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伽利略如何制造了意识问题？
第1章 伽利略如何制造了意识问题？
当你阅读本页时，你会有白纸黑字的视觉体验。你可能会听到周遭的声响：车来车往、远处的谈话、计算机嗡鸣的杂音。你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气味或味道：咖啡的香味、咀嚼一片新开的口香糖产生的薄荷味。你也许还有些情绪：兴奋，难过，或者你只是觉得有点累了，有点走神。如果你留心细察，还会发现更多微妙的经验，例如身体接触椅子的感受，膝盖或手臂某处的瘙痒或抽痛。这些都是意识体验（conscious expe-rience）的诸多形式。这些状态是你主观内心生活（subjective inner life）的特点。这些感觉和状态使得你之为你。
意识对于我们人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么说并非要贬低身体的重要性，我们是躯体生物（embodied creatures），并以身体与他人联系。但意识却界定了个体的身份认同。从根本上说，我们是从感觉、思想乃至性格中的癖好来认识一个人的。可能未来某一天，我们能在行将就木前把心灵上传到计算机中继续存活；即使祖母的躯体已在地下腐烂，你也能通过电子邮件与她交谈。只要意识还在活动，我们感觉这个人就还活着。反之，当意识消失时，例如在悲惨的永久昏迷情况中，即使是活生生的躯体，也只能被看作对曾经存在过的那个人的纪念。
意识也是诸多存在物具有价值的根源。没有意识，宇宙可能同样浩瀚无垠，令人敬畏；但是，如果没有一颗有意识的心灵来欣赏赞叹其壮丽，所有这些事物的存在真的有任何价值吗？令人兴奋的乐事，席卷而来的情绪，微妙的想法……正是我们的种种体验使得生活有其价值。没有了意识，这些都不再可能。
除了作为我们身份认同的基础和价值的根源，意识也是我们唯一确知为实在的东西。我并不能完全确知外部真的有世界存在，也许其实我在《黑客帝国》的“母体”中，赤身裸体，被封闭在充满化学品的大桶里，计算机把我作为能量源，给我提供了一个不存在的虚拟世界的信息。我甚至可能没有身体：也许计算机很久以前就销毁了我的身体，现在我唯一剩下的就是连接到计算机的人脑[1]。或许我本身就是一台人类创造出来的计算机，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我有意识，我存在。如果我在母体中，计算机可能在各个方面欺骗我，但假如我实际上没有意识，它们无法让我认为自己有意识。也许我关于周围空间的视觉体验并不对应任何实在的事物，但无论如何，我知道我有视觉体验。我唯一能直接接触的是我自己的体验，我对其他所有事物的了解都基于它，都是间接的。所有关于实在的知识，都经过了意识的中介。
以上是现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的洞见，他把它归结为他著名的那句“Cogito ergo sum”，即“我思故我在”（I think，therefore I am）。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笛卡尔不是说他存在是因为他思考。（所以这个老笑话不太讲得通：笛卡尔进了一家酒吧，酒保问道：来瓶啤酒？笛卡尔答了句“我想还是别了”[I think not]，然后人消失了。）笛卡尔的要点在于知识：他明确知道的是他在思考—或者广而言之他是有意识的存在—知道了这一点，他就知道他存在。对笛卡尔来说，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这一确定的知识，是所有知识的起点。
没有什么比意识更为确定了，但是也没有什么比意识更难被纳入我们对世界的科学描绘中了。我们现在对人脑有了很多了解，其中大部分是在过去八十年里发现的。我们了解神经元—人脑的基本细胞—如何通过其背后的化学反应起作用。我们知道人脑不同区域在处理信息、协调感觉输入与行为输出过程中的功能。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揭示出人脑是如何产生意识的。
有些人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表明人脑的物理科学（即神经科学）[2]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如果对意识的解释是一项正在进展中的工作，人们有理由期待神经科学已经能对意识、对人类经验做出部分解释，留下一些棘手的问题有待解释。而实际情况是，尽管有种种优点，神经科学在解释意识问题上连门槛都还没有碰到。
与科学在解释其他现象上取得的巨大进步相比，事情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了。水或汽油的科学故事解释了这些物质可观测到的特性。例如，对于水为什么会在100℃时沸腾或汽油为什么易燃，我们已经有了满意的解释。对基因的科学理解持续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洞见，让我们明白特定性状是如何在代际传递的。天体物理学能够解释恒星和行星是如何形成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找到了令人满意的解答。然而，我们对人脑电化学过程增进的认识，却不能解释这些过程是如何产生主观内心世界的。
我们最终会知道……
