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他的忧愁多种多样。”[123]
福格特本人声明，他在“主要著作”里“必须”（同上，第162页）“阐明他本人对这个集团〈马克思之流〉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他所谈的冲突，都是他从未经历过的，而他所经历过的冲突，却又是他从来不谈的。因此，我不得不把他的荒诞故事同少许的真情实况对照一下。如果翻阅一下《新莱茵报》合订本（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那就会发现，在1848年，除了惟一的一次例外，福格特的名字既未见于《新莱茵报》的社论中，也未见于该报的通讯中。他的名字只是出现在有关议会辩论的日常报道中，而且，法兰克福的记者为了讨福格特先生的欢心，从来都不忘记认真地记录下“他本人发表的演说”所博得的“掌声”。我们看到，当法兰克福议会右派拥有像利希诺夫斯基那样的喜剧小丑和像冯·芬克那样的马戏团小丑的联合力量时，左派却只好满足于福格特一个人扮演的孤零零的滑稽剧。我们了解，他需要鼓励——
“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孩子们的活宝——潘奇内洛先生，”[124]
因此，我们就让那位法兰克福的记者为所欲为。1848年9月中旬以后，报道的调子发生了转变。
在辩论马尔默停战协定166中用夸张的革命空谈来煽动起义的福格特，在紧要关头却竭力阻挠接受那些由普芬斯特魏德人民集会提出并得到一部分极左派分子赞同的决议。在街垒战失败，法兰克福变成一座公开的兵营，并在9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却同意紧急讨论察哈里埃提出的关于赞同帝国内阁迄今采取的各项措施并向帝国军队致谢的建议。在福格特登上讲台之前，甚至连费奈迭也反对“紧急讨论”这些建议，他宣称：在这样的时刻进行这类辩论，是同议会的尊严不相容的。但是福格特胜过了费奈迭。为了惩罚这种做法，我在议会的报道中，在“福格特”这几个字上加了“空谈家”几个字，这是对法兰克福记者的一种言简意赅的暗示。
在紧接着的10月，福格特不仅不再在当时蛮横无礼、反动透顶的多数派面前逞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敢在施潘道的戚美尔曼10月10日代表大约40名议员提出的反对保卫国民议会法167的抗议书上签名。戚美尔曼说得很对，这一法律是对三月革命168所争得的各项人民权利——集会权、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极端无耻的侵犯。甚至艾森曼也提出了类似的抗议。但福格特胜过了艾森曼。当他后来在建立“中央三月同盟”169期间又开始大摆架子时，他的名字终于在《新莱茵报》（1848年12月29日的一号）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这篇文章把“三月同盟”称做“反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把它的纲领驳得体无完肤，而把福格特描绘成一位两面派人物的一半，另一半是芬克。十多年以后，这两位“未来的大臣”看出了他们的血缘关系，便把瓜分德国当作他们团结的座右铭。
不仅是“三月同盟”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对它的估计是正确的。海德堡“人民同盟”、布雷斯劳“民主同盟”、耶拿“民主同盟”等等都轻蔑地拒绝了它那纠缠不休的拍马拉拢手段，而曾经加入该同盟的那些极左派成员于1849年4月20日发表的退盟声明，也都证明我们在1848年12月29日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然而，心平气和、举止高雅的福格特却要用他的大度使我们惭愧得无地自容，这一点可从下列引文中看出：
“《新莱茵报》第243号，科隆1849年3月10日。所谓‘帝国议会’的‘法兰克福的所谓三月同盟’，竟厚颜无耻地给我们寄来了如下一封石印信件：
‘三月同盟决定编制一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我们支配的所有报纸的名单，并分发给和我们有联系的一切同盟，以便在这些同盟的协同下，使上述报纸优先得到有关广告。在把这份名单通知你们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有偿广告对一家报纸来说是整个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的意义。
中央三月同盟理事会
1849年2月底于法兰克福’
