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驯服统治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王于1199年开始执掌英格兰的王权。随后，约翰王在横跨英吉利海峡的作战中屡次落败，使得英格兰贵族丢失了如今位于法国境内的大片土地。不仅如此，约翰王还要求贵族提供更多的兵役和财力支持。结果，这位“失地王”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贵族的反抗。最终，1215年6月15日，战败的国王被迫在伦敦附近的兰尼米德草地与贵族签署了《大宪章》。

剑桥大学19世纪后半叶享有盛名的法学教授弗兰德里克·梅特兰这样评价道：“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大宪章》理所当然都是一份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文献……（尽管）在许多方面，它所表述的并不是什么新的法律，而反映的是亨利二世时期的做法……（但是）含糊其辞的承诺不再管用，国王的权力及其所受的限制被白纸黑字地确定了下来。”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宪章》研究者詹姆斯·霍尔特也表达了相似的见解：“……即便如此，《大宪章》试图确立的永久规定作为一个整体，鲜明地标示了被统治者的权利和原则，国王应该受法律控制。”

正是借助这内容丰富的63个条款，《大宪章》为君主权力设定了诸多实际的约束和具体的限制。这样，《大宪章》就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份开创性的“驯服统治者”的政治文件。从第1条开始，《大宪章》就规定了君主应尊重教会自由与贵族权利的诸多条款。比如，“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应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克减，其自由将不受侵犯”；贵族身故，其继承人缴纳继承税后“即可享受其遗产”；寡妇在其夫身故后“立即获得其嫁资与遗产”，等等（《大宪章》的中文文本参考了齐延平所著《自由大宪章研究》中的译本）。这些条款试图在国王与教会之间、国王与贵族之间划定权利的边界，防止国王根据自己的狭隘利益或个人好恶来处置与教会、贵族利益相关的事务。

《大宪章》第39条则被视为一个影响最为深远的法律条款，直至今天仍然是普通法系的一项重要原则。该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等地位之人根据这块土地上的法律作出合法裁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形式的损害。”这一条款关乎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谁有权决定贵族与臣民是否有罪并有权对他们施以惩罚？是国王还是法律？这一条款给出的答案是法律。约翰从1199年获得王位到1215年，曾经多次试图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处置贵族（包括他们的财产）。比如，1213年约翰就对英格兰北部的贵族发动过讨伐战争，原因是这些贵族不愿满足其更多军事援助的要求。这样，在贵族看来，约翰的统治就沦为基于个人好恶和意志的统治。因此，此时确立《大宪章》第39条对英格兰的政治与法治大有裨益。一方面，它明确了国王不能根据个人意志来进行司法判决的原则；另一方面，它成了后来“人身保护令”的起源。(https://www.daowen.com)

“驯服统治者”的政治原则还要求，当国王采取错误做法时，法律应能提供必要的救济。《大宪章》的若干条款对当时约翰的错误做法进行了纠正。比如，《大宪章》第47条、第48条要求废除不必要的王室林地；第52条规定所有未经贵族合法裁决而被国王剥夺的土地、城堡、自由或合法权利，均应立即归还。这些条款的意涵是：当统治者侵害被统治者的权利和自由时，法律应该为此提供救济。《大宪章》以公开的法律条款对国王的错误进行纠正，不仅提供了一种及时有效的救济，而且声张了这样的原则——即便贵为国王，亦应服从法律。

此外，当时倍受国王滥用权力之苦的贵族很是深谋远虑，他们还想到了一个更为长远的问题：如果国王违反《大宪章》，又该如何应对？因此，《大宪章》第61条规定，赋予25名男爵监督国王恪守《大宪章》诸条款的权利。该条款还规定，倘若国王违反《大宪章》，“此25名男爵即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权力，以一切方法向余（国王的自称）等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余等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直到国王的错误得以改正。当然，该条款规定了国王、王后及其子女的人身不应受到侵犯。这一条款明确了《大宪章》的监督机制，即贵族团体此后有权监督国王遵守法律和恪守契约；并且在国王执意采取错误做法时，拥有包括武力在内的合法反抗权利。

这样，《大宪章》就通过上述机制确立了“驯服统治者”的原则：一是为统治者权力设限；二是强调法律至上和正当程序；三是明确纠错与救济机制；四是确立监督团体与承认合法反抗权。当这些机制发生交互作用时，统治者的权力就有可能被装进了“宪章的笼子里”。当然，这一均衡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贵族团体相对于国王的武力均势，甚或武力优势。但不管怎样，自1215年后，英格兰“新政治”的基础性原则已经在大不列颠的地平线上隐约浮现。

尽管《大宪章》很快就被约翰王单方面废除了，但是此后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的400多年，众多英格兰国王或出于尊重传统，或迫于贵族团体的压力，曾反复宣誓恪守《大宪章》。按照活跃于17世纪的英格兰著名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的说法，《大宪章》其后不断地被历代英格兰国王所确认，次数竟达32次之多。正是借助于此，《大宪章》以其独一无二的方式进入英国近现代的政治史，并成为塑造英国新政治传统的关键元素。1688年之后，英国逐渐确立了君主立宪与议会主权的政治“新常态”，其源头则一直可以追溯至1215年《大宪章》所确立的政治原则，即“驯服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