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像儿子们联合起来消灭原父这样的事件,无可避免地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此事件本身越少被人们回忆起,它产生的替代就必定越多。[63]我将抵制试图指出神话之中不难发现的这些痕迹之所在的诱惑,并转向另一个方向,采纳雷诺在一篇论俄狄浦斯之死的极其有创见的论文中提出的建议。[64]
我们可以从希腊艺术史中发现一种与史密斯所说的图腾餐的场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情境,当然同时也有深刻的差异。在我脑海中,出现了最古老的希腊悲剧的场景,一群人有着相同的姓名,穿着相同的衣服,围着一位领唱,全神贯注于他们的言行。他们是歌队和英雄的模仿者。英雄原本是惟一的演员,后来,第二个、第三个演员被添加进去,以作为英雄的对应者,并且是从他那儿分化出的角色。但英雄本身的角色以及他与歌队的关系仍没有改变。悲剧的英雄必须受难,至今这仍是悲剧的基本。他不得不承受所谓的“悲剧罪过”(tragic guilt),这种罪过的基础并不总容易发现,因为照我们日常生活的标准看来,那根本就不算是罪。一般它与反抗某位神圣的或人类的权威有关,而歌队怀着同情陪伴着英雄,力求阻止他,警告他,让他清醒,并在他遇到由于他的莽撞而招致的应受惩罚之时向他表示哀痛。
但是,为什么悲剧中的英雄必须受难?他的“悲剧罪过”意思是什么?我想长话短说,给出一个爽快的回答。他之所以必须受难,是因为他便是原父,是经过有意歪曲之后重新上演的那次远古大悲剧中的英雄。悲剧罪过便是他不得不自己承担以使歌队得脱的罪过。戏台的布景源自历史的场景,只是经过一种有系统的扭曲——人们甚至可以说,此乃一种精心制作的伪君子的作品。在悠远的现实之中,其实正是歌队的成员使英雄受难。不过,现在他们已同情与遗憾得精疲力尽。英雄自己为自己的苦难负责。加在他肩上的罪行,那反对权威的妄为与反抗的罪行,正是歌队成员——联结起来的兄弟们需要为之负责的罪行。因此,悲剧英雄成为歌队的拯救者,尽管这可能有违他的意志。
希腊悲剧上演的特别主题内容是神羊——狄奥尼索斯——的苦难以及与他认同的他的追随者们的悲叹。如此一来,就很容易理解,已经灭绝的戏剧怎样就在中世纪围绕着基督受难而重获新生。
由此,在为这高度浓缩的探索做出结论之时,我要坚持认为,探究的结果表明,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开端都集中于俄狄浦斯情结之中,这与我们现在所知的精神分析学在所有神经症中发现的,构成其核心内容的同一种情结是完全一致的。在我看来: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也能够在一个清楚而具体的点上获得解决,这一点即人与其父亲的关系,是个极其惊人的发现甚至可能另外一个心理学问题与此相关,我常常不失时机地指出,正确意义上的情感矛盾,即对同一个对象爱与恨的同时存在,属于许多重要的文化制度的深层,关于这种情感矛盾的起源,我们一无所知。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它是我们情感生活的一个基本现象。但在我看来,很值得考虑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原本情感矛盾并非我们情感生活的部分,而是由人类通过父亲情结后天获得的[65],确切地讲,正是在精神分析学对现代人类个体的检查中间,发现了情感矛盾最强烈的存在。[66]
不过,在我结束我的评论之前,我必须找到机会指出,尽管我的论证引致一种观点的综合性联结,形成高度的集中,这个事实并不会使我们看不到结论中所包含的前提的不确定性或困难。我只想提一下可能已经引起许多读者注意的两个困难。
首先,人们肯定都会注意到,我将集体心理(collective mind)作为我整个观点的基础,其中的心理过程一如个体心理过程。尤其是我假定由于一次行为的罪恶感,竟保持了数千年之久,且在对此行为并无认识的一代代人们中间发挥作用。我假定了一种情感过程,像受到父亲虐待的一代代儿子们可能会有的那种情感过程,已影响到恰恰由于父亲已被消灭,因而并未受到这种虐待的新的一代代儿子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很大的困难所在。任何能够避免这种假设的解释,似乎都是不可取的。
