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奥格斯堡战役
在图尔高州公民结束他的意大利战争之后不久，伯尔尼州公民177就开始了他的奥格斯堡战役。
“那里〈在伦敦〉很早以前就有一个马克思集团，〈《总汇报》的〉绝大部分通讯是他们供给的，而且从1849年起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主要著作”第194页）
尽管马克思本人从1849年底，即从他第二次被逐出法国后才居住在伦敦，但“马克思集团”却好像很早以前在伦敦就有了。尽管马克思集团很早以前就“供给《总汇报》绝大部分通讯”，可是“从1849年起”才同它“经常保持联系”。总之，福格特的年表分为两大时期，即“很早以前”到1849年为一时期，从1849年到“这一”年为另一时期，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位男子汉在1848年以前“还没有想到从事政治活动”。（同上，第225页）
我在1842—1843年编辑过旧《莱茵报》，这家报纸同《总汇报》进行过殊死的斗争。1848—1849年，《新莱茵报》重新展开了论战。由此可见，除了马克思“很早以前”就同《总汇报》作斗争，而福格特从1844—1847年是该报的“常任撰稿人”这一事实以外，在“很早以前到1849年”这一时期中还能有什么呢？（见“主要著作”第225页）
现在我们来谈谈福格特的世界史的第二时期。
我从伦敦“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即“从1849年起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因为“从1852年起”有一位奥利是《总汇报》驻伦敦的主要通讯员。实际上，无论在1852年以前还是以后，奥利同我都没有任何联系。我一生从未见过此人。他在伦敦流亡者当中是以金克尔流亡者协会会员的身份出现的。但是，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事情本身，因为：
“我的〈福格特的〉小同乡，淡黄头发的奥利曾是学过英文的老巴伐利亚人阿尔滕赫弗尔过去的先知，他企图从共产主义的基础出发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获得更高的诗的观点。最初他是《总汇报》驻苏黎世的主要通讯员，从1852年起直到他最后死于疯人病院为止，一直是该报驻伦敦的主要通讯员。”（“主要著作”第195页）
密探爱德华·西蒙把这首福格特之歌变成了如下的法语：
“En voici d'abord un qui de son point de départ communiste，avait cherchéàs’élever aux plus hautes conceptions de la politique.”［“这里首先就有一个人，他从他的共产主义观点出发，企图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政治观点。”］（“政治方面更高的诗的观点”，甚至像爱德华·西蒙这样的人也无能为力。）“A en croire M.Vogt，cet adepte fut l'oracle de la Gazette d'Augsbourg jusqu'en1852，époque oùil mourut dans une maison de fous.”［“如果相信福格特先生说的，那么这个魔术师直到1852年死于疯人病院为止，一直是《奥格斯堡报》的先知。”］（《现代评论》1860年巴黎版第13卷第529页）
关于自己的“主要著作”和自己的奥利，福格特可以高喊一句：“枉费了功夫和油”[142]。他本人说他的“小同乡”从1852年起一直到“最后死于疯人病院”，都从伦敦为《总汇报》写通讯，而爱德华·西蒙却说，“如果相信福格特说的，那么奥利直到1852年死于疯人病院为止〈附带说一句：他还健在〉，一直是《总汇报》的先知”。但是，爱德华·西蒙了解他的卡尔·福格特。爱德华知道，既然决定“相信”他的卡尔，那么，相信他什么，是相信他所说的，还是相信他所说的反面，都完全一样。
卡尔·福格特说，“李卜克内西先生代替他〈即奥利〉去做《总汇报》的通讯员”。“直到李卜克内西被公开宣布为马克思派的成员以后，他才被《总汇报》接受为通讯员。”（同上，第169页）
这次宣布发生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34期间，即1852年底。
事实上，李卜克内西在1851年春成为《晨报》的撰稿人，他给该报写了伦敦工业博览会的情况。通过《晨报》的关系，他于1855年9月成为《总汇报》的通讯员。
“他的〈马克思的〉同志们所写的东西，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告诉了他的。”（同上，第194页）
证据很简单：“他〈马克思〉无条件地控制着自己的人”（第195页），而福格特却是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法济那一帮人。我们在这里碰上了福格特神话创作的特点：处处流露出吉森或日内瓦的鼠目寸光、小市镇的狭隘和瑞士酒馆的气味。他把土里土气的习俗，天真地从日内瓦搬到了世界都市伦敦，他让李卜克内西在西头所写的东西，“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告诉了”住在4英里外的汉普斯特德的我；而且我每天都要为散居在全伦敦的、同世界各地通讯的其他许多“同志”作拉盖罗尼埃式的效劳。这是多么令人精神焕发的终身职业啊，而又多么有利可图！
福格特的良师益友爱德华·西蒙，虽则不熟悉伦敦的情况，但至少对巴黎的情况是熟悉的，因此，他以无可争辩的艺术家的敏感，在他那笨拙的“乡下朋友”的图画上挥抹了大城市的色彩：
