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在我们想揭示的是我们已经着手的对塔布和强迫性神经症的比较以及从中引出的关于塔布的观点究竟可赋予多大的价值。它们的价值明显有赖于我们提出的观点是否较其他学者的观点有所进步,是否它比其他方法可以达到的结论能使我们对塔布有个更为清晰的理解。我们倾向于认为,尽管我们对已经讲过的观点的适用性给出了足够的证据,我们还是需要试着通过进入更为详细的细节层次上对塔布禁忌的解释来加强我们的说服力。
还有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开始可以问一下关于我们曾经运用的从神经症至塔布的假设,以及从中推导出的结论是否可以从塔布现象中直接得到。但我们必须确定我们要研究什么。我们关于塔布源于在某个时候由外在权威强加的原始禁忌的断言很明显无法证明。所以我们更应该着手证明的是塔布的心理决定因素,即我们从强迫性神经症中了解到的那种。我们是怎么知道神经症中的这些心理因素的?通过分析性地研究其症状,尤其是强迫性行为,防卫措施和强迫性命令,我们发现它们显示出来自情感矛盾冲动的所有征兆,有的同时与两种互相相反的愿望有联系,有的主要体现这两种相反倾向中的某一种。现在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证明受制于两种相反倾向的情感矛盾在遵守塔布的现象中也能发现,或者可以指出它们中的一些征兆,像强迫性行为,同时体现了这样的两种冲动,我们就可以说建立了塔布与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心理一致性,也许这是它们最重要的特征。
两种基本的塔布禁忌,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由于它们与图腾崇拜的关系而难以进行分析。而关于塔布的其他一些禁令由于它们的继发性则不适用于我们的研究目的。这是因为塔布已经为受其影响的社会基本的立法形式并为一定的肯定比塔布更晚的社会目的服务。比如首领和祭司所施加的塔布便是为保护他们的财产与特权。不过还是有大量的禁忌形式可供我们研究。我将从中选取与(a)敌人(b)首领(c)死人相关的塔布进行研究,我准备从弗雷泽的伟大著作《金枝》的第二部分“塔布与灵魂的危险”(1911b)所收集的极丰富的例子中选择我们的研究材料。
(a)对待敌人
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蒙昧人或半开化的民族对他们的敌人有着极其肆无忌惮和惨忍无情的罪恶态度。那我们一定会非常惊讶于即使他们杀死一个人也要受制于许多包含在塔布习惯中的禁忌的事实。这些禁忌很容易就可以分成四组,它们要求(1)对被杀敌人的抚慰;(2)对杀人者的约束;(3)刽子手实施某些赎罪和净化行为;(4)一定的礼仪性规范。有关这一方面的材料之不足使我们不能确定地指出这些习惯做法在有关民族中究竟有多大普遍性或者相反,不过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没多大关系。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我们看到的并非孤立的特例而是普遍具备的对待方法。
当好战的远征军带着被征服的敌人的首级凯旋之时,帝汶岛(Timor)的人们总要举行对敌人的抚慰仪式,这种仪式十分值得注意。因为在仪式之外,远征军的首领还要遵从一些严厉的约束。在远征军归来之时,要供奉祭品来抚慰那些被砍下头颅的敌人的灵魂。“人们认为如果不献上这些祭品,某种恶运会降临到胜利者头上,而且,仪式的一部分是一段歌舞,歌中为死者表示哀悼并请求他们的宽恕,他们唱道:‘不要因为你的头颅在我们这里而愤怒,假使我们运气坏些,我们的头颅现在可能也已暴露在你们的林子之中,我们已为抚慰你们而献上牺牲,你们的灵魂现在可以安息了,平静地离开我们。为何你们要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依然做朋友不是更好吗?那样你们就不会流血,你们的头颅也就不会被砍下。’”[12]西里伯斯(Celebes)的巴卢人(Paloo)也是如此。同样地,“东非的加拉斯人(Gallas)打仗归来,在进入自己家门之前,也要向被杀死人的保护神或护卫神献祭。”[13]
另外一些民族则找到一种将他们以前的敌人于其死后转变为他们的保护神、朋友和恩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于以慈爱来对待他们砍下的头颅,就像一些博尼奥(Borneo)的蒙昧民族吹嘘的那样。沙捞越(Sarawak)的沿海迪雅克斯人(Dyaks)在他们的某次胜利的猎头远征中带回死人的头颅后,几个月内这头颅都会受到最细心的照料,并用他们语言中所有的表示亲近的名字来称呼它。用最精致的各种美味食物甚至雪茄塞进它的嘴中,这头颅不断地被人们恳求去恨它以前的朋友爱它现在的主人,因为它现在已经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了。如果我们把这些让我们胆战心惊的规则在任何意义上视为荒唐的话,那将会是大错特错的。[14]
研究者们对于北美洲的许多蒙昧部落对被他们杀死并且剥去头皮的敌人的哀悼亦感十分吃惊。一个乔克托人(Choctaw)杀死一个敌人后,他要为之进行一个月的悼念活动,其间,他必须遵守许多项约束,达科塔斯人(Dacotas)也有类似的做法。据知情者报道,当奥萨格斯人(Osages)悼念死去的人的时候,“他们会像对待朋友那样来悼念他们的敌人。”[15]
在讨论剩下的与敌人有关的几种塔布习俗之前,我们需要先考察一种明显的反对意见。弗雷泽和其他人的论述都会被用来反对我们的观点,认为这种抚慰仪式的基础很是简单,且与“情感矛盾”之类东西没有任何关联。这些民族只是受制于一种对死去敌人的鬼魂的迷信式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就已被人熟知,且曾被伟大的英国戏剧家在《麦克白与理查德三世》剧中以幻象的方式搬上了舞台。
所有的抚慰仪式只是这种迷信现象合乎逻辑的结果,正如我们马上就要讨论的关于赎罪的种种禁令与行为一样。这种观点还可由这些禁忌中的第四组做法得到支持,它们只能被解释为试图驱除追索杀人者的死者鬼魂。[16]不仅如此,蒙昧人也公开承认他们对死去敌人的鬼魂的恐惧,他们自己将我们目前正讨论的塔布习惯做法归于这种恐惧。