不过,进一步的思考将表明,我并非独自承担这种大胆推论的责任。若无集体心理的假设,社会心理学大概就不会存在,正是这个假设,方使忽略由于个体的消亡而造成的心理行为的中断成为可能,要不是心理过程代代相传,即若是每一代都不得不重新习得对生活的态度,此领域便不会有任何进步,继而也不会有任何发展。这引起两个进一步的问题: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代代相传的过程归因于心理的连续性?此一代人以什么样的方式与途径使其心理状态传至彼一代人?我不会假装这些问题已获充分解释,或者认为只须以人们与生俱存的直接交流与传统便足够为此过程提供说明。社会心理学在整体上对相续的各代人之精神生活中必要的连续性用什么方式建立并不怎么感兴趣。问题的一部分似乎可用心理气质的遗传来解释,然而心理气质需要在从个体的生活中获得某种内在功力之后才能显出确定的作用,这可能就是下面诗句的意义所在:[67]
你从祖先手里继承的遗产,
要努力利用,才能安享。
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心理冲动能够被完全压制,以至于丝毫不留痕迹,问题会更加难以解决,但情况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最无情的压制也必定会为扭曲的替代冲动及由之产生的反应留下空间。不过,若是如此,我们便可安全地假定,没有哪一代可以对自己的后代隐瞒自己的某些重要心理过程。因为心理分析已经向我们表明,每个人都在其无意识心理活动中拥有一种可使他解释他人反应的装置,即消去他人加于他们情感表达之上的种种扭曲。如此一种关于所有由原部落与父亲的关系留下的风俗、仪礼与教条的潜意识理解,可能会使后来的一代代人接受情感遗产成为可能。
另一个困难事实上可能来自精神分析领域之中。原始社会中最早的道德律令与限制,我们已将之解释为对一种行为的反应,这种行为给那些实施它的人以“罪”的概念。他们为此行为深感悔恨,并决定永不重复此种行为,且实施亦无有任何好处。这种有创造性的罪感仍持存于我们之中,我们发现,它在神经症患者中以一种非社会的方式发生作用,并产生新的道德律令与持存的限制,以为一种对罪行的补偿,并且防范重犯此种罪行。[68]不过,如果我们询问这些神经症患者,想发现究竟是什么行为引起这些反应的话,我们是会失望的。除了那些以罪恶为目的又无法达到的冲动与情感之外,我们什么行为也发现不了。神经症患者的罪感之下,隐藏的永远是心理的真实,而不可能是事实的真实。神经症的特征便在于患者们和正常人对事实真实做出反应一样,在这二者之中选取心理真实,并严肃地对思想做出反应。
原始人难道不曾同样如是吗?我们有理由想象,作为他们自恋组织的现象之一,他们将其心理行为高估至一个极高的程度。[69]仅仅由于对父亲的敌意冲动,仅仅由于一种对父亲杀而食之愿望的幻想的存在,就足以引起造成图腾崇拜与塔布的道德反应。如此以来,我们便不必要从一个我们讨厌的恶劣罪行中去推论我们为之自豪的文化遗产之源泉了。这样对从古到今的因果链不会有任何损害,因为心理真实足以强大到能够承担这一切后果的地步。对此,人们可能反对说,从父权群落到兄弟氏族之间,社会的形式之中事实上曾发生过改变。这是个有力的论据,但不是结论性的。这种改变可能以一种较为缓和的方式发生,却仍能决定道德反应的出现。只要原父产生的压力仍能感觉得到,对他的敌视情结就是有理由的,兄弟们对其行为的悔恨便只能以后再说。如果进一步论证从与父亲的矛盾情感中生发出的任何东西,即塔布与祭祀规则,都有着极度的严肃性与最圆满的真实性,这进一步的反对意见便没什么重要意义了。因为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仪式与局促表明其与此相同的特征,并且仅仅来自心理的真实,来自情感倾向而非倾向的实施。我们现代人的日常世界是用物质价值观来评判我们的财富的,原始人和神经症患者的世界中,其财富是由内心的体验来评判的,我们切不可根据我们的思想和愿望来轻蔑他们的思想和愿望。