《新莱茵报》也被列入随信附来的报纸名单，——据说这些报纸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三月同盟支配，而三月同盟的拥护者则把‘有关广告’优先供给这些报纸刊载，——并且还加了一个光荣的星标。现在我们特作如下声明：我们报纸的版面从来没有提供给这个所谓三月同盟支配…… 因此，既然三月同盟也把我们的报纸列入确实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它支配的报纸的石印名单，并称为它的机关报之一，那么这简直是对《新莱茵报》的诬蔑，是三月同盟的庸俗吹嘘……
对于财迷心窍、耽于竞争的爱国志士们关于有偿广告对一家报纸来说是整个事业的资金来源的意义这个龌龊的意见，我们当然不予回答。《新莱茵报》在一切方面都始终和爱国志士们不同，而尤其和他们不同的是，它从来没有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资金来源。”[125]
在《新莱茵报》断然拒绝了福格特之流提出的资金来源之后不久，在这个中央商务同盟[126]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泪流满面地说该报是“纯德国式争吵”的典范。在我们回答这种哭诉的那篇文章的结尾（《新莱茵报》第248号），我们把福格特叫做“一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饭馆中高喊的人和一名不称职的帝国的巴罗”[127]。诚然，在皇帝问题上，他当时（3月15日）还没有走上极端。可是我们一眼就看穿了福格特先生，因而能够把他未来的叛变活动——他本人对这种活动暂时还不清楚，——看做既成事实。
不过，在这以后，我们就把福格特及其同伙交给那位年轻的、既有才智又有胆略的施勒弗尔去摆布了。施勒弗尔是3月初从匈牙利来到法兰克福的，从此以后就向我们报告帝国蛙池里的风波。
在这段时间里，福格特竟堕落到这步田地，——当然，这种情况与其说是《新莱茵报》造成的，不如说是他自己造成的，——以致巴塞尔曼敢于在1849年4月25日的会议上斥之为“变节分子和叛徒”。
《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弗·恩格斯，由于参加埃尔伯费尔德起义而不得不逃亡170。一再想通过法律手续迫使我保持沉默的企图在陪审法庭上遭到失败，而政变内阁171的机关报《新普鲁士报》一再揭发“《新莱茵报》的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128]”，——“同这种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比较起来，1793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色”（见《新莱茵报》第299号）[129]，——在这以后，我本人也很快被驱逐出普鲁士了。这种“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在普鲁士的一个要塞城市里，在得胜的反革命势力企图用无耻的残暴来炫耀一番的时候，是适得其所的。
1849年5月19日，出版了《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红色油墨号）。在《新莱茵报》存在期间，福格特一直保持忍耐和沉默。一般说来，如果某个议员要提出抗议，总是用彬彬有礼的方式来表示，大致这样：
“阁下！我对贵报提出的尖锐批评颇为重视，因为它对所有政党和所有个人都是同样严格的。”（见1849年2月11日第219号，韦森东克的抗议）
《新莱茵报》停刊一个星期以后，福格特终于认为，在议会不可侵犯这面盾牌掩护下，可以抓住这等待已久的机会，把长期积聚在内心深处的“物质”转变为“力”144了。《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威廉·沃尔弗，代替一位退出议会的西里西亚议员[130]，进入“已处于不断瓦解中”的法兰克福议会。
要了解下面叙述的在1849年5月26日议会会议上出现的情景，就不应忘记：当时德累斯顿的起义和莱茵省其他地区的局部运动已被镇压下去，巴登和普法尔茨正面临帝国的干涉，俄国的主力部队正开赴匈牙利，最后，帝国内阁断然宣布议会的一切决议无效。议事日程上有两篇《告德国人民书》172：一篇是乌兰德根据多数派的意图草拟的，另一篇则出自三十人委员会173中属于中间派的成员们之手。会议主席是达姆施塔特人雷[131]，他后来成了兔子，并且也“脱离”了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议会。我来引证一下圣保罗教堂开会的官方速记记录（第229、228号）。174(https://www.daowen.com)
布雷斯劳的沃尔弗[132]：
