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舍尔瓦尔
“这场玩笑的妙处，是在听听这个肥胖的无赖会向我们讲些什么海阔天空的谎言。”[54]
在我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舍尔瓦尔的密谋133。我在那里指出，施梯伯怎样同舍尔瓦尔（克雷默的假名）这一工具，怎样同卡尔利埃、格赖夫和弗略里这些产婆，捏造了所谓巴黎德法九月密谋133，以便弥补引起“科隆检察院”不满的对科隆被捕者的控告所缺乏的“客观犯罪构成”。[55]
科隆案件134期间，我所提出的辩护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舍尔瓦尔为一方同我和科隆被告们为另一方没有任何关系，以致同一个施梯伯在10月18日（1852年）还发誓作证，说他的舍尔瓦尔同我们是一伙，而在1852年10月23日（《揭露》第29页[56]）就又否认了这项证词。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他只好放弃把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我们扯在一起的打算。施梯伯总归是施梯伯，但施梯伯毕竟还不是福格特。
我认为在这里重复我在《揭露》中所援引过的关于所谓九月密谋的说明，是完全不必要的。1852年5月初，舍尔瓦尔回到了伦敦。他原是在1850年夏初，出于业务上的原因从伦敦移居巴黎的。1852年2月，他被判刑，没过几个月，巴黎警察当局就放他逃跑了。回到伦敦之初，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35（我和我的朋友们在1850年9月中就已退出了该协会）把他当作政治蒙难者来欢迎。但是这场骗局的寿命并不长。舍尔瓦尔在巴黎的丰功伟绩很快便真相大白，于是也就在1852年5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无耻之徒赶出了协会。1851年5月初被捕的科隆被告们，仍然在审前羁押之中。从密探贝克曼由巴黎寄给他的机关报《科隆日报》的一篇简讯[57]中，我了解到：普鲁士警察当局企图事后捏造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科隆被告们有关系。因此，我开始寻找有关舍尔瓦尔的材料。结果我发现，舍尔瓦尔曾在1852年7月向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前大臣和著名折中主义哲学家冯·雷·[58]先生表示甘愿充当奥尔良派44的密探。冯·雷·先生同巴黎警察局保有联系，这使他得以从那里的舍尔瓦尔档案中弄到一些摘要。在警察局的法文报告中，舍尔瓦尔就是通称为弗兰克的舍尔瓦尔，他的真姓是克雷默。档案上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曾经是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哈茨费尔特公爵的密探，在法德密谋中是一个叛徒，目前还是法国的密探，等等。科隆案件期间，我把这些材料通知了一个辩护人——律师施奈德第二先生，并授权他在必要时说出这些材料是我提供的。当施梯伯在10月18日开庭时发誓说爱尔兰人舍尔瓦尔——他自己说1845年曾因伪造票据在亚琛坐过牢，——仍然被关在巴黎的时候，我立即经当次邮班通知施奈德第二先生：莱茵普鲁士人克雷默化名舍尔瓦尔“仍然”住在伦敦，每天同普鲁士警监格赖夫接头，而这个已被判刑的普鲁士罪犯，英国立即会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他引渡的。如果把他弄到科隆去当证人，施梯伯的把戏就会被彻底戳穿。
在施奈德第二穷追不舍之下，施梯伯终于在10月23日宣称，他听说舍尔瓦尔好像已从巴黎逃跑，但他又庄严发誓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位爱尔兰人现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他同普鲁士警察当局有合作关系。实际上，舍尔瓦尔当时已被调到伦敦格赖夫那儿去做临时工作，每周领取固定薪俸。我的材料在科隆陪审法庭上引起的关于“舍尔瓦尔的秘密”的辩论，迫使舍尔瓦尔逃离伦敦。我听说他到泽西岛执行警务去了。我好久不知道他的行踪，直到从纽约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的一篇日内瓦通讯[59]中，才偶然得知舍尔瓦尔于1853年3月化名纽金特潜入日内瓦，1854年夏天又从日内瓦跑走了。可见，他在日内瓦会见福格特时，是在我的那本使他名声扫地的《揭露》由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几周之后。