这里,我们面临着做出一个其实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不过,首先必须承认,别人看来基本的差异依我们的判断则不影响事情的核心。如果愿望和冲动对原始人而言具有完全的事实价值,我们的任务便是去理解他们的态度而非据我们的标准为他们做出修正。那就让我们对神经症作一下更切近的检查吧,与之比较才引致我们当下的犹豫。说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于过度的道德负担之下,只是防御心理真实并仅仅由于感觉到的冲动,而自我惩罚,是不精确的。历史的真实于其中亦起到部分作用。他们在童年时就有了这些罪恶的冲动,纯粹而简单,并且在童年的幼稚状态允许的范围内就可将之付诸行为。这些有超出他人的德性的人,每一个都在婴儿时期经过一段罪恶阶段,即倒错(perversion)阶段,它是后来超卓道德性阶段的预示与前提。若我们假设,前一种情况下心理真实——其所取形式,我们不作怀疑——一开始就和事实真实相一致,原始人确实做出了证据表明他们想做的一切,原始人与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可类比性就可以完全确定下来了。
同样,我们的判断不可被原始人与神经症患者之间的类比影响太远。它们还有区别,这一点要牢记在心。无疑正确的是,我们在思想与行动之间所做的截然对立对他们而言都是不存在的。但神经症患者毕竟在其行为方面受抑制,他们的行为中,思想完全取代了行为。原始人则相较并不受抑制,他们的思维直接进入行为。他们那里,勿宁说是行为取代了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对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定“泰初有为”,[70]而不必做出任何最终定论。
[1]参见《梦的解析》(1900a标准版,5,569)。
[2]参见雷诺(1905-1912,1,17页以下)。
[3]不过,也应该提醒读者,对本主题而言,想做出任何结论都是很困难的。
首先,收集观察材料的人并不是处理和讨论材料的人。前者是旅行家和传教士,后者却是可能从未见过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学者们。而且和蒙昧人的沟通亦非易事。观察者并不总是熟悉土著语言,而是不得不依赖于翻译者或以洋泾浜英语来作调查。蒙昧人不愿讲出他们文化生活中最隐秘的细节,只有对在他们中间生活了许多年的外来人,他们才坦诚相告。由于种种不同动机,他们常常提供错误的或误导性的信息[参见弗雷泽,1910,1,150页以下]。不要忘了,原始种族并不年轻,事实上和文明种族一样历史悠久。没有理由认为,为了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信息,他们未经发展未经变化地保存着原初的观念与习俗。相反,原始种族肯定在各方面都已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想毫不犹豫地断定,到底多大程度上,他们今天的状况和观念仍稳固地保存着远古的状况,其中又有多少扭曲和变形,将是永远都不可能的。因此,便产生了专家们持续不断的争论,如原始文明中哪些特征应被看做是原初性的,哪些是后来才有的、次生性的等问题。如此一来,判定事物的原初状态依然毫无疑问地是一种构建。最后,适应原始的思想方式也不容易。如对儿童一样,我们很容易误解原始人,而且我们总是依据我们自己的心理丛来调查和解释他们的行为与感情。
[4]《图腾崇拜》,艾丁堡(1887),重印于弗雷泽(1910,1,3页以下)。
[5]参见前面论塔布的文章(见本书第26页)。
[6]如今天罗马国会大厦台阶旁笼中的母狼和伯尔尼洞中的熊。
[7]如某些贵族家庭中的白衣女巫(white lady)。
[8]弗雷泽(1910,1,45)。又见本书下文我对祭祀的讨论。
[9]弗雷泽于其第二部相关著作中提供的图腾崇拜的境况(《图腾崇拜的起源》,1899,发表于双周评论)与我在前面所写的相一致:“因此,图腾崇拜一般被当作一种原始的既是宗教又是社会的体系来对待。作为一种宗教体系,它包含蒙昧人与其图腾的神秘结合,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它包括同一图腾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具有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其他图腾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与此两方面相应的是两个粗略但可用的图腾崇拜的标准或准则:第一,图腾氏族的人不可宰杀或食用其图腾动物或植物的事实;第二,不能与同图腾的女子结婚或同居的规定。”(弗雷泽,重印于1910,1,101)接着弗雷泽写道:“宗教的与社会的两方面是否总是并存抑或基本独立,是个答案歧异的问题。”这样,他把我们推进了关于图腾崇拜的争论之中。
