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泰霍夫的信
“圆满的人物”又从
“tristo sacco Che merda fa di quel，che si trangugia.”（Dante）[88]
中取出了什么东西呢？
泰霍夫的信，1850年8月26日寄自伦敦。
“我能用来评定这类〈即‘硫磺帮’的〉勾当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这里引用一个人的信；这个人，凡是认识他的〈！〉，都说他是一个正人君子；我所以敢于公布〈公布正人君子呢，还是公布信？〉，因为这本来就是专供通知〈通知谁呢？〉用的，而以前妨碍公布的那些顾虑〈谁的顾虑？〉，已经不复存在了。”（“主要著作”第141页）
泰霍夫于1850年8月底从瑞士移居伦敦。他的信是寄给前普鲁士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当时住在伯尔尼）“通知朋友们”的，即通知“集中”的成员们的；“集中”是一个近10年前就宣告结束的秘密团体，由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建立，成员极为复杂，其中有大批议会议员。泰霍夫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福格特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那么，泰霍夫的信怎么会落到福格特手里，又是谁授权他公布的呢？
1860年4月17日，泰霍夫本人从澳大利亚写信告诉我说：
“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理由授权卡尔·福格特先生去干这件事情。”
在泰霍夫这封信本应通知的“朋友们”中间，只有两位还在日内瓦。现在就让这两位自己来说吧：
“埃[89]致席利。1860年4月29日于格劳宾登州上恩加丁。
当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出版时，因其中载有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给他的瑞士朋友们的一封信，我们这些现在还在瑞士的泰霍夫的朋友，便决定致函福格特，对他未经允许擅自发表泰霍夫的信表示不满。这封信是寄给在伯尔尼的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并让他转抄给朋友们…… 我感到高兴的是，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泰霍夫的朋友中间，即有权持有8月26日这封信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像这位意外得到这封信的人那样，把这封信传出去。1月22日，我们给福格特写了一封信，对他未经允许擅自公布泰霍夫的信表示不满，抗议他以后继续滥用这封信的任何行为，并要求把该信寄回。大约是1月27日，福格特回信说：‘泰霍夫的信本是用来通知朋友们的；得到这封信的一位朋友特地把信交他发表……他只能把信交还给他信的那个人。’”
“博[90]致席利。1860年5月1日于苏黎世。
给福格特的信是同埃事先商定而由我执笔写的……拉[91]不是泰霍夫的信要通知的‘朋友们’之一；然而福格特从信的内容知道信也是给我的，但他不愿征得我同意发表这封信。”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从上引的席利的信中留了一段话备用。这段话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提到这位拉尼克尔，是因为泰霍夫的信想必是通过他而落到福格特手里的；你问起的这一点，我差点儿把它忽略了。这封信是泰霍夫写给同他一起在苏黎世生活过的朋友们——席梅尔普芬尼希、博、埃等人的。我作为这些朋友的朋友和泰霍夫的朋友，后来也得到了这封信。当我突然被粗暴地驱逐出瑞士（事先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就在日内瓦的街上被捕，并立即被架走了）的时候，连回住所整理一下东西都不允许。因此，我从伯尔尼监狱写信给在日内瓦的一个可靠的人，即鞋匠师傅图姆，请他拜托还留在那儿的我的任何一个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谁在当时也同我一起被粗暴地撵走了）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把其中最贵重的给我寄到伯尔尼来，其余的则暂时代管一下，并请他仔细挑选一下我的文件，千万不要把不能通过法国的东西给我寄来。事情就这样办了，但是泰霍夫的信没有给我寄来。在留下的文件当中，有几份同议员们当时反对日内瓦流亡者救济金地方委员会有关，该委员会由3个日内瓦公民（其中包括图姆）和两个流亡者（贝克尔和我）组成；拉尼克尔由于拥护这个委员会而反对议员们，对这些文件是很熟悉的。因此，我请求作为委员会会计和档案保管员的图姆通过拉尼克尔的协助，从我的文件中把上述文件找出来。拉尼克尔既然被邀协助整理我的文件，可能他就以某种方式，说不定是从一位整理我的文件的人手里搞到了泰霍夫的信。我对于从我手到他手的这种占有的转移（应把它同所有权的转移加以区别）丝毫不加反对；但是我坚决保留我对这封信的所有权。于是我马上从伦敦写了一封信给拉尼克尔，要他把信寄给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从这时起，他的明显的罪过也就开始了，最初还是轻微的，但后来，随着他共谋未经许可擅自发表此信而变本加厉了，以致发展成极严重的罪过，甚至发展到心怀叵测的地步。我从不怀疑发表此信是未经允许的，未经任何收信人的授权；不过，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要写信给埃问一下。至于拉尼克尔插手公布此信一事，由于大家都知道他同福格特关系密切，也就无可怀疑了。虽然我丝毫不想去评论这种密切关系，但也不能不在这儿指出它跟过去情况是多么不同。要知道，拉尼克尔不仅是最大的议会野心家之一，而且特别对这位帝国摄政流露出嗜血的情绪。‘我非掐死这个坏蛋不可’，——他喊道，——‘即使我因此不得不到伯尔尼去。’为了制止他刺王杀驾的行为，差一点要给他穿上精神病患者的拘束衣了。可是现在，当看来他已恍然大悟，从扫罗一变而为保罗的时候，我倒很想看一看，他在另一方面，即作为欧洲复仇者，将怎样脱身。在他究竟是选择美洲还是欧洲而犹豫不决时，他曾说，我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已经顺利结束了，我留下来了——我要复仇！！让拜占庭发抖吧！[92]”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
可见，拉尼克尔是从席利的流亡者档案中探出[93]泰霍夫的信的。尽管席利从伦敦提出要求，但他还是把信留住。“朋友”拉尼克尔把窃取来的信转交给“朋友”福格特，而“朋友”福格特则以他所固有的软心肠宣称，他有权公布这封信，因为福格特和拉尼克尔是“朋友们”呀。这样一来，谁写信“通知朋友们”，也就必然是写信给“朋友们”福格特和拉尼克尔——两个阿卡迪亚人[94]。