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福斯泰夫式的历史故事吧。
福格特硬说他的舍尔瓦尔假装逃出巴黎以后马上就到日内瓦去了，可是在这以前他也曾硬说：舍尔瓦尔在九月密谋被发现前“几个月”，已由共产主义秘密同盟（同上，第172页）从伦敦“转送”到巴黎去了。这样一来，从1852年5月到1853年3月这段时间便完全不见了，而从1850年6月到1851年9月这段时间则被缩短成“几个月”。只要有一位福格特能在科隆陪审法庭上向施梯伯发誓说，“共产主义秘密同盟”是在1850年6月“从伦敦”把舍尔瓦尔派到巴黎去的，施梯伯就会什么都干；只要能看到福格特同他的施梯伯一起坐在证人席上冒汗，我也会不惜付出一切！发誓的施梯伯同他的鸟儿格赖夫、他的维尔穆特以及他的小家伙戈尔德海姆，同他的Bettelvogt——[60]这是多可爱的一帮人啊！福格特的舍尔瓦尔到日内瓦去时，“给马克思及其同伙的所有熟人”带去了“介绍信，很快纽金特先生便与这些人形影不离”（同上，第173页）。他“在《总汇报》的一位记者家里住了下来”，并且找到了——大概是由于从我这里得到的介绍信（《揭露》）——接近福格特的机会，后者给了他一份石印工作（同上，第173页），而且同他，就像从前同约翰大公、接着又同普隆-普隆那样，发生了某种“学术上的联系”。“纽金特”有一天在帝国摄政29的“办公室”里工作，一位“熟人”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并暗示他是个“奸细”。事实上，纽金特在日内瓦不仅同福格特打交道，而且忙于“建立秘密团体”。
“舍尔瓦尔-纽金特主持会议、做记录、负责同伦敦通信。”（同上，第175页）“他骗取了一些不太聪明的、但一般说来是好样的工人们的信任”（同上），但是，“在团体的成员当中，还有马克思集团的一个喽啰，大家都认为他可疑，是德国警察当局派来的密探”（同上）。
舍尔瓦尔-纽金特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的“所有熟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喽啰”。而这一个喽啰又分成“留在日内瓦的马克思的喽啰们”（第176页），后来纽金特不仅“从巴黎”同这些喽啰们“继续通信”，而且他还像磁铁一般，把他们“吸引到”巴黎“他的身边”来（同上）。
又是麻布“衣服”“换成”草绿色衣服的老故事！
舍尔瓦尔-纽金特要建立他的团体的目的是：
“大量制造和发放假银行券和假国库券，借以破坏专制者的信用和搞垮他们的财政”（同上，第175页）。
看来舍尔瓦尔是在模仿著名的皮特，大家知道，这位皮特在反雅各宾战争38时期曾在伦敦附近建立了一家印制法国假指券[61]的工厂。
“纽金特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刻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已经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轻信成员，要他们带上一包包这些”——石版和铜版吗？不对，——“这些假银行券〈自然，银行券是在印出以前就包好了的〉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第175页），
可是，西塞罗—福格特已经手握出鞘之剑站在舍尔瓦尔—卡提利纳的身后。福斯泰夫式的人物的特征是，不仅他们本身是被吹起来的，而且又全都吹嘘。瞧，把“革命奔波”限制在瑞士并用一批轮船使流亡者远涉重洋的我们那位大嗓门，瞧，他怎样在舞台上露面，演出什么样的传奇剧，又怎样把施梯伯在巴黎同舍尔瓦尔打拳击的趣闻留诸后世（见《揭露》[62]）！他就这样站着，这样舞他的剑[63]！
“这整个密谋计划〈同上，第176页〉订得极其可鄙。”“因为每个工人协会都要对舍尔瓦尔的计划负责。”已经“出现了来自外国使团方面的秘密询问”，已经打算“败坏瑞士、特别是日内瓦州的名声”。
但是州官警觉了。他对瑞士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进行了一种后来多次重复而且成效日增的实验。
“我不否认”，——这位重量级的人物叫道，——“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鬼蜮伎俩作出了我的重大贡献；我不否认，我为此请日内瓦共和国的警察当局帮过忙；我至今还感到遗憾〈无法得到安慰的西塞罗〉：某些受骗者的热心，竟成了给诡计多端的主谋的预警，使他逃脱了逮捕。”
但是，不管怎样，西塞罗—福格特已“粉碎了”卡提利纳的密谋，拯救了瑞士，给他随时准备着作出贡献的地方“作出了”他的重大贡献。几个星期以后，——像福格特说的，——舍尔瓦尔又出现在巴黎，“在那里，他根本不是躲躲闪闪的，而是像任何一个公民那样公开生活的”（同上，第176页）。大家都明白，仿造的帝国的巴黎公民们是怎样公开生活的。