物理科学在解释意识上的成绩令人沮丧，但是在解释几乎所有其他事物上却振奋人心。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这足以证明，尽管当前情形不尽如人意，但总有一天神经科学能够破解意识谜题。
神经科学家阿尼尔·塞思（Anil Seth）以生命为类比：1过去人们认为生命本质上是一种神秘现象，只能通过假定神秘的、非物质的“活力”（vital force）加以解释。当下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种所谓的“活力论”。塞思认为，这并不是因为哲学家解决了“生命问题”。我们从活力论时代走出来，是因为生物化学家不再纠缠于这个神秘事物，而着手从背后的机制解释新陈代谢、内稳态、繁殖等生命系统的特性。最终，这种神秘感消失了。
塞思建议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意识，也就是采用可以称之为“离开扶手椅，走进实验室”的方式。与其一开始就纠结于意识为何存在，我们不如关注他所说的意识的“真正”问题：勾画人脑进程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联。塞思预言，如同生命一样，意识的神秘感最终会消散，而未来的科学家会纳闷当今哲学家们的担忧何在。
从科学史上挑选案例的麻烦在于，总是有其他案例能够证明相反的观点。塞思着力于解释当下存在的生命带来的科学挑战，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复杂生命历史起源的谜题是如何被解释的。在达尔文之前，复杂的、自我复制的生物从何而来一直是个谜。生活于18—19世纪的哲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认为：唯一可信的假设是，它们是由一个有智能的设计师（也就是上帝）创造的。2佩利是用如下类比来论证的：想象一下，你正在海滩上散步，突然发现一块手表，如果你神智正常，你不会将这么复杂的物品当作是偶然、随机产生的，你会很自然地认为有人设计了它。同样，佩利认为，鉴于生物的无比复杂，我们应该假设它们也是被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偶然出现的。
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这个例子和塞思的很相似。两种情况下，曾被视为是自然世界中神秘的、非物质的干预的产物后来都有了科学解释，但是这里面有重要差别。在塞思看来，解释当下存在生命的问题—这一问题促使19世纪一些人预设非物质的活力—并不是由指向答案的伟大洞见解决的，它只是终于不再被当作一个真正的问题了。但是解释生命历史起源的问题正是通过这样的洞见解决的。达尔文并没有说过“不要浪费时间再去纠结生命从何而来，而应该开始思考更为严肃的科学问题”，相反，他提出自然选择原理来解释复杂生命如何出现。达尔文同意佩利的观点，认为复杂生物的出现不可能是随机的，他没有求诸上帝，而是预设了自然选择的“盲眼钟表匠”来解释—借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3
回到意识问题上，可能两种路径都适当。也许塞思是对的，随着我们对人脑的了解越来越多，最终不再纠结于意识从何而来（尽管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会发生）。但同样，“意识界的达尔文”也可能出现并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意识问题。与塞思不同，我会尝试表明，我们不仅有很好的理由来严肃对待意识问题，而且在能够带来进展的理论框架方面，我们有了一些线索。
“离开扶手椅，走进实验室”进路声量最大的拥趸之一是神经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你可以把她想象成一位可怕的、狂热的传道士，但是其事业不是宗教而是神经科学。帕特里夏·丘奇兰德和她的丈夫保罗在20世纪90年代因捍卫一种被称作“取消式物理主义”（eliminative materialism）的激进立场而在学界声名鹊起。保罗与帕特里夏认为，我们不应该尝试解释心灵而应该拒斥其存在，就像对待仙女与魔法一样，科学已经足以证明心理现象并不存在。4
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知道的癫痫过去被认为是恶魔附身。但是我们不会说：“太好了！我们现在有了对恶魔附身的科学解释。”事实是，科学解释取代了恶魔附身解释，无可置疑证明了恶魔附身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至少在标准癫痫病例中它不存在）。同样，丘奇兰德夫妇认为我们用“思想”“欲望”“期待”“爱”等措辞来解释人类行为已经老掉牙了。他们期待某天我们统统丢掉这些陈旧词汇，用真正的原因来谈论人类行为：也就是人脑中的电化学过程。（人们不禁好奇丘奇兰德夫妇早年求爱时是否会用诗歌来表达彼此间的神经元激活强度……）
