺，远近咸附，勒兵七万，威振关中。帝度河，绍以数百骑并南山来迎，主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绍及主对置幕府，分定京师，号‘娘子军’。帝即位，以功给赉不涯。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贲、甲卒、班剑。太常议：‘妇人葬，古无鼓吹。’帝不从，曰：‘鼓吹，军乐也。往者主身执金鼓，参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26］韦庶人：唐中宗韦后。《新唐书·后妃传》上：“中宗庶人韦氏，京兆万年人。帝在东宫，后被选为妃。嗣圣初，立为皇后。俄与帝处房陵，每使至，帝辄恐，欲自杀。后止曰：‘祸福何常，早晚等死耳，无遽！’及帝复即位，后居中宫。……帝遇弑，后大惧，遁入飞骑营，为乱兵所杀。翌日，追贬为庶人，葬以一品礼。”

［27］鼓吹：演奏乐曲的乐队。《后汉书·杨震传》：“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

［28］公言：按，温公此奏在《传家集》卷二五，题为《后妃封赠札子》。

［29］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汉书·爰盎传》：“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长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则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也。独不见人豕乎？’于是上乃说，入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颜师古注：“苏林曰：‘郎署，上林中直卫之署也。’如淳曰：‘盎时为中郎将，天子幸署，豫设供帐待之。’”

［30］天圣亲郊：《宋史·仁宗纪》一：“（天圣八年）十一月丙寅，朝飨景灵宫。丁卯，飨太庙。戊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贺皇太后于会庆殿。十二月癸未，加恩百官。”

［31］太妃：此指皇太妃杨氏。《宋史·后妃传》：“杨淑妃，益州郫人。妃年十二入皇子宫。真宗即位，拜才人，又拜婕妤，进婉仪，仍诏婉仪升从一品，位昭仪上。帝东封、西祀，凡巡幸皆从。章献太后为修仪，妃与之位几埒。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顺章献无所忤，章献亲爱之。故妃虽贵幸，终不以为己间，后加淑妃。真宗崩，遗制以为皇太后。景祐三年，无疾而薨，年五十三。”《宋史·仁宗纪》二：“（明道二年）三月甲午，皇太后崩，遗诏尊皇太妃为皇太后。”

知嘉祐八年贡举［1］。仁宗崩［2］，英宗以哀毁致疾，慈圣光献太后同听政［3］。公首上疏言［4］：“章献明肃太后［5］，保佑先帝，进贤退奸，有大功于赵氏，特以亲用外戚小人，故负谤天下。今太后初摄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6］，清纯如张知白［7］，刚正如鲁宗道［8］，质直如薛奎者［9］，当信用之。鄙猥如马季良［10］，谗谄如罗崇勋者［11］，当疏远之，则天下服。”又上疏英宗［12］，言：“汉宣帝为昭帝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13］；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为元帝后，亦不追尊钜鹿都尉、南顿君［14］，惟哀、安、桓、灵，皆自旁亲入继大统［15］，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愿以为戒。”

时公所得仁宗遗赐珠、金，直百余万，率同列三上章［16］，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17］，若遗赐不可辞，则宜许侍从以上进金钱，佐山陵费［18］。”不许。公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19］，金以遗其舅氏，义不藏于家。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还政［20］。公上疏言［21］：“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间人所难言者。时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宝乃供。公极论以为不可［22］，当直下合同司移所属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数奏太后，以防矫伪。

曹佾除使相［23］，两府皆迁［24］。公言：“佾无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而。今两府皆迁，无名，若以还政为功，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迁［25］，公复争之，因论［26］：“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构两宫［27］，国之大贼，人之巨蠹，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诏以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28］，天下快之。

【笺注】

［1］知嘉祐八年贡举：《年谱》卷二：“嘉祐八年癸卯，公年四十五岁。春正月己酉，公同翰林学士范镇知贡举。”

［2］仁宗崩：《宋史·仁宗纪》四：“（嘉祐八年三月）甲子，御延和殿，赐进士、诸科及第同出身三百四十一人。辛未，帝崩于福宁殿。”

［3］英宗以哀毁致疾，慈圣光献太后同听政：《宋史·后妃·慈圣光献曹皇后传》：“英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帝感疾，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御内东门小殿听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四月壬申朔，辅臣入至寝殿。后定议，召皇子入，告以帝晏驾，使嗣立。皇子惊曰：‘某不敢为，某不敢为！’因反走。辅臣共持之，或解其发，或被以御服，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乙亥）先是，辅臣奏事，帝必详问本末，然后裁决，莫不当理，中外翕然皆称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语言失次，复召已责降医官宋安道、甄立里、秦宗一、王士伦等人侍疾。……（丁丑）群臣三上表请听政。戊寅，诏许之，既而以疾不果。有司请改日大敛，司天监言卜近日则不利帝及太后，帝令避太后而已。己卯、大敛，帝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韩琦亟投杖褰帘，抱持帝，呼内人，属令加意拥护。又与同列入白太后下诏，候听政日，请太后权同处分。礼院奏请：‘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中书、枢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非时召学士，亦许至小殿。皇太后处分称“吾”，群臣进名起居于内东门。’从之。壬午，辅臣入对于柔仪殿西阎，皇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4］公首上疏：即《传家集》卷二五《上皇太后疏》，可参。

［5］章献明肃太后：真宗刘皇后。《宋史·后妃·章献明肃刘皇后传》：“真宗即位，入为美人。自章穆崩，真宗欲立为皇后，大臣多以为不可，帝卒立之。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引故事以对。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后决于后。真宗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于是请帝与太后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帘决事。群臣上尊号曰应元崇德仁寿慈圣太后，御文德殿受册。天圣五年正旦，太后御会庆殿。群臣及契丹使者班廷中，帝再拜跪上寿。是岁郊祀前，出手书谕百官，毋请加尊号。礼成，帝率百官恭谢如元日。七年冬至，天子又率百官上寿，范仲淹力言其非，不听。九月，诏长宁节百官赐衣，天下赐宴，皆如乾元节。明道元年冬至，复御文德殿。加上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太后。是岁崩，年六十五。谥曰章献明肃，葬于永定陵之西北。”本段文字引用时有删节。

［6］王曾：《宋史》卷三一〇本传：“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预政，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后，中外以为忧。钱惟演，后戚也，曾密语惟演曰：‘太子幼，非宫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刘氏也。’惟演以为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庐草遗诏：‘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仁宗立，迁礼部尚书。群臣议太后临朝仪，曾请如东汉故事，太后坐帝右，垂帘奏事，丁谓独欲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令入内押班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曾曰：‘两宫异处，而柄归宦官，祸端兆矣。’谓不听。既而允恭坐诛，谓亦得罪。自是两宫垂帘，辅臣奏事如曾议。时真宗初崩，内外汹汹，曾正色独立，朝廷倚以为重。拜中书侍郎兼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会灵观使。王钦若卒，曾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师儒，即召孙奭、冯元劝讲崇政殿。曾方严持重，每进见，言利害事，审而中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始，太后受册，将御大安殿，曾执以为不可，及长宁节上寿，止共张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悦。会玉清昭应宫灾，乃出知青州。……皇祐中，仁宗为篆其碑曰‘旌贤之碑’，后又改其乡曰旌贤乡。大臣赐碑篆自曾始。仁宗既袝庙，诏择将相配享，以曾为第一。”

［7］张知白：《宋史》卷三一〇本传：“张知白字用晦，沧州清池人。……知白在相位，慎名器，无毫发私。常以盛满为戒，虽显贵，其清约如寒士。然体素羸，忧畏日侵，在中书忽感风眩，舆归第。帝亲问疾，不能语，薨。为罢上巳宴，赠太傅、中书令。礼官谢绛议谥文节，御史王嘉言言：‘知白守道徇公，当官不挠，可谓正矣，谥文正。’王曾曰：‘文节，美谥矣。’遂不改。”

［8］鲁宗道：《宋史》卷二八六本传：“鲁宗道字贯之，亳州谯人。……章献太后临朝，问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后默然。时有请立刘氏七庙者，太后问辅臣，众不敢对。宗道不可，曰：‘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帝、太后将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辇先帝行，宗道曰：‘夫死从子，妇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辇后乘舆。枢密使曹利用恃权骄横，宗道屡于帝前折之。自贵戚用事者皆惮之，目为‘鱼头参政’，因其姓，且言骨鲠如鱼头也。再迁尚书礼部侍郎、祥源观使。在政府七年，务抑侥幸，不以名器私人。疾剧，帝临问，赐白金三千两。既卒，皇太后临奠之，赠兵部尚书。宗道为人刚正，疾恶少容，遇事敢言，不为小谨。初，太常议谥曰刚简，复改为肃简。议者以为‘肃’不若‘刚’为得其实云。”

［9］薛奎：《宋史》卷二八六本传：“薛奎字宿艺，绛州正平人。……太后谒太庙，欲被服天子衮冕，奎曰：‘必御此，若何为拜？’力陈其不可，终不见听。及太后崩，帝见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岂可见先帝于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敛。因上言请逐内侍罗崇勋等。时二府大臣多罢去，奎得喘疾，数辞位，罢为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判尚书都省。帝手书禁方赐之，小间，入见。疾寻作，卒，赠兵部尚书，谥简肃。奎性刚，不苟合，遇事敢言。及参政事，谋议无所避。能知人，范仲淹、庞籍、明镐自为吏部选人，皆以公辅许之。”

［10］马季良：《宋史·外戚传》上：“马季良字元之，开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刘美女。初补越州上虞尉，改秘书省校书郎，知明州鄞县，入为刑部详覆官。太后临朝，迁光禄寺丞。顷之，擢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再迁太子中允、判三司度支勾院，以太常丞、直史馆提举在京诸司库务，擢龙图阁待制。三丞充近职，非故事也。迁尚书工部员外郎、龙图阁直学士、同知审官院。会江南旱，出为安抚使，再迁兵部郎中。太后崩，换濠州防御使，赴本州。御史中丞范讽言季良侥幸得官，降屯卫将军、滁州安置。开封府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占富民刘守谦免户役，诏许季良自陈，以地给还。岁余，徙寿州，致仕，还京师卒。季良因缘以进，无他行能，在礼院尝建言，摄祠事官致斋三日无供帐饮食，非所以重祠事也。自是翰林、仪鸾司供帐，大官给食于祠所云。”

［11］罗崇勋：《全宋文》卷三三一小传：“罗崇勋，天圣初为入内供奉官。”《宋史·张士逊传》：“曹汭狱事起，宦者罗崇勋、江德明方用事，因谮（曹）利用。”

［12］上疏英宗：即《传家集》卷二五《上皇帝疏》，可参。

［13］汉宣帝为昭帝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汉书·宣帝纪》：“孝宣皇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太子纳史良娣，生史皇孙。皇孙纳王夫人，生宣帝，号曰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而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辜，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私给衣食，视遇甚有恩。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将军霍光请皇后征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贺淫乱，请废。秋七月，光奏议曰：‘《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奏可。遣宗正德至曾孙尚冠里舍，洗沐，赐御府衣。太仆以軨猎车奉迎曾孙，就齐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按，卫太子者，武帝之子、宣帝之祖，以巫蛊事件受诛；史皇孙者，卫太子之子，宣帝之父也。宣帝入继大统乃过继昭帝为子，故奉昭帝为大宗，而卫太子、史皇孙仍为小宗。

［14］自以为元帝后，亦不追尊钜鹿都尉、南顿君：南顿君，光武帝刘秀之父。《后汉书·祭祀》下：“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庙于雒阳。四时袷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余帝四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一岁五祀。三年正月，立亲庙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时寇贼未夷，方务征伐，祀仪未设。至十九年，盗贼讨除，戎事差息，于是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礼之设施，不授之与自得之异意。当除今亲庙四。孝宣皇帝以孙后祖，为父立庙于奉明，曰皇考庙，独群臣侍祠。愿下有司议先帝四庙当代亲庙者及皇考庙事。’下公卿、博士、议郎。大司徒涉等议：‘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今亲庙。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为南顿君立皇考庙，祭上至舂陵节侯，群臣奉祠。’上可涉等议，诏曰：‘以宗庙处所未定，且袷祭高庙。其成、哀、平且祠祭长安故高庙。其南阳、舂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祀。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号曰中宗。’于是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庙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于故高庙。东庙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陵庙之礼。南顿君以上至节侯，皆就园庙。南顿君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称皇高祖考庙，在所郡县侍祠。”

［15］哀、安、桓、灵，皆自旁亲入继大统：《汉书·哀帝纪》：“孝哀皇帝，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岁嗣立为王，长好文辞法律。元延四年入朝。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上所幸赵昭仪及帝舅票骑将军曲阳侯王根。昭仪及根见上亡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成帝亦自美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明年，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立为皇太子。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后汉书·孝安帝纪》：“恭宗孝安皇帝讳祐，肃宗孙也。父清河孝王庆，母左姬。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延平元年，庆始就国，邓太后特诏留帝清河邸。八月，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引拜帝为长安侯。皇太后诏曰：‘先帝圣德淑茂，早弃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岂意卒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庙之重，思继嗣之统，唯长安侯祜质性忠孝，小心翼翼，笃学乐古，仁惠爱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亲德系后，莫宜于祜。《礼》：昆弟之子犹己子。《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不以父命辞王父命。其以祜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礼仪奏。’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犹临朝。”《后汉书·孝灵帝纪》：“孝桓皇帝讳志，肃宗曾孙也。祖父河间孝王开，父蠡吾侯翼，母匽氏。翼卒，帝袭爵为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征帝到夏门亭，将妻以女弟。会质帝崩，太后遂与兄大将军冀定策禁中，闰月庚寅，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后汉书·孝灵帝纪》：“孝灵皇帝讳宏，肃宗玄孙也。曾祖河间孝王开，祖淑，父苌。世封解渎亭侯，帝袭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禄大夫刘儵持节，将左右羽林至河间奉迎。”

［16］率同列三上章：即《传家集》卷二五《遗留物札子》，可参。《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四月）癸未，内出遗留物赐两府、宗室、近臣、主兵官有差。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言云云。光遂与同列诣客省进奉，诏以乾兴年无此例，却之。”

［17］乾兴故事：谓乾兴元年之先例也。《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二月）己未，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进官一等，优赏诸军，山陵诸费无以赋民。京朝官服绯、绿及十五年者，并与改赐服色。改赐服色以十五年为限。登极用东封、西祀例，自此始。甲子，始听政。又赐辅臣以下袭衣、金犀带、鞍勒马有差。”

［18］佐山陵费：助仁宗丧葬之费用。此札嘉祐八年四月十五日上，其时仁宗尚未下葬，故云可助山陵之费也。《宋史·仁宗纪》四：“（嘉祐八年）十月甲午，葬永昭陵。”

［19］公使钱：宋代官府用于宴请馈送过往官员之自由支配费用，非朝廷拨发，类似今之单位小金库资金也。范仲淹《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切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

［20］英宗疾既平，皇太后还政：《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皇太后出手书还政，是日，遂不复处分军国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两府每退朝，入内东门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还政手书，大臣以白上，辄留之不出。上既康复无他，太后复降诏书还政。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禀上，上裁决如流，悉皆允当。琦退，与同列相贺，因谓曾公亮等曰：‘昭陵复土，琦即合求退，顾上体未平，迁延至今。上听断不倦如此，诚天下大庆，琦当于帘前先白太后，请一乡郡，须公等赞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无公？公勿庸请也！’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同列既退，琦独留，遂白太后，如向与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即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马、邓所不及。’因再拜称贺，且言：‘台谏亦有章疏乞太后还政，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琦厉声命仪鸾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微见太后衣也。”

［21］公上疏言：即《传家集》卷二八《二先札子》，可参。

［22］公极论以为不可：《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壬子，诏：‘皇太后令称圣旨，出入唯不鸣鞭，他仪卫如章献明肃太后故事；有所取索，本閤使臣录圣旨付所司；其属中书、枢密院，使臣具申状，皆覆奏，即施行。’司马光言云云。”其文俱载《传家集》卷二八《取索札子》：“臣窃闻两府议定：皇太后于诸处取索物色，令本阎使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处，有司再具榜子奏闻，候见御宝，即便供应。臣熟思此一节事理，恐未至稳便。臣闻自来内中凡有所须，止用御宝合同文字，于诸司库务取索，诸司库务实时供应，过后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来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须待本閤使臣申牒逐处，再行覆奏，候得御宝，方敢供应，臣愚窃虑行遣往复，太为迂回，万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皇太后缓急欲得药饵、什器之类细小之物，不能应时而至，迁延经日，有伤慈母之心，则非陛下以四海奉养之意也。事虽至微，当此之际，小有不足，所系甚大。《礼》：“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会。”盖优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数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两府大臣商量此事，应皇太后所取物色，并令本阎使臣行文字与合同司，一如陛下圣旨所取，出御宝合同文字下诸司库务，画时供应。仍令合同司每日将本閤使臣文字缴连实封，别遣使臣进呈皇太后，以防矫伪。如此，则尊卑之体正，孝养之礼尽。”四库本题下注云：“治平元年五月十九日上。”

［23］曹佾除使相：《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丙辰）加宣徽北院使、保平节度使、判郓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议除拜，上以问宰相韩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问枢密使富弼，弼对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请久之，乃许。”注云：“司马光《记闻》载：韩维说慈寿将归政，颍王谓维及孙思恭曰：‘慈寿欲为曹佾求使相。’二人不应。王竟使王陶达意于政府，果得之。他日，二人独见，维以是戒王曰：‘今陛下已亲政，内外上下事体已正，独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事勿预也。’”曹佾，《宋史》卷四六四本传：“曹佾字公伯，韩王彬之孙，慈圣光献皇后弟也。自右班殿直累进殿前都虞候、安化军留后。言者谓年未四十毋典军，出知澶、青、许三州，徙河阳。以建武军节度使为宣徽北院使、知郓州，改保静、保平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灵宫使，加兼侍中，封济阳郡王。哲宗即位，加少保。坤成节献寿，特缀宰相班，优诏减拜。卒，年七十二，赠太师，追封沂王。”使相，《宋史·职官志》一：“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皆谓之使相。不预政事，不书敕，惟宣敕除授者，敕尾存其衔而已。”