[10]他对这种变化给出下面这样可敬的解释:“我没有那么傻,以至于冒冒失失地说我对这种困难问题的结论是最终性的。我不断地改变我的观点,而且只要证据有变化,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做出变动。因为公正的研究者就应像变色龙一样随着他们的道路颜色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颜色。”(弗雷泽,1910,1,13)。
[11]“这种情况的本质在于,图腾崇拜的起源远远超出了历史考据或试验的能力范围,我们必须借助于猜测以对待此问题”(朗格,1905,27)。“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看不到完全的原始人,看不到形成之中的图腾体系。”(同上,29)。
[12]开始可能仅以动物命名。
[13]参见朗格(1903,9页以下)。
[14]参见朗格(1905,118页以下)。
[15]皮克勒与索姆略(Pikler and Somló,1900)。这些作者把他们对图腾崇拜起源的尝试理解看做是“对历史唯物论的一个贡献”。
[16]法伊森和豪伊特(Fison and Howitt,1880,165),见朗格(1905,141)。
[17]见上文关于塔布的讨论。
[18]即“流氓”(The Rascals),16世纪丹麦的起义者。
[19]参见弗雷泽(1910,4,50)。
[20]参见弗雷泽(1910,4,51)。
[21]“其中无任何模糊或神秘之处,也没有有些学者喜欢玩弄的形而上玄虚,这种对人类起源的玄虚猜测和蒙昧人那种简单的、感性的具体的思想模式完全相异。”(弗雷泽,1910,1,117)。
[22]参见《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1898、1902、1905等),尤其是《论图腾崇拜》一文。
[23]参见弗雷泽《金枝》第一版(1890,2,332页以下)及弗雷泽(1910,4,52页以下)。
[24]“看来不太可能一个蒙昧社群会有意地将自然王国分为不同的区域。将给每一个区域具体分配一些魔法师,要求所有的魔法师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施法念咒。”(弗雷泽,1910,4,57)。
[25]见弗雷泽(1910,2,89页以下及4,59)。
[26]“这种信仰是一种远非原始的哲学。”(朗格,1905,192)。
[27]参见弗雷泽(1910,4,45页以下)。
[28]参见弗雷泽对杜克海姆观点的批评(1910,4,100页以下)。
[29]例证可见于弗雷泽(1910,4,75):“图腾氏族是和族外婚氏族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要早得多。”
[30]参见本书第一篇论文。
[31]他在同一章里对各种各样反对他的观点的意见都作了答复。
[32]达尔文(1875,2,127)关于蒙昧人写道,他们“不太可能考虑到其后裔很久之后所遭的灾难。”
[33]参见本书第一篇论文。
[34]因此,族外婚的终极起源以及与之相伴的乱伦法律(因为族外婚的设立便是为阻止乱伦)仍然和以前一样是个暗而未明的问题(弗雷泽,1910,1,165)。
[35]弗洛伊德此处及下文中所用horde一词,可能会引起困惑,一般地英语中horde一词意指很大的无组织的人群,此处的上下文很清楚地表明,弗洛伊德用该词指的是规模有限,多少有组织的群体,即阿特金森(Atkinson)定义的“大家庭”(cyclopea family)。