“Marx，comme chef de la société，ne tient pas lui-même la plume，mais ses fidèles n'écrivent pas une ligne sans l'avoir consulté：LaGazetted'Augsbourg sera d'autant mieux servie”（同上，第529页）.即：“马克思作为集团的首领，自己是不执笔的，而他的信徒所写的，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同他商量过的。《奥格斯堡报》被利用得更好了。”
福格特感觉到这种修改的全部妙处了吗？
我同李卜克内西从伦敦写给《总汇报》的通讯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我同福格特从巴黎写给《总汇报》的通讯没有任何关系一样。顺便提一下，李卜克内西的通讯是很值得称赞的，他在《总汇报》上对英国政治所作的批判性论述，和他在同一时期为激进的美国德文报刊所写的通讯的精神完全一致。福格特本人煞费苦心地翻阅了《总汇报》的许多全年合订本，搜寻李卜克内西通讯中的漏洞，但他对这些通讯的内容的批评，却仍然限于指出，李卜克内西的通讯标志是“两条细的斜杠”（“主要著作”第196页）。
杠画得斜自然证明通讯也写得坏[143]，何况还是“细”的！李卜克内西如果不用两条“细杠”而是画上两个肥油油的圆点作他的通讯标志就好了！既然通讯中除了“两条细的斜杠”外没有任何其他污点，那就值得想一想，这些通讯为什么能登在《总汇报》上。但是，为什么又不能登在《总汇报》上？大家知道，《总汇报》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至少在英国政治这类中立性的问题上是这样，此外，这是惟一超出地方意义的为国外所知的德国报纸。在海涅发表过《巴黎来信》，法耳梅赖耶尔发表过《东方来信》178的这同一家报纸上，李卜克内西当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发表他的伦敦来信。福格特写道，在《总汇报》撰稿人当中也不乏卑劣之徒。大家知道，他本人从1844年到1847年就是该报的撰稿人。
至于我本人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提到恩格斯是因为我们两人根据共同计划和事先取得的一致意见进行工作），那么，在1859年我们的确同《总汇报》有某些“关系”。这就是，我于1859年1、2、3月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社论[144]，其中有的文章详细地批评了《总汇报》所宣扬的“中欧大国论”及其认为奥地利继续统治意大利是对德国有利的论点179。在战争爆发前不久，经我的赞同，恩格斯发表了《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是专门针对《总汇报》而写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柏林版第4页），是从军事理论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块领土；如果仅仅从军事观点出发，那么法国要求占有莱茵河的理由无论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分得多”。180但是，我们在反对《总汇报》及其关于奥地利有必要用暴力统治意大利的理论的同时，也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宣传。例如，我在《论坛报》上（参看1859年2月）详细地表明，“衰落帝国”181的财政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已经达到了危急关头，只有对外战争才能延长法国政变制度的统治，并从而延长欧洲反革命的统治182。我指出，波拿巴式地解放意大利只不过是一种借口，目的是要维持对法国的奴役，使意大利屈服于政变制度，把法国的“自然疆界”移向德国，把奥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以及把各国人民卷进正统反革命同非正统反革命的战争中去。这一切早在前帝国的福格特在日内瓦大发议论以前就已发生了。
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发表了沃尔弗的文章[145]以后，我已经把“圆满的人物”完全忘掉了。1859年春天，4月的一个晚上，当弗莱里格拉特把福格特的一封信以及随信附来的政治“纲领，183拿给我看的时候，使我又想起了这个快活的汉子。这并不是泄露机密，因为福格特的信本来是“为了通知”朋友们而写的，但不是福格特的朋友，而是收信人的朋友。
当问到我在这个“纲领”中发现了什么，我的回答是：“政客的空谈”。他请求弗莱里格拉特争取布赫尔先生担任计划在日内瓦出版的宣传性报纸的政治通讯员，从这件事情上，我立刻又认出了这个老诙谐家。福格特写信的日期是1859年4月1日。大家知道，从1859年1月起布赫尔在他为柏林《国民报》写的伦敦通讯中，表示了同福格特纲领绝对矛盾的观点；但是，这位讲求“批评的率直”的人物是青红皂白一概不分的。
在这一件我认为非常不值得向人道及的事情发生以后，我接到了福格特的《欧洲现状研究》这本可怜的著作，它使我确信，福格特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有联系。
