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如何解决意识问题
第4章 如何解决意识问题
在20世纪临近尾声我还是一名本科生的时候，我们被教导说只有两种选项来对待意识。要么诉诸物理科学来解释意识，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物理主义者，要么你认为意识完全在物质领域之外，这样的话你就成了二元论者。记忆中我一直痴迷于意识问题，所以从学生时代第一天开始我就决定，要把所有关于这两种解释意识的东西都读个遍。
大学第一年，我决定成为一个坚定的物理主义者。将意识置于人脑中得到的大量科学支持似乎已经排除了其他选项。我与宗教二元论者激烈辩论，支持心脑同一性，宣称其他任何选项都缺乏科学可信度。
但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论证时，我就开始怀疑传统物理主义的自洽性。物理科学描绘的宇宙图景似乎没有给经验的主观性质留下分毫余地。我下定决心，毫不妥协地拒斥意识的实在性是唯一自洽的物理主义立场。
可悲的是，假装自己没有意识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大学二年级时，我越来越感到一种认知失调。在讨论中做报告时，我开始感觉自己不诚实。即便独处时，我也觉得自己不真诚，就是存在主义说的“自欺”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状况。
某天夜里，我坐在一间拥挤、嘈杂的酒吧，喝着拉格啤酒、感受着我那晚第一支烟涌起的尼古丁（那时候在酒吧抽烟还是合法的），也感受着音乐节拍在胸腔中的共振，我突然忍受不了这样一种栩栩如生的意识经验带给我的真实感，对我的公开世界观形成了强烈冲击。我挤出酒吧，闭紧双眼站在冰冷的雨水中。我不能再否认了，如果物理主义是真的，那我就是一具僵尸。但我知道自己不是僵尸，我是一个在想、在感受的人。我不能一边活着一边否认意识了。
那次变革性体验之后，我成了隐秘的二元论者。反对二元论的科学论据仍然深深困扰着我，此外我把二元论和我接受的宗教教养联系起来（事后看有些不公平），我14岁时拒绝接受天主教信仰，让我的祖母惊愕不已。在我最后一年的论文中，我不情愿地认为意识问题可能无法解决了。失望沮丧之下，我觉得我已经受够哲学了。
在随后的一年中，我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教授英语。最初几个月，我刻意回避哲学，将自己沉浸在小说和科普书当中。随着时间推移，我还是忍不住开始阅读意识主题的哲学文章。正是在这段时间中，我读到了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 1972年的经典文章《泛心论》（Panpsychism）—这篇文章从未出现在我本科时候的阅读清单中—并发现了物理主义与二元论之间一条被忽略的“第三条道路”。
泛心论认为意识是物理世界的基本的、普遍的特征。这种观点很容易被误解。按照这个词的字面意识，“pan”指的是一切，“psyche”指的是心灵—通常人们认为，泛心论者相信所有无生命的物体都有丰富的意识生活，例如你的袜子可能正在经历一段令人不安的存在主义焦虑。
这种理解泛心论的方式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首先，泛心论并不像字面意思那样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意识的。他们相信物质世界的基本组成成分是有意识的，但是不需要相信有意识的粒子的每一个随机排列都会产生某种自身具有意识的事物。多数泛心论者会否认你的袜子是有意识的，同时声称它最终是由有意识的东西组成的。
其次，可能是更重要的是，泛心论不认为像我们这样的意识是无处不在的。人类拥有的复杂思想感情是数百万年自然选择演化的结果，很明显，这是单个粒子所不可能产生的。如果电子有经验，那将是某种不可想象的简单形式。
对人类而言，意识是复杂的东西，包含微妙复杂的情感、想法和感觉经验。但这与意识存在于极其简单形式中的观念很不自洽。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马的意识经验要比人简单许多，鸡又比马更简单。有机体变得更简单时，可能意识之光在某一刻就彻底熄灭了，那样的有机体可能没有任何经验。但是也有可能意识之光从未完全熄灭，而是随着有机体复杂程度的降低，从苍蝇、昆虫、植物、细菌再到变形虫，意识不断减退。对泛心论者来说，这种逐渐减退但永不停息的连续谱能够进一步延伸至无机物，基本物理实体（可能到电子和夸克层面）也拥有极其原初形式的意识，反映其最为简单的本质。
即使限定了这些条件，泛心论听起来还是很疯狂。它有一种“新纪元”（New Age）的感觉，许多人都无法忽视这个表象。但是我们评判一种观点时，不应该看它的文化关联物，而是看它的解释效力。许多广为接受的科学理论也与常识背道而驰。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在高速运动时会变慢。按照量子力学的标准解释，粒子在被观测时才有确定的位置。如果达尔文学说可信，那我们与猿有共同的祖先！所有这些观点都与常识世界观大相径庭，或者至少在甫一提出时如此。但因为这样的理由不严肃对待它们？恐怕没人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把常识当做探究世界真实如何的好向导呢？
但是这样一种观点能得到检验吗？我们无法身处电子内部来观察它的意识。虽然可能有办法验证“无生命物体拥有复杂思想”相关的预测—因为如果它有复杂思想，我们就能够与之交流—但“电子拥有极其简单的经验”这种主张似乎不意味着有明显的行为上的反应。如果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那么泛心论似乎就成了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所谓“连错误都算不上”的那类理论。
事实上，泛心论能够得到一些实证支持，我们稍后会讲。但泛心论的主要吸引力不在于解释观测数据，而是它能解释意识的实在性。我们知道意识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对它进行一定解释。如果实在的一般理论没有给意识留下容身之地，那这个理论就肯定不是真的。泛心论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将意识整合进科学世界图景的路径，这一路径能够规避二元论和物理主义的深层问题。
之所以说它规避了二元论问题，是因为泛心论并不假定意识在物质世界之外，因而能够避免解释非物质心灵和物质人脑的交互问题。泛心论者和物理主义者一样，将人类意识置于人脑中。正因为它没有试图用无意识人脑过程来解释意识，泛心论也就避免了物理主义的问题。泛心论者不试图用无意识来解释意识，而是希望用意识的简单形式来解释人类和动物脑的复杂意识，意识的简单形式被设定为物质的基本属性。
这真的能够被算作对意识的一种解释吗？这难道不是将意识视作理所当然而非真正解释它吗？可以肯定地说，泛心论没有对意识提供一种还原性解释，也就是说，并没有用比意识更基本的东西来解释意识。但是，这种对解释的还原性强制规定只是物理主义的偏见。在科学中，有很多非还原解释的先例，它们将现象作为基本要素来解释。例如，考虑一下19世纪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的电磁学理论。麦克斯韦并没有按照既定的机械力和机械性质来还原性地解释电和磁。而是将电磁性质和电磁力设定为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解释电磁现象。同样，泛心论者认为，意识的最终理论—当它出现的时候—不会用别的事物来解释意识，而是将某种形式的意识当做基本，在那之上发展。1
意识的实在性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如果泛心论给出了此信息的最佳解释，那么就此而言它得到了这个证据的支持。因此，泛心论的中心论点建立在一种关于最佳解释的推断上，需要解释的现象就是意识本身。
我没有夸大研习泛心论对我产生的深远影响。这是一种接受意识实在性的方式—真实、主观、定性的意识—这种实在性与经验科学的事实完全一致。我终于能够舒缓我的科学理解和自我理解之间的剑拔弩张。在泛心论中我找到了理智的平和，我能够重新自在自信地生活了。
而且，我突然重燃了对哲学的热情，并决定在次年的9月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业。当时英国的哲学系里没有多少泛心论者。但是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有盖伦·斯特劳森极力为泛心论辩护，称其为“关于实在本质的最简洁、最合理、最‘顽固’的立场”。2这对我而言再合适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斯特劳森的文章和我稍后发表的一些文章，最终会引导泛心论在当代哲学中的全面复兴。在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泛心论还是人们一想到就会嘲笑的立场。15年后，泛心论已经成为虽然小众但受人尊崇的立场。
这场革命的根源在于斯特劳森等人重新发现了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科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意识的重要著作。我相信罗素和爱丁顿对意识科学的贡献就如同达尔文之于生命科学一样。我们现在转向这个话题。
战争中失去的瑰宝
1919年5月，英国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首次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进行了实验证明，从而推翻了200多年来的科学共识。在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花了十年时间尝试将万有引力纳入他的革命性世界图景。1915年11月发表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十年艰苦卓绝的成果。在该书中，爱因斯坦宣称牛顿错了，万有引力并不像牛顿设想的那样是一种基本力。相反，引力需要用物质和时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物质通过扭曲时空的几何形状来影响它。由此产生的曲率会反过来影响物质，因为物质物体在穿越时空时倾向于遵循最短路径，而这又是由时空曲率决定的。换句话说，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而时空又告诉物质如何移动。
当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时，欧洲已经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年多了。如你所料，当时的英国人对德国科学家的推测性理论并没有多少兴趣，尤其是这个理论还声称推翻了英国科学家牛顿200多年的统治权。然而，爱丁顿是贵格会教徒和国际主义者，毫无民族主义偏见。对爱丁顿来说，真理比什么都重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皇家天文学会（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的秘书，鉴于他的科学工作对国家的重要性，被免除兵役。最终，爱丁顿成为第一批接受爱因斯坦复杂的新引力理论的英国科学家之一，他对这个理论异常兴奋。
战争结束后仅6个月，爱丁顿就与皇家天文学家弗兰克·沃森·戴森（Frank Watson Dyson）一道，在非洲西海岸的普林西比岛（Principe）进行了一系列日食观测活动。当月亮遮住太阳时，爱丁顿拍摄了太阳轮廓周围的可见恒星。在此基础上，他能够证明，正如爱因斯坦理论的准确地预测的，这些恒星发出的光被太阳质量造成的时空弯曲所弯曲。牛顿理论没有预测到星光会被扭曲到如此程度。爱因斯坦被证明是正确的，一夜间在国际上声名骤起。
爱丁顿接着成了相对论的主要捍卫者，他不仅让科学界相信了爱因斯坦的真理，而且找到了栩栩如生、不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就向普罗大众解释相对论意义的方法。爱因斯坦本人曾说过，爱丁顿关于相对论的著作是“任何语言中对这一主题的最佳呈现”。当爱丁顿向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提交相对论的证明时，有人开玩笑说爱丁顿是世界上真正理解相对论的三个人之一。爱丁顿最初谦逊地沉默着，当被鼓励发言后，他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我很想知道第三个人是谁！”3