“诸位先生！我之所以报名发言反对多数派草拟的并在这里宣读过的告人民书，是因为我认为它根本不适合当前的局势，因为我觉得它太软弱无力了，只能用来当作一篇文章拿到起草这篇告人民书的那个党的日报上发表，但是不能把它当作告德国人民书。既然刚才还宣读了另一篇告人民书，那我就顺便指出：我要更强烈地反对这一篇，至于反对的理由，我觉得用不着在这里说明。（中间派有人问：为什么用不着？）我谈的只是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实际上，它写得非常温和，甚至连布斯先生都说不出很多的反对意见，而这当然是对一份告示的最坏的介绍。不，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想对人民多少起一点影响，那你们就不应该像在告人民书里那样对人民说话；你们不应该谈合法性、法制基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应该像各国政府那样、像俄国人那样谈非法性，而我所指的俄国人是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场内骚动和笑声）我把他们全都冠上一个共同的名称——俄国人。（全场活跃）是的，诸位先生，就是在这个议会里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们必须对他们说：‘正如同你们站在合法的立场上一样，我们也站在合法的立场上。’这就是暴力的立场，你们也要顺便说明，对你们来说，合法性就是用暴力、用组织精良的强攻纵队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真的需要发表一篇告人民书，那你们就发表这样一篇：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133]这个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喊声：守秩序！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宣布所有大臣也不受法律保护。（骚动又起）喂，别打断我的话；他是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
主席：“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违背和破坏了尊重他人的准则。他不能面对这个议会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叛徒。因此，我必须叫他守秩序。同时，我最后一次要求旁听席上的人不要像刚才那样参与我们的辩论。”
沃尔弗：“我本人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我声明：我就是要破坏秩序；他和他的大臣们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守秩序，真是鲁莽无礼！）
主席：“我必须剥夺您的发言权。”
沃尔弗：“好吧，那我抗议；我是想代表人民在这里讲话，讲人民所想的话。我抗议用这种精神草拟的任何告人民书。”（全场骚动）
主席：“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话。诸位先生，刚才发生的事件，我可以说，是议会在这里开会以来的第一个事件〈的确，它是在这个辩论俱乐部里发生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事件〉。在这里，还不曾有一个发言人说过：他存心想破坏秩序，破坏本议会的根基。〈施勒弗尔在4月25日的会议上，在同样叫他守秩序时说道：“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而且乐意这样做，因为我希望，由其他方面要求本议会守秩序的时刻即将到来。”〉
“诸位先生，我很遗憾，刚当上议员的沃尔弗先生竟这样地初次登台〈雷是把一切事情都当作喜剧看待的〉。诸位先生！我叫他守秩序，是因为他竟敢粗暴地破坏我们对帝国摄政王大人应有的尊敬和关怀。”
会议继续进行。哈根和察哈里埃发表了长篇演说，一个赞成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另一个反对。最后站起来的是
