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此，弗雷德里克开始过一种可悲的生活。他成为阿尔努家的门客。
家里有谁不舒服，他一天来探望三次；他去找调音师来给钢琴调音，挖空心思大献殷勤；玛尔特小姐和他赌气也好，小欧仁总用脏手摸他的脸也好，他始终和颜悦色地忍受。他和阿尔努一家人常常一起吃晚饭，先生和夫人面对面坐着，互相不说一句话；要么阿尔努发些可笑的议论，惹他妻子生厌。饭一吃完，阿尔努到房间里和儿子玩耍，躲在家具后面捉迷藏，或者把儿子驮在背上，像那个贝恩人[47]一样在地上爬。终于，他走了；她立即无休无止地抱怨起阿尔努来。
令她愤慨的倒不是他的恶劣品行。看上去她由于心高气傲才感到痛苦。显得十分厌恶这个不高尚、不自尊、不体面的男人。
“要不他就是疯子！”她说。
弗雷德里克巧妙地套她的心里话。不久，他便知道了她的全部身世。
她的父母是夏特勒的小资产者。有一天，阿尔努在河边画画（那时他自以为是画家），她正从教堂出来，被他瞥见了，他向她求婚。她家里看他有钱，便毫不迟疑地应允了。再说，他发狂似的爱她。她补充说：
“天呀！他现在还爱我！他有他的爱法！”
婚后头几个月，他们漫游了意大利。
阿尔努面对风景和名画热情洋溢，尽管如此，除了抱怨酒不好，同一些英国人组织野餐消遣外，他终日不做别的事。由于转卖几幅画尝到了甜头，他做起了艺术品的买卖。后来，他又着迷地经营一家陶瓷厂。目前，他还试图做其他的投机生意。他越来越俗气，养成了言行粗鲁、挥霍无度的习惯。她责怪他身上的毛病，更责怪他的所作所为。任何改变都不可能发生，她的不幸是无法补救的。
弗雷德里克说他的生活也是不成功的。
不过他还十分年轻。为何绝望呢？于是她给了他一些忠告：“工作吧！结婚吧！”他报以苦笑。他没有讲出悲伤的真正原因，却捏造了一个，一个高尚的理由；他装得有点像那个被诅咒的安东尼[48]，只在语言上像，这种语言倒没有完全歪曲他的思想。
有些男人欲望愈强烈，行动愈难于实施。他们缺乏自信，因而缩手缩脚；他们担心惹人讨厌，因而惊恐万分。况且，深厚的情感好比正派的女人；她们生怕被人发现，一辈子总低着眉眼走路。
弗雷德里克对阿尔努夫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或许正因为如此），比以前更怯懦了。每天早上，他都发誓要把胆子放大。一种难以克制的腼腆却叫他胆子大不起来；他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因为这个女人不同于其他的女人。凭借梦想的力量，他早已把她置于凡人之外。在她身边，他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微不足道，还不如从她剪子上掉下来的碎绸子。
随后，他想干出惊世骇俗、荒诞不经的事，比方深夜用麻醉品和仿制的钥匙搞突然袭击。在他看来，无论做什么，都比承受她的蔑视更容易。
况且，她的孩子，两个女用人，房间和布局，全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因此，他决心独自占有她，一起逃到遥远的地方，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甚至寻觅去哪个澄碧的湖上，到哪个温暖的海滩，是西班牙、瑞士呢，还是东方。他故意挑她似乎火气更大的日子，告诉她必须摆脱目前的局面，想出一个办法，而据他看，除了分手外，别无他途。但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她绝不会采取那样极端的行动。看她如此贤惠，他对她更加敬重。
每天下午，他用来回想头天的拜访，企求当晚的拜访。每逢不在他们家吃晚饭的日子，九点钟光景，他就在街角守望；等阿尔努拉开大门后，他急忙爬上三楼，神色天真地问女用人：
“先生在家吗？”
然后装出没有找到他而吃惊的样子。
阿尔努时常冷不防回家来。于是，弗雷德里克只好跟着他去圣安娜街的小咖啡馆，现在雷冉巴尔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
这位公民先要发泄对王权的不满。随后他们东拉西扯，友好地对骂几句。制造商把雷冉巴尔当作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看他白白耗掉才华很伤心，常拿他的懒惰取笑他。公民认为阿尔努感情充沛，想象力丰富，但实在太缺德。因此他待阿尔努毫不容情，甚至拒绝去他家吃饭，因为他“讨厌客套”。
有时，临到分手的时候，阿尔努突然饿得发慌，“需要”吃盘炒鸡蛋或炸土豆条。可是咖啡馆向来不卖这些食品，阿尔努打发人去买。大家等着。雷冉巴尔没有走，终于咕哝着同意吃点东西。
然而他心情悒郁；面对一杯半满的酒，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上天不按他的主张管理世事，他变得多愁多虑，甚至再也不愿读报，一听到英国二字便咆哮起来。有一次，有个侍者招待不周，他就大声嚷嚷：
“难道我们受外国欺侮还不够吗！”
除去这些发作外，他通常沉默寡言，思考“如何万无一失地把整个店铺炸平”。
雷冉巴尔陷入沉思时，阿尔努带着微醉的目光，用单调的嗓音讲述难以置信的轶闻趣事，由于他镇定自若，在这些事情上总是大出风头。弗雷德里克觉得阿尔努有几分吸引力（大概由于深层的相似），他责备自己的这种偏爱，认为他恰恰应该恨阿尔努才对。
阿尔努在他面前唉声叹气，抱怨妻子脾气不好，固执己见，不公正地先入为主。以前她可不是这个样子。
“换了我，”弗雷德里克说，“我就给她一笔生活费，自己独自过日子。”
阿尔努不答腔；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夸奖妻子。她善良、尽职、聪明、贞洁；讲到她身体上的优点，他大谈特谈其中的妙处，就像那些在客栈炫耀自己财宝的冒失鬼。
一场大祸使他失去了平衡。
他进入一家高岭土公司，当监督委员会的委员。由于人家讲什么，他就信什么，签署了几份不准确的报告，未经核实批准了经理伪造的年度存货盘存表。不巧，这家公司倒闭了，阿尔努负有民事上的责任，最近法庭宣判，他和其他几个负责赔偿损失；他为此损失近三万法郎，而判决理由更加重了他的损失。
弗雷德里克在报上读到这条消息，便匆匆朝天堂街跑去。
