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
“大胆查理”，“勇敢的卡尔”，俗称卡尔·福格特，现在给我们讲穆尔滕的失败。126
“很多工人和流亡者都被〈即被李卜克内西〉花言巧语说服了，因此终于决定在穆尔滕召开革命代表大会。各地方分会的代表都应秘密前往该地，他们打算在那里讨论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事的最终日期。全部准备工作都绝对保密，通知只由李卜克内西先生的心腹和他的通讯员送发。代表们或步行、或乘船、或坐车从四面八方向穆尔滕集中，但旋即落入宪兵手中，宪兵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用这种办法抓到的这一伙人，在弗赖堡的奥古斯丁寺院里拘押了一个时候，后来被送到英国和美国去了。李卜克内西先生受到了特别关照。”（“主要著作”第168页）
“李卜克内西先生”参加过司徒卢威领导的1848年9月暴动95，后来在巴登坐牢，一直到1849年5月中，巴登爆发武装起义127时才获得自由，接着参加了巴登国民炮兵队当普通兵，后来被福格特的友人布伦坦诺当作造反者再度投入拉施塔特的要塞囚室。第二次获释后，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参加了由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率领的师团，最后同司徒卢威、科恩海姆、科尔恩和罗森布卢姆一起越过法国边境，前往瑞士。
当时，我对“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瑞士“革命代表大会”的了解，比对伯尔尼凯斯勒大街本茨酒馆老板那里举行的酒馆代表大会的了解还要少。在酒馆里，满桌的议会豪杰们再次兴高采烈地嘟囔他们在圣保罗教堂128发表的演说，把未来的帝国席位编成号码相互分配，并且听取大胆查理的那一套大吹大擂、粗野笑话、淫词秽语和夸夸其谈来消磨流亡生活中的难熬夜晚；这位大胆查理当时略带幽默并仿照德国一个古老传说，亲手为自己开出一份“帝国酒鬼”的特许证。
“传说”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喝酒本属常事，
酒徒却当儿戏；
令人眼花缭乱，
倒也不足为奇。
大高脚杯何用之有，
盂形缸也不中意，
大腹杯怎能解忧，
拿大桶来吧，
真不愧为酒鬼天下第一：
就是大鹿和水牛
也从来不那么大口大口喝着争高低。”[49](https://www.daowen.com)
然而，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吧。“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起事的日期！”“绝对保密的准备工作！”“或步行、或乘船、或坐车绝对秘密地从四面八方集中”。这位“勇敢的卡尔”钻研我在《揭露》中戳穿的施梯伯的那一套手法，显然没有白费力气。
实际情况很简单：李卜克内西在1850年初担任日内瓦工人协会主席。他建议当时在瑞士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于是便决定向24个不同的工人协会发出书面通知129，邀请它们到穆尔滕集会，讨论拟议中的组织问题和创办共同机关报问题。日内瓦工人协会内部的辩论，通知书的分发，其他24个工人协会内部有关此事的讨论，都是公开进行的，举行穆尔滕代表大会的日期也是公开的。如果瑞士当局想禁止这个大会，那它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能办到。但是自由派分子德律埃先生的计划，却是玩弄戏剧性的警察手腕，他在物色一个他可以一口吞下去的人，以便让当时正在火头上的神圣同盟消消气。作为工人协会主席在代表大会通知书上署名的李卜克内西，获得了主谋者的荣幸。人们把他同其他代表隔离开，在弗赖堡塔楼顶上给了他一处免费住所，他能在那里极目远眺，自得其乐，甚至享有每天在塔楼平台上散步一小时的特权。对待他的惟一独特之处，就是把他隔离监禁。他曾多次请求把他同其他代表关在一起，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绝。但福格特懂得，警察当局对自己的“moutons”[50]是不予隔离的，反而要把这些“令人喜欢的交谈者”掺进人堆里去。
两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同一位姓格贝尔特的人一起被弗赖堡警察局长遣送到贝桑松，在那里，他像他的这位盟内同志一样，得到了法国当局强制前往伦敦的通行证，并被警告，要是他们不按照指定路线前往，就要把他们发配到阿尔及尔。由于这次出乎意料的旅行，李卜克内西失去了他在日内瓦的大部分什物。不过，也应当对卡斯泰拉先生、沙勒先生以及当时弗赖堡政府的其他委员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对待李卜克内西，也像对待穆尔滕的所有囚徒一样，是非常人道的。这些先生们还记得：不过是几年以前，他们自己也蹲过监狱或者流亡过，因而公开对大科夫塔130德律埃强加于他们的那种看守职责表示厌恶。对被捕的流亡者的待遇，并不像流亡的“议员们”所想的那样。因此，目前还在瑞士的一个家伙，H某人，议员们的同志，认为有责任出版一本抨击性小册子，来痛骂所有被捕的人，特别是被捕的李卜克内西，因为他们的“革命”思想超出了议会健全理智的界限。而“大胆查理”对于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特别关照”似乎还耿耿于怀。