[36]若确如达尔文先生的理论所说,族外婚在图腾信仰把这一神圣的裁决付诸实际之前就已经存在,我们的任务也会相对轻松些。第一项实际的律令是那位嫉妒的远祖,“其他男人不可碰到我营中的女性”。其成年的儿子们也被排斥在外。随时间流逝,此律令变为习惯“本地群体中人不可成婚”。接着假设本地各群体有名字,如鹋,乌鸦,小袋鼠,鹬等,律令就变为“有同一动物名称的本地群体内不许成婚,鹬族人不许与鹬族人成婚。”但如果原始群体不是族外通婚的,只要图腾神话和塔布从动物、植物和其他本地群体的名称中产生出来,他们就是族外通婚的了(朗格,1905,143)。而且,在他对本主题最后的讨论中,朗格(1911,404)声明,他已“抛弃了族外婚是一般图腾塔布的结果的观点”。
[37]亚伯拉罕(1914,82)。
[38]沃尔夫博士即后来的特尔·阿维夫(Tel-Aviv)。
[39]弗洛伊德(1909,标准版,10,52)。
[40]于其长颈鹿幻像中(同上,37页以下)。
[41]关于阉割的替代教育——俄狄浦斯神话亦出现此替代——可参见雷特勒(1913),弗伦茨(1913b),兰克(1913)和埃德(1913)。
[42]弗伦茨(1913a)。
[43]弗雷泽看来(1910,4,5),这是图腾崇拜之全部根本所在。“图腾崇拜是一种人与其图腾动物的认同。”(https://www.daowen.com)
[44]我不能不感谢兰克使我注意到一位聪明的年轻人的恐犬症。他对其如何患病的解释和我提到的阿荣塔人的图腾理论十分相似。他想他曾从父亲处听说,他母亲怀孕期间曾被狗狠吓了一次。
[45]第二版修订版,即此处引用的版本,出版于作者去逝后的1894年。
[46]也就是说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
[47]此处黑体字为弗洛伊德所加。
[48]“推论是图腾崇拜无可避免地引起的动物驯化(在有可驯化的动物时)对图腾崇拜是致命的。”(杰文斯,1902,120)。
[49]此处黑体字为弗洛伊德所加。
[50]祭品正是献给它的。
[51]我不是不明白这种祭祀理论曾受到各种作者的质疑,像马里列尔(Marillier,1898,204页以下),休伯特(Hubert)及莫斯(Mauss,1899,30页以下)等,但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减弱史密斯的假说给人产生的深刻印象。
[52]为避免可能的误解,我须请读者考虑下一个脚注的最后几句,以作为对此描述的补正。
[53]此种如此荒谬的假说,认为那个暴烈的父亲被他自己放逐的儿子们合力杀死。阿特金森(1903,220页以下)亦认为,达尔文原始部落中的状况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家长只有一个害怕的敌人……就是一群共同生活且被迫禁欲,或最多不过是共享一个女俘的年轻的兄弟们。虽他们在未发育时仍很弱小,但其力量却与日俱增,他们一定会以一次次的联合攻击的方式从父亲这个暴君那里夺回妻子和生命。”阿特金森毕生都在新苏格兰(New Caledonia)度过,拥有研究土著民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同时指出,达尔文所讲的原始群落中的情况,也很易在野生的牛、马群中发现,一般头牛或头马会被咬死(同上,222)。他进一步假设,大获全胜的儿子们在解决了父亲之后,相互之间又会激烈争斗,使群落解体。因此,任何新的社会组织便不能建立,因为“独裁的父亲这个暴君被杀掉之后,会出现连绵不断的暴力斗争,儿子们杀父的双手很快又会在兄弟间残杀的斗争中握紧拳头。”(同上,228)阿特金森未有任何精神分析学的启发,亦一无所知于史密斯的研究,但他却发现了原始群落与其下一发展阶段之间,有着一个暴力较弱的过渡阶段,其中大量的男人们可以和平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他相信,通过母爱的介入,儿子们才获准留在群落之中,开始只最小的,后来其他的也包括进来,为了报答这种容留,儿子们通过放弃对自己母亲和姐妹的性自主权,承认了他们父亲的性特权(同上,231页以下)。
这就是阿特金森提出的值得高度重视的理论。它在其本质特征上和我的理论相一致,分歧在于他的理论在结果上不能与许多其他问题形成一种相关关系。
我上文中写下的东西,缺少精确性,省略了时间因素,压缩了整个主题的内容。不过这应归因于本论题的本质要求的必要保留态度。于此作者追求精确,或读者要求确定,都一样愚蠢或不公平。
[54]这种行为其实不可能给这么做的人带来彻底满足,此一事实毕竟也助长了这种新的情感态度。从某种角度看,所为皆空,因为没有一个儿子能真正如愿以偿,取代他的父亲,而且如我们所知,失败更多地是引起道德反应,而非满足感。