我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科学的进步可以表明我们对世界的许多常识思考方式是错误的。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原子中心的原子核与环绕周围的电子中间有很长间距，那么惯常被认为是密实的物体内部实际上大部分是空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表明，我们常识中的绝对时间概念是幻觉。还有下一章将要讨论的量子力学，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我们对物质的常识思考方式。然而，科学也有其限度，它永远不能证明意识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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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你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上读到以下故事：科学家发现意识是幻觉
数百万年来人类都相信自己拥有感觉和经验。令人震惊的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们发现没有人感觉和经验到任何事物，该项目团队负责人伊夫·柯特勒（Ivor Cutler）博士说：
“我们并不是要质疑人类行为中任何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没有人能否认身体受伤时人会尖叫。但人们普遍认为的身体受伤所伴随的痛感，实际上是一种幻觉。感觉并不比尼斯湖水怪真实多少。”
律师们正在讨论这一发现对人权法规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永远不会，也永远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主张。因为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经由意识经验为中介的。我们能够进行观测和实验，就是因为我们对周遭世界有意识经验。就此而言，科学知识是立足于意识的实在性上的。科学不能够证明意识不存在，正如天文学不能证明望远镜不存在。
意识的基本实在就是它自身的基准。科学能告诉我们世界上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时间不流动，没有密实的物体，我们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自由。但是科学不能告诉我们，我们感觉不到疼痛或者看不到红色。人的感觉和经验的实在性是即察即知的，以至于人们无法严肃怀疑它们的存在。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
有人担心，“离开扶手椅，走进实验室”的方法会导致对何谓科学形成一个过度简化的观念，就好像科学仅仅是安排实验然后记录数据。实际上，很多至关重要的科学发展还涉及彻底地重新构想自然，设想多种可能性—可能也不排斥坐在舒坦的扶手椅里进行—想前人之未想。
以下只是伟大科学家重新构想自然的最重要的路径中的寥寥数例：
天地合一
广为流传的神话告诉我们，是牛顿第一个认识到苹果总是落向地面。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但他是注意到苹果落向地面与月球环绕地球运转背后是同一个原因的第一人。之前从未有人认为单单一种力能造成这两种现象。现在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可是想象力的振奋一跃。
时空合一
在20世纪之前，科学家想当然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不同的。而时间和空间看起来确实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时间从过去流向未来，而空间则同时共在。当赫尔曼·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在他对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数学解释中，用单一实体“时空”代替截然有别的时间和空间两种实体时，就是对自然的彻底重新构想。闵可夫斯基大胆说道：“从今往后，单一的空间和时间将注定消失在阴影中，只有二者的某种联合才能维持独立的实在。”5
引力惯性合一
在牛顿之前，没有人想过把苹果拉向地面的力与让月球在轨道上运行的力是同一种力，同样，在爱因斯坦之前，没有人想到万有引力（将苹果拉向地面和让月球保持在轨道上的力）与惯性力（汽车加速时将你推回座椅上的力）是同一种力。这还不是全部：在爱因斯坦对自然令人困惑的重新构想中，引力是时空结构弯曲的结果。能构想出这幅世界图景的想象力，真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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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些对自然的新奇的重新构想后来都经过了观测和实验的检验，以便弄清楚我们是否有理由认定它们是对的。尽管如此，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科学进步的许多重要时刻涉及构想新的可能性，在想象中开创思考宇宙的新方式。如果我们的科学观念太过强调实验和观测，那这一点就会被忽略。在爱因斯坦发展狭义相对论的那些年里，他并没有忙于做实验，而是常常凝望太空，想要知道如果骑在一束光上会发生什么。
