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

解释过极具启发意义的死者塔布之基础后,我们不可放弃作一个补充说明的机会,以推进我们对塔布的一般理解。

死者塔布中,潜意识敌意投射至魔鬼只是原始心理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例子。其中我们已讨论到,投射是为了对付情感冲突,导致神经症的心理状况,投射也以相同的方式产生作用。不过投射不必因防卫的目的而产生,没有冲突也会产生投射。内部知觉向外的投射是一种原始的机制,例如我们的感性知觉便遵从这种机制。而且在判断我们外部世界所具有的各种形式时,它一般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外在环境的本质还未曾真正确定的情况下,内在情感和思想过程的知觉可以以与感性知觉相同的方式向外投射。因此它们主要用来构建外部世界,尽管它们仍保持为内在世界的一部分。这或许与此种事实的产生有某种联系,即注意的机能起初并不直接指向内部世界而是指向以外部世界流入的某种刺激,注意机能接受的快感和痛感是其给予“内心过程”(endopsychic processes)的惟一状态。只有抽象语言思维得到发展,也就是说,语言表述的感性残余与内在的过程建立联系之时,后一事实自身方可能逐渐被认识到。在此种体系形成之前,由于内在知觉的外向投射,原始人形成一种对外在世界的印象,我们现在必须借着强化的“意识知觉”(conscious perception),将其翻译回心理学用语。

将自己的罪恶冲动投射到魔鬼身上只是形成原始民族之“宇宙观”(Weltanschauung)体系的一部分,本书下一篇论文会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宇宙观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性质。届时我们将再次参照神经症形成的相似体系来研究其心理学特性。现在我只想说所有这些体系的原型便是我们曾定义过的对梦的内容的“二次修正”(secondary revision)。[43]我们不可忽视,在这些体系形成之中或形成之后,由意识判定的每一心理事件都具有两组原因,一组属于体系本身,另一组虽确实存在却是潜意识的。[44]

冯特(1906,129)评说道:“在世界各地的神话归之于神怪的活动中,明显地充满危险,因此人们普遍相信恶灵明显比善意的精灵历史久远。”很可能所有的神怪概念都来自活人与死者的重要关系,此种关系之中继承的情感矛盾在人类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事实是它使同一种根源产生的两种完全相反的心理结构得以产生。一方面恐惧恶魔和鬼魂,另一方面崇拜祖先。[45]恶魔总是被看做近期死去的死者的精灵(spirit)的事实再好不过地表明了哀悼对神怪信仰产生的影响。哀悼有一种十分特别的心理任务要完成,它的功能是将活人的记忆和希望与死者隔开,当这个目的达到时,痛苦减轻且懊悔,自责和对魔鬼的恐惧也随之减少。开始被当作恶魔惧怕的同一精灵现在可以有意得到比较友好的对待,它们被尊为祖先,人们开始祈求它们的佑护。

若我们把活人与死者之间变化着的关系的全过程做一个梳理,奇特情感矛盾的逐步减少过程便凸显出来。现在十分容易地就可压制住潜意识中对死者的敌意——尽管其存在仍有迹可寻——而无须消耗任何特别的心理能量。在早期满足的仇恨与痛苦的温情互相争斗的地方,现在我们却发现了以敬虔的形式结成的一种疤痕,它宣称“对故去者只可言善”。只有神经症患者对亲人逝去的哀悼仍然受强迫性自我谴责的困扰,精神分析揭示出其秘密正是古老的情感矛盾。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及这种变化多大程度缘于体质的变化,多大程度上缘于家庭关系的真正进步等问题,不过这个例子表示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存在。原始人的心理冲动之典型特征是具有高度的情感矛盾,这种情感矛盾较现代文明人要多。可以猜测,随着这种情感矛盾的弱化,作为情感矛盾的症状及两种互相冲突的冲动之间的妥协结果,塔布也逐渐消失。神经症患者不得不复现此种冲突及其引致的塔布,继承了一种古老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返祖现象。正是为适应文明的要求而需要对此种古老方式的补偿,驱使他们无尽地消耗他们的心理能量。

这里我们或许会想到冯特关于塔布一词的双重含义所作的含混而使人困惑的陈述:“神圣”而“邪恶”。起初冯特认为塔布一词并不包含这两种意思,所指只是“那些魔鬼似的东西”、“那些不可触摸的东西”。因此他强调了这两个对立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共有特征。不过他又补充说这种共有特征的持久存在证明神圣和邪恶本来包含的是同一个领域直至后来才区分开来。