这种反对意见的确十分明白,假如它可以解释所有的原因的话,我们便可从试图寻找进一步解释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了。我要把对这种观点的讨论往后推一推,现在且先讨论一下从我们前面关于塔布讨论的假说中推出的结论。我们从所有这些禁忌中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对敌人表露出的情感冲动并不仅仅是敌意的,他们也表明杀死敌人后的懊悔,对敌人的钦佩与良心的谴责。很难抵制这样一种观念,即在神赐予任何法典之前,这些蒙昧人就已拥有一个生存律令:“不可杀人”,且任何违反都无法逃避惩罚。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其他三组塔布禁忌。加在获胜的杀人者身上的约束非同寻常地频繁与严厉。帝汶的远征军首领(参见前文对抚慰仪式的描述)被禁止“马上回到他自己的家中,人们为他准备了一座特别的草屋,他必须在屋中住上两个月,进行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净化。在此期间,他不可接近他的妻子,也不可自己进食,食物须由他人送入他的口中。”[17]一些迪雅克(Dyak)部落战胜归来的人们需要禁闭数日且不吃各种食物,不可触摸铁器,不可与女人有任何往来。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邻近的洛吉亚岛(Logea)“杀过或帮助杀过敌人的人要在他们的家里自我禁闭一周时间,他们须避免和妻子、朋友的任何交往,并不能用手接触食物,他们只可食素,食物用一种特殊的瓦罐煮好后端给他们。这些约束是为了防止他们闻到死去敌人的血,因为据说如果他们闻到了血气,就会得病而死。在新几内亚东南部的托亚里皮(Toaripi)或莫图莫图(MotuMotu)部落,杀人者不可接近他们的妻子,也不能用手接触食物,有人喂他们进食,且只有特定种类的食物。这些约束要持续到又一次新月升起。”(弗雷泽,1911b,167)
我不想把弗雷泽引用的对获胜的杀人者加以约束的所有例子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是想对其中塔布特征极为明显或对杀人者的约束还伴以赎罪净化等礼仪的几个例子加以评述。
“德属新几内亚的莫努博人(Monumbo)中,任何打仗时杀过敌人的人都因此变得‘不洁’,”与其称妇女月经期或育儿期的词语一样。他“必须在男人公房中待上很长一段时间,村民们会围着他载歌载舞庆祝胜利。他不能触摸任何人,即使其妻子儿女亦不可以,如果他摸到谁,据说此人便会被痛苦笼罩。只有通过用水浇或其他形式进行净化,他才重新洁净。”(同上,169)
“北美的纳切兹人(Natchez)中,获得第一张头皮的年轻勇士必须遵从一些禁欲规定达6个月之久。他们不可与妻子同床,不可食肉,惟一的食物是鱼和粗制布丁。……乔克托人杀死敌人并揭下他的头皮之后,要持续为之哀悼一个月,其间他不可梳头,若头皮发痒,不能直接用手抓挠,只能用腕上佩带的专门的小木橛代替。”(同上,181)
“若一个皮玛(Pima)印第安人杀了一个阿帕切人(A-pache),他必须因此而参与许多严厉的净化与弥补仪式。16天的斋戒期间,他不能触摸肉或盐,不能见到燃烧的火,不可与人说话。他一个人住在森林里,由一位老妇人负责照料。由她给他拿很少的刚能维持生命的食物。他常在河中洗澡,作为哀悼的标志,他要在头上涂上泥巴。第17日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庄重地对他本人和他的武器进行净化。因为皮玛印第安人较他们的敌人更为严格地对待杀人塔布,不像他们那样把赎罪和净化活动推迟到征战结束之后进行,他们的战斗效率由于他们的道德严格性或曰虔诚(若这个词语更可取的话)而大大削弱。尽管他们极为勇敢,美洲人还是发现他们并不是攻打阿帕切人令人满意的同盟军。”(同上,182~184)
无论杀敌之后的赎罪与净化仪式的细节与各种形式对我们的论题的进一步深入有多少意义,我都要就此打住,因为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它们已不能再告诉我们什么。或者我可以指出,至今仍然保留的对职业刽子手的暂时或永远的隔离,可能与此有些联系。中世纪社会中的公共绞刑执行者的地位也为塔布在蒙昧人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写照。[18]
目前公认的所有对这些抚慰、约束、赎罪、净化的禁忌的解释,可归结成两个原则:一为塔布可由被杀之人扩展至所有与之有接触的对象;二为对死者鬼魂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如何可以结合起来解释这些仪式?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还是有一个是首要的另一个是次要一些的呢?若真有这么一种结合,这些问题便不会有任何答案,事实上很难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可强调我们观点的一致性,所有对敌人的情感矛盾导致了如此的诸般禁忌。
(b)统治者身上的塔布
原始人对其首领、君王与祭司的态度受制于两个看起来是互补而非矛盾的基本原则。一个统治者“不仅受到保护,同时必须受到防范。”(弗雷泽,1911b,132)这两个目的由无数的塔布禁忌提供保证。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这些统治者必须受到防范。原因是他们携带着某种神秘而危险的魔力,这种魔力会通过接触而传播,如同充电一般会给那些没有相应力量保护的人们带来死亡和伤害。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与这种危险的神圣实体的接触都因此需要避免,若无法避免,则举行一些仪式来防止其可能的结果。例如东非的努巴人(Nuba)“相信如果谁进了他们祭司王的住宅便会死去,但可通过袒露左肩并让君王将手放在其上而避开因擅闯而来的惩罚。”(同前引)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接触君王引起的危险可由君王的接触加以补救和保护。不过无疑地,这里需指出在君王有意触摸的补救力量与他被人触摸的危险之间存在差异,也就是与君王的被动与主动关系之间存在差异。
例如君王触摸的治愈能力并不一定要从蒙昧人那里寻找。在并不久远的年代里,英格兰国王很是喜欢运用他们治愈淋巴结核病的能力,这种病因此也被称做“国王的恶魔”。伊丽莎白一世也没有比她的后继者少用这种特权。据说查理一世在1633年曾经以一次抚摸治愈了100名病人。在他那放荡的儿子查理二世时期王朝复辟之后,这种由国王抚摸的治愈淋巴结核病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查理二世统治期间,他因曾触摸上万人而得到颂扬。想得到治疗的人群常常有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一次其中有六七个前来治病的人被践踏而死。在斯图亚特王朝之后成为英格兰国王的奥伦治公爵威廉,由于对此持怀疑态度而拒绝参与此类神秘活动。只有一次在别人的劝告下,他将手放在一位病人的身上,对他说:“上帝赐予你健康和智慧。”(弗雷泽,1911a,1,368~370)