1859年5月9日晚，戴维·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了一个公开的群众大会，当时我在主席台上。大会开始以前，有一位神情严肃的人物傲慢地走到我跟前。从他脸上那哈姆雷特式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了，“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事”[146]。这就是政治活动家卡尔·布林德。在几句开场白以后，他就说到福格特的“阴谋”，而且富于表情地摇晃着脑袋，向我保证说：福格特从波拿巴政府领取津贴搞宣传；福格特想用3万盾来收买一个南德作家，这个人的名字“可惜”他不能告诉我（我真看不出，有哪一位南德作家能值3万盾）；而且在伦敦已经有过收买的企图；早在1858年，当普隆-普隆、法济之流在日内瓦会晤的时候，就讨论了意大利战争的问题，他们并指定俄国康斯坦丁大公为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福格特也曾敦促他（布林德）参加自己的宣传工作；他手头有福格特叛国活动的证据。后来，布林德回到主席台另一端他自己的位子上，靠近他的朋友尤·福禄培尔；大会开始了，戴·乌尔卡尔特在他的详尽演说[147]中力图说明，意大利战争是俄法阴谋的产物[148]。
当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晨星报》（曼彻斯特学派55的机关报）国际栏的编辑孚赫博士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有一家新的伦敦德文周报《人民报》刚刚发行；由安·谢尔策尔先生出版、埃德加·鲍威尔编辑的工人报纸《新时代》，由于《海尔曼》周报的出版者金克尔耍弄阴谋而垮台了；迄今为止一直是《新时代》通讯员的比斯康普知道这件事以后，放弃了他在英国南部的教员职位，以便在伦敦出版《人民报》来同《海尔曼》周报相对抗。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其他几个团体都支持《人民报》，这家报纸当然也像所有同类的工人报纸一样，编辑和写稿都是无偿的。虽然孚赫本人属自由贸易派，跟《人民报》倾向不同，但他不愿意有人垄断伦敦的德文报刊，于是就跟伦敦的一些熟人共同建立了一个支援该报的财务委员会。比斯康普已经写信给至今他还不认识的李卜克内西，请求他供稿，等等。最后孚赫要求我参加《人民报》的工作。
虽然比斯康普从1852年起就住在英国，但我们那时还不认识。在乌尔卡尔特召开群众大会的次日，李卜克内西把他带到我家里来。由于时间有限，最初我没有满足为《人民报》撰稿的要求，但答应请求我在英国的德国朋友订阅、资助并供稿。谈话中我们说到乌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接着又说到福格特。比斯康普已经知道福格特的《研究》，并且给了正确的评价。我向他和李卜克内西介绍了福格特的“纲领”和布林德所揭露的内容，但是我就布林德的揭露指出说，南德人总是喜欢浓墨重彩。使我惊异的是，我发现《人民报》第2期（5月14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的文章（见“主要著作”，文件，第17、18页），比斯康普在该文内提到了布林德说过的两件事实，即3万盾（但他给降到了4000盾）和福格特的活动费用来自波拿巴。此外，文章充满了俏皮话，风格同他于1848—1849年同海泽一起在卡塞尔出版的《大胡蜂》报一样。同时，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委托它的领导人之一谢尔策尔先生号召在瑞士、比利时和美国的工人教育协会支持《人民报》，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作斗争，这件事我是在“主要著作”出版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见附录8）。比斯康普本人把上面提到的1859年5月14日刊登在《人民报》上的文章寄给福格特，福格特同时也经自己的拉尼克尔之手接到了安·谢尔策尔先生的通告。
福格特立刻以他著名的“批评的率直”，把我捏造成反对他的阴谋的策划者。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把后来发挥成他的“历史故事”的一篇纲要发表在前面好几次引证过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特刊上。这篇原始福音书第一次公开了硫磺帮、制刷匠帮和舍尔瓦尔等人的秘密，上面注明1859年5月23日于伯尔尼（所以，该书比摩门教190福音书还要新），标题是《警告》，就其内容来说，很像译自臭名远扬的埃·阿布小册子[149]中的一段文字[150]。
前面已经提到，《人民报》根据我的请求转载了福格特匿名的原始福音书《警告》。
6月初我离开伦敦到曼彻斯特拜访恩格斯，在那里为《人民报》收集了约25英镑预订费。这笔钱是由弗·恩格斯、威·沃尔弗、我以及在我寄到柏林的一个司法文件中提到过名字的3位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151]提供的，但“好奇的”福格特却把“视线越过拉芒什海峡”投向奥格斯堡和维也纳去找它的“来源”（“主要著作”第212页）。关于原财务委员会在伦敦募集的捐款，福格特可以向孚赫博士去打听。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225页上教导我们说：
“但是，要求民主派无代价地做一切事情，一向就是反动派的诡计，而他们自己〈不是指民主派，是指反动派〉却要求得到索取工资和报酬的特权。”
可见，《人民报》不但让人无代价地编辑和撰稿，而且还要编辑和撰稿人向它付酬，它的诡计是多么反动啊！如果这不足以证明《人民报》与反动派有关，那么卡尔·福格特就惶惑莫解了。