相反,我们的讨论却使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即“塔布”一词从最初就有双重意义,这种双重意义被用来替换一种特定的情感矛盾及其产物。“塔布”本身就充满矛盾情感。考虑到使人们感到仅仅该词最确定的词义本身,就可能意味着塔布禁忌应被作为一种情感矛盾的产物来加以理解,广泛的研究得到的结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最古时期的语言研究告诉我们说,曾经有过许多同类词语表达相反的意思:感觉即使与“塔布”一词不尽一致也总有那么一点情感矛盾色彩。[46]将这种意义对立的“原始词语”(primal word)的发生略作变动便可能使原本同一的两个对立的含义分别获得分离的语言表述。

“塔布”一词遇到了不同的命运。由于该词包含的情感矛盾之重要性越来越弱,该词本身或者不如说是与之类似的那些词遂不为人们所用。我希望后面的相反讨论能够揭示这个概念的命运背后清晰的历史事件的链条,即该词最初与某些特定的以高度的情感矛盾为特征的很具体的人类关系联系在一起,其运用乃由此扩展至其他类似的关系。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关于塔布的解释亦有助于认识良心(conscience)的起源与本质。不必延伸该术语的内涵,就可以说有一种塔布良心或塔布被冒犯之后的塔布罪恶感,塔布良心可能是人们见到的良心现象的最早形式。

什么是“良心”?若用语言的证据说明,良心和人们“最确定地意识到”的东西有关系。事实上,有些语言中“良心”与“觉悟”二词很难区分得开。[47]

良心是排斥我们内在的某种产生作用的愿望的内部知觉。不过需要强调一下这种排斥不需求助于任何他者,它是“自我确认的”(certain of itself),罪恶意识中,这一点表现得更清楚。罪恶意识即我们针对某种愿望的满足而做出的对某一行为之内部谴责的知觉。对这一点提出什么证明看来是多余的,因为无论如何只要有良心,便都必然会感到这样谴责的合理性,同时亦必会感到对自己已实施的行为的自我谴责。同样的特征也见于蒙昧人对塔布的态度之中。作为良心发出的命令,任何对塔布的冒犯都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罪恶感,其产生是必然的,其缘起却不明朗。[48]

如此看来,良心也可能从情感矛盾的基础生发出来,从与这种情感矛盾联结在一起的十分具体的人类关系中生发出来。其生发条件我们已表明是与塔布和强迫性神经症的情况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在其中包含的对立情感之中,有一种是潜意识的且一直被另一种情感冲动支配并压制着。这个结论可由许多我们从神经症的分析中获得的东西提供支持。

首先,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特征之中,我发现有一种过度谨慎的独特性,这是一种抵御他的潜意识中隐藏的诱惑而产生的症状。若他们的病情加重,他们产生出一种极为紧张的罪恶感。事实上,人们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我们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找不到罪恶感起源的痕迹的话,也就永远没有希望再寻绎到它了。这项任务可以直接从个体神经症患者的病例中获得解决,可以依靠参照原始人的情况取得相似答案。

其次,我们不能不惊讶于罪恶感很大程度上具有焦虑性质的事实,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将之描绘为“良心的恐惧”。但焦虑指向潜意识的根源。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某种冲动的愿望受到压抑,病人的里比多会转化为焦虑。这使我们想到有某种未知的与罪恶感有关的潜意识因素存在着。可以说就是拒斥行为的原因所在。罪恶感中焦虑的特征与这种未知因素相一致。[49]

由于塔布主要在禁忌中表现出来,潜藏的正面(positive)欲望冲动对我们来说是很明显的且不需要与神经症的类推为基础作进一步论证。因为,毕竟没有必要禁止无人欲做的东西,强烈禁止的事情必是所欲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一看起来可信的命题应用到原始人身上去,我们当可得到他们最强烈的欲望正是杀死君王与祭司、乱伦、虐待死人等等的结论。这看起来没有多少可能性。若我们将同样的命题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会受到极其尖锐的否认,因为我们从自己的行为中很清楚地听到良心的呼唤,我们无比绝对地确认我们相信我们不会遇到即使是最轻微的诱惑去冒犯这些禁忌,例如我们有“不可杀人”的律令,而且在冒犯这些禁忌的念头面前,我们只会感到恐惧。