下面的这些故事都可作为有意甚至无意之中接触到君王或任何属于他的东西而导致的可怕后果的证据。“新西兰一位地位很高、神圣不可侵犯的首领有一次把他吃剩下的残肴丢到了路边。一个奴隶,一个矮壮而饥饿的家伙,在他走后来到了路边,看到了未吃完的食物,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给吃了。他刚刚吃完,一个惊恐万状的旁观者便告诉他,他吃的食物是首领留下的。”这个奴隶是个强壮、勇敢的人,但“一听到这致命的消息,他就全身极度抽搐,腹部痉挛,直至太阳落下一命呜呼也没有停止。”[19]“一位毛利族女人吃完了一些水果后,有人才告诉她这些水果是从一个被禁的地方弄来的。她惊叫道,神圣性受到亵渎的首领的灵魂会杀掉她的。这事发生在下午,第二天中午12时左右,她死了。”[20]“一位毛利人首领的火绒盒曾经一度杀死过好几个人。因为,他将火绒盒遗失后,一些人捡起来用它做过烟斗,当他们知道火绒盒的主人时便都吓死了。”[21]
不必惊讶将首领、祭司之类危险人物与他们社会中的其他人隔离开来的要求,这是为了在他们周围建立起使他们不可接近的障碍。我们可能已开始明白,这些本来为遵行塔布限制而设的障碍,今天以宫廷仪礼的形式仍旧存在着。
但可能统治者身上的塔布的最主要的部分,并不是源于对他们加以防范的需要。对特权人物的特殊对待的第二个原因是需要保护他们免受危险的侵犯。它在形成塔布的及后来的宫廷礼节中都发挥着明显作用。
保护君王不受任何可能形式的危险的需要产生于无论是福是祸,他都具有的对于其臣民而言的极端重要性。严格地讲,正是他控制着生存的整个过程。“人们必须感激他赐予雨水和阳光,感谢他使地上的水果得以成熟,感谢他让船舶能顺风归航,甚至感谢他赐予人们脚下坚实的大地。”(弗雷泽,1911b,7)
这些蒙昧民族中的统治者们拥有某种程度的赐予幸福的权能,这种权能只能归之于神。在后来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只有最奴颜婢膝的佞臣才会假装鼓吹他们君王也拥有这些权能。
我们肯定会因此认为像这样拥有无限权力的人却需要如此小心地保护起来以避免危险是自相矛盾的。但这还不是蒙昧人对待王室成员的方式中表现出来的惟一矛盾。因为这些民族还认为,有必要为了使之正确地行使权力而对他们的君王保持监督。他们感到无论如何不可相信君王的好意或者良心。所以君王周围的塔布禁忌的原因之中也可寻到不信任因素的作用。弗雷泽写道(1911b,7页以下):“早期专制主义王国人民只为专制君主而存在的理念,完全不适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君主制度。相反,他们的君主只是为了他的臣民而存在,只有当他履行了他的位置赋予他的职责、为了他的臣民的幸福而支配自然过程之时,他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一旦他做不到这些,人们对他的保护、拥戴和崇敬便都会因成为浪费而停止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仇恨和鄙视。他很不体面地被赶下台,能保住性命对他而言已属万幸。曾被当作神加以崇拜的他,接下来却要像罪犯一样被杀掉。不过人们的这种行为并没有任何变化无常、随心所欲的意思。正相反,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他们的君主是他们的神,他便是或应该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如果他不想保护他们,他就必须为其他愿意提供保护的人让出位置来。而只要君王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他们就会为他提供无限的关照,并同时迫使他自己关照好自己。这类君王生活在仪式性礼节的樊篱之中,如网的限制和规定并非为了有助于他的尊严,更不是为了他的安逸,而是要限制他破坏自然的和谐的行动,这会使他自己,他的人民及整个宇宙都陷入一个共同的巨大灾难之中。这些规定束缚他所有的举动,解除他的自由,且经常危及其生命,远不是为增加他的安逸而设的,他的生命虽是人们保护的对象,但对他而言,却意味着重负和悲痛。”
几百年前的日本天皇的生活模式,可作为神圣的统治者被塔布礼仪禁锢以致瘫痪的最突出的事例。两百多年前的一份报告讲到,日本天皇“认为两足触地对他们的尊严与神圣性都是十分有害的,由于这个原因,无论他想到哪儿去,都必须由人用肩膀扛着他去。他们更不能容忍他把自己神圣的身体暴露到空气之中,太阳也被认为不配照到他的头上,天皇身体的所有部分都被赋予如此的神圣性,以至于他不能剪发、剃须、修指甲。但为使他不至于太脏,人们可以在夜晚他睡着之后帮他擦洗。因为,他们说,这时候从他身上取下的任何东西都是从他那儿偷来的,这种偷窃对他的神圣性或尊严不会造成伤害。古时候,天皇每天早上都必须在宝座上坐上几个小时,头戴王冠,像雕像一样坐着。他的手和脚,头和眼,事实上他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能稍有动作,因为,人们认为这样天皇就可以保护他的部族的和平与安宁。假如很不幸地,他侧向一边或他向他的领土的某一部分凝视良久,人们就会担心战争、饥荒、火灾或什么别的巨大不幸马上就会降临,使国土荒芜。”[22]
原始民族君王身上的某些塔布提醒我们很清楚地想到加在杀人者身上的限制。在西非,“下几内(Lower Guinea)帕敦角(Cape Padron)附近的鲨鱼角(Shark Point),祭司王库库鲁(Kukulu)独自生活在一片森林里。他不能接触女人也不能离开他的房子,事实上他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椅子,他必须在椅子中坐着睡觉,因为他一旦躺下去,就不会再有风,而航行便要停止。他控制着风暴,并且从总体上保持大气的安全与平和。”同一位作者还提到同一地方的洛昂格人,君王的权力越大,他要遵守的塔布便越多。[23]王位的继承者也要从婴儿时就遵守这些塔布,塔布的数量随着他的成长而增加,等到他登上王位的时候,他事实上也被它们给窒息死了。
由于篇幅的限制,同时我们也没有兴趣进一步地描述与君王和祭司们的尊严相联的塔布,我只想补充说明,塔布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对自由运动和饮食的限制,不过,在文化发展属于更高水平的文明社会中关于塔布礼仪的两个例子可以表明,与这些特权人物的接触对古代的习俗产生了多么大的保护作用。
古罗马朱庇特最高祭司迪亚里斯(the Flamen Dialis)须遵守极大数量的塔布。他“不能骑马甚至不能碰到马匹,不能看到武装好的军队,不能戴没有缺口的戒指,不能在他衣服上的任何部分打上哪怕一个结。……他不能碰到面粉或发酵的面包,他不能触摸甚至不能叫出山羊、狗、生肉、大豆与常春藤的名字。……他的头发只能由一位自由的公民用铜刀修剪,剪下的头发和指甲必须埋在一棵幸运的树下。……他不能触到尸体。……他不能不戴帽子站到户外。”等等。“他的妻子,即祭司后(the Flaminica),除她自己特别的规定之外,还不得不遵守与他几乎相同的规定。她不能在那种所谓希腊阶梯(staircase called Greek)上上行三级以上。在特定的节日她不能梳头,她鞋子上的皮革不能取自自然死亡的动物,而只能是被猎杀或用做祭品的动物的皮。如果她听到了响雷,她便被塔布附上了,直到她献上她的赎罪祭。”(弗雷泽,1911b,13页以下)