当我在曼彻斯特逗留的时候，伦敦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李卜克内西在霍林格尔（《人民报》的承印人）印刷所里发现了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的校样。他匆匆看了一遍，立刻认出是布林德所作的揭露，此外，还听排字工人奥·费格勒说，布林德把他亲笔写的手稿交给霍林格尔印刷。校样上的修改也是布林德的手笔。两天后李卜克内西收到霍林格尔寄来的校样，他把这份校样转寄给了《总汇报》。传单的活字版保留了下来，后来当《人民报》第7号（1859年6月18日）转载这份传单时又利用了这个活字版。
《总汇报》发表了《警告》[152]之后，前帝国的福格特就发起了奥格斯堡战役。他控诉《总汇报》转载了传单。
在“主要著作”（第227—228页）中福格特模仿了缪尔纳：“我是，我是，我是强盗雅罗米尔。”[153]只是他把“我是”改成了“我已”。
“我已提出控诉，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自命为‘标准德语文化的代表’的那个编辑部的空虚、渺小和卑鄙，必然会全部被揭露出来，我已提出控诉，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这个可敬的编辑部和被它捧上了天的奥地利政策同硫磺帮和革命的残渣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大白于天下。”
接着还有4个“我已提出控诉”。
已提出控诉的福格特变得高大起来，要么就是朗金说得对，再没有比水肿病人更干瘪的了[154]。
这位“圆满的人物”喊道：“我的控诉动机极少个人考虑。”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牛犊在屠宰台上也不会像卡尔·福格特在被告席上这样觳觫挣扎。当他的“密”友拉尼克尔、赖纳赫（曾写过非常流行的关于福格特的丑闻录）和埃斯林根的饶舌的残阙议会议员迈尔在助长他对法庭的恐惧心理的时候，苏黎世那边却再三催促他“控诉”。在洛桑工人节上，皮毛商罗斯当众向他宣称，如果他不去诉讼，就不再尊敬他了。但是，福格特坚持己见：他根本不想理会奥格斯堡和伦敦的硫磺帮，他将保持缄默。不过，他还是突然开口说话了。各报刊登了关于他的诉讼消息，而拉尼克尔声明说：
“斯图加特人不让他〈福格特〉得到安宁。但是他〈拉尼克尔〉不同意这一点。”
其实，既然这位“圆满的人”受到两面夹击，最合适的手法无疑是控告《总汇报》了。福格特就雅·费奈迭的抨击（说福格特从事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活动191）发表的自我辩护书刊登在1859年6月16日的《比尔商业信使报》上，因而在伦敦是在匿名传单[155]出现以后看到的。传单在结尾时威胁说：
“但是，如果福格特想否认这一点——他未必敢于这样——，揭露之二将接踵而至。”
福格特出来否认了，而揭露之二却没有接踵而至。这样一来，他在这方面就安全了，只有亲密的熟人那方面还可能找他麻烦，但他对这些人了解得很清楚，知道他们都胆小怕事、瞻前顾后。他满有把握地估计到，他的控诉使自己越加公开地暴露，他们就会越加守口如瓶，因为揭露“流亡的帝国摄政”，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揭露整个“残阙”议会。
议员雅科布·费奈迭在他的小册子《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诺威版）第27—28页上失口说：
“除了福格特用来叙述他的案件而披露的那些信件以外，我还读了福格特写的另一封信，这封信比他给勒宁博士的信把福格特的立场揭露得更为清楚，说明他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想使战争局限于意大利的人的帮凶。为了个人的需要，我把这封信作了摘录，只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发表，因为收信人是在我许诺不拿去发表的条件下才给我看这封信的。出自个人的和对党的考虑，有人力图掩盖福格特在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无论从党的角度还是从公民对祖国的义务的角度来看，我都认为是不正确的。许多方面所采取的谨慎态度使福格特依然故我，竟敢厚颜无耻地以德国的党魁自居。但是，我认为，正因为如此，福格特所属的党应当替他的行为负一定的责任。”[156]
所以，一方面，控告《总汇报》并不冒太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朝这个方向转入进攻还会为福格特将军提供极其有利的作战基地。是奥地利通过《总汇报》来诬蔑帝国的福格特，是奥地利同共产党人结成联盟！这样，帝国的福格特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敌人之间的古怪联盟的有趣受害者。小德意志派192报刊本来就因为帝国的福格特是帝国缩小者193而对他抱有好感，这样一来就更该把他捧上天了！
1859年7月初，我刚从曼彻斯特回来，布林德因为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情来找我。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和李卜克内西。在这次会面的时候我对他说，我确信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他矢口否认。我逐点复述了他在5月9日对我说的话，事实上那就是传单的全部内容。这种说法他完全同意，尽管如此，他仍然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