他在阿尔努夫人的卧室受到接待。正是用早餐的时刻。靠近火炉的独脚小圆桌上，摆满一碗碗牛奶咖啡。地毯上零乱地丢着几双旧拖鞋，扶手椅上搭着几件衣服。阿尔努穿着短裤头和针织上衣，两眼发红，头发蓬乱。小欧仁正害腮腺炎，一边哭，一边啃他的面包片；他姐姐安静地吃着；阿尔努夫人的脸色比平日更苍白，正侍候着他们三人用餐。
“唉！”阿尔努长叹一声，说道，“您知道了！”
见弗雷德里克做了一个同情的手势：
“啊！我信任别人，却害了自己！”
接着他一声不响；他心情那样沮丧，连早饭也不想吃。阿尔努夫人抬起眼睛，耸了耸肩膀。他用手摸了一下额头。
“说到底，我没有罪。我无可指摘。这是飞来横祸！总有出头之日的！啊！说真的，算了！”
他到底还是听了妻子的恳求，拿起一块奶油圆球蛋糕吃起来。
晚上，他执意在金房子餐厅订了雅座，单独与妻子共进晚餐。阿尔努夫人根本不懂这个多情的举动，甚至以为他把她当作轻佻女人，心里很生气。其实恰恰相反，对阿尔努来说，这倒是一种恩爱的表示。饭后，他心里烦闷，便到女元帅家散心去了。
直到如今，由于他性情憨厚，别人在许多事情上都不与他计较。这场官司一下子把他归入有污点者之列。他的家变得门可罗雀。
弗雷德里克顾情面，认为应当比以往更密切地与他们交往。他订了意大利剧院楼下的一个包厢，每星期带他们去看一次戏。然而，他们夫妇貌合神离的关系已到达这样一个阶段：从原先的彼此迁就中，滋生出难以克制的厌倦情绪，使生活变得难以忍受。阿尔努夫人竭力忍着不发作，阿尔努也阴着脸；看见这对不幸的人，弗雷德里克很伤心。
阿尔努夫人信任弗雷德里克，委托他调查阿尔努的商务活动。但是他感到羞愧，吃阿尔努家的饭，又妄想得到他的妻子，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然而他依旧这样做，还借口他应该保护她，总有一天他会对她有用。
舞会后过了一周，他去拜访当布勒兹先生。金融家建议他购买二十股煤矿企业的股票；弗雷德里克以后再也没去过他家。戴洛里耶给弗雷德里克写过几封信，他一封也没回复。佩勒兰邀他去看那幅肖像，他总予以回绝。但是他对西齐让了步，西齐总缠着他，想结识萝莎奈特。
她非常亲切地接待了他，但是没像以前那样跳过来搂住他的脖子。他的同伴很高兴来到一个不贞洁女子的家里，尤其高兴同一位演员聊天；戴马尔恰好也在。
戴马尔曾在一出戏里扮演农夫，他把路易十四教训了一顿，并预言了八九年的革命。他的表演那样引人注目，结果人家不断叫他演同类的角色；如今，他的职责就是嘲弄世界各国的君主。他扮演英国的啤酒批发商，痛斥查理一世[49]；扮演萨拉曼卡[50]的大学生，诅咒腓力二世[51]；或者扮演感情容易冲动的父亲，对蓬巴杜尔夫人义愤填膺，这是最精彩的！男孩子们为了见他，站在后台门口等候；他的传记在幕间休息时出售，把他渲染成侍奉老母、念福音书、帮助穷人的人，总之，把他渲染成圣徒万桑·德·保尔[52]，布鲁图斯[53]和米拉波。人称“我们的戴马尔”。他身负使命，变成耶稣基督了。
这一切迷住了萝莎奈特；她毫不在乎地甩掉了乌德里老爹，因为她不贪财。
阿尔努了解她，长期利用这一点，只花少量的钱供养她。老头子插了进来，他们三人都注意不把话讲穿。后来，阿尔努以为她打发走另一个人仅仅是为了他，便增加了她的生活费。但是她再三提要求，次数频繁得令人费解，因为她过日子并不大手大脚。她甚至卖掉了开士米披肩，据她说是为了还清旧债。阿尔努总是有求必应，她给他喝了迷魂汤，毫不留情地利用他。这样，发票和印花票据雨点般地落到他家来。弗雷德里克预感不久会大闹一场。
有一天，他来看阿尔努夫人。她出门了。先生在楼下商店里工作。
果然，阿尔努站在大瓷花瓶中间，正在唬一帮新婚夫妇，外省的资产者。他大谈车削和镟坯，纹饰和施釉；那些人不愿露出一窍不通的样子，连连点头称是，并且买了东西。
顾客们一出门，阿尔努便说早上他和妻子发生了小小的口角。为了防备她对开销说三道四，他声称女元帅不再是他的情妇。
“我甚至告诉她萝莎奈特是您的情妇。”
弗雷德里克十分生气；可是责备他有可能泄露内心的秘密，他结结巴巴地说：
“啊！您错了，大错特错！”
“这有什么要紧？”阿尔努说，“被人当作她的情夫有什么不光彩的？我呀，我正是她的情夫！您不高兴当她的情夫？”
莫非她说出去了？这是一种暗示？弗雷德里克急忙回答道：
“不，才不是呢！恰恰相反！”
“那是怎么一回事？”
“是的，不错！这毫无关系。”
阿尔努又说：
“为什么您不再到那儿去了？”
弗雷德里克答应一定去。
“啊！我倒忘记讲了！您谈到萝莎奈特时……应当……向我妻子透露点什么……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您会找到的……叫她相信您是萝莎奈特的情夫。我求您这样做，就算帮我一个忙，行吗？”
年轻人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鬼脸，算是回答。这样无中生有会毁了他。当晚他就去他家，发誓说阿尔努讲的是假话。
“真是这样？”
他看上去很诚恳；她大大舒了一口气，嫣然一笑，对他说：
“我相信您。”然后她低下头，没有望着他，说道：
“再说，谁都无权过问您的事！”
这么说，她什么也没有猜到，她不把他放在眼里，既然她并不认为他有可能爱她爱到忠贞不渝的地步！弗雷德里克忘记自己曾试图勾引另一个女人，觉得阿尔努夫人这句话是对他的侮辱。
随后，她求他不时去“这个女人家”，看看情况。
阿尔努突然进来了。过了五分钟，他执意把弗雷德里克拉到萝莎奈特家去。
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公证人的一封信分了他的心，公证人将在次日给他寄来一万五千法郎。为了弥补他对戴洛里耶的怠慢，他立即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戴洛里耶。
律师住在三玛丽街六层楼上，房间朝着院子。他的事务所是间斗室，铺了方砖，寒气袭人，贴了淡灰色的墙纸，主要的装饰是他做博士论文获得的一枚金质奖章，摆在靠镜子放的一个乌木框里。一只桃花心木的玻璃书橱，藏有近百册书。房间正中的写字台上铺着软羊皮。四把绿丝绒面的旧扶手椅，占据房间的四个角落。壁炉里刨花熊熊燃烧，旁边总放着一捆木柴，一听铃响，马上就可点着。这时正是咨询时间；律师戴着一条白领带。
听到一万五千法郎将到手的消息（他大概已不指望了），他高兴得傻笑起来。
“好，我的朋友，好，非常好！”
他朝火里扔了几块木柴，又坐下来，立即谈起办报的事。首先要做的是甩掉于索奈。
“这个傻瓜把我烦死了！至于想传播一种主张，依我看，最公正、最有力的办法，是没有任何主张。”
弗雷德里克好像怔住了。