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承认良心在此坚称一切的话,接下来的是,一方面包括塔布和我们的道德禁忌在内的这些禁令成为多余;另一方面,良心之存在依旧无法解释,良心塔布和神经症之间也不再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又要回到我们原有的在我们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之前的知识水平上。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将精神分析有关常人的梦的研究取得的结果考虑在内的话,结果将是我们自己比我们怀疑的更强烈更频繁地受到某种杀人的诱惑,尽管这种诱惑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可见的范围之外,它仍对心理产生着影响。继而,如若我们认识到某些神经症患者压抑式的禁忌乃是对抗强烈的杀人冲动的保证或对此冲动的自我惩处,我们便会因此而更应强调我们的命题之重要性,即有禁忌之处必有潜在的欲望。我们应该假定杀人的欲望确实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无论是塔布还是道德禁忌从心理学意义上讲都不是多余的。恰与之相反,对杀人冲动的矛盾态度之存在说明并确证了它们的必要性。

我反复强调的此种情感矛盾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正面的欲望冲动属潜意识层面的事实,打开了我们进一步追究和可能的进一步解释的大门。潜意识中的心理过程并非在每一个方面都与我们能够由意识觉察到的心理过程完全一样,它们具有后者被禁绝的一些特别的自由。一种潜意识冲动的根源并不必然就在它表现出来的地方,它可能表现在一些十分不同的方面,并作用到与其原初不相干的人或关系之上。它可能通过所谓的“置换”机制到达该处并引起我们的注意。而且,由于潜意识心理过程的不可消除性及其对修正的不可感受性,它可能从很早的时候便存在于其中,那时它是合宜的,只是到后来随着时间与环境的变化它的显现才无可避免地显得奇怪起来。这些仅是一些蛛丝马迹,不过如果我们能认真地阐释它们,它们在我们对文明发展的理解中的重要意义便会凸显出来。

在对此讨论做出结论之前,一个能够为我们后面的探讨作些铺垫的要点须提出讲一讲,以免忽视。在坚持塔布禁忌与道德禁忌之间的本质相似性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否认二者之间必定存在心理差异这一事实。为什么禁忌不再以塔布的形式出现,惟一可能的理由是影响潜藏于它们之下的情感矛盾的环境发生了某些变化。

在我们关于塔布问题的分析性考察之中,迄今为止,我们都沿着我们能够说明的它与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一致之处进行。不过,塔布终究不是神经症而是一种社会习俗。我们因而面临着解释神经症与塔布之类文化产物之间存在着哪些根本性差异的任务。

我将再次以一件简单的事实作为我的出发点。原始人害怕冒犯塔布会导致的惩罚,一般是重病或死亡。惩罚的危险降于肇事者身上。强迫性神经症的情况与之不同。若患者实施了某些被禁行为,他惧怕的惩罚落到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的头上。此人之身份一般不确定,不过通过分析通常不难发现他与患者的关系非常亲近。所以,此处看来神经症患者的行为是以他人为中心的而原始人的行为则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当冒犯塔布的肇事者没有自动遭报时,蒙昧人才会产生出一种他们都面临危险的集体感,他们自己这时才赶快去执行那被疏忽的惩罚。解释这种一致性的机制没有什么困难。主要是由于对某种有传染性的榜样的恐惧,对模仿之诱惑的恐惧。也即对塔布的传染性的恐惧。若一个人能成功地满足被压抑的欲望,社群中所有其他成员的同一种欲望便必然被点燃起来。为了继续压制诱惑,必须剥夺受人嫉妒的冒犯者从中得到的一切成果。在赎罪行为的掩饰下,惩罚会给那些执行惩罚的人以机会去违反同样的禁令,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事实上是人类刑罚体系的基础之一,确切无疑,这种刑罚体系建立在被禁冲动在犯罪团体与复仇团体中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假设之上。这里,精神分析不过是证实了那些虔敬者的习惯的一句口头禅罢了: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神经症患者心中那种出人意料的崇高品质呢?他们不是为自己而完全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而害怕。分析研究表明,这种态度并不是原初性的。开始,即刚患病之时,惩罚的恐惧和蒙昧人的情况相似,指向患者自身。他只为自己的生命而恐惧,只是后来这种死亡的恐惧才被置换到另一个他所爱的人身上。过程稍显复杂,不过我们能够把它完全理清。禁忌之根源中,无疑存在某种针对患者的所爱之人的敌意冲动,希望那人死去。这种冲动受禁忌压抑,禁忌则与某种具体行为相联,通过置换作用,这种行为可能就表现为一种针对患者所爱之人的致死性行为。实施此行为意味着将受到死亡的威胁。这个过程继续进行,原初愿所爱之人死去的欲望,便被怕他死去的恐惧替换。所以当神经症显出如此温柔的利他主义特征时,它不过是对隐藏的与之对立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进行补偿罢了。仅对他人表现出关怀而不将之视为性对象的情感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的”情感。隐藏进这些社会性因素的背景之中是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尽管此一特征后来又被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掩饰起来。