［24］两府皆迁：谓中书省、枢密院两府大臣皆因之迁官也。《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四月）甲申，宰相韩琦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进封卫国公；曾公亮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枢密使张昇、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并加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胡宿、吴奎并加给事中。”

［25］都知：宋代宦官名，掌轮值殿中，行供奉洒扫之事；或衔命出使中外，或随从天子行幸，执乘舆御服等事。《宋史·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押班次迁副都知，次迁都知，遂为内臣之极品。”

［26］因论：《传家集》卷三〇《任守忠札子》：“臣窃闻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献遗中宫，自以为功，仍受中宫赏赐。外议籍籍，无不骇愕。伏以守忠从来罪恶极多，不可遽数。陛下体元继统，圣政方新，守忠曾无畏惮，益恣巧谄，公取官物，自眩私恩，赞导椒房，首为侈靡，既求权宠，又分厚利。奸邪之臣，无大于此。伏望陛下特发神断，以守忠付所司，穷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四库本题下注云：“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此外尚有《第二札子》、《第三札子》。此处所引，乃《第二札子》中语。

［27］交构两宫：《长编》卷二〇二：“（治平元年八月）初，上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即位不豫，遂交斗两宫间。于是又擅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以献皇后，因受赏赐，司马光、吕诲交章劾之。诲言：‘今日大奸尚存，众怨未平，谤议益甚，敢不以闻，上达天听。所谓大奸者，任守忠是也。陛下服药经年，守忠构造语言，交斗两宫，唯幸慈孝有所不至。暨迎先帝木主，下礼院定太后出入仪式，守忠坚欲用乾兴之例，非圣后贤明，几为守忠所误。今春揣知太后有罢同听政之意，因陈还辟之说，掠功于己，以奉陛下。外臣自去冬以来，但闻陛下孝养之缺；今夏以后，只闻太后慈爱之失。腾谤之由，又可明也。然反复语言离间宫禁者非一，亦不出守忠朋党，众所共知。原其用情，诚国之贼。自先帝弃世，守忠于宫禁公取财货，其数不赀，近又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献于中宫。不唯自邀厚赐，以固恩宠，其实窥伺陛下，将以谀言狡计，乘间而入矣。今内臣皆云，本省差遣膏润优便，守忠专有，余及亲旧，孤寒者非货赂交结，无由得之。仍云宫禁事无巨细，皆出守忠，不复知有君父之命。外臣闻之，莫不痛心愤惋，其恶万状，不可胜陈。窃恐养患日深，势转难制，伏望圣断，速正典刑，并其朋党摈斥，则中外皆得安矣。’”

［28］以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长编》卷二〇二：“（治平元年八月）丙辰，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军留后任守忠为保信节度副使、蕲州安置。”

时有诏陕西刺民兵号义勇［1］，公上疏极论其害［2］，云：“康定、庆历间，籍陕西民为乡弓手［3］，已而刺为保捷指挥［4］，民被其毒，兵终不可用。遇敌先北，正兵随之，每致崩溃。县官知其坐食无用［5］，汰遣归农。而惰游之人，不能复反南亩［6］。强者为盗，弱者转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义勇何以异此！”章六上，不从。乞罢谏官，不许。王广渊除直集贤院［7］，公言［8］：“广渊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为太子，召上左右饮，卫绾独称疾不行。及即位，待绾有加［9］。周世宗镇澶渊［10］，张美为三司使［11］，掌州之钱谷，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应之，及即位，薄其为人，不用。今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愿黜之，以厉天下。”

执政建言濮安懿王德圣位隆［12］，宜有尊礼。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议［13］。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14］，公独奋笔立议曰：“为之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其私亲［15］。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议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为案，至今存焉。

时中外汹汹，御史吕诲［16］、傅尧俞［17］、范纯仁［18］、吕大防［19］、赵鼎［20］、赵瞻等皆争之［21］，相继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则乞与之皆贬［22］。

【笺注】

［1］时有诏陕西刺民兵号义勇：《长编》卷二〇三：“（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方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正军，及夏国纳款，朝廷拣放，于今所存者无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或令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先刺，观听既安，然后次及诸郡，一时不无小扰，而终成长利。’诏从之。枢密副使胡宿请且刺沿边州军。上曰：‘不若即了之。’韩琦意亦欲如此，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并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买保毅田承名额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人赐钱二千。总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云云。”义勇，宋代对乡兵的称呼。《宋史·兵志》五：“时有欲以义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为置义勇、弓手，渐可以省正兵。”

［2］上疏极论其害：今《传家集》卷三一有《乞罢陕西义勇第一札子》、《乞罢陕西义勇第二札子》，即论此事也。可参。

［3］康定、庆历间，籍陕西民为乡弓手：此议出于韩琦。《安阳集》卷一六《奏选义勇军》：“臣伏以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宇，而威服四夷，又非近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以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正军。及夏国纳款，朝廷拣放，于今所存者无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同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则人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或令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先刺，观听既安，然后次及诸郡。一时不无少扰，而终成长利。”《传家集》卷三一《乞罢陕西义勇第一札子》：“臣伏见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王师屡败，死者动以万数。国家乏少正兵，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乡弓手，北宋吏役名目之一，又称弓箭手。宋初多差富户充当，为县尉所属武装，负责巡逻、缉捕之事。神宗时由差役改为雇役，实际已成募兵。《宋史·食货志》上五：“宋因前代之制，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清恽敬《三代因革论》七：“宋曰衙前，督官物；曰耆长、曰壮丁，捕盗贼；曰散从、曰承符、曰弓手，任驱使，则役之而且虐用之矣。”

［4］保捷指挥：《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月）知秦州韩琦尝奏本路兵备素少，请益军马。朝廷以诸处未可抽那，难于应副，诏琦详度，以点到弓手选其少壮刺手背充军。或为保毅弓箭手，或别立名额，速具利害以闻。琦奏曰云云。诏从琦请，简陕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挥，仍给例物。庚戌，转运司言刺保捷军凡一百八十五指挥。”

［5］县官：谓朝廷及官府。《史记·孝景本纪》：“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

［6］南亩：农田也。田土南坡向阳，利于农作物生长，古人田土多向南开辟，故称。《诗经·小雅·大田》：“俶载南亩，播厥百谷。”

［7］王广渊除直集贤院：《长编》卷二〇四：“（治平元年正月丁卯）编排中书诸房文字、屯田员外郎王广渊直集贤院。上在藩邸，广渊因上左右时君卿献其所为文及书札，上爱其才，故特命以此。知谏院司马光言云云。光凡再论列，讫不报。”《宋史》卷三二九本传：“王广渊字才叔，大名成安人。……英宗居藩邸，广渊因见昵，献所为文，及即位，除直集贤院。谏官司马光言：‘汉卫绾不从太子饮，故景帝待之厚。周张美私以公钱给世宗，故世宗薄之。广渊交结奔竞，世无与比，当仁宗之世，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今当治其罪，而更赏之，何以厉人臣之节？’帝不听，用为群牧、三司户部判官，从容谓曰：‘朕于《洪范》，得高明沉潜之义，刚内以自强，柔外以应物，人君之体，无出于是。卿为朕书之于钦明殿屏，以备观省，非特开元《无逸图》也。’加直龙图阁。”集贤院，宋代三馆秘阁之一，典掌禁中图书之府，编书、校书、读书之局，储养名流贤俊、备咨询访问之地。《宋史·职官志》四：“端拱元年，建秘阁于（崇文）院中。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皆沿唐制立名，但有书库寓于崇文院庑下。三馆、秘阁、崇文院各置帖职官。又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校勘，通谓之馆职。”

［8］公言：即《传家集》卷三二《王广渊札子》，可参。

［9］及即位，待绾有加：《汉书·卫绾传》：“卫绾，代大陵人也，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中郎将，醇谨无它。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景帝立，岁余，不孰何绾，绾日以谨力。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代戏车士，幸得功次迁，待罪中郎将，不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病。’上赐之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常盛，未尝服也。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它将争；有功，常让它将。上以为廉，忠实无它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后薨，谥曰哀侯。”

［10］周世宗镇澶渊：《资治通鉴·后周纪》：“（广顺三年正月）丙申，镇宁节度使（柴）荣入朝。……癸丑，镇宁节度使荣归澶州。”

［11］张美为三司使：《资治通鉴·后周纪》：“（显德二年六月）壬戌，以枢密院承旨清河张美为右领军大将军、权点检三司事。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谷隶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为供副。太祖闻之怒，恐伤帝意，但徙美为濮州马步都虞候。美治财精敏，当时鲜及，故帝以利权授之。帝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为，终不以公忠待之。”《宋史》卷二五九《张美传》：“张美字玄圭，贝州清河人。少善书计，初为左藏小吏，以强干闻。三司荐奏，特补本库专知，出为澶州粮料使。周世宗镇澶渊，每有求取，美必曲为供给。周祖闻之怒，将谴责之，而恐伤世宗意，徙美为濮州马步军都虞候。世宗即位，召为枢密承旨。时宰相景范判三司，被疾，世宗命美为右领军卫大将军，权判三司。俄真授三司使。四年，世宗再幸淮上，皆为大内都点检。师还，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美强力有心计，周知其利病，每有所条奏厘革，上多可之，常以干敏称。世宗连岁征讨，粮馈不乏，深委赖焉。然以澶渊有所求假，颇薄之，美亦自愧。恭帝嗣位，加检校太傅。宋初，加检校太尉。乾德五年，移镇沧州。太平兴国初来朝，改左骁卫上将军。八年，请老，以本官致仕。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八。”

［12］濮安懿王：英宗之生父允让也。《宋史·宗室传》：“濮安懿王允让字益之，商王元份子也。始为右千牛卫将军。仁宗即位，授汝州防御使，累拜宁江军节度使。上建睦亲宅，命知大宗正寺。庆历四年，封汝南郡王，拜同平章事，改判大宗正司。嘉祐四年薨，年六十五，赠太尉、中书令，追封濮王，谥安懿。仁宗在位久无子，乃以王第十三子宗实为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为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诏须大祥后议之。二年，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韩琦等奏：‘伏以臣闻出于天性之谓亲，缘于人情之谓礼。虽以义制事，因时适宜，而亲必主于恩，礼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也。陛下奋乾之健，乘离之明，拥天地神灵之休，荷宗庙社稷之重，即位以来，仁施泽浃，九族既睦，万国交欢。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陛下受命先朝，躬承圣统，顾以大义，后其私亲，钦之重之，事不轻发。臣等忝备宰弼，实闻国论，谓当考古约礼，因宜称情，使有以隆恩而广爱，庶几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风。臣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同书卷二〇四：“（治平二年）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

［13］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议：此即北宋著名之濮议。仁宗无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英宗。即位次年，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司马光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中书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英宗因立濮王园陵，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史称“濮议”。太常礼院，《宋史·职官志》四：“太常寺……别置太常礼院，虽隶本寺，其实专达。有判院，同知院四人，寺与礼院事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始并兼礼院事。”两制，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本朝枢密本兵、礼二府，又有学士院、舍人院为两制。”指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两官主要职事为草拟制书，故称“两制”。

［14］翰林学士王珪：《宋史》卷三一二本传：“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后徙舒。……英宗立，当撰先帝谥，珪言：‘古者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故天子称天以诔之，制谥于郊，若云受之于天者。近制，唯词臣撰议，庶僚不得参闻，颇违称天之义。请令两制共议。’从之。濮王追崇典礼，珪与侍从、礼官合议宜称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国，执政不以为然。其后三夫人之称，卒如初议。神宗即位，迁学士承旨。珪典内外制十八年，最为久次，尝因展事斋官，赋诗有所感，帝见而怜之。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15］为之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其私亲：谓按照古礼，既已过继他人之后，便当以过继之父为父，不可再顾生身之父也。《传家集》卷三三附王珪议状云：“《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亲子也。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讥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浅，不达古今，窃以谓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

［16］御史吕诲：《续资治通鉴》卷六四：“（治平三年正月）先是，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海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亦上疏，请罢追崇之仪，皆不报。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辩。帝意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帝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帝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丙子，中书奏事垂拱殿，时韩琦以祠祭致斋，特遣中使召与共议。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通，一纳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诲等闻之，即纳缴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帝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庚辰，吕诲等又奏：‘臣等本以欧阳修首启邪议，诖误圣心，韩琦等依违附会不早辨，累具弹奏，乞行朝典。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哀、桓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论，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官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欺君负国，乃致如此，首议之臣，安得不诛！’帝令中书降札子，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子并后所奏九状，申中书坚辞台职。壬午，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帝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帝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于是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范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吕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上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预闻，纪纲之失，无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言：‘诲等能审论守职，国之忠臣，计其用心，不过欲陛下尽如先王之法而止耳。贬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情，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皆不从。是日，诏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知杂各举御史两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言云云。”《宋史》卷三二一《吕诲传》：“吕诲字献可，开封人。……进士登第，由屯田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濮议起，侍从请称王为皇伯，中书不以为然，诲引义固争。会秋大水，诲言：‘陛下有过举而灾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简宗庙之罚也。’郊庙礼毕，复申前议，七上章，不听；乞解台职，亦不听。遂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干，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言者论辨累月，琦犹遂非，不为改正，中外愤郁，万口一词。愿黜居外藩，以慰士论。’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皆不报。已而诏濮王称亲，诲等知言不用，即上还告敕，居家待罪，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帝以问执政，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帝犹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乃下迁诲工部员外郎、知蕲州。”

［17］傅尧俞：《续资治通鉴》卷六四：“（治平三年三月）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自使辽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帝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帝数谕留尧俞等，尧俞等终求去，乃以尧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马光言：‘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云“此事朕不欲称，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直为政府所误，以致外议纷纷。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其已出台官当别有除改，见任台官亦优加抚谕，使之就职。今忽闻傅尧俞等三人相继皆出，此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耳。伏望特发宸断，召还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如此，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为欢欣，诽谤之语更为讴歌矣。’不报。光遂奏请与尧俞同责，因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预戒追尊之事；及过仁宗大祥，臣即与尧俞诣政府，白以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义；当两制、礼官共详时，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当为首。其吕诲等系后来论列，既蒙遣逐，如臣者岂宜容恕！纵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于心乎！’又奏乞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宋史》卷三四一《傅尧俞传》：“傅尧俞字钦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称皇考，尧俞曰：‘此于人情礼文，皆大谬戾。’与侍御史吕诲同上十余疏，其言极功。主议者知汹汹不可遏，遂易‘考’称‘亲’。尧俞又言：‘亲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义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为子，当是时，设濮王尚无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灾言：‘简宗庙，则水不润下。今以濮王为皇考，于仁宗之庙，简孰甚焉。’俄命尧俞与赵瞻使契丹，比还，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皆以谏濮议罢，复除尧俞侍御史知杂事。尧俞拜疏，必求罢去，英宗面留之。尧俞言：‘诲等已逐，臣义不当止。’因再拜辞，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会要·职官》六五之二六：“（治平三年）二月七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降知和州。”

［18］范纯仁：《宋史》卷三一四本传：“纯仁字尧夫。仲俺没，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县。治平中，擢江东转运判官，召为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时方议濮王典礼，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议尊崇之。翰林学士王珪等议，宜如先朝追赠期亲尊属故事。纯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为之子，与前代定策入继之主异，宜如王珪等议。’继与御史吕诲等更论奏，不听。纯仁还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书尊王为皇，夫人为后。纯仁复言：‘陛下以长君临御，奈何使命出房闱，异日或为权臣矫托之地，非人主自安计。’寻诏罢追尊，起纯仁就职。纯仁请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蕲州。历京西提点刑狱、京西陕西转运副使。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龙图阁、知庆州。黜知信阳军。移齐州。丐罢，提举西京留司御史台。时耆贤多在洛，纯仁及司马光，皆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复知河中。哲宗立，复直龙图阁、知庆州。召为右谏议大夫，以亲嫌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除给事中。时宣仁后垂帘，司马光为政，将尽改熙宁、元丰法度。纯仁谓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元祐初，进吏部尚书，数日，同知枢密院事。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明年，以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逾年，加大学士、知太原府。徙河南府，再徙颍昌。召还，复拜右仆射。徽宗即位，钦圣显肃后同听政，即日授纯仁光禄卿、分司南京、邓州居住。建中靖国改元之旦，受家人贺。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宣，御书碑额曰‘世济忠直之碑’。”

［19］吕大防：《宋史》卷三四〇本传：“吕大防字微仲。……韩绛镇蜀，称其有王佐才。入权盐铁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阙，内出大防与范纯仁姓名，命为监察御史里行。会执政议濮王称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为皇子，馆于宫中，凭几之命，绪言在耳，皇天后土，实知所托。设使先帝万寿，陛下犹为皇子，则安懿之称伯，于理不疑。岂可生以为子，没而背之哉？夫人君临御之始，宜有至公大义厌服天下，以结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号，使陛下顾私恩而违公义，非所以结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数上，出知休宁县。”

［20］赵鼎：《东都事略》、《宋史》均无传。《会要·职官》六五之二五：“（治平二年三月十七日）御史赵鼎请事。”

