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哈钦斯委员会走过50年：再现于今日公共与公民新闻事业的主题[1]

弗雷德里克·R·布莱文斯（Frederick R.Blevens）[2]

州立西南得克萨斯大学新闻系

［注］这篇论文是在1997年4月的州立北蒙大拿大学第三届知识自由年会上提交的。

1942年，《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邀请前耶鲁大学同学罗伯特·哈钦斯领导一个由一流学者组成的小组，探讨新闻界越来越多的问题。卢斯和哈钦斯担心，由于媒介权力迅速地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由于为数寥寥的那些人没有提供足够的服务，由于新闻记者和媒介业主不负责任的行为，低端新闻事业——报纸与所谓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的“庸俗报刊”（pulp press）——正在招致政府的干涉。卢斯、哈钦斯与新闻自由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也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自由正日益遭受新近形成的、地处全球战略位置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威胁。〔1〕

一个研究小组在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新闻事业出现近175年之后形成了，它以洛克的人的理性、个人自由、对个人的信任以及精神特性发展等理论来评价低端新闻事业的基础。〔2〕自由至上主义从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著作中获得资源，鼓吹一种思想观点的自由市场。它免于政府的压制并服从弥尔顿定下的原则，即假定风险相同，真理总是比谎言占有巨大优势。实际上，哈钦斯把一群中产阶级趣味的技术官僚论者和文化卫士会聚一堂，来决定一个自由新闻界的“不可剥夺的”和“自然的”权利这样的自由至上主义范式是否需要调整。〔3〕

20世纪40年代关于新闻界角色的争论可以溯源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初期。到1993年，美国报业承受着相当大的控制利润和提高工作条件的压力，一个信号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报业的保护正在减弱。发行人们通过有影响力的行业协会团结力量进行斗争，他们认为，“新闻自由”问题受到了新的联邦法律和拟议中的立法的威胁，后者旨在提高社会福利，管理商业，以及改革童工劳动条件。〔4〕最高法院1937年判决说：“报纸没有不受普通法管辖的特别豁免权。”8年后，在哈钦斯深思熟虑的时候，最高法院判决说，通讯社的市场排他性是一种对商业交易的非法限制。大法官雨果·布莱克写道，宪法《第一修正案》“根植于如下假设：多种和敌对的消息来源最大可能地传播信息对于公共福祉是至关重要的”〔5〕。他写道，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不能取代《宪法》的商业条款，而且“不能支持以私人利益压制那种自由”〔6〕。同时，一些新闻批评家对新闻业发展成为“大企业”进行了谴责，并严厉批评报纸表现出阶级偏见，而且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7〕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哈钦斯于1944年2月28日宣布，他的目的是“……发现表达自由在哪里受到限制或不受限制，无论是由于政府的新闻检查，还是由于读者、广告商的压力，或者是由于其业主的愚昧或其管理层的胆怯”〔8〕。哈钦斯和卢斯聘请了16位委员，其中13人在研究和最后的报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是小泽卡赖亚·查菲、约翰·迪金森、约翰·M·克拉克、威廉·E·霍金、哈罗德·D·拉斯韦尔、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查尔斯·E·梅里亚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比尔兹利·拉姆尔、阿瑟·M·施莱辛格、乔治·N·舒斯特，再加上委员会执行主任罗伯特·利。其中大多数人年届五旬，为英国裔美国人和新教徒，拥有大学学位。他们大多生长于职业传统为教育、宗教或医疗的中上阶级家庭。几乎所有人都在一流院校拥有著名的教职；此外他们著述甚丰，在他们的学府生涯中平均每人出版了12本书。

