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她是从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的口中得知卡斯帕·戈德伍德是怎么到罗马来的，这是沃伯顿勋爵离开后第三天的事。在沃伯顿离开罗马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在伊莎贝尔看来比较重要的事——梅尔夫人再次暂时离开罗马，到那不勒斯去和一位快乐的朋友住在一起，那人在波西利波有一座别墅。梅尔夫人不再照应伊莎贝尔的幸福了，而伊莎贝尔也在暗自揣摩，一个最谨慎小心的女人是否也会偶然成为最危险的人物。在深夜里，她有时会产生一些奇怪的幻觉，似乎看到她丈夫和她的朋友——应该说是他的朋友——朦胧不清地融为一体。她好像觉得自己还没能彻底了解她，这位夫人可能向她隐瞒了些什么。伊莎贝尔对这一点是百思不得其解，不时地，一种莫名的恐惧会使她不敢再往下想；因此，当这个有魅力的女人离开罗马之时，她几乎是松了一口气。
她已经从斯塔克波尔小姐那里获悉，卡斯帕·戈德伍德在欧洲。亨利艾塔在巴黎遇见他之后，立刻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他自己从未给伊莎贝尔写过信，尽管他人在欧洲，她想他很可能不想见她。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结婚之前，那一次颇有点绝交的意味，如果她记得不错的话，他曾说过他希望那是最后一次看到她。自那以后，他已成了她早期生活中最不和谐的记忆——事实上也是唯一令她永远感到痛苦的记忆。那天上午，他留给她一些最不必要的震惊，犹如两只船在白天里发生了碰撞。海上没有雾，海水里也没有暗流，也就是说并没有任何因素，让人觉得这次碰撞事故是无法避免的，况且她自己也一心想要把稳船舵。然而，他却撞上了她的船头，当时她的手还握着舵柄，于是——我们不妨把这个譬喻说完——那只轻一点的船受到了损伤，后来，断裂处还不时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见到他真是件可怕的事，因为她相信，他代表着她在这世上所造成的唯一的严重伤害：只有他对她的要求没得到满足。她使得他不快乐，可她也没法阻止这事的发生，他的不幸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在他离她而去后，她还曾气得大哭一场，她也不太清楚自己哭什么；她竭力地想着，那是由于他考虑不周而引起的。他带着不幸来到她身旁，而那时正是她自己幸福完美无缺的时候；他竭尽所能要给她那纯洁无瑕的幸福感蒙上一层阴影。他的脾性并不暴躁，却仍然留给她一个粗暴的印象；不管怎么说，在某些方面他还是比较粗暴。不过，也许这仅仅表现在她那场哭泣和事后的感觉上，这种感觉持续了三四天。
简而言之，他最后一次恳求的影响渐渐消失，在结婚一年后，她就将他从记忆中抹去了。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例证；不得不想着一个对你的看法不好并且怨恨你，而你又无法摆脱的人，那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如果她能像对沃伯顿勋爵的处境的不信任那样，不相信他的处境真的无法改变，哪怕有一丁点的疑心，情况就会不一样了；不幸的是，那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的处境不可更改。无法妥协的现实情形，恰恰是它没有诱惑力的原因。她绝不能像对待那位英国追求者那样，对自己说，这个遭受到感情挫折的人已经得到了弥补。她不相信戈德伍德先生能找到精神寄托，即使他找到了，她认为那也是无足轻重的。一家棉纺厂并不能弥补什么，至少弥补不了没能娶到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痛苦。然而，除此以外，她不知道他还有些什么——当然，他那些内在的优秀品质不能算在其中。哦，他真的很内向，她想象不出他会寻求外援。如果他能扩大棉纺厂的生产规模——她深信这是他得以施展抱负的唯一办法——那就可以另当别论，因为那是一种有创业精神的行动，或者说，对工厂有好处，根本不是因为他希望它能使自己忘却精神创伤的痛楚。这使他的形象显得空乏而黯淡，因而当她回想起这个，或者说领悟到这一点时，便受到了奇特的震动；他缺乏委婉的社交手腕，在高度文明的时代，这种社交手腕普遍地掩盖了人与人接触中的尖锐矛盾。