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哈钦斯委员会、新闻界与责任概念[1]

（版权为新闻教育协会所有，1977）

玛格丽特·A·布兰查德[2]

［原编者按］玛格丽特·A·布兰查德（Margaret A.Blanchard）为位于查珀尔希尔（Chapel Hill）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她曾在佛罗里达州一家报社任记者，并在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她目前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攻读美国历史学博士学位。她向历史学凯南教席教授（Kenan Professor）J·卡莱尔·西特森（J.Carlyle Sitterson）博士表达谢意，感谢他在本项目发起阶段提出的建议，她同时感谢历史学教授约翰·E·西蒙奇（John E.Semonche）在完成课题时提供的宝贵帮助。她还想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院对该论文的资助，感谢新闻学教授唐纳德·L·肖（Donald L.Shaw）博士和新闻学副教授理查德·R·科尔（Richard R.Cole）的建议和鼓励。

引言

在哈钦斯委员会关于新闻自由的简要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发表30年后，这本小薄书中的言语已被多次引用，它甚至被认为具有先见之明进而超越了它的撰写时代。毕竟，这份一个时代前的文件言中了今天新闻界运作中许多可见的变化。近30年之后，哈钦斯委员会的一些建议才得到落实，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当时新闻界领袖的失误：这群固执、傲慢的人任凭《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在故纸堆中凋零，同时，他们又坚决打压那些胆敢暗示报业内部存在问题的人。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文献中，支持新闻界对哈钦斯委员会所作反应的上述解释者比比皆是。一位作者告诉我们，哈钦斯成为“大多数报社的诅咒对象”〔1〕。另一位作者说，这份报告“被苛刻地收受了”〔2〕。第三位作者则提出这样的观点：报界对它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深感自豪，它们认为应该得到的是同“对它们的成就与缺点具有严重偏向性的观点”相比“更好的东西”。〔3〕

然而，如果在尘封中打开一些较早的书籍，人们会发现新闻界的反应会略有不同。弗兰克·卢瑟·莫特（Frank Luther Mott）[3]承认，报界对于批评是敏感的。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报纸欢迎委员会的分析和建议，虽然这种欢迎是有保留的……”〔4〕。20世纪50年代的另一部著作认为，新闻界敌视新闻自由委员会，但是新闻界没有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该报告的主要假设。十分明显，很少有哪一个媒介会与委员会就新闻界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基本观点……乃至于就新闻界在当代民主社会中的功能发生争论”〔5〕。

关于新闻界对哈钦斯委员会报告所作反应的这两种解释都是确有依据的吗？或者有可能存在以下的第三种解释吗？比如说，新闻界责任领域的发展在今天看来显然并非一蹴而就，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为这些发展打下了某种基础。只有将新闻自由委员会置于它所处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广阔语境之下，才能对该问题做出值得信赖的判断。

综观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许多国家的报纸都处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被当作宣传工具而非新闻载体。在美国，一种敌意的新闻批评——它至少可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仍在冲击报纸运作的经济结构。在美国的新闻界—政府关系方面，公共报刊领袖曾经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之间展开一场国内战争，结果导致联邦政府起诉多家报刊机构，并借助最高法院的多项裁决将报刊商业运作的许多方面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47年3月27日发表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让新闻界在面对这类批评时保全了面子。虽然许多新闻界领袖挑剔该委员会及其报告，但是日益发展的新闻界“责任”这一宏大主题却很难回避。尽管有时不太情愿，人们还是接受了这个词所代表的模糊概念。新闻界素有推崇每家报纸和每个报人完全独立、彻底自由运作的绝对个人主义传统，因此不可能立即和充分支持委员会报告。但是时代迫切需要新闻界做出部分妥协：对于需要重建公共形象和恢复公信力的新闻界来说，“责任”概念是一个应运而生的创意。

前奏：新闻界处于危机中

当哈钦斯委员会于1944年成立时，一些业界成员欢迎它开展调查，并将这种调查视为恢复新闻界衰落的公共形象、增进公众理解新闻自由重要性的手段。《主编与发行人》就看到了委员会的这种作用。《主编与发行人》在评论中使用了人们熟悉的辞藻：“我们的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诸项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的理念，将在以后若干年里得到充分阐明。”由于担心政府可能不会放弃战时取得的权力，它是从“该重大主题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角度来看待这一研究项目的。该社论还称：“《主编与发行人》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是保障一切民主自由的基石，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所需要的勇气”应得到哈钦斯委员会的行动及类似努力的激励。〔6〕

新闻界有理由欢迎哈钦斯委员会的调查。到1944年为止，美国报界已经度过了十几年的制度性噩梦期。造成这一伤痛的主要原因是：从1931年最高法院首次就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新闻自由的部分做出裁定之后，其后的一些判决又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做出了解释。〔7〕此前，报界对这条宪法修正案有自己的解释。在相反的判决未出现时，新闻界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政府不应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新闻界认为自己能不受干涉地运作、自由地采集和发布新闻，并且正如众多主编和发行人所认为的那样，新闻界应采取商业运作的模式。支持这种诉求的是显而易见的老调：新闻界是惟一在宪法中被特别提及的产业，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干涉新闻界运作的任何方面。

然而在大萧条时期，针对报纸的诉讼增加了。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释开始出现。新闻自由被界定为一项人们为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求生存而获取必要信息的权利，而不是一项发行人可以在不考虑人们需求的情况下自由运作的权利。当最高法院扩展这一观点时，国会也开始通过对报界有间接影响的法案。先前，报业经营的财政基础不受管制，这种财政基础被许多主编和发行人认为是真正自由而独立的新闻界所必需，而现在，它被认为受到了众多措施的威胁，其中包括关于薪酬和工时的立法。对于那些个人及家庭财产与报业经营息息相关的报业主而言，这一产业的根基似乎受到了威胁。新闻界试图保护所有权和信息发布权，在此过程中，新闻界发现自己在与联邦政府作战。对于那些卷入其间的报业主来说，这场正在进行的战斗表明，政府从武库中搬出了法律和律师，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不同意其社会和经济改革方案的产业缄默无语。〔8〕

尽管这些战斗以变化着的新闻界—政府关系为背景，尽管立法机关、年会会议大厅和法庭就这一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个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的细节在当时的事件报道中并没有公开。新闻自由成了许多报界领袖的口号，它被等同于新闻界运作不容任何政府干涉的主张。有些人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观点，将任何需要报社花钱的罗斯福政府计划——包括《社会保障法》——均列入新闻自由危害者的名单。保护新闻界产权、维护报社据以运作的健全财政基础，这种需要导致了对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之一的仇恨。利害攸关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否成功地将新闻界纳入管制，就像他对国内所有其他产业所做的那样？抑或新闻界能免受政府控制而保持完全独立吗？

1932年，45%的报纸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57%的选民给他投了赞成票。在罗斯福推出经济复兴计划时，他个人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而与他公开对峙的危险性也更大了。导致总统和新闻界首次对峙的是1933—1934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该法要求公司企业起草合作协议，旨在增加雇员、减少工时、提高工资和稳定利润。对于报业来说，《全国工业复兴法》带来了一大堆问题：提高工资、减少工时会让小报社倒闭，并且注定会增加其他报社的成本；限制童工意味着必须换掉那些报童；集体性讨价还价对于有着强烈反工会情绪的发行人而言无异于一剂苦药。但是关键问题还在于其中的第四条第二款，它授权总统给企业发放许可证，如果他觉得对于复兴经济有必要的话。对于主编和发行人来说，这一条款唤起了对从前新闻界的那些抨击目标的回忆，例如伦敦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Stationer's Company）[4]、星法院（Star Chamber）[5]、《印花税法》（Stamp Act）[6]、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7]以及《外侨法》和《煽动叛乱法》。

其他业内组织授权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处理有关报纸规约的谈判。在争论不休的数月里，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会长、《纽约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商务经理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s）成为这个团体的官方发言人。他的幕后指挥则是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新闻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长期以来，麦考密克上校提倡的新闻自由包含两种含义：新闻界既免受政府干预又可以自由批评政府。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最初提交的规约维护了各项宪法权利，删去了规定记者工资和工时的条款，保住了报童的饭碗，报社则保持了自由雇佣企业的性质。接下来是漫长而艰苦的谈判；最后，总统在1934年2月拿到了一份报纸规约。规约做出了一些妥协，同意接受政府要求的记者分级、限制童工、自由雇佣企业诸条款，但前提是增加一段要求总统恪守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条文。罗斯福回顾了发行人谈判班子在过去几个月中采取的策略，认为他们是改革的阻碍者，他激动地抨击有关新闻自由的条文“纯属垃圾”。尽管总统被迫收回了这些观点，并承认将新闻自由条文写入规约的合理性，然而许多主编和发行人还是觉得，总统的第一反应才是他的真正想法。一场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正面抨击看来已是箭在弦上。

或许是担心可能会遭到压制，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发起了一次旨在削弱新政改革措施的深入的院外游说行动。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还走出本行，与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共同寻找理由，说明各种改革动议将不利于新闻自由。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的院外说客们在《联邦证券交易法》（Federal Securities Exchange Act）、《社会保障法》、《瓦格纳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以管制广告权利的《惠勒—利法案》（Wheeler-Lea Bill）、《科普兰纯净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案》（Copeland Pure Food，Drug and Cosmetics Bill）和各种童工立法中发现了有关新闻自由的议题。〔9〕然而，公众并未感觉到罗斯福的社会福利措施威胁了新闻自由。因此，新闻界的立法努力使A.M.李（A.M.Lee）[8]想到了“一种阻止改革立法的便利方式：使它至少能部分适用于日报业”〔10〕。这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报纸发行人在空喊‘新闻自由’，因为他们不想根据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做出合理调整。”〔11〕

当时的情形是：自由放任经济原则下的安逸世界在大萧条的重压下分崩离析了。随着公众对一个又一个行业的愤慨越来越明显，问题很快变为能否以某种方式解释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抑制社会和经济的剧烈动荡。司法机关成为战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实力将在那里接受检验，虽然法院正在审理有关报业信息传播的案件，但是最使报社领袖们感到不安的是那些涉及新闻界商业运作的诉讼。在那些案件中，宪法《第一修正案》发生了一种新的倾斜，从而侵犯了报纸发行人自视一贯拥有的经营自由。

报业第一次发现，自己被宣布为州际商业的一部分，并且至少要受到政府的某种监管。在早期的案件即1937年的“美联社诉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案”（Associated Press v.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中，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以下裁决：“美联社的商业运作不能因其是新闻机构而不受约束。报纸发行人不具有不遵守一般法律的特权。”〔12〕这项裁决不仅打破了一条想象中的安全警戒线，而且也很难得到美国报业公会（《全国工业复兴法》的产物）的认可。报社被告知，报社不得以职员参加工会活动为充分理由解雇职员——即便雇主是报纸或通讯社而雇员是记者。法院将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新政立法介入报业运作尚不得而知。在总统从1937年2月实行最高法院改造（courtpacking）计划到1937年7月结束之前，这一裁决是支持新政的最早的社会立法之一。1937年夏，最高法院法官席位有一空缺；到了8月，麦考密克上校〔13〕的一个对手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9]得到了这个职位。随着罗斯福在最高法院的优势地位得到确立，报纸发行人和主编们发现，他们有必要考虑新闻自由将来该如何生存下去。