大约一个月以后，即1859年8月，李卜克内西给我看了《总汇报》编辑部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坚决要求他对传单《警告》中列举的罪状提出证据。应他的请求，我决定陪他一起去圣约翰伍德的布林德家，因为布林德即使不是传单的作者，他总归是在5月初就已经知道了6月初的传单的内容，此外，他还可以“证明”他所知道的东西。布林德不在家，他到某个海滨浴场去了。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他我们拜访的目的。布林德未作答复。李卜克内西又写了一封信。最后收到了下面这样一份俨然是一位政治家写的文件：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先生：
我几乎同时接到您的两封来信（都写错了地址）。您可以理解，我决不想介入一家对我完全陌生的报纸的事务。这次尤其如此，因为正如我以前已经说过的，我与所说之事毫无关系。至于您提到的那些在私下谈话中流露出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显然完全被误解了；这里发生了某种误会，有机会时我愿对此作口头说明。使您同马克思徒劳往返，对此我表示遗憾。
十分尊敬您的 卡·布林德
9月8日于圣伦纳兹”
说布林德与揭发福格特“毫无关系”的这份冷冰冰的外交照会，使我想起了1859年5月27日伦敦《自由新闻》上的一篇匿名文章，译成德文如下：
“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
一个在信中附有名片的通讯员向我们写道：
‘阁下！我出席了最近在音乐厅举行的群众大会[157]，听到了关于康斯坦丁大公的演说。我可以向您提供另外一件事实。远在去年夏天，日罗姆·拿破仑亲王在日内瓦向他的几个亲信陈述了进攻奥地利的计划和预计重新绘制欧洲地图。这位亲王曾经同一位瑞士议员详细谈过这个题目，我知道这位议员的名字。日罗姆亲王当时宣称，根据拟定的计划，康斯坦丁大公应当成为匈牙利国王。
我还知道，今年年初曾有人企图为俄国—拿破仑计划争取一些流亡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在德国国内的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用大量金钱来收买他们（large pecuniary advantages were held out to them as a bribe）。我很高兴地告诉您，这种提议被愤然拒绝。’”（见附录9）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福格特的名，但对伦敦德国流亡者来说则一望而知，它实际上表达了后来发表的传单《警告》的主要内容。《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由于爱国心切而匿名指责福格特，自然应当迫不及待地抓住奥格斯堡案件提供到手的大好时机，在法庭上向整个欧洲揭露这种背叛行为。但是，《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又是谁呢？是卡尔·布林德公民。早在5月间，我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现在，当我向《自由新闻》的编辑科勒特先生说明此项悬而未决的争论的意义并把布林德的外交照会的内容告诉他时，他又正式加以证实。
1859年9月17日，排字工人奥·费格勒先生给我一个书面声明（刊登在“主要著作”中，文件，第30、31号），其中他决未断定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但却证明是他本人（奥·费格勒）和他的老板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为传单排版的，原稿是布林德的手笔，并且霍林格尔偶尔提到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
根据费格勒的声明和《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这篇文章，李卜克内西又给布林德写了一封信，要这位政治家为他在《自由新闻》上所宣扬的事实提出“证据”；同时向他说明，现在已经掌握了他参与出版传单《警告》的物证。布林德没有答复李卜克内西，却派科勒特先生来找我。科勒特先生来的目的，是代表布林德求我不要公开他是《自由新闻》登载的上述文章的作者。我回答说，我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我的缄默要同布林德的勇气步调一致。
这时奥格斯堡案件开庭的日子临近了。布林德保持缄默。福格特在他的各种公开声明中，企图把我当作是传单的秘密作者并要我证明传单中所举的事实。为了反击这种伎俩，为了替李卜克内西辩白，为了维护我认为由于揭露福格特而做了一件好事的《总汇报》，我经李卜克内西转告《总汇报》编辑部，只要编辑部向我提出书面要求，我准备向它提供有关传单《警告》的来源的材料。这样就如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94页上所说的，开始了“目前恰恰是马克思同科尔布先生的频繁通信”[158]。所谓我“同科尔布先生的频繁通信”，就是奥尔格斯先生给我的注明同一日期的两封信，要我把答应给的材料寄给他，后来寄这份材料时我附了简短的几句话[159]。(https://www.daowen.com)