如今人们可能不太记得爱丁顿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和哲学双料支持者和普及工作者。这在当今的物理学家中并不多见，事实上，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表达过对哲学的敌意。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伦纳德·蒙洛迪诺（Leonard Mlodi-now）在《伟大的设计》开篇就宣称“哲学已死”，因为哲学家已经跟不上当代物理学的数学化发展。这一声明略带讽刺，因为霍金和蒙洛迪诺在之后的章节中反而沉溺于自由意志和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哲学讨论。的确，很多哲学家（我自己当然也在其中！）无法应付广义相对论涉及的复杂的数学结构。但是这其实有利有弊：大多数物理学家也对当代哲学中的复杂概念结构缺乏理解。
事实上，擅长物理学的技能并不一定会让人擅长哲学。哲学需要的是从日常语境中抽象地思考日常概念—如意识、正义、自由意志、知识等等。这与成为一个优秀物理学家所需要的数学技能截然不同。数学需要完全从日常概念中抽象出来。
爱丁顿赞同这一点，他明白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揭示实在本质上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在1928年出版的《物理世界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一书中，爱丁顿称赞了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当时还属前沿的哲学，同时对他本人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要充分理解其中细微差别的能力表示谦逊。在讨论过程中，爱丁顿提出一个有趣的比喻来表达他眼中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努力：
虽然这本书（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可能在很多方面与怀特海博士广受阅读的自然哲学截然对立，但我认为，将他当作通过隧道从山另一侧而来，会见我这样更少哲学思想的盟友要更为合适。唯一的问题是，不要把隧道的两个入口弄混了。4
这些与意识有什么关系呢？在科学中，爱丁顿是相对论的热情支持者。但是在哲学方面，爱丁顿受到了伟大英国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罗素的启发；罗素在1927年提出了关于意识问题的新颖解决方案，这一方法规避了物理主义和二元论者之间长期的争论不休。就在罗素发表观点的同一年，爱丁顿在吉福德讲座上阐明了他对罗素理论的看法。两人无疑符合爱丁顿描绘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从隧道的不同入口出发会面的图景，在意识问题上也是这样，罗素在1927年出版的《物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atter）一书中对当时还属新颖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行了哲学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出来的研究意识的新路径尽管让人兴奋，在20世纪后半叶则完全被遗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统物理主义者主导科学和哲学数年，以至于只有少数特立独行的人敢于反对。罗素—爱丁顿理论并不是二元论，严格来讲也不是物理主义，所以在那个充满意识形态之见的时代，它毫无争议地被抛弃了。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当然也就从未出现在我本科时候的教学大纲上。
情况慢慢在转变，少数明智且受人尊崇的学院派哲学家们开始捍卫不同形式的“反物理主义”观点。根据最近一项对学院派哲学家的调查，物理主义仍然占据主流，但仅仅占到了56.5%。5这种潜移默化的转变让人们重新发现罗素—爱丁顿在物理主义和二元论之间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在现在的学院派哲学中，它被视为解决意识问题最有希望的路径之一。但是这种可以被视作某种泛心论的观点，在学院派哲学的象牙塔之外则几乎不为人知。如果没有经验科学家的参与，现在这个阶段的观点还过于简略、有待完善。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向更多读者阐述用罗素—爱丁顿框架解释意识的合理性，希望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更多的同道人能一起添砖加瓦增补细节。
为什么物理学告诉你的比你认为的少
在公众心目中，物理学正在对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本质给出一个完备的解释。当然，我们目前还没到达终点；首先，我们关于极大事物的最佳理论相对论，与关于极小事物的最佳理论量子力学还不能统一。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总有一天这些挑战将被克服，物理学家会自豪地向热忱的公众展现万物的大统一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y）：一个关于宇宙基本性质的完整的故事。
这并非罗素和爱丁顿对物理学的看法。让科学共同体绝对会感到诧异的是，他们二人认为物理学之所以如此成功，恰恰是因为它不再试图告诉我们关于物质本质的任何东西。为了便于阐述，我将专注于爱丁顿对该论证的陈述，它始于一个平常的例子：
如果我们在一份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的试卷中寻找较易理解的试题，我们可能会看到这样一段开头：“一头大象从一个长满青草的山坡上滑下……”有经验的考生知道他不需要太关注这一点，把它放在这里只不过是给人一种现实感。他继续读下去：“大象的质量是2吨。”现在我们要开始干活了。大象淡去，两吨重的东西取代了它的位置。这两吨，也就是真正的主题是什么？……（它是）大象被置于磅秤时，磅秤指针的读数。让我们继续。“这座山的坡度是60°。”现在山坡淡出了问题，60°角取代了其位置。60°是指什么？不必费神考虑神秘的方向概念。60°就是量角器上相对于垂线的读数……由此我们看到，文字的诗意淡出之时，便是准确的科学严肃应用之始，留给我们的只有指针的读数。6
伽利略在1623年宣布数学将成为科学的语言，而在上述来自1928年的引文中，我们发现爱丁顿完全理解（可能是现代科学史上第一次）伽利略的说法意味着什么。
为了进一步澄清爱丁顿的观点，让我们比较一下一些物理学方程和经济学方程。考虑以下来自经济学理论中的简单方程：
A=T/L
在上面的方程中，A代表平均产量，T为总产量，L为劳动力数量。所以这个方程告诉我们，平均产量等于总产量除以劳动力数量。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工厂每天用10个工人（劳动力数量）生产100个部件（总产量），那么平均产量是10个。
请注意，这个方程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劳动力数量”或者“产量”。更确切地说，它依赖于我们对这些概念有一个先于理论的理解，以便建立彼此之间的数学关系。如果一个外星人偶然看到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但是不知道劳动力数量和产量是什么，那么这个方程对它而言就毫无意义。
物理学方程中也是类似。来看一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变量M和m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我们想要计算它们之间的引力，F是两个质量之间的力，G是引力常数（我们通过观测知道的数字），r是物体M和m之间的距离。正如经济学方程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劳动力数量”或“产量”，上面的物理学方程也没有告我们什么是“质量”“距离”或“力”。这不是仅仅是牛顿定律中存在的情况。[1]物理学的主题是物理世界的基本属性：质量、电荷、自旋、距离、力。但是物理学方程并没有解释这些性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只是给属性命名，以便告诉我们它们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方程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劳动力数量”或者“价格”，这并不构成问题，因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纯粹的数学化的科学。经济学对其核心概念预设的是非数学化定义。例如，我们可以将“劳动”定义为生产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这里对劳动、商品、服务的理解完全是非数学化的。相较之下，自伽利略以来，物理学一直都是一门纯粹的数学化的科学。方程之外别无其他，没有什么能够进一步去界定什么是“质量”“电荷”等等。数学化的物理学根本没有资源来告诉我们物理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如果物理学说的不是物理实在的本质，那它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爱丁顿在他所讲的“指针的读数”（pointer readings）中想要传达的关键要点是，物理学是一种预测工具。即便我们不知道“质量”和“力”究竟是什么，我们也能在世界中识别出它们来。它们会以读数形式出现在我们的仪器上，或者作用于我们的感官。通过使用物理学方程，诸如牛顿引力定律，我们能精准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尽管严格来说，牛顿定律已经被相对论所取代，但仍然被广泛使用，因为多数情况下它的精确度已经足够）。正是这种预测能力能够使我们以非凡方式掌控自然界，促成了改造我们星球的技术革命。
我们可以不太严谨地说（专业性附录B将会有更仔细的分析），物理学告诉我们的不是物质是什么，而是物质的行为。试想一下电子，关于电子，物理学告诉我们什么？电子具有质量和负电荷（还有其他性质）。物理学又是如何界定质量和负电荷的？质量被描述为倾向，即吸引其他有质量物体的倾向（我们称为“引力”的东西），以及抵抗加速度的倾向（质量越大的物体就越难让它运动，包括停止运动和改变速度）。负电荷被描述为排斥其他带有负电荷的物体，并吸引带正电荷物体。请留意，所有这些都涉及电子的行为，它相对于其他物理粒子的运动。这种特点也适用于物理学告诉我们的关于电子的其他一切。物理学只负责告诉我们电子的行为。
然而按照直觉，电子肯定有比行为更重要的本质。就像哲学家们喜欢说的那样，电子一定有内在本质。来看一下以下类比。想象一副国际象棋的棋盘上有一颗棋子，你可能知道棋子怎么移动；如果是象，那它能对角移动。但是，除了行为外，棋子肯定还有更多的本质。一定有某种独立于其行为的关于它自身的东西。例如，它可能是由木头或者塑料制成的。当我们问棋子自身如何时，我们就是在问它的内在本质。对电子来说同样如此，在它相对于其他粒子做了什么之外，肯定有某种关于它自身的东西。然而，物理学在电子的内在本质方面缄默不语。
这就是所谓的“内在本质问题”：
内在本质问题—物理科学仅限于提供关于物体（粒子、场、时空）行为方面的信息，而没有关于它们内在本质的信息。
（继续阅读之前，对内在本质的必要性有所怀疑的读者可以先阅读本章末的专业性附录B。）
内在本质问题不仅出现在基本的物理学中，也出现在“更高层级”的化学和神经科学中。在神经科学中，人脑中的物理过程被描述为它在人脑中的因果角色（即这个过程相对于人脑其他部位、相对于其他行为做了什么）或者它的化学构成成分（例如氨基酸、肽、单胺等神经递质）。在化学中，元素和分子被描述为它们与其他化学实体的因果关系（例如，酸是根据它们释放质子或氢离子，或是接受电子的能力来定义的），或者它们的物理构成（例如水是由包含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水分子组成的）。于是从神经科学和化学出发，我们最终到达了物理学，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基本物理属性被描述为粒子的行为。整个物理科学层级从头到尾，我们知晓的只有因果关系，也就是物理物体的行为。