虽然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界保护范围的这种变化不受欢迎，但是其中包含的新原则却是大家早有耳闻的。国会、法院或者公众自己在社会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应与新闻界展开交锋，这种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新闻批评的主旨。20世纪的批评家们在进步时代[10]发现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渊源，并从黑幕揭发者中找到了早期的代言人，但是他们的主题是永恒的：媒介所有权的日益集中、这种集中对报纸内容的影响以及变革报纸商业运作的需要。批评家们写道，这些变革要么自发地产生于报业内部，要么由外力强制施行。威尔·欧文（Will Irwin）[11]在1911年就警告发行人说：刊印权是“一项默认的特许权；美国公众期望从此项权利中获得的回报是光明正大的领航作用”〔14〕。这方面的失败可能导致报纸受到起诉，“法律是社会的最后求助对象，是其他社会矫正手段失效后的最终方法”〔15〕。1920年，政治上仍然激进并仍然有迫切改革愿望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告诉经济上排外的发行人说：“如果发行人……既不面对现实又不加以处理，那么总有一天，在愤怒的公共舆论的激励下，愤怒的国会将用一柄斧头来给新闻界做手术。”〔16〕

社会利益和报业主利益之间的这种假想的分歧被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新闻批评家进一步利用了。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新闻界作为既存商业利益集团的代表和社会—经济上层的代表，其出版物上反映的是业主的偏向性，这与广大受众对社会的期望已经步调不一致了。资深的芝加哥警务记者、后任《纽约先驱论坛报》华尔街记者的费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12]在1937年写道：由于“个人工商业主拥有新闻界”，新闻自由意味着“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批评甚至于诽谤政府的‘自然权利’”〔17〕。《芝加哥论坛报》前驻外记者乔治·塞尔德斯（George Seldes）[13]在抨击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时指出：“对美国新闻界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除了它自己。”〔18〕而罗斯福总统的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Harold L.Ickes）[14]发出警告说：“一个自由和开明的社会不可能欣赏这样一个新闻界的危险的奢侈：它热衷于特权……与此同时却漠视应尽的义务。”〔19〕《民族》（Nation）杂志前主编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Willard）[15]也在一本同情20世纪40年代新闻界的书中写道：“正如新闻职业变成了一爿生意一样，业主们也每每面临这样的诱惑，即从经济实力极其雄厚者的角度来考虑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并且警惕地看待所有拟议的社会和政治改革。”〔20〕

许多新闻批评家更接近于建议：如果报界不放弃其阶级偏向性并更好地反映国家的整体面貌，那么政府就可以某种形式干预报纸运作。强制撤销报道和制定答辩权法的概念得到了许多人的喝彩。当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后担任最高法院法官）谢尔曼·明顿（Sherman Minton）建议制定法律，将有意刊登谎言定为重罪时，一些人似乎饶有兴趣。〔21〕然而，无论曾经多么尖酸刻薄，大多数新闻批评家却始终无法迈出最后一步，即建议政府干涉新闻界运作。内政部长伊克斯说：“不牺牲我们的基本自由权，我们就无法控制新闻界……”〔22〕对于当时那些宁愿警告新闻界必须进行改革、希望这种改革从新闻界内部发起的新闻批评家来说，不可估量的是政府会怎样进行干涉以及干涉到什么程度。

主编和发行人对于这些针对新闻自由的所谓抨击发出大声抗议。《主编与发行人》试图反击鼓吹伦德伯格—塞尔德斯—伊克斯一派主张的傻瓜和白痴铺天盖地而来的批评。但是对报界公信力状况的接二连三的疑问肯定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报刊编辑部领导层遭到如同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16]输掉1936年的大选那般沉重打击之后。〔23〕当时的许多观察家都倾向于认为，新闻界失去了对公众的影响力，并且决不会再度获得信任。这个结论的真实程度如何呢？

如果说新闻界领导层承认其公共形象衰退、公信力丧失的话，那么这种现象也常常被归咎于“白宫中的那个人”。尽管许多针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谩骂发自亲共和党的报纸，但是其他报纸也纷纷将它们的问题归咎于总统。对于后一类报纸的主编和发行人而言，反罗斯福情绪是那个易动感情时代的产物，是利用了那些恐惧的报界领袖怂恿的结果。然而即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业内也有另外一些声音，例如，1939年时任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的威廉·艾伦·怀特拒绝将业内问题归咎于他人，并号召报业自扫门庭。

虽然报业主一定感觉到了对其所有权利益的威胁来势汹汹，但是最高法院仍然宣布了一系列裁决来拓宽公众接触信息的渠道。1936年，最高法院制止了休伊·朗（Huey Long）[17]向与他意见相左的报纸征税的行为，它裁决说，旨在限制发行量的特种税是违宪的。〔24〕在1938年到1943年间的一系列案件中，最高法院限制了各州和各市发放印刷材料发行许可证的权利。〔25〕1941年，最高法院又以限制司法藐视权来大大拓展评论待决庭审案件的空间。〔26〕但是似乎正是这些对所有权利益充满威胁的新闻批评和法院判决引起了这个产业的注意。这一系列事件对一些人来说，产生了某种多疑症的征兆；而就另一些人而言，则引发了对新闻界社会角色的严肃思考。

委员会成立

凡此种种，就是《时代》杂志帝国首脑亨利·R·卢斯在1942年进行调查时的状况。对于卢斯来说，关于美国自由新闻制度之价值的某种声明是对他所认为的日渐凄凉的形势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抗衡。卢斯本人能够通过他的传播帝国接触到“全国至少三分之一有文化的成年人”，而他在这方面的个人利害关系也许会引起猜测。〔27〕但是他的目标显然要远大得多：他希望就自由新闻制度对美国的重要性作出一个再声明。他需要一群其资质无可挑剔的研究人员来起草这一声明。在《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董事会会议上，卢斯向他的耶鲁同窗和私人朋友、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后任名誉校长）的罗伯特·M·哈钦斯提到了这一拟议的调查。哈钦斯是一个对争议性任务无所畏惧的人，他将该调查列入了他的计划清单。

在卢斯资助的新闻自由委员会组建的同时，那些新闻自由拥护者的领导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当时的许多新闻批评家都将矛头对着一个垄断组织——“新闻界”（the press），这个组织让业主和主编们同流合污，以过分强调产权来颠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真正含义。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在传播本职业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诸项权利的有关观点方面，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将头把交椅让给了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从这条战线上消失了，例如，它在许多法庭诉讼中十分活跃，其中包括1943年至1945年间美联社的反托拉斯诉讼。但是在当时，正是报纸主编们——也许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被错误地归入了业主的范畴——决定发动一场针对新闻批评家的反击。

1944年初，主编们似乎想要获得一些高质量的和公正的帮助，来努力增进公众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对美国社会重要性的理解。1月底，《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宣布发起主题为“检验报纸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的功能”的随笔征文比赛〔28〕，而在2月28日，罗伯特·M·哈钦斯宣布新闻自由委员会成立：

委员会计划考察美国新闻界正在取得成功或失败的领域和所处的环境；发现表达自由在何处受限或不受限，以及这种限制是来自政府的检查制度、来自读者和广告商的压力、来自业主的不明智，还是来自其管理上的畏首畏尾。〔29〕

哈钦斯解释说，亨利·R·卢斯为这项调查资助了20万美元，但是卢斯不拥有对委员会的控制权。卢斯的钱将由芝加哥大学转交，但是该校也不拥有对委员会的控制权。哈钦斯将亲自提名委员会成员并督导其活动。研究工作将用两年完成。哈钦斯认为，如果委员会成员中没有现职报人，那么对新闻界的评估会更为客观。委员会成员都是现任或前任学术界人士，其中许多人与哈钦斯或同芝加哥大学有个人联系。〔30〕这个群体由法学、经济学、社会历史学、哲学和神学领域的佼佼者组成。

作为委员会主席，哈钦斯本人是一个争议性人物。哈钦斯是一名律师和教育家，30岁时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他立即着手废除橄榄球运动，并倡导两年学制的文学士学位。哈钦斯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首次露面是在1930年的一次大会上。在发表正式演说之前，他严厉谴责了弄错他的中间名首字母和他的职业的那个组织。他那次演说的主题是：新闻界作为教育工具的力量和重要性以及新闻界如何未能满足社会需要，这也是他作为新闻批评家一直关心的问题。他对主编们说：“16年的正规学校教育根本无法与通过新闻界接受的终生教育相提并论。”〔31〕

他的同辈中研究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著名学者小泽卡赖亚·查菲出任委员会副主席。查菲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著有《美国的言论自由》。几乎在委员会的简要报告发表的同时，查菲被提名为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小组委员会代表，就全球信息自由起草一份声明。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M·克拉克是这个小组中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学家。克拉克是前芝加哥大学教授，他在罗斯福政府中担任多项职务，其中包括国家复兴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顾问。他还在1937年为罗斯福总统撰写了关于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最终分析报告。

这个小组中的另一名律师是约翰·迪金森。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兼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法律总顾问，1933—1935年间在政府担任商务部助理部长，1935—1937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

该群体中的哲学家是哈佛大学名誉哲学教授威廉·E·霍金。他密切关注并取得累累硕果的几大主题是：哲学与法律的关系，世界政治问题以及哲学、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互动。

委员会组成时，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科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是国会图书馆战时传播研究的主管，而报告发表时他已是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他为委员会的研究提供了有关公众舆论和宣传的大量知识。1948年，拉斯韦尔提出了经典的传播定义：“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了什么效果。”〔32〕

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被提名进入这个小组时任国会图书馆馆长。在委员会任职期间，麦克利什兼任主管公共和文化关系的助理国务卿，并竭力奠定一种让联合国对新闻自由作出保证的基础。麦克利什认为，新闻界在对外政策中十分重要：“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现代国家的对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性公共传播工具推动的，其作用堪与外交代表和使团相提并论。”〔33〕

带着研究社会趋势和国家资源的背景进入委员会的是查尔斯·E·梅里亚姆。委员会成员名单公布时，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而在报告发表后，他成为政治学名誉教授。梅里亚姆曾任前芝加哥市议员，一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角逐市长职务而未获成功。他后来在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公共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下属的全国计划委员会（National Planning Board）任职。

神学家、尤宁神学院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教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加盟使委员会在撰写关于人类与社会、伦理与道德等问题时具有了全国性声望。

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为委员会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早年在危地马拉和尤卡坦半岛[18]作研究探险；他写了几本著作来描述他所访问村庄的文化。

工商界的观点则由前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比尔兹利·拉姆尔代表，他是梅西公司董事长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曾经为罗斯福制定并推广了“即得即缴”（pay-as-you-go）所得税计划。他后来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我……学会了非常喜欢报人”。他又说：“不过说真的，就算是一篇新闻发布稿，他们也能弄邪乎了，除非你和他们一起坐下来，逐段斟酌你想说的话。”〔34〕

该群体中的社会历史学家老阿瑟·M·施莱辛格[19]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施莱辛格博士是那个时代的顶级历史学家，兼任尼曼基金会委员会成员。该基金会遴选并督导现职报人在哈佛大学根据尼曼奖学金计划进修一年。

德国事务专家乔治·N·舒斯特是委员会的第13位成员，他当时担任亨特学院院长，是《大众福利》（Commonweal）的长期撰稿人兼主编。

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个明星群体之外，哈钦斯还聘请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处顾问罗伯特·D·利担任工作人员主管。哈钦斯多少是通过让利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客座教授来吸引他担任工作人员主管一职的。〔35〕