［21］赵瞻：《宋史》卷三四〇本传：“赵瞻字大观。举进士第，调孟州司户参军，移万泉令。……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员外郎除侍御史。二年秋，京师大水，诏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请悉出章疏，付两省详择以闻，从之。时议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汉师丹、董宏事，谓其属薛温其曰：‘事将类此，吾必以死争，固吾所也。’中书请安懿王称亲，瞻争曰：‘仁宗既下明诏子陛下，议者顾惑礼律所生所养之名，妄相訾难，彼明知礼无两父贰斩之义，敢裂一字之词，以乱厥真。且文有去妇出母者，去已非妇，出不为母，辞穷直书，岂足援以断大议哉？臣请与之庭辨，以定邪正。’会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贺正使，入对，英宗问前事，对曰：‘陛下为仁宗子，而濮王又称皇考，则是二父，二父非礼。’英宗曰：‘御史尝见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议，陛下未尝自言。’英宗曰：‘是中书过耳，朕自数岁时，先帝养为子，岂敢称濮考？’瞻曰：‘臣请退谕中书，作诏以晓天下。’时连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为褒尊？朕意已决，无庸宣告。’瞻曰：‘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还，闻吕诲等谏濮议皆罢去，乞与同贬，不报。趣入对，英宗曰：‘卿欲就龙逢、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傅说哉？’瞻皇惧，言：‘臣不敢奉诏，使朝廷有同罪异罚之讥。’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迁司封员外郎、知商州，又除提点陕西刑狱。熙宁三年，为开封府判官。丁外艰，服除，易朝请大夫、知沧州。哲宗立，转朝议大夫，召为太常少卿，迁户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年七十二。”

［22］乞与之皆贬：《传家集》卷三五《乞与傅尧俞等同责降札子》：“臣昨任谏官日，与其余台官等同共论列濮王典礼，不宜称尊号及皇考事，前后非一。臣等蒙恩改龙图阁直学士，臣屡曾辞免，乞以旧职知河中府等一处，朝廷不许，止免谏职。今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赵鼎、赵瞻、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并已责降。若所言濮王事合于典礼，则尧俞等不当窜逐；若所言非是，则臣不宜独免。况同时台谏官窜逐已尽，臣实无颜尚居故位。同罪异罚，有累公朝，伏乞与傅尧俞等一例责降。”四库本题下注云：“治平三年三日十一日上。”

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挥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1］。使者诉于朝，公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西戎犯边，杀略吏士［2］。赵滋为雄州，专以猛悍治边［3］，公亦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者［4］。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选将代之［5］。公言：“国家当戎狄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祸，生于高宜；北狄之隙，起于赵滋。朝廷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今若选将代中祐，则来者必以滋为法，而以中祐为戒。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轻以矢刃相加者，坐之。”

京师大水［6］，公上疏论三事［7］，皆尽言无所隐讳。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8］。知治平四年贡举［9］。

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10］，公力辞，不许。上面谕公：“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公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举进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趋出，上遣内臣至閤门，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谢，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怀中，不得已乃受。

遂为御史中丞［11］。初，中丞王陶论宰相不押常朝班为不臣，宰相不从，陶争之力，遂罢［12］。公既继之，言：“宰相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则不可已。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候宰相押班，然后就职。”上曰：“可。”陶既出知陈州［13］，谢章诋宰相不已。执政议再贬陶，公言：“陶诚可罪，然陛下欲广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独不能容乎？”乃已。

公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14］。且曰：“臣昔为谏官，即以此六言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公在英宗时，与吕诲同论祖宗之制：“句当御药院常用供奉官以下［15］，至内殿崇班［16］，则出。近岁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资，食其廪给。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为内侍省押班［17］。今除张茂则［18］，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上为尽罢寄资内臣［19］，居简亦补外［20］。

未几，复留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公复争之［21］。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陕西［22］，知泾州刘涣等谄事中正［23］，而鄜延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24］。已而涣等进擢，舜臣降黜。权归中正，谤归陛下。是去一居简，得一居简。”上手诏问公所从知。公曰：“臣得之宾客，非一人言，事之有无，惟陛下知之。若无，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万一有之，不可不察。”

诏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閤门祗候［25］。公言：“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26］，非平日法也。阎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英宗山陵，公为仪仗使［27］，赐金五十两，银合三百两。三上章辞［28］，从之。

【笺注】

［1］“西戎遣使致祭”至“侮其国主”四句：《西夏书事》卷二一：“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遣使吴宗入贺，不成礼而还。故制：夏使见于皇仪门外，朝辞诣垂拱殿。是日，宗等不肯门见，至顺天门，欲佩鱼及仪物自从，引伴高宜禁之，宗不可，留止一夕，供馈俱绝。宗忿，出不逊语，宜折令如故事。良久乃入，已赐食殿门。宗诉于押伴张觐，觐以闻。英宗令赴延州与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令通判诘之，宗曰：‘引伴谓当用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穴，此何等语也？’通判曰：‘闻使人目国主为少帝，故引伴有此对。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不复辨。”注云：“司马光奏议：臣伏见去岁先帝登遐，赵谅祚遣使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言语轻肆，侮其国主，傲其使人。使者归辞，自诉于朝。臣当时与吕诲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为意。与李氏《长编》异。”按，高宜押伴入京事在去年嘉祐八年，今书之也，故下文称“明年”。言明年者，治平元年也。

［2］西戎犯边，杀略吏士：《西夏书事》卷二一：“（治平元年）秋七月，以兵入秦凤、泾原，大掠。谅祚因吴宗回，得赐诏，谓中国辱其使人，深以为耻，遂招引亡命，点集兵众，潜谋入寇。泾原副总管刘几以告权经略使陈述古，请兵防守。述古不听。谅祚以十万众分攻诸州，驱胁熟户八十余族，杀弓箭手数千，掠人畜万计。”

［3］赵滋为雄州，专以猛悍治边：《宋史·赵滋传》：“滋强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称治。会契丹民数违约，乘小舟渔界河中，吏惮生事，累岁莫敢禁。后又遣大舟十余，自海口运盐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可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辄捕其人杀之，辇其舟，移文还涿州，渔者遂绝。契丹因使人以为言，而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转运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请罢之。朝廷更以为能，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嘉州团练使，迁天武、捧日四厢都指挥使。英宗即位，领端州防御使、步军都虞候，赐白金五百两，留再任。未几，卒，赠遂州观察使。”

［4］白沟：北宋与契丹的界河，在今河北容城县西北。《大明一统志》卷二《保定府》：“白沟河在新城县南三十五里拒马河下流，宋与辽分界之处。”

［5］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选将代之：《长编》卷二〇五：“（治平二年六月）己酉，庄宅使张利一为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边安抚使，代皇城使、嘉州刺史李中祐也。”

［6］京师大水：《宋史》卷三四〇《赵瞻传》：“（治平）二年秋，京师大水，诏百官言事。”

［7］上疏论三事：《年谱》卷三：“（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疏论三事。略云：‘近日水灾之变，耆耋之人，皆言耳目所记，未尝睹闻。陛下安得不侧身恐惧，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皇太后鞠育圣躬，在于襁褓。陛下有疾，皇太后于先帝梓宫之前，叩头祈请，额为之伤，岂可谓无慈爱之心于陛下？不幸为谗人离间，遂介然有隙。传曰：大德灭小怨。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为天子，唯以一后、数公主属于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皇太后之欢心，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希曾省视。今设有闾里之民，家有一妻数女，及有数亩之田、十金之产，老而无子，养同宗之子以为后。其人既没，其子得田产而有之，遂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则邻里乡党之人，谓其子为何如人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厌倦万几，遂以天下之事委之两府。陛下即位，益事谦逊，凡有奏请，不肯予夺。知人之贤不能举，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从。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国家置台谏之官，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大臣裁定政事，而台谏或以异议干之，陛下当自以圣意，察其是非。今乃复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为非，而以他人所言为是？是陛下独取拒谏之名，而大臣坐得专权之利。以君相之重，而欲以贱臣校其胜负，是以四方怀忠之士，皆望风不进，结舌沮气，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伏愿于此三者，皆留圣念，行以至诚，勿谓空言。人心既悦，天道自和，百谷蕃昌，嘉瑞并至，岂不美哉？’”

［8］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年谱》卷三：“（治平二年）七月初六日，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公辞状略云：‘臣准閤门告报，已降敕命，除臣龙图阁直学士，散官、差遣并依旧者。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谏院，到今已涉五年。国朝以来，居此官未有如臣之久者。与人立敌，前后甚众，朝夕冀望解去，不意更加奖擢，授以美职，仍居旧任。既荷宠禄，则猝无得去之期，祸败必不可免。伏望圣慈悯其久在谏职，使得息肩于外，只以旧职知河中府，或襄、虢、晋、绛一州，所除龙图阁直学士敕告，更不敢祗受。’状三上，寻得旨免谏职，余依前降指挥。”判流内铨，全称“判吏部流内铨”。《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七：“唐兵部、吏部侍郎之官，选限内不朝。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皆预内朝，而流内铨止趋五日起居，疑循旧制。”《燕翼诒谋录》卷二：“皇朝吏铨，不曰尚书吏部，而曰考课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以别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诏改考课京朝官院为审官院。考课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而总谓之流内铨云。”右谏议大夫，宋置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院之长，掌规谏讽谕。凡朝政缺失，大臣及百官任用不当，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纠正。北宋前期，谏议大夫不亲掌言事，仅为文臣迁转叙位禄之阶官。

［9］知治平四年贡举：《年谱》卷四：“（治平四年丁未）公年四十九岁。任龙图阁直学士。二月，公知贡举。”《长编》卷二〇九：“（治平四年三月）权知贡举司马光等上言所考试合格进士许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经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诏进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赐及第，第四等赐同出身；明经诸科第一、第二等并赐及第，第三等赐同出身。敕下贡院放榜。”

［10］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年谱》卷四：“（治平四年）三月，除翰林学士，固辞，不许。”

［11］遂为御史中丞：《年谱》卷四：“（治平四年）夏四月，除御史中丞。”(https://www.daowen.com)

［12］中丞王陶论宰相不押常朝班为不臣，宰相不从，陶争之力，遂罢：《韩魏公家传》卷六：“中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从。陶自以东宫之旧，当亟践二府，既而除为中丞，不如所望，忿怨形于言。未几，遂弹宰相不押常朝班。公（韩琦）与次相曾公亮奏陈曰：‘自来以前殿退晚，及中书聚厅见客，及商议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岁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诏不允。陶理不胜，遂肆诬诋，上乃除枢密直学士、群牧使，续内批指挥：王陶与司马光对换过著。”

［13］陶既出知陈州：《会要·职官》六五之二七：“（治平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王陶罢中丞，充枢密直学士、知陈州。”范镇《王尚书墓志铭》：“以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徙许州。”

［14］“公上疏论修心之要三”至“其说甚备”十一句：《传家集》卷四六《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臣伏闻本固则末茂，源浊则流浑。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谏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英宗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其后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犹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其志亦犹所以事英宗也。”《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甲申）司马光上疏云云。”注：此疏以四月二十一日上。二十一日，甲申也。”

［15］供奉官：宋代武官官阶名，属三班小使臣阶列。《梦溪笔谈》卷一：“东、西头供奉官，本唐从官之名，自永徽以后，人主多居大明宫，别置从官，谓之‘东头供奉官’，西内具员不废，则谓之西头供奉官。”北宋沿置，原为禁中供奉皇帝之职，后遂为武臣迁转之阶。《宋史·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

［16］内殿崇班：宋代内臣官阶名。《宋史·选举志》四：“其内职，自借职以上皆循资而迁，至东头供奉官者转閤门祗候，閤门祗候转内殿崇班，崇班转承制。”

［17］内侍省押班：全称为入内内侍省押班，宦官名，掌轮值殿中，行供奉洒扫之事。或衔命出使中外，或随从天子行幸，执乘舆御服等事。

［18］张茂则：《长编》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一月甲午）皇城使、果州团练使张茂则为内侍省押班。司马光、吕诲言云云。”《宋史·宦者传》：“张茂则字平甫，开封人。初补小黄门，五迁至西头供奉官，干当内东门。禁庭夜有盗，茂则首登屋以入，既获贼，迁领御药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则趋入扶卫，左右或欲掩宫门，茂则曰：‘事无可虑，何至使中外生疑耶？’帝疾间，欲处以押班，恳求补外，转宫苑使、果州团练使，为永兴军路兵马钤辖。入为内侍押班，再迁副都知。熙宁初，同司马光相视恩、冀、深、瀛四州生堤及六塔、二股河利害，进入内都知。哲宗即位，迁宁国军留后，加两省都都知。卒，年七十九。茂则性俭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数年不易。”按，此文在《传家集》卷二七。四库本题下注云：“嘉祐八年十一月七日上，与吕献可连名。”

［19］寄资内臣：《容斋四笔》卷一六《寄资官》：“内侍之职，至于干办后苑，则为常出调，流辈称之曰苑使。又进而干办龙图诸阁，曰阁长。其上曰门司，曰御药，曰御带。又其上为省官，谓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内侍转至东头供奉官则止，若干办御药院，不许寄资，当迁官则转归吏部。司马公论高居简云：‘旧制，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今独留四人，中外以此窃。’言之详矣。”

［20］居简亦补外：《续资治通鉴》卷六五：“（治平四年七月壬辰）帝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司马光疏言：‘居简资性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其多。顷在先朝，依凭城社，物论切齿。及陛下继统，乃复先自结纳，使宠信之恩，过于先帝。愿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帝曰：‘袝庙毕，自当去。’光曰：‘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帝从之。癸巳，居简罢为供备库使。”

［21］复留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公复争之：《传家集》卷三七《王中正第一札子》：“臣伏见陛下前者尽罢寄资内臣高居简等，令补外官，中外欣然，无不称颂圣德。寻闻复留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勾当御药院，众颇失望。”

［22］王中正：《宋史·宦者传》：“王中正字希烈，开封人。因父任补入内黄门，迁赴延福宫学诗书、历算。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庆历卫士之变，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贼悉就擒，时年甫十八，人颇壮之。迁东头供奉官，历干当御药院、鄜延、环庆路公事，分治河东边事。破西人有功，带御器械。神宗将复熙河，命之规度。元丰初，提举教畿县保甲将兵捕贼盗巡检，献民兵伍保法。问罪西夏，以中正签书泾原路经略司事。诏五路之师皆会灵州，中正失期，粮道不继，士卒多死，命权分屯鄜延并边城砦，以俟后举。自请罢省职，迁金州观察使、提举西太一宫，坐前败贬秩。元祐初，言者再论其将王师二十万，公违诏书之罪，刘挚比中正与李宪、宋用臣、石得一为四凶，又贬秩两等。久之，提举崇福宫。”

［23］知泾州刘涣：《会要·兵》二之二：“（治平）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知泾州刘涣言事。”泾州，属秦凤路，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元丰九域志》卷三：“泾州，上，安定郡，彰化军节度。治保定县。”刘涣，《宋史》卷三二四本传：“涣字仲章，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历知邢、恩、冀、泾、澶五州。历秦凤、泾原、真定、定州路总管，四迁至镇宁军节度观察留后。熙宁中，还为工部尚书致仕。”此句原本断作“近者王中正往陕西，知泾州，刘涣等谄事中正”。是以王中正为泾州知州，误甚。宋代无宦官知州之例。

［24］鄜延：北宋路分名，治所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史·地理志》三：“延安府，中，都督府，延安郡，彰武军节度。本延州。元祐四年，升为府。旧置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统延州、鄜州、丹州、坊州、保安军、四州一军；其后增置绥德军，又置银州，凡五州二军。银州寻废。”钤辖：宋代路分、州郡武官名。《宋史·职官志》七：“总管钤辖司，掌总治军旅屯戍、营防守御之政令。凡将兵隶属官训练、教阅、赏罚之事，皆掌之。守臣带提举兵马巡检、都监及提辖兵甲者，掌统治军旅、训练教阅，以督捕盗贼而肃清治境。凡诸营名籍、赏罚之事，皆掌之。”吴舜臣违失其意：《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八：“（治平四年八月甲辰）司马光疏早入（即《传家集》卷三七《王中正第一札子》、《王中正第二札子》），晡后，上以手诏问王中正事得之何人。光即日具奏：‘有无此事，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阙门之外，何由知其虚实？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为戒；若其无有，臣敢避妄言之罪？’光盖得之孙永，永亦尝以为言。上曰：‘舜臣本隶温成阁，先帝常言其不才。昨阅边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缘中正也。’”

［25］宫邸直省官：谓神宗在太子宫时的属僚。郭昭选：神宗在藩邸为太子时的守门小吏。阎门祗侯：宋代武官官阶名。《宋史·职官志》六：“东、西上閤门　东上阎门、西上閤门使各三人，副使各二人，宣赞舍人十人，旧名通事閤人，政和中改。祗候十有二人。掌朝会宴幸、供奉赞相礼仪之事，使、副承旨禀命，舍人传宣赞谒，祗候分佐舍人。凡文武官自宰臣、宗室自亲王、外国自契丹使以下朝见谢辞皆掌之，视其品秩以为引班、叙班之次，赞其拜舞之节而纠其违失。若庆礼奉表，则东上閤门掌之；慰礼进名，则西上閤门掌之。月进班簿，岁终一易，分东、西班揭贴以进。自客省而下，因事建官，皆有定员。遂立积考序迁之法，听其领职居外，增置看班祗候六人，由看班迁至使皆五年，使以上七年，遇阙乃迁，无阙则加遥郡。真宗时，诸王夫人因圣节乞补閤门，帝曰：‘此职非可以恩泽授。’不许。神宗即位之初，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为阎门祗候，司马光言：‘此祖宗以蓄养贤才，在文臣为馆职。’其重如此。”《宋史·选举志》四：“其内职，自借职以上皆循资而迁，至东头供奉官者转阎门祗候，閤门祗候转内殿崇班，崇班转承制。”

［26］随龙：谓东宫僚佐随太子即位而得到重用。《续资治通鉴·宋孝宗淳熙四年》：“守忠系潜邸祗应，即非随龙，依指挥不应添差。”

