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新闻与煽情化

因此，“新闻”这个词开始带有与“重要的新信息”不同的意思。如果一名新闻记者称某一特定事件为新闻，他并不是说事件本身是重要的。它经常的确是重要的，但是在大约同样多的时候却并非如此。记者所说的新闻，是指最近几个小时内发生的能引起消费者兴趣的事情。兴趣的标准是：新近性（recency）或先发性（firstness）、接近性（proximity）、争斗性（combat）、人情味（human interest）和新奇性（novelty）。这些标准限制了准确性（accuracy）和重大性（significance）。

对这些品质的热切追求无疑令参与者着迷，但是对于世界来说，这种追求似乎常常导致不幸的行为过度。战争结束时，各通讯社和广播网只能尴尬地收回草率发出的通告[1]——这种未经授权的“先发新闻”动摇了人们对新闻来源可靠性的信心，并破坏了新闻界在战时把守重要通告方面的总体良好的记录。

为了吸引最大数量的受众，新闻界强调例外甚于常规，强调煽情甚于重要性。许多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的活动，被压到了通常被认为值得报道的事件之后：动力机器的增多；机器操作者的减少；休闲时间的增加；儿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褊狭程度的降低；劳务合同谈判的成功；通过学校参与音乐活动的增加；传记和史书销量的上升。

在大多数新闻媒介中，上述内容常被夜总会谋杀案、种族骚乱、罢工暴力和公共官员之间的争吵这类事情排挤掉了。本委员会无意反对报道这些事件，而是反对新闻界全神贯注于它们。新闻界对它们专注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公民得不到其履行社会职责所需要的信息和讨论。

努力吸引最大的受众群同时意味着，每则新闻报道都要照大字标题的头条去写。其结果是，没有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的连贯故事，而只有一系列被制作得似乎比实际价值更重要的雅致的小品文。这些不连贯的局部的总和并不等于整体，因为它们并没有反映出整体的实际规模和色彩。(https://www.daowen.com)

这一点在旧金山会议[2]上得到了证明。新闻采集必然有一个受外交礼仪约束的过程；它涉及到建议和反建议、文本准备、增补和修正以及最终通过妥协达成的一致。

在会议进行的几个星期中，有几天并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东西。但是记者们必须发稿，总得有点新闻。结果出现了轻则模仿好莱坞影迷杂志的私人消息，重则是对所发生事件的歪曲报道。由于戏剧性和紧张感是后方各编辑台所要求的东西，因此它们在旧金山被制造出来。这样，平静变成了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沉默则变成了迫近冲突的沉默，时间的流逝变成了不祥的停滞。制造悬念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当数周之后一个可接受的宪章签署时，对报纸读者产生的效果是既惊奇又怀疑［关于新闻界对该会议的处理，本委员会工作人员米尔顿·D·斯图尔特有详细的研究，并将以《美国新闻界与旧金山会议》为名出版］。

在这方面，人们将发现，最糟糕的冒犯者存在于报纸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员中。这个行当的成员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中逐渐发挥着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他们也必须吸引最大的受众群。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为公众提供窥探隐私的闲言碎语、流言蜚语、名誉毁谤和欺人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