这个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人士组成的群体在两年多时间里会晤了17次，对58位证人进行了访谈。当成员和工作人员准备了176份文件以供评估之用时，工作人员还与另外的225人进行了交谈。〔9〕到1947年发表时，哈钦斯报告已经进行了9次修改，最激烈的争论是政府应该涉入的程度。该小组说，新闻自由暗含了一种“免于”它所谓的“外部强制”而不是活跃的公共交流所需要的“压力”的消极自由。然而，宪法《第一修正案》还意味着新闻界有一种积极自由——“为维系和发展自由社会作出贡献”〔10〕。委员会说，报纸应该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其方式是提供：

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的报道。

一个交流评论与批评的论坛。

一种反映社会组成群体的意见和态度的手段。

一条将新闻界所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个社会成员的途径。〔11〕

上述发现几乎立即遭到了反驳，发行人与主编们对报告内容与基调作出了激烈反应。各方的批评家以各种歇斯底里的心态纷纷上阵，就若干要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包括委员会是否实际上在建议实行政府干预以及它的成员是不是“赤色分子”。〔12〕甚至新闻批评也在报告中挑出了毛病，但是他们至少承认报告在将媒介批评的舞台从简单否定的边缘到进入主导社会与文化的核心方面的价值。〔13〕1956年，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3]汲取了哈钦斯的观点，将其作为规范的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彼得森说，基于启蒙的自由至上主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工业革命、对报界陈规的批评、一种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内在纠正”的“新的知识氛围”，以及受过教育的、世故的、追随增长着的责任意识的报业巨头的出现。“公众该诅咒”的态度已经被“消费者是上帝”的观念所取代，这种商业方面的义务使得精神责任一清二楚。彼得森写道：

表达自由是一种精神权利，（媒介管理者）因此有义务确保公民的所有重要观点得到反映……他们应该认识到：“凡是值得公众倾听的观点都应该让公众倾听。”公众以及主编和业主应该决定哪些观点值得公众倾听。〔14〕

上述要求认识到了今天“公共的”、“公民的”以及社群主义[4]（communitarian）的新闻运动所反映出的两大变化：首先，从自然权利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classical liberal theory）转变为“消极的、有条件的与社会化权利的”新自由主义理论（neo-liberal theory）〔15〕，其次，从强调消极的、被动的自由转变为强调积极的、主动的自由。〔16〕从当时到现在，在其应用时，根据当公民被恰当地告知情况时他们将做出正确决定这一民主主义的假设，在正在进行的关于新闻界是否拥有编辑自我决定特权，或者新闻界是否有义务、职责或责任与其他人——读者、观众、政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分享这一功能的争论中，哈钦斯委员会一直处于焦点位置。

在报纸总体规划、在职项目、教科书以及伦理手册里，都能够发现哈钦斯准则的翻版，以至于该委员会的倾向与理论被低端新闻事业的编辑与研究机构有意无意地分享了。今天的报纸将更多的版面留给与社论观点相反的意见，设立了新的职位——新闻投诉专员（ombudsmen）和读者代表——来发现和写作申诉书，以及让社外人员进入社论委员会。〔17〕委员会报告的出台是与全国新闻评议会（National News Council）和尼曼基金会（Neiman Foundation）的成立同步的，前者在因为缺乏支持而解散之前运作了10年，后者是一个私人团体，主要致力于让在职的新闻专业人士到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最近，一些媒介采纳了社群主义的目标，即让新闻界成为政府和公民的伙伴，以治疗古典的、基于启蒙的自由至上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疾病。〔18〕

今天的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与他们50年前的同行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男性，接受过优于普遍人的教育，非常适应高级教职。正如哈钦斯委员会成员一样，他们深深植根于上流社会传统，这有助于解释他们对商业与新闻实践中“技术官僚控制”的欲望或者对“用琐碎的娱乐形式破坏高雅文化”的强大效果的认识。〔19〕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5]在他自己对基于哈钦斯委员会的社会责任理论的诠释中断言：“传播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留给专业人士。”〔20〕他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通过一个思想正确的新闻界来修复被损坏的社会结构以及“使美国民主化”的努力，同那些以政治过程本身为目标的努力一样一直是无效的。