新闻自由委员会虽然由学术界人士组成，但是许多成员具有关于新闻界运作的第一手知识。委员会中无人供职于报纸编辑部，这一点没有被视为一种障碍。哈钦斯希望从报人的证词中获得关于报纸运作的信息：

我们希望，它的（委员会的）任务的重要性是如此彰显，以至于报纸发行人和主编们乐于出现在它面前，就他们运作一个自由新闻界的经验作证。我们不仅会倾听象牙塔中的主编们的心声，还将听取记者、编辑、研究助手、广告和发行主管以及读者的意见。〔36〕

然而，如果委员会希望报界理解其工作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它本来是不会闭门召开所有会议并且不发表任何工作文件或报告的。《主编与发行人》在试图报道委员会程序时发现，他们受到了限制，只能得到泄露出来的或匿名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委员会选择这种操作方式来保护它的消息来源，并在避开耀眼的曝光的情况下鼓励坦诚地讨论问题。对委员会成员而言，决定召开闭门会议是合理的，但是这种保密将成为认可委员会的一大绊脚石。

另一个问题将是委员会关于新闻界（press）的定义。在界定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庭裁决中，press几乎总是等同于印刷媒介即报纸、图书和杂志。电影、广播等其他媒介则极少被认为是press的一部分，以致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它们的保护充其量是朦胧不清的。为努力将宪法《第一修正案》提供的保护扩及这些媒介，委员会决定将press定义为“传播思想观点的一切渠道——报纸、杂志、广播和电影”〔37〕。对于习惯于press的传统定义的报纸而言，这个外延更宽泛的定义很不合胃口。

委员会成员决定从两个角度来开展这项研究：一个是学理的，另一个是实际操作的。讨论的中心学理问题将是：

一个理想的自由社会的前景如何？未来将在整体上为自由社会准备些什么？自由讨论会将一个共同体引向真理吗？这个国家的人们会感觉自己无法控制影响其生活的事件吗？为什么其他自由社会覆灭了？自由到底是什么？〔38〕

着眼于更实际的角度，委员会计划调查正在发展的下列现象：报纸和广播的合股以及竞争的效果；政府和法律对新闻界的管制和新闻界自律；广告商和压力集团的影响以及其他国家的新闻控制。

当这些实际的和学理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再加上秘密开会的决定和将报人排斥在小组之外时，委员会成员本来应该明白，他们正在踏入危险地带。然而，《主编与发行人》继续对这个团体大加赞扬。在1944年4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记者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将委员会称为一个“令人振奋的小组”，并说：“如果说过去的表现可以作为一种标准被接受的话，那么他们将完成的就是一份睿智而合格的报告……”斯凯勒似乎不厌其烦地去发掘有利于各位委员会成员的资料。在描述每位成员的学术倾向时，他这样评价哈罗德·D·拉斯韦尔：“此人是呈现报道两面的‘即刻答复’的倡导者……明确反对扣压新闻和检查制度，他相信新闻界‘自律’。”斯凯勒在许多委员会成员的背景材料中发现，一些人有新闻从业经验。例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就曾“竭尽所能”帮助其兄弟“为一家乡村报纸做事”，上大学时还兼任一家报纸记者，他的第一篇报道是为《芝加哥论坛报》撰写的，并因此获得20美元。斯凯勒在谈到委员会成员的出版物时说：“委员会成员个个著作等身。”相关著作包括小泽卡赖亚·查菲的《美国的言论自由》和阿瑟·施莱辛格的《美国生活史》（History of American Life），后者强调了报纸在美国发展中的地位。〔39〕

《主编与发行人》恳请主编们对委员会作出反应。根据这家杂志的说法，回应者称：“今天的新闻界比我们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自由；新闻自由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一般公众不理解其真正意义；报人不应被吸收进该委员会。”芝加哥《时报》主编理查德·J·芬尼根（Richard J.Finnegan）说：“报人也许本来就应该拒绝为该委员会效力，因为谁也不应该做自我评判。”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新闻报》（Star Journal）执行主编巴兹尔·L·沃尔特斯（Basil L.Walters）补充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应该“或者开展平行的研究，或者追随委员会的研究”。然而，《纽约先驱论坛报》助理主编威尔伯·福雷斯特（Wilbur Forrest）[20]警告委员会说，关于新闻自由的定义，凡与报界权势集团的定义相异者，统统会得到“强盗流氓或国家敌人”的喝彩。除了后者的警告，《主编与发行人》在该报道的大标题中这样概括它对主编们所作反应的看法：“主编们欢迎时代—生活公司对新闻自由的调查”〔40〕。这家杂志不久就不那么陶醉其中了。

委员会开展工作

在哈钦斯委员会着手工作的同时，《大西洋月刊》以新闻自由为主题的随笔竞赛也产生了结果。1944年7月，一等奖得主、《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社论撰稿人罗伯特·拉希（Robert Lasch）[21]评论道：美国人不再将报纸视为“宪政自由的保护者，而将其视为一种倾向于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特权的获益者”。他指出，报刊成了“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又说，存活下来的报纸的业主们具有“一个阶级的共同特点”。他写道：“也许人们真的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那种报纸，但是从他们需求的角度来看，他们应得到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能得到什么。”他总结说：“惟有在业主准允的时候，新闻界才是自由的。”〔41〕

《主编与发行人》愤怒地回击说，拉希的文章是“建立在一整套惊人的错误假设之上的”：

这些代言人拒绝承认，美国大多数报纸主编和发行人是诚实的和敬畏上帝的人，每个人都为其读者奉上直截了当的和真实的新闻报道，并在社论栏中以他们认为是合适的方式发表见解……由于他们一向是华盛顿政治机器的统治者，由于他们无意于当罗斯福那样的明星，因此报纸就被抨击为赞成维护现状的垄断企业。〔42〕

这篇社论本来应该让委员会注意到它希望得到什么。

《大西洋月刊》随笔竞赛三名亚军中的一人在1944年9月指称：“新闻自由不是哪个主编或发行人的私有财产……它不是能够在晚上锁进保险箱的东西。它只是人民的一种保障。”作者还写道：“对大多数主编和发行人来说，新闻自由意味着出版权。任何对这种权利的侵犯都被视为对新闻自由的打击。”而对于走在大街上的人来说，新闻自由的意思则不一样：“如果他对它有什么看法的话，那么他认为它意味着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当他看一份报纸并发现它故意让新闻倾向于它再三鼓吹的方针时，那么就他而言，它就不是一个自由的新闻界了。”〔43〕《主编与发行人》对这篇文章保持沉默。该随笔作者是《大西洋月刊》主编拉尔夫·麦吉尔（Ralph McGill）[22]。

许多其他业内人士也就此发表了意见，这为后来人们对委员会的种种发现作出更为接受性的反应铺平了道路。例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主编欧文·D·坎汉（Irwin D.Canham）在谈到拉希的文章时说：“坦率地讲，我认为他对新闻界的批评要比我们（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会议所做的更有水平。我认为我们不如他那么思路清晰。”〔44〕1944—1945年间任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的约翰·S·奈特（John S.Knight）[23]对一群纽约的发行人说，战后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来自“对美国新闻界的基本诚信、品格、客观性、智慧和勇气作出审视和质疑”的公众。〔45〕《美国新闻》（Us News）[24]主编戴维·劳伦斯（David Lawrence）1944年4月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全体成员大会上警告说，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不能再“为美国的新闻自由提供充分的保护了”。在引述了“有违”该修正案“初衷”的“司法解释”后，劳伦斯建议通过一项新的宪法修正案来禁止国会、行政机构或各州限制、约束和管制媒介，除非出现欺诈、色情、诽谤和叛国行为。〔46〕然而，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投票决定，在海外开展一场推广信息自由原则的大规模行动，并在国内改善新闻界的形象。

整个1944年，在其他许多论坛探讨媒介的种种问题的同时，新闻自由委员会则在深思熟虑。1944年12月，它在《主编与发行人》的版面上再次刊登了这些著名见证人的名单：美国报业公会律师莫利斯·恩斯特（Morris Ernst）[25]、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主席阿瑟·加菲尔德·海斯（Arthur Garfield Hays）、战时新闻局局长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新闻检查局局长拜伦·普赖斯（Byron Price）、联邦通讯委员会前主席詹姆斯·L·弗赖（James L.Fry）、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C·沃尔特斯（Frank C.Walters）和美国国库检查长亨廷顿·C·凯恩斯（Huntington C.Cairns）。

《主编与发行人》记者菲利普·斯凯勒所写的文章主要集中于恩斯特与海斯之间的理念冲突。斯凯勒写道，海斯认为，“同属一个业主的连锁报纸……是‘较好的报纸’……换言之，他反对针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除非缺乏资金”。另一方面，恩斯特又说：

真正的问题是不断萎缩的（观点的）市场。我毫不担心观点的表达，只要不同的观点能够容易地和充分地获得表达。有了多样性，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就会得到最好的呵护，民主政治就会得到最忠诚的捍卫……我们必须创造和支持所有有益于多样性的事物，并与任何与之为敌的东西作斗争。〔47〕

正是12月的会议结束了《主编与发行人》与委员会的蜜月期。作为在委员会作证的“第一个和惟一一个报人”，《纽约时报》编辑主任埃德温·L·詹姆斯（Edwin L.James）“拒绝披露他的证词是否供发表”〔48〕。该杂志在社论中说：

如果证人是在玻璃屋子中接受询问……有关新闻界的优点和缺点都将记录在案供所有研究者使用。采取这种方式，委员会将从新闻界或公众的赞同或反驳中受益。它将增大委员会所得观点的范围和数量。那么……报纸就能够在1946年6月前着手改正那些未曾暴露的显著错误，并改善自由新闻界的地位，而不是到时候才得知那些或好或坏的结果。〔49〕

委员会工作人员主管罗伯特·利博士指出，《主编与发行人》杂志应该理解委员会的保密需要，他进而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下一周的杂志上，《主编与发行人》评论说：“在我们看来，在各种观点……尚未成型之时……报道委员会正在做的事情是美国自由新闻界的真正传统。”〔50〕虽然该杂志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研究新闻界的团体回避新闻界的报道，但是它声称将继续努力报道该委员会的活动，并反对闭门会议的方针。

1945年，委员会从视线中消失了。主编们和发行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争议性问题上。它们是：关于报纸所有权集中的一项研究、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以及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促进全世界信息自由的努力。

在那个10年里，报纸所有权的集中一直是新闻批评家反复抨击的目标。如今，这些批评家发现有一些学术研究可以支持他们的如下观点：通过报纸传播信息的权力落入了越来越少的人手中。雷蒙德·B·尼克松（Raymond B.Nixon）1945年在《新闻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证据：“除了117个美国城市，日报竞争……已被消灭。在10个州全州范围内，地方性报业竞争已全然不复存在。”尼克松对这种遥领制（absentee ownership）[26]感到担心，他认为广告商经常成为兼并的受害者，因为非竞争性媒介可以提出更高的收费标准。“由政府机构来管制新闻事业的纯商业运作方面，就像公共事业一样，这可能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来得更为迫切。”〔51〕

