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过我们对该问题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乃从另一个方面展开。设想人们只是由于纯思辨的好奇心的推动便创造出他们第一种宇宙体系的想法是错误的。实践层面上对他们周围世界的控制需要肯定发挥了某种作用。这样,当我们了解到与万物有灵论体系一起出现的还有一整套关于如何取得对人、兽、物或更应说是它们的灵魂的指示之时,并不会感到吃惊。这些指示以“巫术”和“魔法”的名称出现。[6]雷诺(Reinach,1905-1912,2,15)将之描绘为“万物有灵论的策略”(strategy of animism)。我则宁愿从休伯特(Hubert)和莫斯((Mauss)1904,142页以下)的说法将它看做万物有灵论之技术。
巫术与魔法的概念能否清楚区分开来?[7]如果我们愿意采取某种武断地忽略语言运用中的多变性的态度的话,或者是可以的。这样,巫术本质上可认为是以人们在相似处境下对待人一样的方式对待那些灵魂而对其施加影响的艺术,抚慰它们,向它们赔罪,向它们示好,威胁它们,夺去它们的力量,使它们遵从某人之意愿,这些同样的已经证明对活生生的人有作用的方法被运用着。魔法则与之不同,从根本上讲,魔法并不管灵体的存在,它使用与日常的心理学方法不同的独特方法。人们很容易猜测魔法是万物有灵论技术更早也更重要的分支,因为魔法的方法与其他方法比较,可以用来对付精灵,[8]同样,魔法可以被应用于我们认为的自然之灵化过程还没有开始的情况之下。
魔法服务于极为不同的目的——它要使自然现象服从于人的意志,它要个人免受其敌人和危险的伤害,它要给人以力量来伤害其敌人。魔法行为依据的基本前提,或者更确切些,魔法的基本原则,非常引人注目以至于权威们无一例外地都有所认识。如果可以把相伴的道德判断弃置一旁,泰勒(1891,1,116)对此问题的看法是,魔法说白了只是将思想联系错以为是真正的联系罢了。我将以两组魔法行为来说明这个特征。
分布最广的伤害敌人的魔法是用任何方便的材料做一个它的肖像。肖像是否与敌人相像关系并不大,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当作”他的肖像。这样,无论对其肖像如何处置,同样的结果都将降临到那个被诅咒的真人身上,肖像身上的任何部分只要被毁掉,后者身上的同一部分便也会出问题。同样的魔法技术不仅用来发泄私恨,也可能被用来服务于某种虔敬的目的或帮助神战胜恶魔。下文引自弗雷泽(1911a,1,67):“每天晚上,太阳神拉(Ra)从西方的晚霞中沉入它的居处之时,它都要受到头号恶神阿培比(Apepi)带领下的大群恶魔的攻击。它与它们彻夜战斗,有时候在白天,黑暗力量仍能将乌云送进埃及蔚蓝的天空中遮蔽日神的光芒,减弱它的威力。为了帮助太阳神在这每日的战斗中胜利,底比斯(Thebes)的日神庙每日都要举行一种仪式,日神的敌人阿培比被人们做成蜡像,或是一条面目狰狞的鳄鱼,或是一条盘曲的毒蛇,恶魔的名字用绿墨水写在其上。再用上面有绿墨水画着阿培比像的纸袋裹起来,再用黑毛系到蜡像上。人们向它吐唾沫,用石刀砍,摔到地上。祭司用左脚不断践踏蜡像,然后再用特定的植物或草的火焰将之焚毁。阿培比自己如此被有效地处理过后,它手下每一个主要恶魔的蜡像及它们的父亲、母亲和孩子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一番并焚烧掉。这种伴随着某种专门咒语的仪式不仅在每天的早上、中午和晚上重复,无论何时只要有风暴、大雨或遮住太阳光芒的乌云,此仪式也都要进行一番。黑暗之神、云神和雨神等恶魔都会感受到加在它的蜡像之上的伤害,就和加到它们自己身上一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们会逃去,而为善的太阳神再次发出胜利的光芒。”[9]
从大量具有相似基础的魔法行为之中,我只想再讲两种。它们曾在各个时代的原始人中间发挥了很大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持存于较高文明阶段的神话与崇拜之中,此即求雨和祈丰产的仪式。求雨魔法通过模仿雨或引致降雨的乌云雷电的方式进行,人们或可以说这是一种“雨的演示”。例如日本,“一群阿伊努人用筛子撒水,其他人拿着一只装着帆与桨的碗当作船,在村庄和园子里又是推又是拉。”[10]祈求土地肥沃的魔法则以相同的方式通过人的性交之戏剧性表达来达到目的。数不清的例子之一,“爪哇有些地方,稻谷将要扬花的季节,农民和他们的妻子便在晚上到地里去,并在那儿性交”,以为稻子做丰产的表率。”[11]不过受禁的乱伦性关系则会使人害怕,会使谷物绝收,土地贫瘠。[12]