［27］英宗山陵：《宋史·礼志》二五《凶礼》一：“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即位。十一日，大敛。二月三日，殡。四月三日，请谥。十八日，奏告及读谥册于福宁殿。七月二十五日，启菆。八月八日，灵驾发引。二十七日，葬永厚陵。”仪仗使：宋代帝王安葬过程中，依据职责之不同，朝廷安排若干官员担任临时安葬使臣。具体有山陵使（总负责人，通常由宰相担任）、礼仪使、仪仗使、卤簿使、桥道顿递使等。《宋史·礼志》二五《凶礼》一：“安陵在京城东南隅，乾德初，改卜河南府巩县西南四十里訾乡邓封村。以司徒范质为改卜安陵使，学士窦仪礼仪使，中丞刘温叟仪仗使，枢密直学士薛居正卤簿使，太宗时尹开封，为桥道顿递使。质寻免相，以太宗兼辖五使事，修奉新陵。”此为太祖改葬巩县时的规制，其后历代沿用。

［28］三上章辞：《年谱》卷四：“（治平四年丁未）八月八日，英宗灵驾发引。二十七日，葬永厚陵。公奉敕充山陵仪仗使，赐绢一百匹、钱二百贯充盘缠。二十九日，降中使，赐箔金五十两、银合重三十两。三上章辞，从之。”三上章，见《传家集》卷三七《辞赐金第一札子》、《第二札子》、《第三札子》。

边吏上言：“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1］。”诏边臣招纳其众。公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减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于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事乎［2］？”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3］，费六十万万。西方用兵，盖自是始矣。

兼翰林侍读学士［4］。登州有不成婚妇［5］，谋杀其夫伤而不死者，吏疑问即承。知州事许遵谳之［6］。有司当妇绞而诏贷之。遵上议［7］：准律，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妇当减三等，不当绞。诏公与王安石议之，安石是遵议。公言：“谋杀犹故杀也，皆一事，不可分为二。若谋为所因与杀为二，则故与杀亦可为二耶？”自宰相文彦博以下［8］，皆附公议，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权知审官院［9］。百官上尊号［10］，公当答诏［11］。上疏言［12］：“先帝亲郊，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国家与契丹有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以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诏答公：“非卿朕不闻此言，善为答词，使中外晓然，知朕至诚，非欺众邀名者。”遂终身不复受尊号。

执政以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13］，送学士院取旨。公言：“两府所赐，以匹两计止二万，未足以救灾，宜自文臣两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减半［14］。”公与学士王珪、王安石同对［15］。公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安石曰：“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公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16］，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公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17］，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18］，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盗贼蜂起，几至于乱。若武帝不悔祸，昭帝不变法，则汉几亡。”争议不已。王珪进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司马光言是也。然所费无几，恐伤国体，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择。”上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19］，遂引常衮事责两府［20］，两府亦不复辞。

兼史馆修撰［21］。上问公可为谏官者，公荐吕诲。诲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22］。诏公与张茂则同相视二股河及土堤利害［23］。公用都水监宋昌言策［24］，乞于二股河之西置土堤，约水东流。若东流日深，北流自浅。薪刍渐备，乃塞其北，放出御河［25］、胡卢河下流［26］，以纾恩［27］、冀［28］、深［29］、瀛以西之患［30］。时议者多不同，公于上前反复论难甚苦，卒从之。后皆如公言，赐诏奖谕。

【笺注】

［1］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续资治通鉴》卷六五：“（治平四年九月辛丑）先是，薛向奏蕃部嵬名山有归附意。壬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帝曰：‘此外人妄传耳。’”横山，北宋与西夏交界之山，在今陕西北部。

［2］侯景之事：侯景字万景，朔方人。北魏明帝时为北镇戍兵。明帝殂，以私兵见尒朱荣，尒朱荣擢为定州刺史。神武帝为魏相，入洛阳杀尒朱荣，侯景以众降之。魏以为司徒行台，有众十万，专制河南。神武帝疾笃，召景，景惧祸及，率众请降于齐武帝，武帝封为河南王，后举兵反，围建康，破台城，武帝忧惧而死，景立简文帝，随后弑之自立，称汉帝。齐将军王僧辨讨平之。《南史·梁本纪》中：“（太清元年二月）东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内属。壬午，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二年）八月戊戌，侯景举兵反。甲辰，使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都督众军讨景。冬十月，侯景袭谯州，进攻陷历阳。己酉，景自横江济采石。辛亥，至建邺，临贺王正德率众附贼。十一月戊午朔，设坛，刑白马，祀蚩尤于太极殿前。贼攻陷东府城。庚辰，邵陵王纶帅武州刺史萧弄璋、前谯州刺史赵伯超等入援。乙酉，进军湖头，与贼战，贼败绩。丙戌，安北将军鄱阳王范遣世子嗣、雄信将军裴之高等率众入援，次张公洲。（三年）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固请，帝乃许之。盟于西华门下。景既运东城米归于石头，亦不解围，启求遣诸军退。时景奸计既成，乃表陈帝失，复举兵向阙。三月，城内以景违盟，设坛告天地神祇。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进军东府北，与贼战，大败。时四方征镇入援者三十余万，莫有斗志，自相抄夺而已。丁卯，贼攻陷宫城，纵兵大掠。己巳，贼矫诏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军。庚午，侯景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本文引用时有删节。

［3］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续资治通鉴》卷六五：“（治平四年十月）癸酉，知青涧城种谔复绥州。夏将嵬名山部落在绥，其弟夷山降于谔，谔使人因夷山以诱之，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许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谔即奏言：‘谅祚累年用兵，人心离贰，尝欲发横山族帐尽过兴州，族帐皆怀土重迁，其首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帝信之。知延州陆诜言以情伪未可知，戒谔毋妄动，谔持之力。诏诜诏谔问状，且与转运使薛向议招纳。乃共画三策，令幕佐张穆之入奏。穆之阴受向指说，言必可成。帝意诜不协力，徙之秦凤。谔不待报，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曰：‘兄已约降，何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大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得酋领三百，户五千，胜兵万人。将筑城于其地，诜以无诏出师，召谔还。军次怀远，虏众四万人坌集城下。谔出兵击走之，遂城绥州。”

［4］兼翰林侍读学士：《年谱》卷四：“（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复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侍读学士，宋代讲官名。元丰改制之后，多由翰林学士兼之。《宋史·职官志》二：“翰林侍读学士：太宗初，以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真宗咸平二年，以杨徽之、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始建学士之职。元丰官制，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

［5］登州：属京东东路，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元丰九域志》卷一：“上，登州，东牟郡，防御。唐中都督府。皇朝乾德元年降上州。治蓬莱县。”

［6］知州事许遵：顺治《登州府志》卷一二登州守臣题名：“许遵，职方郎中，治平三年任。”拙撰《北宋京师及东西路大郡守臣考》列许遵知登州在治平三年至四年。《宋史》卷三三〇本传：“许遵字仲途，泗州人，第进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详断官、知长兴县。……为审刑院详议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狱，强敏明恕。及为登州，执政许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会妇人阿云狱起。初，云许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遵按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谳于朝。有司当为谋杀已伤，遵驳言：‘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审刑、大理当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为妄，诏以赎论。未几，果判大理。耻用议法坐劾，复言：‘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顗皆言遵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论纷然。安石既执政，悉罪异己者，遂从遵议。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按问。或两人同为盗劫，吏先问左，则按问在左；先问右，则按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天下益厌其说。熙宁间，出知寿州，再判大理寺，请知润州，又请提举崇福宫。”

［7］遵上议：《传家集》卷三八《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四库本题下注云：“知登州许遵奏：妇人阿云于母服内，与韦阿大定婚，成亲后嫌韦阿大，夜间就田中用刀斫伤。县尉令弓手勾到阿云，问：‘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阿云遂具实招。遵合作案问，欲举减二等，大理寺不合作谋杀已伤绞罪断遣。下刑部，定得大理寺允当。遵不服，诏下光与安石定夺。安石以为遵议是，后朝廷竟从安石议。”

［8］宰相文彦博：按，此说稍误，此间文彦博为枢密使，非宰相也。《宋史·宰辅表》二：“（治平二年）七月庚辰，文彦博自淮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行扬州大都督长史、潞国公除枢密使。……（熙宁六年）四月己亥，文彦博自剑南西川节度使、守司空兼侍中、枢密使以守司徒兼侍中、河东节度使判河阳。”

［9］权知审官院：《年谱》卷四：“神宗熙宁元年戊申，公年五十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三月二十一日，辞免馆伴。权知审官院。”《燕翼诒谋录》卷二：“皇朝吏铨不曰尚书吏部，而曰考课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以别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诏改考课京朝官院为审官院，考课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而总谓之‘流内铨’云。”同书卷三：“审官院定差知州、军，并以资历，不容超越；资历当得，不容不与。天圣七年九月辛巳，诏审官院定差，并申中书，引上审史，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罢之。今都堂审察，其遗意也。”

［10］尊号：尊崇帝、后之徽号。《汉书·高帝纪》下：“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尊号起于唐，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后明皇称开元神武皇帝，自后率如之。”《续资治通鉴》卷六六：“（熙宁元年七月）己卯，群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司马光入直，因言：‘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先帝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以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匈奴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号。’帝大悦，手诏答光曰：‘非卿，朕不闻此言。’遂终不许。”

［11］公当答诏：是时温公为翰林学士，其审官院仅为兼权，故其职仍在草诏也。

［12］上疏言：详见《传家集》卷三八《请不受尊号札子》及《手诏》、《批答》。

［13］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年谱》卷四：“（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进读已，上问：‘河北灾变，何以救之？’公对曰：‘饥年难得者唯谷，若降金帛，令配卖以收籴，则重增烦扰，且籴之，亦无所得。’上又问：‘两府辞郊赉，于事何如？’对曰：‘臣已有奏状，乞更博访近臣，裁以圣意。’上曰：‘谁不同？’对曰：‘臣独有愚见，他人皆不以为然。’上曰：‘朕意亦谓当听其辞，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减半无益，不若尽听之。’对曰：‘求尽纳者，人臣之志；赐其半者，人主之恩也。’”

［14］文臣两省、武臣宗室刺史：宋代中书、门下两省之散骑常侍、给事中、中书舍人、知制诰、谏议大夫之总名，谓之“两省”。《容斋三笔》卷一二《侍从两制》：“国朝官称，谓散骑常侍、给事、谏议大夫为大两省。”刺史，谓授以刺史之名号也。宋代刺史与唐代截然不同，仅为授予宗室、高官的节钺，无实职。

［15］公与学士王珪、王安石同对：《年谱》卷四：“（熙宁元年八月）后数日，公与王禹玉、王介甫同进呈郊赉札子于延和殿，公言：‘节用当自近贵始，宜听两府辞赉。’介甫曰：‘昔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今郊赉所费无几，惜之徒伤国体。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公曰：‘衮辞禄，不犹贤于持禄而固位者乎？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犹甚，何得言非急务？’介甫曰：‘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公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岂国之利？’介甫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岂可据以为实？’介甫曰：‘国初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公曰：‘普等运筹帷幄，以万数不为过。今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而得比普等乎？’争论久之。”《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为盐铁判官、修起居注。进知制诰、知审官院，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复为学士，兼侍读学士。神宗即位，迁学士承旨。珪典内外制十八年，最为久次。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16］衮辞禄：《新唐书·常衮传》：“常衮，京兆人。天宝末，及进士第。由太子正字累为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元载死，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杨绾同执政。绾长厚通可，而衮苛细，以清俭自贤。帝内重绾而颛任之，礼遇信爱，衮弗及也，每所恨忌。会绾卒，衮始当国。故事，日出内厨食赐宰相家，可十人具，衮奏罢之。”

［17］头会箕敛：按人数征税，用畚箕装取所征谷物。谓赋税之苛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家家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

［18］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续资治通鉴》卷六七：“（熙宁二年八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富而国用饶足，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今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

［19］安石当制：此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当草拟制书。《翰苑群书·学士年表》：“（治平四年）十月，以工部郎中、知制诰、知江宁府拜（翰林学士）。”《宋史·宰辅表》二：“（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自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兼侍讲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20］引常衮事责两府：拙撰《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一〇《赐宰相曾公亮已下辞南郊赐赉不允诏》：“敕公亮等：朕初嗣服，于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于黎献，位冠百工，或受或辞，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差，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蕃，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之不图，而姑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21］兼史馆修撰：《年谱》卷四：“（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兼史馆修撰。”

［22］诲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宋史全文》卷一一：“（熙宁元年八月乙丑）盐铁副使吕诲同知谏院。”《司马公文集》卷七七《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今上即位，加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几，召为刑部郎中，充盐铁副使。复知谏院。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23］与张茂则同相视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宋史·宦者传》二：“张茂则字平甫，开封人。初补小黄门，五迁至西头供奉官，干当内东门。入为内侍押班，再迁副都知。熙宁初，同司马光相视恩、冀、深、瀛四州生堤及六塔、二股河利害，进入内都知。”二股河，黄河流经河北大名府境内分流开掘的一条河流。《宋史·河渠志》一：“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五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广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转运使韩贽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即《沟洫志》所谓平原、金堤，开通大河，入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者也。今二股河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分而为二，则上流不壅，可以无决谥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图》。”

［24］都水监宋昌言：《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顾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余年，自澶州下至乾宁军，创堤千有余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十一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说，置上约。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于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河北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奈何？’光曰：‘上约固则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于张巩等不见成功，于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于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宋史》卷二九一《宋昌言传》：“宋昌言字仲谟，以荫为泽州司理参军。擢都水监丞。熙宁初，河决枣强而北。昌言建议，欲于二股河口西岸新滩，立土约障水，使之东流。候稍深，即断北流，纵出葫卢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诏从之。提举河渠王亚以为不可成，不如修生堤。朝廷遣翰林学士司马光往视，如昌言策。不两月，决口塞。光奏昌言独有功，若与同列均受赏，恐不足以劝。诏理提点刑狱资序，迁开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监。求知陕州。历濮、冀二州。河决曹村，召判都水监，往护河堤。灵平埽成，转少府监。卒，赠绢二百匹。”

［25］御河：流经大名府的一条河流。《宋史·河渠志》五：“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于海。”《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五《大名府》：“卫河，自河南内黄县流入，经大名县南，又东北经元城县东，又东北入山东陶县界，即古白沟水，亦名永济渠，亦名御河。”

［26］胡卢河：《宋史·河渠志》五：“胡卢河源于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镇入深州武强县，与滹沱河合流，其后变徙，入大河。”

［27］恩：恩州，北宋初州名，属河北路，庆历八年平定贝州军乱后，改为恩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元丰九域志》卷二：“恩州，清河郡，军事。唐贝州。晋永清军节度。周降防御。皇朝建隆元年，复为永清军节度，庆历八年，改恩州，降军事。治清河县。”《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闰正月甲辰）改贝州为恩州。”

［28］冀：冀州，属河北路，治所在今河北冀县。《元丰九域志》卷二：“冀州，信都郡，安武军节度。庆历八年，升安武军节度。治信都县。”

［29］深：深州，属河北路，治所在今河北深县南。《元丰九域志》卷二：“深州，望，饶阳郡，防御。治静安县。”

［30］瀛：瀛州，属河北路。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元丰九域志》卷二：“瀛州，河间郡，防御。治河间县。”

王安石始为政，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1］，建为青苗［2］、助役［3］、水利［4］、均输之政［5］，置提举官四十余员［6］，行其法于天下，谓之新法。公上疏，逆陈其利害，曰：“后当如是。”行之十余年，无一不如公言者。天下传诵，以公为真宰相。虽田父野老，皆号公司马相公。而妇人孺子，知其为君实也。

迩英进读［7］，至萧何、曹参事［8］。公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守萧何之法，不可变乎？”公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可存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9］。’然则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10］。’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后数日，吕惠卿进读。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11］。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12］。有三十年一变者，‘刑法世轻世重’是也［13］。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14］。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15］，为时变月变耶？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16］，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诋公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坐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王珪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朝廷之事不能尽知，借使闻之道路，又不知其虚实也。”上曰：“闻则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17］，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昔太宗平河东［18］，立和籴法［19］，时米斗十余钱，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公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许之乎？”上曰：“坐倉籴米何如［20］？”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罢之，幸甚。”上曰：“未罢也。”公曰：“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斛，则省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公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21］，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22］：“光言，至论也。”公曰：“此皆细事，不足烦人主，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则陛下之职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23］。”公趋出。上曰：“卿得无以惠卿之言不乐乎？”公曰：“不敢。”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24］，上感悟，欲罢其法。安石称疾求去［25］。

【笺注】

［1］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续资治通鉴》卷六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2］青苗：《续资治通鉴》卷六七：“（熙宁二年九月）丁卯，立常平给敛法。出内库缗钱百万，籴河北常平粟。初，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粟麦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行之数年，廪有余粮。至是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前钱斛就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令随税输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储，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转移法。’从之。”

［3］助役：熙宁新法之一。《宋史·食货志》上五：“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后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二年，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辙以议不合罢。条例司言：‘使民出钱雇役，即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愿以条目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于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其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毋费。承符、散从官等旧若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弊，庶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

［4］水利：熙宁新法之农田水利法也。《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七：“（熙宁二年十一月）丙子，颁农田水利约束。自是进计者纷然，数年间，诸路凡得废田万七百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顷有奇，而民给役劳扰。”

［5］均输：《续资治通鉴》卷六七：“（熙宁二年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条例司言：‘天下财用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诏本司具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议者多言不便，帝弗听。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从之。”