此外，她从未收到过他的来信，也很少听别人提到他的情况，如此彻底地保持缄默，就更让人相信他的孤独处境是千真万确的。她不时地向莉莲打听他的消息，但是莉莲对波士顿那边的情况一无所知，她的想象力跳不出纽约市区这个小圈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伊莎贝尔更频繁地想到他，心里也不再感到很受拘束；她还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到过给他写信。她从未向她丈夫说到过他，从不让奥斯蒙德知道他在佛罗伦萨拜访过她的事，早些时候采取这样一种保留态度，并不是因为对奥斯蒙德缺少信心，而是考虑到这个年轻人所遭受的挫折不是她的秘密，而是他的个人秘密。所以她认为不应该把这些事告诉别人，而且戈德伍德先生的事和吉尔伯特毕竟没有多大关系。说到她从未给他写过信，是出于对他的苦楚的考虑，她似乎觉得自己还能为他做些什么，那就是至少别再打扰他。尽管如此，要是能以某种方法离他更近一些，她还是很高兴的。这并不是因为她突然想到自己曾经有嫁给他的可能性，即使在她看清了现在这个婚姻的后果之后，尽管她经常好沉思，她也从未想过应该嫁给戈德伍德才对。但是，一发现自己陷入困境，他就成了她想用来为自己正名的那些事物的一部分。我已经提到过，她需要一种非常迫切的感觉，认为自己的不幸完全是由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她距死亡的前景还是很遥远，然而，她还是希望能同所有的人握手言和——使她能得到精神上的安宁和平静。她时常想，她同卡斯帕之间还有一件事没有了结，觉得如今她可以了结这件事了，并且同以前相比，面对他要更加容易。然而，当她得知他要到罗马来的时候，还是感到很不安；让他觉察出自己个人情况的这种混乱局面，他会比其他人感到更为难受的——他肯定会有所觉察，就像查清一笔假帐或是诸如此类的事一样。她在内心深处相信，他把他的全部都投入到她的幸福上了，而别人只是投入了一部分。他又是一个她不得不向他隐瞒自己的痛苦的人。然而，在他抵达罗马之后，她又放心了，因为他一连几天都没有来看她。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要守时得多，和她这位朋友在一起，伊莎贝尔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她很看重她们的友谊，既然她坚持认为做到问心无愧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这就足以证明她这个人并不浅薄——光阴流逝，这一点就得到了更好的证明，她们之间奇特的友谊不仅没有淡化，反而大大加深了，那些人曾经幽默地挑剔过这种友谊，他们并不像伊莎贝尔那样与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依然非常醒目惹眼，甚至给忠诚都抹上了英雄主义的色彩。亨利艾塔还是像从前那样热心肠，反应灵敏，富有朝气，依然那么优雅、开朗又正直。她那双惊讶的大眼睛依然明亮如灯火辉煌的火车站一般，丝毫没有改变；她的穿着打扮依然干净利落，她的观点也不失昔日的民族特点。尽管如此，她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改变；伊莎贝尔觉得，她变得不像以前那么爽快了。过去，她从来都是很爽快的，就是一下子被问许多问题，她也能设法将每一个问题都说明得完整而明确。她做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的理由和明确的动机。以前，她到欧洲来是要看看这个大陆，可是现在，由于已经看过了，这已经不能成为她的借口了。她从来没有佯装她这次欧洲之行同考察没落文明的愿望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她这次来却表明她已脱离了旧世界，不再认为自己还受着它进一步的恩惠。“到欧洲来算不了什么，”她对伊莎贝尔说，“在我看来，一个人到欧洲来并不需要那么多理由。留在国内更有意义，那要重要得多。”因此，她不辞辛劳地再次来到罗马，并不是为了做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从前她已经见过并且仔细地考察过这个地方，这次前来仅仅表明了她的亲密友情，说明她明白友情的内涵，说明她像任何人一样有权到这里来。这当然都不错，可是亨利艾塔却显得有些心神不宁；人们可以说，她完全有权显得不安。但是，她到罗马来毕竟有她的主要原因，并不像她嘴上说的那么无所谓。