这需要花些时间消化。我们惯于认为物理科学告我们的是世界的“本质”。当我们知道水是H2O或者热是分子运动时，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发现了水和热的实在本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化学把现象描述为它的原子成分，因而我们得知水是由氢和氧组成时，我们感觉了解了一些新东西。只有当我们深入研究“氢”和“氧”是什么时，我们才发现化学完全是用它们的物理组成成分来描述氢和氧的，但是物理学完全不能告诉我们这些成分的内在本质。我们到这儿会真实地感觉到，我们压根不明白氢和氧是什么，因而也不知道水是什么！
在本节开头，我们说公众认为物理学正在给出宇宙的完备解释。现在可以看到公众的看法是多么错误。不只是不完备，我们从物理科学中得到的宇宙理论还有一个巨大漏洞。即使某天物理学家真的能够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呈现给我们一个大统一理论，这个理论依旧是不完备的。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内在本质。
尽管后来对哲学有恐惧症，霍金在《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这本让他家喻户晓的书中还是认可了上面的观点：
即使存在一种可能的统一理论，那只是一堆定理和方程。是什么激活了这些方程，又创造出方程描绘的世界呢？7
这些物理方程能让我们非常准确地预测物质行为。但是只有物质的内在本质才激活了这些方程。物理学对此却没有只言片语。
迈向更广阔的科学观念
需要强调的是，罗素和爱丁顿提出的批评都不是针对物理学本身。没有预设内在本质不是物理科学的错，这本就不是它的分内之事。物理科学的目标是要预测行为，在这方面它做得很好。提出内在本质问题的哲学家，并不是试图告诉物理科学家他们需要换个方式工作。这里所揭露的是一种对物理学的流行看法，按照这种看法，物理学的目的是为实在竖起一面镜子。而实际上这并不是物理学的工作。
近些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科学”和“物理科学”视为同义词。与此同时，我们期待科学家们能给出一个完备的关于实在的理论。对科学的这两种要求是不能调和的。只要“科学”等同于“物理科学”，就会受到以下限制：
·它将无法解释意识，因为意识的定性实在不能被物理科学的定量语言捕获。
·它只限于告诉我们物质的行为，而对物质的内在本质缄默不语。
解决方案是转向更广阔的科学概念，将物理科学视为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定量科学的物理学和化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设计之初就是用来实现一个具体而有限的目标：行为预测。
更广阔的科学可能并不会更有用，至少如果我们把有用理解为制造桥梁或者治愈癌症这类事业。物理科学是非常有用的科学，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物体如何运动的详尽信息。实践的效用，不同于给出关于实在的完备理论的本体论希求，我们不应该把两者混为一谈。如果不能超越物理科学所提供的信息，那我们终将无法达成科学的终极目标：万物理论。
这门新科学会是什么样子，它将如何更好地解释意识呢？我们稍后会讲。在这之前，先来看看罗素和爱丁顿是怎样解决意识问题的。
翻转意识问题
物理学没有告诉我们物质的内在本质。那么，我们是否被迫得出结论说，我们对物质的内在本质一无所知呢？并非如此，爱丁顿说道：
我们已经将所有先入之见都作为指针读数的背景而加以去除（爱丁顿的意思是那些引发测量仪器读数的原因），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对其本质无法有任何发现。但在一种情形下，即对于我自己的人脑的指针读数，我有一种不限于指针读数证据的洞察。这种洞察表明，它们与意识的背景存在关联。8
换句话说，我有且只有一个通达物质内在本质的小窗口：我知道我人脑中物质的内在本质中包含着意识。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能够直接意识到我自身意识的实在性。同时，假定二元论是错误的，那我直接意识到的这个实在性，至少是我人脑内在本质的一部分。[2]
认识到这一点就翻转了意识问题。人们普遍认为，神经科学让我们对人脑的本质有了深刻理解，而挑战在于理解意识的神秘现象如何能与物理科学揭示的更好理解的实在“相容”。事实上，意识并不是神秘的，意识是我们唯一真正理解的那一小撮物理实在。物理世界的其余部分才是一个谜。正如爱丁顿所说：
我们了解外部世界，是因为其触角伸入到了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实际知道的只有我们自己的触角；借助这些触角，我们多多少少成功地重构了外部世界，就像古生物学家从某种灭绝了的庞然大物的一个足印中重构出了它。9
这为解决意识问题指明了一条优雅的路径。本质上，意识问题可以被陈述如下：
意识问题—如何将意识整合到我们对宇宙的科学叙事中？
在这一章中，我们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一个表面上与意识无关的问题：
内在本质问题—物理学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物质内在本质的信息。
爱丁顿的精彩洞见（它建立在罗素的想法上），同时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问题1：我们需要给意识留下容身之地。
问题2：我们的科学叙事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解决方式：用意识填充这个漏洞。
换句话说，爱丁顿认为，意识就是物质的内在本质。对爱丁顿来说，正是意识，点燃了物理学方程的火焰并为其注入了活力。
具体想法是这样的。物理学对质量和电荷的描述是“从外部”（根据它们的行为）进行的，但“从内部”来看（根据内在本质），质量和电荷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意识形式。往上一个层级，化学“从外部”描绘了化学性质，但是“从内部”看则是复杂意识形式—源自基本物理学层面的基本意识形式。再往上，神经科学“从外部”描绘了人脑过程，但是“从内部”看，它们是人类经验状态，是更基本的化学和物理层面的意识形式上衍生出来的极为复杂的意识形式。
这似乎是一个自洽的方案。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严肃对待它呢？首先是目前来看还不清楚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因为乍听之下虽然有些怪异，但似乎除了意识之外，还没有其他东西能作为物质的内在本质。物理科学当然没有提供给我们替代选择，因为它对物质的内在本质缄默不语（详见专业性附录B）。如果内省和观测都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物质内在本质的线索，我们还能去哪里找寻呢？似乎只能在泛心论关于物质内在本质的观点和17世纪哲学家约翰·洛克说的关于物质“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之间做选择。如果我们寻求的是一幅没有裂缝的实在图景，泛心论可能是唯一的选项。对爱丁顿而言，这就足以接受泛心论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物理学家认为，当他运用诸如物质和原子这类术语时，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原子是微小的台球，这句清晰的陈述旨在告诉你所有关于原子的本质，但这种陈述方式永远无法应用于像意识、美或幽默这样的超然的东西。现在我们认识到，科学对于原子的内在本质从不置喙。物理学里的原子，和物理学中的其他东西一样，就是一张指针读数表。我们同意，这张表连接在一些未知的背景上。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与精神性质的东西—它们的突出特点是思想（爱丁顿指的是意识）—连接起来呢？我们宁愿将它与所谓具体的、与思想不一致的性质连接起来，然后再惊呼这一思想来自何处，这看起来很傻。10
此外，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与我们直接知晓的那部分物质本质相一致的理论中，泛心论是最简洁的。爱丁顿的出发点如下：
1.物理科学完全没有告诉我们物质内在本质的任何信息；
2.关于物质的内在本质，我们唯一知道的事情是，某些物质，即人脑中的物质，具有由意识形式构成的内在本质。
我们很难真正领会这两个事实，因为它们与我们文化对科学的看法截然对立。不过我们一旦理解了，那么很明显，关于人脑以外物质内在本质最简单的假设就是，它与物质人脑内部的物质内在本质是连贯的，也就是说，人脑内和人脑外的物质内在本质都由种种意识形式构成。要否定泛心论，我们就需要一个理由来假定物质拥有两种内在本质而不是只有一种。
我将此称作泛心论的“简洁性论证”。这听起来可能是一种并不牢靠的考虑，但实际上，简洁性的考虑在科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那样，有无数的理论会与证据相符，我们必须基于简洁性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能用更少的东西进行解释，就不要相信更多东西。毕竟，绝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拒斥非物质心灵的主要理由也是如此。同样，我们在第二章也讨论过，正是基于简洁性的考虑，科学共同体才几乎一致青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非洛伦兹的方案。
事实上，在泛心论与狭义相对论之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相似。狭义相对论虽然比洛伦兹竞争方案更优雅简洁，但是它更违背常识，因为它包含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关于时间本质的东西，例如，时间在高速运动下会走得更慢。洛伦兹的观点尽管不太简洁，但是能够保留我们常识性的时间观，而洛伦兹本人也不想放弃这一点。比起保留常识观念的理论，好的科学实践应当追求简洁优雅的理论。我相信，那些带着严格的客观性、不受偏见左右、遵循这条规则的人，将会走向泛心论。
当人们认为物理学正在为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本质给出一幅完备图景时，泛心论听起来是荒谬的，因为物理学不认为基本粒子具有经验属性。但是人们一旦理解了内在本质问题，宇宙看起来就非常不同了。我们从物理学中得到的只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大的抽象结构，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用内在本质填充它。我们知道如何为其中一小部分填色：生命有机体的脑就被意识涂上了色彩。那么其他部分呢？最简洁、最优雅、最明智的方式就是用同一支笔去描绘。
还有一要点需要强调，我们所考量的是一种非二元论的泛心论形式。当我们第一次想到泛心论时，我们倾向于用二元论的方式思考它，就好像电子事实上拥有物理属性—质量、电荷、自旋等等—和并列其中的意识属性。这种二元论形式的泛心论与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二元论一样，存在很多问题。它会失去简洁性，因为我们要在种种物理属性上再附加一个非物理属性。此外，神经科学中并没有迹象表明人脑中存在神秘非物理属性引发的因果效应，这给了我们强有力的理由认为并不存在什么非物理属性。
爱丁顿的泛心论不是二元论。在他的观点中，粒子并非具有两类性质：一类是物理属性（质量、电荷、自旋等等），另一类是非物质的意识属性。更确切地说，他认为粒子的物理属性本身就是种种意识形式。物理科学所描述的行为属性，在内在本质上就是种种意识形式。物理学“从外部”用行为来描述质量，但是就内在本质而言，质量是一种意识形式。至少，这一观点和认为质量具有某种完全未知的本质的观点一样简洁，一旦我们承认物理学对物质内在本质缄默不语，那么它和泛心论可以说就成了仅存的选项。[3]因此，爱丁顿的泛心论并没有在我们的物质理论上附加什么，这种理论只是对物质本质上是什么提出了积极肯定的建议。
更普遍讲，爱丁顿式的泛心论给了我们一种优雅的路径来统一心灵和物质，从而完全避免了二元论和物理主义之间无法消弭的争论。二元论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根本不统一的实在图景，同时也无法解释心灵和人脑如何互动。物理主义给出的图景虽然统一，但是没有给意识留下容身之地。爱丁顿的泛心论规避了所有这些问题，它具有物理主义所具备的简洁性和同一性，同时还为意识留下一席之地。