公共新闻事业中的哈钦斯构想

公共新闻事业植根于喧闹的20世纪80年代，那是大兼并的10年。当时全国的8个主要报纸市场成为垄断市场。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6]的“滴漏”（trickle down）[7]模式的支配下，10年的反托拉斯执法行为非常有限。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对公司资本主义放手不管将有益于所有美国人。〔21〕同时，甘尼特与奈特—里德这两家报团正在策划一项似乎是革命性的计划，以改革美国新闻业的规则、实践以及处理新闻的方式。这个策略部分是受吸引年轻人读报这一永久关注的激发，它将自己与新闻需要回归哈钦斯的某些原则这一哲学联系起来，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实际上，新的“公民的”与“公共的”新闻事业的核心在于要求新闻界向所有人说话，让他们在一场让各方成为伙伴的对话中回答，然后“在一种赋予其意义的语境中”传递完整的新闻报道。此外，新闻界有责任发现“真相背后的真相”，让自己对公众“负起责任来”。

因此，被阐释为“利刃”新闻策略的许多内容都来源于哈钦斯。事实上，甘尼特报团在公司手册《新闻2000》（News 2000）里体现了哈钦斯的所有5条建议，该手册被设计用来指导该报团在下个世纪的新闻处理。《新闻2000》以及其他报团所有或独立拥有的报纸的同类指南虽然在内容上是各不相同的和引起争议的，但是它们的集体哲学是一致的，即寻求将新闻运作与他们的公众“重新联结”起来，并致力于更加带有平等主义色彩地和更具包容性地呈现新闻。在甘尼特报团和奈特—里德报团，新闻管理者们正在严格地挑选工作候选人，确保他们“适应”这一哲学，而且践行这一哲学。他们向雇员说明，为了重新获得公众的支持，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游戏计划。〔22〕甘尼特报团资助的新闻与新闻机构研究的私人基金会“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为哈钦斯的观点所倾倒，以至于它重新改写了委员会的建议，使其适应该组织对其开办新闻博物馆（Newseum）的承诺，后者在哈钦斯报告发表50周年之际于弗吉尼亚州的阿林顿（Arlington）开张。

学院派再次领导运动

正如半个世纪前的先辈构想的那样，公共新闻事业发端于知名学府学者的著作。现阶段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埃德蒙·兰贝思（Edmund Lambeth），他的《重然诺的新闻事业》（Committed Journalism）第2版构建了一个关于哈钦斯建议的完整哲学与伦理方式框架，为基于信任、正义、服务和揭示真相的新闻事业提出了一个精心阐述和理由充足的计划。在该委员会发现的基础上，他发展了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8]的社群主义思想。后者的“内在美德”或品德与“外在美德”（利润、名誉与光荣）构想让兰贝思提出了一条中间道路式的伦理方法，尝试在提倡自治的同时充分认识哈钦斯的优点。〔23〕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兰贝思用他称之为“新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构造了“公民”新闻事业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包括记者、主编、读者/观众、跨媒介合作者，甚至广告商在内的各方都参与到一个寻求以群策群力的方式来改善社会与民主的新闻团体内。1994年，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认可了兰贝思的运动，在该组织内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兴趣团体。

兰贝思在这场运动中的学术搭档有纽约大学教授杰伊·罗森（Jay Rosen），后者是以推行和追踪公共新闻事业来写下自己的治学简历的。罗森想推动新闻界扮演行动主义者的社会角色，让新闻记者成为以下这种社群方案（community scenarios）的提倡者，旨在让公司掌握新闻处理过程。同时帮助新闻界完成其对社群福祉的道义义务。新闻批评家艾丽西亚·谢泼德（Alicia Shepard）写道：

根据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专业人士的被动性一去不复返了；行动主义方兴未艾。“超然”出局了；“参与”加入了。专家不再是供选择的引语机器；读者的声音必须被听到。〔24〕

