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所以说人类形成的第一幅世界图景——万物有灵论——像一种心理上的世界图景。它不需任何科学的基础,因为科学只是在人们认识到世界是未知的,需要一种认识它的方式后才产生的。万物有灵论产生于原始人之中十分自然,也顺理成章。原始人认识到了世界上的事物是什么,就像他感觉到自己存在一样。我们由此可以发现,原始人将自己心理的结构性状况[24]移到了外部世界,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把万物有灵论关于物之本性的教导重新放回人类的心中。
魔法这种万物有灵论技术以一种极其明白的方式提示出一种意图,即用支配心灵生活的法则来支配实际事物。此处神仍不发挥任何作用,尽管它们可以被当作魔法的对象。与有关神灵的教义相比,魔法的假设因此便更为基本也更为古老,它们构成了万物有灵论的核心。我们的精神分析学观点与马雷特(R.Maret,1900)提出的理论相一致。他假设万物有灵论以前,有一个前万物有灵论阶段(pre-animistic stage)。其特征用术语“物活论”(animatism)表示十分恰当。即关于生命之普遍性的看法。由于至今尚未发现哪个民族不具有神灵观念,前万物有灵论并没有得到什么经验证明。
若说魔法依旧独自保存着思想的万能性,万物有灵论便把某些万能的品质传递给了神灵,这样便为宗教的形成铺平了道路。我们可能会问,什么使原始人做出了这第一次自我否定?决不会是他们发现了自己前提的错误,因为他们仍在运用着魔法技术。
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说,神灵和魔鬼不过是人们自己的情感冲动的投射。[25]人们把自己的情感倾注转向人,并把世界所有人都化为这种情感倾注对象,以使自己能在外部世界见到自身内部的心理过程。这和那位聪明的偏执狂施莱伯(Schreber)的方法完全相同。施莱伯发现,自己的里比多固着和解脱完全反映在自己杜撰的“上帝之光”的变幻之中。[26]
我想暂时回避心理过程投射至外在世界的倾向为何产生的问题,不对其作泛泛的讨论,因为我已在别处研究过了。[27]不过,作这样的假设还是可以的,即只要这种投射可帮助心理放松(mental relief),这种倾向就会加强。所有不同的冲动都在寻求某种万能性,但很明显它们不可能全部都是万能的。这样,不同冲动发生冲突的地方,就必定存在着对此种心理放松的期望。偏执狂的病理过程其实是在利用这种投射机制来对付此类心理冲突。此类冲突的典型是一组对立物中两个对立成分之间的冲突,即情感的矛盾态度。当其出现于人对亲人死去的哀悼之中时,我们曾对其作过详细讨论(参见前文)。这种情况看起来尤其会产生形成此种投射的动机。这里我们再次和那些认为最初的神灵都是邪恶的神灵的学者取得一致。他们根据死亡给活着的人留下的印象得到灵魂的观念。惟一的区别是,我们没有强调死亡给活人带来的理智问题。根据我们的观点,促使我们研究的内在动力勿宁说当归之于活人深陷其中的情感的冲突。
这样人类的第一个理论成就——创造神灵——看来与最早的人类的道德约束产生自相同的来源,即塔布禁忌。不过它们来源相同的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同时产生。假如活着的人对死人的态度确实是引起原始人反省的最初理由,且使他不得不甘心把他的一些万能品质让于神灵,牺牲掉一些行动的自由。这些文化的产物便将形成对必然性的初步认识。它与人类的自恋相对立。原始人因此将以那种似乎要否认的相同姿态,来服从死亡的至大威力。
如果我们可以大胆地对此假设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大概会希望知道我们心理结构的哪个基本成分在灵魂和神灵之类投射产物中得到反映和再现。无可争议,不论和后来纯粹的非物质性灵魂有多大差异,原始的灵魂观念在本质层面上却与之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此种观念假定人和自然都具有二重性且它们已知的属性及其改变都分别属于这两个构成部分。此种改动的“二元性”[借自斯宾塞(1893)的表述]和我们现在在区分灵魂与肉体时所用的二元论以及体现此种分别的根深蒂固的语言运用所展示的并无二致。如我们用短语beside himself或coming to himself来表达与大怒或晕厥有关的意思(同上,144)。
在我们与原始人一样把某种东西投射到客观现实中时,结果必然是我们以为存在有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中,某物被直接归于感觉和意识,即出现于它们面前;在第二种状态中,某物虽属潜在却能再现。简短地讲,我们承认知觉和记忆的并存,或者更泛泛地说,承认潜意识心理过程与意识心理过程的并存。[28]应该可以说,上述分析中人或物的“灵”最终导致一种能力,即在对这些人或物的知觉停止后,人们仍能对它们进行回忆与想象。