爱尔兰的古代君王需遵从许多极为奇特的约束。如果他遵守这些约束,所有的祝福便会降临到他的国家,但如果他违反了这些约束,所有的各种灾祸便都会来临。《权力之书》(Book of Rights)保存了这些塔布完整的清单,该书最古老的两个手抄本时间约在1390年到1418年之间。其禁忌涉及事情的最细节部分,谈到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行为。例如,王者不能在一周特定的某一天待在某座城堡中,他不能在一天的特定时间跨过某条河流,不能在某块平地扎营9天,等等。(弗雷泽,1911b,11页以下)
许多蒙昧民族中这些加在祭司王身上的塔布禁忌之严格性造成的后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尤其值得注意。王位的尊严不再是件让人羡慕的东西,被推举为王位继承人的人想尽任何办法来逃避这件事情。柬埔寨有火水之王的地方,经常需要强迫王位继承人接受这种荣耀。尼乌埃(Niue)或野人岛,南太平洋上的一个珊瑚岛,君王制度事实上已经终止,因为没人能被指定承担这个责任重大且危险的职务。“西非的一些地区,君王死后要举行一个秘密的家庭会议来决定谁来做他的继承人。谁若被选中,便会立刻被抓将起来,捆住扔进物神间(fetish house),在那里,他要被监禁到他同意接受王冠。有时继承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种他认为是强加于他的荣誉,据闻有位强悍的首领时时保持武装,坚决以武力抵制任何要将他放上王位的企图。”[24]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土著人拒绝接受王位的荣耀如此强烈,以至于多数部落被迫选立外人为他们的君王。
弗雷泽(1911b,17~25)将历史进程中原初的祭司王最终以精神和世俗两种权力的分离而告终的事实归之于这样的情境。由于被神圣的职位带来的重负压得不能对他们的统治范围内的事实发挥影响,国王的权力便落到了他下面的其他人手中,这些人本就不想要王位的荣誉,他们实际上掌握一切权力。然后,这些人成为世俗的统治者,而精神上的至高地位则留给那些被剥夺了任何事实重要性的塔布君王,此种假说在日本古代社会中能找到多大程度上的确证,人们都是比较清楚地知道的。(https://www.daowen.com)
若我们对原始人与他们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大致的概括,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从对此种关系的描述进至对它们有一个心理分析意义上的理解并没有多大的困难。这种关系很是复杂,有些矛盾是无法避免的。统治者们被赋予很大的特权,同时与之相应的其他人要受到许多塔布禁忌。他们是特权人物,他们可以做或可以享用那些塔布禁止其他人做的事情。但与这种自由度相反,我们发现他们被一些其他的普通人不必遵从的塔布约束着。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反差,几乎就是矛盾,同一个人同时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受到更大的限制。而且,他们被认为拥有超常的魔力,因此人们害怕与他们的身体及财产接触,而另一方面人们却期望从同一种接触中得到最有益的结果。此处似乎有另外一个尤其显著的矛盾,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它只是明显一些罢了。由君王自己主动实施的接触可以治病并可提供保护,危险的只是普通人去接触君王和他的所有物——可能是他们的接触可能显示出一种侵犯性的冲动。然而另一个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矛盾,可从此一事实中发现,即统治者既然被认为可对各种的世俗力量施加权威,他却又不得不被极其仔细地保护起来以防危险的威胁。似乎他那可以如此无所不能的力量无法对此有什么作用。统治者无法被人们相信可以正确地运用他无限的权力造福臣属、保护自己,事实上也使情况更为复杂。因此人们不信任君王,感到对他进行监督理所当然。那些君王终其一生都要遵行的塔布礼仪同时服务于两种保护性目的,保护他自己免受危险与保护臣民免受由他产生的危险。
看来用下述方式解释原始人对他们的统治者的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迷信或其他原因,各种不同的冲动在与君王的关系中找到了体现方式,每一个这种冲动在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情况下走向极端。这导致矛盾的产生。附带说一下,无论是蒙昧人还是高度文明人的心智都未曾在涉及宗教或“忠诚”问题时受到什么干扰。
到此为止,一切都算顺利。但心理分析技术使我们可以进入到此一问题的更深层次,进入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冲动更为细节的层次上去。若我们将记录下来的事实加以分析,似乎它们便是神经症所表现出的症状的一部分。我们的入手点肯定便是过分的担心与焦虑。它们是塔布礼仪的原因所在。神经症中这种过分的焦虑之发生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的比较便主要针对强迫性神经症展开。我们已对它的缘起有了十分清楚的认识。无论在何处,它都表现出处于支配地位的爱感之外相反的情绪,一种潜意识的敌意冲动,一种很典型地表现态度上的情感矛盾的状态。敌意确实被过分强化的爱感的呼声压倒了,这种爱感因为可能无法有力量承担起将相反的潜意识情感冲动置于压抑状态而表现出焦虑,且因此而具备了强迫性。每一个心理分析学家都可从他的经验中知道在何种确定意义上这种关于焦虑性过爱(solicitous over-affection)的解释能够适用于即使是最不相似的情境之下,如母子依恋或恩爱夫妻之间。如果我们现在以此来解释特权人物的事例,我们便会认识到,在对他们感到尊敬,事实上是崇拜的同时,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对立的敌视倾向的冲动,事实上,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面对着一种情感的矛盾状态。肯定无疑,不信任感是君王塔布的原因之一。因此便是另一种更为直接的潜意识中敌意的表达形式。事实上,由于这种冲突产生的各种结果可以在不同的民族之中发现,我们并不缺乏更为清楚地表明这种敌意之存在的例证。弗雷泽告诉我们,[25]“塞拉利昂蒙昧的提姆人(Timmes)选出他们的君王,同时保留在加冕典礼前夕鞭打君王的权力。他们热衷于这种出于善意的合法特权,以至于有时不幸的君王登基不久便会死去。因此,如果有权势的首领们对某人怀恨于心并想除掉他的话,便选他做王。”不过即使在像这样使人吃惊的事例中,敌意仍不被人们承认,而是带着仪式的面具表现出来。