［6］置提举官四十余员：《续资治通鉴》卷六七：“（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壬子，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从条例司请也。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管勾官凡四十一人，而常平广惠之法，遂变为青苗矣。”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指熙宁初始置的诸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宋史·职官志》七：“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视岁之丰歉敛散，以惠农民。凡役钱，产有厚薄则输有多寡；及给吏禄，亦视其执役之重轻难易，以为之等，商有滞货，则官为敛之，复售于民，以平物价。皆总其政令，仍专举刺官吏之事。熙宁初，先遣官提举河北、陕西路常平。未几，诸路悉置提举官。”提举官，《宋史·食货志》上四：“景德三年，言事者请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常平仓，计户口多寡，量留上供钱，自二三千贯至一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领于司农寺，三司无辄移用。岁夏秋视市价量增以籴，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而沿边州郡不置。诏三司集议，请如所奏。于是增置司农官吏，创廨舍，藏籍帐，度支别置常平案。大率万户岁籴万石，户虽多，止五万石。三年以上不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粟。灾伤州郡籴粟，斗毋过百钱。自景祐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发京西常平粟振贫民，而聚敛者或增旧价籴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诏诫之。淮南、两浙体量安抚陈升之等言：‘灾伤州军乞籴常平仓粟，令于元价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诏止于元籴价出粜。明道二年，诏议复义仓，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请复置：‘令五等已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水旱减税则免输。州县择便地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计以一中郡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可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则利博矣。明道中，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军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则补吏，是岂以官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为之尔。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济，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民实先受其赐矣。’事下有司会议，议者异同而止。嘉祐二年，诏天下置广惠仓。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内之数上之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余，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其大略如此。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诏可。既而条例司又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访问民间多愿支贷，乞遍下诸路转运司施行，当议置提举官。”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诏诸路各置提举官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当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7］迩英：北宋大内阁名。《宋史·地理志》一：“迩英阁在崇政殿西南，盖侍臣讲读之所也，与延义同。景祐三年赐名。”

［8］萧何、曹参事：《汉书·曹参传》：“参代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汲古书院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迩英读资治通鉴录》：“迩英殿读《资治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抚海内，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

［9］乃反商政，政由旧：《尚书·武成》：“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孔安国传：“反纣恶政，用商先王善政。”

［10］无作聪明，乱旧章：《尚书·蔡仲之命》：“无作聪明，乱旧章，详乃视听，罔以侧言改厥度。”孔安国传：“无敢为小聪明，作异辩，以变乱旧典文章。详审汝视听，非礼义勿视听，无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断之以义。”

［11］正月始和，布法象魏：谓正月天气开始和暖，官府要将法令悬于阙门，命万民观览而熟知也。《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郑玄注：“象魏，阙也。”贾公彦疏：“郑司农云‘象魏，阙也’者，周公谓之象魏，雉门之外，两观阙高魏魏然，孔子谓之观。”

［12］巡狩考制度：谓天子出行，视察邦国州郡，明其得失利弊而改定其相应之制度。《尚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孔安国传：“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巡，行之。”《孟子·梁惠王》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13］刑法世轻世重：谓帝王当按照不同的社会状况采用轻法和重法。故而有些时代刑法尚轻，有些时代刑法尚重。参下注［16］。

［14］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泛言人伦也。圣人以为万世不可改变者。《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孟子·滕文公》上：“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15］四孟月朔：属民读法：谓四季的第一个月，令民读法以警之也。《周礼·地官·党正》：“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及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

［16］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周礼·秋官·大司寇》：“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國用重典。”郑玄注：“新国者，新辟地立君之国。用轻法者，为其民未习于教。平国，承平守成之国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乱国，篡弑叛逆之国。用重典者，以其化恶伐灭之。”孔颖达疏：“谓若世衰，夷狄内侵，国君诛灭，圣人后作，日辟国百里，既攘夷狄，国空无主，民不独治，须立君化之。则是‘新辟地立君之国’者也。云‘平国，承平守成之国’也者，谓先君受封，后君承前平安，守持成立之国，民已被化，则用常行之法以治之。云‘乱国，篡弑叛逆之国’者，谓若州吁篡国，崔杼弑君，臧纥叛鲁，此皆逆乱之国。如此之国，民起恶心，故于常法之外，为恶者则当伐灭之也。”

［17］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左传·昭公四年》：“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杜预注：“凉，薄也。”此句意谓君主制定法令，已经十分严苛，尚且难以制止贪渎，如果制定法令宽松，将不胜其弊也。

［18］太宗平河东：《宋史·太宗纪》：“（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丁亥）遣官分督诸州军储输太原行营。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分命节度使河阳崔彦进、彰德李汉琼、彰信刘遇、桂州观察使曹翰，副以卫府将直，四面进讨。……五月己卯朔，攻城西南，遂陷羊马城，获其宣徽使范超，斩纛下。辛巳，攻城西北。壬午，其骑帅郭万超来降，遂移幸城南，手诏赐继元。癸未，进攻将士尽奋，若将屠之。是夜，继元遣使纳款。甲申，继元降，北汉平，凡得州十、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

［19］和籴法：谓以议价交易为名向民间强征粮米之法。《宋史·食货志》上三：“和籴：宋岁漕以广军储、实京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籴买，以息边民飞輓之劳，其名不一。……初，河东既下，减其租赋。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颇多积谷，请每岁和市，随常赋输送，其直多折色给之。”

［20］坐仓：宋代诸军有余粮愿籴入官者，计价支钱，入其米于仓，谓之坐仓。始行于嘉祐初年。至熙宁三年，自京师推广至河北、河东、陕西诸路。李纲《御戎论》：“又行坐仓之法，士有饥色，其何以战？”《宋史·食货志》上三：“坐仓：熙宁二年，令诸军余粮愿籴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续资治通鉴·神宗熙宁二年》：“初，帝用仪鸾司官孙思道言，行坐仓籴米法，王安石以为善。坐仓者，以诸军余粮愿籴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也。”

［21］狼戾：散乱堆积也。《孟子·滕文公》上：“乐岁粒米狼戾。”赵岐注：“乐岁，丰年；狼戾，犹狼藉也。……饶多狼藉，弃捐于地。”

［22］侍讲吴申：《全宋文》卷一一一八小传：“吴申字景山，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皇祐元年进士及第。嘉祐中，历国子监直讲、说书。治平初，为睦亲宅都讲，迁屯田员外郎。三年，擢殿中侍御史，寻知谏院。熙宁中，历天章阁侍讲、工部郎中，以集贤院修撰提举灵仙观。十年，卒于庐山。”吴申此时为天章阁侍讲。《会要·选举》一七之一一：“治平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知谏院吴申言事。”其侍讲当在熙宁初年。

［23］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尚书·立政》：“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孔颖达疏：“文王无所兼知于众人之言，或毁或誉，文王皆不知也。众狱断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众所当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择在朝有司，在外牧养民之夫。是时万民或顺于法，或用违法，众刑狱，众所慎之事，文王一皆无敢自知于此，惟委任贤能而已。”

［24］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韩魏公家传》卷八：“是秋，方行青苗法，众议皆以谓不便，台谏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无复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条例司奏：今欲将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出粜；就贱，量增市价收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人户情愿豫行支给，令随税送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斛斗，或纳时价贵，愿纳见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于次熟日送纳。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虑阙食。盖人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二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皆以为民，而公家无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而抑民豪夺之意也。臣窃以国之颁号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则四方观听，孰不欣服？伏详元降敕语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而公家无以利其入，谓合先王散惠兴利、抑民豪夺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许添数支给，坊郭人户，有自己物业可充抵当、愿借请官钱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过抵当物业价直之半。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贯，令纳一贯三百文，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元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于一时则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岂陕西权宜之比也？兼元敕明言，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睹新制，州县方忧不能奉行，而遽于诸路遍差提举官员，以至西川、广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励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民浸德泽，惟知宽恤，而未尝过扰。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近之疑哉？臣职当安抚，日闻一路官吏所论，皆云散钱不便。转运司明知侵挠利权不可经久，尚皆不敢陈说，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顾避形迹，从而默默，大惧有误陛下委寄之托。欲望圣慈矜臣愚直，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即乞尽罢诸路提举之官，只委逐路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以安众心。’”

［25］安石称疾求去：《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熙宁）三年二月，韩琦言青苗不便。上疑其事，安石称疾不出。”

会拜公枢密副使，公上章力辞，至六七［1］。曰：“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上遣人谓公：“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公言：“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2］，青苗法卒不罢，公亦卒不受命。

则以书喻安石，三往反，开喻苦至，犹幸安石之听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鲜矣仁［3］。彼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意谓吕惠卿。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势倾利移，何所不至？”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4］。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公求补外，上犹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5］。朝辞进对，犹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抚使下令，分义勇四番，欲以更戍边。选诸军骁勇，募闾里恶少为奇兵，调民为干粮麨饭。虽内郡不被边，皆修城池楼橹如边郡，且遣兵就粮长安、河中、邠［6］，三辅骚然。公上疏，极言：“方凶岁，公私困弊，不可举事，而永兴一路城池楼橹皆不急。干粮麨饭昔尝造，后无用腐弃之，宣抚司令，臣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坐之。”于是一路独得免。顷之，诏移知许州［7］，不赴［8］。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归［9］。自是绝口不论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国［10］。

至熙宁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公读诏泣下，欲默不忍，乃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11］，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罢。又以书责宰相吴充：“天子仁圣如此，而公不言，何也？”

元丰五年，公忽得语涩疾，自疑当中风，乃豫作遗表［12］，大略如六事加详尽，感慨亲书，缄封置卧内，且死，当以授所善范纯仁［13］、范祖禹使上之［14］。

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台［15］，四任提举崇福宫［16］。官制行，改太中大夫［17］，加资政殿学士［18］。

神宗崩，公赴阙临。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公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

太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遣使劳公，问所当先者。公言：“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阊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宜下诏首开言路。”从之。下诏榜朝堂，而当时有不欲者，于诏语中设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阴有所怀，犯其非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太皇太后封诏草以问公。公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19］。”时太府少卿宋彭年［20］、水部员外郎王谔皆应诏言事［21］，有欲借此二人以惩天下言者，皆以非职而言，赎铜三十斤。公具论其情，且请改赐诏书，行之天下。从之。于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

公方草具所当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罢减皇城内觇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无状者三十余人；戒敕中外无敢苛刻暴敛；废导洛司物货场［22］，及民所养户马宽保马限。皆从中出，大臣不与。公上疏谢：“当今急务，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当万死。”

【笺注】

［1］拜公枢密副使，公上章力辞，至六七：《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熙宁三年二月）上欲置司马光西府，安石谓为议论之人立赤帜。”《年谱》卷五：“熙宁三年庚戌，公年五十二岁。公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差知审官院。十二日，除枢密副使，固辞不拜。初，上欲大用公，访诸安石，安石曰：‘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及安石称疾不出，遂有是命。二十二日，《辞枢密副使札子》第五上，略云：‘臣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全无报效，是以乞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胜于用臣为两府；若言无可采，臣独何颜，敢当重任？贴黄：近传圣旨，谕臣以枢密本兵之地，官各有职，不当更引他事为辞。臣今若已受敕告，即诚如圣旨。今未受恩命，则犹是侍从之臣，于事无不可言者。况二事并是向年已曾上言，以其无效，所以不敢当今日新命，非为侵官，乞圣明裁察。’”

［2］安石起视事：《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熙宁三年二月辛巳）王安石既入见，又屡奏辞位。上谕韩绛，遣其趣安石视事。壬午，安石始出视事。”

［3］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何晏集解：“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之，少能有仁也。”

［4］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宋史·吕惠卿传》：“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韩绛为相不能制，请复用安石。”《长编》卷二七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惠卿素结堂吏，吏遽告惠卿于陈，惠卿即自诉，且讼绾及安石，前后凡数十纸，其略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犯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虽然，安石忌臣之心有甚而无已，故其所为，无所顾藉。’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迫乃至于此。’上既以惠卿所诉事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而问雱，雾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雾。雾先病疽，忿恚增剧，而嘉问等相继得罪。安石由是愧，上疏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6］遣兵就粮长安、河中、邠：《年谱》卷六：“（熙宁四年正月）八日，乞不添屯军马，略曰：‘大凡添屯军马，先须约度本处粮草可以赡养与否。今关中饥馑，仓库空虚，赡养旧军，犹恐不足，更添新者，何以支吾？虽朝廷更发左藏库、内藏库添助支费，亦不免令州县配卖于百姓，转增贫困。况粮草是重滞之物，不可从远处兴贩，必须本处土地所生。今饥馑如此，何由可得？况即今人户流移，至二三月，必转更饥乏。若国家坐视不救，窃恐死亡转众，盗贼转烦。夫戎狄扰边，手足之疾；百姓离散，乃腹心之忧。岂可重外轻内，逐末忘本哉？伏望更不添屯。傥以边鄙未宁，不免量添，即乞分散往诸州军就粮，委逐处兵官精加训练，不须聚在永兴军、邠州、河中府三处。’”河中，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元丰九域志》卷三：“次府，河中府，河东郡，护国军节度。治河东县。”邠，在今陕西彬县。《元丰九域志》卷三：“紧，邠州，新平郡，静难军节度。治新平县。”

［7］许州：属京西北路，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元丰九域志》卷一：“颍昌府，次府，许昌郡，忠武军节度。唐许州。皇朝元丰三年升颍昌府。治长社县。”

［8］不赴：《年谱》卷六：“（熙宁三年）帝必欲用公，召知许州，令过阙上殿。方下诏，谓监察御史程颢曰：‘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颢对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帝曰：‘未论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无过。’公果辞召命。”

［9］再任留司御史台：《年谱》卷六：“（熙宁四年）夏四月癸酉，公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先是，公在永兴，以言不用，乞判留台，不报。至是，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谓之忠良，攻之者谓之谗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久之，乃得请。”再任者，谓连两任之意。《年谱》卷六：“熙宁五年壬子，公年五十四岁。以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台。熙宁六年癸丑，公年五十五岁。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判西京留台。公自言两任留台，四任崇福，未知崇福始于何年。按，元丰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谢提举崇福宫表》。盖此时已经十年，追溯至前，当以熙宁六年为始。”按，若依《年谱》所说，温公任留台不足两任也。宋代留台任期与他官同，皆二十七个月也。

［10］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国：《年谱》卷六：“（熙宁四年）九月辛卯，大飨明堂，加公上柱国。”

［11］保甲：熙宁新法之一。《宋史·兵志》六：“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及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余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天下。”

［12］自疑当中风，乃豫作遗表：《年谱》卷六：“（元丰五年）秋，作《遗表》。自注云：‘吾苦语涩，疑为中风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救，作《遗表》，自书之，常置卧内，俟且死，以授范尧夫、范梦得，使上之。八年三月七日，宫车晏驾，此表无用，留以示子孙，欲得知吾事君区区之心耳。’”

［13］范纯仁：《东都事略》卷五九本传：“神宗厉精求治，任用王安石，多所变更。纯仁言：‘骤变法度，人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神宗问：‘何谓图不见之怨？’纯仁曰：‘古人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落修起居注，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转运使。”

［14］范祖禹：《东都事略》卷七七本传：“祖禹字淳父。举进士，为校书郎、知龙水县。司马光辟同编修《资治通鉴》凡十五年，书成，光上章称荐曰：‘臣诚不及也。由臣顽固，纂次淹久，致其沉沦。而祖各安恬静默，若将终身者。‘除秘书省正字。神宗崩……擢右正言。”

［15］再任留司御史台：《年谱》卷六：“（元丰五年）公四任崇福，此年当为第四任矣。逆溯至前，当以熙宁六年为提举第一任。此后再满三十个月，至元丰八年二月，此任方满。公前后提举崇福凡十二年有奇。八年二月，再乞西京留台，未奉朝旨，旋于三月七日，遭神宗皇帝丧，赴阙入临，则是熙宁六年以前，至四年四月，当为两任留台也。”

［16］四任提举崇福宫：谓连四任宫祠也。《年谱》卷六：“（熙宁六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始辟独乐园。熙宁七年甲寅，公年五十六岁。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崇福宫。……元丰八年乙丑，公年六十七岁。任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前后十二年、四任也。

［17］官制行，改太中大夫：此事《本传》及《年谱》均无记载。《年谱》卷六元丰五年作耆英会时，自署名衔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字君实”。《宋史·职官志》九元丰新旧阶对照为“开府仪同三司（使相谓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或同平章事）、特进（左、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五曹尚书）、光禄大夫（左、右丞）、正议大夫（六曹侍郎）、通议大夫（给事中）、太中大夫（左、右谏议大夫）、中大夫（秘书监）、中散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则太中大夫为第八阶，中大夫为第九阶也。

［18］资政殿学士：宋代学士官名，初为宠执政官之去位者，并有侍从、备顾问之名义。景祐以后，多为序进之职。正三品。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一五：“资政殿，国朝，殿在龙图阁之东序。景德四年，工部侍郎、参知政事王钦若求罢政，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在翰林学士之下、侍读学士之上，余依学士例。十二月，以钦若为兵部侍郎、资政殿大学士，班在文明殿学士之下、翰林学士承旨之上。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适言：‘资政殿大学士之职，比来除授太滥，请遵先朝故事，定以员数。’诏自今大学士置两员、学士三员，不得近臣陈乞。”

［19］言则入六事矣：《年谱》卷七：“（元丰八年五月）时诏百官言朝廷阙失，榜于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诏语中设六事以禁遏之，曰：‘若阴有所怀，犯其非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观望朝廷之意，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太后封诏草示公，公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唯不言，言则入六事矣。’略曰：‘臣昨奉圣旨令入见，于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诏书赐臣看阅。中间所云六事，臣以为人臣唯不言，言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谓之扇摇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之愁苦可悯，则可谓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矣！是诏书求谏，而终于拒谏也。伏望圣明删去中间一节，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颁布天下。’”