舍尔瓦尔如此“公开”在巴黎游荡，而可怜的福格特在访问巴黎时却每次都要躲藏在罗亚尔宫里，躲藏在普隆-普隆的桌子下面！
实在很抱歉，为了同福格特的有力的察哈里埃之歌136唱对台戏，我不得不援引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如下一封信。德国流亡界的老兵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革命活动，从汉巴赫大会137到他以第五基干师师长身份为之战斗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柏林军事周刊》发表的一种无疑并非偏袒的意见，证明了他的军事成就），早已家喻户晓了，因此用不着我对写信人再作任何介绍。我只想指出：他的信是写给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德国商人莱[64]的；我本人同约·菲·贝克尔并不相识；他同我从来没有过政治上的联系；最后，我删去了信前面谈到的事务性问题，也删去了有关“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大部分内容，因为我们已经从前面的叙述中知道了。（原信现已归入柏林我的案件档案）(https://www.daowen.com)
“1860年3月20日于巴黎
……前几天我看到了福格特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这一著作完全歪曲了所谓硫磺帮的历史和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的历史（我当时住在日内瓦，对这类历史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极不公正地把它们同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政治活动搅在一起，因而使我感到格外不快。我本人不认识这位马克思先生，同他也从来没有任何接触；相反，福格特先生和他的家庭，我在20多年前就认识了，因此我同后者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对福格特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的轻率和不讲良知，我只能表示极大的遗憾和极坚决的谴责。在斗争中，使用歪曲的甚至无中生有的事实是一个男子汉所不齿的。即使可以把福格特从说他为拿破仑效劳的责难中完全解脱出来，那么，他自杀般地用以毁灭美好前程、破坏和辱没自己地位和声誉的轻率举动，也还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我多么希望他用正当方法光明正大地来推翻这种严厉的责难。鉴于迄今他在这件不愉快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有必要同您谈谈所谓的硫磺帮和无可非议的舍尔瓦尔先生是怎么一回事，从而使您能够亲自作出判断：马克思对硫磺帮和舍尔瓦尔先生的存在和活动究竟有多少责任。
那么，我就来简单谈一下硫磺帮的产生和消亡。关于这个帮，未必有谁能比我提供更确切的情况了。我当时住在日内瓦，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不仅能够从一开始就了解流亡者的所作所为，而且能够看到全局；作为一个长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关心这些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事先告诉和劝阻流亡者，使他们放弃某些荒诞的图谋，虽然这种图谋是由于不幸所激起的、往往是绝望的心境所造成的，是情有可原的。根据30年的经验，我毕竟明白，任何流亡生活都充满了幻想。”
（接下去的部分，大都已在波克罕和席利的信中叙述过了。）
“……这个多半是由无业游民组成的团体，被戏称为硫磺帮。这是由偶然聚在一起的年轻人结成的一个小团体，事先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主席和纲领，也没有章程和教义。他们对秘密同盟或者需要有计划地达到的任何政治目标或其他目标，连想也没想过；他们仅仅公开地、甚至过分公开地和坦率地追求效果，达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他们同马克思更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思对他们的存在肯定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当时同马克思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此外，这帮小伙子当时表现了一种自命不凡、我行我素的倾向，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未必会服从某个权威；他们会嘲笑福格特的那种国父般的训诫，会嘲笑马克思的那种带倾向性的指示。由于我的大儿子每天都同他们的头儿们来往，因此他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得格外清楚……这个无拘无束的帮和它的一套把戏，其存在时间超不过1849—1850年冬季；环境迫使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天各一方了。