现代科学对意识与潜意识心理活动有明确的区分,但企图根据这种区分的标准将原始或现在的概念“灵魂”与人格的另一部分区分开来肯定是不行的。万物有灵论的灵魂与此两方面都联结在一起。它具有的游离、活动的性质,离开肉体及暂时或永久地占有另一肉体的能力等特征,使我们正确地想到了意识的本质。但它隐藏于显性人格背后的存留方式,又使人想到潜意识。其不变性与不可损毁性等性质不能再归之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倒应归于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我们把后者看做心理活动的真正载体。
我已讲述(见前文)过万物有灵论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第一个完整的宇宙观,现在我想继续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对这种体系做出某种总结。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我们的经验都向我们展示着一种“体系”的主要特征。我们晚上做梦,并学会了如何在白天解释它们。与其本质没有矛盾,梦会显得杂乱而破碎,但反过来,它们也会对真实经验有秩序的印象进行模仿,它们可以使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并使一部分内容指向另一部分。这种结果多少可以成功地获致,不过不可能完全成功到没有一点荒唐性存在,它总会在其结构中留下些漏洞。当我们对梦进行解释时,我们发现其组成部分的多变与杂乱,在我们的理解角度上看来很无关紧要。梦的基本要素是梦中的思想,它们具有意义、联系和程序。但它们的次序与我们回忆起的在梦中出现的次序十分不同。后一种情况下梦中思想之间的联系已被抛弃,或者全然消失或者被清晰的内容中的联系取代。梦的要素除被压缩之外,几乎总是固定地以一种多少独立于先前组合的新次序重新组合。最后,必须补充的是,无论梦中思想的原始素材被梦的过程转变成了什么,仍要受到某种进一步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润饰作用”(secondary revision),其目的明显是去除梦的作用产生的不连贯性和模糊性,以一种新的“意义”来代替它们。但这种经过润饰作用的新意义,已不是梦中思想的本意了。[29]
梦的产物须润饰作用修正,正是对某种体系的本质及其伪装的最好例证。我们之中存在一种智性的功能,它会要求任何其作用范围内的材料,无论是知觉还是思想,皆须具有整体性、联系性和明晰性。而且在特殊情况下不能建立一种真正的联系时,它会毫不犹豫地制造一个。我们不仅通过梦,还通过恐怖症,强迫性思维及幻境来了解以这种方式建构起的体系。体系建构最明显地见于偏执狂中的幻境紊乱,是其症状的最主要内容。但也不能忽视它在其他形式的神经——精神病中的出现。所有的情况都显示出心理素材已根据某种新的目标做了重新组合,这种重组常常是很彻底的,因为要使其结果在其体系的角度看来要具有明晰性。这样,这种体系最明显的特征便在于其所有产物的产生都可发现至少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以体系的前提为根基,可能是妄想性的;另一种原因则是潜在的,后者据我们判断乃是真正发挥作用的真实原因。
这可以用一个神经症患者的例子说明。我讨论塔布的论文中提到过我的一位女患者。她的强迫性禁忌与毛利人的某种塔布极其一致(见本书第35页)。该妇女的神经症的标的是她的丈夫,在她拒斥潜意识中欲丈夫死去的愿望时极度发作。不过,她显性的有体系的恐怖症与一般性地提及死亡有关。她的丈夫完全与此没关系,也从未成为她意识焦虑的对象。一天,她听说她丈夫托人把自己已缺口的剃刀拿到某个店里去磨,由于一种奇怪的不安心理的驱使,她亲自去了那家商店。作过一番侦察之后,她回来后坚持让她丈夫必须永远弃用那些剃刀,因为她说她发现丈夫所说的那家商店隔壁有一家殡仪馆。因为他已有了去商店的计划,这些剃刀也就无可挽回地与死亡的念头发生了关联,因此成为她的禁忌的有体系的原因。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认为,即使她没有发现隔壁的殡仪馆,她回家后仍会对这些剃刀产生禁忌。只要她在去的途中遇到过一辆灵车,或看见有人身穿丧服或手举花圈便可以了。决定禁忌的可能因素包括的范围很广,任何一件事都足以使之找到借口,关键在于她是否决定收回这张大网。可以看出,她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并不会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她会说那是一个“好日子”,以对此做出解释。当然,很容易发现,她想到了丈夫可能会用新磨的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她的剃刀禁忌的真正原因正是她讨厌因为这个念头而产生任何快感。