通过物质的内在本质来描述意识的基本想法来自罗素。然而，罗素本人对该想法的解释还不那么的泛心论。罗素认为，世界的内在本质由第三种要素构成，既非心灵也非物质，但更接近前者。这种观点被称作“中立一元论”（neutral monism），最近对罗素—爱丁顿路径兴趣的重燃，包含着对罗素中立一元论和爱丁顿泛心论的双重辩护。[4]在我看来，尽管二者都值得探究，但就简洁性而言，后者更有优势。
第一章曾重点讨论了伽利略如何从物理世界中剔除感官性质，从而为数学化的物理学留足可能性。现在我们能够真正审视伽利略错在哪里。他认为数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物理实在本质的洞见，而数学揭示的这种本质与感官性质的实在格格不入（因此感官性质必然存在于灵魂中）。实际上他在这两方面都错了：数学模型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物质内在本质的东西，正因此，数学模型不能排除掉感官性质的实在。1623年，伽利略理将感官性质从物质世界中剔除出去，300年后的1927年，罗素和爱丁顿终于找到了重新安置它们的办法。
文化的转变
正如我之前提到过，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泛心论还没有得到重视。甚至五年后，我开始申请学术职位时，还被告知要对我的泛心论立场守口如瓶，以免影响我的就业。然而，知识潮流正在转变，过去五到十年间，意识科学开始对泛心论及相关观点变得越来越开放。这一节，我们来考量几个例子。
在第二章中我们讨论过意识的信息整合理论，也就是IIT，一种重要的意识神经科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意识与物理系统中的信息整合程度相关。我没有提到的是，IIT蕴含着泛心论，其创立者朱里奥·托诺尼很自然就接受了这一点。
几乎所有物理系统甚至是一个分子都与某种程度上的信息整合相关。按照信息整合理论，信息整合的存在本身并不预示着意识的存在。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物理系统中，意识只有在整合程度最高的层级上才能存在。例如，人脑中的一个分子是没有意识的，因为人脑层面的信息整合度要远高于单一分子层面的信息整合度。然而，IIT预测，水坑里的一个分子是有意识的，因为它的信息整合度要比水坑整体的信息整合度高。这一意识理论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但它意味着，意识的分布要比我们日常假定的更为宽泛。
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是一位著名的怀疑论者。20世纪60年代她还年轻时，有过一次活灵活现的灵魂出窍经历，这让她相信超自然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她接着攻读了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博士学位来捍卫这一信念。然而，随着她对灵异现象调查越多，她越觉得相信这类事情纯粹是“一厢情愿、自欺、实验错误，偶尔还有欺骗”的结果。11她后来的工作重点是迷因和演化论，而不再是心灵感应和心灵遥控。布莱克莫尔现在仍然致力于严格经验和非超自然主义研究心灵的路径。她将泛心论视为一个严肃的选项，2018年在威尔士瓦伊河畔海伊的一次哲学活动上，她对我说：“只要一个物理系统能够将自身从环境中区分出来，那这个系统就可以说是具有经验的。”
过去十五年间与我争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是大卫·帕皮诺（David Papineau）。他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教授，是对我上一章所捍卫的论点（包括僵尸和黑白玛丽）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我认为这些论点证明了意识不能用物理科学来解释。尽管我们分歧很深，但我从彼此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有些是在哲学播客中，也有些是在非正式场合里。尽管在学术上我们是竞争者，生活中我们是很亲近的朋友。我非常钦佩大卫对事不对人的能力，这在当代公共论辩中经常被忽视。
然而，当我们上次辩论时听到大卫说他现在被一种泛心论立场吸引时，12我目瞪口呆（flabbergasted，我可不是轻描淡写）！他的动机和我完全不同，我是因为觉得物理科学无法解释意识，因此需要其他方法将意识融入我们的科学世界图景中。大卫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意识就是人脑中的化学过程，仅此而已。相反，大卫之所以倾向泛心论，恰恰是因为他认为意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如果意识是由额外的心灵材料构成，一些附加在物质领域之外的东西，那么这种心灵材料的存在与否就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一旦我们从这种额外心灵材料的直觉神话中解脱出来，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认为意识构成了独特物质呢？13
换句话说，那些认为意识只存在于人脑中的人，是在用隐晦的二元论方式进行思考，就好像意识是一种特殊的魔法物质，只会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出现。对帕皮诺来说，意识科学家就像古代的炼金术师，寻找能将铜转变为金子的独特条件。一旦我们完全摆脱了意识有其特殊之处的想法，似乎就没有理由不将它等同于平凡日常的物理过程。意识可能不过就是质量和电荷这些物质世界中无处不在的物理属性。
基于此，帕皮诺认为意识可能存在于任何物理过程发生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是有很好的科学依据来支持“意识在一些情况下会消失”的观点吗，比如在昏迷或是无梦睡眠中？当然，在深度睡眠的某些阶段，即使有意识也不能被记得。但是，不记得并不代表没有意识存在。
清醒时的经验能被记忆保存并且整天都能被唤起。我在每时每刻都能意识到自己经验的东西。当我被问及当天早些时候经验了什么，我可以轻易获取这些信息，至少能大致勾勒。这样一来，一个人清醒时的经验以记忆的形式紧密相连。如果你的经验突然变化，比如说，你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疾风骤雨的山顶上，会立刻注意到当前经验与之前经验的差别。
发生在梦里的事情，我们醒来时也能记得，但从这一刻到下一刻所经历的事情常常不那么被记忆紧密相连。前一秒回到高中上克拉克老师的法语课，下一秒就爬到了山顶却没留意到任何变化。记忆仍在记录梦境（否则我们就不会在醒时记得梦境了），但它不像在清醒时那样，能把每一刻的经验紧密连接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现在我们知道，在睡眠的“无梦”阶段也存在经验，但是这种经验是绝对没有记忆记录的。这一刻经历过的，下一刻就会被忘却。在这样的状态下，不可能叙述什么，只有一闪而过的图像形状，倏忽出现又消失。这让帕皮诺坚持他的观点，认为意识无处不在，甚至是我们以为无梦的睡眠中。
人们自然会怀疑从“你并不知道深度睡眠时是否有意识”到“深度睡眠时有意识”的过渡。我不确定夜晚有没有一个小精灵住在浴室里，每当门打开或灯亮起时它就会消失不见，但没有任何肯定性的理由相信小精灵存在，我会假定它不存在，这很明智。这就是奥卡姆剃刀（第二章讨论过）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应该相信与我们证据相一致的最小数量的实体。
但是帕皮诺这里的要点是：奥卡姆剃刀告诉我们不要相信除必要以外的实体。如果我们试图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无梦”睡眠中来排除经验存在，就表示我们把经验当作人脑物质过程以外的内容。这恰恰是帕皮诺所否认的。经验就是人脑的物理过程。有鉴于此，追求简洁性的理论驱力现在指向了相反路径：假设人脑过程在我们进入深度睡眠后仍然有经验，比起假设它们会在睡梦中改变本质、不再具有经验要更为简洁。这有点像我们之前为泛心论辩护的“简洁性论证”。有趣的是，帕皮诺从物理主义出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帕皮诺还提出了一个关于意识科学更普遍的观点。神经科学家费尽心机探究“意识的神经关联”，即人脑过程与意识经验的关联。而帕皮诺认为，意识科学家不经意间走错了方向。他们并不是真正将注意力放在意识的神经关联上，而是放在了有记忆的意识的神经关联上，也就是能够被记忆记录的经验状态。他说道：
很容易认为我们的内省凝视是被某种内心之光所吸引。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触及某些状态而非其他状态，是因为它们发出了特殊的光亮。但这不是观察事物的唯一方式。打个比方，想一想电视上出现的一条条新闻。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有区别于其他普通事件的光辉。它们不过是碰巧吸引了镜头注意的事件。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意识状态具有明显可区分的光泽。它们之所以呈现在面前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触及它们，而不是因为意识有特殊的光泽。14
帕皮诺并没有尝试解释我们能够通过内省和记忆进入意识状态这一事实。他认为，意识不是某种发出特殊“光亮”的物理属性，而是某种极其普通、无所不在的物理属性，如同质量和电荷。一些意识状态可以通过记忆和内省来进行获得，另一些则不行，但是这并没有在本质上区分出一个基本的或者显著的区别。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否认意识的特殊和神奇，就需要摆脱那种认为意识需要特定环境才能存在的想法。
组合心灵
到目前为止，我敢肯定你完全会认为泛心论是一个绝妙的理论，能以一己之力一劳永逸地解决意识问题。但是很抱歉，我所捍卫的观点还是有一些困难。最著名的挑战就是众所周知的“组合问题”（combination problem）。组合问题表现如下：如何从基本粒子这样的微小的意识事物过渡到像人脑这样大一些的意识事物？我们知道砖块是如何构成墙的，或者机械配件是如何组装成运转的汽车引擎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微小的心灵如何组成更大些的心灵。
这一泛心论问题最初是由19世纪[5]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提出的，他将泛心论称作“心尘理论”：
取来100种（感觉）……把它们打乱然后尽可能将它们紧密地打包（先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每一种都保持为原来的样子，封闭在皮囊之下，没有窗户，不知道其他感觉是什么。如果一组或一系列这样的感觉设定好，那么属于这一组的意识应当会出现。那么就会有第101种这样的感觉，而且这是一个全新的事实；按照一种不寻常的物理学定律，这100种感觉汇聚在一起，可能是这第101种感觉产生的标志；但是，这100种感觉在实质上并不等同于这第101种感觉，人们永远不能从一者推断出另一者，也不能（在任何可理解的意义上）说谁是从谁那里演化出来的。15
如果你将一堆乐高积木按正确的方式排列，就会得到一座乐高塔。不需要为组成整体的部分添加更多内容。但是如果将100个微小意识黏合在一起，很难理解怎么会产生出超出100个微小意识心灵（其中每一个都是孤立存在的）的东西。我们如何理解这100个心灵混合或者说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詹姆士继续作出生动的类比：
挑选一个12个单词组成的句子，然后再找12个人，告诉他们每人一个单词。然后让他们站成一排，每个人尽情想象自己要说的词，但绝不会出现整句话的意识。我们常说“时代精神”“人民意见”，并以各种方式将“公众观点”具体化。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言语，从来不会觉得精神、意见、观点能够构成一种意识，外在于并且附加在“时代”“人民”“公众”指称的那些个体上。私人心灵不会聚集成更高的复合心灵。16
解决组合问题是关键。毕竟，我们最终想解释的是人类意识，或者更普遍说是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意识。这种意识是我们的理论起点，意识科学的成败取决于能对这样的意识提出怎样的解释。物理主义者试图用脑的纯粹物理状态来解释动物意识，泛心论者尝试用意识粒子来解释动物意识。但如果后者不能做到比前者成功，那泛心论注定是失败的。