“一定是这样！该是科学地对待政治的时候了。十八世纪的老前辈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卢梭和文人们把博爱、诗歌和其他谎言塞到政治里去，令天主教徒欣喜若狂。再说，这是天然的联盟，因为现代宗教改革家个个相信默启（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你们为波兰做弥撒；如果你们用浪漫派的上帝——一名织毯工，取代多明我会的上帝——一名刽子手；最后，如果你们的绝对观念不比祖辈的更开阔，那么君主制将会从共和政体的形式中冒出来，你们头上的红帽子将永远只是教士的圆帽！不同的是，监禁将会取代酷刑，对教会的凌辱将会取代亵渎圣物，欧洲的一致将会取代神圣同盟。这个受到赞美的好秩序，由路易十世朝代的残骸和伏尔泰学说的废墟构成，外面刷了一层帝国的白灰浆，并点缀上英国宪法的断章残片。在这个秩序下，人们将看到，市议会竭力欺侮市长，省议会欺侮省长，两院欺侮王上，新闻界欺侮政府，行政部门欺侮大家！善良人对《民法》赞叹不已，可是不管怎么说，它是按照褊狭和专制的精神炮制出来的。立法者非但不尽其职，匡谬正俗，反而企图像利居尔格[54]那样塑造社会！家长立遗嘱，法律为什么为难他？强行拍卖不动产，法律为什么设置障碍？流浪连违章都算不上，法律为什么当作不法行为来惩罚？诸如此类，还有不少！我全知道！所以我要写一篇不长的小说，名为《公正观念史》，它一定很有趣！不过我口渴得要命，你呢？”
他把身子探出窗外，叫门房去小酒馆买些掺热糖水的烈酒来。
“概而言之，我看有三个党派……不！三个组织，其中没有一个引起我的兴趣：有产者的组织、失去财产者的组织和想方设法拥有财产者的组织。三方一致愚蠢地对权力顶礼膜拜！比方说：马布利劝告人们阻止哲学家发表他们的学说；几何学家乌龙斯基先生[55]用他的语言称书报检查是‘对思辨自发性的批判性镇压’；昂方坦神甫[56]庆幸哈布斯堡家族[57]‘从阿尔卑斯山上伸过去一只有力的手压制意大利，皮埃尔·勒鲁[58]硬要你们听一个人演讲，而路易·勃朗倾向于建立一种国教，因为庶民那样热衷于当政！这些组织尽管有永恒的原则，但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原则的意思是本原，所以必须始终依靠革命、暴力行动和过渡行为。我们组织的原则就是民族主权，它包括在议会的形式中，尽管议会不承认！但是，人民的最高权力比神权更神圣在哪里呢？二者都有名无实！形而上学搞得够多的了！幻影似的东西别再提了！叫人扫大街用不着教条！有人会说我要推翻社会。那又怎么样？这有什么害处？其实，社会并不干净！”
弗雷德里克本来有许多话可以驳斥他，但是见他的论调大大有别于塞内卡尔的理论，也就宽而待之了。弗雷德里克只反驳了一句：这样的制度会给他们招来普遍的仇恨。
“恰恰相反，我们将向每个党派保证仇视它的邻党，这样所有党派都会依靠我们。你呢，你也出点力，给我们写些出色的评论！”
必须攻击固有的观念、法兰西学院、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戏剧学院、法兰西喜剧院，一切类似于机构的东西。这样，他们将给他们的杂志一整套学说。等杂志出了名，就突然把它改为日报；到那时，他们再抓住人做文章。
“我们会受人尊敬，你放心吧！”
戴洛里耶正在实现当总编辑这个由来已久的梦想，就是说即将享受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指挥别人，大刀阔斧地删改他们的文章，约稿和拒稿。他的两眼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他情绪激昂，不由自主地把一小杯一小杯的酒接连喝下去。
“你应该每周请一次客。这是决不可少的，哪怕得破费你一半收入！大家会乐意来的，对别人这是一个中心，对你是一根操纵杆；从文学和政治这两头操纵舆论，不出半年，你看吧，我们将在巴黎占据显要地位。”
弗雷德里克听他这样讲，觉得自己精神焕发，仿佛一个久居室内的人被抬到了露天。这种热情感染了他。
“是啊！我过去是懒虫，是呆子，你讲得有道理！”
“好极了！”戴洛里耶叫起来，“我的弗雷德里克又回来了！”
接着，他用拳头抵住弗雷德里克的下巴：
“啊！你曾经叫我感到痛苦。这没什么！我依然喜欢你。”
两人站着，你看我，我看你，都动了情，正要拥抱。
这当儿，前厅门口出现了一顶女人的便帽。
“你怎么来了？”戴洛里耶说。
她是克莱芒丝小姐，他的情妇。
她回答说，她偶然路过他家，忍不住想看看他；为了同他一道吃点东西，她给他带来一些点心，说着把点心放在桌上。
“留神我的文件！”律师声音刺耳地说，“我可是第三次禁止你在咨询时间上我这儿来了。”
她想拥抱他。
“好！走吧！快点！”
他往外推她，她放声大哭。
“啊！你真叫我厌烦，咳！”
“那是因为我爱你！”
“我不要人家爱我，我要人家乐于帮助我。”
这句话那样无情，止住了克莱芒丝的眼泪。她伫立窗前，一动不动，额头贴在玻璃窗上。
她的态度和沉默惹恼了戴洛里耶。
“你哭完了，就叫辆车，是吧？”
她猛然转过身来。
“您赶我走！”
“一点不错！”
她抬起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盯住他看，大概想最后再求他一次。然后把她的格子花呢披肩的两端打了个结，又等了片刻，这才走了。
“你应该把她叫回来。”弗雷德里克说。
“算了！”
戴洛里耶有事要出门，便走进厨房兼盥洗室。石板地面上，一双靴子旁边，丢着一顿粗劣午餐的残羹剩饭；被褥卷起来，放在屋角的地上。
“这向你表明，”他说，“我极少接待侯爵夫人！没有她们也过得去，真是！没有其他女人也一样。不花你分文的女人占用你的时间；而时间是另一种形式的金钱；我可不是有钱人！再说她们全是蠢货，十足的蠢货！您呢，你能同一个女人交谈吗？”
他们在新桥拐角上分了手。
“这样，就说定了！明天你一收到钱就给我送来。”
“一言为定！”弗雷德里克说。
第二天一觉醒来，他收到邮寄来的一万五千法郎银行支票。
这张纸头在他看来是十五大袋钱；他暗想，用这样一笔钱，他首先可以再把马车留用三年，而不必被迫不久将它卖掉；或者买两副伏尔泰滨河路见到过的嵌金银丝的漂亮盔甲，还可以添置大量东西，买画，购书，送给阿尔努夫人许许多多束鲜花，许许多多件礼品！总之，干什么都比为这份报纸冒险，白白扔掉偌大一笔钱要强！他觉得戴洛里耶自以为是，头天的冷漠令他寒心。弗雷德里克正在后悔的当儿，吃惊地看见阿尔努进来了。阿尔努好像不堪重负，重重地坐在了床沿上。
“出什么事了？”