对运动的某种抑制[步行无能(abasia)或广场恐怖(agoraphobia)]也会以同样的方式逐渐变得更加彻底更加具体。只要其体系成功地使自己既代表某种潜意识愿望,又代表对这种愿望的拒斥,无论患者还有什么潜意识幻想和有效记忆,一旦这个途径开通,它们便都争抢着从中表现出来形成症状,并在运动抑制的框架中形成新的适当组合。这样,想根据广场恐怖(举例来讲)的基本前提来理解其症状的复杂性和细节,只能是空想,并且是种愚蠢的行动。因为此组合的所有一致性和严密性都只是表面现象。若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便可在症状的结构中表现极明显的矛盾和随意性,和梦的情况完全一样。这种成体系的恐怖症的具体细节之真正原因在于那种潜在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并不必然和运动抑制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恐怖症在不同人身上会表现出如此不同与矛盾的形式之原因所在。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所讨论的万物有灵论体系上。我们已有的对其他心理学体系的洞察力使我们可以作个结论,即原始人的“迷信”亦未必就是某种习俗或仪式惟一真正的原因,它并不能使我们不再去寻找其隐藏起来的动机。在万物有灵论体系的支配下,所有的禁忌和行为都不可避免地拥有某种成体系的基础,今天我们将之说成是“迷信”。与“焦虑”、“梦”、“恶魔”一样,“迷信”是个随意性的心理学概念,在精神分析学研究的分析下立刻就会支离破碎。这些构造就像是为了排除正确的理解而建立的遮蔽物,一旦我们深入到它们背后,我们就会认识到,蒙昧人的精神生活与文化水平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认识。
若我们把本能压抑(instinctual repression)看做衡量已经达到的文明的水平的标准,我们会不得不承认即使在万物有灵论体系之下,进步和发展一样发生,由于它们以迷信为基础,它们受到人们不公正的轻视。听说蒙昧部落的战士出征前要实行严格的节欲和洁净,我们便对此提出解释,战士之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是被看做是“害怕敌人会得到他们的失物,因此便可使用魔法来毁伤他们”(弗雷泽,1911b,157)。他们的节欲行为也被解释为由于某种类推的迷信原因。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做出了某种出自本能的自我否定仍是事实。如果我们假定蒙昧人战士之所以遵从这些限制的原因,将其视为一种策略,原因在于他即将完全放任其残忍和敌意欲望的满足,一般地这些欲望却难以禁止。我们当可更好地解释这种情况,对无数身担重任的人所受到的性限制,一样也会有更好的认识(同上,200页以下)。尽管这些禁忌的基础可能属于魔法方面的因素,但放弃某些本能的满足以获取更大的力量这个基本观念仍然是明白无误的。在魔法解释之外,禁忌的卫生方面的根源亦不可忽视。当一个蒙昧部落中某位男人外出狩猎、捕鱼、打仗或采集珍贵植物时,他们待在家中的妻子都须遵从很多强制性的限制,据蒙昧人自己讲,这会对远征的成功产生影响。不过不需深究便可发见,这种远距离作用的因素不过是离家的男人对家中的挂念罢了,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有一种正确的心理学认识,即只有对家中失去保护的女人完全放心,他们才能最好地完成任务。有时候他们自己甚至不依据魔法的理由而自己宣称,妻子对婚姻的不忠将使出门在外履行其职责的丈夫劳而无功。
蒙昧人社区中的妇女月经期遵从的无数塔布规则,据说当归之于对血的迷信式恐惧,这无疑的确是决定因素之一。不过忽视这种情况下对血的恐惧同时也可能具有美学和卫生学的目的,则是错误的,尽管这些目的在所有情况下都只能隐藏在魔法动机之后。
在提出这些尝试性解释的时候,我并不是在瞎说,对他人的批评我亦保持开放态度。我受到指责说我给现代原始人的心理活动赋予了超出任何可能范围的敏感度。不过在我看来十分可能的则是,我们对仍处在万物有灵论层次上的原始人的心理所持的态度确实可能和我们对儿童心理生活的态度一样。我们成年人对儿童的心理生活不再明白,我们也大大地低估了其完整性与细腻的感觉。
至今我们仍未谈到的另外一方面塔布禁忌需要提一下,因为它们适用于一种精神分析学家熟悉的解释。许多蒙昧民族中有一种针对在家中保存锐利武器或在家中削制工具的禁忌。弗雷泽(1911b,238)引用过一种德国的迷信现象,说不能将刀刃向上放置,原因是害怕上帝和天使可能会因之受到伤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种禁忌中发现一种针对“症状行为”(symptomatic acts)的预警?在这种“症状行为”的实行中,一件锐利的武器可能被罪恶的潜意识冲动利用。[30]
[1]参见泰勒(Tylor,1891,1,425),冯特(Wundt,1906,142页以下及173页)与马雷特(Marett;1900,171)。