无论是关于如何最好地实施这种基于社群的战略，还是关于何种称谓最为贴切，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以播下1988年该运动种子而享誉的奈特—里德报团首席执行官吉姆·巴滕（Jim Batten）说，“公民的”比“公共的”更为精确，因为据推测，“公共的”媒介的理念威胁着在“私有”媒介商业中赢利的那些人。即便如此，巴滕还是在给雇员的告诫里清楚地表明：

我认为以下这种情况是善的：我们的人民认识到仅仅陈述他们的世界的种种弊端，在报纸上刊登负面的东西，并不足够。他们还在问：我如何才能帮助我的社会？我如何能够使之更加尽职尽责？

无论叫什么名称，以哈钦斯的报告为基础的新闻哲学已经扩展到了新闻产业内外的私人基金会。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会长戴维·马修斯（David Matthews）一直帮助罗森到设计与管理《关于纽约大学公共生活与新闻界计划》的第一线来。在美国新闻研究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的大力帮助之下，该计划发展成为一个试验“公共”概念的主编与记者的网络。马修斯说：“如果美国人想重获和重振他们的政治系统，他们将需要关注政治趋势和公共对话特质的新闻记者的巨大帮助。”与波因特学院有合作关系的皮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也参与进来。它和政治辩论策略家埃德·福希（Ed Fouhy）共同努力，后者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媒介把政治竞选从咨询顾问手中拯救出来。〔25〕

然而，正是罗森的计划最为名声远扬，它领受了它借以获得冲力的高速度，而没有留下什么后患。他承认：“我们边行动边完善它。”事实上，他的中心最近自豪地报告说：“171家新闻机构参与了《公共生活计划》，而且有95项动议正在实施之中。”其范围从基础性的到复杂的应有尽有，并且始终“因地制宜”〔26〕。在近来被问及一些全国权威新闻机构的主编反对公共新闻事业时，罗森承认，这种方法的各种戒律威胁到了新闻记者传统上根据自由至上主义新闻理论享有的自治。但是他说，这一概念要求：“民众必须首先参与，然后才希望自己消息灵通。”他断言，当记者和主编开始这样思考问题时，他们将重新评估他们的角色。〔27〕

善的新闻与社群主义理论

受目的驱使的、基于社群的方法派生于更加绝对化和更具有教诲意味的公式化哲学思潮，它们以一种严格的社群主义方法反映出来。像当代其他大多数关于新闻业的规模核心的著作一样，这种社群主义方法部分地复兴了哈钦斯的精神，声称新闻业的责任是在重建与重构被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打碎的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该理论声称，在一种独裁主义或极权主义结构中的政府参与和自由放任的、不干涉的哲学之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社群主义者完全不采纳哈钦斯的思想，但是他们坚定地遵守该委员会的“负责任的”理念，而且他们显然从温和的立场转移到围绕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9]、麦金太尔、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10]等人的哲学建立起来的一种最彻底的理论。〔28〕埃齐奥尼把他的哲学定义为“人民致力于创造一个新道德的、社会的和公共的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被恢复的社群之上，而不允许假道学和压迫行为”〔29〕。社群主义者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强调在不损害他们的前提下个人行动的自由，已经危及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30〕它的领袖们提倡“一系列反对以下社会责任的措施：从给公共交通工人做毒品测定到严格离婚程序、帮助儿童以及枪支控制法”。埃齐奥尼关于社群主义潜力的个人评价与公共新闻事业所作的描述非常相似：

我们不认为能回答这些日子困扰美国的所有问题。然而……如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行动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积极的社群……我们将有许多方法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一方个人权利得到警觉地维护，同时公民美德的温床被耐心地呵护的土地。〔31〕