[55]“谋杀和乱伦,或者说对血缘神圣律法的触犯,是原始社会中唯有的能引人痛恨的罪过”(史密斯,1894,4,19)。
[56]参见荣格(G.G.Jung,1912)的讨论,其主要观点有些方面和我的看法相异。
[57]对我们现代人来讲,人与神之间的鸿沟已深化至不可逾越的地步,这种模仿会显得不够虔诚,但古人是不同的。他们认为,神与人是亲人,因为许多家庭都自认为是某神的后裔,而人的神化在他们看来和现代天主教确立圣徒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弗雷泽,1911a,2,177页以下。)
[58]人们普遍同意,当神话中一代神为另一代征服时,表示的乃是一种新的宗教体系对另一种体系的历史性取代。而无论是外族入侵的结果还是心理发展的结果,后一种情况中,神话接近于西尔贝勒(Silberer,1909)所描绘的“功能现象”(参见弗洛伊德,1900a,标准版,5,503页以下)。荣格(1912)坚持的观点是,杀死动物的神是一种里比多的象征,意味着一种里比多的概念,而非至今仍被人采用的,我认为从每个角度讲都成问题的概念。
[59]在我们所有的年轻的神经症患者中,作为一种他们与父亲的关系之中的一个隔碍,阉割恐惧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弗伦茨(Ferenczi,1913a)报道的一个很有启发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一个小男孩如何把一只啄了他的小鸡鸡的鸡当作自己的图腾的。当我们(犹太人)的孩子听到割礼时,他们将之等同于阉割。和孩子们的这种反应相对应的社会心理反应,据我所知仍还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在上古时期以及割礼十分常见的原始种族中,割礼是在要成为成年人的成人礼的年龄实行的,而且也正是在这个年龄,它的重要性也才被看到,即它不过是一种回到生命早年的第二次发展。在原始民族中,割礼和剪发及去牙同时进行,或者就被它所代替,我们的孩子不可能知道这个,事实上也带着由此产生的焦虑把这两种手术都与阉割等同视之。发现这些也是非常有趣的。
[60]一种亲人种的罪(雷诺,1905-1912,2,76)。
[61]我们发现,神经症患者想要自杀的冲动一般表明是对希望他人死去的愿望的自我惩罚。
[62]熟悉本主题文献的人将不会认为基督教圣餐源自图腾餐是本文作者首先提出的观点。弗雷泽(1912,2,51)。
[63]用《暴风雨》(The Tempest)中阿里尔(Ariel)的话讲:5英寻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他的眼睛是耀眼的明珠;他消失的全身没有一处不受到海水神奇的变幻,化作瑰宝,富丽而珍怪(朱生豪译本——中译者)。
[64]《俄狄浦斯之死》,收于我常引用的合订本中(1905-1912,2,100页以下)。
[65]或者更准确些,是他们的父母情结(parental complex)。
[66]由于我已习惯于被误解,我想我明确地坚持我在这里提出的推论,一点也没有忽视我们正在讨论的现象的复杂性。这些演绎只是要求在已知或未知的宗教、道德与社会的源头中间,再加上一个新的因素,一个以心理分析学的启发为基础的因素,我必须将这些解释为一个整体的任务留给他人完成。不过,尽管在认识到它的高度重要性之前必须克服强大的情感抵抗因素,新观点的性质使它必将在这综合中起到中心作用。
[67]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场(钱春绮译本——中译者)。
[68]参见本书第二篇论塔布的文章。
[69]参见本书第三篇文章。
[70]泰初有为。(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弗洛伊德本文中的思路在其后的《群体心理学》(1921c,10)和更后的《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尤其是第四章及本书后面的《摩西与一神教》(1939a)文中得到了继续和进一步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