她的朋友很容易就看出了这一点，同时也看出了亨利艾塔对自己的忠诚友谊。她在仲冬季节穿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是因为她猜到了伊莎贝尔的悲哀心情。亨利艾塔猜得中许多事，但是她从未猜得像这次如此毫厘不差。现在，伊莎贝尔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不过即使不称心的事较多，想到自己一向敬重亨利艾塔真是没有看错，她还是暗暗地感到高兴。在怎么对待这位好朋友的问题上，她已经向自己恪守的原则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尽管有所保留，她仍然坚持认为她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挚友。然而，她高兴的并不是没有看错亨利艾塔，她只是颇感宽慰，能向这位挚友倾吐内心的苦闷，这是第一个听到她倾吐心声的人；但她又觉得有些局促不安。亨利艾塔却直截了当地触到了她的痛处，当面责怪她不该这样自怨自艾。她是个女人，一个姐妹，而不是拉尔夫，也不是沃伯顿勋爵或者卡斯帕·戈德伍德，伊莎贝尔可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是的，我是有些自怨自艾。”她非常心平气和地说。她讨厌听到自己说这话，因此尽量说得客观公正一些。
“他对你做了些什么？”亨利艾塔问道，眉头紧蹙，仿佛是在调查一个庸医的所作所为。
“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他不喜欢我。”
“他这个人可是很难取悦的！”斯塔克波尔小姐大声说。“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
“我不能那样做。”伊莎贝尔说。
“我想请教你一句，为什么不能？你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你太骄傲了。”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骄傲，但是我不能将我的过错公诸于众。我认为这么做不合适。我宁愿去死。”
“你不会总是这么想的。”亨利艾塔说。
“我不知道巨大的不幸会使我怎样，不过我似乎觉得，我会永远为此感到羞耻。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我光明正大地嫁了他，我当时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一切都曾经过慎重的考虑，不能就那么轻易地改变现状。”伊莎贝尔又重复了一遍。
“不论能与不能，你已经变了。我希望你的意思不是说你喜欢他。”(https://www.daowen.com)
伊莎贝尔考虑了一会。“不，我不喜欢他。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不想独自保守这个秘密。但这就够了；我不能向众人宣布这一点。”
亨利艾塔发出一阵大笑。“你这样思前想后的，难道不认为自己过于考虑周全了吗？”
“我不是为他考虑，是为我自己！”伊莎贝尔答道。
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对斯塔克波尔小姐不太放心，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仅仅凭直觉，他自然而然地将这位能劝他妻子离家出走的小姐当成自己的敌人。她刚刚抵达罗马的时候，他就对伊莎贝尔说过，希望她不要理睬她那位记者朋友；而她回答说，至少他不用害怕她什么。她对亨利艾塔说，因为奥斯蒙德不喜欢她，就不能请她到家里来吃饭了，不过，她俩可以利用其它方式，很容易就能见面。伊莎贝尔在她自己的起居室里自由自在地接待斯塔克波尔小姐，还经常带她一起乘马车出去兜风。帕茜和她面对面，坐在她对面的位子上，身子略向前倾，带着尊敬的神情凝视着这位著名的女记者；她那聚精会神的样子，有时甚至让亨利艾塔觉得恼火。她向伊莎贝尔抱怨说，奥斯蒙德小姐脸上的那副神情，像是要记住人家说的每一句话似的。“我不想让人那样记住我的话，”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认为我的谈话只适用于当时的情景，就像早报一样。你那个继女坐在那里盯着我看，那样子像是要把所有过期的报纸都保留下来，哪一天再搬出来对付我似的。”