技术官僚兼文化卫士

哈钦斯委员会和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遭受错觉或妄想的折磨，更没有受偏激意图的驱使。事实上，他们过去和现在都遵循着类似他们在主导性的社会和文化阶级中的追随者的行为模式。在他们与这些非常重要问题的斗争中，复杂事物与矛盾的融合需要知识贵族的精神力量。尽管所处时代不同、哲学方式迥然有异，但是两个团体都由中产阶级人士组成，并且都关注于约束据认为具有强大媒介效果的东西。作为技术官僚，他们自有值得信赖之处：为公共利益行事、均为受过良好培训的个人和拥有能够将媒介单位引向有价值的政治与社会目标的专业价值观与技术。〔32〕作为文化卫士，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阿诺德式（Arnoldian）[11]的“至善”带进美国的每一间起居室。这一信念的真挚基础是关于民主假设的相当普遍的目标，但是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技术官僚对新闻事业传播面相的种种关注与那些可能为社会所有组成部分提供接近机会的程式格格不入。尽管战线不同、时代有异，但是这些技术官僚兼文化卫士都同意，新闻自由使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在低端新闻事业中表达意见，发行人的责任是避免过去与现在都经常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傲慢观点：新闻自由只是属于它的所有者的领地。在上述两个时代，这些学者都将媒介视为致力于民主的成人教育工具。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不能断定谁在这个管理信息的行业内值得信任。持中间立场者似乎总是乞灵于社会责任，他们要求本着协商精神进行自我控制。〔33〕

即便如此，在社会的与文化的工程中，这些中产阶级人士通过各种控制手段“民主化”美国媒介的尝试一直是比较不成功的实验。消费行为将证明成功，它产生了全面掌握信息的选民，他们有能力而且愿意阅读被禁的报纸、图书与思想，后者帮助他们在履行个人的公民职责和责任时做出理性的决定。

实际上，影响不了消费与新闻实践可能与缺乏眼力和某些严重疏漏有关。哈钦斯委员会虽然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界定什么是媒介，但是几乎只是专门谈论报纸。在委员会报告付梓以后，美国印刷新闻界没有出现新的有生命力的重要报纸，直到全国发行的报纸《今日美国报》（USA Today）在20世纪70年代创刊[12]，它的大受欢迎不能与财政上的成功联系起来，而是说明一个媒介复合体有能力用公司资金提供资助让它维持下去。在同一时期，数百家电视台成立了，其中许多是在委员会发表报告之后的那十年问世的。

委员会报告公布四年以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作为第一位电视总统而就职。到1960年，国家处于完全被大众消费包围的边缘和沉溺于电视以及正在出现的对感觉的要求多于对心灵的要求的其他文化形式的最初阶段。指出以下一点是容易的：委员会建立一个美国的中等阶层的努力被这股消费浪潮击碎。今天，消费狂潮提供500个频道与互动录像，与通过良好、理性的决策传递优质、可信信息的民主假设鲜有共同之处。

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们扩展了关注社会方法的范围，但是他们依然把自己大部分努力集中于报纸。去年底，路易斯·哈里斯同人公司（Louis Harris and Associates）寻求发现新闻的主要来源和公众今天对媒介的期望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1/3的美国人单纯依赖地方电视台重要的体育和天气节目之前的7分钟获取新闻。人数是选择报纸者的两倍多，是依靠电视网每天30分钟新闻报道者的两倍。75%的被调查者说，他们支持哈钦斯和公共新闻事业模式界定准确的媒介的监督角色；67%的人说，媒介有责任保护公众不受虐待；63%的人同意，新闻媒介在民主体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哈钦斯和公共新闻事业来说异常关键的自我纠正机构得到的支持微不足道。65%的人说，新闻界应该“仅仅报道事实”，远离于解决问题或纠正“他们认为公众人物声明中错误的和歪曲的内容”。哈里斯的调查报告说，85%的人同意发端于哈钦斯报告的新闻评议会设想，同时84%的人希望有一个“公正原则”，而且70%的人支持法院对错误报道判决罚款。〔34〕换言之，公众更喜欢许多哈钦斯和支持公共新闻事业的记者没有明确表达的东西：电视应少一些语境，多一些外部控制，无论这种控制是政府还是准政府机构施加的。

