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
对很多国家来说，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挫败仍然不可避免。转型挫败本身固然意味着巨大的成本，但历史来看，这种挫败往往为孕育下一次的成功转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这是胡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名言。胡适先生的理由是“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他以英美民主为例，认为英美的民主政治都发生在“专家政治”之前，因而可以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
胡适先生的意思是说：民主政治是一种较易实行和操作的政治制度，即便是对于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那么，是否确实如此呢？胡适先生尽管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大师，但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却缺少政治上的充分考量。政治不仅是观点的交锋，更是实力的较量；政治不仅是规则的制定，更是规则的执行；政治不仅是高调的理想，更是冷酷的现实。从政治角度看，民主政治并不是一种较易实行和操作的制度，至少不是一种较易实行和操作得好的制度。
从人类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之前无一例外都是威权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是否较易实行和操作，可以首先考察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笔者曾经对18个主要大国民主转型的历史做过简要的统计，结果发现从首次启动民主转型到最终完成民主转型，大约要经历83～90年的时间，而多数国家的转型时长落在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这个区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个国家大约要经历1.5次到1.7次的民主崩溃。由此可见，民主转型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漫长的政治过程。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主转型是一项困难的政治任务。
法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1789年到1958年，法国共经历了五个共和国、两个帝国和两个王朝。这一时期，法国的民主政体经历了两次崩溃、一次外敌入侵和一次政体变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崩溃，是因为1789年之后的政治转型把法国引向了秩序混乱和政治恐怖。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崩溃，是因为首次获得普选权的法国数百万农村选民投票选择了一个独裁者——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尽管不是源自内部的危机，而是由于纳粹德国的入侵，但1870～1940年的法国民主史却与频繁更迭的内阁、短命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二战”之后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历时12年却经历22个政府，最后难以为继，不得不实施重大的政体变更。这样，直到1958年戴高乐创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法国民主才进入了稳定和巩固的时期。
德国的转型更富悲剧色彩。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赋予了25岁以上成年男子投票权。德国的民主政治实践由此开始。1918年，君主制由于“一战”失败而丧失了合法性，德国开始转向共和政体。但是，启动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转型之后，德国经历了局部的暴力革命、政党的恶性竞争、政府的频繁更迭，直至最后议会政治的基本瘫痪。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加上外部的巨大国际压力和世界经济大萧条，高比例的选民开始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1933年后，希特勒的独裁统治逐渐取代了魏玛宪法，德国的民主政体崩溃了。其直接后果是国内的极权统治、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19年到1933年，魏玛共和国经历14年的民主政体之后，人民还是投票选择了希特勒。直到“二战”后美国把民主制度强加于联邦德国，德国才恢复了民主政体。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同样经历了民主转型的挫败和反复。尼日利亚是非洲最早尝试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一，但该国获得独立和实行民主的结果，却是军事政变、国家分裂与内战。时至今日，尼日利亚经历了多次的政体变更、转型和政变，拥有的仍然是一个不稳定的和远非完善的“选举型民主政体”。
民主转型的困难从逻辑上理解，是因为存在三个主要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民主政体初创以后能否运转起来？在一些转型国家，民主的宪法仅仅停留在文本意义上，而没有成为真实政治生活中的宪法。1960年以来，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新兴民主政体在转型的头两年就失败了，主要是因为民主政体根本无法运转起来。(https://www.daowen.com)
造成民主政体无法运转的主要原因通常有两个：一是该国存在严重的政治、经济、族群、宗教冲突，比如1960～1966年的尼日利亚就符合这种情形；二是至少一个主要的政治集团不愿意按照民主的规则来出牌，他们更偏好非民主的规则，一个例子就是中国1912～1916年袁世凯的北洋集团。这些情形会将初创的民主政体置于随时可能倒塌的危险当中。
第二个挑战是民主政体运转起来以后能否产生绩效？很多人之所以信仰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政体会比威权政体产生更好的绩效，比如，更高的经济增长、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少的腐败、更平等的收入和更完善的社会福利。因此，当新兴的民主政体无法达成上述绩效目标时，其合法性就会下降，其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尤其是，如果新兴民主政体不能解决当时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特别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冲突时，就会严重地危及民主的稳定性。比如，拿破仑上台之前的法国政府，就难以克服法国国内的宗教分歧与社会分裂；智利阿连德总统时代的政府，就无法解决不同阶级之间的严重对抗。最后，两国都发生了政体变更。
新兴民主政体无法产生良好的绩效，往往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该国所处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带来的政治经济问题。如果新兴民主政体所处的国家发展滞后、经济高度不稳定、族群宗教冲突剧烈、贫富悬殊，就更难达成良好的绩效。二是新兴民主政体所塑造的国家能力。因此，对新兴的民主政体来说，国家能力建设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第三个挑战是一个能运转、有绩效的民主政体能否得到巩固？民主巩固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的制度化和政治文化的转型。特别是，只有一国的政治文化实现真正的转型，民主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被其公民视为“最佳的政体选择”，而不是“可供选择的政体之一”，民主政体才能实现真正的巩固。在不少国家，民主无法实现巩固，较常见的问题是：民主的、法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不能生根发芽，威权的政治文化仍然大有市场，人们普遍信奉强有力的领袖而不是政治参与和民主制度。
因此，民主政治并不是“幼稚园的政治”。关于民主政治的幼稚园论，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对很多国家来说，民主转型或实行新民主政体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不能应付其中任何一个主要的挑战，民主转型就有可能失败。当然，笔者无意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转型是一项困难的政治任务，以至于根本无法完成。相反，很多即使经历过一次甚至多次民主挫败的国家，后来都成功地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
笔者的目的是提醒读者，民主转型和实行新的民主政体绝非一项轻易就能成功的事业，因而更需要审慎地对待。一方面，新兴民主政体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构成了转型的约束条件，因而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另一方面，民主转型和新兴民主政体的成功有赖于杰出的政治领导力、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灵活的政治策略——当然，这首先取决于民主派政治家的所作所为。
对很多国家来说，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挫败仍然不可避免。转型挫败本身固然意味着巨大的成本，但历史地看，这种挫败往往为孕育下一次的成功转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长期当中，民主转型或新兴民主政体的实践——无论对政治家和政治精英还是普通选民来说——更可能是一个集体的政治学习过程。但是，这种集体学习的过程正如游泳——你只有在水中，才能学会。
（原载于《东方早报》2012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