“我完了！”
他当天必须付给圣安娜街的公证人博米奈先生的事务所一万八千法郎，这笔钱是向某个叫瓦纳鲁瓦的人借的。
“真是无妄之灾！我是抵押货款，他应该放心才对呀！可是他威胁我，如果今天下午，也就是不马上付给他这笔钱，法院就会发出支付催告！”
“然后呢？”
“然后，这很简单！他将让法院剥夺我的房产所有权。告示一贴，我就破产了，就这样！啊！如果能找到一个人替我先垫上这笔该死的款子，由他取代瓦纳鲁瓦，我就得救了！您是不是正巧有这笔钱呢？”
汇款单就放在床头柜上一本书的旁边。弗雷德里克拿起书盖在上面，回答道：
“哎呀，没有，亲爱的朋友！”
但是，拒绝阿尔努，他心里不受用。
“怎么，您找不着一个人愿意……？”
“没人愿意！您想想看，再过一周，我就会有进项！人家欠我……也许是五万法郎，月底到期。”
“您不能求那些债户提前还钱吗？……”
“唉！那怎么行！”
“您没有证券、期票什么的？”
“没有！”
“怎么办呢？”弗雷德里克说。
“我正琢磨呢！”阿尔努接口道。
他不吭声了，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天哪！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的孩子们，为了我可怜的妻子！”
接着，他一字一顿地说：
“好吧……哪天我狠狠心，把这一切都带走……到外面发财去……说不定去哪儿！”
“那不行！”弗雷德里克叫喊起来。
阿尔努神色平静地应道：
“现在我怎么在巴黎活下去呢？”
随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沉默。
弗雷德里克开口说：
“这笔钱，您什么时候还？”
并非他有钱；恰恰相反！不过他可以找朋友，活动活动。于是他拉铃叫仆人来侍候他穿衣服。阿尔努连连向他道谢。
“您需要一万八千法郎，是不是？”
“噢！一万六就行了！因为我的银器总可以卖到两千五，三千法郎，如果瓦纳鲁瓦允许我延期到明天的话。我再向您重复一遍，您可以向放款人担保发誓，再过一周，也许再过五六天，一定还钱。再说有抵押担保哩。所以是没有危险的，懂吗？”
弗雷德里克说他懂，并且马上就出门。
他待在家里，咒骂着戴洛里耶，因为他既想信守诺言，又想给阿尔努帮忙。
“我去找当布勒兹先生怎么样？但是以什么借口向他借钱呢？相反，该是我带钱去他家，还他煤矿股票的钱才对！啊！让他和他的股票一块见鬼去吧！我又不欠他的！”
弗雷德里克为自己的独立洋洋自得，好像拒绝了当布勒兹先生给他帮忙似的。
“好吧，”随后他想，“既然我在这方面有损失——因为，用一万五千法郎，我可以赚十万！在交易所，这种事时有发生……那么，既然我对一方食言，我不就自由了吗？……再说，让戴洛里耶等着好啦！——不，不，这不好，去办吧！”
他望了望挂钟。
“啊！不用急！银行五点才关门。”
到了四点半，他已经把钱取出来了：
“现在去没用！我找不到他的；今晚再去！”这样，弗雷德里克给自己留了一条改变决定的后路，因为讲了那么多歪理，良心上总有点不安，好像喝了劣酒，余味犹存。
他逛了一阵马路，独自在餐馆里吃了晚饭，然后又到剧院看了一幕通俗笑剧散心。但是身上带着那些钞票。他觉得不自在，仿佛是偷来的一样。即便丢了，他也不会难受的。
回到家中，他发现有一封信，信上这样写着：
有什么消息？
亲爱的朋友，我妻子和我不胜期待，云云。
祝好！
信尾是缩写的签名。
“他妻子！她求我！”
就在这时，阿尔努来打听是不是已经筹到那笔急需的款子。
“瞧！那不是吗！”弗雷德里克说。
二十四小时后，他答复戴洛里耶：
“我什么也没收到。”
律师接连来了三天，催他写信给公证人，甚至提出亲自去一趟勒阿弗尔。
“不！用不着！我自己去！”
一星期过去了，弗雷德里克怯怯地向阿尔努先生讨还一万五千法郎。
阿尔努推到第二天，然后又推到第三天。弗雷德里克怕戴洛里耶突然来找他，深更半夜还在外面踯躅。
有天晚上，一个人在玛德莱娜教堂拐角处撞了他一下。这人正是戴洛里耶。
“我去取那笔钱。”他说。
于是戴洛里耶，陪他一直来到普瓦索尼埃城关一幢房屋的门口。
“等我一下。”
戴洛里耶等着。过了四十三分钟，弗雷德里克终于和阿尔努一起出来了，他向戴洛里耶示意再耐心等一会儿。陶器商和他的同伴臂挽着臂走上奥特维尔街，然后又转到夏布罗尔街。
夜色深沉，和风阵阵。阿尔努缓步而行，谈着“商业长廊”：这是一排排有顶篷的商业摊点，将从圣德尼大街一直延伸到夏特莱；这是一项极好的投机，他很想参加。他不时停下脚步，隔着店铺的玻璃窗望望俏女工们的面孔，然后再接着往下讲。
弗雷德里克听见身后戴洛里耶的脚步声，仿佛是一声声责备，对良心的一下下捶打。但是他不敢开口索债，怕难为情，担心讨也没用。另一个人走近了。他下了决心。
阿尔努用十分坦然的语气说，他没有收回账，目前无法还他一万五千法郎。
“我想，您不需要这笔钱吧？”
这时，戴洛里耶走上前来，把弗雷德里克拉到一边：
“有话直说，你究竟有没有那笔钱？”
“那好，没有！”弗雷德里克说，“我没有这笔钱了！”
“啊！怎么没有的？”
“赌输了！”
戴洛里耶二话没说，深深鞠了一躬，走了。阿尔努乘这功夫去烟草专卖店点燃了一支雪茄烟。他回来时问这个年轻人是他什么人。
“啥也不是！一个朋友！”
三分钟后，来到萝莎奈特家门口，阿尔努说：
“上去吧！看见您她一定很高兴。您现在这么不爱交际了！”
对面的一盏路灯照着阿尔努；他在两排白牙间含着雪茄，一副快乐的样子，弗雷德里克有点看不下去。
“哦！我想起来了，我的公证人今早到您的公证人那儿办了抵押手续。是我妻子提醒我的。”
“一个有头脑的女人！”弗雷德里克不由自主地说。
“敢情！”
阿尔努又开始夸她。她机智，善良，节俭，无人可比。他两眼滴溜溜转着，低声又补了一句：
“那女性的胴体才无与伦比呢！”
“别了！”弗雷德里克说。
阿尔努怔了一下。
“哟！为什么呀？”
阿尔努打量着弗雷德里克，一只手只向他伸出了一半，见他满面怒容，阿尔努不知所措。
“别了！”弗雷德里克干巴巴地应了一声。
他像一块滚落的石头，疾步走下布雷达街，气得大骂阿尔努，发誓永远不再见他，也不再见她，暗自伤心，懊恼。他本来期待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哪知恰恰相反，阿尔努疼起妻子来，完完全全地，从她的头发梢一直爱到她的灵魂深处。这个人的俗气令弗雷德里克愤怒。这么说，一切都属于他，属于这家伙！他眼前又出现了阿尔努在那个轻佻女郎家门口的情景。他本来就对自己的无能气得要死，这时又增添了绝交的屈辱。而且，阿尔努为那笔钱作出保证的诚实态度叫他丢了脸。他真想掐死他；除了悲伤外，对朋友不守信用的负疚感，像雾一样笼罩在他的心头。眼泪簌簌地落下，喉头都哽住了。