最高法院与尼克松的观点不谋而合，它以5比3作出判决说，美联社是一个限制自由贸易的垄断机构。大法官雨果·布莱克在起草多数法官意见时宣布：

宪法《第一修正案》……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之上：最广泛地传播来源多样和互相敌对的信息乃是保障公众福利之必需，一个自由新闻界乃是自由社会的先决条件……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闻界享有免于政府干涉的自由，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自由可以受私人利益的压制。〔52〕

在神经更为紧张的那些报界领袖看来，布莱克大法官的判决是一种隐含的威胁：如果新闻界不能扩大支持和更好地服务国家的基础，那么就有可能面临政府的干涉。那个十年新闻批评的主题似乎写进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该诉讼的原始被告之一麦考密克上校声称，要通过国会的行动来推翻该法院的判决。

就报纸发行人和主编们而言，形势看上去不妙。甚至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环球使团也被关于美国新闻界经济操纵的问题所玷污。该使团的使命是将宪法《第一修正案》写入战后条约和保障自由而平等地获取信息的权利。这个由《纽约先驱论坛报》助理主编威尔伯·福雷斯特率领的自由新闻界三人团被迫报告说，外国报人和政治领袖认为，美国新闻界“遭到富人的和不民主的所有制的严重玷污，这种所有制经常不惜牺牲国际的、全国的和地方的进步来追求权力”。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被告知：这种印象是由“多种左翼书籍和文学作品培养出来的，它们发出的指责已有多年未曾遭到挑战了”〔53〕。这仿佛让福雷斯特吃了苍蝇，而1947年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报告之际，正是福雷斯特担任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之时。

如果说1945年对于新闻界来说是糟糕的一年，那么1946年也是如此。最高法院将报界置于有关薪酬和工时的法律约束之下，并且将管制性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拥有0.5%州外读者的报纸。〔54〕尽管最高法院增加了给报纸判定藐视法庭罪的难度，并打消了邮政总局局长以二级邮政特权为武器对杂志实施检查的企图〔55〕，但是报界领袖最关注的还是对新闻界的商业管制。

紧接着最高法院判决发表的是参议院研究小企业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它的主题是一个民主社会中报团的发展和意见的多元化。该报告说：“成问题的是，如此众多社区中的公民只能买一种日报，而在如此众多的情况下，这些单打一的日报只呈现同一家报团的观点。”〔56〕

在英国，下议院于1944年11月成立了调查报刊的皇家委员会。在全国新闻工作者工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的反复要求下，皇家委员会将调查所有权控制与财源、报团的影响以及扭曲与压制新闻的情况。〔57〕

这样的调查不会发生在美国吗？报界领袖对此不再那么有把握了。而杰出的公民自由倡导者、美国报业公会律师莫里斯·恩斯特出版的一本书加剧了他们的担忧，他关注的问题是“集中的经济权力……起到了限制了思想的作用”。恩斯特呼吁国会对新闻界开展调查，并且提出自己的若干建议：禁止跨媒介所有权；禁止媒介拥有新闻纸造纸厂等支持性产业；禁止传播媒介的连锁董事制度；以税收杠杆来扶持较小的出版物，抑制较大的出版物；禁止补白材料式（boiler plate）服务；改革广告费率，使较小媒介在与较大媒介角逐时更具有竞争力。虽然恩斯特对国会介入这一努力不抱太大希望，但是他确实感到：“我们正在明了，政府行为的失效和它的主动干预行为一样，会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造成极大伤害。”〔58〕

当这些事件在1946年一一发生时，新闻自由委员会也结束了一年的蛰伏期。2月，菲利普·斯凯勒在《主编与发行人》上报道说，委员会已经决定发表一份简要报告以及6份特别研究报告。“所有报告在撰写过程中都贯穿着一个思想：在10年的时间内保持报告的影响力。”斯凯勒的报道这样写道。他引述利博士的话说：“公众需要经过那么久的时间才会采取行动。”委员会成员决定在报告正式发表前不泄露文件的任何部分，还聘请了一家广告公司来做发行推广。斯凯勒报道说，研究所用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一些，因为总报告必须征得“所有成员的同意，他们要先行逐行阅读文本”〔59〕。利博士4月份说，报告发表时间从1946年春推迟到1946年秋，不列颠百科全书（芝加哥大学全资拥有的分支机构）为委员会提供了15000美元，资助其完成修改润色。亨利·卢斯的时代公司被赋予对委员会所有报告的第一优先购买权。〔60〕

卢斯公司放弃了委员会的第一份专门研究报告——关于国际传播的《民族之间的对话》，它由卢埃林·怀特和罗伯特·利共同撰写。该书的缩写版刊登在1946年3月30日的《主编与发行人》上。两位作者指出了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建议：驻外记者需要实行自律；以制定一部伦理规约并严格实施为上策，防止政府实行监管。《主编与发行人》对该书的处理包括刊登积极促进全球信息自由的通讯社首脑对这部著作的评论。该杂志批评书中的建议不切实际和支持政府实行管制〔61〕，而书中没有这个意思。《主编与发行人》发起造势活动，它给新闻自由委员会贴上如下标签：脱离实际和支持政府监管新闻界。

报告发表

委员会未能在1946年秋截稿时间之前完成任务，但是计划在1947年初发表报告。然而在它的发现公布之前，一份特殊的参议院报告平地起了风云。

作为研究美国小企业问题特别委员会即将下台的主席，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E·默里（James E.Murray）发表了一份名为《一个自由和竞争性新闻界的生存》（iSurvival of a Free，Competitive Press）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呼吁国会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报业及广播业的竞争、兼并和所有权实施监管。报告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研究调频广播的发展，呼吁政府开展研究以判断技术进步是否能为传播产业中较小的单位所用，同时调查所谓的新闻纸短缺。它呼吁考察报纸特稿辛迪加，看看它们是否违反反托拉斯法，并考察报纸和期刊的邮费制度。〔62〕然而，1946年的中期选举使共和党重新控制国会，默里因此失去了主席职位，上述建议将随之无疾而终。但是，以下事实本身就值得引起警觉：这些建议已经形成了文字，况且一位参议员认为政府能够并且应该对报纸的商业运作干涉到这种程度。

默里参议员2月份发表了他的报告。1947年3月26日，罗伯特·M·哈钦斯发表了《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没有此前新闻批评类书籍中惯有的尖酸刻薄和指名道姓。它强烈反对政府干涉新闻界的活动，并且特别赞成新闻界自己清理门户。

委员会的13位成员断定，美国的新闻自由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说，传播能力变得至关重要；但是与此同时，能在美国的媒介上发表观点的美国人的数量却大大减少了。在委员会看来，那些控制接触报刊渠道的人未能为各种观点的传播提供便利。委员会担心，由于媒介控制者“不时地从事受到社会谴责的种种活动”，因此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加以“管理或控制”。委员会成员认识到，工业化和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迅速发展会恶化这些问题，他们试图同情新闻界，但他们不能原谅“新闻界的主管未能意识到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并承担起那些需要赋予他们的责任”。“解决这一问题很困难。”他们说。例如，政府介入“或许能够治疗新闻自由所染的疾患，但是却要冒在这一过程中扼杀自由之大不韪”，但是，“如果那些新闻界的运营者这样行事，即他们的地位仿佛赋予他们以特权，对通过言论自由而引起公众注意的思想观点装聋作哑，那么新闻界就不是自由的”〔63〕。

委员会宣布：“新闻界担负起新的公共责任的时刻已经来临”。为了使人们适应20世纪40年代末的复杂世界，新闻界需要“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确实，新闻界必须“提供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若有必要，新闻界要成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以兼听多种不同观点。鉴于现代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对于新闻界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反映“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避免刻板成见、尽可能完整地解释不同团体的价值观与目标。这样的报道自然能明确表现并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新闻界也能成为一种教育工具。顺着这个逻辑进一步讲，新闻界应该为读者提供“充分接触当日消息”的机会。〔64〕至少在委员会看来，如能实现这些目标，新闻界就能逐渐满足社会的需要。

传播革命，包括电视、传真报纸（facsimile newspaper）和调频广播的实验，使委员会急于知道谁将会控制这种发展。报纸所有权和跨媒介所有权集中的加剧使委员会成员担心，一旦新技术的发展被报纸所控制，那么就无法扩大公众接近新传播渠道的可能性。为了说明这些忧虑，包括报纸的大企业取向，委员会让威廉·艾伦·怀特、弗吉尼厄斯·达布尼和欧文·D·坎汉等备受尊敬的报人为他们说话。

委员会对新闻界的商业运作持悲观态度。“私人企业的经济逻辑迫使大众传播产业中的大部分单位去寻求更大的受众群。其产品是一种类似公共汽车的东西，它为每个人服务。”委员会触动了报纸的一个根本性的两难抉择：是教育读者还是娱乐读者：

许多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的活动，被压到了通常被认为值得报道的事件之后：动力机器的增多；机器操作者的减少；休闲时间的增加；儿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褊狭程度的降低；劳务合同谈判的成功；通过学校参与音乐活动的增加；传记和史书销量的上升。

报告指出，这些话题遭到了“夜总会谋杀案、种族骚乱、罢工暴力和公共官员之间的争吵”〔65〕的排挤。

除此之外，委员会还谴责新闻界忽视了“其成员造成的错误和歪曲、谎言和丑闻”〔66〕。委员会指出，也许报业内不断发展的新闻专业主义能解决一些问题。委员会认识到，一个高度独立并具有独特性的新闻界需要确立专业标准的价值，这种努力很可能是长期的。委员会因此提出了一些缓解问题的权宜之计，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委员会希望从政府、媒介自身和大众等处得到这种短期协助。

由政府纠正新闻界的不当行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而委员会成员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似乎合理的是，政府能够找到某种办法将宪法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保障拓展至广播和电影领域；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以谨慎运用反托拉斯法来遏制所有权的集中。委员会相信，某个遭遇报纸不公待遇的普通人很难对报纸感到满意，因此强制性撤回报道或答辩权法是可行的。公众需要了解与日俱增的关于政治和社会话题的广泛知识，因此政府有必要增加公众接近观点市场的途径，包括废除《外侨登记法》和其他限制公众讨论“革命性变革”的自由的措施。最后，如果行政当局发现媒介有意阻止充分发送有关其某项计划的新闻，那么一个直接向公众发布新闻的政府传播网就并非是不可以建立的。〔67〕

但是事实上，委员会对有关政府行动的所有建议均不满意。解决新闻界这些问题的更好办法是靠新闻界自身。新闻界可根据自己的意志成为信息的共同载体，向广泛的信息和讨论开放自己的版面。为了对抗不断减弱的竞争和不断增强的所有权集中，新闻界可以积极开发观点发布的新渠道。为了制止新闻报道倾向于社论立场或成为彻头彻尾的谎言，新闻界可以致力于在公众中发展“生气勃勃的相互批评”。为了提高所发布信息的品质，新闻界可以发展专业主义，提升报纸编辑部的能力。〔68〕

然而，委员会将媒介发展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公众的作用上面。它说，如果读者、听众和观众被调动起来，他们的力量将是巨大的。委员会的目标就是教育并激励这些沉默的受众采取行动。公众压力会激发高等院校一类非赢利公共机构研究能提升大众传播媒介品质的方案。新闻教育也可以通过同样的公众压力得到改进；委员会认为，那些正在学习怎样当新闻工作者的人应该接受更广博的通才教育，以获得他们作为记者开展相关报道所需的相关知识。报告指出，公众对高质量报道的需求将带来所有类似变化。最后，委员会还披露了它的梦想：成立一个新的独立机构来评估新闻界的表现，并根据该机构的发现形成年度报告。〔69〕哈钦斯在报告前言中这样评价委员会的建议：