［20］太府少卿宋彭年：《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乙亥，朝奉郎、守太府少卿宋彭年言，殿前马步军司管军阙官，乞依故事差八员，仍逐司常留一二员宿卫。诏管军朝廷重事，彭年妄有干预，特罚铜三十斤。”同书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甲辰，朝请郎、太府少卿宋彭年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宋彭年，《东都事略》、《宋史》均无传。

［21］水部员外郎王谔：《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甲申）诏水部员外郎王谔，特罚铜三十斤。谔言京东两路保马，乞令有司奉行朝廷元立条限，及乞增置太学《春秋》博士。缘保马年限系朝廷先已处分，并《春秋》博士亦非本职所当论列，故罚之。”王谔，《东都事略》、《宋史》均无传。《全宋文》卷二一一三小传：“王谔，尝任西京左藏库副使。元丰初，为水部员外郎。二年，知贺州。哲宗初立，以非职言事坐罚金。元祐元年，出知棣州。”

［22］导洛司：全称导洛通汴司，北宋中期所设负责进京货物课税检验的衙门。《宋史·食货志》下八：“（元丰二年）导洛通汴司请置堆垛场于泗州，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稍输船算。明年，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非导洛司船而载商税入汴者，许纠告，虽自请税，犹如私载法。惟日用物非贩易，若发箔、柴草、竹木之类勿禁。”

诏除公知陈州［1］，且过阙入见，使者劳问，相望于道。至则拜门下侍郎［2］。公力辞，不许。数赐手诏：“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时，而君辞位耶？”公不敢复辞，以覃恩迁通议大夫［3］。

初，神宗皇帝以英伟绝人之资，励精求治，凛凛乎汉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小人得乘间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后者慕之，争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圣，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4］。天下欣然，意法必变，虽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复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终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复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

元丰之末，天下多故，及二圣嗣位［5］，民日夜引领，以观新政。而进说者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6］，欲稍损其甚者，毛举数事，以塞人言。公慨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7］，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8］；武帝作盐铁［9］、榷酤［10］、均输等法［11］，昭帝罢之［12］；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罢之［13］；德宗晚年为宫市［14］，五坊小儿暴横［15］，盐铁使月进羡余，顺宗即位，罢之［16］。当时悦服，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

公以为：“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凡所进退，皆天下所谓当然者。然后朝廷清明，人主始得闻天下利害之实。”遂罢保甲团教［17］，依义勇法［18］，岁一阅。保马不复买［19］，见在者还监牧给诸军。废市易法［20］，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钱，皆除其息。京东铸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盐及福建茶法，皆复其旧。独川、陕茶以边用，未即罢，遣使相视，去其甚者。户部左右曹钱谷［21］，皆领之尚书。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隶五曹及寺监者，皆归户部，使尚书周知其数，量入以为出。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时独免役、青苗、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也。

山陵毕，迁公正议大夫［22］。公自以不与顾命［23］，不敢当，诏不许。

【笺注】

［1］知陈州：《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丁丑）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知陈州。”

［2］至则拜门下侍郎：《年谱》卷七：“（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诏除门下侍郎，力辞，不许。”注云：“元丰五年，官制成，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仆射，参知政事为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公所授，盖次相之职也。”

［3］通议大夫：元丰改制后的新阶官名，为二十四阶之第八阶。《宋史·职官志》八：“元丰新制，以阶易官，定为二十四阶。文阶：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以上旧为侍从官）。”

［4］出安石金陵：《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5］二圣嗣位：谓哲宗及太皇太后高氏也。《宋史·哲宗纪》：“（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神宗崩，太子即皇帝位。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甲寅，以群臣固请，始同太皇太后听政。”

［6］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杨伯峻注：“三年：古人这种数字，有时不要看得太机械，它经常只表示一种很长的时间。”译：“若是他对父亲的合理部分，长期地不加改变，可以说做到孝了。”

［7］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汉书·刑法志》：“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弃市，本指受刑之人皆在街头示众，民众共同鄙弃之，后指在街市执行死刑。《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汉书·景帝纪》：“（中元二年春二月）改磔曰弃市，勿复磔。”颜师古注：“磔，谓张其尸也。弃市，杀之于市也。”

［8］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汉书·刑法志》：“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犹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颜师古注：“斩右止者弃市，故入于死。以笞五百代斩左止，笞三百代劓，笞数既多，亦不活也。”

［9］武帝作盐铁：盐铁为汉武帝时实行的盐铁专卖制度。《汉书·食货志》：“元封元年，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

［10］榷酤：汉武帝时实行的酒类专卖制度。《汉书·武帝纪》：“（天汉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颜师古注引韦昭曰：“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

［11］均输：汉武帝时实行的一项经济措施。在大司农属下置均输令、丞，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桓宽《盐铁论·本议》：“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史记·平准书》：“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裴骃集解引孟康曰：“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吏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汉书·食货志》：“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

［12］昭帝罢之：《汉书·食货志》：“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

［13］德宗立未三月，罢之：《新唐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皇帝位于太极殿。（闰月）丙子，罢诸州府及新罗、渤海贡鹰鹞。戊寅，罢山南贡枇杷江南甘橘非供宗庙者。辛巳，罢邕府岁贡奴婢。癸未，罢梨园乐工三百人、剑南贡生春酒。丙戌，罢献祥瑞，贡器以金银饰者还之。丁亥，出宫人，放舞象三十有二于荆山之阳。（六月己亥）禁百官置邸贩鬻。己未，罢扬州贡镜、幽州贡麝。（七月）庚午，弛邕州金坑禁。辛卯，罢榷酤。（十月）戊午，罢九成宫贡立兽炭、主襄州蔗蒻工。辛酉，以沙苑豢豕三千给贫民。”以上文字引用时有所删节。

［14］德宗晚年为宫市：韩愈《顺宗实录》二：“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15］五坊小儿暴横：韩愈《五坊小儿》：“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有张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骂；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而去。上在春宫时，则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

［16］顺宗即位，罢之：《新唐书·顺宗纪》：“顺宗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讳诵，德宗长子也。（贞元二十一年）二月癸卯，朝群臣于紫宸门。辛亥，吏部侍郎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子，大赦。罢宫市。”

［17］保甲团教：熙宁保甲法施行后，京畿左近地区农民每年须按期集中轮教，谓之团教。此为保甲法之主要内容。《传家集》卷四八《乞罢保甲札子》：“臣窃见先帝以戎狄骄傲，侵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疆之志，故置保甲，令开封府界及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仍各置提举官，权任比监司。既而有司各务张皇，以希功赏。其提举官专护本局，不顾他司，事干保甲，州县皆不得关预，营内百姓，不得处治。其巡检、指使、保正、保长竞为侵扰，蚕食无厌，稍不如意，擅行捶挞。其保丁习于游惰，不复务农，或自为劫掠，或侵陵乡里。其本家耕种耘获，率皆妨废，供送不办，率敛无穷，赀产耗竭，无以为生。弱者流移四方，壮者亡为盗贼。行之数年，先帝浸知其弊，申敕州县，令保甲应有违犯并巡教官指使违法事件，并许州县觉察施行。及陛下践阼听政，首令京东、西路保甲养马，并依元降年限收买，其剩买过数目，并以充次年之数。又令开封府界、三路团教已及半年，经朝廷按阅者，每月并教两日；未经按阅者，并教三日。陕西团教未及半年者，每月两次，并教三日。”《宋史·兵志》六：“（元丰）三年，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长艺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为骑，二为弓，三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举，河北则狄谘、刘定，陕西则张山甫，河东则黄廉、王崇拯，以封桩养赡义勇保甲钱粮给其费。是岁，引府界保甲武艺成，帝亲阅，录作能者，余赐金帛。……（元丰八年）五月，以光为门下侍郎。光欲复申前说，以为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是时，资政殿学士韩维、侍读吕公著欲复上前奏，先是进呈，乞罢团教。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以后并罢团教，仍依旧每岁农隙赴县教阅一月，其差官置场，排备军器，教阅法式番次，按赏费用，令枢密院、三省同立法。”

［18］义勇法：熙宁中设立的陕西、河北五路军事组织法。《宋史·兵志》六：“初，保甲隶司农，熙宁八年，改隶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干当公事官十，分按诸州，其政令则听于枢密院。十年，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上《五路义勇保甲敕》。元丰元年，翰林学士、权判尚书兵部许将修《开封府界保甲敕》，成书上之，诏皆颁焉。四年，改五路义勇为保甲。狄谘、刘定部领澶州集教大保长四百八十二人见于崇政殿，召执政赐坐阅试，补三班借职、差使、借差凡三十六人，余赐金帛有差。其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岁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岁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团教之赏为钱一百万有奇不与焉。凡集教、团教成，岁遣使则谓之提举按阅，率以近臣挟内侍往给赏钱，按格令从事。诸路皆以番次艺成者为序，率五六岁一遍，独河东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岁。上以晋人勇悍，介辽、夏间，讲劝宜不可后，诏赐缗钱十五万。时系籍义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云。”

［19］保马不复买：《宋史·兵志》一二：“保甲养马者，自熙宁五年始。先是，中书省、枢密院议其事于上前，文彦博、吴充言：‘国马宜不可阙。今法，马死者责偿，恐非民愿。’安石以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决非出于驱迫，持论益坚。五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六年，曾布等承诏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与。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袭逐盗贼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逋偿者。保户马毙，保户独偿之；社户马毙，社户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元丰六年，取河东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骑战，且以本路盐息钱给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马，仍以五年为限。七年，诏京东、西路保甲免教阅，每都保养马五十匹，匹给钱十千，限京东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数足。置提举保甲马官，京西以吕公雅，京东以霍翔领之。罢乡村物力养马之令，养户马者免保甲马，皆翔所陈也。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马为急。乃诏曰：‘京东、西保马，期限极宽。有司不务循守，遂致烦扰。先帝已尝手诏诘责，今犹未能遵守。其两路市马年限并如元诏。’寻又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余数付太仆寺，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而责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马遂罢。”

［20］废市易法：《宋史·食货志》下八：“（元丰五年）先是，王安礼在开封日，有负市易钱者，累诉于庭。安礼既执政，言于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输官不时者有罚息，民至穷困。愿诏蠲之。’帝曰：‘群臣未有为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输，免其罚息。’八年，罢诸镇砦市易抵当。八月，诏诸郡抵当，有取息薄、可济民乏者存之，其余抵当并州县市易并罢。”

［21］户部左右曹：尚书户部分别掌管国家经济事务的部门。《宋史·职官志》二：“（户部）尚书、侍郎，掌军国用度，以周知其出入盈虚之数。侍郎为之贰，郎中、员外郎参领之，独右曹事专隶所掌侍郎。若事属本曹，郡县监司不能直者，受其讼焉。大飨祀荐馔，则尚书奉俎，饮福则彻之。朝会则奏贡物。左曹分案五，置吏四十；右曹分案五，置吏五十有六。”

［22］正议大夫：元丰改制后的新阶官名，为二十四阶之第七阶。《宋史·职官志》八：“元丰新制以阶易官，定为二十四阶。文阶：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以上旧为侍从官）。”

［23］顾命：《尚书·顾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孔安国传：“临终之命曰顾命。”孔颖达疏：“顾是将去之意，此言临终之命曰顾命，言临将死去，回顾而为语也。”神宗崩时，司马光在洛阳，非顾命大臣也。

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诏公与尚书左丞吕公著朝会［1］，与执政异班再拜而已，免舞蹈［2］。公疾益甚，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论免役五害［3］，乞直降敕罢之，率用熙宁以前法。有未便，州县监司节级以闻［4］，为一路一州一县法。诏即日行之。又论西戎大略，以和戎为便，用兵为非［5］。时异议者甚众，公持之益坚。其后太师文彦博议与公合，众不能夺。又论将官之害［6］，诏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之。又乞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公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7］、待制以上［8］，于郡守中举转运使、提点刑狱，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以文学、德行、吏事、武略等为十科［9］，以求天下遗才，命文臣升朝以上［10］，岁举经明行修一人［11］，以为进士高选。皆从之。

拜左仆射［12］。疾稍间，将起视事，诏免朝觐，许以肩舆［13］，三日一入都堂［14］，或门下［15］、尚书省［16］。公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公肩舆至内东门［17］，子康扶入对小殿［18］，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对延和殿［19］，再拜。遂罢青苗钱，专行常平粜籴法，以岁上、中、下熟为三等，谷贱及下等则增价籴；贵及上等则减价粜；惟中等则否。及下等而不粜，及上等而不籴，皆坐之。时二圣恭俭慈孝，视民如伤，虚己以听公。公知无不为，以身任天下之责。

数月复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20］，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时方躬祀明堂［21］，礼成不贺，二圣皆临其丧［22］，哭之哀甚，辍视朝三日。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23］，赙银三千两［24］，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25］。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内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26］，归葬夏县［27］。官其亲族十人。

【笺注】

［1］左丞吕公著：《宋史·宰辅表》二：“（元丰八年）七月戊午，吕公著自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加尚书左丞。”《宋史·宰辅表》三：“（元祐元年闰二月）壬辰，吕公著自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丞加门下侍郎。四月壬寅，吕公著自金紫光禄大夫、门下侍郎依前官加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元丰改制后，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首相、次相；以尚书左、右丞为副相。

［2］免舞蹈：因年事太高或身体不便而免除君前跪拜之礼。《宋史·礼志·嘉礼》三：“宰臣升殿，内侍出帘外跪授虚盏，宰臣跪受，降，再拜舞蹈，三称万岁。”

［3］上疏论免役五害：《续资治通鉴》卷七九：“（元祐元年二月乙丑）先是司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以前旧法定差。’”

［4］州县监司节级以闻：谓自县而州，自州而路，逐级上报以达朝廷也。节级，按照由低到高之次第也。

［5］和戎为便，用兵为非：《传家集》卷五三《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窃见夏国宥州有牒，称已差人诣阙计会所侵疆土城寨。窃虑其日进呈上件文字，此乃边鄙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来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顺之际，早下诏书，赦其罪戾，待遇如故。如此，则控纵在我，天子之体正。休兵息民，夷夏之心安。不幸虏人有一语不逊，一骑犯边，则此诏不可复下。无何，臣在病假，不得面论，人心不同，为众所夺，日复一日，迁延至今。虏先遣使来直求侵地，指陈兵端，辞意寖慢，前所议诏书已不可下矣。既失此机会，即日使至，应答亦难。若悉从其所请，则彼益骄而无厌；若悉拒而不从，则边患由此而起。今就二者之中，宁为百姓屈己，少从所请，以纾边患；不可激令愤怒，致兴兵犯塞，以困生民。伏望陛下决自圣志，勿听浮言，为兆民计。文彦博辅佐四朝，熟知虏情，此可谓军国重事，愿陛下询彦博以决之。”

［6］将官之害：《传家集》卷五二《乞罢将官札子》：“熙宁中，谋臣建议分天下禁军，每数千为一将，别置将官以领之，训练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量留羸弱下军及剩员，以充本州白直及诸般差使而已。凡设官分职，当上下相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纪纲乃立。今为州县长及总管等官，而于所部士卒，有不相统摄，殆如路人者。至于仓库守宿、街市巡逻，亦皆乏人。虽于条有许差将下兵士者，而州县不得直差，须牒将官，将官往往占护，不肯差拨。万一有非常之变，州县长吏何以号令其众，制御奸宄哉？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尽罢诸路将官。其禁军各委本州县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管辖，一如未置将官已前之法。其诸州军兵马全少，不足守御之处，量与立额招添；其守御有备，而寇贼之发不能式遏，或弃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贼，或敛民财赂贼，虽责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驺从且不能备，一旦寇至，责以死节，不亦难哉？”按，《长编》此札列于元祐元年六月庚子。

［7］太中大夫：元丰改制后的新阶官名，为二十四阶之第九阶。《宋史·职官志》八：“元丰新制以阶易官，定为二十四阶。文阶：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以上旧为侍从官）。”

［8］待制：宋学士官职名。《宋史·职官志》二：“宋朝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论议、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至哲宗之时，朝廷所设阁学士官计有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天章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

［9］文学、德行、吏事、武略等为十科：《续资治通鉴》卷八〇：“（元祐元年七月）辛酉，立十科举士法。旧制，铨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择才，故令内外官皆得荐举。其后被举者既多，除吏愈难，神宗乃革去内外举官法，但用吏部、审官院选格。及帝即位，王岩叟言：‘自罢辞举而用选格，可以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实荐举，而不与同罪；且选才荐能而谓之踏逐，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岂为通术！’遂复内外官举法。司马光奏曰云云。诏从之。”《传家集》卷五三《乞以十科举士札子》：“臣窃惟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称职，则万务咸治。臣误蒙甄擢，备位宰相，臣不胜狂愚，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慱，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

［10］升朝：宋代参与朝谒之常参官谓之升朝官。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唐自相辅以下皆谓之京官，言官于京师也。其常参者曰常参官；未常参者曰未常参官。国初以常参官预朝谒，故谓之升朝官；而未预者曰京官。”

［11］经明行修：古代选拔人才之科目名。王应麟《小学绀珠·四科》：“汉辟士四科：德行志节、经明行修、明晓法律、刚毅明勇。”

［12］拜左仆射：《年谱》卷八：“（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朔，除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注：“旧日同平章事之任，盖首相也。”

［13］肩舆：谓乘轿而行也。《世说新语·简傲》：“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尝着白纶布，肩舆径至扬州听事。”