我很遗憾，这种别致的法学竟使我想起了遗忘差半、尘封已久的往事。但是拉尼克尔既然已经开了头，那我也就不得不奉陪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122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用的是另一个名称。它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机构：一定数目的成员组成一个“支部”，同一城市的各支部组成一个“区部”，数目多少不等的区部组成一个“总区部”；整个组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由所有区部的代表参加的大会选出，但它有权自行补充其委员，也有权在紧急情况下任命自己的临时继任者。中央委员会起初设在巴黎，从1840年到1848年初改设在伦敦。支部、区部的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全是选举出来的。这种民主制度，固然完全不适用于一个策划阴谋的秘密团体，但至少同一个宣传协会的任务是不矛盾的。“同盟”的活动，首先是建立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这类协会至今还存在于瑞士、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它们大部分是直接由“同盟”建立的，或者是由同盟以前的盟员创办的。因此，这类工人协会的组织到处都如出一辙。每星期当中规定一天讨论，一天社会娱乐（唱歌、朗诵等等）。到处都建立了协会的图书馆，而且，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开班给工人讲授基本知识。在这些公开的工人协会后面进行领导的“同盟”，既把协会用做公开宣传活动的极为方便的场所，另一方面，又从中吸收非常能干的成员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由于德国手工业者过着流动的生活，中央委员会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需要派遣特使。
至于“同盟”本身的秘密学说，它经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经历过的各种变化。从布伦奇里的报告[95]中可以看出，自1839年以来，除了社会问题，宗教问题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从1839年到1846年这一时期内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在这些工人团体内部受到了极其热心的关注。这个团体的秘密形式起源于巴黎。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在德国工人中间进行宣传，这种目的要求它在后来也保持这种形式。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布鲁塞尔（是基佐把我放逐到那里去的），我同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成立了一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47，该协会至今还存在。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96]；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法英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混合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混合物，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认识作为惟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的活动的影响下，伦敦中央委员会同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系，并在1846年年底派了一个中央委员、钟表匠约瑟夫·莫尔（他后来作为一个革命士兵在巴登战场上阵亡了）到布鲁塞尔来，邀请我们加入“同盟”。我们对这种建议存有疑虑，但是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宣言中提出来；他又说，为了同保守派和反对派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而这就要求我们加入“同盟”。于是，我们就加入了。代表大会举行了，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同盟盟员，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辩论以后，通过了由恩格斯和我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于1848年初问世，后来又出版了英文、法文、丹麦文和意大利文的译本。二月革命148爆发时，伦敦中央委员会委托我领导“同盟”。在德国革命时期，同盟的活动自行中断，因为已经有了更有效的途径来实现它的目的。1849年夏末，当我再次被赶出法国来到伦敦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残缺不全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重整旗鼓，并且同恢复起来的德国各区部重新建立了联系。过了几个月，维利希来到了伦敦，根据我的建议，他被吸收参加中央委员会。他是由恩格斯介绍给我的，恩格斯曾担任他的副官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为了对同盟的历史作出全面介绍，我还要指出：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裂。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恩格斯和我领导下，把中央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科隆，该地早就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总区部”所在地；除了伦敦以外，科隆也是同盟的知识分子的最重要集中地。
我们同时退出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在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下，成立了宗得崩德149，它不仅同工人教育协会保持联系，而且还同瑞士和法国恢复了从1848年起就已中断的关系。1852年11月12日，科隆案件的被告们被判罪。过了几天，根据我的提议，同盟宣告解散。一份关于同盟解散的文件（注明日期是1852年11月），我已经附在我对《国民报》的诉讼案的文件里。这份文件指出，同盟之所以解散，是因为从德国展开逮捕以来，即从1851年春天以来，同大陆上的一切联系实际上都已经中断，加之这类宣传协会已不再合时宜。过了几个月，即1853年初，维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也寿终正寝。