原始民族对他们的统治者的态度之另一方面,使人想起神经症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心理过程,这种心理过程在我们所谓的迫害妄想(delusion of persecution)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某个特定角色的重要性被无限度地夸大,他绝对的权力也被扩大至极不可能的程度,这样,患者便可更容易地使他对一切病人遭遇的不幸承担责任。蒙昧人确实用与此完全一致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君王,他们将控制雨和阳光、风与天气的权力归之与他们的君王,便可在自然无法让他们获得收获丰厚的捕猎与农事之时,废掉或杀掉他们的君王,妄想狂患者的迫害妄想原型基于父子关系。儿子心中的父亲往往被蒙上一层此类极大权力的光环。可以发现,对父亲的不信任与对父亲的崇敬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一个妄想狂患者将与之有关系的人的形象视为“迫害者”时,他是在将他提升到父亲的位置上,他把他放到了一个可以为自己的所有不幸对之加以谴责的位置上。蒙昧人与神经症患者之间的第二个类似之处使我们可以约略窥到蒙昧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源于儿童对父亲的幼稚态度此一真实。
但对我们将塔布禁忌与神经症症状同样对待的努力最有力的支持是在塔布礼仪自身之中发现的。我们已讨论了它们对王室地位的影响。只要我们愿意承认,从一开始这些塔布礼仪所要发挥的作用与其结果一样,它们便肯定会显示出其双重意义及其本源于情感矛盾冲动的真相。塔布不仅把君王挑选出来并使之高高在上于普通人,它也使君王的生存充满痛苦,成为无法承受的负担,使他与他的臣民相比,处在一种恶劣得多的困境之中。这里,我们乃可发现它与神经症中的强迫性行为完全对应。其中被压迫的冲动和压迫它的冲动一般同时得到满足。强迫性行为只是表面上是一种对被禁行为的防范,但从我们的观点出发,事实上它是对被禁行为的重复。“表面上”指心理的意识部分,“事实上”指潜意识部分。君王的礼仪性塔布正是以同样的方式,“表面上”是作为他们最高的荣誉和保护,“事实上”则是对他凌驾于他人的一种惩罚,是其臣民对他采取的一种报复。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潘萨在那个小岛上做总督的经验会使他相信,这种对宫廷仪礼的解释是惟一合乎实情的。如果我们想听听现代国王与统治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和桑丘的观点一样。
为何对统治者的情感态度包含着如此一种潜意识的敌视因素,引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不过这超出了目前探讨的范围。我已经提到过儿童对其父亲在情感上存在着一种父亲情结的事实,与此有一定的关系。或许我可以补充一点,对王朝早期史更多的了解会使我们对此有个深切的认识。弗雷泽(1911a)曾提出过给人很深印象的理由,猜测早期的君王都是些外族人,他们在一段短暂的统治之后,便作为神意的体现而在庄严的仪式中走上祭坛。不过,弗雷泽自己承认,这些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可能君王的演变过程对基督教的神话也会产生某种影响。
(c)死人身上的塔布
我们知道,死人是强有力的统治者。若知道他们被当敌人对待,也许我们仍要大吃一惊。
如果我仍可以用传染做比喻,死人身上的塔布在多数原始民族中尤其极具毒性。很明显,它首先体现在与死者接触造成的后果及对守哀者的对待方式之中。
在毛利人中无论谁碰过尸首或参加过其葬礼,都是极为不洁的,其同胞们几乎与他断绝一切来往,或者我们可以说,他被人们联合抵制了。他不能进入任何房间,不可接触任何人或物以免传染他们。他甚至不能用手触摸食物,因为食物也会由于不洁而无用。“吃的东西会放在地上,然后他坐下或跪下,小心地把手背到背后,尽量用嘴咬着吃。有些情况下也会有别人来喂他进食,喂他吃饭的人伸长了胳膊设法既喂他进食又不碰到塔布附身的人。喂食者自己要遵从的严格禁忌之繁重程度也不比被喂者少多少。几乎每一个人口众多的村子里都有一个处在最低层的贱民,靠侍奉这些不洁者得到些许施舍。”只有他可以“与曾给死人送葬的人近距离来往,守哀者这段无趣的隔离期结束之后,他在其间用过的所有盘子要全部摔碎,他穿过的所有衣物也要小心地扔掉。”(弗雷泽,1911b,138页以下)
整个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非洲的部分地区,与死人产生肉体接触之后的禁忌也完全相同。其中最常见的特征是禁止与死人有过接触的人自己碰食物,及因此由他人来喂他们进食的必要性。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波利尼西亚——尽管报道也许仅指夏威夷——的祭司王在行使其神职时也要遵从相同的约束。[26]汤加(Tonga)死人塔布的例子尤其清楚地表明,塔布禁忌的程度是怎样因被施以塔布的人的塔布力量之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碰过首领尸体的人有十个月不洁,但要是他也是位首领,他就只有三个、四个或五个月的时间成为塔布,具体视死者的地位而论。若死者是某位“至圣首领”(great divine chief),即使是最高级的首领也要因其与尸体接触而成为塔布十个月。这些蒙昧人坚决地相信,任何冒犯塔布律令的人肯定会得病而死,事实上他们如此坚信以至于一位观察者认为“没有一个土著曾试图对此表示异议。”[27]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更为有趣的是,同样的禁忌基本上也适用于那些仅在隐喻意义上与死者有接触的人,如为死者哀悼的亲属、鳏夫或寡妇。我们至今提到的那些禁忌看来只是提供了一个关于塔布的剧毒性和传染能力的特征性体现。但现在要看到的例子则可使我们大概看到一点塔布的原因,包括表面的原因和我们肯定认为的深层的真正原因。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的舒斯瓦蒲人(Shuswap)中,奠中的寡妇、鳏夫被隔离起来,并禁止触摸他们自己的头和身体,他们用的杯子和炊具任何人不可使用……任何猎人不能走近他们,因为看到他们意味着不幸。如果他们的影子落到谁身上,谁就会因此马上病倒。他们用荆棘做床和枕头……而且床周围也要放上荆棘。”[28]后一种办法是为了使死者的鬼魂不能接近。关于北美另一支部落的此种习俗的报道更能清楚地表明同样的目的。丈夫死后,“寡妇女子多日内须穿着一件用干草束做成的腰围。以防她丈夫的鬼魂与她交接。”[29]这表明所谓“隐喻意义上”的接触终究还是被理解为肉体接触,因为死者的鬼魂并没有离开他的亲属,没有停止丧葬期间在他们周围的“游荡”。