谁能想到，早就被人遗忘的硫磺帮会在蛰居10年之后被福格特教授先生重又点燃，用令人窒息的烟味来反对假想的进攻者；谁能想到，一些阿谀逢迎的报棍子，竟像电磁交感导体一样，幸灾乐祸地把这种烟味传播得更远。要知道，甚至真正自由主义的冯·芬克先生，在讨论意大利问题时竟也谈到了硫磺帮，并且用它来描绘谦虚的普鲁士议会。而总的说来名声很不错的布雷斯劳的市民们，竟突发奇想，为了纪念硫磺帮，搞了一次狂欢游行，并且为了表示志同道合，还用硫磺熏了城市。
可怜而无辜的硫磺帮啊！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在你安然去世之后化成一座真正的火山，扮演魔鬼用警察吓唬胆小的庸人，把全世界的笨伯都硫炼一番，把燃烧的头脑焦化；我觉得，福格特自己也被你永远烧坏了喉咙。
现在来谈克雷默，即舍尔瓦尔。这个政治社会方面的骗子，卑鄙的骗子，于1853年在日内瓦露面，化名为英国人纽金特。这是跟随他的那位冒名老婆的姓，她是一个地道的英国女人。纽金特的英语和法语讲得都很流利，但长期避免讲德语，因为他大概很想让别人把他当作真正的英国人。纽金特自夸地说，他是熟练的石印工人和彩色石印工人，他把彩色石印术带到了日内瓦。他长于交际，善于在人群中突出自己和卖弄自己。他很快便接受了大学教授们的许多订货，为博物学和古代艺术制插图。最初，他深居简出，后来几乎只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往来。我当时设了一个问事处，办了一家日报——《莱芒湖信使报》。一位名叫施泰歇的巴登流亡者，过去做过实科中学校长，在我那儿当编辑。此人在绘画方面天赋很高，想在彩色石印方面得到培训以后，来改善自己的境况；他拜英国人纽金特为师。施泰歇经常告诉我关于这位能干、热心而又慷慨的英国男人和那位可爱而又娇媚的英国女人的种种好事。施泰歇又是工人教育协会的音乐教员，他偶尔也把他的老师纽金特带到协会去；我在那儿有幸同他初次结识，他破格地讲起德语来，而且用的是下莱茵区方言，讲得很流利，以致我对他说：‘您从来不是英国人。’但他坚持己见，并且解释说，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就把他送进波恩的一所学校里，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8岁，因此学会了那里的方言。直到最后一刻还对这位‘可爱的’人钦佩莫名的施泰歇，也帮助纽金特使人相信他是英国人。相反，这件事使我对阿尔比昂的这位假儿子大加怀疑，并且提醒协会的会员们对他要多加小心。过了不久，我在法国流亡者协会碰到了这位英国人，我来得很凑巧，他正好在吹嘘他在巴黎起义时期的英雄业绩。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他也在搞政治。这使我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我对他在作战时所表现的‘狮子般的勇猛’——用他的话来说，——开了点玩笑，让他有机会当着法国人在我面前维护他的勇猛，但是因为他以狗一般的温顺接受了我辛辣的嘲笑，使我又瞧不起他。
从那以后，只要有可能，他就竭力回避我。同时，他在施泰歇的协助下，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组织跳舞晚会，他们无偿地找来几个乐师——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法国人。我在这些舞会上又遇到的这位英国人，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欢乐大师了，完全得心应手；因为狂欢和向女士们献殷勤，比表现狮子般的勇猛更为他所胜任。但是在工人协会中他并不搞政治；他在这儿只是纵情地跳跳蹦蹦、欢笑、饮酒和唱歌。然而，我从符腾堡的一个首饰匠弗里茨那里得知：这位‘彻底革命的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同盟，由他（弗里茨）以及另一个德国人、几个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总共大约7个成员组成。