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法国的状况48

卡·马克思　法国的状况 48

1860年1月17日于巴黎

路易-拿破仑皈依了自由贸易，并且正准备宣布和平新纪元的到来。他差不多可以被接受入教友会49了，因而1860年将作为千年王国50第一年载入欧洲史册。这些轰动整个伦敦报界的非同寻常的消息，来源于发表在1860年1月15日《通报》上的路易-拿破仑致国务大臣富尔德先生的一封信。发表这封信的第一个效应就是国家证券在巴黎下跌，在伦敦上涨。

首先，有必要稍许详细地研究一下犯罪构成，也就是那封应该成为新纪元的整个大厦基石的皇帝的信。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必须设法进一步发展国民财富的各个部门，这样的时机已经来到。”极其相似的声明[1]在1852年1月份的《通报》上出现过，那时，政变开创了动产信用公司51、土地信用公司52和其他的游荡银行53的纪元。但这还不是全部。从这个多事之秋起，在法国独裁者庇护下公布的每个年度财政报告，一直都用大量官方数字极力强调一个事实，即帝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它的悉心治理之下，国民生产的各个部门已经取得大发展。

这样一来，我们便不知可否。要么是政变时期所作的声明为时过早，而政变之后发表的财政报告是捏造；要么是现在的声明纯属欺人之谈。

无论如何，根据新的皇帝宣言的自供，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法国社会从波拿巴制度的复活中所应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们且看一看，这些美妙的经济革新将借助于什么样的新发明来实现。

首先，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我国的对外贸易应当通过产品交换来发展”——真是了不起的至理名言，富尔德大概也会因自己主子的这个大发现而有点吃惊了。既然对外贸易是以本国产品交换外国产品，所以为了发展法国的对外贸易，就必须扩大法国产品的交换，这是无法否认的。路易-拿破仑从他设想的法国对外贸易的新发展中所预期的主要结果，是“在劳动阶级中普及福利”；劳动阶级的状况，正如政变英雄所默认的和现代法国作家（例如，参看已故的科兰先生的著作[2]）所指出的，近10年来已明显恶化。不幸得很，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使最肤浅的观察家也为之震惊。从1848年到1860年，法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1848年它达到87500万法郎，而1859年就增加了一倍多。在短短的10年间，贸易增长100%以上，这几乎是空前的现象。这种增长的原因，可以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合众国等地找到，在土伊勒里宫54的档案库里当然是找不到的。尽管法国的对外贸易近10年来急剧增长——其原因在于整个世界市场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远在法国警察的琐屑监督的范围之外——可是，人们看到，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可见，有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说，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明第二帝国为什么能够那样轻松地恣意挥霍，那么，尽管出口增加一倍，而民生依然凋敝的事实就暴露了这种轻松愉快的帝王生活是谁付出了代价。如果说，没有法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么，反过来说，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https://www.daowen.com)

奥地利皇帝用一道命令在本国消灭了赤字，为什么路易-拿破仑不也发一道命令实现增加法国的对外贸易呢？不过，他担心在自己的道路上有障碍。

他说：“我们必须首先改善我国的农业，并且使我国的工业摆脱使之处于较低阶段的那些内部障碍。”

法国的农业状况亟须改善，这是法国经济学家们一直谈论的话题。但是路易-拿破仑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他将保证以不大的“利息”给农业贷款。大家知道，法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二强。路易-拿破仑会向其余三分之一的居民征税，以便给全国大部分人提供“利息不大”的贷款吗？这种想法确实太没有根据，不足置信。另一方面，他的土地信用公司公开声明的宗旨是把借贷资本送往农村。这个公司所达到的惟一结果，不是改善农业，而是使小自由农破产，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又是那个老牌的失效的万应灵丹——信用机构。谁都不会否认，第二帝国标志着法国信用事业发展的一个时代。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在这方面帝国走得太远了，随着自己信用的丧失，它也失去了鼓励信用的能力。看来，这里惟一的新事物就是：半官方的信用机构绷得太紧了，对它的要求太过分了，所以路易·波拿巴现在梦想着把政府本身直接变成贷款事务所。由于每一个这样的企图总是带有巨大的危险，所以这一企图也必然要遭到失败，就像他囤积粮食以抬高粮价的企图失败了一样。排水、灌溉和整地——这些措施都很好，而且各有各的好处，但它们所带来的惟一可能的结果是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它们并不能提高也无意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即使路易·波拿巴奇迹般地找到了在全国范围内这样来改善农业的办法，这些措施又如何才能消除近5年来法国农民一直苦于农产品不值钱的状况呢？此外，路易-拿破仑要着手逐步改善交通工具。提出这一建议时的冷酷心肠甚至超过了波拿巴的无耻。只要注意一下法国从1850年起的铁路发展就够了。这些“交通工具”的年度支出从1845年到1847年约17500万法郎，从1848年到1851年约12500万法郎；而从1852年到1854年几近25000万法郎（比1848—1851年的支出多一倍）；从1854年到1856年几近55000万法郎；从1857年到1859年约50000万法郎。在1857年爆发了普遍的贸易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在建筑和已经批准建筑的铁路仍然需要巨额款项，法国政府曾经大受震动。它禁止铁路公司用发行股票、证券等方式每年吸引为数21250多万法郎的新资本，禁止成立新公司并且对年工程量规定出一定的限额。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路易·波拿巴说话的口气竟然像铁路、运河等等是现在才发明似的！他所暗示的强行降低运河航行税的办法，其结果无疑会破坏国家合同，吓跑这些企业的投资，而且，这个措施也根本不适于把新资本吸引到那些部门中去。最后，为了找到农产品市场，必须刺激工厂工业的发展。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工厂工业在第二帝国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如此，尽管输出空前增长，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大发展，信用系统在法国极度扩充，法国农业仍然处于衰落之中，法国农民仍然日益破产。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怎样解释呢？长期国债每年增加25500万法郎，这个事实就对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回答，更不用说为陆海军抽血税了。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吸血鬼，是一种比法国民族的生产力增长得更快的重担。

路易·波拿巴给法国工业开的药方，如果撇开那些空话或远在天边的事不谈，归根到底只是取消羊毛和棉花的关税，逐步缩减糖和咖啡的关税。这些都很好，但是只有像英国自由贸易派55那样轻信的人，才能把这类措施叫做自由贸易。每一个懂得政治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取消农产原料的关税乃是18世纪重商学派理论中的主要点。压在法国生产上面的这些“内部障碍”，同日用品入市税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后者把法国分成好些个独立区，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区，使产品的国内交换瘫痪，福利不能建立，因为这种日用品入市税是阻碍产品消费的。但是在帝国的制度下这种入市税增长了，而且还要进一步增长起来。降低羊毛和棉花的关税，准备以取消减债基金来补偿，这样一来，增加国债的最后一个哪怕往往是有名无实的障碍就将消除了。

另一方面，森林应砍伐，土丘须铲平，沼地要排水，其办法就是在三年之内拨出16000万法郎（据说相当于最近的战时公债中尚可利用的余额），每年平均不到5400万法郎。然而，帝国的卡利奥斯特罗56五年前那样大吹大擂宣布的、从那时起人们已不再记起的卢瓦尔河筑堤的一项工程，用不了三个月就可以把这笔钱全部吃掉。在这种情况下，宣言里还剩下什么呢？“和平纪元的到来”，——就好像以前没有在波尔多宣布过似的。“帝国就是和平”。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