新闻自由委员会的建议并不惊人。而关于这些建议的最惊人之处是，没有什么更惊人的东西能被拟议出来。新闻自由委员会发现，这些都是可以恰当处理的事情。因此，极度重要的是，这些事情应该正确处理，而如今对它们的忽视正危及新闻自由，这种情形应该被对新闻界与社会的道德关联的严肃而持久的关注所替代。

报告的前言还解释说，委员会“并没有进行详尽的‘研究’。它寻求旨在填补所得信息缺口的事实，或者回答在它的探讨中发现的问题”。哈钦斯解释说，整个委员会听取了58位证人的证词。委员会工作人员采访了超过225位与新闻界相关的人士。委员会成员研究了其成员及工作人员准备的176份文件。在哈钦斯看来，委员会对新闻自由这一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充分的，报告也是完美的。〔70〕

新闻界作出反应

在报告正式发表之前，新闻界的许多人士就知道了报告的内容。受聘推广委员会成果的那家广告公司发布了相关新闻，其中一则刊登在2月1日的《主编与发行人》上。该报道说，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美国的新闻自由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新闻界掌握在一些庞大的商业机构手中，对于民主生活非常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未能完全履行其对公众应负的责任”〔71〕。为便于评论，事先发布了报告的副本。当哈钦斯在3月26日举行记者发布会公布这一报告时，新闻界已经做好了准备。

各通讯社发表了有关报告的信息，大多数报纸从这些通讯社直接获得新闻报道。3月27日的新闻报道包括报告节选、哈钦斯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评论、委员会成员名单以及对《财富》（Fortune）[27]一篇社论的引用，该社论是随委员会报告一起散发的。虽然头版刊登的新闻很少〔72〕，但是卢修斯·尼曼（Lucius Nieman）创办的密尔沃基《新闻报》（Journal）将这则报道安排在头版上。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前会长约翰·S·奈特所拥有的芝加哥《每日新闻》（Daily News）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有关该新闻的导读，指引读者阅读内页报道。更典型的做法是像圣路易斯《邮讯报》（Post-Dispatch）那样将该新闻放在D组8版，或像《纽约先驱论坛报》那样放在19版，像《纽约时报》那样放在24版。

大多数的早期报道都是直接对新闻事实进行陈述。《芝加哥论坛报》在这方面突破了常规，它的标题是：“‘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希特勒式）找上美国门来”［A Free Press（Hitler Style）Sought for U.S.］，这则署名为弗兰克·休斯（Frank Hughes）的报道写道：

这本书明显是一群顽固的极权主义思想家的一大努力，他们由哈罗德·L·伊克斯、莫里斯·恩斯特、乔治·塞尔德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等人领头，他们想要诋毁美国的自由新闻界，或将其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停止新闻界对新政社会主义、世界一家学说和国际主义的批评。〔73〕

迎接哈钦斯委员会报告的新闻界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并处在传播革命的前夜。最大的报团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赫斯特报团和甘尼特报团分别拥有近20家报纸。全国还有3家通讯社在运作。报纸发行量超过了全国的家庭数。93%的美国家庭拥有收音机，电视已构想出来，虽然它还没有问世。〔74〕

虽然这些数据都很迷人，但是新闻界仍陷于重重矛盾之中。除了历史遗留问题之外，它还面临着1947年的三个新的重要问题，而每个问题本来都可能受到《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影响。

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和报业协会负责人仍在努力使联合国对新闻自由做出保证。当哈钦斯委员会成员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任助理国务卿时，这一谈判就开始了；现在，谈判在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本顿曾任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兼罗伯特·M·哈钦斯校长的助理（本顿与哈钦斯的关系很明显：在报告公开发表的前一天，本顿还陪哈钦斯去白宫给杜鲁门总统送去报告的一份副本）。〔75〕1947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内部在保障新闻自由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美国新闻界自然会认为，关于美国新闻界诸种不足的评论无助于这一事业。各种绊脚石已经被投掷出来，讨论不时陷入如何界定“新闻界责任”以及如何决定让这一概念适应联合国的一个宣言[28]之类的泥潭。

对于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和其他保守派发行人而言，1947年是争取以立法途径推翻最高法院就美联社反托拉斯案所作判决的最佳时机，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1946年，该议案由于匆匆休会而未获通过。如今时过境迁，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在5月就这一问题举办听证会。然而，通过议案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因为该小组委员会对反对议案之人，尤其是最苛刻的批评者，做出了热烈回应。该议案从来没有走出那个小组委员会。

对大学新闻学教授而言，1947年意味着他们长期寻求的资格认定计划开始运作，而运作这个计划需要媒介代表的合作。委员会报告提到，新闻界应仿效医生和律师的专业标准。这使一些媒介代表担心资格认定是否会成为实行许可证制度的前奏。报告关于新闻教育品质的批评性意见尤其不合时宜。

由于这些重大努力未有结果，由于原先排外的媒介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由于喋喋不休的新闻批评家破坏了气氛，委员会的简要报告变成了众人抨击的对象。新闻界对报告的反应有以下几个共同点：第一，公开的反应既不同于办公室内发出的批评，也不同于对媒介工作人员所说的话。第二，虽然一些室内评论显得比报纸社论更尖刻，但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室内批评都如此尖刻。第三，如果说新闻界对内发出的批评和对外发出的批评在范围上倾向于一致，那主要是就关于委员会人员构成及其工作质量而言的，而不是关于报告所提出的建议的。

委员会使用的“新闻界”（press）定义遭到了批评。报刊领袖认为，报纸不能与电影或广播相提并论。委员会成员中没有报人这一点也遭到了批评，许多人抗议说，非报界人士无法理解这一行业内部的复杂性。人们嘲笑这个委员会由11名教授、1名银行家（拉姆尔）和1名诗人（麦克利什）组成。大部分成员与激进教育实验中心芝加哥大学有联系，这也招致了批评。

批评者们认为，尽管《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耗资高达215000美元，但是它仍然是一项蹩脚的研究成果。这类批评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委员会未能进行系统的研究。批评者认为，委员会成员只是提出了个人的主观观点，因此他们建议，以新闻界为对象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报告的第一版还有一些事实错误，例如将甘尼特报团局限在纽约州范围内。批评家指出，如果委员会进行过一丁点儿调查，这些错误就能避免。令其他许多报界领袖不高兴的是，这份报告没有像以前的新闻批评著作那样列出有不当行为的具体报纸。显然，一些报纸想知道委员会是否认可它们的表现。但是《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没有提及。

对报纸所有权垄断的普遍批评使与媒介有关联的读者感到沮丧。这不仅触动了报界的一根敏感的神经，而且似乎是在谴责那些拥有优秀报纸的单一业主社区，例如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同时似乎又大加赞许那些多名业主共同拥有平庸报纸的城市，例如波士顿。一些批评家还在报告中发现了强烈的左翼倾向，尤其是建议废除《外侨登记法》和一个似乎在颂扬苏联新闻制度的注解等部分。报告的写作风格也被认为太学术化、太晦涩、太学究气、太枯燥。

人们普遍抱怨：委员会未能提出明确计划来解决它所发现的问题。委员会只是说新闻界需要清理门户。它忽视了许多难题，如：新闻界应使用何种内部控制、如何在不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情况下实施这些控制。它还忽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可判定内部控制失败，这时政府能否和应否介入新闻界的运作，强制实行一种未经界定的计划来规范新闻界的表现？

（关于新闻界针对委员会报告的评论，近期的一些解释强调的是：许多批评围绕委员会建立全国性报刊评议会的建议展开。虽然哈钦斯博士说过这是委员会最重要的建议，但是1948年对新闻界就《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所作反应的一项研究表明，新闻界对报告的批评并非集中于报刊评议会的创意。根据这项研究，1947年间新闻界对报告的批评主要是：文献资料模糊、委员会缺乏精细研究以及成员中没有报人等。〔76〕但是，连杂志中最激烈的批评者《主编与发行人》也说，报刊评议会的创意自有其优点：“新闻自由委员会提议建立一个常设机构，每年评价新闻界的表现并发布相关报告，这样的机构有助于收集能提供一幅关于新闻界的公正全面和不偏不倚画面的事实。”〔77〕）

针对《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许多批评可以被认为是有道理的。事实性错误无从开脱，但是报告的重印本作出了适当的更正。“新闻界”这一定义势必要引发问题，但是在当时，囊括一切概念的术语“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尚未普及。对该研究的批评也许不那么站得住脚。委员会关于电影、广播、国际传播和法律问题的专门研究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具体例证和事实与数据。这些专门研究有助于解释委员会对相关领域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委员会确实没有对报业进行单独研究。这份简要报告的建议与各项研究中的实质性细节之间的关联只适用于广播、电影和国际传播领域。至于为什么没有出版关于报纸的专门研究，情况至今不明。

之所以删除具体的参考书目和一般性的语气，那也许是为了使该文件符合13位委员会成员的口味。这份简要报告最早由“委员会中的狂热分子”〔78〕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起草，但是在九易其稿之后〔79〕，哈钦斯才得到委员会批准的一份定稿。〔80〕

在各家报刊就报告发表社论长达一个月之后，委员会成员约翰·克拉克说：“我们的批评者有些过于强调报告是215000美元开支的惟一成果这一点了。事实并非如此。在3年的研究中，一部分最好的研究成果已经单独成册，目前正在出版之中。”克拉克说，委员会志在代表消费者，它“没有丝毫意思要在报告中提出一个解决”媒介问题的方案，而是要探索传播产业的各个分支，因为“我们的确知道，大众传播领域内正在发生某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克拉克在考察了当时针对报告的批评后得出结论说，新闻界对报告的态度“比我们有权预期的要好”〔81〕。

《主编与发行人》带头对这份报告发起批评。该杂志在3月26日发表了7篇文章，外加一个整版的社论，一共用了13个版面，创下当时用于刊登新闻批评问题稿件的版面记录。这同时也说明了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对新闻界的重要性。该杂志的报道范围很广，这说明，早在3月26日报告发布之前，它已提前做好了计划。其中一则是关于《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简明的新闻提要；另一则新闻报道了哈钦斯博士在报告发布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第三则报道则涉及同一天内发表的另一份文件：卢埃林·怀特的《美国的广播电台》。

第一篇批评性的文章由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真相》（Truth）主编、前内陆日报协会（Inland Daily Press Association）主席汤姆·H·基恩（Tom H.Keene）撰写。他针对委员会对一城一位报纸老板的批评提出异议。他以自己的情况为例，认为一城一位报纸老板的现象有益于社会。〔82〕甘尼特报团的弗兰克·特里普（Frank Tripp）谴责委员会关于扩大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言论自由的建议：

忠实的公众如今更关注如何保持其生活方式的整体性，而不是其中的某些特别部分。他们既不会同意针对各种煽动叛乱言行的约束过于严厉的说法，也不会容忍新闻界及其批评者为了更自由的意见表达而干涉他们。〔83〕