她无法使自己对帕茜产生好感，这个20岁的女孩子毫无主动性，沉默寡言，甚至毫无个人要求，这些在她眼中，都很反常甚至怪癖。不久，伊莎贝尔看出，奥斯蒙德本来是想让她为了她朋友的缘故向他求情，稍稍坚持自己的看法和主见，要他接纳她的朋友，那样一来，他就能装出一副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模样。但是，她对他的反对丝毫没有提出异议，这就把过错都推到了他身上——实际上，这就是对别人表示轻蔑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你无法同时享受到对别人施舍同情的荣誉感。奥斯蒙德想得到那种荣誉，却又坚持他的反对意见，这两者是难以调和的。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请斯塔克波尔小姐到罗卡内拉宫来吃一两次饭，那样——尽管他表面上显得不失礼节，他总是彬彬有礼地待人——她自己就可以作出判断，那种场合让他感觉多么不愉快。然而，这两位女士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不好讲话，因而奥斯蒙德就无计可施。只有盼望这位从纽约来的小姐早一天离开罗马。他对他妻子的朋友们都非常不满，这真是件怪事；他不失时机地提醒伊莎贝尔注意这一点。
“毫无疑问，你结识了这些亲密的朋友是件不幸的事；我希望你能交一些新朋友。”有一天上午，他对她说，他这话并不是针对当时的某件具体的事情而发，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出来的，他的口气显出这话来得很突然，而且颇为粗鲁。“我同这些人没有一点点共同语言，仿佛是你特意从这世上挑出来似的。我一直认为你那个表兄是一头傲慢的蠢驴，也是我所知道的最讨人厌的动物。别人还不能这么对他直说，这就更让人无法忍受；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很糟，别人必须让他几分。我好像觉得他身体不好反到成了他身上最大的优势，能让他享受到别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果他真是病入膏肓了，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能证明，但是他好像根本不想那样。至于那位了不起的沃伯顿，我已经是无话可说了。认真地回想一下，他演的那出无礼而可耻的戏可真是世上罕见！他来了，打量着人家的女儿，仿佛她是一套等待出租的公寓住房似的；他拧拧门上的把手，朝窗外看上几眼，在墙上也轻轻地敲几下，差不多在考虑要在这里住下来。你愿不愿意拟定一个契约呢？然后，大概认为房间太小了，他觉得自己不能住在三楼，必须找一间豪华公馆。在这套可怜的小公寓里白白地住了一个月之后，他又走了。不过，斯塔克波尔小姐才是你最妙不可言的大发现。我看她像是一个怪物。见到她，别人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要颤栗起来。你知道，我从来就不承认她是个女人。你知道她让我想到了什么？想到一种新式钢笔，那可真是宇宙万物中最可恶的东西。她说起话来就像一支钢笔在写字一样，没有灵性；顺便问一下，她那些通讯稿是不是写在横格纸上？她的思路和表情以及她的一举一动都像她说话那样呆板无生气。你也许要说，她又不妨碍我什么，因为我见不到她。我是见不到她，可是我听得到她的声音，整天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响，我无法摆脱它。我很清楚她都说了些什么，连她说话时每一个音调变化都一清二楚。她对我说三道四，那些鬼话却让你听得非常舒服。我根本就不愿意想到她在说我，那种感觉就像知道男仆在戴着我的帽子似的，很是恶心。”
正如他的妻子向他担保的那样，亨利艾塔很少谈到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不像他疑心的那么回事。她有许多别的话题，读者也许会对其中的两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她告诉她的朋友，卡斯帕·戈德伍德自个儿发现了她生活得不幸福，但是她那聪明的头脑这回怎么都想不出来，他到罗马来却又不来拜望她，他究竟想给她以什么安慰。他们在街上遇到过两次，但是他好像没有看到她们，当时她们正坐在马车里，而他则有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的习惯，仿佛他一次只想看见一个物体似的。