戴洛里耶飞快跑下殉教者街，怒不可遏，破口大骂。因为他的计划，如同一块被推倒的方尖碑，如今在他眼中格外高大。他认为已遭了劫，仿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他对弗雷德里克的友谊终结了，他为此感到快活；这是一种补偿！他心里充满对富人的仇恨。他倾向于塞内卡尔的主张了，并且决心支持这些主张。
这当儿，阿尔努舒舒服服地坐在火边的一张安乐椅里，品着他的茶，膝盖上坐着女元帅。
弗雷德里克不再去阿尔努家了；为了排遣那不幸的激情，他随便找了个题目，决定写一部《文艺复兴史》。他的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的著作，还有诗人的作品。他去版画陈列馆看了看马克-安东尼[59]的版画；他试图读懂马基雅维里[60]。渐渐地，工作的安宁使他平静下来。他埋头研究别人的个性，忘记了自己的个性，或许这是不为之痛苦的惟一方式。
有一天，他正在安安静静地记笔记，门突然开了，仆人通报阿尔努夫人来了。
果然是她！一个人？当然不是！她手里牵着小欧仁，身后跟着穿白围裙的保姆。她坐下来，咳嗽了一声，然后说：
“您很久没上我家来了。”
弗雷德里克找不到推托之辞，她补了一句：
“这是因为您心细！”
他接口道：
“怎么心细？”
“您为阿尔努做了事啊！”她说。
弗雷德里克作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我才不把他放在眼里呢！那是为了您呀！”
她把儿子和保姆打发到客厅去玩。他们彼此寒暄了几句，就相对无言了。
她身穿褐色丝袍，是西班牙一种葡萄酒的颜色；外面套一件镶貂皮的黑丝绒短大衣；这身裘皮叫人真想用手去摸摸，她紧贴两鬓的光滑长发诱人用嘴唇去吻。但是她激动得有点慌乱，于是把眼睛转向房门，说道：
“这儿有点热！”
弗雷德里克从她的目光中，猜到她谨慎的用意。
“对不起！两扇门只是推上了。”
“啊！真的！”
她微微一笑，好像要说：“我什么都不怕。”
他立即问她来此有何贵干。
“是我丈夫叫我上您家来的，”她吃力地说，“他自己不敢来。”
“为什么事？”
“您认识当布勒兹先生，是不是？”
“对，不大熟。”
“啊！不大熟。”
她不做声了。
“没关系！请说下去。”(https://www.daowen.com)
于是她说，头两天，阿尔努无法偿付银行家签发的四张一千法郎的期票，而她在丈夫的要求下在这四张期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她使子女的财产受到损失，追悔莫及。但是败坏名声比什么都糟糕；如果当布勒兹先生停止起诉，不久一定会偿还他这笔债，因为她马上要把她在夏特勒的一幢小房子卖掉。
“可怜的女人！”弗雷德里克喃喃地说，“我去讲。相信我好了。”
“谢谢！”
她起身要走。
“噢！别急着走嘛！”
她站在那里，细看挂在天花板上的一簇蒙古箭、书柜、精装书和各种文具；她托起装羽管笔的青铜盆；她的鞋跟踩在地毯的不同位置上。她曾经好几次来弗雷德里克的家，但总是同阿尔努一起来。现在，他们俩单独在一起，单独在他自己家里；这是件不寻常的事，几乎是一种艳福。
她想看看他的小花园；他伸出手臂让她挽着，带她参观他的领地，三丈见方一块地，被房屋包围，四角点缀着灌木，中央有个花坛。
时值四月初，丁香吐翠，清风吹拂，小鸟啁啾，鸟语和远处一家马车制造厂的打铁声此起彼伏。
弗雷德里克去找来一把小煤铲；他和阿尔努夫人并肩散步的当儿，孩子在小径上堆沙子玩。
阿尔努夫人不相信这孩子将来有多大的想象力，但是他性情温和。他姐姐正相反，天生一副硬心肠，有时叫她伤心。
“会改变的，”弗雷德里克说，“永远不要绝望。”
她应道：
“永远不要绝望！”
他觉得，她无意识地重复他的话是一种鼓励；他摘下花园里仅有的一朵玫瑰花。
“您记得吗……一束玫瑰花，有天晚上，在车里？”
她脸上泛起红晕；随后，带着自嘲的神情说：
“啊！我那时太年轻了！”
“这朵花，”弗雷德里克低声说，“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吗？”
她像捏着纺锤的纱一样用手指转动着花茎，同时答道：
“不！我会留着它！”
她作了个手势唤保姆，保姆抱起了孩子。然后，在门口，在街上，阿尔努夫人把头歪向肩膀，闻着玫瑰花，眼神温柔得像一个吻。
他上楼回到书房，凝视着她坐过的扶手椅和她碰过的所有物件。在他四周流动着她身上的某种东西。她在时那种和风拂面的感觉依然还在。
“她到底来了！”他暗想。
无限的柔情如滚滚波涛，把他吞没了。
次日十一点钟，他来到当布勒兹先生家，在餐厅里受到接待。银行家正坐在妻子对面用早点。他的侄女坐在她身边，另一边是家庭教师，一个满脸麻子的英国女子。
当布勒兹先生请这位年轻朋友坐在他们中间，见他不肯，便问道：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您说好了。”
弗雷德里克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他是来为一个叫做阿尔努的人说情的。
“哈哈！那个从前的画商，”银行家说，露出牙龈无声地笑了，“乌德里原先替他作保，后来两人闹翻了。”
他开始浏览放在他刀叉旁的信件和报纸。
两名仆人在一旁伺候，走在地板上不发出一点声响。餐厅挂着三幅绒绣门帘，有两座白色大理石喷泉；餐厅的高大，暖锅的光亮，排列美观的冷盘，直至餐巾硬挺的褶裥，这一切奢侈的享受，在弗雷德里克的头脑里，与阿尔努家的另一顿早餐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不敢打断当布勒兹先生。
夫人看出了他的窘迫。
“您有时见到我们那位朋友马蒂侬吗？”
“他今天晚上要来。”少女急忙说。
“啊！你知道？”她的姑妈冷冷地盯住她说。
随后，一个男仆俯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她说：
“孩子，你的裁缝来了！……约翰逊小姐！”
家庭教师顺从地同她的学生一起出去了。
挪动椅子的声音打扰了当布勒兹先生，他问发生了什么事。
“是雷冉巴尔夫人来了。”
“啊！雷冉巴尔！我知道这个名字。我见过他的署名。”
弗雷德里克终于说出他的来意；阿尔努值得关心；仅仅为了践约，甚至即将卖掉妻子的一幢房子。
“听说她非常漂亮。”当布勒兹夫人说。
银行家一副老妇人的神气，补了一句：