我要求弗里茨不要参与同这位政治上走钢丝的演员有关的任何重大事情，要他本人立即退出同盟，并说服他的同伴们也这样做。过了不久，我的书商给我寄来一本马克思写的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舍尔瓦尔已被揭穿是克雷默，并且已被谴责是一个骗子和叛徒。我立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纽金特也就是舍尔瓦尔，尤其因为按照小册子所载，他出生于莱茵——这同他所说的方言相吻合，而且跟一个英国女人同居，这也符合事实。我立刻把我的想法告诉施泰歇、弗里茨等人，并且要他们传阅这本小册子。对纽金特的怀疑很快就传开了，马克思的小册子起了应起的作用。弗里茨很快就来找我，对我说，他已退出了这个‘小同盟’，其他人也会起而效仿。他同时也向我公开了该同盟的秘密目的。这个‘英国人’打算伪造国家证券来破坏欧洲各国的信用，并准备用换得的款子发动欧洲革命，等等。就在这时，有一位曾在巴黎当过律师的法国流亡者莱亚先生，在讲授社会主义。纽金特也来听课；在巴黎案件中作过纽金特的辩护人的莱亚，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而且向他本人说了。纽金特恳求不要暴露他。我是从一位法国流亡者、莱亚的友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而且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纽金特竟然厚颜无耻地又到工人协会去，但人们揭穿他就是德国人克雷默和法国人舍尔瓦尔，并把他赶了出去。据说，宾根的拉尼克尔在这件事上对他的指责最为严厉。此外，日内瓦警察当局想追究他组织上述小同盟一事，但是，国家证券的伪造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在巴黎干过瓷器绘画工作，我在这儿也干这一行，所以我们在业务上有所接触。但他仍然是那样浮躁、轻佻得不可救药。
我实在不明白，福格特怎么竟敢把这个流氓在日内瓦的行径同马克思这样人物的活动胡扯在一起，竟敢把他称做马克思的同志或工具，尤其是因为这事涉及的时期，正是马克思用上述小册子痛斥这个骗子的那个时候。要知道，正是马克思用自己的小册子揭穿了他，把他赶出了日内瓦，而福格特竟说什么他在日内瓦是为马克思效劳的。
当我思考自然科学家福格特怎能误入这种歧途时，我简直莫名其妙。眼见福格特何等轻率地、何等徒劳地、何等自我耗损地在毁坏他那由于各种情况的偶然凑合而取得的强烈影响，难道不觉得可惜吗！在这以后，如果大家对福格特的自然科学研究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怀疑他的科学结论也是浮皮潦草地、敷衍塞责地根据虚假的观念、而不是根据肯定的、经过对事实深入研究而得出的，难道会使人感到奇怪吗？
要成为政治家和学者，光有虚荣心是不够的，否则，甚至克雷默也可能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了。遗憾的是，福格特由于他的硫磺帮和他的舍尔瓦尔，自己也堕落到舍尔瓦尔那步田地了。的确，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突出地表现在：追求生活幸福、人身安全和交际乐趣，而对严肃认真的事情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友好回信，请接受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约·菲·贝克尔
又及：我刚才又翻了翻福格特的小册子[65]，使我再一次感到惊奇的是：我看到‘制刷匠帮’也获得了这种种殊荣。不久您也会知道，这个帮是怎么一回事……
……其次，我在这本小册子中还读到：福格特硬说什么纽金特-舍尔瓦尔-克雷默是受马克思之托来日内瓦的。因此，我认为必须作如下补充：在日内瓦逗留的最后一分钟还冒充英国人的那个纽金特，从来不让人有一丝一毫的觉察：他在何时何地曾经同某一个德国流亡者有过联系；因为这对他的化名是根本不利的。甚至目前在这儿，尽管这种做法对他已经没有像当时在那儿一样重要，但他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点，并且否认以往曾经结交过德国人。
在这以前，我总以为福格特是轻率地遭到了别人的愚弄，但是现在，他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令我感到他是心怀叵测。我并不怎么为他感到遗憾，但是我可怜他那善良而正直的年迈父亲，毫无疑问，这件事还会给他带来一些不愉快的时刻。
我不仅允许您，甚至在此请求您，为了真理和善举，把我告诉您的这些东西在您的熟人中传开来。
忠实于您的 约·菲力浦·贝·”（见附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