伊莎贝尔望着他觉得似乎前天才见过他一样，在他们那最后一次面晤结束之后，他肯定也是带着那种脸色，迈着同样的步伐走出杜歇夫人住宅的大门的。他身上穿的衣服同那天的也一样，伊莎贝尔还记得他那根领带的颜色；然而，尽管他的外貌依然熟悉，他身上还是有一些陌生的东西，让她又一次觉得他到罗马来了真是挺可怕的。他看上去比过去更魁梧高大，在那些日子里，他无疑是够傲慢的。她注意到，别人从他身旁走过去之后，又回头看看他；而他却笔直地朝前走，高高地昂着头，丝毫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另一个话题与此截然不同；她向伊莎贝尔转告了有关班特林先生的最新消息。他在一年前去过美国，她很高兴地说道，她能殷勤周到地款待了他。她不知道他对此是否很满意，但是，她敢说，这次旅行对他有好处；他走的时候同来时简直判若两人。这次的美国之行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见了世面，知道英国并非就是一切。尽管他这个人非常天真，比一般人心目中的英国人还要天真，在大部分地方他都很受欢迎；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矫揉造作，她不知道他们是否指的是他的天真率直是伪装出来的。他问的有些问题实在是令人扫兴，他以为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农村来的姑娘——或者他是说所有农村姑娘都是女服务员——她记不太清楚了。他似乎不能理解伟大的教育制度，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总的说来，他的态度像是在说每件事都那么复杂，仿佛他只能理解吸收其中的一小部分。他选中的那一部分是旅馆和内河航运系统。他似乎真的被那些旅馆迷住了，每到一家旅馆都要拍照留念。但是，最令他感兴趣的还是河上的轮船；他什么都不想干，只想乘坐那些大轮船航行。他们一起旅游，从纽约到密尔沃基，在沿途最有意思的城市都停留一下；每当他们又要出发时，他都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乘船走。他好像毫无地理常识，以为巴尔的摩是西部的一个城市，总是盼望着到达密西西比河。他似乎从未听说过密西西比河以外的任何一条美国的河流，甚至不乐意承认哈得逊河的存在，不过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它同莱茵河一样长。他们在高级豪华列车车厢里愉快地度过了儿个小时；他老是要那个黑人给他送冰淇淋来，怎么都想不通，在列车车厢里怎么也能吃到冰淇淋。当然，在英国的列车车厢里就没有电扇，也别想吃到冰淇淋、糖果或者任何别的东西！他觉得气温高得令人难以忍受，于是她就告诉他，她确信这是他经历过的最高气温。现在他正在英国打猎，亨利艾塔说是在“游猎”。这些是美国印第安人的娱乐项目，我们早在很久以前就将这种狩猎的乐趣丢掉了。一般英国人似乎都相信，我们身上别着战斧，披着羽毛，但是这种装束同英国人的衣着倒是更加一致。班特林先生可能没时间到意大利来与她会合，不过，她再去巴黎时，他打算也去那里同她见面。他非常渴望能再见到凡尔赛宫；他对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颇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他们俩的看法有分歧；她之所以喜欢凡尔赛宫，是因为人们从那里可以看到旧制度已经被推翻了。现在那里不再有公爵和侯爵了，相反，她还记得有一天看到五位美国人在那里四处游览。班特林先生热心地鼓动她再写一些英国的通讯报道，认为现在她能写得更出色，因为近两三年以来，英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下决心说，如果她再去那儿的话，他会去见他的姐姐潘西尔夫人，这一次她一定会直接收到邀请函的。但是上一次的那个秘密始终没有被揭开。