当我们忽视了深入思考在科学中的作用时，我们就失去了很多选项。对意识的科学理解要取得进步，很有可能并不单单通过对人脑的观测—尽管这很重要—而且还得通过彻底重新构想心灵与人脑，构想出迄今为止我们的理论还没有注意到的全新可能性。在本书第四章里，我们会探究其中一种可能性。
塞思和丘奇兰德夫妇的进路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他们不仅假定意识能够被科学地解释，同时还假定能用我们目前设想的科学方法来解释。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解释意识需要革新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这种革新正如近代科学革命开始时那样，应当是根本性的、广泛性的。如我们在下一节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是因为科学革命本身的前提就是将意识置于科学探究领域之外，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意识问题，就必须找到把它放回去的方式。
科学的哲学基础
笛卡尔是现代哲学之父，而伽利略·伽利留则被公认为是现代科学之父。他对自然数学定律的表述（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先驱）还有他对哥白尼的地球和行星绕太阳观点的捍卫（为此受到了教会迫害）奠定了科学革命的基础。人们可能较少注意到，伽利略同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对科学革命的贡献至少在两个方面上是哲学意义上，而非科学意义上的。
科学革命标志着对亚里士多德正统的颠覆，也就是对当时广为接受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世界观的颠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复杂且包罗万象，但是其中两点是特别被科学革命拒斥的：
·亚里士多德坚持托勒密式宇宙观，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行星和恒星都绕地球运行。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目的论的：无生命的物体有着内在目的，这解释了它们的运动。例如，物质落向地面是因为它的目的是回到位于宇宙中心的自然归宿（地球），而火上升是因为其自然归宿在天空。
人们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被新的实验方法、尤其是借助望远镜对天空的观测证伪的，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然而，需要注意到，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物质宇宙理论关键一点的驳斥不是借助观测与实验，而是通过纯粹的哲学论证。亚里士多德认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落地速度更快，伽利略证明了这个观点在逻辑上并不自洽。我们将在第三章详细讨论伽利略的论证。
此外，伽利略对自然最根本性的重新构想—比他对哥白尼宇宙模型的捍卫更为根本—从来没有被观测和实验证明，从头到脚都是哲学思辨。这一哲学思辨已构成了我们对宇宙的科学描绘的根基，正是它制造了当今的意识问题。我来详加解释。
伽利略对科学革命最重要的贡献是1623年的一个激进宣言，数学应当成为科学的语言：
哲学（伽利略指的是自然哲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写在宇宙这部巨著中，它始终向我们开放，但是人们首先要弄懂写就它的语言和字母，才能读懂这本书。它是由数学语言写就的，它的字符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们连一个字都看不懂；没有这些，人们将徘徊在黑暗迷宫中。6
为什么之前的思想家没有用数学语言构建他们的自然理论呢？其问题在于，伽利略之前的哲学家认为世界上充满了像颜色、气味、味道、声音这类他们称作感觉性质（sensory quali-ties）的东西。很难想象这类感觉性质如何被纯粹定量的数学语言捕获。一个方程何以能解释人们看到红色或是尝到辣椒粉的味道？抽象的数学表达如何能传达花的香甜味？
但如果数学不能捕获物质的感觉性质—番茄的红、辣椒粉的辣味、花的香气—那数学就不能完整地描述自然，因为它丢却了这些感觉性质。这对伽利略“宇宙之书”完全由数学语言写就的热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伽利略通过彻底重新构想物质世界解决了这个问题。物质物体在这幅重新构想的图景中并不具备感觉性质，辣椒粉不是真的辣，花也没有任何气味，物体也没有颜色。物质物体只拥有以下特征：
尺寸
形状
位置
运动