引起上述分裂的根本原因，我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已经叙述过了，该书转载了1850年9月15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摘要。而最直接的实际原因，则是维利希想把“同盟”卷入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革命儿戏中去。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截然相反使分歧更加尖锐。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如，维利希妄想，普鲁士和奥地利在黑森选帝侯国和德意志联邦85问题上的争执150会引起严重冲突，从而给革命派提供实际干预的机会。1850年11月10日，即“同盟”分裂以后不久，他发表了一个用这种精神拟就的宣言：《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由宗得崩德中央委员会以及法国、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签署。相反，恩格斯和我则主张——这一点可以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5—10月合刊，汉堡版第174、175页）上看到——，“所有这一切喧嚷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斗争的双方——奥地利和普鲁士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28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忌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不和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97]
维利希由于他的个性（不过他无疑是一个能干的人），也由于当时（1850年）记忆犹新的贝桑松事件的影响，对于因意见对立而成为不可避免的、日复一日的冲突，能否“公正地”加以处理，请根据下列文件来判断。
“南锡德国纵队
致德国‘自救’武装协会151主席——
比尔的约·菲力浦·贝克尔公民
公民：
我们谨向你这位由德国全体共和主义流亡者选出来的代表报告，我们已在南锡成立了一个德国流亡者纵队，名叫‘南锡德国纵队’。
组成这支纵队的流亡者，一部分是以前沃苏勒纵队的成员，一部分即这里的流亡者是曾参加贝桑松纵队的成员。他们离开贝桑松，纯粹是出于民主的考虑。
问题是，维利希干什么事情，很少同纵队商量。因此，贝桑松纵队的基本规章根本不是经全队讨论所决定的，而是由维利希事先拿出来，未经纵队同意就执行了。
此外，维利希事后的一系列命令，也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独断专行；这些命令由耶拉契奇或文迪施格雷茨来发布倒是很合适的，而对一个共和主义者是完全不相称的。
维利希竟下令要从一个即将离队的名叫雪恩的队员的脚上脱下用纵队的储蓄给他买的一双新鞋，却不考虑这项储蓄也有雪恩的一份，因为它主要是靠每人每天从法国得到的10个苏的津贴里积累起来的…… 他想把鞋穿走，维利希却下令把鞋脱下来。
维利希因为一点小事——比如点名或操练时缺席啦、（晚间）迟到啦、口角啦，——竟不问一下纵队就把几个能干的队员从贝桑松赶走了，赶走时还对他们说，他们可以到非洲去，因为再不允许他们待在法国；要是他们不去非洲，他就下令引渡他们，而且是引渡到德国去，因为法国政府给了他处理这事的全权。后来有人向贝桑松省政府问起这件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此事并非属实。维利希几乎每天点名时都说：谁要是不乐意，愿意走就走，而且越快越好，可以到非洲去，等等。有一天，他甚至笼统地威胁说：谁不服从他的命令，要么到非洲去，要么就得送到德国去；为了这件事也有人向省政府提出质问。由于每天都有这类威胁，许多人对贝桑松的生活感到厌烦了，因为在那里，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每天都有人叫他们卷铺盖。他们说：要是我们愿意做奴隶，我们可以到俄国去，或者当初就根本不必在德国干一番什么事业。他们说，够了，要是在贝桑松再待下去，就得同维利希大闹一场，因此他们就走了。但是，因为当时哪儿也没有一个能够收容他们的纵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不能靠10个苏活命，所以，除了应募到非洲去以外，别无他途，他们也就这样办了。维利希就这样使30个出色的公民陷于绝望境地，由于他的过错，使祖国永远失去了这批力量。
其次，维利希非常不明智，在点名时总是夸奖他的旧部，而贬低新来的人。这种做法经常引起纠葛。维利希有一次在点名时甚至说，普鲁士人在头脑、心灵和体格方面，或者如他所说的，在体力、德性和智力方面都比南德意志人强得多。而南德意志人的特点则是无拘无束，其实他想要说的是愚蠢，但他没有这个胆量。这样一来，维利希就把占大多数的南德意志人都惹火了。最后，他竟粗暴到极点。
两个星期以前，第七连让一个被维利希亲自下令赶出兵营的名叫巴罗焦的队员再住一夜，这个连不顾维利希的禁令，把他留在连的驻地，并且不让维利希的拥护者、狂热的裁缝们走近这个驻地。于是维利希就下令拿绳子把这群造反的人绑起来。绳子真的拿来了，但是，要彻底执行这一命令，维利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这就是他们离开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写了这些事，并不是要谴责维利希。维利希的品格和用心是好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尊重他，但是，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维利希的用心是善良的。然而他自以为是智慧和最高理性的化身，他把每个即使在小事情上同他对立的人，都当作蠢材或者叛徒。总之，维利希除了自己的意见以外，不承认任何别的意见。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暴君，如果他想干什么，那他是不择手段的。但是够了！我们现在已认清维利希了。我们认清了他的长处和短处，因此我们就离开了贝桑松。此外，所有人在离开贝桑松的时候都说，他们离开维利希，但他们并不退出德国‘自救’武装协会。
沃苏勒人也是如此……
最后，顺致崇高的敬意，并代表南锡纵队致兄弟般的敬礼和握手。
1848年11月13日由全体大会通过。
代表纵队并受纵队委托
秘书 B.