卡斯帕·戈德伍德终于到罗卡内拉宫来了。他事先给伊莎贝尔写了一张字条，请求她的同意。这立即就得到了许可，那天下午6点钟她会在家里等他。白天里，她一直在想，他来是为了什么目的，他又指望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迄今为止，他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肯妥协让步的人，要么得到他所要求的东西，要么就宁可不要也不会让步。然而，伊莎贝尔的热情接待也是无懈可击，毫不费劲地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骗过了他，使他在心中暗想，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失实。但是她也看出——她相信是这么回事——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失望，她相信，若是换成另一个人，那一个人肯定会大失所望；他来罗马并不是要寻找机会看她的笑话。她一直没弄清楚，他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没有向她作出解释，唯一的解释也许就是他想见见她，换句话说，他是来散散心的。伊莎贝尔急切地顺着这条思路往下想，高兴地发现了一道能驱散这位先生昔日烦恼的公式。如果他是来罗马游玩的，这也正是她所希望的，因为假如他喜欢玩乐，那就说明他的悲伤已经过去了。如果他的悲伤已经过去，一切都已步入正轨，她的责任也就到此为止了。确实，他对自己的这次消遣活动不甚热心，不过他为人一向都很严谨，因此，她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对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很满意。亨利艾塔信任他，可是却得不到他的信任。因此伊莎贝尔就无法从侧面了解他的想法。他很少聊那些泛泛而谈的话题；她回想起几年以前自己曾经这样说过他：“戈德伍德先生谈话很多，但是他不聊天。”现在，他仍然谈话很多；就罗马而言，应该是有很多事可以聊的，但他还像往常一样很少聊天。她认为他的到来可能会使她同她丈夫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要是奥斯蒙德先生不喜欢她的朋友们，戈德伍德先生也无法赢得他的好感，他是她那些朋友当中最先结交的一位。关于他，她没有什么可说的，只说他是认识时间最长的老朋友，这句简单明了的话概括了所有的事实。她不得不把他介绍给吉尔伯特，不可能不邀请他来吃饭，参加她每周四晚上都要举办的宴会，她对这个惯例活动已经感到非常厌倦，但是她的丈夫仍然坚持照常举行，目的不是为了邀请什么人到场，实际上是为了不邀请什么人。
每个星期四的晚上，戈德伍德先生从不缺席，神情庄重，而且到得也很早；他似乎把这个日子看得非常郑重其事。伊莎贝尔不时地感到有些生气，他身上有某种刻板的东西，她想，他大概知道自己不知拿他如何是好。但是她不能说他愚蠢，他一点儿都不愚蠢，他只不过是诚实得不同一般罢了。一个人诚实到那种程度，就显得与别人大不一样，别人对他也就不得不保持同样诚实的态度。在产生后一想法时，她自以为已成功地使他相信了她是一个快乐无忧的女人。他从未怀疑过她生活得无忧无虑，也从未问过她任何个人问题。他与奥斯蒙德相处得比她原先估计的要好。奥斯蒙德非常讨厌别人猜到他心中的想法，碰到这种情况，他会不可避免地让大家失望。出于这个原则，他让自己对这个庄重的波士顿人发生了兴趣，假装喜欢上了这人，别人原本以为他会对这个人态度冷淡。他问伊莎贝尔，戈德伍德先生是否也曾想过要娶她，而且对她没有接受他的求婚感到很惊讶。倘若她嫁的是他，那一定会妙不可言，就好比生活在一座高高的钟楼下面，听得到每一个钟时的钟鸣声，那钟声在高空中发出奇特的震颤。他说他喜欢同这位了不起的戈德伍德谈话，刚开始并不容易，你得爬完一段没完没了的陡梯，登上塔顶；但是，当你到了塔顶，你就能看到一片美好的景色，感受着清风吹拂。我们知道，奥斯蒙德具备一些优良品质，他让卡斯帕·戈德伍德领略到了它们的全部益处。伊莎贝尔能看得出来，戈德伍德先生对她丈夫的看法比他自己原先预料的要好，那天上午在佛罗伦萨他给她的感觉是，他不会对人有好印象的。吉尔伯特多次邀请他来吃饭，饭后，戈德伍德先生和他一起抽一支雪茄，甚至想看看他的收藏品。吉尔伯特对伊莎贝尔说，戈德伍德的见解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他的身体那么强壮，就像一只英国产的皮箱，箱子上有许多永远都不会磨损的皮带和扣环，还有一个极巧妙的保险锁。卡斯帕·戈德伍德喜欢在康派奈平原上骑马，在这项运动上花了很多时间，因此伊莎贝尔大多是在晚上才能见到他。一天，她考虑好之后，问他愿不愿意帮她做一件事情。接着她又微笑着补上一句：
“尽管如此，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权利请你帮忙。”
