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智的进步
要在一个民族中取得持久的心理效果,仅担保他们是神的特选子民显然是不够的。若要使他们相信它,并从这种信念中得出结论,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们证实这一承诺。在摩西的宗教中,《出埃及记》就是这样一个证据;上帝,或以摩西命名的上帝,一直不厌其烦地以此作为他宠爱犹太人的证明。为了保持对该事件的回忆,他们开始过“逾越节”,或者毋宁说,在一个早已形成的节日中插入了那一回忆的内容。然而,它只不过是一种回忆:逃出埃及只能属于朦胧而遥远的过去。目前,上帝宠爱他们的迹象是极其缺乏的;该民族的历史表明他们已经在上帝的面前失宠。如果各原始民族的神祇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没有保证这些民族取得胜利、获得幸福并过上舒适的生活,那么,原始民族通常会废黜他们的神,或者施加惩罚。在每一个时代,国王们所受到的对待和神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便揭示了一种古代的同一性:即他们是同根同源的。这样,假如现代人的国王由于被打败而丧失了王权,并相应地进行割地赔款,那么,人们照例会把他们的国王赶下台。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民族越是受到他们的上帝的虐待,就越是忠顺地依附于他呢?——这是一个不得不暂时搁置一旁的问题。
这可能鼓励我们去探究,这个民族除了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因而增强了自信之外,摩西的宗教是否并未给他们带来别的任何东西呢?确实,可以轻易地发现另一个因素。这个宗教也给犹太人带来了关于上帝的更为崇高的观念。凡相信这个上帝的人,都能分享他的伟大,都感到自己变得荣耀起来了。对于一个不信教的人来说,这并非完全不言而喻;但是,如果我们指出,一个身在异国的英国人,虽然由于这个国家发生叛乱而显得很不安全,但他却感觉到一种优越感——这种感觉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小国市民中是完全没有的——那么,对我们或许就能使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这个英国人依赖的是这一事实:即如果他的一根头发受到伤害,他的政府就会派军舰前来;而且,叛乱者也十分清楚这一点——而小国却根本没有军舰。由此可见,每一个英国人对大英帝国之伟大感到的骄傲,所感受到的更大安全性——即受到保护——都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可能类似于一个伟大上帝的观念。而且由于人们不能宣称帮助上帝来统治世界,因此对上帝之伟大感到的自豪就与被上帝所选中的自豪融汇在一起了。
在摩西宗教的戒律中,有一条比初看上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禁止制作上帝肖像的戒律。它意味着强制人们崇拜一个不可见的神。我估计,就其严格性而言,摩西超过了阿顿宗教。也许他想与阿顿宗教前后一致:他的上帝不能有名称,也不能有可见的面容。这条禁令也许是反对滥用巫术的一项新奇的预防措施。然而,如果这条戒律被接受了,它必然要产生出一种深远影响,因为它标志着感官知觉让位于某种抽象理念,而且退居次位。这是理智对感觉的胜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伴随着其心理学必然结果的对本能欲望的克制。
为了使这些乍一看去并非显而易见的观点更为令人信服,我们必须回顾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具有同类特征的其他过程。其中最早而且最重要的过程只可能从原始时期的混沌状态中窥见到大致的轮廓,它的惊人的结果使我们确信它曾经发生过。在我们的儿童中,在成年神经症患者中,也和原始人一样,我们发现了一种同样的心理现象,我把它称之为信奉“思维万能”。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人类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心理活动(在此种情况下是其理智部分)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的能力。所有的巫术(它们是科学的前身)基本上都建立在这类前提上:语言的一切魅力都能在这里找到位置;就像相信念颂某个人的名字就能产生力量的现象也都是由此产生的一样。我们猜想“思维万能”表现了人类在创造其语言过程中产生的骄傲,因为这个过程使他的智力功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崭新的理智活动领域从此展现在他的眼前:与那些只涉及感官直接知觉内容的低级心理活动内容相比,这个领域中的概念、记忆和推论等等,开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当然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
我们能更轻而易举地掌握后期的另一个过程。在那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在此,对这些因素我们无须讨论,而且其中有些部分还不完全为人们所了解),母权制社会秩序被父权制社会秩序所取代——这当然包括以前一直盛行的程序法学领域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反响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奥雷斯蒂斯》一书中似乎还听得到。[45]但是,这种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又一次证明了理智对感觉的胜利——就是说,它是文明的一次进步,因为母性是由感性证据证明的,而父性则是根据一种推论和前提而做出的一种理性假设。以这种方式支持思想过程优越于感知觉的观点,已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措施。(https://www.daowen.com)
在我曾经提到的那两个事件之间的某一时期,[46]还有另一个事件与我们在宗教史中的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类发现自己被迫普遍承认“理智的”力量——这些力量虽然不能通过感觉(特别是视觉)来掌握,但它们却能产生不容置疑的而且确实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假如我们可以用语言作为证据,那就可以把语言说成是由于理智性原型所提供的空气运动,因为理智是从风的轻微流动——“阿尼姆斯”(animus)、“灵魂”(spiritus)和希伯来语的“呼吸”(ruach)——中获得这一名称的。和发现每一人类个体的理性原则一样,这也导致了心灵(seele即灵魂)的发现。观察又一次在人的呼吸中发现了空气的运动:人一死亡,呼吸便停止;到这一天,一个濒死的人就会“呼出他的灵魂”。然而,现在精神世界(Geisterreich)向人们敞开着。他们做好了准备,要把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灵魂赋予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使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beseélt);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科学在重新消除它的一部分灵魂世界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确实,即使在今天它也尚未完成这一任务。[47]
摩西戒律的禁令把上帝抬高到理智的高度,而且开通了进一步改变有关上帝的观念的道路。对此以后还要予以描述。但是,我们可以首先考虑这条禁令的另一种作用。所有这些理智性进步的后果是增强了个体的自信心,使他感到自豪——这样一来,他便感到比那些沉迷在感官性之中的其他人优越。我们知道,摩西向犹太人传达了一种成为特选子民的自豪感。使上帝非物质化,为他们的秘密财富做出了卓有价值的新贡献。犹太人获得了他们对理智兴趣的倾向。民族的政治灾难教会了他们以其真实的价值来评价他们保留的那宗财产——即他们的文学。在台塔斯(Titus)毁坏了耶路撒冷圣殿之后,犹太法学博士乔查南·本·扎凯(the Rabbi Jochanan ben Zakkai)立即请求准许他在雅布内(Jabneh)开办第一所学习《圣经·旧约全书》开头五卷的学校。[48]从那时起,基督教《圣经》这部书以及相伴而生的理性关注就成了把这个分散的民族维系在一起的精神力量。
上述情况绝大多数是众所周知和普遍接受的。我所要做的只是补充一点:具有犹太人性质的这种性格特征的发展是由摩西反对崇拜有形上帝的禁令引起的。
大约两千多年来,犹太民族的生活中一直重视理智活动。这当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助于制止凶残和暴力倾向,而在肌肉力量的发展成为普遍理想的地方,易于出现这种凶残和暴力倾向。希腊人在理智活动和身体活动的修养方面达到了和谐一致,而犹太人却没有达到。在这两分法中,他们的决定至少有利于更有价值的选择。[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