1848年11月14日于南锡”
现在回过头来谈泰霍夫的信。像某些爬虫一样，他的信的毒也在尾巴上，也就是在9月3日（1850年）的附笔中。那里谈到我的一位英年早逝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同维利希先生的决斗。1850年9月初在安特卫普进行的那场决斗中，泰霍夫和法国人巴泰勒米充当维利希的助手。泰霍夫在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中说：
“他们〈即马克思及其党羽〉放出他们的骑士施拉姆来反对维利希，后者用一大堆极其粗野的话痛骂了他〈泰霍夫想要说的是：他痛骂后者〉一顿，最后要求决斗。”（“主要著作”第156、157页）
对于这种愚蠢的谣言，我已经在7年前出版的、上面引证过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1853年纽约版）中驳斥过了。
那时施拉姆还活着。他和维利希都住在美国。
当时维利希的助手巴泰勒米还没有被绞死；施拉姆的一名助手、出色的波兰军官米斯科夫斯基还没有被烧死，而泰霍夫先生也还不会忘记他那封“通知朋友们”的信函。
在上述抨击文章中，载有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53年11月23日从曼彻斯特发的一封信，信的结尾说：
“在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闹到要求决斗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152上，我〈恩格斯〉似乎〈按照维利希的说法〉犯了罪，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一起‘离开房间’，因而是事先策划了这件事。以前，似乎是马克思〈按照维利希的说法〉‘唆使’施拉姆，现在轮换了，我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老练的擅长使用手枪的普鲁士尉官同一个可能从来没有摸过手枪的商人之间的决斗，确实是把这个尉官‘除掉’的绝妙办法。朋友维利希不顾这一点，还到处诉说——口头上和书面上——，我们想枪杀他…… 施拉姆仅仅是被维利希的无耻行径所激怒。他提出同维利希决斗，使我们都大吃一惊。在几分钟之前，大概施拉姆本人也不会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这个行动是十分不由自主的…… 施拉姆只是应马克思的个人请求才离开〈会议室〉的，因为马克思希望不要再胡闹下去。
弗·恩格斯”（《骑士》第7页）[98]
从我这方面来说，泰霍夫竟会成为这类愚蠢谣言的传播者是怎样出乎我的意料，可以从同一篇抨击文章的下面一段看出来：
“正如泰霍夫本人返回伦敦后向我和恩格斯所说的，最初，维利希坚信，我想假施拉姆之手打发他去见上帝，他还用书面形式向全世界披露了这个想法。但是，经过三思之后，他又肯定，像我这样魔鬼般老谋深算的人，不会考虑通过与施拉姆的决斗来收拾他。”（同上，第9页）[99]
泰霍夫在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通知朋友们”的信里所胡说的东西，都是他道听途说来的。在同盟后来发生分裂时站在维利希一边的卡尔·沙佩尔，是掀起决斗一事的目击者，关于这件事他这样写信告诉我：
“1860年9月27日于贝德福德广场彼尔西街5号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的丑闻，奉告如下：
这件丑闻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闹出来的，由他们俩在讨论时偶然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所引起。我记得很清楚，你本人曾竭力使他们平静下来，要他们言归于好；而且，你就像我本人以及其他在场的中央委员一样，看来对这一突然爆发的冲突感到震惊。
祝好
你的 卡尔·沙佩尔”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施拉姆本人在决斗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即在1850年12月31日的一封信里，指责我偏袒维利希。决斗前后，恩格斯和我对决斗一事曾公开向他表示不赞同，这使他当时很生气。他的这封信，以及我从他和米斯科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那次决斗的其他文件，他的亲属都可以查看。这些东西不宜公布。
1857年7月中，当康拉德·施拉姆从美国回到伦敦再来看我时，他那英俊而高大的年轻人形体，已经被不治的肺结核病拖垮了，不过，这种病却使他意志坚强的漂亮的头脑熠熠生辉。他以他固有的、从未失去的幽默，笑嘻嘻地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自己的讣告，这是他的一个冒冒失失的朋友听信了谣言而在纽约的一家德文报纸[100]上发表的。经医生的劝告，施拉姆到泽西岛的圣赫利尔去了，恩格斯和我是在那里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施拉姆死于1858年1月16日。在安葬他的时候，圣赫利尔的整个自由资产阶级和居住在那里的全体流亡者都到齐了。致悼词的是乔·朱利安·哈尼，他是英国最优秀的人民演说家之一，以前是知名的宪章派领袖，在施拉姆逗留伦敦期间，他们俩很要好。施拉姆不但生性热情，敢想敢干，有如一团烈火，从不为日常琐事分心，而且明辨是非，见解独到，机灵诙谐，天真善良。他是我们党的泼息·霍士泼。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泰霍夫先生的信。他到伦敦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曾同恩格斯、施拉姆和我在我们招待他的一家酒店里有过长时间的会晤。他在1850年8月26日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里，叙述了这次会晤。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在这以后，也许还见过他两三次，但都是非常短暂的。然而，他立刻就看透了我和我的朋友们，看透了我们的头脑、心和肾，并且背着我们连忙把对我们心理特征的描述寄到瑞士去，同时极其谨慎地嘱咐“朋友们”把它秘密复制出来，并且散发出去。
泰霍夫下了一番功夫来研究我的“心”。本人宽大为怀，不想在这方面学他的样。就像巴黎的浪漫女郎那样，当她的朋友一谈到政治时，她就说：“咱们别谈道德吧”。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8月26日那封信的收信人、前普鲁士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我并不认识这位先生，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是根据两封信来说明他的。我只摘要发表的1853年11月23日的第一封信[101]，是我的朋友、前普鲁士中尉和师团学校教官威·施特芬从切斯特寄给我的。信里说：
“有一次维利希派来这里〈即科隆〉一位名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副官。这位副官给我莫大荣誉，邀我到他那里去，并且坚决地相信，他能够预测整个形势，比天天直接注视事实的人更为准确。我告诉他，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们决不会认为在他和维利希的旗帜下战斗是一种幸福，他们根本无意于匆忙地宣布成立维利希式的共和国，这时，他对我就很看不起了。使他更为恼火的是，没有物色到一个缺少头脑的人愿意翻印他随身带来的告军官书，号召军官们马上公开表示拥护他称之为民主制的‘那个东西’。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被马克思奴役的科隆’（他对我这样写的），在别的地方翻印了这篇废话并散发给许多军官。因此，《十字报》的‘观察家’得以揭穿这种变普鲁士军官为共和派的巧妙方式的纯洁秘密。”(https://www.daowen.com)