如果说技术官僚由于短见而在1947年错过了电视的兴起，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新闻记者似乎是忽视了公众的如下信息：意欲明确地让他们进入民主的行为，是一种引导他们去他们有可能不愿意去的地方的家长式做法。例如，我们像学者一样认为，一小群志向相同者可能决定公众的集体口味和倾向，为一种新理论制定出框架，有意或无意地帮助指导世界上最强大的低端新闻事业。这里不缺少雄心壮志，但是在重要的方面，这些灵丹妙药似乎与公众心目中新闻界在民主机制里的实际角色相冲突。

无论将公共新闻事业的种种构想贬斥为怪异的、言不及义的和蠢人想出的文化与社会控制方式也许是多么轻而易举，必须给予某种考量的是这种演练的无效性。当持中间立场者服膺于先锋派学者所谓的充斥着美国文化贫民窟的廉租房租户飞速增加这种说法时，要获得一种民主工具就是不可企及的目标。与其20世纪中叶温文尔雅的同道一样，鉴于自身完全缺乏社会底层的经历，公共新闻工作者正在寻找只能大致接近于支持其解决方法的依据的种种变通方法。〔35〕可以肯定，过去和现在的一些批评和观察虽然不是原创的，但是它们已经帮助指导了那些严肃的媒介批评研究者，并且为他们提供了资质。它们也为可问责性提供了基础，而可问责性支持了近期的社群主义理论构建。

但是，当作为手段运作的价值观降低至坚称它们为结果服务时，太多的变量掩盖了上述方法。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13]以他自己相当狭隘的心胸警告我们说，我们必须提防陌生的伙伴以及未受保护的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东西。尽管麦克唐纳对处在文化光谱中端或低端的任何东西都进行了精英主义的和傲慢的斥责，他在1960年对“中产阶级文化”的分析还是包含着一种乐观的妥协，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妥协比这场辩论中提出的所有哲学和理论更加持久。他提议用分裂社会固有的文化多样性为各个阶层的文化消费者谋利益。他极具预见性地指出，付费电视作为一种企业家想象出来的虚假事物，只不过是有线电视的延伸，可能符合“宁愿花钱买面包不愿免费吃石头”者的需要。〔36〕麦克唐纳写道，到头来这是一场愚蠢的争议：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大众需要还是先有其满足（进一步进行刺激），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学术问题。这部发动机是相互推动的，没有显示出任何停下来的迹象。〔37〕

琼·谢利·鲁宾（Joan Shelley Rubin）[14]声称，这部发动机事实上可能是驱使“H.G.韦尔斯（H.G.Wells）所谓的‘教育与灾难之间竞赛’”的动力库，而中产阶级人士的消散让美国文化暴露了进一步的堕落。鲁宾写道：

如果普遍地漠视博雅教育（Liberal Learning）[15]，那么普及者……就让自己显得像一种四处扩散的信仰的传道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虽然市场仍有能力传播阅读的重要性——不久之前，一只麦片盒上的文字敦促吃早餐者发现图书与图书馆的世界——但是，它在颠覆真正的理解与自治方面的能力幸存了下来，而且繁荣昌盛。〔38〕

情况可能如此，但是如果对哈钦斯委员会的中产阶级趣味的兴衰总结出持久的教益，那就应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断言：第一位的原理针对的是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最重要的环境。〔39〕当哈钦斯委员会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思考时，维多利亚式的民主化理想的残余被消费主义包容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麦克唐纳就电视而写作时，社会责任已经成为文化史中的一个人工制品。如果说哈钦斯委员会成员们的话语值得敬佩的话，那么它反映了一场为了适应消费社会、为了包容打击现代性及其印刷文字的复杂性和冲突而进行的无效斗争。公共新闻记者今天面对着具有同样挑战性的任务，但是如果他们要施加技术官僚式控制或者制造一种文化手段，那么这样的尝试将不再如半个世纪前那样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