“您是他们的朋友……至友？”
弗雷德里克没有直接回答，只说如果当布勒兹先生愿意考虑，他将不胜感激……
“好吧，既然这使您高兴，行！我等着！现在我还有点时间。一起到下面我的办公室坐坐好不好？”
早餐用完了，当布勒兹夫人欠了欠身，露出古怪的笑容，这笑容既彬彬有礼，又充满嘲讽。弗雷德里克来不及细想，因为当布勒兹先生一等到周围没有旁人时便说：
“您没来取您的股票。”
不容弗雷德里克解释，又说：
“好！好！您想多了解一些情况是对的。”
他请弗雷德里克抽一支香烟，然后谈了起来。
法兰西煤矿总联合会已经成立，现在只等立案了。合并能降低监督和劳动力的费用，单此一项就可增加赢利。另外，公司想出一个新招，让工人们关心公司的事业。它将给他们盖房子，卫生条件好的住房；最后，公司成为职工的供应者，按成本价向他们出售一切东西。
“先生，他们将得到好处；这是真正的进步，成功地回敬了共和党人的某些叫嚣！在我们的理事会中，”他拿出一份计划书说，“有一位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一位法兰西研究院的学者，一位退休的工兵部队高级军官，一些知识人士！这样的成员令胆小的投资者放心，聪明的投资者会招之即来！国家将向公司定货，此外铁路、海运、冶金厂、煤气公司以及市民做饭都需要用煤。这样，我们供暖，照明，一直打入最穷苦人家的炉灶。不过，你也许会问，我们如何能保证销售呢？靠保护税，亲爱的先生，我们会得到保护税的；这就看我们的了！我呢，我可是明确主张寓禁性高额关税的人！国家高于一切嘛！”
他被任命为经理，可是他没有时间做某些具体工作，尤其是编编写写的工作。
“我和作家可以说是冤家对头，希腊文也忘光了！我需要一个……能表达我的思想的人。”
突然，他问道：
“您愿不愿意做这个人，身份是秘书长？”
弗雷德里克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哎，有什么难处吗？”
他的职责只限于每年给股东写一份报告。他每天将与巴黎最重要的人物交往。对工人来说，他代表公司，自然会受到他们爱戴。以后，这将使他平步青云，当上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
弗雷德里克的耳朵嗡嗡直响。哪儿来的这番好意呢？他连连道谢。
但是银行家说，他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人，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入股，“再说这是极好的投资，因为您的资本保障您的地位，正如您的地位保障您的资本。”
“资本的金额大约应该是多少？”弗雷德里克问。
“哎呀！随您的便，我想四万到六万法郎吧。”
这个数目在当布勒兹先生眼中那样小，而他的权力又那样大，因此年轻人立即决定卖掉一处田庄。他接受了。当布勒兹先生近日将再约见他一次，把事情最后谈妥。
“那么，我可以告诉雅克·阿尔努……？”
“随您怎么说！可怜的小伙子！随您怎么说！”
弗雷德里克写信给阿尔努夫妇，要他们放心，并且叫仆人把信送去，回复是：“很好！”
他为他们进行的活动理应得到更好的报答。他期待着一次拜访，至少写封信来。可是，没有人来访，也没有信寄来。
他们是忘了，还是有意如此？既然阿尔努夫人来过一次，谁拦着她再来一次呢？她向他作的那种暗示，那番表白，难道是出于利害而耍的手腕？“他们是不是愚弄了我？她是不是同谋？”尽管他很想去他们家，但是廉耻心阻止了他。
一天早上（他们会晤三周后），当布勒兹先生写信给他，说当天，一个小时后等着他。
在路上，他又想起阿尔努夫妇来。他想不出他们这样做的理由，突然间感到焦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了摆脱这种不安的心情，他叫了一辆马车，吩咐驶到天堂街。
阿尔努到外地去了。
“夫人呢？”
“在乡下，厂子里！”
“先生何时回来？”
“明天一准回来！”
现在去，她独自一人；正是大好时机。在他心里有个急切的声音在叫喊：“快去吧！”
可是当布勒兹先生呢？“哎，活该！我就说我病了。”他跑到车站；然后，坐在车厢里，他想：“我也许错了？唔！没关系！”
左右两边，是绿油油的一马平川；列车滚滚向前，车站的小屋像布景似的一一闪过，机车的烟总把大大的絮团倾倒在同一边；絮团在草地上跳动片刻，然后消散了。
弗雷德里克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无聊地望着跟前的景象，由于过分焦急，反倒没了精神。起重机、商店出现了。克雷依到了。
这座小城建在两个小山冈的山坡上（第一个山冈光秃秃的，第二个山顶上有片树林）。它的教堂的钟楼，参差不齐的房舍和那孔石桥，在弗雷德里克的眼中显得欢快，审慎和美好。一艘大平底船顺流而下，河水在风的拍击下汩汩作响。十字架的下面，成群的母鸡在麦秸里觅食；一个女人走过，头上顶着湿衣服。
过了桥，他来到一座岛上。岛的右边是一座修道院的废墟。一架风车在转动，截断了瓦兹河第二条支流的整个河面，工厂便竖立在河面上方。这座建筑规模之大令弗雷德里克十分惊奇，他不由得对阿尔努更加敬重。走了三步，他转进一条小巷，小巷深处有一道栅栏门。
他走了进去。看门的女人呼喊着叫他回来：
“您有许可证吗？”
“干什么用？”
“参观工厂呀！”
弗雷德里克粗声粗气地说，他是来看望阿尔努先生的。
“阿尔努先生是谁？”
“是头儿，东家，厂主呀！”
“不对，先生，这是勒伯夫先生和米利耶先生的工厂！”
这个老太婆一定在开玩笑。一群工人走过来。他上去问了两三个，回答都是一样的。
弗雷德里克走出院子，踉踉跄跄，好像醉汉一般。他来到布什里桥头，见他那副发愣的样子，一个正在抽烟斗的市民问他是否在找什么东西。这个人知道阿尔努的工厂，它在蒙塔泰尔。
弗雷德里克打听在哪儿能找到马车。在车站才能找到。他又回到车站。一辆散了架似的敞篷四轮马车，孤零零地停在行李房前，驾车的是一匹老马，脱了线的马鞍耷拉在车辕间。
有个男孩自告奋勇，去找“皮隆老爹”。过了十分钟，他回来了，皮隆老爹正在吃午饭。弗雷德里克无法再等下去，走了。但是道口的栅栏已经关闭，得等两列火车开过后才能通行。终于，他向田野冲去。
田野一片翠绿，色调单一，看上去好似一块巨大的台球桌毯。铁渣如一方方石子，整齐地堆放在大路两边。稍远处，工厂烟囱林立，浓烟滚滚。对面的圆丘上，耸立着一座带墙角塔的小城堡和一座教堂的方形钟楼。下方，长长的墙在树木间形成一条条参差不齐的线；最下面，是村庄的一片房舍。