在出现这类趣闻时，我还根本不认识施特芬，他是1853年才来到英国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在下引的、写给后来被揭穿是法国警探的赫弗尔的信里，把自己的嘴脸刻画得更加清楚了；赫弗尔是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黑弗纳尔以及当时金克尔的其他朋友们于1850年年底在巴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灵魂；赫弗尔也是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两员大将的密友。
“席梅尔普芬尼希致赫弗尔（1851年寄往巴黎）：
这里〈即伦敦〉目前发生了如下事情…… 我们已经就准备公债〈金克尔公债〉一事，向那里〈向美国〉我们认识的每个有影响的熟人写了信，建议他们首先在一定时期内亲自出面，在报刊上谈谈密谋组织的威力，并且指出，无论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积极力量，都永远不会离开战场。〈难道历史没有任何日期吗？〉[102]…… 我们的工作现在进展得很顺利。如果把那些冥顽不灵的人置之不顾，随后他们就会作出让步，乐于接受向他们提出的种种条件。明天，我把工作料理妥当之后，就同卢格和豪格联系一下…… 我的社会地位同你一样，很困难。我们的事〈即金克尔的革命公债一事〉急需尽快办理。
你的 席梅尔普芬尼希”
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这封信，被收进了阿·卢格在《西方先驱报》（1853年9月11日路易斯维尔出版）上发表的《揭露》中。席梅尔普芬尼希在《揭露》发表时已在美国了，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这封信的真实性。卢格的《揭露》成了“来自柏林警察总局档案”这一文件的翻版。该文件是用欣克尔代写在页边的批注和其他一些证件编成的；这些东西要不是法国警察当局从巴黎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和赫弗尔那里搜去的，就是从不来梅的杜朗牧师那里“探出”的，要不然，就是在卢格的鼓动者协会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之间大打“老鼠与青蛙之战”153的时候，由同室操戈的弟兄们自己泄漏给美国的德文报刊的。欣克尔代曾谈到席梅尔普芬尼希“以为警察在跟踪他”，因而匆忙地中断了为宣传金克尔革命公债的主张所作的普鲁士之行；他说这番话时的讽刺口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同一《揭露》中，还有“巴黎委员会〈即赫弗尔、黑弗纳尔、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驻伦敦的代表”卡尔·叔尔茨的一封信，信里说：
“居留这里的流亡者昨天决定，吸收布赫尔、弗兰克博士、维也纳的雷茨和即将来这里的泰霍夫参加会商。注意：在泰霍夫来到这里以前，暂勿用口头或书面向他透露这一决定。”（卡·叔尔茨给巴黎“亲爱的人们”的信，1851年4月16日于伦敦）
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通知朋友们”的信，是寄给这些“亲爱的人们”之一——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首先他把我的一些见解通知这位“亲爱的人”，这些见解原是我严格保密，而他在我们惟一的一次会晤时，借助所谓“酒醉吐真言”从我这里很快探出来的。
“我”，——泰霍夫先生对“通知朋友们”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说，——“我……最后声明，我一直设想他们〈马克思、恩格斯等〉要比卡贝式的共产主义幸福马厩这种谬误高明一筹”……。（“主要著作”第150页）
设想啊！可见，泰霍夫虽然丝毫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但他还真是够宽宏大量、谦逊温和的了，没有把我们的观点设想为“谬误”。
姑且不谈学术著作，他只要读一下他在后面称之为我的“无产者问答书”的《共产党宣言》，他就会看到题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样详尽的一章，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一节里写道：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 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103]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第21、22页）[104]
最后一句话把卡贝的伊加利亚——或者如泰霍夫所说的“幸福马厩”，——直截了当地称为“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
恩格斯和我的观点，在我们同泰霍夫会晤前许多年就已公开发表了，而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些观点，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误解。至于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且看几个例子：
“他〈马克思〉嘲笑那些跟在他后面死板地重复他的无产者问答书的蠢材，就像嘲笑维利希式的共产主义者，就像嘲笑资产者那样。他惟一尊重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知道自己身价的贵族。为了剥夺他们的统治，他需要力量，而这种力量他惟独在无产者身上找到了；因此，他就为他们剪裁了他的一套体系。”（“主要著作”第152页）
因此，泰霍夫就“设想”我编写了一本“无产者问答书”。他指的是《宣言》，其中批判了，如果泰霍夫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嘲笑了”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和批判的空想主义。不过，这种“嘲笑”却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而是需要花一番力气的，这一点，他可以从我那部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里看出来。泰霍夫还“设想”我“剪裁了”一套“体系”，哪儿的话，我甚至在直接为工人们写的《宣言》里，也抛弃了一切体系，而代之以“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05]。但是，这样一种“了解”，既不能跟在别人后面死板地重复，也不能像做一条子弹带那样来“剪裁”。泰霍夫所“设想”的、并背地塞给我的对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的那种看法，是天真得出奇的。