因此，对伽利略来说，我眼前的柠檬并不是黄色的，没有柠檬香也没有酸味。柠檬实际上只是一种有特定尺寸、形状和位置的东西。当然，柠檬还有其他组成部分，这些部分间的排列配置和相互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伽利略认为所有这些复杂性质都可以用上面提到的几个稀少的性质加以描述：尺寸、形状、位置和运动。
尺寸、形状、位置和运动等性质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要点在于这些性质都能被数学捕获。伽利略不认为柠檬的黄色和酸味能通过数学语言表达，但是其尺寸和形状可以用几何描述来表达，而且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柠檬原子和它的亚原子部分的运动与彼此间关系。因此，通过抽离掉世界的感觉性质（颜色、气味、味道、声音），只留下尺寸、形状、位置和运动这些最少量的性质，伽利略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能够完全用数学语言描述的物质世界。[3]
那么感觉性质呢？如果黄色、柠檬香和酸味不在柠檬上，它们在哪里呢？伽利略同样给出了答案：在灵魂那里。[4]对伽利略来说，柠檬本身并不是真的黄，毋宁说黄存在于感知柠檬的人的灵魂当中；同样地，无论是柠檬香还是酸味也并非真实地存在于柠檬中。如同美只存在于欣赏者的眼中，当人类体验世界时，颜色、气味、味道和声音只存在于她有意识的灵魂中。换句话说，伽利略将本来属于世界中物体（比如柠檬）特征的感觉性质，转变成了人类灵魂中的意识形式。
回想那个古老的哲学谜题：“如果森林中一棵树倒下了却没有人听到，那么它发出声音了吗？”在伽利略对世界的重新构想中，答案是斩钉截铁的“没有”。倒下的树在空气中产生振动，振动具有诸如尺寸、形状、位置和运动这类数学特征。但是只有当一个在旁的灵魂对振动作出反应时，声音才存在。声音对伽利略而言并不是物质世界的特征，只是存在于人类有意识的灵魂中的一种意识形式。
因此，伽利略的宇宙被区分为两类截然不同的实体。其中一类是物质物体，它们只有尺寸、形状、位置和运动这样的数学特征；而另一类则是沉浸在五彩斑斓感觉意识中、对世界做出反应的灵魂。这种对世界的描绘的优势在于，我们能完整地用数学语言捕获物质世界及其最少量的特征。这就是数学化物理学的诞生。
充分承认这种彻底区分的价值，我们也看到，伽利略并没有把物理科学（或者是他所说的“自然哲学”）当作对世界的完整解释。对他而言，物理科学仅限于描述物质世界：纯粹定量的词汇意味着它不能捕获寓居灵魂中的感觉性质。伽利略是物理科学之父，但是他本意只是用物理科学对实在进行部分地描述。
人们可能会问，这些关于物理科学起源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科学对宇宙的理解。不能仅仅因为伽利略认为物理科学不能解释感觉性质，就认为他是对的，可能伽利略带来的科学方法比他想象的要更为强大。
有可能伽利略真的错了。但是对物理科学起源的反思，确实可以作为对塞思和其他人论调的一种回应，他们认为科学的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记录，支持了物理科学某天能够解释意识的观点。物理科学确实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是需要牢记于心的是，它的成功始于伽利略将感觉性质（声音，气味，味道）从研究领域中剥离出来：感觉性质被重新构想为存在于无形灵魂中的意识形式。物理科学通过忽视感觉性质取得了卓越成功，这个事实并没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将目光转回感觉性质时它会有同样的优异表现。
再打个比方。典型的学校事务（至少是在英国大学中）有三个相当不同的构成部分：教学、研究和管理。擅长研究的技能与擅长教学的技能截然不同，两者与擅长管理的技能也不同。在我作为哲学讲师的第一个学期，系主任非常友善地简化了我的工作，使我能专注于教学和研究。事实证明，当我只做这两项工作时，我做得非常出色（仅仅就自我感觉而言）。然而并没有理由说，当我最终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管理工作时会做得同样好。事实上很不幸，在这方面我做得很糟糕。
同样，物理科学过去500多年里的成功是因为伽利略收缩了它的研究领域。正如系主任对我说：“现在不需要为管理事务操心。”伽利略对物理学家说道：“现在不需要为感觉性质操心。”从“物理科学非常成功”到“物理科学某天终将解释意识的感觉性质”的论证，在科学史上没有得到证据支持。
让我再次表述得明确些：我不是说这证明了物理科学不能够解释意识，但它的确削弱了“物理科学必然能够解释意识”的论调。
伽利略的错误
科普节目通常会讲述这样的故事：数千年来哲学家都是在闲坐中探寻实在的真面目，直到有一天伽利略出现然后说道：“我知道了，让我们通过观测来探寻世界吧。”虽然发展出一种新的实验方法至关重要，但是只关注这一点就会忽略我们当下自然科学观念的哲学基础。作为哲学家的伽利略，通过将感觉性质排除在探究领域之外并将其安置在有意识的心灵中，创造了物理科学。这确实成绩斐然，因为排除感觉性质之后留存下来的东西，都能够被定量的数学语言捕获。