［14］都堂：唐代尚书省署居中，东有吏、户、礼三部，西有兵、刑、工三部，尚书左右仆射总辖各部，称为都省，其总办公处谓之都堂。

［15］门下：元丰改制之后的门下省。《宋史·职官志》一：“元丰新官制，废参知政事，置门下、中书二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代其任。门下省受天下之成事，审命令，驳正违失，受发通进奏状，进请宝印。凡中书省画黄、录黄，枢密院录白、画旨，则留为底。及尚书省六部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审驳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进入被旨画闻，则授之尚书省、枢密院。即有舛误应举驳者，大则论列，不则改正。凡文书自内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则受而通进，俟颁降，分送所隶官司。凡吏部拟六品以下职事官，则给事中校其仕历、功状，侍郎。侍中引验审察，非其人则论奏。凡迁改爵秩、加叙勋封、四选拟注奏钞之事，有舛误，退送尚书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断狱，审其轻重枉直，不当罪，则以法驳正之。国初循旧制，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复用两制官一员判门下省事。官制行，始厘正焉。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骑常侍各一人，给事中四人，左谏议大夫、起居郎、左司谏、左正言各一人。”

［16］尚书省：元丰改制之后的尚书省。《宋史·职官志》一：“尚书省掌施行制命，举省内纲纪程式，受付六曹文书，听内外辞诉，奏御史失职，考百官庶府之治否，以诏废置、赏罚。曰吏部，曰户部，曰礼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隶焉。凡天下之务，六曹所不能与夺者，总决之；应取裁者，随所隶送中书省、枢密院。设官九：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一人。”

［17］内东门：北宋设在内廷与外朝之间的一个门。外朝官进入内廷，不便深入，则在此门候旨。门内有便殿，称内东门小殿，帝王召见大臣私下议事，往往在此处。《宋史·职官志》一：“凡拜宰相及事重者，晚漏上，天子御内东门小殿，宣召面谕，给笔札书所得旨。”

［18］子康：《宋史》卷三三六本传：“康字公休，幼端谨，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以韩绛荐，为秘书，由正字迁校书郎。光薨，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服除，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一说司马康乃司马光过继之子。

［19］延和殿：北宋大内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之便殿。《宋史·地理志》一：“熙宁间，改北横门曰通极，阅事之所也。殿后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

［20］西府：熙宁年间，于汴京建东、西二府，东府为中书侍郎所居，西府为枢密使所居，因称枢密院为西府。江休复《江邻几杂志》：“狄青自延安入枢府，西府迓者累日不至。”

［21］时方躬祀明堂：《宋史·哲宗纪》：“（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司马光薨。己未，朝献景灵宫。辛酉，大享明堂，以神宗配，赦天下。”

［22］二圣皆临其丧：《长编》卷三八七：“（元祐元年九月丙寅）御史中丞兼侍读刘挚言：‘臣伏见左仆射司马光薨逝，朝野人情，惊悲一词。今光云亡，两宫车驾，即日临奠，赙襚之典，有加故常，下至缙绅善士、闾巷乡野之人，罔不为哀叹。”

［23］襚（suì）：古代吊丧，向死者赠送衣衾等物、停柩前为死者穿衣等，皆谓之襚。《仪礼·士丧礼》：“君使人襚，彻帷，主人如初，襚者左执领，右执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郑玄注：“襚之言遗也，衣被曰襚。”贾公彦疏：“案《既夕》记‘襚者委衣于床，不坐’。众襚者委衣于床，不坐，则此襚者，左执领右执要以衣尸，亦不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楚人使公亲襚，公患之。”陆德明释文：“襚音遂。《说文》云：‘衣死人衣。’”杨伯峻注：“含、襚、赠、临，为诸侯使臣吊邻国之丧之礼，……将送死者之衣服置于柩东。甚至有死已十年而后致襚者。”

［24］赙（fù）：赠给丧家布帛、钱财等物以助葬也。《礼记·檀弓》上：“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汉书·何并传》：“吾生素餐日久，死虽当得法赙，勿受。”颜师古注：“赠终者布帛曰赙。”

［25］龙脑：龙脑香。任昉《述异记》卷下：“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

［26］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内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张淏《云谷杂记》：“上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瞻等还告：‘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而岭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荐公者，其词尤哀，注香于首顶以送公葬者，九百余人。’”《宋史》卷三四一《赵瞻传》：“赵瞻字大观，其先亳州永城人。神宗即位，迁司封员外郎、知商州，又除提点陕西刑狱。熙宁三年，为开封府判官。出为陕西转运副使，改永兴军转运使。丁外艰，服除，易朝请大夫、知沧州。哲宗立，转朝议大夫，召为太常少卿，迁户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本句原本断为“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内，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是未明宦官制度而误也。今改正。

［27］归葬夏县：《年谱》卷后：“（元祐元年）十月甲午，掘圹。发陕、解、蒲、华四州卒穿土，复上方百工为葬具，复命公从子富提举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公于陕西陕州之夏县涑水乡。”

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1］，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2］。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3］，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

不事生产，买第洛中，仅庇风雨［4］。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自以遭遇圣明，言听计从，欲以身徇天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5］，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遗奏八纸，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

有《文集》八十卷［6］，《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四卷、《考异》三十卷［7］，《历年图》七卷［8］，《通历》八十卷［9］，《稽古录》二十卷［10］，《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11］，《翰林词草》三卷［12］，《注古文孝经》一卷［13］，《易说》三卷［14］，《注系辞》二卷［15］，《注老子道德论》二卷［16］，《集注太元经》八卷［17］，《大学中庸义》一卷［18］，《集注扬子》十三卷［19］，《文中子传》一卷［20］，《河外谘目》三卷［21］，《书仪》八卷［22］，《家范》四卷［23］，《续诗话》一卷［24］，《游山行记》十二卷［25］，《医问》七篇［26］。

【笺注】

［1］如恶恶臭：《礼记·大学》：“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孔颖达疏：“如恶恶臭者，谓臭秽之气，谓见此恶事人嫌恶之，如人嫌臭秽之气，心实嫌之，口不可道矣。如好好色者，谓见此善事而爱好之，如以人好色，心实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诚其意者，见彼好事、恶事，当须实好恶之，不言而自见，不可外貌诈作好恶，而内心实不好恶也。皆须诚实矣。”

［2］往来陕郊：谓来往于洛阳、陕州两地也。陕，陕州，属陕西路，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元丰九域志》卷三：“陕州，大都督府，陕郡，保平军节度。唐保义节度，皇朝太平兴国元年改保平军。治陕县。”司马光家乡夏县属陕州，故云陕郊也。

［3］冠婚丧祭法：疑即温公所作《家范》也。《文献通考·经籍考》三五：“《家范》十卷。晁氏曰：皇朝司马光君实纂。取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法，凡十九门，编类训子孙。参本文注［23］

［4］买第洛中，仅庇风雨：《年谱》卷六：“公居洛，买园于尊贤坊，以独乐名之。”《传家集》卷六六《独乐园记》：“熙宁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四：“司马君实在西京，葺一园，名独乐园，作诗寄之，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声名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瘖哑。’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缘光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终当进用光，意亦是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又言光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5］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亮使至，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噉食不至数升。’宣王曰：‘亮将死矣！’”二十罚以上皆亲之者，谓诸葛亮事无巨细，罚二十斤以上者皆亲自决之，自然劳累过度也。

［6］《文集》八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二集部五别集类五：“《传家集》八十卷，宋司马光撰。光有《温公易说》，已著录。是集凡赋一卷，诗十四卷，杂文五十六卷，题跋、《疑孟》、《史剡》共一卷，《迂书》一卷，壶格、策问、乐词共一卷，志三卷，碑、行状、墓表、哀辞共一卷，祭文一卷。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词章为重。然即以文论，其气象亦包括诸家，凌跨一代。邵伯温《闻见录》记王安石推其文类西汉，语殆不诬。伯温又称‘光除知制诰，自云不善为四六，神宗许其用古文体’。今案集中诸诏，亦有用俪体者，但语自质实，不以骈丽为工耳，邵博《闻见后录》称光《辞枢密副使疏》《传家集》不载，博独记之。熙宁中光常论西夏事，其疏亦不传，惟略见于《元城语录》中。又《论张载私谥》一书，载《张子全书》之首，称真迹在杨时家，本集不载。则亦颇有散佚矣。光所作《疑孟》，今载集中。元白珽《湛渊静语》谓为王安石而发。考《孟子》之表章为经，实自王安石始。或意见相激，务与相反，亦事理所有。疑珽必有所受之，亦可存以备一说也。”

［7］《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四卷、《考异》三十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二〇：“《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许自辟官属，借以馆阁书籍，在外听以书局自随，至元丰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阅，别为《目录》；参考异同，俾归一途，别为《考异》，各一编。公自谓精力尽于此书。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御制序以冠其首，且以为贤于荀悦云。公武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见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翼储君、严光足加常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然后知公忠信有余，盖陋子长之爱奇也。’陈氏曰：‘初，光尝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遂命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目录》仿《史记年表》，年经国纬，用刘羲叟《长历》气朔，而撮新书精要，散于其中。《考异》参诸家异同，正其谬误，而归于一。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说之曰：此书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其在正史外，楚、汉事则司马彪、荀悦、袁宏，南北方等三，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李延寿《南北史》，《太清记》亦足采，《建康实录》以下无议焉。柳芳《唐历》最可喜，唐以来裨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亦不敢忽也。苟不先读正史，则《资治通鉴》果何有邪？’武夷胡氏曰：‘昔闻赠谏大夫陈公言，因读《资治通鉴》，然后知司马文正公之有相业也。余自志学以来，涉猎史篇，文词汗漫，莫知统纪，徒费精神，而无所得。及读此书，编年纪事，先后有伦。凡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若登乎乔岳，天宇澄清，周顾四方，悉来献状。虽调元宰物、辅相弥论之业，未能窥测，亦信其为典刑之总会矣。’致堂胡氏曰：‘司马公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岁月既久，又数应诏上书，论新法之害。小人欲中伤之，而光行义，无可訾者，乃倡为浮言，谓书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既而承受中贵人阴行检校，乃知初虽有此旨，而未尝请也。光于是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简牍盈积，浩如渊海，其间抵牾，不敢自保。”今读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议论不合，辞执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为，甘就冗散，编集旧史，尽愿忠之志。而憸险细夫，顾谓眷恋匪颁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为辞十万而受万乎？”小人以己臆度君子，类皆如是。夫编集旧史，欲人君、学者便于观览，其功不细矣，以久之故，尚有才口，又况矫世拂俗，兴复先王之治哉！呜呼，悲夫！’高氏《纬略》曰：‘公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其费工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书。今学者观《通鉴》，往往以为编年之法，然则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是其为功大矣。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容斋洪氏《随笔》曰：‘司马公修《资治通鉴》，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手帖论缵述之要，大抵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于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然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后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元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天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此外，如晋、宋诸胡僭国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纤悉必书，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无关于社稷治乱。而周勃薨，乃不书。及书汉章帝行幸长安，进幸槐里、岐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还宫；又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还宫。又书魏主七月戊子如鱼池，登青冈原，甲午还宫；八月己亥如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如此行役，无岁无之，皆可省也。’巽岩李氏曰：‘左邱明传《春秋》，自隐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为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年，为十七卷。年近则事详，远则略，理势固然，无足怪者。温公与范太史议修《唐纪》，初约为八十卷，此帖云已及百卷，既而卒为八十卷，删削之功盛矣。卷数细事，前辈相与平章犹严若此，则其它肯轻下笔哉？吁，可敬畏也！然今以《唐纪》视《汉纪》，其纸叶盖多八九，视《周纪》滋益多，于斯文奚累焉！而或者弗察，强以繁省论文，晋张辅遽谓孟坚不及子长。孟坚不及子长固也，岂在文之繁省乎？此儿童之见耳！先公曰：张新叟言洛阳有《资治通鉴》草藁，盈两屋。黄鲁直阅数百卷，讫无一字草书（见《李巽岩集》），此温公所谓“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也。如人之不能读何！公尝谓：“吾此书惟王胜之尝读一遍，余人不能数卷，已倦睡矣！”公此书历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书成。’”

［8］《历年图》七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二〇：“《累代历年》二卷。陈氏曰：‘司马光撰。即所谓《历年图》也，治平初所进。自威烈王至显德，本为图五卷，历代皆有论。今本陈辉晦叔刻于章贡，以便观览，自汉高帝始。温公《记历年图后》曰：光顷岁读史，患其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又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乃止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略记国家兴衰大迹，集为五图。每图为五重，每重为六十行，每行纪年之事，其年取一国为主，而以朱书他国元年缀于其下。盖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则从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历年图》。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布于他人也。不意赵君摹刻于版，传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以相示。始光率意为此书，苟天下非一统，则漫以一国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闰。而赵君乃易其名曰“帝统”，非光志也。赵君颇有所增损，仍变其卷帙，又传写多脱误。今此浅陋之书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复其旧而归之。’”

［9］《通历》八十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二〇：“《通鉴举要历》八十卷。晁氏曰：‘皇朝司马光撰。《通鉴》奏御之明日，辅臣亟请观焉，神宗出而示之，每编始末识以“睿思殿”宝章，盖尊宠其书如此。公尚患本书浩大，故著此。’陈氏曰：‘公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是书，以绝二累。其藁在姚说之以道家，绍兴初，谢克家任伯得而上之。’”

［10］《稽古录》二十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二〇：“《稽古录》二十卷。晁氏曰：‘皇朝司马光君实编。起自三皇，止皇朝英宗治平末。至周共和庚申，始为编年。’陈氏曰：‘其表云：由三晋开国，迄于显德之末造，臣既具之于《历年图》；自六合为宋，接于熙宁之元，臣又著之于《百官表》。乃威烈丁丑而上，伏羲书契以来，悉从论纂，皆有依凭。盖元祐初所上也。此书始刻于越，其后载刻于潭。越本《历年图》谱论聚见第十六卷，盖因图之旧也；潭本诸论，各系于国亡之时，故第十六卷惟存总论。’《朱子语录》曰：‘《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官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读之亦好。末后一表，其言如蓍龟，一一皆验。’又曰：‘温公之言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有不备者，当以《通鉴》补之。温公作此书，想在忙里做成，元无义例。’”

［11］《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二九：“《百官公卿表》一百四十五卷（《书录解题》作十五卷）。晁氏曰：‘皇朝司马光君实等撰。熙宁中，光以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建议，欲据国史，旁采异闻，叙宋兴以来百官除拜，效《汉书》作表，以便御览，诏许之。光请宋敏求同修。及敏求卒，又请赵彦若继之。历十二年书成。公自序曰：唐初职事官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六府之属，其外又有勋官、散官。流及五代，等第益紊，三公端揆之贵，施于军校；衣紫执象之荣，被于胥史。名器之乱，无此为甚。大宋受命，承其余弊，方纲纪大基，未暇厘正，故台、省、寺、监、卫、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廪禄之厚薄，多无职业。其所谓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乃古之官也。自余功臣、检校官、散官、阶勋爵邑，徒为繁文，人不复贵。凡朝廷所以鼓舞群伦，缉熙庶续者，曰官、曰差遣、曰职而已。于三者之中，复有名同实异，交错难知，又迁徙去来，常无虚日。欲观其大略，故自建隆以来，文官知杂御史以上，武官閤门使以上，内臣押班以上，迁除黜免，删其繁夥，存其要实，以伦类相从，以先后相次，为《百官公卿表》云。’陈氏曰：‘此书本入职官类。以《稽古录序》所谓“建隆接熙宁，臣又著之于《百官表》”，即此书。盖与《通鉴》相与表里，故著之编年类。晁《志》有一百四十二卷，未详。’”

［12］《翰林词草》三卷：当是温公任翰林学士时所作制词也。今部分存于《传家集》，其余则散佚，今此书不见于世，历代目录之书亦未著录也。

［13］《注古文孝经》一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一二：“司马君实《古文孝经指解》一卷。自序：‘先儒皆以为孔氏避秦禁而藏书，愚窃疑其不然。何则？秦世科斗之书废绝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书之令，距汉兴才七年耳，孔氏子孙岂容悉无知者，必待恭王然后乃出？盖始藏之时，去圣未远，其书最真，与夫他国之人，转相传授，历世疏远者，诚不侔矣。且《孝经》与《尚书》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书》之真而疑《孝经》之伪，是何异信脍之可啖，而疑炙之不可食也。’晁氏曰：‘古文盖孔惠所藏者。与颜芝十八章大较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闺门》一章，不同者四百余字。刘向校书，以十八章为定，故世不大传，独有孔安国注，今亡。然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推此言之，未必非真也。司马公为之指解并音。’”

［14］《易说》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经部二〇易类二：“《温公易说》六卷，宋司马光撰。考苏轼撰光《行状》，载所作《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宋史·艺文志》作《易说》一卷，又三卷，又《系辞说》二卷。晁公武《读书志》云：‘《易说》杂解《易》义，无诠次，未成书。’《朱子语类》又云：‘尝得温公《易说》于洛人范仲彪，尽《随卦》六二，其后阙焉。后数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版本，喜其复全。’是其书在宋时所传本，已往往多寡互异，其后乃并失其传。故朱彝尊《经义考》亦注为‘已佚’。今独《永乐大典》中有之，而所列实不止于《随卦》，似即朱子所称后得之本。其释每卦或三四爻，或一二爻，且有全无说者。惟《系辞》差完备，而《说卦》以下仅得二条。亦与晁公武之言相合。又以陈友文《集传精义》、冯椅《易学》、胡一桂《会通》诸书所引光说核之，一一具在。知为宋代原本无疑。其解义多阙者，盖光本撰次未成，亦如所著《潜虚》，转以不完者为真本，并非有所残佚也。光《传家集》中有《答韩秉国书》，谓王辅嗣以老庄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为据。盖其意在深辟虚无玄渺之说。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如解《同人》之《彖》曰：‘君子乐与人同，小人乐与人异。君子同其远，小人同其近。’《坎》之《大象》曰：‘水之流也，习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学也，习而不止，以成大贤。’《咸》之九四曰：‘心苟倾焉，则物以其类应之。故喜则不见其所可怒，怒则不见其所可喜，爱则不见其所可恶，恶则不见其所可爱。’大都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惜其沉湮既久，说《易》家竟不获睹其书。今幸际圣朝，表章典籍，复得搜罗故简，裒次成编。亦可知名贤著述，其精义所在，有不终泯没于来世者矣。谨校勘厘订，略仿《宋史》原目，定为六卷，著于录。”

