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云冈堡（二）
2022年8月11日
有意思的是云冈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和平初年（460年），比云冈堡的建造时间早一千多年，而云冈石窟中的“云冈”之名恰来自云冈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与近代“重新发现”石窟有关。当云冈石窟20世纪初被“重新发现”时，因为史上并无确切固定的名称，古时这里庞大的石窟群及寺院或称“武州山石窟寺”“灵岩寺石窟”，或笼统地叫“大佛寺”“石佛寺”，等等。
考古学家们按惯例多以“地理方位+景物形象特征”的方式称之。当时与石窟群同处一地、明建清弃的云冈堡以及守堡后人形成的同名村落是明显的地理坐标，“云冈石窟”一词也就顺理成章地为多数考察学者或记述者采用并公之于众。
当行至著名的露天大佛时，导游告诉我，云冈上堡就在这个大佛岸上方，现在遗夯土墙，略呈方形，周520米，堡墙高约9米，墙顶宽约4米，除南堡墙的西部坍塌，其余保存相对较好。该堡开南门，门洞墙基处外露石条5层，外有呈半圆的瓮城，开西门。上堡地处云冈山顶，生活取水不便，遂废弃不用。
下堡就在崖下面这个位置，顺着导游指的方向，我向前寻去。在一段林间小路上，发现镶在地上的一块石碑：云冈堡墙遗址。这个地方应该是残存墙体遗址，现在被小路覆盖了吧。再往前寻找，在一片树林里立着一块石碑：云冈下堡西墙遗址。
石碑注文：“明代云冈堡，原名石佛寺堡，大约始筑于金朝，即为屯兵守边之设。恰证石窟寺衰败之史。二〇〇九年景区环境治理，西堡门土基及其北侧堡墙根被覆土种树。二〇一七年为了留住历史记忆，云冈石窟研究院设计改铺此游步道，或如亡羊补牢之义也。”
下堡位于云冈山前，交通发达，生活便利，加以云冈石窟的名声，逐渐扩大，成为云冈镇的中心村。2009年，为配合大同市云冈大景区规划建设，云冈堡村整体搬迁，存在了500多年的云冈堡下堡就剩目前这条小路和石碑了。
站在下堡遗址石碑面前，思绪万千。在这里，雄伟奇健的北魏造像和厚重沧桑的明长城古堡融为一体，堪称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但凡来到云冈石窟都看见过，现在让我们翻开云冈堡的历史，重温那金戈铁马众志成城抵御外侵的肃杀历史。
明朝嘉靖时期，蒙古部族俺达汗兴起，驻牧于宣大边外，因其所处之地贫瘠，“以故最喜为寇抄”。而此时，大同镇大边、二边俱失守，弃为虏地，镇城“孤悬极边，与胡虏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完全暴露于外。为了加强防御力量，整个嘉靖朝，明廷在大同镇修建军堡49个，云冈堡即在其中。
云冈堡的修筑与“右卫保卫战”有关，而“右卫保卫战”爆发的导火索是“桃松寨事件”。我是在2020年9月21日走长城第一百零六站到右玉右卫古城时看到的这个事件的文史资料。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俺答部族自家发生了一起桃色事件——“桃松寨事件”，俺答汗之子辛爱的小老婆偷人被发现后逃逸，却引起右玉一场长达8个月的血雨腥风，右玉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终取得了守城的胜利。
蒙古部族借故“桃松寨事件”，纵骑掳掠塞内，大同左、右、威远、平鲁四卫诸墩堡尽为攻毁，尤其右卫城被重重包围长达8个月之久。在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右玉城军民团结一致，“悉力捍御”，“士卒无变志”（《明史·鞑靼列传》），誓死不投降，决心与城共存亡。当时的右卫城中“并灶而食，拆屋而爨，号哭之声遍于里巷，势甚倒悬，危在旦夕”。
据明代《平云西碑》记载，从农历九月一直到第二年（1558年）的农历四月，城内将士与百姓断粮，靠吃树皮、皮带生存，右卫城军民在左右无援、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坚守城池8个月之久（《明史·鞑靼列传》记载被围困6个月）。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明廷派兵部尚书杨博亲率大军来解右玉之围。鞑靼兵见右玉城实难攻下，而明朝援军将至，便自动解除了对右玉城的包围，从杀虎口撤出长城。
为什么我对这段历史事件记得这么深刻呢，因为自走长城以来，每到一关一口都要了解长城的历史，自鞑靼与明朝发生战争以来，明军常常失利，士气十分低落，有几次，明军见了鞑靼军队就不战而逃。而右玉城军民却在左右无援、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以少胜多，坚持守城达8个月之久，这在当时来说，实属战争史上的奇迹。右卫军民誓死不投降，决心与城共存亡的精神怎能不让人由衷地钦佩，感动得我泪眼茫茫。(https://www.daowen.com)