奥尔格斯先生的两封信，其实是同一封信的两种版本，于1859年10月18日寄到伦敦，而奥格斯堡案件预定在10月24日开庭审理。因此，我立刻写信给费格勒先生，约他于次日在马尔伯勒街治安法庭内会晤，要他对传单《警告》的声明提出合乎法律形式的Affidavit[160]。我的信他没有及时接到。因此，在10月19日[161]我不得不违背初衷，给《总汇报》寄去了前面提到的9月17日的书面声明以代替Affidavit[162]。
大家知道，奥格斯堡的诉讼案变成了一出真正的错中错喜剧。当作犯罪构成的，是威·李卜克内西寄给《总汇报》并由该报转载的传单《警告》。但是，传单的出版者和作者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李卜克内西无法把他在伦敦的证人派往奥格斯堡的法庭，《总汇报》的编辑们在法律上不知所措，大发了一通乏味的政治妙论，赫尔曼博士让法庭饱享了一顿“圆满的人物”关于硫磺帮、洛桑节等等的奇谈，最后是法庭驳回福格特的诉讼，因为原告找错了法院。当奥格斯堡案件结束，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随《总汇报》到达伦敦的时候，混乱达到了顶点。在这以前，布林德一直像一位英明的政治家那样保持缄默，这时却被我从排字工人费格勒那里得来的证据惊动了，突然出现在公开场合。费格勒没有说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而只说过：菲德利奥·霍林格尔曾对他说布林德是作者。然而费格勒坚决声明，传单的原稿是他所熟悉的布林德的笔迹并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即使传单不是布林德的笔迹，也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的，布林德仍可能是传单的作者。反之，即使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传单也可能是布林德的笔迹，并由霍林格尔承印。
《总汇报》第313号载有注明11月3日于伦敦的一项声明（见“主要著作”，文件，第37、38页），公民兼政治家布林德在该声明中宣称，他不是传单的作者，并且“公布”“下面的文件”以作证明：
（a）“排字工人费格勒在《总汇报》第300号上断言，传单《警告》系在我的印刷所印刷，并认为卡尔·布林德先生是传单的作者，这纯系恶意捏造，特此声明。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
（b）“本人11个月以来一直在利奇菲耳德街3号居住和工作，可以证明霍林格尔先生所言属实。
排字工人 约·弗·维厄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
费格勒没有在任何地方断言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所以，菲德利奥·霍林格尔是先臆造出费格勒的断言，然后再说它是“恶意捏造”。另一方面，既然传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这位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又从哪里知道卡尔·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呢？
排字工人维厄为什么根据“11个月以来”（从1859年11月2日追溯）一直在霍林格尔那里“居住和工作”，就能证明“菲德利奥·霍林格尔所言属实”呢？
我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对布林德这个声明的回答[163]（《总汇报》第325号，并见“主要著作”，文件，第39、40页）：“若是把案件从奥格斯堡移到伦敦，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秘密就都揭穿了。”
布林德怀着一颗受了伤的美丽心灵，带着满腔义愤，在“1859年12月11日的《总汇报》附刊”又转入进攻：
“我再一次〈请记住〉引用由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先生和排字工人维厄签名的文件，并最后一次声明，武断地认为（现在只不过是含沙射影地说）我是经常提到的传单的作者，这是明显的谎言。对我的其他说法则包含最粗暴的歪曲。”[164]
《总汇报》编辑部在对这一声明所加的按语中指出，“广大读者对于这种争论已经不感兴趣”，因此编辑部请求“与此有关的各位先生不再继续争论”；对于这一点，“圆满的人物”在“主要著作”的末尾是这样评述的：0
“换句话说：《总汇报》编辑部要求被揭露出来的彻头彻尾的撒谎者马克思、比斯康普[165]、李卜克内西等先生不要再让自己和《总汇报》继续丢丑。”
奥格斯堡战役就这样暂时宣告结束。
福格特又重弹起他的劳斯之歌的老调，断言“排字工人费格勒”向我和李卜克内西提供了“伪证”。（“主要著作”第195页）而他是这样说明传单的来源的：布林德
“可能起了疑心，并到处乱讲。硫磺帮由此就炮制出传单以及后来的文章，并把它们硬说成是被逼入困境的布林德写的”（同上，第218页）。
帝国的福格特尽管受到挑战，仍然没有在伦敦重开他的未决胜负的战役，这一方面是由于伦敦是“偏僻地方”（“主要著作”第229页），同时也是由于有关各方“互相指责对方捏造”（同上）。
这位讲求“批评的率直”的人，只有当各方不为真理而争论的时候，才认为法庭的干预是适当的。
我跳过3个月，从1860年2月初继续讲下去。那时福格特的“主要著作”还没有到达伦敦，但柏林《国民报》的文摘[166]业已到达，文摘中有这样一段：
“由于布林德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所以后来马克思派能轻而易举地硬说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作品一样。”