我“尊重”贵族；“嘲笑”资产阶级；我给无产者“剪裁了一套体系”，以便通过他们来“剥夺”贵族的“统治”。在《宣言》的题为《资产者和无产者》（见《宣言》第11页）的第一章里，详细地阐明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从而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政治统治，无论对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来说，或者对创造“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来说，都是基本的条件。“一般说来，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见1850年1月《新莱茵报评论》第15页）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惟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106]因此，我在同一《评论》里宣称，没有英国参加的任何无产阶级运动，都是“杯水风波”[107]。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已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因而，在那些首先必须把大陆意义上的贵族（泰霍夫正是这样理解“贵族”的）的“统治推翻掉”的国家里，在我看来，还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也就是还没有全国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
特别是，我对德国工人对待资产阶级运动的态度的看法，泰霍夫可以在《宣言》里看到非常明确的阐述。“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等等。（《宣言》第23页）[108]当我被控“造反”而站在科隆资产阶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我用同样的精神宣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可是已不再有等级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些阶级的斗争，可是这些阶级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级及其天赋王权。”（《两个政治审判案。由科隆二月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版第59页）154
自由资产阶级从1688年到1848年向无产阶级发出的号召，除了“剪裁体系和词句”，以便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剥夺贵族的统治，还做了些什么呢？因此，泰霍夫先生从我的“秘密”理论中剥离出来的最本质的东西，不就是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为一个煎鸡蛋吵吵嚷嚷！[109]但是另一方面，既然泰霍夫知道，“马克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得到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全部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他的个人统治”。“我的全部活动”，——把我同泰霍夫先生的惟一一次谈话说得多么客气啊！
其次，泰霍夫在写给由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里还透露说，我曾谈了下面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看法：
“这个可怜的欧洲是否要毁灭（如果没有社会革命，这是在短时间内一定要发生的），美国到那时是否将牺牲欧洲的利益而利用旧制度，归根到底，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主要著作”第148页）
我同泰霍夫的谈话是在1850年8月底进行的。在1850年2月号《新莱茵报评论》上，也就是泰霍夫从我这里探听出这个秘密前8个月，我曾向德国读者揭示了下面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来谈谈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比二月革命148更重要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155。仅仅过了差不多18个月，现在就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带来的后果甚至将比美洲大陆的发现还要大得多…… 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欧洲的文明国家要避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前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惟一的可能就是进行社会革命”等等（1850年2月《时评》第2期第77页）。[110]
旧欧洲“在短时间内将要毁灭”，美国第二天就会登上宝座之类的话，都只是泰霍夫先生说的。我当时对美国最近的将来认识得如何清楚，可以从同一《时评》的下面一段看出来：“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纽约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并像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时评》1850年5—10月合刊第149页）[111]我在1850年给美国作的这种预测，已由1857年的商业大危机完全证实了。关于“旧欧洲”，我描绘了它在经济上的蓬勃发展以后，倒是这样写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大陆秩序党156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同上，第153页）[112]
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1857—1858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急迫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性质。事实上，恰好是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反动时期，工商业在大陆上得到了空前大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也随之加强了。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都被经济关系碰得粉碎了。
泰霍夫把我们谈话中认真的东西理解成玩笑，而对玩笑却更加认真了。他摆出一副哭丧面孔，告诉他的“通知朋友们”的那位席梅尔普芬尼希说：
