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我们且从日内瓦帝国摄政的“办公室”来到科隆普鲁士王国陪审法庭。
“马克思在科隆案件中起了杰出的作用。”毫无疑问。
“科隆审讯了他的盟内同志们。”供认不讳。
科隆被告们的审前羁押竟长达一年半之久。
普鲁士警察局和使馆，欣克尔代及其全班人马，邮局和地方当局，内务部和司法部——所有这些人在这一年半中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要弄出个犯罪构成来。
因此，福格特在侦查我的“行动”中，一定程度上动用了普鲁士国家的辅助手段，他甚至拥有我1853年巴塞尔出版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的真凭实据；这本书是他在日内瓦工人协会里找到的，他把它借去进行了“研究”。这一次卡尔这小子准不会放过使我害怕的机会了。其实不然！这一次福格特“为难”了，他放出了几个他特有的、带恶臭的、窒息性的炮弹[66]，然后一边仓皇退却，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科隆案件对我们并没有特殊意义。”（“主要著作”第172页）
在《揭露》中，除了其他人以外，我还难免不敲打一下奥·维利希先生。维利希在1853年10月28日《纽约刑法报》上的自我辩护书[67]，是从把我的著作评论为“对德意志联邦中央警察局的骇人听闻行动的杰出批判”[68]开始的。我的著作的出版者雅·小沙贝利茨收到我的手稿以后，1852年12月11日从巴塞尔写信告诉我说：
“您对警察当局的卑劣行为的揭露是无与伦比的。您给普鲁士的现存制度树立了一座永存的纪念碑。”
他还补充说，一些行家也同意他的看法，而这些“行家”的头儿就是卡尔·福格特先生目前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
我的小册子出版7年之后，它使与我毫不相识的柏林的艾希霍夫先生——大家知道，艾希霍夫被控诽谤施梯伯而受到起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仔细研究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因此，我不仅必须完全维持我最初对施梯伯作伪证的控告，而且必须加重对施梯伯的控告，即控告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全部证词都是捏造的…… 对科隆被告们的判决，仅仅是根据施梯伯的证词作出的…… 施梯伯的全部证词彻头彻尾都是伪证。”（1860年5月9日柏林《福斯报》附刊1）
福格特本人也承认：
“他〈马克思〉煞费苦心地向被告们的辩护人提供材料，向他们发出如何进行诉讼的指示……(https://www.daowen.com)
大家知道，在那里〈即在科隆〉，施梯伯、弗略里等密探提出了亲自伪造的假文件作为‘证据’，而且在那里，揭露出这帮警察败类所干的种种极端卑鄙下流的勾当，令人不寒而栗。”（“主要著作”第169、170页）
如果福格特用有利于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来证明他对政变的仇恨，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揭露秘密警察当局的极端卑鄙下流来证明“我”同它的“默契”呢？如果警察当局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那为什么还要造假的呢？
但是，——福格特教授教训说，——
“然而打击只是打败了科隆马克思同盟的盟员，只是打败了马克思派。”
的确如此，普隆涅斯！难道打击最初不是打败了巴黎的另一个派，接着又打败了柏林的又一个派（拉登多夫案件139），然后又打败了不来梅的其他一个派（死人同盟140）等等吗？
至于说到对科隆被告们的判决，那我不妨引证一下我的《揭露》中与此有关的几段：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纯粹的倾向性。泽特（检察官）在宣布审讯开始时说：‘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而现在（在审理末）他强调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客观的犯罪构成，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
在演了5个星期的警察滑稽戏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倾向性’，以期从实际材料的污秽中解脱出来。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一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企图证明，惩治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犯罪构成，而是纯粹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用合法手续烧死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了被告被捕以后颁布的新的普鲁士刑法典，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奴才法庭借口这个法典有减轻惩罚的条款，允许把它当作具有回溯效力的法律来加以应用。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么一年半的审前侦查是为了什么呢？这是由于倾向。”（同上，第71、72页）[69]“随着普鲁士警察当局亲自伪造并强加于人的记录本的真相大白[70]，案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告有罪还是无罪，这已经不再由陪审员来决定了；现在他们必须确认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
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同上，第70页）[71]
欣克尔代在科隆案件时期发给普鲁士驻伦敦使馆的一封信，证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正是这样估计局势的；他在这封信里说：“政治警察的整个命运，都系于这一案件的结局。”因此，他要求找到一个人，能在法庭上扮演已经逃之夭夭的证人豪[72]，领取出场费1000塔勒。当收到欣克尔代的另一封信时，这样的人的确已经找到了；信中说：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顺利的情况下，即使不进一步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定有罪的判决，因此，他〈欣克尔代〉要求不要作进一步的努力了。”（见附录4）
事实上，正是科隆陪审团的这种顺利组成，开创了普鲁士的欣克尔代—施梯伯制度。“要是科隆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惊雷”，——附属于普鲁士驻伦敦使馆的警察败类在1852年10月就已经了解这一点，虽说警察地雷到1853年3月底才在柏林爆炸（拉登多夫密谋）（见附录4）。
由于自由派的怯懦，使得反动派在许多年中横行无阻；这种怯懦表现得越无止境，自由派事后对反动时代的叫骂也就越加响亮。因此，科隆案件时期，我想在普鲁士自由派报刊上揭露施梯伯欺骗制度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失败。这些报刊在自己的旗帜上用大字写着：安全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而且你将在这种标志下——生存。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