正像福斯泰夫认为保密是勇敢的最大要素[167]一样，布林德把全部外交艺术归结为沉默，他又一声不响了。为了要他开口，我发表了一封英文通告信，签署我的名字，注明日期是：1860年2月4日于伦敦（见附录11）。
这封通告信寄给了《自由新闻》的编辑，其中写道：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必须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声明：布林德、维厄、霍林格尔证明匿名传单并非在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可耻的谎言。”[168]
我在提出证据以后，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
“据此，我再一次指出上述卡尔·布林德是可耻的撒谎者（deliberate liar）。如果我说的有失实之处，那他可以轻易地向英国法院上诉来反驳我。”
1860年2月6日，伦敦的一家报纸（《每日电讯》）以“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为题重刊了——回头我还要来谈这一点——《国民报》的文摘。于是，我就控告《国民报》诽谤，告知《电讯》，我将对该报进行类似的控告，并开始收集必要的诉讼材料。
1860年2月11日，排字工人费格勒向弯街治安法庭提供了一份Affidavit。这份文件重复了他1859年9月17日声明的主要内容，即传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并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部分由他本人（费格勒），部分由菲·霍林格尔排版的（见附录12）。
排字工人维厄的Affidavit是更为重要的，布林德再一次地、而且是自信心越来越大地在《总汇报》上引证他的证词。
因此，除了附上原文（见附录13）以外，在这里还把它逐字逐句地翻译如下：
“去年11月初（确切的日期我不记得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并给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说：我在过去的11个月中一直受他雇用，在这期间，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警告》的德文传单。我当时感到迷惑，又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给我钱，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在进行这宗交易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就等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间里。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在我吃饭时把我叫去，领我走进她丈夫的房间，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经给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给我，恳求我（entreated me）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给报刊发表。他还说，他将非常感谢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经过确系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1）文件提到的11个月中，我有6个星期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那里工作；
（2）在传单《警告》发表的时候，我正好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当时我听到正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费格勒先生说，他（费格勒）曾经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为上述传单排版，并且说，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4）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时候，传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报》需要转载传单《警告》，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该传单刊登在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第7期上；
（5）我曾看见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排印错误的传单《警告》的一张校样交给住在索霍区教堂街14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先生，而李卜克内西先生刚一离开，霍林格尔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费格勒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厄