虽然这肯定是一个艰深的问题，但它还不能与物理主义面临的问题相提并论。物理主义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弥合物理科学客观数量与意识经验主观性质之间的鸿沟。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这一项目并不前后连贯，而且我们在这方面进展甚微。
相较之下，组合问题更容易处理，这只是从简单主观性质到复杂主观性质的挑战。多数泛心论者承认我们目前还不能对此问题有完全满意的答案，但是，与物理主义的情况不一样，没有人担心这一项目的逻辑连贯性。[6]
虽然物理主义与泛心论都有需要弥合的鸿沟，但与物理主义者相比，泛心论者试图弥合的事物在本质上是同一类别的：
·物理主义的鸿沟—位于物理科学的客观数量与意识的主观性质之间。
·泛心论的鸿沟—位于假定存在于微观层面的简单主观性质与我们确知存在于人类、动物脑中的复杂主观性质之间。
有些人对泛心论不屑一顾，就因为组合问题还没有解决。在我看来，这有点像1859年时人们以《物种起源》没有包含人类眼睛演化的完整历史为由拒绝达尔文主义。达尔文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论是一个博大的理论框架，已经用了数十年来填充细节，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样，罗素和爱丁顿提出的解释意识的宽广的理论框架也需要数十年的跨学科合作来填补细节。我们在解决意识问题的物理主义进路上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但是解决组合问题的方案才刚刚开始进行。
试图解决组合问题是当前泛心论者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富有前景的计划。接下来，我将介绍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
裂脑
一个人的意识生活是深层统一的。我当下的经验有诸多层面—面前笔记本电脑的视觉经验、咖啡的香气、隔壁公寓一对夫妇争吵的声音—但这些都是由一个称作“我”的单一主体经验到的。我闻到的咖啡香气并不是发生在心灵中的一块孤立的“区域”，与隔壁夫妇的争吵声相分离。相反，我对这些不同层面有统一的体验。或者至少，事情看起来如此。
这种心灵的深层统一性和其他证据让笛卡尔确信，心灵不可能是一个物质实体。笛卡尔认为，像身体一样的物质事物总是能被分割，但是分割心灵的说法好像毫无意义：
……身体在本质上是可以分割的，而心灵则完全不行。因为当我思考心灵，或我仅仅作为一个能思之物时，我不能区分我自己的任何部分，我知道我自己是绝对单一和完整的。虽然整个心灵与整个身体都联系在一起，但我知道，如果我的一只脚、一只胳膊或身体任何部分被切掉，我的心灵都毫发无损。至于意志、理解和感官等能力，这些都不能被称为心灵的部分，因为它们是与心灵同一的意志、理解和感官……这一论点足以向我展示，心灵完全不同于身体，即使我还没有从其他方面了解更多。17
笛卡尔的描述当然反映了“从内部”看事物是什么样子。似乎只有一个基于他的思想去看、去听、去思考、去说话的“我”。然而，20世纪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进行的开拓性实验（斯佩里在1981年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揭示出，与自我的感觉相关的很多核心功能是在人脑众多非常不同的区域中执行的。18例如，语言控制中心位于左半脑，识别人脸能力位于右半脑。此外，斯佩里的发现基于的是他对某些罕见个体的研究，这些能力在这些个体身上被奇怪地分割了。
人脑的主要部分是大脑，由两个部分（或称半球）组成。左半球控制身体的右部分并且接收右侧的视野信息，而右半球控制身体的左部分并且接收左边的视野信息。对多数人而言，来自两个半脑的信息通过联结两个半脑的胼胝体自由共享。但是，有一种治疗严重癫痫的外科手术会涉及切断胼胝体，从而使两个半脑无法交流。这些人被通俗地称作拥有一颗“裂脑”。
斯佩里还有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系列涉及裂脑病人的实验。他们的发现非同寻常。其中一个实验室是只向半侧脑提供视觉信息。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会不停四处扫视，意味着环境中的物体会依次进入左侧和右侧视野。为避免这种情况，病人被要求只盯着计算机显示器中心一个点，这样左边屏幕将只对病人右半脑（记住，它接收左侧视觉区域）可见，而右侧屏幕只对病人左半脑（接收右侧视觉区域）可见。如果一幅图像出现在屏幕的右侧—比如一架钢琴—那么病人将能够说出出现物体的名字。但如果一幅图像出现在左侧区域—比如一个铃铛—病人会说什么也没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斯佩里通过这些实验所证实的那样，是因为人的语言中心位于左半脑，而左半脑并没有“看到”铃铛的图像。
这是否意味着被试者真的没有看到铃铛？考虑到被试者是这样报告的，这当然是很自然的假设。然而，如果病人只是被要求用左手（由右半脑控制）画图时，她画出的是铃铛！似乎是右半脑经验到了铃铛的图像，而左半脑没有。更奇怪的是，让左半脑看到画出的铃铛，再问病人为什么画铃铛时，他会构想出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比如“钢琴的图案让我想起了音乐，而铃铛是有乐感的”。控制语言的左半脑似乎是在胡思乱想，试图理解一个无法解释的行为事实。
另一项由斯佩里的同事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进行的实验，涉及16世纪艺术家朱塞佩·阿钦博尔多（Giuseppe Arcimboldo）的画作，该作家以借助各种物体如水果、花朵、肉和书等描绘人脸闻名于世。19加扎尼加在裂脑被试者面前放了两个按钮，其中一个表示他们看到的是人脸，按下另一个按钮表示他们看到的是水果（或者书或任何阿钦博尔多用来画成脸的东西）。当阿钦博尔多的画作出现在左边视野时（右半脑看到图画），被试者就会按下表示“脸”的按钮。但是，当画作呈现在右侧视野时（这样一来就是左半脑看到图画），病人只会按下“水果”按钮，意味着脸对他来说是看不到的。表明识别人脸的能力位于人脑右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乍看之下，我们的人脑中似乎有两个有意识的心灵。位于左半脑的“心灵”负责言语，但无法识别面孔，位于右半脑的“心灵”能够识别面孔，但却是哑巴。泛心论哲学家卢克·鲁洛夫斯（Luke Roelofs）目前是德国波鸿大学（Bochum University）的一名研究员，他认为裂脑病例可能会为解决心灵组合问题提供关键的洞见。20切断胼胝体似乎导致了心灵的去组合（de-combination）：曾经单一统一的心灵，现在成为两个独立的意识主体。果然如此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导致去组合的反向因素，推断出心灵的组合需要什么条件。这样一来，裂脑病例就能为我们处理心灵组合问题提供经验上的方法。
此外，鲁洛夫斯在裂脑病例中找到了一种重新构想组合问题的方式。鲁洛夫斯并没有将裂脑患者看做一个头盖骨中的两个心灵，而是将其视作拥有不统一意识的单一个体。现在，你正在沉浸于统一的意识经验当中：你对这些词语的视觉经验，你对周围声音的听觉经验，你身体下方椅子的触觉经验，这些都被整合到单一完整的经验当中。相比之下，虽然裂脑患者的左半脑有视觉经验（例如钢琴的图像），右半脑也有视觉经验（例如铃铛的图像），但是他却不能享受一个涵盖两者的单一统一的经验（钢琴+铃铛）。裂脑患者的意识是碎片式的。
一个有着正常统一意识的人来说，不可能想象意识不统一是什么感觉。我永远不知道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因为我无法采取蝙蝠的视角。同样，我也完全不能知晓裂脑者的感受，因为我无法采取意识支离破碎的视角。尽管如此，意识不统一的观念并非自相矛盾，总的来说，这可能是描述裂脑病例这一特例的最佳方式。
虽然裂脑患者的意识分成了两个部分，但这两个孤立的经验仍然是深层统一的。包括颜色、形状、深度感知等等在内的左半脑所有意识都是统一在一起的，右半脑也是如此。但我们可以想象，每个半脑的同一性能够进一步瓦解，瓦解成越来越小的一块块分离的经验。假定泛心论是正确的，如果将这一过程继续进行，我们就能得到组成人脑的粒子的意识，最终就是一个完全去组合的意识。反向进行，就能将心灵组合起来。
什么样的人脑的意识根本不统一呢？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尸体的人脑。对泛心论者而言，在一个死亡人脑中仍然存在意识，因为组成它的每一个基本粒子都是有意识的。但是因为不能存活，在其中进行的认知过程，也就是粒子的意识，不能结合成单一统一的经验。为了解决组合问题，我们只需要弄清楚在活着的人脑中发生了什么，从而将原本孤立的粒子经验统一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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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泛心论者认为组合问题是这样的：
你如何从粒子意识过渡到由这些粒子组成的人脑意识？
鲁洛夫斯将组合问题重构为：
你如何从意识完全不统一的人脑（即意识分裂为一个个孤立的粒子大小的区域）过渡到意识统一的人脑？
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重构奠定了理论进步的基础。粒子意识如何变成人脑意识这个棘手的问题，转变成了可处理的不统一的人脑如何变成统一的人脑的问题。这一问题尚未解决，但前进的道路已经敞开。这可能是人脑认知研究中信息处理和环境表征的统一认知目标，将不统一的意识集中到经验状态的统一。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这一研究路径可能最终能够解决组合问题。
量子纠缠有助于理解心灵组合吗？
爱因斯坦从不喜欢量子力学。当然，他自己的相对论本身就很怪异，最为人所知的是相对论对时间本质的阐释。但爱因斯坦就是无法接受量子力学的怪异。很多人都听过爱因斯坦的名言“上帝不掷色子”，他用它来表达对量子力学概率性本质的不满。让他恼火的不只是随机性，叠加态（第二章曾讨论过）的概念同样让他无法忍受：粒子没有确定的位置和速度，而是以多种位置和速度的叠加状态存在，直到我们对它进行观测。尽管量子力学在实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爱因斯坦并不认为它描述了全部实在。他渴望找到一种能够补充量子力学的理论，能够告诉我们即使在我们不观测粒子的时候，它们同样拥有确定的速度和位置。
爱因斯坦尝试了许多方法来证明量子理论的缺陷。最著名的是在1935年与同事鲍里斯·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和纳森·罗森（Nathan Rosen）共同提出的挑战，也就是以他们首字母命名的“EPR论证”。EPR论证试图证明不同粒子的属性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相关联。例如，我们可以设定这样一个情形，将一个粒子分成两个等质量粒子，以同等速率朝相反的两个方向发射出去。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粒子在行进路径上不被打断，将继续以同样的速率运行。或者按照量子力学，我们能够说两个粒子在被观测时有着同样的速率，如同被观测前处在不同速度的叠加态中一样。
关键在于，我们不需要观测两个粒子从而使得它们由叠加态转变为确定的速度。鉴于它们的速度是彼此相关的，如果我们测量其中一个—称其为X，具有确定的速率S，那我们能由此推断另一粒子—称之为Y也会拥有速率S。就好像是观测粒子X致使X具有速率S，将会即刻影响粒子Y，使Y同样具有速率S。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意识到，两个粒子即使相距甚远至数百万光年，之间仍存在神秘的相关性。但是按照相对论，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因而在这样的情形下，X需要花数百万年才能影响Y（反之亦然）。
EPR论证的结论是什么呢？假设X和Y在数千年的分离过程中未被观测，直至银河系的两端。再假设我此时测量到X的速率为S，那么我就可以知道Y也会有相应的速率S。但是鉴于Y如此遥远，因而不可能是我的观测影响了它或者是两个粒子之间有过信息交流。EPR论证最后总结得出，从我们将其分割开的那一刻起，X和Y必然是一直以速率S行进。按照量子力学，我们无法在观测前知晓它们的运动速度，但按照EPR，这反而说明量子力学是一个不完备的理论。
量子力学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被说服。如果最成功的科学理论无法在观测前告诉我们粒子的确定速度，那么相信它们在观测前具有确定的速度就是荒谬不经的。我们只需接受，两个粒子之间的关联是这样的：当其中一个粒子达到一定速度时，另一个粒子也会瞬时达到同样的速度。这种关系是后来被称作“量子纠缠”的状态的实例，技术上量子纠缠被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况：对一个粒子量子状态的描述不能独立于另一个粒子的量子状态。
