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能的克制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本能的克制

为什么理智能力的进步,感觉能力的倒退,会提高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自信和自尊?这一点现在表现得还不明显,人们也不能很快理解这一现象。似乎可以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价值标准,存在着保持这个价值的标准的另一个人或机构。为解释起见,我们不妨举一个我们已经了解的个体心理学的类似案例。

如果一个人的本我提出一个性欲的或攻击性的本能要求,那么,最简单而又最自然的事情是,支配着思维器官和肌肉器官的自我应该用行动来满足这一要求。自我为本能的这种满足而感到快乐,正如不满足它无疑会成为自我不快乐的根源一样。现在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自我是由于某些外部障碍而避免满足这种本能的需要——就是说,当它觉察到这种行动本身会对自我造成严重危险时,它不会配合本能的冲动。放弃这种满足,即由于外部障碍而引起对某种本能的克制——或者如我们所说,为了服从现实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如果不可能通过能量的移置而减少本能自身的力量,那么,本能的克制就会由于不愉快而导致持久的紧张。不过,本能的克制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我们理当称之为内在的原因。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力量经过内化,在自我中便形成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在观察、批评和抑制意义上对付自我的其他部分的。我们把这个新的机构称为超我。从那时起,在使本我所要求的本能满足付诸行动之前,自我不仅要考虑外部世界的危险,而且要考虑到超我的反对意见,它将有更充足的理由节制本能的满足。但是,鉴于本能的克制在出于外部原因时只能是不快乐的,在出于内部原因时则服从于超我,因此,它具有不同的经济效果。除了不可避免地产生令人不愉快的后果之外,它也会使自我产生快乐——这可以说是一种替代的满足。自我感到被提高了;它为本能的克制而感到自豪,仿佛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成就。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产生快乐的机制。超我是个体的父母(和教育者)的继承者和代言人,父母(和教育者)曾在个体生活的最初阶段监督过它的活动;它几乎一成不变地行使着他们的功能。它使自我处于永久的依赖状态,并且不断对它施加压力。就像在童年时代一样,自我非常担心失去这位最高主人的爱;它觉得主人的赞许就是解脱和满足,而主人的谴责就会使良心感到痛苦。当自我为超我做出这种牺牲而进行本能克制时,作为报偿,它希望因此而获得它的更多的爱。它以获得这种爱的意识而感到自豪。当这个权威尚未内化为超我时,在失去爱的威胁和本能的要求之间可能存在同样的关系:当一个人出于对父母的爱而成功地克制住本能的要求时,就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但是,只有在权威本身已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之后,这种愉悦感才能具有独特的引以为自豪的自恋性质。

对来源于本能克制的满足做出这种解释对我们理解我们想要研究的过程——当理智取得进步时自信心提高——有什么样的帮助呢?看起来这种解释没有多少助益。因为具体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任何本能的克制都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为此而做出牺牲的第二个人或机构,我们很快将对这后一种说法表示怀疑。可以说,伟人就是权威,成就都是为他而取得的;而且,既然伟人本身的作用在本质上非常类似于父亲,因此,如果在群体心理学中他起到了超我的作用,我们也无须感到惊奇。同样,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摩西这个人与犹太民族的关系。然而,在其他方面则无法确立恰当的类比。理智的进步在于决心反对直接的感知觉,而支持所谓高级的理智过程——即记忆、思维和推理。例如,尽管父权不能像母权那样用感官证据来确立,父权比母权更为重要,而且确定儿童应该为此而享有父姓并成为他的继承人。它也可以宣称,尽管我们的上帝像一阵大风或像灵魂那样看不见摸不着,但他却是最伟大和最全能的。对性要求或攻击性本能要求的拒斥似乎是与此大不相同的事情。另外,在理智能力取得某些进步的情况下——例如,在父权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指出制定所谓更高标准的权威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权威不可能是父亲,因为他只是被这种进步本身抬高到权威水平的。这样我们便面对着一种现象: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感觉的威力逐渐被理智所克服,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进步,人类都感到自豪和得意。但是,我们还无法说明为什么应该是这样。后来我们进一步发现,理智本身的威力又被信仰这种非常令人困惑的感情现象所压倒。在此我们有一句名言:“正因为它荒谬我才相信它”,而且我们又一次看到在这一方面获得成功的任何人都把它视为最高的成就。或许,所有这些心理情境中共有的因素是某种别的东西。或许,人们干脆宣布:越是难以取得的东西就越高级,他们的自豪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克服了某种困难而增强了的自恋。

这些当然不是富有成果的考虑。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和我们所探究的是什么决定了犹太人的性格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种看法只会对我们有利;然而,以后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事实,表明这和我们的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从反对制作上帝形象的禁令就已经开始的宗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愈益成为一种本能克制的宗教。这不是指它要求性欲节制;它满足于明显的性自由限制。然而,上帝却是完全解除了性欲的,并且被提高到了道德完善的理想境界。不过,道德伦理是对本能的一种限制。先知们从来不厌其烦地宣称,上帝除了要求他的人民采取一种公正的或有道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外,别无所求——也就是说,要放弃所有的按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仍然视为邪恶的本能满足。与这些道德要求的严肃性相比,甚至人们信奉上帝的要求似乎也退居第二位了。本能的克制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宗教中起着突出的作用,尽管在宗教发展的初期它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