今天，1860年2月8日，弗里德里希·维厄在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上述法庭〈弯街治安法庭〉法官 托·亨利”
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厄的两个Affidavits证明，传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并且由布林德本人校对清样。
这位政治活动家在1859年7月4日由伦敦写给尤利乌斯·福禄培尔的信中说：
“这里出现了说福格特被贿买的尖锐指责，我不知道这是谁搞出来的。其中列举一些我们过去从未听到过的所谓事实。”
这同一位政治活动家在1859年9月8日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他
“与所说之事毫无关系”。
公民兼政治家布林德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除此以外，他还靠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答应的金钱和自己答应的将来的感谢，诱骗排字工人维厄签名，制造了一份假声明。
他不仅把骗取签名的他自己的作品连同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伪证寄给《总汇报》，而且在第二次声明中“再一次地”“引用”这些“文件”，他还根据这些“文件”义愤填膺地指责我的话是“一派谎言”。
我把费格勒和维厄的这两份Affidavits的副本交给各界人士传阅，接着，布林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和布林德的密友医学博士卡尔·沙伊伯勒先生（一个规规矩矩、文质彬彬的人，他在布林德的政治活动中或多或少扮演了一个温顺的配角）就在布林德家里会晤。
1860年2月15日的《每日电讯》发表了一则简讯，后来德国报纸又加以转载，译文如下：
“有关福格特的小册子
致《每日电讯》编辑！
阁下！鉴于近来谣诼纷纭，我感到有责任向布林德先生和马克思先生正式声明，他们两人谁都不是不久前出现的反对日内瓦福格特教授的传单的作者。这个传单出自我手，我应当对此负责。出于我对马克思先生和布林德先生的尊敬，我深感遗憾，因为不以本人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未能及早发表这一声明。
医学博士 卡尔·沙伊伯勒
1860年2月14日于伦敦”
沙伊伯勒先生把这项声明寄给了我。为了答谢他，我立即给他寄去了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厄的Affidavits，同时给他写道，他的（沙伊伯勒的）声明既改变不了布林德寄给《总汇报》的伪证，也改变不了布林德伙同霍林格尔为伪造文件骗取维厄签名的阴谋。
布林德感到他这一次不是站在《总汇报》的牢靠立足点上，而是站在令人害怕的英国法庭上。如果他想使这两份Affidavits和以它们为根据的我的通告信中的“粗暴侮辱”失去作用，那么他和霍林格尔就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Affidavits，但是，欺诈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艾塞勒-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因为柏塞勒-沙伊伯勒公开声明自己是作者。布林德只是抄写了传单的原稿，只是把原稿交给了霍林格尔去印刷，只是亲笔校改了清样，只是同霍林格尔制造了伪证并寄给《总汇报》，以便对上面的事实加以反驳。尽管如此，他还是无辜地被人误会了，因为他不是传单的作者或主谋。他只是柏塞勒-沙伊伯勒的抄写员。正因为如此，1859年7月4日他不知道传单是“谁”搞出来的，而在1859年9月8日他“与所说之事毫无关系”。所以，为了使他安心，就这样说：柏塞勒-沙伊伯勒是传单的文字意义上的作者，而艾塞勒-布林德根据英国法律是技术意义上的作者并且根据一切文明法律是责任出版者。随他的便！[169]
最后还想对柏塞勒-沙伊伯勒先生说一句告别话。
福格特发表在《比尔商业信使报》上攻击我的诽谤书（日期是：1859年5月23日于伯尔尼）的标题是：《警告》。沙伊伯勒于1859年6月初写就，再由他的秘书布林德誊抄并出版的传单的标题也是《警告》，其中列举一些完全肯定的事实，揭露了福格特是“收买”他人的和“被人收买的”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此外，文章的署名是X。虽然X在代数学上代表未知数，却也正好是我的姓的最后一个字母。沙伊伯勒的传单《警告》采用这样的标题和签名，或许是为了使人得到一种印象，以为这是我对福格特的《警告》的回答吧？沙伊伯勒保证，如果福格特敢于否认揭露之一，他将发表揭露之二。福格特不仅否认了，而且控告沙伊伯勒的《警告》是在诽谤。而沙伊伯勒先生的揭露之二直到此时此刻也没有出现。沙伊伯勒在传单刊头印有“请代为传布”的字样。可是当李卜克内西满足了这种“请求”，通过《总汇报》“传布”这个传单时，“不以本人意志为转移的情况”却在1859年6月到1860年2月这一期间束缚了沙伊伯勒先生的舌头，只有弯街治安法庭的Affidavits才使他开了口。
不管怎样，原本是揭发福格特的沙伊伯勒现在公开声明，对传单中所提的事实负责。因此，奥格斯堡战役并没有以捍卫者福格特的胜利而告终，而是以进攻者沙伊伯勒终于在斗争舞台上的出现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