三十年多来，双方看起来更像是基于信仰来坚持各自的立场，似乎无法解决争论。爱因斯坦及其支持者们绝不相信粒子之间的关系能够如此诡谲，而争论另一方则不加质疑地接受了量子力学。似乎没有办法能够验证孰真孰假。毕竟，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粒子在被观测的那一刻就不再处于叠加态。那么我们如何能在费尽心机观测之前知晓粒子是否有确定的速度呢？
到1964年，爱因斯坦逝世近十年之后，物理学家约翰·贝尔（John Bell）灵光乍现，意识到有一种方法可以验证争论双方谁是正确的。贝尔的洞见非常精彩，它真正证明了深入思考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们研制出了执行贝尔实验的技术。结果量子理论获胜，EPR论证是站不住脚的。从此以后，尽管量子纠缠听起来匪夷所思，却成为现代科学中得到最坚实的事实之一。不同粒子之间即使遥距数光年，也能如一体般行动。[7]
在下一节中，我将试着解释贝尔实验。如果你已经就此相信我，相信量子纠缠的证据非常可靠，就可以直接跳到“回到组合问题”这一节。
贝尔实验
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的思想实验聚焦于粒子的速度。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证实，针对被称为“自旋”的粒子属性，我们可以进行类似的实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物理学家就知道粒子会绕轴旋转，不过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如同篮球在球员指尖旋转。首先，与宏观尺度不同，我们能够同时测量的粒子进行自旋的轴不超过一个。事实上，选择测量哪个轴似乎就决定了粒子旋转的轴。选择你中意的任意一个轴，就会发现粒子沿着这个轴以或“上”或“下”两个方向旋转。
我们不需要太过纠结自旋的奇特。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粒子的自旋能够纠缠，如果我们有两个粒子X和Y，测得X绕某个轴的自旋结果是向上的，那么我们就知道Y绕这个轴的自旋一定是向下的。（注意，在之前的例子中，纠缠粒子的属性总是相同的，而这个例子中的纠缠粒子属性总是相反的。）
在大卫·玻姆研究基础上，贝尔设想了下面的实验。我们将两个纠缠粒子以相反方向发送到相距很远的两台仪器上。设置这些仪器是为了测量粒子围绕三个轴中的一个进行的自旋，三个轴之间相隔120度。当粒子到达仪器时，仪器随机选择三个轴中的一个进行测量。如果这两台仪器选择了相同的轴，其中一台测量到它这边的粒子向上，我们就可以推断另一台仪器的结果一定是向下。这个实验已经重复了很多次。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仪器测量到两个粒子具有相同自旋的几率有多高？我们不在此讨论数学的复杂性，但量子理论的方程告诉我们，仪器将记录到50%的相同自旋。贝尔意识到，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的假设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没有人否认这两个粒子的自旋属性是相关的：如果X被测量到是绕给定轴自旋向上，那么Y一定是绕同一轴自旋向下的（反之亦然）。但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认为，当两粒子处在一起时，这种相关性就已经确定了（他们不认为这种相关性在测量时才被给定，因为那时粒子间相距甚远，无法在彼此间传递信号）。有了这一假设，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两个粒子的不同自旋组合。以下是两种可能的组合：
·第一种可能组合：X在第一、第三轴自旋向上，在第二轴自旋向下，而Y在第一、第三周自旋向下，在第二轴自旋向上。
·第二种可能组合：X在三个轴上都是自旋向上，而Y在三个轴上都自旋向下。
还有许多其他的可能组合，如果你时间宽裕，可以都自行计算出来。
对于每个可能的组合，我们可以考虑对测量轴的不同随机选择，然后根据每个可能的选择计算出粒子的自旋是否匹配。例如就上述第一种可能组合来说，有两种可能的结果：
·两个粒子都沿第一轴测量，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测量结果是不同的自旋。
·X沿第一轴而Y沿第二轴进行测量，这种情况下，它们会有同样的自旋。
同样，如果有时间，可以算出所有可能结果。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发现，粒子被测量到有相同的自旋的可能性要稍微高一些。
因而，两种不同的假设会有不同的预测：
·量子理论预测两台机器将有50%的次数会测量到相同的自旋。
·而EPR的假设则预测会有超过50%的次数测量到相同的自旋。
而前一种预测已经被实验证实。
回到组合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事物构成的。这导致许多人认可一种我称之为“乐高积木”式的实在观：将很多微小事物—通常而言就是基本粒子—黏合在一起，就能得到大一些的事物。如果我们想再加上一个“主义”，可以将这种观点称作“微观还原主义”。按照微观还原主义，自然界的广袤丰饶和各种其他本质，都能还原为基本粒子的属性及其排列组合。从桌椅到行星、恒星，都不过是微观尺度粒子的复杂排列。
借助18至19世纪物理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提出的一个形象的思想实验，我们也许能够让微观还原论更加生动：
我们可以把宇宙现在的状态看作它过去的结果和未来的原因。一个智者在某一刻能知道所有催动自然的力、所有构成自然成分的位置，如果这一智者同样能够分析这些数据，那他运用一个公式就能知晓至大的宇宙和至微的原子；对于这样的智者而言，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未来就像过去一样铺陈面前。2[8]
我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但上述篇章推测的超级智能现在已被称作“拉普拉斯妖”（Laplace’s demon）。无论如何，拉普拉斯的思想实验不仅生动表现了因果决定论（宇宙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先前事件因果决定的），而且同样阐明了微观还原主义的思想。拉普拉斯相信，仅仅通过了解物理世界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拉普拉斯妖就能解决现实中的所有其他问题。它知道例如1966年的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玛丽·塞莱斯特号上发生了什么，[9]连戈壁沙漠中有多少粒沙子也不例外。
许多人在提出泛心论组合问题时，心里都怀揣着微观还原主义，这会假设我的人脑不过是由粒子通过复杂配置组合而成的，因此，如果泛心论是正确的，我的人脑的意识肯定也不过是组成它的粒子的意识。像卢克·鲁洛夫斯这样的泛心论者就尝试在微观还原主义进路下解决组合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拉普拉斯妖能知道所有组成我人脑的粒子的意识以及彼此间的关系，就能够推断出我的意识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把这种路径称作“还原式泛心论”。
许多人认为微观还原主义是有科学依据的，这里的科学可能更多是指19世纪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量子纠缠被实验证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微观还原主义在我们的时代是错误的。支配系统—这个系统由处于叠加态的纠缠粒子组成—行为的方程支配了整个系统而不是各个部分。即便拉普拉斯妖知道每一粒子的全部事实，它仍不可能知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所有信息。纠缠粒子的系统要大于它各部分的总和。[10]
虽然很少有人否认量子纠缠的实在性，但还是有人认为微观还原主义在化学和生物水平上是成立的。但这种广泛流行的观念是否得到了观测的支持尚不明确。碰巧我所在的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有两位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同事是微观还原主义的激烈反对者。罗宾·亨德里（Robin Hendry）提出一个强有力的经验性案例反对将化学还原为物理学。22亨德里认为，拉普拉斯妖甚至都无法搞清楚化学定律。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在她的《物理定律是如何撒谎的》（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一书中指出，科学家普遍地太急于从高度控制的实验和实验环境中概括出关于物质的科学发现。即使微观还原主义在实验室条件研究中的许多极简单系统中是正确的，也不意味着它在高度复杂的生物系统中同样是正确的。总而言之，卡特赖特认为，经验证据支持的是一个混乱的“拼凑的”世界，而不同的复杂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涌现性因果能力。
在任何科学范式中，都有一些以证据为基础的信念，也有一些被视为时代精神而接受的教条。我觉得对微观还原主义的信念很可能属于后者。它们是许多科学家想当然的事情，然而还没有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能够证明它们，“微观还原主义适用于人脑这种复杂系统”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微观还原主义在量子层面上是错误的，而我们又没有很好地理由认为它在其他层面上是正确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被裹挟在微观还原主义之下去解决组合问题呢？实际上，还有一些被称作“涌现论”的泛心论者就拒斥了微观还原主义的假设。在这一进路的泛心论看来，人脑中的意识系统如同纠缠系统一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涌现式泛心论者试图解决组合问题时，并非去尝试理解许多微小意识实体如何“堆积”成一个更大的意识，而是去探索自然界中能够催生出涌现性整体的基本原则，还是那句话，复杂系统要大于部分之和。
涌现式泛心论者的领军人物之一是赫达·哈塞尔·默克（Hedda Hassel Mørch），目前是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的研究员。23默克区分了两种形式的涌现：内在的和外在。外在涌现指的是新的行为形式或因果能力的涌现。正如南希·卡特赖特的观点那样，生物系统的因果能力不能完全用它各部分的因果能力进行解释，这就是外在涌现的一个例子。相较之下，内在涌现是意识内在本质新形式的涌现，它可能有独特的行为表现，也可能没有。即使在宏观层面上一个复杂系统的内在本质中包含着基本粒子所没有的意识涌现形式，其行为仍可能完全从基本物理定律中预测出来。按照涌现式泛心论，心灵组合是一种内在涌现形式。
默克的研究试图将涌现式泛心论同意识的信息整合理论（简称IIT，在第二章曾讨论过）结合起来。涌现论者并不是要把复杂系统分析成其组成部分，而是试图勾勒出复杂系统作为涌现出来的整体的特征。在IIT语境下，有三个极为相关的特征：
信息
本书包含相当多的信息。起码它已经告诉你当代意识哲学中一些代表性的观点。但是本书还有许多信息涉及书自身以外的东西，例如，爱因斯坦和爱丁顿并不是真的出现在书页当中。此外，这本书包含信息这一事实，依赖于人类语言惯例，脱离开英文的惯例，本书包含的词语就失去了意义。
与此不同，正如默克在她研究中解释的那样，IIT感兴趣的是一个系统所包含的关乎自身的信息，而这是独立于人类的惯例的。24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指的是系统在多大程度上限定自身过去和未来的可能性。人脑拥有大量的信息，因为人脑在紧邻的过去和未来中，与（在任何给定时刻的）当前状态相匹配的可能状态相对较少。相比之下，眼睛视网膜拥有的信息较少，是因为在任何给定时刻，视网膜在紧邻的未来有大量可能状态，这取决于它从外部环境接收到的感官刺激。
整合