右卫城保卫战后，为了加强边防，防止蒙古部族再次进攻，兵部尚书杨博暂时留在大同，整顿军务。当时，“墩堡悉毁于虏，遗一孤城于极塞外”。总督宣大尚书杨博上书言：“大同中、东、西三路，俱当添设墩堡，而西路尤急，请发兵部银三万两修牛心山、云阳铺各旧堡，而别筑新堡于红土铺、黄土坡二处，仍于各堡空内，每四里修墩一座，分军戍之。”其间所修之堡分别为云冈堡、云西堡、云阳堡、牛心堡、黄土堡、红土堡。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五月，六堡全部竣工，用时大约一年。该六堡处于镇城、高山、左卫、右卫之间，扼守由塞外通往大同的交通要道。
据《重修云冈堡记》记载，云冈堡建成之后“设操守一员，把总二员，坐堡一员，招募官五百名”。《三云筹俎考》也有同样记载：“嘉靖三十七年，总督杨、巡抚杨添设永嘉、瓦窑二堡，招募军一千名，马二百匹。是年七月，复添设牛心、云阳、云西、黄土、红土五堡，招募军三千六名，马十二匹。八月添设云冈堡、招募军五百名。”
此云冈堡实乃云冈下堡，位于云冈崖前。云冈堡是在旧堡基础上修筑的，这里原有一座叫作“石佛寺”的废弃旧堡。当时旧堡已经“累年风雨摧坏”，新筑工程“随其规模”，是依照原样进行的重建。云冈堡重修工程始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八月之前，整个工程历时7年。从那时起，才有了“云冈堡”之称，随后云冈石窟也因此定名。
山西大同云冈堡墙遗址
问题来了，为什么后来又建筑了云冈上堡呢？这个原因很简单，稍有军事地理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下堡在窟崖之下，敌人站在崖上进攻根本无法防守。至明万历年（1573—1620年）间，因下堡“地形卑下，北面受敌”，遂于旧堡北崖创筑一堡，“移官军于其内，仍存旧堡以便行旅”，这便是武周山大佛头顶藏着的明朝古堡——云冈上堡的来历。
据李海林《历史为防御蒙古，明朝廷在不到三十年间四次修建云冈堡》介绍，新堡“女墙砖砌，通高三丈五尺，周一里四分零，设操守官一员，所领见在旗军二百一十八名，马一十二匹，火路墩八座”。从此，“新堡既筑，有险可据，且镇城万姓所用煤炭皆仰给于此，有警据险、固守亦足保障”。云冈堡不仅位于大同通往左云的交通孔道，而且处于大同煤炭中心。其东为晋华宫国有煤矿，西面为吴官屯煤矿，周围则遍布小煤矿。因此，云冈堡的修建不仅是控制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为了保障镇城百姓所用煤炭。
从百度百科中的《云冈堡方位还原示意图》中看出，上堡为“只”字形，有下“八”字围墙崖边。下堡反之，有反八字围墙到崖底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造型呢？原来，由于新堡取水困难及为了加强防守，万历十四年（1586年），又把云冈新旧二堡连通。据《三云筹俎考》记载，万历十四年由于“新堡缺水，复于二堡相连，东西修筑连墙二道，中有敌台铺房，万一有警，取水者有所趋避，而戍守者恃为重关，此该堡之两利也”。
两堡之所以相连一是由于新堡地势高，缺水严重，一旦被敌围困，无法取水坚守。所以，在上堡两角修筑两道围墙，作为取水者的安全通道。同时，“崖下还有两道围箍堡城的土墙，亦各有堡门，门洞上镶嵌石刻题额，东曰迎薰，西曰怀远，万历十四年立”。故此，上堡、下堡连为一体，互为掎角，中设敌台、铺房，构成了封闭式的防守体系，成为金汤之势。
百度百科中介绍云冈堡有“怀远”“迎曦”二门，其位置在云冈石窟西部石窟前，以我探访古迹遗址的经验来看，一般城、营、堡、寨的门是最坚固的。最后的遗址也多是门的遗留。这里难道只有西墙的遗址而没有二门的遗址吗？沿小路寻找，突然发现西边草树林中耸立着一个新建的包砖堡垒。这是不是为了旅游重建了个云冈堡呢？过去一看，还真有“怀远”“迎曦”二门。不过这个新堡东南西北建有四门，除了“怀远”“迎曦”二门外，又有“得胜”“镇川”二门。堡子的形制不是古云冈下堡的形制。“得胜”“镇川”也是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堡，民间有“铁打的镇川，纸糊的得胜”之说。看样子这个新建的堡子是集大同长城著名堡门的一个缩影吧！
有人说，云冈是长城与佛教握手的地方，在这里长城的残垣与佛窟对视；在大同左云的八台子村，长城残垣和半壁教堂对视；在长城沿线，关老爷庙与长城共存。中华的长城文化与佛教文化、西方文化、道教文化相遇相伴共生共存，反映了修筑长城并不是要闭关锁国，也反映出中国自古就是吸纳多元文化的国家，包括远隔万里的各大洲文化，因而使得中国文化灿若星辰。长城拥有巨大的胸襟与气度，对待不同的宗教文化是多么包容。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