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善政目标实现
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设立监察委员会既是善政需要，亦含善治取向。“善政”指的是政治清明、政令良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德政是善政的条件，善政是善治的基础，善政也罢，善治也罢，归根结底，在于人民福祉之最优化、最大化。在现实意义上，“善政”可以从静动两个层面解释。所谓“静”，即从静态层面解释，善政可理解为“良好的政治体制”，或优良的治理体系，走向善政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所谓“动”，即从动态层面解释，善政可理解为“善于施政”，或良好的治理，走向善政即趋向善治，即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静态”层面上的善政离不开“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人民监察思想对“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有着重要作用，突出开展司法工作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党的思想路线，这也是监察思想的突出特征。人民监察制度刚刚建立时，在监察工作中坚持“两个路线”是十分重要的，其实质是凸显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董必武同志曾经提出，我们是结合各个阶段所面临的革命斗争形势，结合以往的工作经验总结制定法律，而不是主观、生硬地制定法律。法律并不是少数几个人闭门造车制定的，如果是这样制定的法律，必然是脱离群众且与实际脱节的。[12]董必武同志还就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他提出群众路线不只是我们工作中需要坚持，我们在对任何问题进行分析思考时都需要考虑到权为民所用，都需要基于群众利益进行分析，决策的制定实施也是和群众共同完成的，只要群众认识到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也必然会全力地信任我们、支持我们。[13]
新形势下，监察工作是否能够做好，“两个路线”至关重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所有的决策制定都必须建立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同志对当时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结合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很多十分重要的观点，而且一些观点直到今天依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董必武同志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在当时，他的法治思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对人民监察思想的研究对于当代依宪治国的实施依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善政的基础所在。
二是“动态”层面的善政离不开深化依法治国。人民监察思想脱胎于新中国早期的法制思想，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着深远影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老一辈革命家就对法律的重要性形成了十分清楚的认识，不论是在政权创建还是在巩固阶段，法律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今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针对依法治国提出的新“十六字”方针也是立足此前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等思想经过发展、完善形成的。(https://www.daowen.com)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依法治国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面对当前的新形势，党中央提出必须加快依法治国的推进实施，加快法治国家的建设，这体现了现阶段，党和国家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的重点关注。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倡导的法律至上的观点还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作用。也正是基于该原则，我国历届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完善工作都十分重视，从依法办事到依宪治国，这些理念的提出体现了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进程。
三是监察体制改革促进国家权力结构优化。本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贯彻的是党和国家改革顶层设计，即在党政关系层面，将由“党政分开”转向“党政合体”；关于国家权力结构，转向“五权分隶”架构，实现了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极大优化。结合以往的历史经验我们能够发现，监察权，就其本质来说属于国家权力结构中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第四种权力”。虽然我国没有单独的检察权，但是监察部门与党的纪检部门合署的事实表明，我国现实中存在“四权监督”。基于这个层面的分析，本次我国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回应型变革”，即将以往实践中的事实或者成果提高到法律的高度，赋予监察权以法律上的独立性，与其他四权，即立法、行政、审判、检察是相互独立的，也为其他四权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进行分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将提升国家整体治理能力。在我国现阶段，党的领导、公共服务、发展变革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三驾马车”，相应地，党的执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发展变革能力则构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的三大核心内容。党的执政能力包括党的统摄力、号召力以及团结力。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则是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直接的驱动力，各级监委的设立对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和改善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包含两个核心命题：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参与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未来的国家监察职能必将实现对所有公共服务领域的全面覆盖，因此，要求我们为保证多元供给模式下公共服务的廉洁性和可接受性提供有力支撑。清明的政治环境有助于发展改革能力的不断提升。在当今时代，发展与改革依旧是时代的主旋律。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腐败是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变革的最强阻力。为根治腐败而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会推动国家发展改革能力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