另一篇文章研究了新闻教育家的反应，作者评论道，“数位新闻教育界的头面人物谴责罗伯特·哈钦斯……将他长期以来流露的对大学新闻教育课程的反感写入报告”。

最重要的批评文章也许是由《纽约先驱论坛报》助理主编、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威尔伯·福雷斯特撰写的。福雷斯特强调说，他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的身份发表意见的。他宣称：

如果这份报告没有如此明显地带有长期以来旨在破坏公众对美国新闻界信任的思维模式烙印的话，那么我会倾向于说，它……应被视为建设性的批评。……我不打算长篇累牍地讨论这个被委员会学富五车的专家们反复抨击的系统性危机。然而在我看来，新闻界遭到了门外汉的批评……他们满足于指摘报业的一些缺陷，并根据这种证据以偏概全。〔84〕

福雷斯特又说，美国新闻界正在世界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正当我们努力通过我们的领导地位确立世界信息自由的时候，就我而言，我对无论来自何方的诋毁我们的光荣传统的企图感到格外愤慨。”福雷斯特认为这份报告是“给美国新闻界抹黑”之举，他认为，报告严重损害了他一直努力塑造的新闻界的形象。因此，他不愿作壁上观。〔85〕

《主编与发行人》将委员会的报告比做针对新闻界的大陪审团控告：“缺乏文献证据”将使控告无法成立；即使一些核心问题值得关注，但是“整个报告充满了学术思维上的矛盾，它们不仅没有阐明各种批评，反而将它们说得乱七八糟”。该杂志认为，以《号外：贝多芬拔得头筹！》（“EXTRA：BEETHOVEN CRASHES FIRST GRADE！”）为标题的新闻报道不会吸引读者，虽然它是委员会想要的那类报道。上文曾提到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常设机构来评价新闻界的作为，《主编与发行人》认为这个建议有点价值，就凭它能“改变教授们的看法”。开展自我批评的建议被忽视了；《主编与发行人》认为新闻界已经在开展这一工作了。委员会想使新闻界成为信息公共载体的努力也触动了一根敏感神经，因为这样的界定“会使新闻界最后被归入受管制的行列”〔86〕。

在4月5日的社论中，《主编与发行人》继续抗议新闻自由委员会说：

最初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委员会认为一个自由的新闻界是必要的……但是，交织在整个报告中的却是种种陈述，它们试图破坏对一个自由的新闻界的信任，并证明它不负责任……在我们看来，委员会或许可以做一些调查……看看自己是否在努力写一份客观的报告……还是天真地认可某个……想让新闻界难堪的人带偏见的作品。〔87〕

这一期的《主编与发行人》还刊登了一篇题为《委员会报告遭到总体性抨击》的报道。然而，在9个被援引的消息来源中，只有3个可以归入“总体性”批评报告的类别；其中两个来自给该杂志的私人通信。其他材料批评了报告里的若干要点，但是没有全面谴责它。〔88〕这期之后，委员会及其报告就不再是该杂志的主要兴趣所在了。

新闻教育家是发出室内批评的另一种主要来源。美国新闻院系协会会长罗伯特·W·德斯蒙德（Robert W.Desmond）[29]在《新闻学季刊》上写道：“这份报告的价值被它的严重缺陷削弱了……有理由担心的是，报告——它由那么多杰出人士署名——可能变成敲打新闻界的新大棒。”然而，德斯蒙德的大部分论述还是针对委员会关于各新闻学院的简短评论展开的。德斯蒙德赞扬了新闻教育的质量，他没有谈及委员会对新闻界提出的一般建议。〔89〕

虽然《主编与发行人》和《新闻学季刊》是以社论对《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发表看法的主要来源，但是评论该报告的与媒介有关的刊物决非仅此两家。事实上，在当时审视了这项研究的11家专业期刊中，有10家〔90〕有话想说，它们的评论针对的是整个传播业中它们所服务的那些专门部分。对这些专业刊物关于该问题社论的回顾表明，《主编和发行人》和《新闻学季刊》代表的是少数观点。

以小型日报及周报为服务对象的新闻学杂志《发行人助手》（Publisher's Auxiliary）发现，报告的学术水平“使委员会容易遭到意识清晰的报人的嘲笑”。即便是这样：

委员会的研究至少不应该被奚落为行业出版物迄今为止的成果。它是一种诚实的有益尝试，但是这种尝试太书生气和太抽象化了，新闻界应该从这个方面接受它。那些没有大度地接受这种批评的人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得更好：为我们树立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榜样，它将向美国表明委员会是何等错误；他们应该记住，一个自由新闻界应该赋予人们说出其想法的权利。〔91〕

广告、管理和销售杂志《油墨》（Printers Ink）这样写道：“虽然报告出自一群学院派人士之手，但是它仍然值得严肃思考，因为报告中的许多批评并不新奇，而只是针对新闻界的持续和累积的批评发展到如今的一个阶段。”〔92〕另一份广告和营销杂志《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认为：“委员会发现了许多疾患……但是……总的说来，它找到了一个良好、可行和有效的框架；要治疗现有疾患，那就几乎完全要依靠这一点：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实施更有效的自律。”该杂志又说：“承担更大的责任并通过自律来加以履行，这一总体概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93〕

新闻界的刊物支持委员会的各项建议，虽然没有用《主编与发行人》在谴责它们时所用的那么巨大的篇幅。“西格玛·德尔塔·凯”（从此更名为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杂志《鹅毛笔》（Quill）的主编称，该报告“竟然既得罪了经验丰富的主编，也冒犯了讲授新闻学的哲学博士”。但是这位主编说，关于新闻界的问题，他从未见过比这更好的概括。他说：

这份报告太重要了，它不应被断章取义，而现在，这种断章取义的理解已被看做对报告的批评……这些建议并不惊人。所发现的新闻界的毛病无一构成新的污名。这些毛病以前就曾受到过指责。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将欢迎这份重要补充物进入专业书柜，而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它的所有前提，或是否接受它的任何解决方法。〔94〕

《公会记者》（The Guild Reporter）评论道，委员会的指责“虽然以专业术语写就，但是毫不留情地针砭了这个国家不同的公共表达媒介的主要缺点”。《公会记者》发现，委员会“详尽分析了不同媒介的功能和结构”。在此基础上，报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有效地抨击了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和相关团体对‘新闻自由’进行的狭隘的和商业化的解释”。该杂志在谈到报告的重要性时说：“任何人，只要对新闻自由、对着眼于向人民提供更多信息而改善大众传播媒介感兴趣，都将承认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激发思索并很可能引发新的观念。”〔95〕

根据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出版的会刊《尼曼报告》（Nieman Reports）的说法，哈钦斯委员会的结论标志着“美国新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有20年从业经验的资深报人、尼曼基金管理者路易斯·M·莱昂斯（Louis M·Lyons）[30]因委员会未能找出解决新闻界问题的方案而感到失望，但是对他而言，该报告的价值“在于警示公众并警告发行人说，新闻界未能满足公众的需要”。他发现，由于委员会是一个“能力高强、拥有充足资源的独立团体”，因此它所发出的警告是一种“沉甸甸的东西，不容小视或忘却，而那么多分量不那么重的批评则已成过眼烟云”〔96〕。

为周报代言的《美国报界》（The American Press）对报告未将周报列入考察范围表示不满。该杂志承认，报告遭到了批评，而周报可能会因为未被包括在内而受益。但是，它在重新考虑之后又说：“我们感到不满的是：周报被委员会认为无足轻重和不值得研究，即便研究结果可能是令人不满意的。”〔97〕

在电子媒介中，《广播》（Broadcasting-Telecasting）集中评论的是卢埃林·怀特撰写的《美国的广播电台》。它的社论撰稿人发现，该书不具有危险性，它也许脱离实际，并且几乎肯定反映了许多广播从业者的梦想和挫折。〔98〕

在被考察的众多专业期刊中，只有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刊《公报》（Bulletin）没有对委员会的报告发表评论。那个荣耀留给了即将召开的全体代表大会，在此之前则属于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福雷斯特。

4月6日，即报告发表不到两个星期后，哈钦斯校长和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福雷斯特在电台节目《芝加哥大学圆桌》上面对面相遇了。哈钦斯一方还有委员会成员乔治·舒斯特。尽管福雷斯特认为美国新闻界“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新闻界”〔99〕，但是他也承认一些报纸未能达到相当的质量。这使哈钦斯发问：“我不能理解……你我之间的分别……你说有一些报纸……未能尽到应尽的职责；我们都这么认为。你说一些报纸做得很好，我们也都这么认为。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100〕

根据福雷斯特的说法，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委员会还提到了“其他的事”。他解释道：“我相信美国的普通报纸不是都在通过煽情而媚俗——谋杀、夜总会谋杀、种族骚乱、罢工暴力以及政府官员之间的争吵之类的东西。”〔101〕之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主题：

我一直十分努力地工作……以使其他国家的报人和政府官员相信……美国新闻界领导着世界信息自由的工作……我惟恐报告破坏这一点……一些外国人愿意认为，我们并没有那么好。〔102〕

舒斯特试图通过这样的说法安抚福雷斯特：其他国家会由于美国新闻界能够接受批评并改善自身而更尊敬它。福雷斯特对这个说法不能认同。此时，4月17日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大会已准备就绪。

福雷斯特将受伤害的情绪带到了大会上，他的主席致辞明显流露了这一点。他指出，一些会员可能“以为这些指责是刚刚发出的”，而这些会员可能希望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研究委员会的观点并采取某种办法——通过提高标准来挽救美国新闻界”。福雷斯特提醒会员们说，哈钦斯委员会将本组织贬为这样“一个社会机构，它用一部高调的报纸伦理规约装点门面，却根本不予兑现”。根据福雷斯特的说法，委员会关于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结论依据的是违反它的《新闻规约》（Cannon of Journalism）的一次事件[31]，而它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福雷斯特认为，这些指责是不正确的，他们对本协会的看法是不公正的。〔103〕

就决议进行辩论时，福雷斯特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将主席职位交给第一副会长欧文·D·坎汉。然后他准备参加辩论，而在如下决议提出时，哈钦斯委员会的支持者坎汉被迫保持沉默：

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欢迎人们提出针对美国报界的有见地的批评，并向任何有关报纸缺点的负责任的研究提供合作。

芝加哥大学最近出版的由新闻自由委员会撰写的报告已经被许多日报仔细分析过了。它们指出了其中的不准确和疏漏之处以及用“新闻界”囊括其他所有大众传播机构的问题。

本协会长久以来都认为，报纸需要自我完善，并且相信，在履行使美国人民成为世界上信息最灵通的人民这一职责的过程中，我们的新闻界正在变得更有效能和更加公正。〔104〕

辩论很激烈。甘尼特报团的L.R.布兰查德（L.R.Blanchard）不喜欢这个决议；他“宁愿……不理睬委员会的报告”〔105〕。他得到了沃特伯里（康涅狄格州）《美国共和党人报》（Republican-American）主编E·罗伯特·史蒂文森（E.Robert Steveson）的支持，史蒂文森问道：“为什么我们要通过一个可能抬举那份报告的决议呢？”〔106〕费城《新闻晚报》（Evening Bulletin）主编梅尔维尔·F·弗格森（Melville F.Ferguson）也同意这一观点：“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把这个特别的团体单挑出来说事。明年会有另外一个团体，后年又会冒出一个。”〔107〕该协会经投票表决删除了指名谈及新闻自由委员会的那一段。