“马克思又说，在革命中，军官一向是最危险的因素……从拉斐德到拿破仑，这是一大批叛徒和一连串叛变。应当随时准备好匕首和毒药对付他们。”（“主要著作”第153页）
关于“兵老爷们”叛变的一套老生常谈，甚至泰霍夫也不会认为是我的独创思想。独创之处显然在于要求随时准备好“匕首和毒药”。泰霍夫难道当时不知道，真正革命的政府，例如救国委员会157曾给“兵老爷们”准备好了虽然能奏奇功异效但喜剧性较小的手段吗？匕首和毒药至多适用于威尼斯的寡头政治。如果泰霍夫把自己写的信再细看一遍，他就会从“匕首和毒药”这些字眼里看出讽刺来。福格特的同谋者、著名的波拿巴派密探爱德华·西蒙，在《现代评论》（1860年巴黎版第8期第528页，在他的《福格特先生的诉讼》一文中）上译载了泰霍夫的信中的上引的一段，并加了如下按语：
“马克思不很喜欢在他的帮里有军官。在革命中军官是太危险了。
应当随时准备好匕首和毒药对付他们！
泰霍夫本人是一个军官，他听到了这种话，于是又乘船回瑞士去了。”
爱德华·西蒙让可怜的泰霍夫被我准备好的“匕首和毒药”吓得魂不附体，以致他立刻躲开，乘船回瑞士去了。而帝国的福格特用黑体字转载“匕首和毒药”这一处，用以吓唬德国的庸人。然而，同是这个丑角在他所谓的《研究》里却写道：
“西班牙人的刀子和毒药今天放射出奇光异彩——因为问题涉及一个民族的独立。”（同上，第79页）
附带提一下：西班牙和英国有关1807年至1814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材料，早已驳倒了法国人杜撰出来的关于毒药的神话。但对空谈政治的人来说，这类神话当然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
最后，我来谈谈泰霍夫信中的“流言蜚语”，并将就一些例子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不偏不倚态度：
“首先谈的是他们同我们之间，即瑞士同伦敦之间的竞争……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应当维护旧同盟的权利，这个同盟由于它的明确的党派立场，当然不能容忍在同一范围〈无产阶级〉内的另一同盟与之友好并存。”（“主要著作”第143页）
泰霍夫这里谈的瑞士竞争团体就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革命集中”，泰霍夫作为这个团体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我们的。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领导该团体的主席是一位律师[113]，1848年曾任某个小议会的副议长，1849年曾是德意志某临时邦政府的委员。1850年7月，德朗克来到苏黎世，在那里，这位律师先生把一份类似公证的协议交给他这个伦敦“同盟”的成员，叫他“通知”我。协议的全文如下：
“鉴于有必要把所有真正革命的人士联合起来，同时，尽管不是革命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能无条件地同意伦敦提出的纲领（1848年的《宣言》），但全都承认下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革命集中之间达成了如下协议：
（1）双方同意继续并行不悖地工作——革命集中通过联合一切革命人士来为下一次革命作准备，伦敦协会通过组织主要是无产阶级分子来为无产阶级统治作准备；
（2）革命集中指示它的代表和特使，要他们在德国成立支部时，使那些他们认为适合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注意到有一个主要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而建立的组织；
（3）和（4）至于瑞士，其领导权则只应交给‘革命中央委员会’中真正拥护伦敦宣言的人。双方相互交换报告。”
从还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里可以看出：这里谈的并不是“在同一范围”（无产阶级）内的两个秘密团体，而是在不同范围内的和具有不同倾向的两个团体的联盟。其次，还可以看出：“革命集中”除了实现它本身的目的以外，还表示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某种分支。
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因为接受这种建议是与“同盟”的“原则”性不相容的。
“接着轮到了金克尔…… 他们回答说…… 他们从来没有追求过廉价的荣誉，恰恰相反！……至于金克尔，如果他安分守己的话，他们会竭诚地让他享有他的廉价的荣誉。但是，当他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了那个拉施塔特的辩护词以后，他就不可能平安无事了。他们早已知道各方面都会发出一阵号叫，而且他们已想像到，他们这样做就把自己现有的报纸〈《莱茵报评论》〉的存在孤注一掷。他们的这种担心果然证实了。他们因这一事件破了产，失去了莱茵省的所有订户，而不得不使报纸停刊。但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同上，第146—148页）
首先，让我们来更正一下事实：当时《评论》还没有停刊，3个月以后还出了一期新的合刊，也没有失去一个莱茵省的订户，这一点，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前普鲁士炮兵中尉、当时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的编辑能出面证明，因为他尽心尽力地替我们收报费。此外，只是从道听途说中知道恩格斯和我的写作活动的泰霍夫，至少也该读过他本人批评过的我们对金克尔的辩护词所作的批评。要不然他给瑞士“亲爱的人们”的秘密通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要向他们“揭露”我们早在5个月以前就已向读者揭露了的东西呢？上述的批评这样指出：
“我们预料得到，我们向我们的党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这篇辩护词，会引起感伤主义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普遍愤懑。我们对此毫不在乎。我们的任务是无所顾忌地批判……我们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甘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享有的廉价声望。我们的抨击丝毫也不会使金克尔先生的处境恶化；我们的揭露会使他得到赦免，因为我们证实了他的表白，即他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人，并且我们还宣告，他不仅应该受到赦免，而且甚至应该担任普鲁士公职。况且，他的辩护词已经公布了。”（1850年4月《新莱茵报评论》第70、71页）158
泰霍夫说我们在“败坏”革命的小伟人的“名誉”。然而，他并不是从福格特先生的警察意义上来理解这种“败坏名誉”的。相反地，他所指的是我们从披上革命狼皮的羊身上撕掉那有失体统的包装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这样就预先使这些羊免遭普罗旺斯的著名抒情诗人159的那种命运，原来这位诗人披上狼皮去打猎，猎犬真以为是一只狼，就把他撕得粉碎了。
泰霍夫特别举出恩格斯的著作《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1850年3月《评论》第70—78页）[114]中偶尔对济格尔将军的评论作为例子，来说明我们进行不光彩的攻击。