“亚古踏诺人(Agutainos)居于帕拉望岛(Palawan),属菲律宾群岛。他们中丧夫的寡妇七八天内不能离开她的小屋,即使在以后她也只能在不会碰到任何人的时候外出,因为无论谁见到她都会立刻死去。为避免此种致命的灾难,她须边走边用木棍敲打沿途树木,以此警告人们避免由他们接近带来的危险。被她敲过的树木很快也会枯死。”[30]这种恐惧寡妇所带来的危险的本质可从另一个例子看得更明白些。“英属新几内亚的麦克奥(Mekeo)地区,鳏夫失去一切公民权利,成为社会中的无家可归者,成为所有人恐惧和恨恶与回避的对象。他不能开垦花园,不能在公共场合露面,不能在大路小路上行走。他必须像野兽一样偷偷摸摸地在草丛和灌木中行走。如果他看到或听到有人走近,尤其是女人,他必须藏到树后或灌木丛中。”[31]这最后的线索使我们很容易寻找到鳏夫或寡妇的危险性所在——诱惑。失去妻子的男人必须抵制其寻找替代的欲望,寡妇也必须抵御相同的欲望,由于没了主人和管她的人,她更容易引起别的男人的欲望。此种替代性满足与丧亲的悲痛相对立,更不可避免地会激起鬼魂的愤怒。[32]
最令人迷惑不解,但同时也最有启发性的与丧葬相关的习俗之一,是禁止说出死人的名字。这种风俗分布极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了重要的后果。不仅澳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也是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保存最完好的塔布禁忌——中间可以发现这种习俗,在那些“彼此相距十分遥远的民族,如西伯利亚(Siberia)的萨莫耶德人(Samoyeds)与印度南部的托达人(Todas),草达草目地区的蒙古人与萨哈拉地区的图亚里格人,日本的阿夷努人(Ainos)与中部非洲的阿喀姆巴人(Akamba)及南底人(Nandi),菲律宾的庭贵阿那人(Tinguianes)与尼科巴(the Nicobar Ialand)、婆罗洲(Borneo)、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和塔斯玛尼亚(Tasmania)等地的居民。”(弗雷泽,1911b,353)其中有一些地区禁忌及其后果仅限于丧葬期间,有些地区则是永久性的。不过,看起来其严格性都一样地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作为一项规定,避免提到死人的名字的禁忌执行得极为严厉。所以,南美的一些部落认为,当着死者亲属提起死者的姓名是对他们的最严重的侮辱,对此的惩罚不亚于谋杀(同上,352)。初看起来不容易明白为什么提到死人的名字会被认为如此可怕,但正是其中包含的危险引致人们的各种规避办法,这些规避方法无论如何却都是十分有意义且重要的。东非的马赛人(Masai)找到的方法是在死后立刻给死者换一个新的名字,这样死者便可以以其新名字被人们自由提及,虽然所有的禁忌仍附于他的旧名字之上。这里看起来似乎有个预设,即死者的鬼魂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他的新名字(同上,354)。南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Adelaide)与攸然湾(Encounter Bay)部落的人们一直十分小心地在有人死去之后,所有与之名字相同或十分相近的,都换用别的名字(同上,355)。至于美洲西北维多利亚(Victoria)地区的某些部落,这种做法要更进一步,死者的所有亲属都要在他死后更换姓名,无论有无发音上的相似之处(同上,357)。事实上,巴拉圭的瓜伊库鲁人(Guaycurus)的首领在有人死后,常常把部落所有成员的名字都换掉,并且“从此时此刻起,每一个人都要牢记自己的新名字,似乎有生以来都用的是这个名字。”[33]
而且,若死者的名字碰巧与某种动物或日常物品的名字相同,一些部落认为有必要给这些动物或物品另取名称,以免在称呼这些名字时让人回忆起死者。这种习俗导致语词的持续变化,尤其当这种变化具有永久性时,给传教士们带来很大麻烦。传教士多布里兹霍弗尔(Dobrizhoffer)在巴拉圭阿比波内人之中的7年时间内,“当地美洲虎(jaguar)一词换了3次,用来指鳄鱼、荆棘、屠宰牲畜的词尽管变化少些,也都换过。”[34]事实上对提及死者名字的恐惧还扩展为避免提到有关死者的一切事物。这个封锁过程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是这些民族没有任何传统和历史记忆可言,对他们的早期历史的任何探究都因此面临极大的困难(同上,362页以下),然而一定数量的此类原始部落采取一些补偿性的做法,即在很长的丧期之后重新用死者的名字给孩子取名,他们因而被认为是死者托生的(同上,364页以下)。
如果我们心中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蒙昧人是把名字视为一个人人格的根本部分和他的重要拥有物的,名字上的塔布便会显得不那么让人困惑了。他们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以对待具体事物的方式来对待名字。我在别的地方(1905c,4)指出过,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从来不愿接受词语之间的相似性本没有什么意义的说法,他们一直认定如果两样东西的名字发音相似,便肯定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意义上的一致性。即使是已文明化的成年人也可能会从他行为中某些独特的东西猜测到他也差不多是从属于某种特定名称的重要性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他自己的名字也在很值得重视的程度上与他的人格联结在一起。精神分析学的实践也不断地确证了这种现象的存在,有证据表明,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中,名字具有相当的重要性。[35]
确如所述,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与蒙昧人在对待名字方面的行为丝扣相合。和其他的神经症一样,他们在对待说出或听见某些特定的词语或名字的事上,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情结式敏感”(complexive sensitiveness)。[36]他们对自己名字的态度也给他们自己设置了许多且常常很严肃的禁忌。我的熟人中有一个此类塔布症患者,她自己订了一项规矩,不能写出她的名字,因为她害怕写出来的名字可能会落入什么人手中,这个人因此便拥有了她人格的一部分,她不得不以一种痉挛式的忠诚与她的想象产生的诱惑作斗争,禁止她自己“放弃她人格的任何部分”。这些部分起初只是包括她的名字,后来扩展到她写下的东西,到最后,她什么都不写了。
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蒙昧人把死者看做是他人格的一部分,并附之以相关的塔布,一样地,说出死者的名字很清楚是与死者进行接触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在此转向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为什么此类接触被置于如此严格的塔布之下?