其后，又有人试图完全扭转决议的方向。保罗·布洛克报团的保罗·布洛克（Paul Block）说：“我感到，本协会有一天会……发现，有必要对委员会的这份报告采取团体行动……这个决议规避了主要问题，它无法取悦你们中对报告感到愤怒的那些人，它也无法取悦那些像我这样的对报告与其说愤怒（虽然感到愤怒），不如说恐惧的人。”〔108〕福雷斯特不同意。他说，会员们必须直抒胸臆：“当然，我们欢迎建设性的批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类刚刚出笼、会走进全国每所学校和图书馆的报告保持沉默……就等于是赞成它、相信它，或者对它没什么可说。”〔109〕

有人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动议，它要求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寻求根据有效的批评来纠正新闻界的行为”；回应“错误的、无根据的和恶意的批评”；成立一个附属于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委员会来评估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并做出“详细的、事实性的、有文献依据的答复”〔110〕。此举引出了芝加哥《时报》（Times）主编、决议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芬尼根（Richard Finnegan）的评论：

这份报告的严肃部分源自以下事实：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一个废弃的橄榄球场大看台下，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理解了原子弹。此人（哈钦斯）和他在这个委员会的一些副手感到恐怖的是，他们认为这样一颗炸弹会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将军（大会上一位较早的发言者）说，民主社会正在进入接受最伟大试验的四分之一世纪，而如果我们的国家需要教育，需要理解这些问题的话，那就要依靠报纸。无论他在这份报告中是否向你传达了这个讯息，那都是这些人头脑中的东西。

芬尼根又说，对新闻界表现的批评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时，而既然协会已经承认新闻界可以改进，“那就让我们来改进它吧”〔111〕。

呼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评估报告的替代性动议被否决了。投票结果未被记录。最初的动议经修正后以37票对35票获得通过。那些希望通过一项寻求改革的积极决议的人和那些希望完全不承认哈钦斯委员会的人各投了多少反对票，我们不得而知。

1947年4月，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也召开了会议。但是，会议的公开报告并未对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表现出更深切的关注。

公众了解委员会

公众几乎不知道针对委员会报告的室内批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决议被写进了关于该协会大会的一般性新闻报道之中，但是在版面上并不突出。公众几乎无缘阅读《主编与发行人》等刊物。因此，公众对委员会的了解主要是靠沃尔特·李普曼和马奎斯·蔡尔兹（Marquis Childs）[32]的专栏文章〔112〕、当地报纸的社论以及当时一些主要杂志的书评和社论。

如果仅仅因为刊登了专栏文章就认为报纸同意专栏文章的内容，那是不安全的；但是可以争辩的是，这些专栏文章的内容不至于危险到了该被枪毙的程度。在评论方面全部依赖李普曼和蔡尔兹的报纸包括帕尔默·霍伊特（Palmer Hoyt）[33]主编的《丹佛邮报》（Post）和H.J.哈斯克尔（H.J.Haskell）[34]主编的《堪萨斯城明星报》（Star）。李普曼（在乔治·塞尔德斯看来，他在政治上和在新闻界责任问题上正在右转〔113〕）将这份报告看成是“一次阐述公理、界定原理、确定领域的努力，着眼于继续进行严肃的新闻批评”。他又说：“严肃的、探索性的、定期的新闻批评是对新闻自由的一种终极护卫。没有它，新闻界构成其基本部分的那个原理——与万事万物相联系——也就不复存在了。”〔114〕马奎斯·蔡尔兹同意委员会的许多观点，他预言报告内容不会受到“左右两翼极端分子”的欢迎。他说，肯定会有这种反应，因为“它胆敢批评报刊、广播和电影的失败”，而且“它不呼吁政府进行管制”。报告“用富有思想的语言”建议，“公众对新闻界要更了解，要提出更多的批评”。蔡尔兹又写道：“它的落脚点可能是自我约束。廉价的煽情，对，假惺惺的动情如今可以轻轻松松挣钱。但是这也会轻易地毁掉经过数个世纪斗争和努力才换来的自由之一。”〔115〕

一旦从著名专栏作家的评论转移到报纸社论上，便出现了如何进行分析的问题。正如委员会当年不可能在报告中将所有报纸纳入其考察范围一样，阅读当时所有报纸社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为了缩小选择范围，所考察的报纸是由本领域当时公认的领袖人物——包括报纸主编协会会长们——挂帅的。〔116〕虽然这也许描绘出了一幅精英主义的画面，但是它还是揭示出这个产业的意见领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探讨以下这种观点也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专业媒介人士仅仅将他们的专栏用来围绕该报告展开互相评论……而从不花时间阅读报告本身”〔117〕。从下文引用的社论来看，委员会报告似乎被阅读过了。似乎也不存在重复他人评论的现象。如果这些社论有雷同，那么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原因在于有一套类似的价值观，而不是将他人关于委员会的观点据为己有。

《芝加哥论坛报》对委员会表示强烈不赞同。这种不赞同已经扩散到了关于报告的新闻报道之中。关于读者想在报纸上看到什么，《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指责了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如果教授们研究了报纸本身的读者，他们的工作也许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从未获得过教授们青睐的报纸居于发行量最大者之列。在专业方面遭到指责的《论坛报》就是这些大发行量报纸之一。”这篇社论认为，报纸的职责是提供令其读者感兴趣的新闻，而读者更感兴趣的“是比赛而非联合国，是好莱坞而非莫斯科”。麦考密克上校领导下的《论坛报》在此后几年里将继续进行中伤委员会的活动。1948年，它刊登了一篇将委员会的几乎所有成员与共产党阵线组织挂钩的文章。1950年，《论坛报》负责报道委员会事务的记者把他的批评扩充为一部洋洋洒洒的著作《偏见与新闻界》（Prejudice and the Press）。〔118〕

当时由W.H.格兰姆斯（W.H.Grimes）主编的工商界喉舌《华尔街日报》也严厉批评了委员会。它认为报告是在呼吁由政府成立一个“宣传机构”——“独裁工具”——来提供新闻。它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委员会“虽然承认自己很少或甚至没有从事‘精心的’民主研究，却认为苏联宪法可能是权威性资料”。针对委员会的“新闻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的结论，该报问道：“谁对社会需要的了解确切到了足以做出这种判断？”〔119〕大约一周之后，《华尔街日报》又以另一项批评杀了回马枪，这次是谴责委员会在报告标题中使用“负责的”一词：“‘责任’可能意味着某种与新闻检查制度没有什么差别的东西。”责任可能意味着“任何表达一种异见或者报道……意见可能据以形成的事实的人是‘在制造不安定因素’”。《华尔街日报》因此推理说，这种报道会被指责为不负责任并导致自由被削弱。〔120〕

对委员会及其报告的支持来自当时的大多数意见领袖。阿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担任发行人的《纽约时报》说，虽然它不相信新闻自由面临的危险有委员会说得那么严重，但是该报评论说：“我们欢迎委员会所做的研究。我们为报告的标题《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喝彩。自由与责任必须永远联系在一起。公众有权力拒绝支持那些忽视所有重要事实的机构。”〔121〕

《纽约先驱论坛报》承认，“在委员会成员报告的主题中有一种不容拒绝的东西”。该报说，报告的主题“是为了保护新闻自由……现代传播大企业仅仅把自身裹在《第一修正案》中是不够的。有一种责任伴随着受保障的自由”。这家传统的共和党的但是持有国际主义立场的报纸又说：“人们可以在细节上或总体上挑剔委员会的这些发现，但是人们几乎无法挑战一个基本原理：一种社会责任的确与新闻自由相联系；人们几乎也无法怀疑，这种责任在大众传播业繁杂的日常工作中经常被忽略或轻视……”〔122〕（这样《先驱论坛报》的社论版与上文引述的助理主编威尔伯·福雷斯特的观点就不一致了）。

菲利普·格雷厄姆的《华盛顿邮报》说，它不会“试图……为美国新闻界成就作总体性的辩护或说明《邮报》的特殊美德。现在的当务之急似乎是进行批评性的自我审视”。《邮报》说，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建议”，认为建立一个评估新闻界表现的专门机构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建议。它说：“我们相信，这样一个机构能发挥一种强大的建设性影响。”而自律和责任是新闻界诸多问题的解决办法：“除非接受责任概念，否则赋予新闻界的政治自由肯定也会随着整个社会自由的丧失而丧失。简而言之，惟有一个既自由又负责任的新闻界才是一个通向自由社会的有效途径。”〔123〕

欧文·D·坎汉将在1948年当选为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他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是新闻自由委员会所提出的诸项原则的强烈支持者。《箴言报》同意如下基本假设：新闻自由面临的危险“来自外部的和来自内部的一样多”。它说：“今天的报纸是不完美的，它们发生错误，没有尽到它们的职责。”该报说，委员会“不能提出有魄力的解决方法”，“他们没有带来由他们发明的万应灵药。他们正当地谴责政府干预。他们正确地发现，自律与自我改进是最好的办法”。《箴言报》将成立报刊评议会的建议称为一个“新奇的想法”，它总结说：“我们希望美国报界根本就不要对来自外界的这种特别忠告发怒。我们希望美国报界通过自我批评与自我改进来将它发扬光大，因为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对于进步与和平而言是不可或缺的。”〔124〕

路易斯维尔《信使新闻报》（Courier-Journal）社长兼主编巴里·宾厄姆（Barry Bingham）是新闻界责任的长期倡导者。他用一篇署名书评来批评该报告的阐述不够深入。他希望得到具体的改革建议，但是他承认，即便委员会的忠告是“混乱而不确定的”，但是“对于拙于自我批评和自我辩护的新闻界而言，倾听没有利益牵涉的局外人的忠告是有好处的”〔125〕。

前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约翰·S·奈特主编的芝加哥《每日新闻》（Daily News）在一篇署名社论里写道：“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这些声誉卓著的思想家发现，美国各家报纸的行为有太多可抱怨之处。”该报继续说：“它们应该洗耳恭听他们的报告”，“他们不会将它刊登在自己正抱怨的新闻界那个组成部分上，这个事实将起到支持他们的抱怨这种作用”。奈特对委员会中没有新闻记者感到不快，并认为新闻记者在伦理规约方面仿效医生和律师的想法没有太大价值。“然而，这份报告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它可能推动新闻界文化与道德水平稳定而持续地提升。”〔126〕

普利策家族的堡垒圣路易斯《邮讯报》（Post-Dispatch）用简短的一段话评论了其他报纸社论对委员会报告的反应之后总结道：“这份报告似乎没有什么大胆到足以要为如此严厉的批评辩护的内容。委员会……既没有发现也没有建议任何特别新的东西。”对这些主编而言，新闻界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将委员会的目标视为“为公众界定批评领域”。该报发现，相对于这个目标而言，报告太学理化了；同时，它的改革建议太缺乏具体内容了。该报同意，“对新闻界来说，自我批评与自我管理是必要的”，但是它发现，这些建议既陈旧又不得要领：“委员会试图严厉质疑传播业。为什么不同时给出有力的回答呢？”〔127〕