福格特（吉森）：“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我不想使你们听得昏昏欲睡。议会今天已不是去年开会时的那个样子了，先生们，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要感谢上苍〈“盲从”[134]的福格特在感谢上苍！〉，因为议会已将变成这个样子”〈是的，geworden wird！[135]〉，因为那些不再相信本国人民，并在决定关头背叛人民事业的人已同议会分道扬镳了！先生们，我请求发言〈这就是说，刚才这套表示谢意的祈祷只不过是一堆废话〉，是为了保护从诗人心灵中〈福格特变得富于灵感了〉涌入这篇告人民书里去的水晶般清澈的激流〈保护激流〉，反对投进它的或为了堵塞它而向它扔去的不体面的肮脏的东西〈然而激流不是早已被告人民书所吸收了吗？〉；我这样做，为的是保护这些话〈激流就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福格特那里都变成话〉，反对在最近这次运动中聚集起来并威胁着要把那里的一切都淹没和弄脏的垃圾。是的，诸位先生！这〈即垃圾〉也就是垃圾和肮脏的东西〈垃圾就是肮脏的东西！〉，有人用这种方式〈哪种方式？〉把肮脏的东西向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投去，我对这类事〈什么事？〉竟能发生，表示极大愤怒。”[136]（极大愤怒的福格特，多妙的一幅图画啊！）
他所说的——都是垃圾[137]。
沃尔弗对乌兰德草拟的告人民书只字未提。主席一再要求他守秩序，他之所以掀起这一场轩然大波，是因为他宣布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所有大臣们都是人民叛徒，并且要求议会宣布他们是人民叛徒。但是，这位“大公——帝国摄政王”、这“老迈无用的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福格特《研究》第28页）和“他的所有大臣们”，对于福格特来说，都是“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他同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一齐歌唱：
“奥地利的君主，乐善好施，
有如柔和的丝丝细雨，
抚摩着人民和大地。”[138]
福格特是不是那时就已经同约翰大公有了“科学关系”，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见“主要著作”，文件，第25页）
10年以后，同一个福格特在他的《研究》里（第27页）说：
“无论如何，下列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就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首领们低估了约翰大公的才干一样，法国国民议会和它的首领们也曾低估过路易-拿破仑的才干；这两个狡猾的家伙，每一个都在自己范围内使［他的低估者］因所犯的错误付出很高的代价。当然，我们决没有把这两个人等量齐观。〈路易·波拿巴的〉令人惊异的肆无忌惮等等，等等。——这一切都使他显得比老迈无用的哈布斯堡皇室成员大为优越。”
在同一次会议上，沃尔弗曾通过锡格马林根的议员维尔特转告福格特，要同他用手枪决斗，可是当上述的福格特决定为了帝国要保下自己的人皮时[139]，沃尔弗就以体罚来威胁他。但是，当沃尔弗从圣保罗教堂走出来，看见大胆查理由两位妇人左右护驾的时候，他不禁捧腹大笑，便听之任之了。虽然沃尔弗也是一只有狼牙和狼心的狼，可是他在女性面前却成了一只羔羊。他所采取的惟一的、而且是不痛不痒的报复手段，就是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4月号第73页）上的一篇题为《帝国追记》的文章，该文在谈到前帝国摄政时说：
“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中央三月同盟表现得异常勤奋。他们在撤离法兰克福之前，就向各地的三月同盟以及德国人民号召说：‘同胞们！敲11点钟了[140]！’为呼吁建立国民军，他们又从斯图加特发布了一篇《告德国人民书》，——然而，中央三月同盟时钟的指针却停在老地方不动，或者时钟上的刻度Ⅻ就像弗赖堡大教堂时钟上的刻度一样被弄掉了。总之，告人民书里又一次说：“同胞们！敲11点钟了！’啊，如果这个钟点早一些敲响，至少在那时，即在中央三月同盟的英雄卡尔·福格特为了满足他本人的需要和为了满足庆贺他的那个抱怨派175的需要而在纽伦堡[141]葬送法兰克尼亚革命176时敲响，那该多好；啊，如果它向你们敲，而且敲穿你们的脑袋，那该多好！…… 摄政政府在弗赖堡政府大楼内设了办公室。卡尔·福格特摄政（他同时是外交大臣和其他许多部的首脑）在这里也非常关切德国人民的幸福。在经过长时间的不分昼夜的研究之后，它完成了一项非常适时的发明：‘帝国摄政政府的护照’。护照很简单，是石印的，但很漂亮，可以免费领取，份数随意。这些护照只有一个小小缺点：它们只在福格特的办公室里才有效，才受到尊重。也许，某一份护照以后会在某一位英国人搜集的古董堆里找到一席之地。”
沃尔弗没有学格赖纳的样。他并没有在《评论》“出版之后”“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而是又在瑞士待了一年之久，等待州官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