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法英之间的新条约64

卡·马克思　法英之间的新条约 64

1860年1月28日于伦敦

对法商约67提交下院审查不会早于2月6日。可是，根据辩论回奏书65时的揭发，根据法国报纸的披露以及伦敦和巴黎的传闻，不管格莱斯顿先生怎样郑重警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给这个“可爱的换来儿”79作一个总的评价了。1月23日，星期一，条约在巴黎正式签字，充当它的法国教父的是贸易大臣鲁埃和代理外交大臣巴罗什；英国方面扮演这种角色的是考莱勋爵和科布顿先生。以下的一则新闻，即前圣西门主义者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曾为此事出了一臂之力，整个法国都惋惜路易-拿破仑处理不当，没有让这位名人（即舍伐利埃先生）有可能同他的“英国同事”一道在条约上签名，——已经由“名人”自己慨然向伦敦作了报道，并且在各个自由贸易派机关报上登载了。但报界并不知道，法国方面的主角是前圣西门主义大祭司安凡丹天父。这些圣西门主义者，从安凡丹天父到伊萨克·贝列拉和米歇尔·舍伐利埃，都已变成了第二帝国经济上的主要支柱，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不过，还是让我们再来谈谈舍伐利埃先生的“英国同事”吧。这位兰开夏郡的前工厂主对于能亲笔签署国际条约，当然感到不胜荣幸。如果注意到，互惠条约和一般商约（同野蛮人签订的条约除外），都曾被以科布顿先生为首的英国自由贸易派55痛斥为最坏的和最无信义的保护关税形式；如果再注意到，现在的条约，即使从互惠观点来看，似乎也是一个相当荒唐的协定；最后，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权衡一下用条约做掩护的政治目的和任务，那么，人们大概就会可怜理查·科布顿先生成了帕麦斯顿的一个诡计的无辜牺牲品了。但事情还有它另外的一面。大家知道，科布顿先生因从事反谷物法运动80有功，曾得到感恩的厂主们约6万英镑的奖赏。科布顿先生用这笔钱的绝大部分买了美国股票，由于1857年的危机，几乎损失殆尽。他启程去合众国旅行时还抱有的希望化为泡影。科布顿先生回到英国时已经是一个破了产的人。为了安排一次国民捐献，就必须有一种国民性质的借口，必须有一桩可供吹嘘的事情，好再一次把科布顿先生描绘成联合王国的守护天使，“能保障千百万普通家庭的富裕和安适”[1]。英法条约恰好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而且，正像诸君从省报上获悉的那样，用来补偿自由贸易的伟大使徒在美国亏损的为数4万英镑的新捐献已在进行，并且得到很大的“同情”。毫无疑问，如果是迪斯累里向下院提出这样的条约，自由贸易派的首领科布顿先生就会站出来，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说内阁企图使立法机关重犯过去不文明时代的最愚蠢的错误。

从附表[2]中可以看出1858年英国对法国商品征收的保护关税的数额：

这样征收的关税，多数是保护关税，如篮筐、挂钟、花边、皮靴、手套、丝织品等的关税都是。其他如白兰地税等等，要高过英国国产酒类的消费税，因此也带有保护关税的性质。甚至如葡萄酒税这样纯粹的财政关税，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也认为是保护关税，因为，如果不同时保护国内市场的同类商品以至同样的商品，是不可能对外国商品征税的。所以，对外国葡萄酒征收的财政关税，对当地啤酒等等来说，就可以看做是保护关税。由于新签订的条约，英国对法国制成品的全部税收将立即取消，而白兰地税、葡萄酒税及其他商品税将同英国的消费税或同目前征收的从不列颠殖民地输入的同类商品（如葡萄酒）的关税拉平。另一方面，法国税率的改变，在1861年10月以前不会彻底实现，这可以从一份法国政府机关报的下列报道中看出：

1860年7月1日——废除棉花和羊毛进口税。

1860年7月1日——对英国煤和焦炭采用比利时税率。

1860年10月1日——将现行铁税改为每100公斤收税7法郎。(https://www.daowen.com)

1860年12月31日——降低机器进口税。

1861年6月1日——废除对麻线和麻制品输入的禁令，规定关税不超过30%。

1861年10月1日——废除其余一切有关输入的禁令，采用5年为期的从价税的保护关税制度，5年期满后不得超过25%。

除英国煤税降低到与目前征收的比利时煤税相等之外，法国所做的一切表面上的让步，显然是极端模棱两可的。例如一号生铁（威尔士的）每吨价格目前是3英镑10先令，而法国对它将征收近3英镑的关税。伦敦的《经济学家》承认，对迄今禁止输入的物品征收的30%的从价税，实质上就是保护关税。就降低英国商品税——不管是真降低还是假降低——要拖下去而言，英国政府实质上起一个保险公司的作用，保证在这个时期内保住路易-拿破仑的权力。这个商约的真正秘密正是在于，“这完全不是商约”，而纯粹是一个骗局，是要迷惑约翰牛的商业头脑和掩盖不可告人的政治计划。这个秘密在辩论回奏书时被迪斯累里先生巧妙地揭发出来了。他的揭发要点如下：

“几年以前，法国皇帝作过声明，这个声明同不久前他写给国务大臣的那封信[3]相似。在这个声明中，他建议完全取消保护关税制度，采取类似他在不久以前的宣言中提到的那些措施。1856年，根据这个精神拟定的法案被提交给了立法团，但在通过以前，它被提交法国86个省议会审查，除6个省议会外，各省议会都赞同这个法案，条件是新制度应该再过一些时候施行。结果，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一份公开文件表明他实行这个制度的决定并把生效的日期规定在1861年7月。因此，法国根据所签订的条约答应在1861年7月实行的一切，已经在法国通过法律程序规定好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