某些否定性仪式,即防范性魔法,亦须纳入到这一组中。“当一个迪雅克村子里的人出去到丛林里打野猪时,待在家里的人在此期间不能用手摸油和水,因为他们若这样做,猎手就会都“手滑”(butter-fingered),猎物会从他的手中滑走。”[13]再有,“如果一位吉利亚克(Gilyak)猎手在森林中追猎,他在家中的孩子就会被禁止在木头或沙子上画画,因为他们害怕孩子这样做会使森林中的道路变得和他们的画那样复杂,猎人就可能迷路而再也回不来了。”[14]和许多其他魔法作用的例子一样,这些例子中,距离的因素被忽视了。换句话说,心灵感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理解魔法的这个特征不会有任何困难。
这里无疑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例子中发生作用的因素是什么,那便是所实施之行为与预期结果之间的相似性。因为这个原因,弗雷泽把此类魔法称做“模仿性的”或“拟情性的”(homoeopathic)。如果我希望天下雨,我只需做出像是下雨或使人想到下雨的动作即可。文明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上,在神庙前游行祈求其中的神明降雨的方法代替了这种降雨魔法。最后这种宗教性的技术也依例被放弃了,人们试图影响大气以得雨。
第二组魔法行为中,相似性原则不起作用,它的地位被另一种原则代替。下面的例子马上就会揭示出这个原则的本质。
还有另外一种可以伤害敌人的方法。获得一些敌人的头发、指甲或其他废弃物甚至他衣服上的一小块布,以某种敌意的方式对待它们即可。如此一来便和抓到敌人自己没什么两样,敌人将体会到施加在他的这些物品上的敌意对待。在原始人看来,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他的名字,因此,若谁知道一个人或一个精灵的名字,他就获得了对名字主人的某种控制力。这便是在关于塔布一文中正接触到的关于名字运用的奇特防范措施及禁忌的缘由。在这些例子里,类同性(affinity)明显地取代了相似性的地位。(https://www.daowen.com)
原始民族食人习惯较高层次的动机亦与此有相类似的起源。通过吃的行为与某人身体的某些部分结合同时可以得到他所具有的品质。这导致特定情况下的防范与限制饮食。一个怀着孩子的妇女需避免食用某些特定动物的肉,是因为害怕其不良品质(例如懦弱)等可能被传递到她所怀的孩子身上。魔法的威力即使在这两种东西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或两者之间只是在某种特定的重要情况下发生过联系,也在事实上有所改变。例如,伤口和致伤的兵器之间存在某种魔法关联的信念,便可追溯至数千年之久而未曾有所改变。如果一个美拉尼西亚人能够得到射伤他的弓,他便会小心地将之保存在一个阴凉的地方,以求减缓其伤口发炎。但如果这弓仍留在敌人手中,它便肯定会被挂在火焰的近上方以使伤口彻底发热和发炎。[15]普利尼(Pliny)在他的《自然史》第八卷第七章告诉我们:“如果你伤了人却为之后悔,你只需在伤人的手上吐上唾沫便可,伤者的痛苦立刻便会得到缓和。”(弗雷泽,1911a,1,201),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于其《千年自然史》(10,998)中提到:“人们一向接受并保证,涂油于伤人的武器之上可使伤口自动愈合。英国乡下人据说甚至今天还沿用此一旧例,若他们以镰刀伤了自己,他们总要小心地保持镰刀清洁,以防伤口化脓。”1902年6月一位叫玛丽达·亨利(Matilda Henry)的诺威治(Norwich)妇女意外地被一只铁钉扎进脚底,不仅没有检查伤,甚至连袜子也没有脱,她只是叫她的女儿在钉上涂上动物油。说这样伤口就没事了。几天后她死于破伤风。原因即她用了这种错误的抗菌剂(弗雷泽,同上,203)。
以上的一组例子翔实地表明了弗雷泽在所谓交感性魔法中将之与模仿性魔法区分开来的部分。他们相信的作用法则不是相似性,而是空间上的联系或接近或至少在想象中的接近,即对其接近的回忆中的接近。不过由于相似与接近是联想过程的两个基本法则,看起来魔法仪式中所有愚昧现象真正的解释当是其中思想联系的支配作用。我已经引用过泰勒对魔法的阐述,现在看来确实很是恰当。弗雷泽(1911a,1,420)曾用几乎相同的语言作过表述:“人们错误地将他们思想的秩序当成了自然的秩序,因此想象他们具有的或似乎具有的对他们的思想的控制,能够使他们对事物也能实施相应的控制。”