［15］《注系辞》二卷：参上条注。

［16］《注老子道德论》二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八：“《老子道德经论著》二卷。晁氏曰：‘皇朝司马光撰。光意谓太史公曰“老子著书，言道德之意”，后人以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连体，不可偏举，故废《道经》、《德经》之名，而曰《道德论》。《墓志》载其目。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皆于“无”与“有”下断句，不与先儒同。’”

［17］《集注太元经》八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三五：“《温公集注太玄经》十卷。晁氏曰：‘司马光君实集汉宋衷《解诂》、吴陆绩《释文》、晋范望《解赞》、唐王涯注《经》及《首》、《测》、宋惟干《通注》、陈渐《演玄》、吴秘《章义》七家为此书。自庆历至元丰，凡三十年始成。其直云宋者，衷也；小宋者，惟干也。惟干、渐、秘皆国朝人。温公《说玄》曰：班固称诸儒或讥扬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余亦私怪雄不赞《易》而别为《玄》。《易》之道，其于天人之蕴备矣，而雄岂有以加之？更乃为一书，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谓雄宜为《玄》也。及长，学《易》，苦其幽奥难知，以为《玄》者贤人之书，校于《易》，其义必浅，其文必易。夫登乔山者，必践于块埤；适沧海者，必沿于江、汉。故愿先从事于《玄》，以渐进于《易》，庶几乎其可跂而望也。于是求之积年，始得观之。初则溟涬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虑，屏人事而细读之数十过，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然后喟然置书，叹曰：呜呼！扬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没后，知圣人之道者，非子而谁？孟、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明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究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盖天下之道虽有善者，蔑不易此矣。考之于浑元之初而《玄》己生，察之于当今而《玄》非不行，穷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万物之情而不漏，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言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以与《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浅，而过之之深也！’陈氏曰：‘集取宋衷以下七家之说，而断之以己意。’”

［18］《大学中庸义》一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八：“《中庸大学广义》一卷。陈氏曰：司马光撰，一卷。”按，此书后佚，今未见也。

［19］《集注扬子》十三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三五：“《温公集注法言》十三卷。晁氏曰：温公集晋李轨、唐柳宗元、国朝宋咸、吴秘注。公自言‘少好此书，历年己多，今辄采诸家所长，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义》，最为精详。宋、吴亦据李本，而文多异同。今参以《汉书》，取其通者，以为定本。先审其音，乃解其义’云。”

［20］《文中子传》一卷：单书未见著录。全文见于《邵氏闻见后录》卷四。今附载于本文之末，可参。

［21］《河外谘目》三卷：此当是温公随庞籍通判并州时所作实用文字。今未见著录。

［22］《书仪》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二经部二二礼类四：“《书仪》十卷，宋司马光撰。考《隋书·经籍志》，谢玄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有《书仪》二卷。以至王宏、王俭、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妇人书仪》八卷、《僧家书仪》五卷。盖《书仪》者，古私家仪注之通名。《崇文总目》载唐裴苣、郑余庆、宋杜有晋、刘岳尚皆用斯目。光是书亦从旧称也。凡《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仪》六卷。《朱子语录》：‘胡叔器问四先生礼，朱子谓：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又《与蔡元定书》曰‘《祭仪》只是于温公《书仪》内少增损之’云云，则朱子固甚重此书。后朱子所修《祭仪》为人窃去，其稿不传。则此书为礼家之典型矣。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其父廷鸾之言，谓《书仪》载妇入门之日即拜先灵，废三月庙见为非礼，引《朱子语录》，以为惑于陈针子先配后祖一语。又谓《檀弓》明言‘殷练而禘，周卒哭而禘’，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书仪》载袝庙在卒哭后，于礼为太遽。案杜预《左传注》谓礼：逆妇必先告庙而后行，故楚公子围称告庄共之庙。郑忽先逆妇而后告庙，故谓先配而后祖。其事与庙见无关，光未必缘此起义。又古者三月庙见，乃成为妇，故有反马之礼；有未及三月而死，则仍归葬母家之礼。后世于亲迎之日即事事成其为妇，三月之内设有乖忤，断不能离婚而逐之；设有夭折，断不能辇柩而返之也。何独庙见之期坚执古义乎？至于殷练而祔，孔子善之，其说虽见《檀弓》，考《宋史·礼志》所载袝庙之仪，实从《周礼》。国制如是，士大夫安得变之？亦未可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礼》所图，不内外掩袭，则领不相交。此书释曲袷如矩以应方句，谓‘孔《疏》及《后汉书·马融传》注所说，似于颈下别施一衿，映所交领，使之正方，如今时服上领衣。不知领之交会处自方，疑无他物’云云，阐发郑《注》交领之义最明。与《方言》‘衿谓之交’，郭璞《注》为‘衣交领’者，亦相符合。较《家礼》所说，特为详确。斯亦光考礼最精之一证矣。《礼记大全·檀弓》‘忌日不乐’条下，载刘璋之说，引司马氏《书仪》‘忌日则去华饰之服，荐酒食’云云，此本无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尚从宋本翻雕，不似有所阙佚者。或刘璋偶误记欤？”

［23］《家范》四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六：“《家范》十卷，晁氏曰：‘皇朝司马光君实纂。取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法，凡十九门，编类训子孙。’后溪刘氏后序曰：‘温公《家范》十有二卷。其自序，首《易·家人》，明以大经大训。凡后世上自公卿，下至匹夫匹妇，一言一行与经训合者，莫不纂集，以垂法于将来。于是既总述治家之要，又门分而事别之，由祖若父若母，由子若女若孙，由诸父若兄若弟若姑姊妹，由夫若妻，由舅姑若妇，由妾若乳母，终焉。门有其事，事有其法。呜呼！可谓备矣。公以其所躬行者，合之于古人之所躬行，以古人之所躬行，合之于《六经》与前哲之所尝言，其书反复详重，可谓至深至切矣。或曰：圣人议道自已而制法以人，谓其可以通行也。公佩服仁义，周旋道德，盖左准绳、右规矩者也。今其为书，严矣哉！其所采录，文有人所甚难者。夫行不贵苟难，乡使公裁而归诸中，不亦善乎？余曰：今夫子事父母，下气怡声，问疾痛疴痒，而敬扶持之，抑搔之，徐行后长者。凡若此类，岂有难哉？而人犹忽之。则夫表出其所甚难，固以愧夫人之忽乎，其所甚易者也。且匹夫匹妇，未必一一知经，而或者乃能苦节危行，至有杀身以全大义，立大伦，凛然如严霜烈日，此又岂有驱而率之者乎？观古人之事，愧其所甚难，则必能勉行其所甚易，蹈其常，履其变，充而至之可也。’”

［24］《续诗话》一卷：《续诗话》一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七六：“晁氏曰：司马光君实撰。序云：‘《诗话》尚有遗者，欧公文章声名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之。’”

［25］《游山行记》十二卷：此书未见著录，疑当世已佚。玩其意，或为在洛阳游嵩山所作也。待考。

［26］《医问》七篇：此书未见著录，疑当世已佚。

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初，公患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遂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1］。英宗悦之，命公续其书，置局秘阁［2］，以其素所贤者刘攽［3］、刘恕［4］、范祖禹为属官［5］。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讫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载。其是非疑似之间，皆有辩论。一事而数说者，必考合异同而归之一，作《考异》以志之［6］。神宗尤重其书，以为贤于荀悦［7］。亲为制叙，赐名《资治通鉴》［8］。诏迩英读其书，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9］。书成，拜资政殿学士，赐金帛甚厚。

娶张氏，礼部尚书存之女［10］，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国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为秘书省校书郎［11］。孙二人，植、桓，皆承务郎［12］。

公历事四朝，皆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报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谓吾君不能谓之贼［13］。”故虽议论违忤，而神宗识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资政殿学士，盖有意复用公也。夫复用公者，岂徒然哉，将必行其所言。公亦识其意，故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呜呼！若先帝可谓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谓不负所知矣，其报也大。

轼从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为详，故录其大者为行状。其余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皆不载，谨状。

【笺注】

［1］为《通志》八卷：温公初作的《历年图》，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之史编成简表，于治平元年进呈英宗。正式编修《通鉴》之前，已完成战国至秦（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讫秦二世三年）八卷，名为《通志》，于治平三年进呈英宗。《传家集》卷五七《进通志表》：“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绪，留意艺文，开延儒臣，讲求古训。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文理迂疏，无足观采，不敢自匿，谨缮写随表上进。”按，此文作于治平三年任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任上。

［2］置局秘阁：指英宗治平中专为《通鉴》编纂而开设的书局。《续资治通鉴》卷七八：“（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校书郎、前知泷水县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并以修《资治通鉴》书成也。自治平开局，光与刘攽、刘恕、范祖禹及子康编集，前后六任，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光于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摘幽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二十六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便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历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

［3］刘攽：《宋史》卷三一九本传：“攽字贡父，与敞同登科，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荐试馆职。熙宁中，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为开封府判官，复出为京东转运使。徙知兖、亳二州。黜监衡州盐仓。哲宗初，起知襄州。入为秘书少监，以疾求去，加直龙图阁、知蔡州。攽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

［4］刘恕：《宋史》卷四四四本传：“刘恕字道原，筠州人。未冠，举进士，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而廷试不中格，更下国子试讲经，复第一，遂赐第。调钜鹿主簿、和川令。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王安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安石怒，变色如铁，恕不少屈。或稠人广坐，抗言其失无所避，遂与之绝。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祸福，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顺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奋厉不顾，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司马）光出知永兴军，恕亦以亲老，求监南康军酒以就养，许即官修书。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请诣光，留数月而归。道得风挛疾，右手足废，然苦学如故，少间，辄修书，病亟乃止。官至秘书丞，卒，年四十七。恕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书，恕枉道借览。次道日具馔为主人礼，恕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死后七年，《通鉴》成。”

［5］范祖禹：《长编》卷三五〇：“（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奉议郎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并以修资治通鉴书成也。资治通鉴自治平三年置局，光乞以韶州翁源县令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同修。君锡以父丧不赴，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知资州龙水县范祖禹代之。”《宋史》卷三三七本传：“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幼孤，叔祖镇抚育如己子。……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时王安石当国，尤爱重之。”

［6］《考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七史部三编年类：“《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宋司马光撰。此书于元丰七年随《通鉴》同奏上。高似孙《纬略》载：‘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文献通考》载：‘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太清记》、《唐历》之类。’洪迈《容斋随笔》所摘，有《河洛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侯家传》、《两朝献替记》、《后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之类。不过偶举其数端，不止是也。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至陈桱、王宗沐、薛应旗等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抵牾，不能遽定其是非。则考异之法不讲，致留遗议于本书，滋疑窦于后来者矣。其中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旧唐书》，而不及引《新唐书》纪传年表以证其误者，小小渗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所谓抵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全体累也。其书原与《通鉴》别行。胡三省作《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颇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焉。”

［7］荀悦：东汉末年大史学家。《文献通考·经籍考》一八：“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颖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辨论多美，大行于世。”

［8］赐名《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二〇：“《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皇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至元丰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自谓精力尽於此书。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御制序以冠其首。”

［9］颍邸旧书：谓神宗为太子时殿中所藏书也。《宋史·神宗纪》一：“神宗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讳顼，英宗长子。……治平元年六月，进封颍王。”

［10］礼部尚书存：《宋史》卷三二〇本传：“张存字诚之，冀州人。……御史中丞王曙，屡荐为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历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户部度支副使。西边动兵，以天章阁待制为陕西都转运使。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以母老惮行，徙泽州，还为待制。逾年，知成德军，复学士。入知开封府，复使河北。王则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夺职知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复职，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积迁礼部尚书。卒，年八十八，谥恭安。”

［11］秘书省校书郎：宋代秘书省属官。《麟台故事》卷二《职掌》：“秘书省在光化坊，隶京百司，判省事一人；如监阙，以判秘书省官兼充。……省有监、少监、丞郎、校书郎、正字、著作郎、佐郎，是时皆以为官，常带出入，亦犹尚书省寺监丞郎、卿少、郎官、丞簿等皆为官也。”

［12］承务郎：北宋文官官阶名。自承务郎以上，方为京官。《宋史·职官志》九：“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宣教郎、宣义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以上系京官。右四年一转，无出身人逐资转，有出身人超资转，至奉议并逐资转，至朝议大夫有止法，仍七年一转。内奉直、中散二大夫，有出身人不转。”

［13］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谓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孙奭疏：“君之有难恶，当责之以善，能责君难恶以为之善，是为恭，臣恭其君也；陈之以善事，而闭其君之邪心，是谓敬其君者也。如不责君之难，不陈善而闭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谏正之者，是谓残贼其君者也。”

【附载】

《容斋三笔》卷五《仁宗立嗣》：“东坡作《范蜀公墓志》，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独上疏乞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韩维上言，谓其首开建储之议，其后大臣乃继有论奏。《司马温公行状》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时为并州通判，闻而继之。’按：至和三年九月，改为嘉祐元年，岁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张述者，以继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庙社稷之继，未有托焉。以嫌疑而不决，非孝也；群臣以讳避而不言，非忠也。愿择宗亲才而贤者，异其礼秩，试以职务，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至和二年丙申，复言之。前后凡七疏，最后语尤激切。盖述所论乃在两公之前，而当时及后来莫有知之者，为可惜也。”

《挥麈后录》卷六：“范景仁尝为司马文正作墓志，其中有曰：‘在昔熙宁，阳九数终。谓天不足畏，谓民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乃裒顽鞠凶。’托东坡先生书之，公曰：‘二丈之文，轼不当辞。但恐一写之后，三家俱受祸耳。’卒不为之书。东坡可谓先见明矣。当时刊之，绍圣之间，治党求疵，其罪可胜道哉！”

《邵氏闻见后录》卷四《文中子补传》：“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六代祖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兄玄谟以将略显，而玄则用儒术进。玄则生焕，焕生虬。齐高帝将受宋禅，诛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曰穆。始家河汾之间。虬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唐公，谥曰献。杰生隆，字伯高。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隋文帝尝从容谓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资，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有间，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隆乃著《兴衰要论》七篇奏之，帝虽称善，亦不甚达也。历昌乐、猗氏、铜川令，弃官归，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则以来，世传儒业。通幼明悟好学，受《书》于东海李育，受《诗》于会稽夏玙，受《礼》于河东关朗，受《乐》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华。仁寿三年，通始冠，西入长安，献《太平十二策》，帝召见，叹美之。然不能用，罢归，寻复征之。炀帝即位，又征之。皆称疾不至，专以教授为事。弟子自远方而至者甚众，乃著《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司徒杨素重其才行，劝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足以庇风雨，薄田足以具粥。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或潜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与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尝示之射，发无不中，通曰：‘美哉，艺也。君子志道据德依仁，然后游于艺也。’弼不悦而去。通谓门人曰：‘夫子刚而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纳言苏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学博士刘炫问《易》，通曰：‘圣人之于《易》也，没身而已矣，况吾侪乎？’有仲长子光者，隐于河渚，尝曰：‘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通以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长。身愈退，道愈进。若人知之矣。’通见刘孝标《决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不可谓知人矣。’见《辨命论》，曰：‘人事废矣。’弟子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通曰：‘是汉文之所难也。废肉刑害于义，省之可也。衣弋绨伤于礼，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争利而弃义，若之何？’通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或问人善，通曰：‘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对曰，未尝与久也。’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辨。’问止怨，通曰：‘不争。’故其乡人皆化之，无争者。贾琼问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义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贾琼请决人事，通曰：‘不可。’琼曰：‘然则奚若？’通曰：‘庄以待之，信以应之，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沉如也，则可。’通谓姚义能交，或曰简，通曰：‘兹所以能也。’又问广，通曰：‘广而不滥，兹又所以为能。’又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通尝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智深矣乎。宁家所以安天下，有我所以厚苍生也。’又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又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贫。’又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也。’又曰：‘我未见得诽而喜，闻誉而惧者。’又曰：‘昏取而论财，夷狄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识远，处今而知古，其惟学乎。’又曰：‘轻誉苟毁，好憎而尚怒，小人也。’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阶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决阶去媒，谗佞远矣。’通谓北江黄公善医，先饮食起居，而后针药，谓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后爻象，大业十年，尚书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皆不至。十四年，病终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畴。二弟：凝，绩。评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说》云尔。玄谟仕宋，至开府仪同三司。绩及福畴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着于唐世。各有列传。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汉魏以还也。曰：汉魏以还，迁固之徒记之详矣。奚待于续经，然后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则彼不愚者孰肯从之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犹存，《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畴辈并依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畴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征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威，征肯听之乎？此予所以疑之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之尤著者也。如通对李靖圣人之道，曰：‘无所由，亦不至彼，大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又对魏征以圣人有忧疑，退语董常以圣人无忧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佛老者也。夫圣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至于安万邦，和黎民，格天地，遂万物功施当时，法垂后世。安在其无所至乎？圣人所为皆发于至诚，而后功业被于四海。至诚，心也，功业，迹也。奚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圣人作伪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圣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又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苟为圣人矣，则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乌有可行于西方，而不可行于中国哉？苟非圣人矣，则泥于中国，独不泥于西方耶？秦焚《诗》、《书》，故灭。使《诗》、《书》之道盛于秦，安得灭乎？老、庄贵虚无而贼礼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风而鼓之，饰谈论，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释迦称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义，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严斋戒，弛政刑，至于万姓涂炭。发端倡导者，非二家之罪而谁哉？’此皆议论不合于圣人者也。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宋兴，柳开、孙何振而张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为圣人可继孔子者。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者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僣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补《隋书》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