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在这里多说几句。虽然本能的克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伦理观念似乎并不能构成宗教基本内容的一部分,但是从发生学上讲,它们与宗教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图腾崇拜,我们所认识到的最早的宗教形式,所包含的宗教内容是宗教体系必不可少的成分。因为,它的许多要求和禁律除了是一种本能的克制之外,别无其他意义:对图腾的崇拜包括禁止伤害或宰杀代表图腾的动物,族外婚——也就是,克制对本部族中的母亲和姐妹的强烈欲望,承认兄弟联盟中的所有成员都有平等的权力——换言之,限制他们当中发生暴力竞争倾向。在这些禁律和规范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端倪。我们发现,有两种不同的动机在这里发挥作用。前两种禁令的作用是在被除掉的父亲方面:这两种禁令尊从他原本就有的意志。第三条禁令——承认联盟中的兄弟们有平等的权利——则无视父亲的意志;有必要永久地保持成功地除掉父亲之后所建立的新秩序,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否则,早期状态的复归就不可避免了。正是在这里,社会律法才开始与其他律法分离开来,我们可以说,其他律法是直接从宗教联系中产生出来的。

这一系列事件的基本部分在人类个体的发展中以简略的形式得到了重复。在这里,也是父母的权威——主要是专制的父亲借以威胁要惩罚儿子的权威——要求儿子克制本能冲动,并且决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后来,当社会和超我取代了父母位置之后,对儿童所谓的“表现好”或“淘气”便被描述为“好”和“坏”;或者“有道德的”和“邪恶的”。但是,这里讲的仍然总是同一回事——即在权威压力之下的本能克制,这种权威只不过是对父亲的取代和延续。(https://www.daowen.com)

当我们考察神圣这个值得注意的概念时,我们的这些发现就会更深入一步。和我们高度评价并认为重要的其他事情相比,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真正“神圣”[50]的呢?一方面,神圣与宗教事务有联系,这是确定无疑的。这种联系一直受到强调:所有宗教的事物都是神圣的,这正是神圣概念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人们无数次地尝试把神圣的特征适用于如此众多的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其他事物——人、制度和功能——我们的判断往往受到干扰。这些尝试和努力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目的。我们不妨从与神圣有如此紧密联系的禁令的特征开始。神圣的东西显然是某种不可触摸的事物。一种神圣的禁令具有非常强烈的情绪色彩,但实际上却没有理性基础。例如,为什么与女儿或姐妹乱伦竟会是这样一种特别严重的罪行——竟比任何其他性紊乱都严重得多呢?[51]如果我们要求有一种理性基础,人们当然会说,我们的所有情感都对此深表反对。但是,这只不过意味着,人们把这条禁令视为不言而喻的,他们并不知道它有任何基础。

我们很容易指出这种解释的无效性。那种表现为侮辱我们最神圣感情的东西,在古代埃及和其他早期民族的主导家庭中竟然是一种普遍的风俗——我们可称之为一种变成神圣的习俗。一个法老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他的妹妹作为他的第一个和主要的妻子;而且法老的后继者们,希腊的托勒密王公们,也都毫不犹豫地跟随着这种榜样。更确切地说,我们被迫认识到,乱伦——在这个例子中是哥哥与妹妹之间的乱伦——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是凡人所没有的,只有作为神的代表的王公们才享有。同样,在希腊和日耳曼的传奇中,人们并不反对这类乱伦关系。我们可以推测,在我们的贵族们当中,严肃认真地坚持生而平等就是这种古代特权的遗迹,而且可以确定,由于在最高的社会阶层中多少世代的近亲繁殖的结果,今天的欧洲实际上是被一个家族的成员或第二个家庭的成员统治着。

在神祇们、国王和英雄们当中存在着乱伦关系的证据也有助于我们做出另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寻求从生物学上来解释对乱伦的恐惧,并将其追溯到对近亲繁殖所造成的恶果的一种模糊认识。但是,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还不能确定近亲繁殖会造成什么危险后果,更不用说原始民族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予以防范了。在确定被允许的和被禁止的亲属关系的程度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个证据几乎无助于提出下列假设:即认为“自然感情”是对乱伦恐惧的最终基础。

我们对史前史的构想迫使我们做出另一种解释。倾向于族外通婚的法令(对乱伦的恐惧则是其消极的表现)是父亲意志的产物,在他被铲除之后这种意志却被延续下来。由此便使它产生了具有情绪色彩的力量,而且不可能为它找到一种理性的依据——这就是它的神圣性。我们有信心地预料,对神圣禁令的所有其他情况的研究会使我们得出和乱伦恐惧相同的结论:就其根源而言,神圣的东西不过是那位原始父亲意志的延续。这同样能说明那些表达神圣概念的词语的不可理解的矛盾性。正是这种矛盾性才普遍支配着与父亲的关系。拉丁语的sacer这个词的意思不仅是指“神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还指我们只能译为“声名狼藉的”,“可恶的”东西。[52]父亲的意志不仅是一个人不能触摸、不得不高度尊崇的东西,也是在其面前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因为它要求人们做出痛苦的本能克制。当我们听说,摩西通过把割礼的风俗介绍给他的人民,从而使他们变得神圣时,我们现在才理解到这一论断的深刻含义。割礼是阉割的象征性替代物,是那位原始父亲为充分显示其绝对力量施加给他的儿子们的。无论谁接受那种象征,谁就以此表明他准备屈从于父亲的意志,不管这使他付出了多么痛苦的代价。

回到伦理观念上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它的一部分禁令之所以从理性上证明是合理的,乃是因为有心要划清社会对个人的权利、个人对社会的权利以及个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但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在伦理学上如此浮夸、如此诡谲,而且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如此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把这些特征归因于它和宗教的联系,归因于父亲的意志。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