然而，当我们要进行的科学解释对象已经不限于无生命世界，也包括有意识的心灵时，这些感觉性质就折返回来紧咬不放。我们无法将主观内心世界与寓居其中的颜色、气味、味道和声音等感觉性质区分开来，它们刻画了我们清醒时的每一秒经验。如果对意识的“解释”不能解释感觉性质，那它实际上就不是对意识的解释。如果伽利略穿越到今天听说我们对意识进行物理科学解释所面临的困难时，他很可能会说：“当然如此，我设计的物理科学处理的本来就是量而不是质。”
物理科学精彩绝伦。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伽利略教会我们如何用数学去思考物质。但是伽利略的自然哲学也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困难。如果我们遵循伽利略的思想：（A）自然科学本质上是定量的，（B）质不能被量所解释，那么，本质上是定性现象的意识将永远被隔绝在科学理解的范围之外。伽利略的错误在于让我们信奉了一种自然理论，而意识在这个理论中本质上且必然是神秘的。易言之，伽利略制造了意识问题。
我们如何修正他的错误？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考察三种可能路径：
第一种选项：自然主义二元论
这一种选项的支持者们认同伽利略的二元论，即自然被划分成两类不同的范畴：物理物体及其数学化性质与无形的心灵及意识。非物质的心灵通常被认为无法用科学解释。但是自然主义二元论否认有意识的心灵是神秘魔法，而把它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尽管伽利略将灵魂安置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自然主义二元论希望扩展科学的研究领域，从而将非物质的心灵囊括其中。我们将在下一章将着重探讨自然主义二元论。
第二种选项：物理主义
物理主义者感念伽利略创造了物理科学，但是并不认同他将意识当做真实现象、不能被物理解释的观点，这是之前讨论过的塞思和丘奇兰德夫妇的立场。彻底的物理主义者主张意识是一种幻觉。更为温和的物理主义者希望某天我们能借助人脑中的化学过程来解释意识的主观内心世界。物理主义在以上两种立场中都对伽利略的错误作出保守的修正，他们不需要科学解释有新的范式。物理主义是第三章的主题。
第三种选项：泛心论
上面两种是近年来人们思考意识的主流选项。二元论者认为不可能对意识作出物理解释，物理主义者认为灵魂不可能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很难想象这一漫长的争论能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有一种理论承认二者都有正确的要素，也就是泛心论（panpsychism）。泛心论者认为意识是物理世界中基本的、普遍存在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甚至一些神经科学家开始转而接受这个观点：泛心论可能是最有希望解决意识问题的选项。我将在第四章给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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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这其中有哪个选项将解决意识问题，还为时尚早。但是解决某个问题的前提是，你对问题究竟是什么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意识问题始于伽利略决定不再让科学涉足意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找到某种方式，让科学重新涉足意识。
[1]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称的“大脑”（brain）主要包含了大脑（cerebrum）、小脑和脑干三个部分，作者将在后文做出更精细的区分，为配合这种区分，在本书中我们一般将brain译作“人脑”，有时也结合上下文译作“脑（袋）”。—编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为作者注）
[2] 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一般指的是以非生命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主要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地球科学，它发端于取代活力论的理性物理主义（见后文）；“人脑的物理科学”这个看似矛盾的提法已经表明如此理解的神经科学有着怎样的视野和雄心，它尝试用物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人脑相关的难题。—编者注
[3] 将自然数学化的尝试在伽利略之前并非没有先例。我们可以在柏拉图《蒂迈欧篇》中找到类似的尝试。但一个对自然的数学化理论获得广为认可，这还是第一次。
[4] 与笛卡尔不同，伽利略沿袭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在本质上是具身性的。尽管如此，很明显他还是认为灵魂是无形的并且在“自然哲学”领域（即物理科学）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