“你是这世上最有这种权利的人，”他回答说，“我向你做了保证，对别人可从未保证过什么。”
这件事就是让他去看望她的表兄拉尔夫，他正生着病，一个人住在巴黎大饭店，并且让他对拉尔夫尽量亲切一些。戈德伍德先生从未见过他，但是他会知道这个可怜的人是谁，如果她没记错的话，拉尔夫曾邀请他去过花园山庄。卡斯帕清楚地记得那次邀请，尽管大家都认为他的想象力不怎么丰富，他还是能设身处地为这位可怜的绅士着想，理解一个人奄奄一息地躺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去了巴黎大饭店，在被引到花园山庄的主人面前时，看到斯塔克波尔小姐正坐在他的沙发旁边。事实上，这位小姐和拉尔夫·杜歇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种奇特的变化。伊莎贝尔并没有委托她来看望拉尔夫，但是一听说他病得很严重，甚至连门都无法出，她立即就主动前来探望。自那以后，她每天都来看他，始终相信他们俩是冤家对头。“哦，是的，我们是欢喜冤家。”拉尔夫总是这样回答；他还在幽默所允许的范围内，随意地责怪她，说她不该来打扰他，让他烦得要死。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要好的朋友，亨利艾塔感到很奇怪，怎么自己以前从未喜欢过他。拉尔夫仍然像从前一样喜欢她，从未怀疑过她是个极好的伙伴。他们无话不谈，可意见又总是相左；所谓无话不谈指的是什么都谈到了，只是闭口不谈伊莎贝尔，一涉及到这个话题，拉尔夫总是把他那瘦瘦的食指竖到嘴唇边，阻止她说下去。另一方面，他们发现班特林先生是个很好的话题，拉尔夫和亨利艾塔谈论起班特林先生时，能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由于他们的看法必然会有些差异，这种谈论也就得以延续下去；拉尔夫总是拿他开玩笑，把这位和善的前近卫队军官说成是一个十足的马基雅维利。卡斯帕·戈德伍德无法插入他俩的这个谈话，但是等到他和拉尔夫单独相处时，他发现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其他话题可谈。必须承认一点，他们没有谈到刚才走出去的那位小姐；卡斯帕·戈德伍德预先承认说，斯塔克波尔小姐的所有优点全都属实，但是对她就再也不说别的什么了。至于奥斯蒙德夫人，他们也只是在开头提了一下，并没有深谈下去——戈德伍德和拉尔夫一样，也认为这个话题不太保险。他为这个无人能与之媲美的人物感到难过，看到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尽管很古怪但仍然很讨人喜欢，现在却一筹莫展，他感到受不了。但是他还是能做些什么，于是他不断去巴黎大饭店探望拉尔夫。伊莎贝尔似乎觉得自己做了件聪明事，用计将这位多余的卡斯帕支开了，给了他一项工作，把他变成了拉尔夫的保护人。她还有一个计划，一等天气转暖，拉尔夫可以起程回英国，那时就请他护送她的表兄回国。沃伯顿勋爵把拉尔夫带到罗马来，戈德伍德再把他带走，这事显得非常协调，真让人高兴。她现在非常急切地盼望着拉尔夫快些离开罗马，心里总是担心他会死在自己眼前，怕他会死在她家门口的一家旅馆里，而他是难得踏进她家一步的。拉尔夫必须在他自己那亲爱的房子里去世，安息在花园山庄里一间光线幽暗的深长的房间里，微微闪着亮光的窗沿四周攀缘着碧绿的常春藤。在如今的日子里，伊莎贝尔似乎觉得花园山庄有某些圣洁之处，昔日生活中的那一章节再也不能重现了。当她想到她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月，眼眶里不禁充盈了泪水。照我说，她自以为自己的精心安排很巧妙，但是她必须还要竭力使之成功，因为又发生了几件事让她感到为难，像是要同她作对似的。格米尼伯爵夫人从佛罗伦萨来了，带来了她那些行李箱、衣服，也带来了她喋喋不休的闲言碎语和谎言，又开始了那些轻浮的言行举止，吹嘘着她有多少情人的那些奇特而邪恶的故事。爱德华·罗齐尔曾去了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甚至连帕茜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又重新在罗马露面了，一到罗马就开始给她写了一封封长信，只是她一封信都没回。梅尔夫人也从那不勒斯回到罗马，带着一种古怪的笑容问她：“你究竟把沃伯顿勋爵怎么啦？”仿佛这事同她有什么相干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