了解到这个对魔法使人茅塞顿开的解释曾被一些学者以为不足取而加以反对(如托马斯,1910-1911a),我们开始一定很是惊讶。不过想一想却会明白,这种批评是公正的。魔法的联想理论仅仅解释了魔法实施的途径,而没有解释其真正的本质,或可以说是没有解释。引致以心理规律代替自然法则的错误认识所在,明显地有某种动力因素被忽视了。但寻找这被遗忘因素的弗雷泽理论的批评者们都走入了歧途。其实只要将联想理论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就很容易达到一个关于魔法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较简单也更重要的模仿性魔法的情况,据弗雷泽(1911a,1,54)的观点,模仿性魔法可以单独实施,而交感性魔法则需以之为预设条件。很容易发现促使人们实施魔法的动机所在,即人类的愿望,我们需要假设的只是原始人对自己愿望的力量无比相信。他们以魔法的方式从事的一切能够实现,根本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其发生。所以,首先只能把重点放在他们的愿望上。
尽管儿童的运动效率仍较低,但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与此进行类比。我曾在别处(1911b)提出过一个假说,首先便是他们以一种幻觉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愿望,即他们感官通过外倾式兴奋(centrifugal excitations)给自己营造一种令人满足的情境。成年原始人有与之不同的另外的方法。其愿望的出现伴随着某种运动的冲动,即运动意志,它日后注定要为满足其愿望而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这种运动冲动首先被用来提供一种满足情境的表象,以一种可使人有可能通过可叫做运动幻觉(motor hallucinations)的方式体验满足感的方式提供。这种愿望满足的表象与儿童的游戏十分有可比性,儿童的游戏代替早先其纯粹感官性的满足技巧。如果儿童和原始人发现游戏和模仿性表象足以满足他们的愿望,以我们的感觉,并不表明他们不冒称强大,也不表明他们顺从地承认自己事实上的无能。很容易理解,这是他们给自己的愿望赋予的高能性(paramount virtue)造成的,也是愿望作用的方式造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的重点从魔法行为的动机转向实施魔法的方式,也就是行为本身(或可更正确地说,正是这些方式向其行为者展现了他赋予自己心理行为的过高评价)。这样,看起来好像是魔法行为本身与预期结果之间的相似性自己决定了结果的产生。万物有灵论的思想阶段,不可能有机会展示与此事实之真正状况对立的证据,但这种可能性后来的确出现过。当时尽管所有这些魔法过程仍在实施,作为一种压抑中的倾向的表达方式,怀疑的心理现象开始出现。这时候人们准备承认的魔法呼召精灵除非相信实无结果。求告者的魔法力量若无背后的虔敬支持便会失败。[16]
曾经有可能在接近联想(association of contiguity)的基础上构建一种交感性法术体系的事实表明,归之于愿望和意志的重要性曾被扩展至受到意志支配的心理行为。这样对所有心理过程的评价便普遍过高,站在我们对现实与思想之间关系的了解的角度,便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对后者这种对待世界的态度的评价是过高了,人们所持的对事物的观念之间的联系被认为就是事物本身之间的关系。由于距离在思想中不具有重要性,既然时空距离都极遥远的东西可毫无困难地被一种简单的意识行为理解,魔法世界便同样具有一种心灵感应式的能力,无论距离多远,都可将过去的情境看做是在当下发生的。万物有灵论时代对内心世界的省视肯定会掩去世界的其他境况,我们似乎能感到这些境况的存在。
进一步当会看到,联想的两个原则,相似和接近都可包括在内涵更广的“接触”(contact)概念之中。由接近产生联想是接触的原意,由相似产生联想是接触的隐喻意。运用同一个词语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关系无疑是由于与心理过程有关的某个特征我们仍未把握。这里“接触”概念的所指范围,和我们在塔布的分析中看到的一致。
总之,如此乃可说魔法的支配性原则,即万物有灵思想模式下的某种技术,是一种“思想万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