我不想只在这些社会性冲动的起源及其与其他基本人类本能之间的关系之类问题之上徘徊不前,我将以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神经症的第二个主要特征。从其相应的形式上看,塔布很近似于神经症患者对触摸的恐惧,类似于他的“触摸恐怖症”。在神经症的情况下,禁忌无疑与性方面的触摸有关系。精神分析表明,神经症中已被转移和置换的本能力量一般而言确实来自于性。塔布方面,被禁的触摸行为明显不能仅从性的意义上进行理解,而应从更广泛的攻击、占有、自持等意义上理解才对。如果存在一种针对首领和与之有关系的所有东西的禁忌,便意味着相同的冲动之中当有某种抑制因素。在不同的情况下,这种抑制因素会以监视首领甚至以加冕前对他进行肉体摧残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说神经症的特征在于性的因素压倒了社会本能因素。不过,社会本能自身亦来自某种特定种类的组合体之中的利己与性欲成分。

塔布与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这种简单对比足以使我们推测到不同形式的神经症与文化习俗之间关系的本质所在,明白对神经症的心理学研究如何对理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神经症一方面突出地显示出与重要的社会习俗、艺术、宗教和哲学之间深远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它们看来又似乎是它们的扭曲形式。可以说癔病是对艺术创作的可笑模仿,强迫性神经症是对宗教的可笑模仿,偏执狂幻觉是对哲学体系的可笑模仿,偏差根本上来自于神经症乃是非社会性构造的事实。它们想通过个人的方式来达到集体努力方可能实现的成果。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神经症中起作用的本能,我们会发现其中来自性的本能性力量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相应的文化形式则基于源自利己主义和性欲因素之组合的社会本能。性要求无法使人们以与自我保存需要的相同方式联合起来。性的满足本质上是每一个个体的私事。

神经症之非社会性本质的发端乃源于其最基本的目的,即逃离让人不满的现实,到达一个比较快乐的幻想世界。神经症患者如此想要逃离的真实世界,受人类社会及其集体产生的习俗的支配。脱离现实即同时脱离人群。[50]