最浅显的解释会指向对死者尸体及其迅速可见的变化的恐惧。哀悼死者的活动亦肯定与此有某种关系,它肯定是一切与死者相关的东西的基本作用力量。但对尸体的恐惧很明显无法解释塔布式禁忌的所有细节,哀悼活动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说出死者的名字就是对他的亲属的侮辱。相反,哀悼活动正是为时时挂念死者,使其在活人的记忆中取得一席之地并保留尽可能长的时间。哀悼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因素促成了塔布习俗的独特性,看来它们有着十分不同的目的。正是名字之上的塔布为我们不解的这种未知的动因提供了线索,如果习俗本身还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当从哀悼中的蒙昧人自己的说法中了解。
因为他们毫不掩饰他们害怕死者鬼魂的出现或返回的事实,他们因此举行大量的仪式以使之远离他们或把鬼魂赶走。[37]他们感到提起死者的名字就等于是在召唤他回来,他很快就会回来。[38]他们所以才尽量避免这种召唤。他们把自己隐蔽起来,这样鬼魂就认不出他们,[39]或者给死者更名或者给他们自己更名,由于叫出鬼魂的名字刺激他伤害活着的人,他们对粗心大意的外来者会怒不可遏。无法避免的结论,用冯特的话说(1906,49),是他们已成为对“已变成恶魔的死者之灵”的恐惧的受害者。这里,我们看来还可以发现一个对冯特观点的支持,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塔布的本质可以看做是对恶魔的恐惧。
这种理论建立在一个十分特别以至于初看起来几乎不可置信的假设之上,此一假设即至爱的亲人在其死去之时便变为一个恶魔,从他那里,活着的人们能够得到的只有敌视。为了对付其恶毒的欲望,人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无论如何,几乎所有的权威都一致将这种观点运用到原始民族头上。虽然我认为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在他的《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展》一书中对塔布的重视远远不够,几乎没有。他却还是在其“对死人的态度”一章中写道:“一般而言,我收集到的事例使我认为,死人一般地是被当作敌人而非朋友。杰文斯教授(Jevons)和格兰特·艾伦(Mr.Grant Allen)先生的断言,早期信仰中死者的恶意最多地仅直接针对陌生人,对他的后代和国家民族的伙伴们却给以父亲般的照顾,肯定是错了。”[40]
鲁道夫·克莱保罗(Rudolf Kleinpaul)在其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中,运用文明民族中古代关于灵魂的信仰的残留,来解释活人与死者之间的关系。他也在最后下结论说,充满嗜血欲望的死人,想要把活人拉到他们的行列之中。死人会杀人,我们今天用死人骨架象征死亡便以他们自身是杀人者为基础。只有二者之间隔着水,活人才会觉得安全,死人才不会攻击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把死人埋到岛上或河对岸的原因,接下来才有“此岸彼岸”之类说法的出现。后来,死者的恶意减弱,并仅限于那些有特别的权力忿恨的特殊类别的死者,例如被杀的人,他们会化为恶鬼追索杀害他们的人;或者欲望未得满足就死去的新娘等。不过克莱保罗说道,最初所有的死者都是吸血鬼,他们都恨恶活人并伺机伤害他们,夺去他们的生命。恶鬼的概念最初正是来自尸体。
至爱之人死后化作恶魔的假说很显然引起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使原始人对他们死去的亲人产生这种情感的变化?为什么他们将死去的亲人视为恶魔?依韦斯特马克(1906-1908,2,534页以下)的看法。这些问题很容易回答。“死亡一般被看做所有不幸之中最严重的一种,死者可能对其命运尤其不满,对照人只能因被杀——要么是暴力要么是恶魔——而死去的原始观点,这种死亡自然会使死者的灵魂一意复仇且躁动不已。对活人的嫉妒和对与旧友重聚的渴望,使死者传播疾病以让他们死掉,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无形的灵魂整体上是一种恶的存在的观念……无疑也和对死亡的恐惧本能紧密相关,它是怕死的必然结果。”
这对精神性神经症紊乱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加广泛的综合性解释,同时也包含了韦斯特马克的观点。
妻子失去丈夫或女儿失去母亲时,活着的人常常无法摆脱使人痛苦的疑虑[我称之为“强迫性的自我谴责”(obsessive self-reproaches)],是否她自己对亲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也许是由于她的粗心或失职才使亲人死去,她为此疑惑不已,她回忆不起曾经对死者有什么关怀,也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表明自己没有过失,从而使这种折磨停止下来。此种情况可看做是一种病态的哀悼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失。精神分析对此类病例的研究提示出这种紊乱的原因。我们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强迫性自我谴责被合理化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容易否认或摆脱它们的原因。哀悼者并不是真的要如其自我谴责的那样对死者的死亡负有责任,或者真的有失察之罪。不过他心中仍继续存在的某种东西,他的一种潜意识愿望,却不因死亡的发生而不满,若有足够的力量,它实际上还会促成死亡的发生,死亡发生之后,谴责只是对这种潜意识愿望的一种反应。几乎每一个对某特定个体有强烈情感依恋的病例之中,我们都发现,温柔的爱意之后隐蔽着潜意识的敌意。这是人类情感矛盾的经典式例证,即原型(prototype)。这种情感矛盾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无声的性情之中,正常情况下,并不会强烈到我们目前讨论的这种强迫性自我谴责的地步。不过,一旦在人的性情中积累得够多,它就会在人们其实很难料到的地方于主体——至爱之人的关系之中显明出来。必须假定,此种原发性情感矛盾特别的大量存在是强迫性神经症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在此关于塔布的讨论中,我常常拿它来作对比。