“哪一个人类机构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诺曼·钱德勒（Norman Chandler）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写道，“美国的新闻界远非尽善尽美。有鉴于此，又有鉴于新闻界在它感到有必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批评任何事和任何人，进而它不能反对针对自身的批评，因此美国报界应该欢迎”哈钦斯报告。《时报》发现了《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一些问题：没有点出违反正当标准的具体报纸；制定伦理规约的想法可能演变为许可证制度；没有考虑创办新报纸要遇到的新闻纸短缺和不断增强的联邦管制等问题。“然而就整体而言，委员会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有几位报人加入其中——事实上没有一人——它本来会做得更好。只要批评得有理有据，它们就会被认真对待。”〔128〕

华盛顿《明星晚报》（Evening Star）的社评说：“委员会报告可批评之处不止几个”。该报由美联社前社长弗兰克·诺伊斯（Frank Noyes）任发行人，主编是后来任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的B.M.麦凯尔韦（B.M.McKelway）。可批评之处包括过度归纳和绝口断言，“例如，报告说新闻界倾向于对那些寻求表达新观点或争议性少数观点的人关上大门”。但是该报又说道：“然而，瑕不掩瑜，报告就以下问题发出了进行自我改进的明智而有益的警告：如果允许差错、粗疏、偏见、无知或不负责任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大肆泛滥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能够产生巨大的伤害，而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民族的心灵和行为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该报发现报告的一些建议价值可疑，但是令该报印象深刻的是进行专门教育的计划以及“它关于成立某种非政府的管理或监督机构的建议值得超出匆匆一瞥的更大关注”。该报总结说，这份报告“确实清楚地表明，大众传播领域疏失与狭隘的视界可能是致命的，这个领域的哪个部分都不能自鸣得意或固步自封。整个新闻界都可以从这种刺激中受益”〔129〕。

对高质量/意见杂志的读者来说，反应大同小异。《财富》获得了时代公司对委员会出版物的选择权，在1947年4月号上以一期专刊刊登了《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同期杂志还配有一篇长达4页的社论，许多人认为它是亨利·卢斯对报告的反应。社论称报告是“有思想的”、“重要的”、“困难的”、“激怒人的”和“过度浓缩的”。它说，委员会本来应该清楚地声明，新闻界并非全部属于不受赞赏之列，因为它的声明具有广度，可能招致读者的不信任。它又说：

委员会成员担心，依赖巨型大众传播媒介获取新闻和指引的社会……如果有一天感到不满的话……可能会要求或允许政府干涉新闻自由。一个令人震惊的概念。不过即便13位冷静的人士将那种危险看做一种遥远的可能性，新闻界也最好不要未加认真思索就排斥它。〔130〕

然而《财富》认为，报告是以哲学家的而不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视野来看待新闻事业的，因此限制了其价值。

《财富》的姊妹刊《时代》在它对报告的报道中评论说：“根据时间、金钱以及那些人士的才能来看，它是一份令人失望的报告。”〔131〕这些是不是亨利·R·卢斯的观点，尚有待探讨。一些作者认为，卢斯否定了委员会和它的建议；然而他的传记作家说，卢斯告诉一位采访者说：“委员会抱怨的其实是新闻界中最糟糕的那些部分，它对这些部分进行了一些确实应该受到的指责。”〔132〕这段话以及哈钦斯博士的某些说法，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报告主要资助者有何反应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哈钦斯是这样说的：“难以想象的”是卢斯“会不同意报告的总体结论”〔133〕。

路易斯·M·莱昂斯在《大西洋月刊》上说，委员会“审判了新闻界，发现它缺乏责任感，也没有满足公众的需求。这个判决是严厉的，而遭到痛斥的新闻界将不会不请出它的能言善辩的代言人把它解释为一个十足学院派的结论。但是它们要推翻的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134〕。肯尼思·斯图尔特（Kenneth Stewart）希望得到的是一份更有力、更具体的文件，但是他在《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这样写道：

毕竟，对该调查的高额赞助赋予针对新闻界的这些指控前所未有的权威性。假如这些指责来自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35]、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哈罗德·L·伊克斯、乔治·塞尔德斯和其他怀有宿怨的批评家，那么新闻界的业主们便感到可以随意地将这种人蔑称为咋咋呼呼的狂徒、脾气暴躁而爱争吵的家伙或共产主义者，然后一如既往，我行我素。他们敢那样如此傲慢地对待哈钦斯博士和他的同事吗？〔135〕

为《民族》撰稿的新闻批评家A.J.利布林（A.J.Liebling）[36]认为，报告对他来说不够强劲有力。但是他又说：“本书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它为新闻批评赢得了尊重。”〔136〕

新闻批评赢得尊重

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出版之后的数月和数年之内，一些旨在改进新闻界表现的努力纷纷发起。甚至在委员会发表其简要报告之前，美国报刊研究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就成立了。该研究会1946年2月宣布，它的目标是“向资深报人提供……（机会）来研究和讨论其工作的技巧以及当代的社会、经济和政府问题，进而改进美国报纸”〔137〕。

1947年2月，第一期《尼曼报告》问世。这份由尼曼基金会出版的季刊是美国第一份“新闻学评论刊物”〔138〕。6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看报界》（“CBS Views the Press”）在纽约市开播，这是开展跨媒介批评的一个开拓性尝试。〔139〕全国社论撰稿人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Editorial Writers）于1947年7月成立，“旨在激励美国报刊社论版的良知和质量”〔140〕。1947年10月，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Associated Press Managing Editors）呈交了关于美联社工作的第一份书面批评。作为创始于1948年的《红皮书》（Red Book）的前奏，这一最初的评论要求新闻有更多的解释与背景、记者有更多的专业分工和更优秀的写作。〔141〕接近年终时，一部由尼曼奖学金获得者撰写的新闻批评著作在委员会报告问世之前出版了。在路易斯·莱昂斯看来，《您的报纸》（Your Newspaper）呈现了“一幅做一份更好报纸的蓝图，而委员会成员是坚持原则的哲学家”。尼曼奖学金获得者们运用个案和范例研究方法得出了与委员会相似的结论，即“收窄新闻自由似乎是保护它的一个糟糕办法”〔142〕。

1947年底，哈钦斯博士出现在第31届美国新闻学教师协会大会和第27届美国新闻院系协会大会上。他为该项研究的有效性进行了辩护，尽管没有报人到会：“虽然新闻界认为自己有资格批评任何人，但是它却坚持谁也没有资格批评它。既然新闻界仍将不批评自己，那么它就继续受不到批评。而不受批评的权力对一个民主社会是一种威胁。”〔143〕虽然新闻教育家们没有积极地接受他的观点，但是他们至少是倾听了一回，而这要强于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所作所为。

然而，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以一种新的声调继续进行这场讨论。在1948年1月1日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刊《公报》（Bulletin）的一篇头版随笔中，《波士顿先驱报》总编约翰·克赖德（John Crider）警告他的同行说：“抨击的质量应该与我们的反应关系不大。我们应该既不疯狂也不得意。我们应该建设性地行事……”克赖德提醒说，遭到抨击的其他公共机构忽视了建设性应对，在政府的管制下束手束脚。他告诉他的同行说，“嘲笑我们的批评者”是自杀性的。〔144〕当月晚些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rzarsfeld）在美国新闻院系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建议成立一个“寻找事实”的委员会，收集关于大众传播的批评性信息，以便为“可以在不带情绪的情况下思考”问题提供一种事实基础。〔145〕

到1949年，《主编与发行人》发起一场专家小组讨论，它产生了一些试验性建议，呼吁“通过研究具体问题来共同评估美国报纸自我改进的可能性”〔146〕。小组成员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主编兼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长欧文·D·坎汉、路易斯维尔《信使新闻报》社长兼主编巴里·宾厄姆、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Star）和《论坛报》（Tribune）执行主编吉迪恩·西摩（Gideon Seymour）、《华盛顿邮报》社长兼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纽约时报》助理编辑主任特纳·卡特利奇（Turner Catledge）、《主编与发行人》主编罗伯特·U·布朗（Robert U.Brown）以及哈钦斯委员会的4位成员或工作人员：威廉·E·霍金、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乔治·N·舒斯特和库尔特·里茨勒。哈钦斯博士原定参加，但是因病未能如愿。小组召集人布朗告诉各位说：“我相信，在过去的10年里，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报纸发行人越来越意识到了他们对公众的责任。”〔147〕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遇到任何争论，哪怕是委员会成员发起的争论。这个小组确定了若干研究领域：报道范围、报纸方针的制定、撤销报道和更正的方针、对少数族裔群体的报道、对新闻界所承担压力的分析，等等。这个清单与哈钦斯委员会列出的问题非常相像。《主编与发行人》小组中的报纸代表们发现，这些前委员会成员对新闻界了如指掌。(https://www.daowen.com)

在1949年底的大会上，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探讨各报进行自我审视和批评的必要性。〔148〕密尔沃基《新闻报》主编J·唐纳德·弗格森（J.Donald Ferguson）任该委员会主席，成员包括哈特福德《新闻报》（Courant）的赫伯特·布鲁克（Herbert Brucker）、坎汉、芝加哥《太阳时报》的理查德·J·芬尼根、克利夫兰《新闻报》（Press）的路易斯·B·塞尔策（Louis B.Seltzer）以及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和《论坛报》的吉迪恩·西摩。到1949年中，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派出一个调查组到伊利诺伊州核实关于约50名记者在1941—1949年间出现在伊利诺伊州工资单上的报道。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公报》的话来说，这种调查是“史无前例的”〔149〕。到1950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这个特别委员会报告说，要“将我们的持续性自我审视进行得更为有效和更负责任，以适应目前和未来的情况”〔150〕，现在是时候了。在采纳委员会报告方面，一个监督新闻界责任的永久性机构成立了。

结语

如果将新闻自由委员会成立前的种种事件与各报刊社论对《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反应和媒介采取的改进措施并列在一起，那么情况似乎是，委员会确实对当时的报业产生了积极的冲击。罗伯特·M·哈钦斯本人否认这一点。在1955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大会之前的一次演讲中，哈钦斯嘲笑了该组织对报告的反应，并认为主编们朝向履行更大的新闻界责任的努力仅仅是公共关系把戏。

如果这就是主管委员会的那个人的反应，那么就新闻界对委员会建议所作反应提出一些准确的问题似乎是合适的。到1955年时新闻界采纳了委员会的具体建议（例如报业评议会的创意）了吗？没有。正在作出的改进新闻界表现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吗？答案只能是不折不扣的“否”。

“责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其意义随什么人谈论它、什么时间以及新闻界要对谁负责而变化。对一些人来说，“责任”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陈词滥调；对其他人来说，它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它是被保护业主利益免遭政府进一步蚕食的愿望还是被改进报纸的愿望所激发出来的，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对于坎汉、麦凯尔韦、布鲁克、宾厄姆、阿什莫尔、西摩等许多主编来说，《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为改革提供了一个哲学框架。这些人利用先前15年种种事件奠定的基础，为新闻界播下了担当新角色的种子。老一代报阀正在退出舞台。经历了大萧条和战争考验和洗礼的新领袖也许更加乐于理解公众对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的需要。这个行业将会缓慢行动起来，作出更加有效的反应，例如成立全国性和地方性报业评议会，但是这种行动必须从某个方面开始，而且行动的基础必须是足够宽广的和普遍的，能从这个行业的各个组成部分吸引到追随者。有了“责任”这个主题，哈钦斯委员会为未来提供了奋斗目标。委员会让社会接受了新闻批评，不仅如此，它还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刻登上了舞台：它是一个开创新时代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