[1]此一论题最早由弗洛伊德在《性欲三论》(Three Essays)第三章中详细讨论(标准版,7,225页以下)。

[2]该词条还包括一个相关主题的主要文献书目。

[3]这种情况下,“塔布”一词可因其用法非原本意义而不计入。

[4]参见本书第一篇与第四篇。

[5]弗雷泽(1911b,136),见泰勒(Taylor,1870,165)。

[6]原文为Hirschengasse和Hirsch。

[7]此类欲望与禁忌都和小孩子触摸其生殖器有关。

[8]来自儿童与禁忌施与者之间爱的关系。

[9]供用布洛伊尔(Bleuler,1910)的恰切术语。

[10]第二版(1920年)后,括号中的一句可能是无意之中删去了。

[11]见后文对图腾崇拜的研究,本书第四篇中不止一次地涉及此问题。

[12]弗雷泽(1911b,166),见格拉姆伯格(Gramberg,1872,216)。

[13]弗雷泽此处引文,见保利奇克(Paulitschke,1893-1896,2,50及136)。

[14]弗雷泽(1914,1,295),见洛夫(Low,1848,206)。

[15]弗雷泽(1911b,181),见多尔西(Dorsey,1884,126)。

[16]弗雷泽(1911b,169~174),这种仪式包括击打盾牌,大喊大叫,以乐器发出噪音等。

[17]弗雷泽(1911b,166),见穆勒(Müller,1857,2,252)。

[18]此类做法更多的例子可见弗雷泽(1911b,65~190)《禁忌下的杀人者》部分。

[19]弗雷泽(1911b,134~135),见一位帕克哈毛利人(1884,96页以下)。

[20]弗雷泽(同上),见布朗(Brown,1845,76)。

[21]弗雷泽(同上),见泰勒(Taylor,1870,164)。

[22]凯姆普费尔(Kaempfer,1727,1,150),见弗雷泽(1911b,3页以下)。

[23]弗雷泽(1911b,5及8),见巴斯廷(Bastian,1874-1875,287及355)。

[24]弗雷泽(1911b,17页以下),见巴斯廷(Bastian,1874-1875,1,354及2,9)。

[25]弗雷泽(1911b,18),见兹韦费尔和穆斯蒂尔(Zweifel and Moustier,1880,28)。

[26]弗雷泽(同上述引文),见埃利斯(Ellis 1832-1836,4,388)。

[27]弗雷泽(1911b,140),见马里纳(Mariner,1818,1,141)。

[28]弗雷泽(1911b,142),见博厄斯(Boas,1890,643页以下)。

[29]弗雷泽(1911b,143),见泰特(Teit,1900,332页以下)。

[30]弗雷泽(1911b,144),见布卢门特里特(Blumentritt,1981,182)。

[31]弗雷泽(1911b,144),见吉斯(Guis,1902,208页以下)。

[32]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我将她的“无法容忍”与塔布做比较的患者告诉我,无论何时,她只要在街上看到有人穿着丧服,她便会很愤怒,她认为这些人都应禁止外出。

[33]弗雷泽(1911b,357),见一位早期西班牙观察家洛扎诺(Lozano,1733,70)。

[34]弗雷泽(1911b,360),见多布里兹霍弗尔(Dobrizhoffer,1784,2,301)。

[35]是施帝克尔(Stekel,1911)和亚伯拉罕(Abraham,1911)的成果。

[36]Komplexempfindlichkeit——荣格所用的一个相关术语,指词语相关度实验。

[37]弗雷泽(1911b,353)提到撒哈拉的图阿里格人(Tuaregs)来作为蒙昧人自己为此得出解释的事例。

[38]可能要以死者身体的部分残存物仍然存在为条件(同上,372)。

[39]在尼科巴岛(同上,358)。(https://www.daowen.com)

[40]韦斯特马克(1906-1908,2,532页以下)。作者在其脚注和后面的正文部分中,给出了翔实并极为恰当的证据。如“毛利人认为最亲近的亲人也因死亡而改变了本性,变得恶毒甚至对他们以前所爱的人也是一样。(见泰勒,1870,18)……澳洲土著相信,人死后很长时间内都充满恶意,越是和他关系近的越是害怕他(见弗雷泽,1892,80)……据中部爱斯基摩人(Central Eskimo)的流行看法,死人起初是带恶意的幽灵并通过触摸杀人。不过据猜测后来幽灵得到安息便可不必再害怕了(见博厄斯,1888,591)。

[41]参见本书下一篇论文。

[42]参见《梦的解析》(1900a),标准版,4,208页以下。

[43]参见《梦的解析》(1900a),标准版,5,488页以下。

[44]原始人的投射创造与所有创造性的作家运用的拟人手法相近,因为后者以独立个体的形式将心中相反的互相对抗的本能冲动外化。

[45]在对那些患有(或者在儿童期曾患有)怕鬼症的神经症患者进行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常常能够毫无困难地显示出那些鬼魂都是以父母的形象出现的。参见与此相关的一篇由黑贝尔林(Haeberlin,1912)撰写的论文“性欲鬼魂”。这篇文章所关注的人不是作为主体的(已经死去)父母,而是那些对他具有色情意义的他人。

[46]参见我对埃布尔(Abel)《原始词语的对立意蕴》一文的评论(弗洛伊德,1910e)。

[47]如法语conscience一词便包括这两种意义,德语“良心”是gewissen,其中词根wissen(知道)与bewusst即conscious意义相同,与本段及下一段中所比较的gewiss(肯定,有把握地知道)亦同。

[48]与塔布有关的罪恶感一点也不会由于冒犯之无意发生而弱化(参见前文例子)。希腊神话中可发现一个有趣的类似事例,俄狄浦斯之罪并不由于他少知其过甚至与其本意相反而有所减轻。

[49]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对良心和焦虑的起源与本质的观点在其后来的作品中有很大修正。这些后期观点可见于《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1933a)中第三十一、三十二讲。

[50]本文中许多塔布与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相比之处可见于《鼠人》(1909d)病史的描述。塔布的主题在弗洛伊德《处女的禁忌》(1918a)一文中有进一步的探讨。人对死亡的态度问题,亦可参见《目前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梦的解析》(1900a)中第七章进一步明确了本文关于注意的讨论。性冲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直接对立在《群体心理学》(1912c)中有详细说明。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