整合是对复杂系统中有多少信息依赖于系统各部分之间内在关联的度量。默克再次使用了人脑和书籍的类比。除了关联性（依赖于人类惯例）以外，本书中的信息并不是非常整合的。如果你从书中撕掉任何一页（但愿你不会），不会因此毁掉任何信息。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加上缺失的那一页所包含的信息与原书一样。即使你把书撕成两半，你得到的两半书中的每一半也都包含原书所包含的一半信息。
人脑就相当不同了。每个神经元都与约1万多个其他神经元相连，而人脑的信息结构高度依赖于这些复杂的连接。如果你切断人脑某处连接，或者把人脑切半，大量的信息就会丢失。这就标志出计算机和人脑之间的重要区别。原则上，计算机可以包含和人脑一样多的信息，但信息程度并不是完全由连接性决定的。当今的计算机是具有前馈连接[11]的模块化系统，每个晶体管只与几个其他晶体管相连。由于这一原因，将系统的某一部分从其他部分分离出来就如同撕掉一页书一样，不会大量减少其信息内容。
最大值
几乎所有事物都包含着一些信息整合。但是IIT并不认为所有事物都具有意识。它不会说海滩上随机收集的鹅卵石有自己的意识。按照IIT，当它是信息整合的最大值时，一个系统才是有意识的，我们可以对最大值作如下界定：
满足以下两条规则，系统S就是信息整合的最大值：
·没有下行超越：S中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部分比它拥有更多的信息整合。
·没有上行超越：S不是一个比它拥有更多信息整合的东西严格意义上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
·上行超越的例子：每个神经元有相当多的信息整合。然而，单个神经元并不是信息整合的最大值，因为它被上行超越：包含它的人脑拥有比神经元本身更多的信息整合。
·下行超越的例子：人类社会由于复杂的社会连接而具有大量信息整合，然而，社会并不是整合的最大值，因为它被下行超越：人类构成社会，他们的人脑拥有比整个社会多得多的信息整合。
人脑似乎是信息整合的最大值，因为它既不包含也不被包含在更高层次的信息整合当中。话虽如此，应当看到互联网前所未有地增加了人类社会的连接。平均任意两个脸书用户之间只隔着另外3.57个用户。较近发展的网络科学理论为描述这种连接的激增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IIT是可靠的，那么我们似乎应该警惕社会连接的增长。因为按照IIT的预测，如果基于互联网的连接的增长最终导致社会的信息整合超过人脑的信息整合，那么不仅社会将变得有意识，同时人脑也会被“吸收”进入更高层级的意识形式当中。人脑将不再有自己的意识，而是成为一种超级意识实体—一个包含着它基于互联网的连接的社会—的齿轮。
不管怎样，这一异象奇怪地让人想起了天主教异端神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Chardin）的预言。当一些教会成员对达尔文的理论犹豫不决时，德日进却在演化论中看到了宇宙演化的壮丽景象。他在演化历程中看到了三次大飞跃：生命的出现、意识的出现，最后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出现。展望未来，他相信，下一次巨大飞跃将是全球人类社会连接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命和意识形式，他称之为“智能圈”（noosphere）。25
无论如何，我们人脑中的高度信息整合意味着短期内我们还不必杞人忧天。当下的兴趣应该放在另一个问题上：最大信息整合的出现，可能是涌现意识的标志。这是默克在罗素—爱丁顿泛心论语境中进行的探索。
涌现式泛心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没有试图从更为基本的意识形式来分析人类和动物的意识。相反，涌现式泛心论只是假定了自然的基本规律，可能就是IIT所说的那些原则，更高层次的意识借此得以存在。一些哲学家混淆了涌现式泛心论与二元论，兴许是因为两种理论都试图探寻人类意识产生涉及的自然基本规律。但二者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二元论的“心理—物理定律”（见第二章）将人脑中的物理事件与非物质心灵中的非物理事件联系起来。如第二章曾指出的那样，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神经科学中并没有迹象表明物质和非物质之间能够交互。与此相反，涌现式泛心论者诉诸的自然基本规律将人脑微观层面的意识过程与人脑宏观层面的意识过程联系起来了。就我们目前对人脑的认识而言，还没有经验依据来怀疑人脑不同层级是由基本规律调节的。事实上正如默克指出的那样，内在涌现可能并不会有明显的行为表现。[12]
哪一个困难问题是最困难的？
还原论和涌现论，这两种研究路径中哪一个更有前景呢？还原论方案在理论基础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具体而言，还原式泛心论对于复杂意识如何从简单意识形式中“架构”起来，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一些进展，但对于解决心灵组合问题还远远不够。我们习惯了物理学中理论物理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之间的区别；除非在组合问题上能取得更多进展，否则还原式泛心论在意识科学中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将只能停留在理论这一块。
当然，并不是只有还原式泛心论面临这样的处境。正如我们之前所述，当前几乎所有意识理论都有重大的理论障碍需要克服，每一个都有自身的“困难问题”：
·物理主义的困难问题：物理主义有必要去解释怎样用客观数量来说明主观性质。
·二元论的困难问题：二元论者需要解释为何对人脑的实证研究没有显示出心—脑交互的迹象。
·还原式泛心论的困难问题：还原式泛心论必须解决组合问题。[13]
我曾说过，还原式泛心论面临的是其中最不困难的“困难问题”。读者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同意这一点。
在所有意识理论当中，涌现式泛心论的理论问题最少。事实上，可以说这种理论面临的只是“简单”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原则上能够在经验层面上取得进展。[14]对涌现式泛心论者而言，是自然的基本规律将我们从微观层面的意识带到了涌现的复杂系统的意识。按照定义，自然的基本规律是不能被解释的—如果可以的话它们也就不是基本规律了—它们只能被描述。因此，涌现式泛心论者可以单刀直入地处理经验任务，尝试制定和检验各种能够连接低层级和高层级意识的基本规律候选项。
目前阶段，涌现式泛心论是最有可能产生实证进步的意识理论。话虽如此，如果解决组合问题的理论进展飞速，那我们很快就会有两种形式的泛心论可验证模型。
对于解决组合问题的还原式和涌现式两种进路谁更有希望，我存而不论。但我知道，二者都是充满活力的方案，我完全有信心问题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取得进展。新一代的泛心论者如鲁洛夫斯、默克等人，有着当代意识科学中最敏锐的头脑。2姑且做一个预言：二十年内，认为泛心论可以当作“精神失常”而快速忽略的这种想法，自身会变得像是，精神失常。
后伽利略意识科学宣言
伽利略馈赠给我们的定量科学观念是非常成功的。科学家们通过专注于数学所能捕获的东西，已经构建出自然的数学模型，后者具备了越来越强大的预测能力。这些模型使我们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操控自然界，从而产生非凡的技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们为物理科学的成功骄傲，为技术的奇迹震撼，以至于认为物理的数学模型已经把握了全部实在。
但是伽利略的纯粹定量科学并不能捕捉到主观意识的定性实在。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真正完备的实在理论，那我们必须直面当前科学范式的内在局限。这并不意味着摆脱物理科学，而是将物理科学纳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后伽利略”实在科学当中。后伽利略科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最为简洁的理论，它要能够同时解释物理科学的定量数据（从观测和实验中获知）和主观性质的实在（从我们自身经验的直接意识中获得）。
新一代理论家们已经认知到这项任务的必要性。在过去二十年间，意识从一个禁忌话题变为科学的“困难问题”。然而，意识的“困难问题”常常被简单理解为一个棘手的谜题，好像我们多研究些神经科学，这一谜题有一天就能解决。下一阶段，人们不再会把意识强行塞入我们已经从科学中获知的世界，而是将之作为一个认识论起点，就如同我们通过观测和实验获得的认识论起点一样。意识不是一个“谜”，没有什么比意识更令我们熟悉了。神秘的恰恰是实在，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关于意识的自我知识正是揭开神秘事物真面目的最佳线索之一。
这项新研究计划的基本着力点可以概括如下：
后伽利略宣言
·意识的实在论：主观意识的实在本身就是基本的数据，分量等同于观测和实验的数据。
·经验主义：观测和实验的定量数据和意识的定性数据同样是基础性的。
·反二元论：意识并不与物质世界相分离，而是位于物质世界的内在本质当中。
·泛心论的方法论：我们应该致力于用更基本的意识形式来解释人类和动物的意识，这些更基本的意识被假定作为物质的基本属性而存在。[15]
在这个统一的研究项目中有两个阵营：还原论和涌现论。它们当前的目标如下：
·还原式泛心论：通过给出如何从简单意识形式架构出复杂意识形式的一般解释，来解决组合问题。
·涌现式泛心论：构想和检验关于自然基本规律的理论，为更基本层级的意识如何涌现出高层级形式的意识奠基。
这些目标不会仅靠哲学家来实现，需要哲学家和物理学家通力合作。正如我们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达尔文范式下研究DNA一样，我们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跨学科工作来填补罗素—爱丁顿泛心论。问题是，这一合作项目在当前科学范式中却被认为毫无意义，在当前范式看来，意识如果存在，必须用物理科学纯粹定量的语言进行解释。
意识问题不会在伽利略范式中得到解决。我们必须转向后伽利略范式，在这种范式中，意识数据和物理数据得到同等严肃的处理。我们需要的不亚于一场革命，而它已经整装待发。
专业性附录B：为什么我们需要内在本质？
在前一章中，我谈到了物理科学只告诉我们“物质的行为”，并且认为物理科学正因此永远不可能告诉我们物质宇宙的完备真相，即便我们暂时将意识问题搁置一边。对此的常见反应是：
为什么要认为有比物质的行为更重要的东西呢？如果物理学只告诉我们物质的行为，那也许这就是物质的全部了，可能你一旦知道了电子的行为，也就知道了关于“电子是什么”的一切。
在这种哲学上被称作“因果结构主义”（causal structural-ism）的观点看来，物理实体与其说是“存在”，不如说是“行动”。人们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因果结构主义，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它是自洽的。
问题是，当我们说物理方程“告诉我们物质的行为”时，它实际上只是“物理方程是一种预测工具”的不严谨的说法。事实上，仔细思考后我们会发现，物理科学甚至没有告诉我们物质的行为。
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两个物体的质量会在二者之间产生一种力，这种力在所有事物中普遍存在，使它们彼此相互吸引，缩小它们之间的距离。乍看之下，前面的陈述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质量的行为。但要真正理解质量的因果作用，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是“力”，什么是“空间距离”。当然，在我们的实验和日常经验中都能识别这些概念的存在。但是物理方程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现象的真实存在是什么。相反，他们是在用诸如“质量”这样的物理属性来描述我们一开始遇到的现象。换句话说，只有在我们知道了“力”和“距离”之后，才会理解类似“质量”和“电荷”的内在物理属性，因为后者是通过前者来定义的。他们不断规避难题，却从不解释任何物质是什么，甚至它们的行为。这就是对因果结构主义的循环论反诘（circularity objection）。