村舍全是平房，房前有三级台阶，没有抹水泥。间或传来一家杂货铺的门铃声。黑泥浆上留着深陷的脚印。细雨霏霏，把灰白的天空切割了千百道。
弗雷德里克沿着铺石路中央走；不久，看见左边路口有个高大的木拱门，上面写着陶瓷厂三个金字。
雅克·阿尔努把厂址选在克雷依附近是有目的的；他把自己的工厂尽量靠近（久以信誉著称的）另一家工厂，就可以在公众中鱼目混珠，从中牟利。
厂房的主体依傍在一条流经草地的河的旁边。东家的住宅四周有个花园，房前石阶上引人注目地摆着四盆仙人掌。货棚下，露天空地上，晾晒着一堆堆白土。塞内卡尔站在院子当中，依然穿着那件红里蓝面的外套。
原先的辅导教师冷冷地伸出手来。
“您是来找老板的？他不在。”
弗雷德里克慌了神，糊里糊涂地应道：
“这我知道。”
但他立即改口：
“是为了与阿尔努夫人有关的一件事。她也许能见我？”
“啊！我有三天没看到她了。”塞内卡尔说。
于是他诉起一大堆苦来。当初他接受制造商的条件时，照他的理解是住在巴黎，而不是隐居在乡下，远离朋友，看不到报纸。这没什么了不起！他熬过来了！可是阿尔努看上去根本不重视他的长处。而且阿尔努智力有限，因循守旧，无知透顶。他与其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倒不如采用煤炭和煤气烧制。这个资产者正在断送自己；塞内卡尔加重语气说出这几个字。总而言之，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几乎勒令弗雷德里克替他讲话，好让老板增加他的工资。
“放心吧！”另一位说。
弗雷德里克在楼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在二楼，他朝一间空屋子探了探头；这是客厅。他高声喊人，无人答应；大概厨娘和保姆都出去了。最后，到了三楼，他推开一扇门。阿尔努夫人一个人站在带穿衣镜的衣柜前，晨衣半敞，腰带垂在腰际。整个一边的头发，如黑色的波浪披散在右肩，她两只胳臂抬起，用一只手托住发髻，另一只手往头发里插一枚别针。她叫了一声，不见了。
随后她穿得整整齐齐地出来了。她的身段，眼睛，衣裙的窸窣声，这一切令他神魂颠倒。弗雷德里克真想把她全身吻个遍，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
“请您原谅，”她说，“但是我刚才不能……”
他壮起胆子打断她的话：
“不过……刚才……您美极了！”
她一定觉得这句恭维话有点粗俗，两颊泛起了红晕。他担心把她得罪了。她接着说：
“什么好运气把您带来了？”
他不知如何作答；于是他傻笑了一下，有了思考的功夫：
“要是我说了，您会相信吗？”
“为什么不信？”
弗雷德里克讲他头天夜里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我梦见您得了重病，快要死了。”
“噢！我也好，我丈夫也好，我们从来不生病！”
“我只梦见了您。”他说。
她神色平静地望了他一眼。
“梦不是个个兑现的。”
弗雷德里克讲话结结巴巴，寻找着字眼，终于长篇大论地谈起了灵魂的投契。世上有一种力量，它可以跨越空间，把两个人联系起来，告诉他们彼此的感受，使他们聚首一堂。
她低头听着，脸上挂着她那迷人的微笑。他很快乐，用眼角打量着她，借一个谈滥了的题目，更自由地倾诉自己的爱情。她建议带他去参观工厂；在她的一再坚持下，他同意了。
为了先用一些有趣的东西分散他的心思，她领他看了陈列在楼梯上的展品。从挂在墙上或摆在小木板架上的样品中，可以看到阿尔努作出的努力和接二连三的爱好。他力求配制出中国紫红色，然后又想仿造马约里卡陶器、法恩扎陶器、伊特鲁立亚陶器[61]和东方陶器，最后还尝试作一些改进，后来居然成功了。所以，在这套陈列品中，有绘着中国官吏的大花瓶、闪光发亮的金褐色盆碗、点缀着阿拉伯文字的坛子、文艺复兴时期式样的有盖长颈壶，以及绘有双人像的大盘子；人像仿佛是用红粉笔画的，形态造作，线条模糊。目前，阿尔努制造招牌字母，酒瓶标签。但是他的才智还没有高达艺术境界，也没有庸俗到惟利是图，结果满足不了任何人的口味，正在一步步走向破产。两人正在观看这些东西时，玛尔特小姐恰巧走过。
“你不认得他了吗？”母亲问她。
“认得！”她边说边向他行礼，那清澈而猜疑的少女目光似乎悄悄地说：“你，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她登上楼梯，头微微扭向肩膀一边。
阿尔努夫人把弗雷德里克带到院子里，然后口气认真地向他解释如何研磨陶土，如何清洗，如何过筛。
“重要的是打坯。”
她带他走进一间放满大缸的屋子，缸里有一根带横臂的立轴在旋转。弗雷德里克直怨自己方才没有干脆拒绝她的建议。
“这些是捏泥机。”她说。
他觉得这个词挺滑稽，从她嘴里说出来很不相称。
宽大的皮带从天花板一头拉到另一头，卷在一些滚筒上，一切都在不停地、精确地、惹人厌烦地摇动着。
他们走出来，经过一间坍倒了的窝棚，过去它是用来放园艺工具的。
“现在它没用了。”阿尔努夫人说。
他用颤抖的声音应道：
“它可以容纳幸福！”
水泵的嘈杂声盖过了他的话，他们走进开坯车间。
一些男人坐在一张窄桌旁，把一团泥放在面前的转盘上，左手刮着土坯的内部，右手轻抚表面，一只只花瓶旋了出来，仿佛盛开的花朵。
阿尔努夫人叫人搬出制造更精细器皿的模子。
在另一间屋子里，工人们正在加工螺纹、凹颈和凸线。楼上，有人抹平接痕，有人用石膏填补上几道工序留下来的洞眼。
窗台上，角落里，过道中央，到处是一排排陶器。
弗雷德里克开始厌烦了。
“您也许看累了？”她说。
他怕这次拜访到此结束，反而装得非常热情，甚至后悔当初没有投身于这一行业。
她露出惊讶的神色。
“是真的！那样我不就可以生活在您身边了吗！”
他寻找着她的目光。阿尔努夫人为了避开他，从一个小几上抓起一把整修剩下的泥丸，压成一个泥饼，把她的手掌印在上面。
“我可以把这个带走吗？”弗雷德里克说。
“天呀！你真孩子气！”
他正要回答，塞内卡尔进来了。
副经理先生一跨进门槛，就发现了一件违章的事。车间应该每周打扫一次；这天是星期六，工人们压根没有打扫，塞内卡尔于是向他们宣布，他们必须多留一个小时再下班。“你们活该！”
工人们俯身干活，没有发怨言；但是从他们胸膛中发出的粗重的气喘声，可以猜到他们怒火满腔。他们全是被那家大工厂撵出来的，很难驾驭。这位共和党人对他们严加管束。他是理论家，只重视群众，对待个人冷酷无情。
弗雷德里克因为他在场感到不自在，低声问阿尔努夫人去看看陶窑行不行。他们下楼来到底层；她正在解释盒子用途时，跟在他们后面的塞内卡尔插了进来。