那么，不妨把恩格斯的有案可查的批评跟那些议论同一位济格尔将军的心怀叵测的废话比较一下，这类废话是我们同泰霍夫见面大约一年以后，由泰霍夫、金克尔、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亨·伯·奥本海姆、爱德华·梅因等人领导的伦敦“流亡者协会”印出来的，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济格尔赞同卢格的“鼓动者协会”，而不赞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160
1851年12月3日，《巴尔的摩通讯员》，这在当时类似金克尔的《通报》161，在一篇题为《伦敦鼓动者协会》的文章里对济格尔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人都看做‘不成熟的政治家’的非凡人物，究竟是些什么人。这里有总司令济格尔。如果你问历史的缪斯，这个微不足道的平庸之辈是怎样爬到总司令的地位的，那她就会比低能的拿破仑被问到时更加为难。拿破仑至少是‘他伯父的侄子’，而济格尔只是‘他弟弟的哥哥’。他的弟弟由于行为有失检点而时常坐禁闭，这就引发了他的反政府的怨言，从而成为知名的军官。年轻的济格尔认为这是在革命起义之初的混乱时期宣布自己是总司令和陆军部长的充分理由。在经常证明自己具有优良品质的巴登炮兵队里，有足够的年长的和可靠的军官，在他们面前，年轻的、毫无经验的尉官济格尔不能不感到低人一等，而当他们必须服从这个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才能的无名小辈的时候，他们感到气愤不已。但是这里有个布伦坦诺，他是十分愚蠢而又背信弃义的人，可以做出任何必然毁灭革命的事情。不错，这尽管是可笑的，但毕竟是事实：济格尔宣布自己是总司令，而布伦坦诺事后承认了他……
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在拉施塔特城下和黑林山中的绝望的殊死战中，济格尔把共和国军队的极其英勇的士兵们丢下不管，不给他们派出他答应派去的增援部队，而同时他自己却佩戴着肩章，坐着菲尔斯滕贝格公爵的轻便马车在苏黎世城里环游，还以引人注意的败军之将的角色自我炫耀。这位成熟的政治家的众所周知的伟大就是如此，他由于‘自认’以往有英雄的业绩，所以又一次把自己钦定为鼓动者协会的总司令。我们这位伟大的熟人[115]，‘他弟弟的哥哥’就是如此。”[116]
为了公正起见，我们也不妨听一下卢格的“鼓动者协会”通过它的发言人陶森瑙是怎么说的。陶森瑙1851年11月14日在伦敦写的《致泽登施提克尔公民》的公开信中，提到了由金克尔、泰霍夫等人领导的“流亡者协会”以及其他问题：
“……他们表示相信，为了革命的利益，把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是一种爱国义务和当务之急。德国鼓动者协会赞同这种想法，它的会员们已身体力行了，他们作了长期的努力试图团结金克尔及其拥护者。可是，政治合作的任何基础看来刚刚形成，便又消失了，新的失望随着旧的失望不期而至。恣意破坏以往的协议，在和解的面具下坚持分立的利益，一贯对多数进行欺骗，不知名的大人物以做组织工作的党派领袖的身份出现，企图钦定一个秘密的财务委员会，以及形形色色不可告人的鬼蜮伎俩，不成熟的政治家们总是想通过这些手法在流亡中支配祖国的命运，可是，革命的烈火一燃烧起来，这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就化为过眼烟云了……金克尔的拥护者公开和正式地攻击我们；在我们难于接近的德国反动报刊上，对我们不利、而对金克尔有利的通讯连篇累牍；最后是金克尔到美国去，以便用他在那儿筹备好的所谓德国公债来迫使我们接受联合，或者更确切些说，接受从属和依赖关系，而这是每一个从财政上使党合并的发起人所期待的。金克尔的离开是严格保密的，以致我们只是从美国报纸上读到他到达纽约的消息时才知道这件事…… 这个事实和其他许多东西对于那些严肃的革命者——他们并不过高估计自己、但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功绩，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至少人民中有划分得很清楚的阶层是支持他们的——来说，就是加入一个按自己方式努力为革命利益服务的同盟的决定性理由。”
此外还指责金克尔说，他所募集的款项是只供“一个集团”使用的，“他在这儿〈伦敦〉和在美国的全部行动都证明这一点”，由“金克尔本人所提出的多数保证人”也证明这一点。
结尾说：
“我们既没有答应我们的朋友们要给他们的爱国捐款付息，也没有答应他们要偿还捐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用积极的成果〈实际的服务？〉和认真的会计制度来证明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也知道，将来当我们公布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可以期待博得祖国的感谢。”（1851年11月29日《巴尔的摩警钟报》）
这就是“鼓动者协会”和“流亡者协会”的民主主义英雄们3年当中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开展的一种“创作活动”，后来由戈克建立的“新旧大陆革命联盟”162也参加了这种活动。（见附录6）
顺便提一下，流亡者在美国报刊上闹无谓纠纷，是由厄尔斯的两个议员齐茨和律斯勒之间的一场纸上比武开始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它能说明泰霍夫的“亲爱的人们”的特性。
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位泰霍夫的“通知朋友们”一信的收信人，在1850年底同赫弗尔、黑弗纳尔、戈克以及其他人（后来卡·叔尔茨也参加了）一起，在巴黎建立了（如前所述）一个所谓的革命委员会。
几年以前，有人把该委员会的一个前委员写给这里一个政治流亡者的一封信转交给我，由我随意处理。这封信还保存在我这里。
信里有这样的话：
“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把持了整个委员会。类似列席者被吸收进来的其他委员，只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而已。这两位先生当时认为，很快就能让已完全被他们控制的金克尔去主管德国的事务。特别使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卢格的嘲讽以及马克思的批评和魔鬼般的活动。这两位先生有一次同他们的列席者会面时，给我们把马克思妙趣横生地描绘一番，使我们对来自马克思方面的恶魔般的危险产生了夸大的看法……叔尔茨—席梅尔普芬尼希提出了消灭马克思的建议。猜疑和阴谋、无耻透顶的诽谤都被抬出来当作手段。为此进行了表决，并获得通过，还作出一项相应的决议，如果对这种儿戏可以这样称呼的话。1851年初，在《汉堡消息报》的小品文栏里发表的、由莱·黑弗纳尔根据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上述描绘而编造出来的对马克思的评论[117]，算是执行这项决议的最直接的一步。”
无论如何，黑弗纳尔的小品文同泰霍夫的信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亲和力，尽管它们二者都不能同福格特的“劳斯之歌”媲美。不应当把这一“劳斯之歌”同卡蒙斯的《卢兹之歌》混为一谈。相反地，本来的《劳兹之歌》是彼得·平达的一部英勇而滑稽的史诗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