我们这位“大胆者”的全部蹩脚文章的特点，就是剽窃。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瑞士自由派习惯于对他们的牺牲者散布流言飞语，说他们犯了间谍罪，以便使自己的粗暴驱逐令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济驱逐了司徒卢威，公开宣布他是“俄国间谍”。同样地，德律埃宣布布瓦绍是法国间谍。图尔特下令在日内瓦大街上突然把席利抓起来要送往伯尔尼监狱塔楼以后，也是用同样手法对付他的。当席利提出为什么这样粗暴对待他时，权大无边的图尔特回答说：“联邦委员、市长凯伦先生要求驱逐您。”席利说道：“那就让我见见凯伦先生。”图尔特却说：“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先生扮演日内瓦警察的角色。”这一回答的逻辑，跟同一个图尔特在担任瑞士驻都灵公使时所表现的绝顶聪明相比，可说是毫无逊色；在萨瓦和尼斯的割让已是既成事实之后，他写信告诉瑞士联邦主席说：加富尔拼命反对这种割让。然而，也许是同铁路有关的外交问题当时把图尔特的正常机敏弄迟钝了。席利刚刚被极其严格地单独监禁在伯尔尼，图尔特就着手给他的粗暴的警察行动点缀“自由主义的性质”，就向德国的流亡者，例如芬克博士，窃窃耳语：“席利同凯伦秘密勾结，向他密告日内瓦的流亡者……”甚至日内瓦《独立报》当时也认为：“把系统地诽谤流亡者提高为国家原则”是日内瓦政府的恶名昭著的罪孽（见附录1）。
德国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瑞士的自由派便把所谓的“首领”驱逐出境，从而破坏了避难权，——它本来以革命军残部不在巴登土地上作最后一战为条件答应了避难权。后来也轮到了“盲从者”。成千的巴登士兵受到愚弄和欺骗，接受了回国护照，可是他们一回国就落到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宪兵们手里。随后是神圣同盟131的威胁，随威胁而来的是穆尔滕的警察手腕。但是，“自由主义的”联邦委员会132还不敢像“勇敢的卡尔”走得那么远。它只字未提“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事的最终日期”。为了面子关系而不得不进行的侦查，结果是一无所获。
外国的“战争威胁”和“政治宣传倾向”，——这就是“为难的”联邦委员会为了给自己辩护而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闪烁其词地提到的一切（见附录2）。“瑞士自由主义”警察的丰功伟绩，决不因造出了“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而达到顶点。1851年1月25日，我的朋友威廉·沃尔弗（“议会的羊群”给他取名为“议会的狼[51]”）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我：
“联邦委员会通过迄今所采取的措施，已使流亡者从11000人减少到500人，但是，它在没有把不拥有相当财产或特殊关系的一切人都赶出去以前，是不会罢休的。”
不言而喻，为革命奋斗过的流亡者是敌视圣保罗教堂的英雄好汉们的，因为后者以无休止的空谈断送了革命。这班英雄好汉竟然毫无顾忌地让他们的对手落入瑞士警察当局手中。
福格特的心腹——拉尼克尔这个怪物，在席利到了伦敦之后曾亲自写信告诉他说：
“请设法在某一家比利时报纸上搞几栏来刊登声明，并请不要放过机会来使那些卑鄙的德国狗〈议员们〉在美国不得安生，因为他们已把自己出卖给那个大脖子外交官〈德律埃〉，成了他的工具。”
现在，大家就懂得“大胆查理”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了：
“我竭尽全力限制流亡者的革命奔波，并为他们在大陆上或海外寻找栖身之所。”[52]
在《新莱茵报》第257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读到以下一段话：
“海德堡1849年3月23日。我们的友人福格特，左派的先锋战士，帝国当代的幽默家，帝国未来的巴罗，防止革命的‘可靠报警器’，正在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同一些真正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把逗留在斯特拉斯堡、贝桑松和德国边境其他地方的‘人物’发送到美国去，换言之，就是流放到美国去…… 卡芬雅克的军刀制度当作惩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班先生们却想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来得到…… 大赦死了，流放万岁！当然，在这里少不了虔诚的欺骗[53]，如竟说什么流亡者自己希望迁移等等。但是，有人从斯特拉斯堡给《湖滨小报》写信说，这种渴求流放的传言在所有流亡者中间掀起了真正的怒潮，等等。他们全都希望很快回到德国，即令像福格特先生所动人地指出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因此而冒参与某种‘疯狂大胆的行动’的风险。”
关于“大胆查理”的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已经说得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