他主动接替她作示范讲解，大谈各种各样的燃料，还有什么窑、测温锥、燃烧室、泥釉、上光剂和各种金属。他满口化学名词，氯化物啦，硫化物啦，碳酸盐啦。弗雷德里克一窍不通，时时朝阿尔努夫人转过身去。
“您怎么不听。”她说，“其实塞内卡尔先生讲得非常清楚。这类事情他比我知道得多得多。”
数学家听到夸奖很得意，建议带他们去看看如何着色。弗雷德里克用焦虑的目光征询阿尔努夫人的意见。她不动声色，大概她既不愿意和他单独在一起，又不想离开他。他伸出胳臂让她挽着。
“不用！多谢了！楼梯太窄了！”
他们上了楼，塞内卡尔打开一扇门，屋里全是妇女。
她们手里拿着画笔、小玻璃瓶、贝壳状容器和玻璃片。沿着墙壁上的突饰，靠墙排列着许多镌版；薄纸屑在屋里飞舞；一只铸铁炉散发出混杂着松节油气味的令人恶心的热气。
女工们几乎个个穿着污秽不堪的衣裳，只有一个戴着色彩鲜艳的布头巾和长耳环。她既苗条又丰满，黑眼睛很大，长着黑种女人的厚嘴唇。她的胸脯在衬衣下高高隆起，衬衣在腰间用裙带系住。她一只胳臂支在工作台上，另一只耷拉着，茫然地望着远方的田野。她身边乱丢着一瓶酒和一些熟肉。
按规定是禁止在车间里吃东西的，这项措施是为了确保工作场所的清洁和工人的卫生。
塞内卡尔出于责任感或者独断专行的需要，打老远就喊起来，同时指着木框里的一张告示：
“喂！那边的波尔多女人！您给我高声念念第九条。”
“念了又怎么样？”
“怎么样，小姐？您得付三法郎罚款！”
她厚着脸皮盯着他看。
“我才不怕呢！老板一回来，就会取消您的罚款！好家伙，我才不睬您呢！”
塞内卡尔背着手踱来踱去，就像自修室里的学监。听了这话，他只微微一笑。
“第十三条，不服从，十法郎！”
那个波尔多女人又干起活来。阿尔努夫人出于礼貌，一句话也没讲，但皱起了眉头。弗雷德里克低声说。
“啊！对于一位民主派而言，您太严厉了！”
另一位盛气凌人地回答：
“民主不等于个人主义的胡作非为。这是法律面前的共同水准，是劳动分工，是秩序！”
“您忘了人道主义！”弗雷德里克说。
阿尔努夫人挽起他的胳臂。这种无言的赞许也许触犯了塞内卡尔，他拔腿走了。
弗雷德里克如释重负。从早上起，他一直在寻找表白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何况他觉得，阿尔努夫人的自发举动包含着许诺。他借口要暖暖脚，请求上楼到她房间去。可是，一旦坐到她身边，他开始局促不安，不知从何说起。幸而他想起了塞内卡尔。
“没有比这种惩罚更蠢的了！”他说。
阿尔努夫人接着说：
“有些严厉措施是不可缺少的。”
“怎么，您这样好心肠的人也这样说！噢！我错了！因为您有时也喜欢折磨人！”
“朋友，我听不懂隐晦的话。”
她那严厉的目光，比她的话还厉害，打断了他的话。但是弗雷德里克决不就此罢休。正巧五斗橱上有一本缪塞[62]的诗集。他拿过来翻了几页，随即开始谈爱情，爱的绝望和激情。
依阿尔努夫人看，这一切不是犯罪，就是装模作样。
这种否定态度伤了年轻人的心；为了反驳她的看法，他引报上登载的自杀为例，颂扬文学上那些伟大的典型：费德尔、狄东、罗密欧、德·格里厄[63]。他越说越乱。
壁炉里的火熄了，雨点敲打玻璃窗。阿尔努夫人坐着不动，两只手搁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帽带低垂，好似狮身女怪的头带；面孔苍白，完美的侧影在黑暗中清晰地显现出来。
他真想跪倒在她面前。过道里咔嚓一声响，他没敢这样做。
而且，某种深深的畏惧阻止了他。这件袍子融入黑暗中，在他看来异常巨大，没有边际，无法撩起；而恰恰因为如此，他的欲望更加强烈。他既怕做过了头，又怕做得不够，完全丧失了分辨力。
“如果我令她讨厌，”他想，“她赶走我得了！如果她要我就让她鼓励我！”
他叹着气说：
“那么，您不容许人家爱……一个女人？”
阿尔努夫人应道：
“如果是待嫁的女人，可以娶她嘛；如果是有男人的女人，就应该离开。”
“这么说，幸福不可能得到了？”
“不对！但是在谎言、不安和悔恨中永远找不到幸福。”
“这有什么！如果从极度的快乐中得到补偿。”
“尝试的代价太高了！”
他想挖苦她几句。
“贞操不就是怯懦吗？”
“不如说是明智。对那些忘记本分或宗教的女人，仅有良知就足够了。自私是贞洁的牢固基础。”
“啊！真是十足的资产者格言！”
“我没有夸口说自己是贵妇啊！”
这时，小男孩跑了进来。
“妈妈，还不来吃晚饭？”
“好，一会儿就来！”
弗雷德里克站了起来；玛尔特这时进来了。
他下不了决心马上就走，于是带着恳求的目光说：
“您说的那些女人全是麻木不仁的吧？”
“不！但必要时会是聋子。”
她站在房间门口，身边是她的两个孩子。他躬身行礼，没说一句话。她也默默地向他还礼。
他最初感到无限惊愕。她让他明白他的希望是妄想，这种做法叫他受不了。他感到自己完了，好像跌入了万丈深渊，知道没有人会来救他，他非死不可了。
他信步走着，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脚不时碰到石头上，路也走错了。突然耳边响起一阵木屐声；炼铁厂的工人下班了。这时他清醒过来。
铁路的路灯在天际连成一条长长的火线。他赶到车站，一列火车刚刚开动，他被人推进一节车厢，然后睡着了。
一小时后，在马路上，巴黎夜晚的快活气氛一下子把他的克雷依之行推到遥远的过去。他想做个坚强的人，于是尽拣一些侮辱性的词儿把阿尔努夫人骂了一顿，缓解心中的痛苦：
“她是傻婆娘，蠢女人。未开化的女蛮子！别再想她了！”
他回到家中，见书房里有封长达八页的信，是用蓝色油光纸写的，信末的署名是萝莎奈特姓名的两个起首字母。
信的开头是友好的责备：
“亲爱的，您近况如何？我烦得很。”
字写得太潦草，弗雷德里克正想把信扔掉，突然发现信末附了一句话：
“我指望您明天带我去看赛马。”
这次邀请用意何在？是否又是女元帅玩的一个把戏？总不至于无缘无故地两次戏弄同一个人吧？他产生了好奇心，把信仔细地重读了一遍。
弗雷德里克辨认出：“误会……走错了路……幻想破灭……我们全是可怜的孩子！……如同两条河流交汇！等等。”
这种笔调和轻佻女郎平日的语言大相径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他把信在手里拿了很久。信纸散发出鸢尾的香气，那字体和不整齐的行距，仿佛是梳妆时的凌乱，扰乱了他的心。
“为什么不去呢？”他终于自言自语道，“要是阿尔努夫人知道了呢？啊！让她知道好了！那好极了！叫她吃醋去！这才解我心头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