[2]Naturphilosophie,谢林(Schelling)的泛神论哲学。
[3]冯特(1906)第四章“心理表象”。
[4]参见冯特(同上),斯宾塞(1893,1)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10-1911)“万物有灵论”、“神话”等条。
[5]见泰勒(1891,1,477)。
[6]原文为Zauberei和Magie。
[7]巫术(sorcery)和魔法(magic)二词有细微差别,为区别起见,姑译如是。下文中亦一律照例。——中译者。
[8]若以噪音或喊叫吓走精灵,其行为纯属巫术行为,若以控制其名字来对之施压,运用的便是魔法。
[9]可能《圣经》中反对为活物造偶像的禁忌并不是来自对造形艺术的反对,而是出于使魔法失去一种工具的愿望,希伯来宗教痛恨魔法。参见弗雷泽(1911a,1,87)。
[10]弗雷泽(1911a,1,251),见巴彻勒(Batchelor,1901,333)。
[11]弗雷泽(1911a,2,98),见威尔肯(Wilken,1884,958)。
[12]同样的恐惧可见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一剧中,如序幕及歌队合唱第一部分。
[13]弗雷泽(1911a,1,120),见罗思(Roth,1,430)。
[14]弗雷泽(1911a,1,122),见拉贝(Labbe,1903,268)。
[15]弗雷泽(1911a,1,201),见科德林顿(Codrington,1891,310)。
[16]参见《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三场国王词:
我的言语高高飞起,
我的思想滞留地下;
没有思想的言语,
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汉译见朱生豪译本——中译者)
[17]即《鼠人》(参见标准版,10,233页以下)。
[18]尽管到达了某个阶段之后,据我们的判断,我们已抛弃了这种寻求强化思想万能和万物有灵思想模式的信念。但看来我们要把“神秘可怕”的性质归之于这样的印象(参见弗洛伊德后来的论文《神秘可怕之物》,1919h)。
[19]这种向极小行为的转变动机,见下文(又见标准版,10,241)。
[20]弗洛伊德后来在《论自恋:导论》一文中对自恋问题有详尽讨论。
[21]如萨利(Sully)教授在儿童中发现并为之命名的那样,某种唯我论(Solipsism)或贝克莱主义(Berkleianism)使蒙昧人拒绝承认死亡乃是一种事实,几乎已成为此问题上所有研究者的公理。
[22]在此只简单提示一个事实。儿童的初始性自恋(original narcissism)决定了我们对儿童性格发展的看法,并排除了他们有任何原始自卑感(primary sense of inferiority)的可能性[如奥尔德(Alder)所说。参见弗洛伊德1914d]。
[23]参见雷诺《艺术的魅力》(1905-1912,1,125~136)。雷诺认为,创做法国岩洞中留下的动物石刻和壁画的艺术家们,其意并不在“愉悦”而在于“召唤”或施魔召魂。这样,他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画像都处于洞穴中最黑暗和最少人迹的地方,及人们在这些画像中看不到凶猛的食肉动物的原因。“现代的人们常用隐喻的方式说起大艺术家妙笔的魔力或更泛泛地说是艺术的魔力。虽这种表达已不再具有神秘力量的本意(此乃人类意志强于其他生命的意愿或物体之上的一种力量),正如我们见到的,人们都的确曾如此认为——至少艺术家认为是这样。”(同上,136)
[24]他通过所谓内心直觉(endopsychic perception)意识到这些。
[25]我假定,自恋的这种早期阶段,从里比多产生的和从其他源头产生的情感倾注彼此仍不可分。(https://www.daowen.com)
[26]参见施莱伯(Schreber,1903)及弗洛伊德(1911c,3,4)。
[27]见我讨论施莱伯的文章(弗洛伊德,1911c,3)。
[28]参见我的《论“潜意识”概念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一文。该文1912年初版于心理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的《汇编》中(弗洛伊德,1912g)。
[29]《梦的解析》(1900a)第六章第一部分对润饰作用的论题做了详尽的讨论(标准版,5,488页以下)。
[30]关于迷信的讨论可见于《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1b)第十二章第四部分,其与强迫性神经症的特殊关系可见于《鼠人》中的病案史记录(1909d,标准版,10,229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