我们现在已发现了一个可以解释刚死的人的灵魂变为恶魔的观念与活人的塔布来保护自己避免恶魔的敌意必要性的动机。让我们假设原始人的情感生活也以精神分析学归之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同等程度的大量情感矛盾为特征,这样就容易理解蒙昧人怎样在痛苦的丧亲之后,不得不对他潜意识中类似于神经症强迫性的自我谴责流露出的那种敌意做出反应。不过不同的原始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来对付这种以潜意识中对死者的死亡感到满足的形式而被痛苦地感受到的敌意。针对这种敌意的防御采取了将之移至敌意的对象之上的方式,即对死者自身。这种在正常或病态的心理生活中都很常见的防御过程,即所谓“投射”(projection)。活人因此否认自己曾对所爱的死者心怀敌意,反而是死者的亡魂有这种敌意,且在整个丧期内都在伺机实行之。尽管活着的人通过投射后,进行了成功的防御,他的情感反应却还是显露出惩罚和懊悔的特征。因为对他自己的恐惧已使他成为否定和限制的对象。虽然这一切已经被部分地改变为对充满敌意的恶魔的保护措施。我们由此再次看到,塔布是在一种情感的矛盾态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死人身上的塔布与其他塔布一样,是由对已发生的死亡有意识的悲痛和潜意识中的满足之间的对立产生出来的。由于对亡灵忿恨的根源在此,活着的人中与亡灵生前最接近的人自然就因此最害怕它。
塔布禁忌和神经症症状一样,在此处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从它们限制性的特征上讲,它们是哀悼的表现方式,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清楚地泄露出它的企图掩饰的被伪装的或自我防御的对死者的敌意。我们已经知道,某些塔布起自对诱惑的恐惧。无助的死人作为一种事实必然会成为活人放松对自己强烈敌意控制的鼓励因素,这种诱惑必须由某种禁忌加以控制。
韦斯特马克坚称蒙昧人对暴力致死与自然死亡不加区分的看法是正确的。从潜意识思维的观点看来,一个自然死亡的人也是被谋杀的:邪恶的愿望杀死了他。[41]无论是谁只要研究过有关亲人(父母或兄弟姐妹)死亡的梦的缘起与重要性,便能够让自己确信,做梦者、儿童及蒙昧人在对待死者的态度上是一致的,这种态度以情感矛盾为基础。[42]
本文的开头部分已经对冯特所说的塔布的本质是对恶魔的恐惧的观点表达了异议。然而现在我们却赞同于一种死者身上的塔布来自对化为恶魔的死者灵魂的解释。表面的矛盾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确实我们接受了恶魔起作用之说,但恶魔不是什么终极性的、精神分析不能再做分析的东西。我们成功地走入了魔鬼背后,与事实相一致,我们将魔鬼解释为潜藏于活人心中对死者敌意的投射。
如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的那样,对死者温情与敌意这两种情感都在居丧期间存在并寻求以哀悼和满足的方式产生作用。这两种对立的情感之间必定会发生冲突,而且由于其中之敌意情感全部或更多地属潜意识情感,冲突的后果确实无法使程度较弱的情感从较强的情感中得到剔除,而把余下的情感置于意识之中,如同事实中发生的一个人原谅他所爱的人对他的轻微伤害一样。如我所说,这一过程是由精神分析学中所谓“投射”的另一种特殊心理机制调节的。敌意这种活着的人一无所知而且宁愿一无所知的情感从内部知觉投射到外部世界,继而与他们脱离并被推到别人头上。他们不再因死者的离去而高兴,相反,他们为死者表示哀悼。但说来奇怪的是,死者变成了一个凶恶的恶魔,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的不幸且要杀死他们。因而活着的人有必要保护自己免受这罪恶的死人的残害。他们从内在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却只不过是把它变成了外在的压迫罢了。
无可争辩,这种死者化为凶恶敌人的投射过程可以从任何人们回忆起的死者生前确实的敌意行为上获得理由,他的凶残、权欲、不公或任何其他可能作为即使是最温柔的人类等属关系之背景的行为,皆被人们取作恨恶他的理由。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只有这种因素无法说明投射产生出魔鬼的现象。死者生前的过错无疑可为活人的敌意提供部分解释,但除非活人先就因他们自己的原因对他产生了敌意,这些过错并不能真的产生作用。况且尸骨未寒之时看起来极不合适于回想任何可能存在的即使是有足够多理由的抱怨。不可能回避的事实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无外乎潜意识中的敌意。这种对最亲密的亲人的敌意情感可能终人们一生都保持在隐蔽状态,也就是说,其存在不会直接或通过什么替代物逃入意识之中。但当亲人死去之时,这种潜藏不再可能,冲突尖锐化了。从温情的强化而起的哀痛一方面变得与潜藏的敌意更加无法共存,另一方面又不愿使它显明出来获得任何满足,正是为此,以投射和设立仪礼的方法压制敌意必然随之发生,仪礼给害怕魔鬼惩罚的恐惧感提供了表达方式。随着哀悼活动的结束,冲突变得不那么尖锐,死者身上的塔布便可以弱化其严厉性或隐而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