我们已经注意到，爱因斯坦对万有引力给出了更为深刻的解释，但他的解释中同样有着恶性循环。按照广义相对论，质量和时空处于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当中：质量扭曲时空，时空曲率反过来也会影响有质量物质的行为。那么质量是什么呢？对于因果结构主义者来说，当我们知道质量的行为（即它如何扭曲时空）时就知道了质量是什么。但要真正理解这种实在是什么，而不仅仅是能够作出准确预测，我们还需要知道时空曲率是什么。那什么是时空曲率呢？对因果结构主义者来说，只有当我们知道其行为时才知道时空曲率是什么，也就是理解它如何作用于有质量的物体。但只有知道质量是什么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经典的左右为难当中：只有我们知道时空曲率是什么才能理解质量的本质，但只有当我们知道质量是什么时才能理解时空曲率的本质。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曾说：“我们不能靠给彼此做杂务来过活。”罗素在阐述对循环性的忧虑时就利用了这个观点：“有很多方法可以将迄今为止我们视作是真实的东西，偷换成关于其他东西的定律。显然，需要给这一过程设置一个界限，否则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将只是彼此的杂务。”26
正如我在本章主要部分强调的那样，我并不是要批评物理学本身，我们可以在经验中识别出物理属性—我可能不知道“距离”是什么，但我知道伦敦和利物浦之间的距离要短于伦敦和开罗之间的距离—并且通过应用物理方程，我们能够预测未来，这就是物理学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的是关于实在的理论，而非预测工具，那么我们必须对我们理论所预设的属性给出非循环的描述。
因果结构主义者常常争辩说，循环论反诘是一种乞题（指的是你要证明的东西已经包含在你论证的前提当中），因为它假定，给定如质量等属性，我们必须脱离其他属性才能对它进行定义。而因果结构主义蕴含着一种整体主义，因而给定事物的本质不能孤立于其他事物得到理解。因此，要求脱离“时空曲率”来解释“质量”，就已经预设了因果结构主义是错误的。如果因果结构主义是正确的，那么质量和时空曲率（还有其他一切）必须“全部在一瞬间”被定义。[16]
我同意，我们可以根据质量在因果关系—这种关系由整个物理属性的网络实现—的抽象模型中的位置，将镜头拉近，独特地确定它。但这样做并不能告诉我们质量的行为。按照因果结构主义，物理属性是通过其行为被定义的：它们对具体的物理世界产生的作用。因此，如果因果结构主义是正确的，为了知道一个物理属性的本质，我们需要知道这一属性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它在因果关系的抽象模型中的位置。
可能有些抽象了，让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我们有三个火柴盒，我告诉你第一个火柴盒里有“SPLURGE”，第二个火柴盒里有“BLURGE”，第三个火柴盒里有“KURGE”。你会茫然问我：“真的吗？什么是SPLURGE？”我回答说：“SPLURGE是制作BLURGE的东西。”现在，只有你知道BLURGE是什么，才能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因此你自然会接着问道：“好吧，那什么是BLURGE呢？？”我答道：“很简单，BLURGE就是制作KURGE的东西。”同样，如果你不明白KURGE是什么也不会理解我的答案，所以你开始有些恼火了，接着问我：“那到底什么是KURGE呢？？！！”我说：“KURGE就是制作SPLURGE的东西。”
至此，如果你不愿意再继续跟我交流也很合情理。虽然通过上面的讨论你知道了存在于SPLURGE、BURGE、KURGE之间的因果关系抽象模型，但它并没有告诉你任何它们的行为。同样，因果结构主义者对物理实在的描述也是如此，尽管方式更为复杂。如果因果结构主义者是正确的，那么在逻辑上就不可能理解任何物质做了什么，从而在逻辑上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物质是什么。我想，我的表述已经相当清晰了。
泛心论者通过给出物质内在本质的非循环论解释，规避了循环论反诘。给定一种主观经验，它的特征并不需要用经验之外的任何事物来定义。我现在承受的疼痛有着内在特征，我直接能够察觉到我的体验。我们无法将这种特征传达给那些没有此体验的人。但当你有了这种体验并因此把握了它的特性，就能对它涉及的内容有完整的理解。因此，泛心论者在原则上能够对诸如质量等物理属性的本质给出解释，而不用求诸其他物理属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或是无限倒退中。如果质量是一种意识形式，那么你在详细说明这种意识形式的特征时，也就详细说明了质量是什么。
还有一种反对循环论的路径。如果每个词都是用其他词来定义的，那么所有的定义最终都是循环的，语言永远无法超越自身。为了让意义得以延续，我们需要一些原初的概念，这些概念不能被其他概念所定义。物理科学的概念不是原初的，而是相互定义（inter-defined）的：质量由距离和力来描述，距离和力由其他现象来描述，直到我们又回到质量。与此相反，我们的意识概念是严格原初的：一种感觉只凭借自身而不用其他任何事物来定义。
并不是说这里没有任何问题，也不是说我们已经拥有合理的候选者来说明质量是何种意识形式（或者是其他任何基本物理属性）。尽管如此，仍然要说的是，泛心论并没有被缠绕着因果结构主义的循环论所困扰。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点：即使循环论反诘未能破坏因果结构主义的连贯性，罗素—爱丁顿关于物质具有内在本质的观点仍然是一个理论选项。如果物质具有内在本质，那么它可能就是意识的所在。这并不是什么一无是处的理论可能性。如果我们信服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对二元论和物理主义的反驳，那么即便因果结构主义是一个融贯的观点，罗素—爱丁顿的意识研究方法也将同样具有蓬勃的活力。对因果结构主义的循环论反诘仅仅是提供了一个额外附加的支持。
[1] 人们可能会认为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克服了这些困难。我认为它并没有，见专业性附录B。
[2] 正如我之前的老师盖伦·斯特劳森一直热衷于强调的那样，这里存在的一个困难是，我们很容易退回到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当中，我们会暗中假定我们的经验都是由人脑中的物理性质产生的，而不是真的与之等同。假设你正在闻鱼，如果二元论是错误的，那么对鱼的体验就是此刻你活动着的人脑中内在本质的一部分。在《物的分析》第320页中，罗素生动阐明了这一点：“生理学家在检视一颗人脑时，他看到的东西存在于这位生理学家自身内，而不是他检视的人脑内。如果在生理学家检视时，那颗人脑已经死亡，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但是当它的主人活着时，那他的人脑至少有部分内容是由他的知觉、想法和感觉组成的。”我们还可以从这段引文中看出，罗素并没有完全接受泛心论立场，这一点下面会讨论。
[3] 萨姆·科尔曼（Sam Coleman）就物质内在本质曾提出一个非泛心论的解释：物质内在本质是由非经验的性质构成的（例如参见他的文章Panpsychism and Neutral Mo-nism）。我在我的学术著作《意识与基本实在》中反对这一解释。另一种选项是是否认有必要给物质假设任何一种内在本质，对这一观点的回应参见专业性附录B。
[4] 中立一元论的当代主要捍卫者包括萨姆·科尔曼、汤姆·麦克莱兰（Tom McClel-land）、苏珊·施耐德（Susan Schneider）和丹尼尔·斯图加（Daniel Stoljar）。
[5] 虽然最近对泛心论的兴起是由罗素和爱丁顿的研究引发的，但这一观点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19世纪有点儿像它的全盛期。关于西方哲学中的泛心论历史更多信息，参见David Skrbina的Panpsychism in the West，还有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我和其他人编辑的Panpsychism词条。
[6] 有些人认为，当我们不关注意识而只关注有意识的事物时，组合问题尤其具有挑战性。也许我们可以理解简单形式的意识组合为复杂形式的意识。但是从这一观点来看，特别难理解的是许多有意识的心灵组合形成超意识心灵（überconscious mind）。事实上，萨姆·科尔曼在他的文章The Real Combination Problem中指出，我们无法对心灵组合形成前后连贯的理解。然而，这两种思考组合问题方式的分道而行有些奇怪。在缺乏有意识的心灵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什么它经验到的四处飘荡着的感觉，就好比在没有物体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属于它的四处漂荡着的形状。经验的存在必然包含着经验者的存在（就像形状的存在必然包含着有形状物体的存在）。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微观层面的意识的事实）解释复杂的、宏观层面形式的意识，那我们也就（用微观层面的意识的事实）解释了复杂的、宏观层面的有意识的心灵。我认为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理论似乎有可能实现前者，我们可以据此判断，它们也有可能实现后者。在我的学术性著作《意识与基本实在》中，有更多关于组合问题的细节，包括对科尔曼论证的回应。
[7] 量子力学中有一种解释叫做玻姆力学，与贝尔的发现一致，但是否认存在叠加态。在解释了纠缠和组合问题的联系之后，我会进一步说明玻姆力学在讨论中的作用。
[8] 玛丽·塞莱斯特号（Mary Celeste）是1872年于大西洋上被发现的一艘空无一人的船只，其功能完好，但船长、船员、乘客下落不明。—编者注
[9] 玛丽·塞莱斯特号（Mary Celeste）是1872年于大西洋上被发现的一艘空无一人的船只，其功能完好，但船长、船员、乘客下落不明。—编者注
[10] 在量子力学的玻姆解释中，粒子形成的整体不会大于各部分之和。然而，玻姆力学同时假定了粒子和类波实体，而后者不能简化为微观层面实体的事实。所以，即使从玻姆观点来看，我们也并非生活在一个微观还原论就能解释全部实在的世界。
[11] 前馈连接一般出现在人工智能领域语境中，即前馈神经网络（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在这里每一个层级的单元只接收来自上一个层级单元的信息而不会反馈信息。—编者注
[12] 在第二章的第一条脚注中，我简要地讨论了属性二元论，该观点认为意识是人脑的非物理属性（而不是非物质灵魂）。涌现式泛心论之于上述观点有什么优势呢？在我看来，属性二元论可以说面临着全部传统实体二元论（认同非物质心灵）面临的困境，因为神经科学没有显示出非物理属性有丝毫因果效应。涌现式泛心论认为宏观层面的意识形式是宏观层面人脑状态的内在本质，因此人脑状态的可观察行为可以等同于宏观层面的意识行为，从而避免这些担忧。更熟悉学术文献的人知道，对身心交互问题的担忧围绕着过度决定的威胁：行为最终可能有多个充分原因。默克认为，在涌现情况下，涌现的整体（而非微观层面的部分）是行为的根本原因，从而避免了过度决定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对人脑了解还有限，无法完全排除一种可能：涌现的整体和微观的部分都为决定行为做出了一部分贡献。
[13] 我们还没有详细讨论过中立一元论者，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对所谓的“中立”（即既非物质也非心灵的物质内在本质）给出肯定的、非循环论的描述。例如，萨姆·科尔曼就指出，物质的内在本质由非经验的性质构成。在我的学术性著作《意识与基本实在》中，有更多讨论这些问题的细节，包括对科尔曼论证的回应。
[14] 当然，那些“简单”问题同样难得可怕。关于意识问题的难易之分，参见第二章。2 虽说上一代人总体上信奉物理主义，但还是有一些领军人物对泛心论研究方案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包括盖伦·斯特劳森、威廉·西格尔（William Seager）、托马斯·内格尔、大卫·查默斯（虽然是正式的二元论者，但也认真对待泛心论）、还有戈德哈德·布伦鲁普（Godehard Brüntrup）。
[15] 我认为前两个着力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后两个则可以灵活对待。中立一元论者如萨姆·科尔曼、汤姆·麦克莱兰、苏珊·施耐德与丹尼尔·斯图加认可前三条但不接受第四条。自然主义二元论者如大卫·查默斯、尼达—吕梅林认可前两条但不认同后两条。而我则乐于将它们全部都当作后伽利略革命的同志。
[16] 这种整体主义的定义可以借助被称为“拉姆齐语句”的逻辑工具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