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辩护

由于各种盗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纷纷出笼，我不得不在1929年推出一种廉价的普及本，那是在法国出的，售价为六十法郎，希望至少能满足欧洲读者的要求。那些盗版者（当然是在美国）真可谓反应灵敏、行动快捷，佛罗伦萨的正版到美国还不及一个月，第一个盗印版就已经在纽约上市了。那是照真本影印的摹真本，读者还满以为买到的是正宗原版呢，卖书的也不乏可靠的书商。盗印本的价格通常是十五美元，而真本为十美元，购书者还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其中有诈。

人们对这一果敢的尝试群起仿效。有人告诉我还有一个摹真本，我手上就有一册，不知是在纽约还是在费城印的。书用了暗黄色布封，绿色的书名，是影印的，上面还有盗印者家的小男孩模仿的我的签名。脏兮兮的，一看就令人觉得可恶。这一版本是1928年年底从纽约运抵伦敦的，以三十先令的价格出售。正是在这一时候我在佛罗伦萨出了第二版，仅印二百册，价格为一基尼。我本打算再等上一两年的，但不得不对付这种黄封面的盗印本，可惜我印得太少，黄色的盗印本仍有流通。

后来又有一个非常严肃而悲哀的本子到了我手上，装订得像本《圣经》或者赞美诗集，长长的，黑封面，很沉闷。这一次，盗印者不仅严肃而且认真。他印的扉页不是一页而是两页，每页上都有小花饰，代表美国银鹰，鹰头周围是六颗星，鹰爪子里火星四溅，鹰的四周月桂花环相绕，以示他在最近这次文学劫掠中所取得的赫赫战功。总之，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本子，就像大海盗基德船长涂黑了脸，在为那些被蒙住眼在突出舷外的木板上行走、即将葬身龟腹的俘虏布道。盗印者为何要加一个假封面使书变长呢？我不清楚。所产生的效果是使人格外郁闷不堪，看似高雅实则可恶。这本书当然也是影印的。签名倒是省去了。有人对我讲，这个故作悲哀的大本子的售价十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美元不等，这就得看卖书人兴致如何，买书人愿不愿意上当了。

上面所说的三种美国盗印本是肯定有的。我还听人提起过第四种盗印本，但既然我没有亲眼看见，姑信其无吧。

然而，一家巴黎书商又盗印了一万五千册，还堂而皇之地标明“德国印刷”。不管是不是德国印刷，但肯定是印刷的，而不是影印的，因为原版中一些拼写错误都已纠正过来。这是一个很体面的本子，和真本非常相似，只是缺了签名，封底的边缘还饰有黄绿色丝绸，假还是无法乱真，这一盗印本的批发价是一百法郎，而零售价则三百法郎、四百法郎、五百法郎不等。一些厚颜无耻的书商竟然伪造了签名，把书当作有作者签名的原版出售。但愿不是真有其事。听起来“商业界”也太脸上无光了。但是也有一些书商对盗印本根本就不予理睬，这倒给了人些许安慰。不论道德上还是商业上的顾虑都使他们却步。还有些人卖是卖，但不怎么热心。显然，他们都愿意卖作者授权的本子。看来道德良心还真在反对盗版中起了作用，尽管作用没有大到使他们不越雷池一步。

这些盗印版都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形式的授权，我也不曾得到分毫的利益。不过，一位有点儿忏悔之意的纽约书商真的给我寄来了一些美元，他声称那是他店里卖出的所有书所应给我的百分之十的版税。“我知道，这只是大水桶里的一滴。”他是这样写的，他的意思当然是大水桶里流出来的一滴。既然一滴也是不错的一小滴，可想而知盗印者得到的是多么可爱的一大桶！

我从欧洲的盗印者那里收到一纸姗姗来迟的应诺，他们发现书商们顽固不化，就许诺不管是以前卖出的还是以后卖出的书，都给我版税，条件是我得认可他们的版本。哎，我转而一想，在这个你不敲诈他他就敲诈你的世界上，何乐而不为呢？然而真的到了那份儿上，自尊心又作怪了。犹大随时准备给耶稣一吻，这可以理解，但我怎能给盗印者一个回吻呢？

于是我千方百计地把在法国出的那个价格低、印数少的版本出版了，按原版影印下来，以六十法郎的价格出售。英国出版商极力主张我出一个洁本，并许以高回报，甚至可能是一小桶，孩子们在海边玩的那种桶！他们还坚持要我给大众一部好小说瞧瞧，去掉那么些“色彩”和那么些“字眼”。我真的动心了，便开始修改起来。但不可能，我宁愿用剪刀把自己的鼻子剪成另一个样子！我的书在流血。

尽管讨伐的呼声四起，我还是将这部小推出来了，我认为它是一本诚实的书、一本健康的书、一本我们时代不可或缺的书。那些一开始耸人听闻的字眼过一会儿就不会再“耸人”。是头脑被习惯剥夺使然？绝不是。这些字眼只“耸人”眼睛，根本就不耸人头脑。没头脑的人将继续受“耸”，但他们无所谓。有头脑的人认识到他们不会也从不曾受“耸”，他们体悟到的是一种欣慰。

这就是关键所在。时至今日，我们人类的进化和开化程度已远远逾越了我们文化中与之俱来的那些禁忌。看清楚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对那些东侵的十字军教徒来说：可能仅仅几个字就会起到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呼唤和挑逗作用。那些所谓淫言秽语的这种挑逗性对本性蒙昧、混沌、残暴的中世纪人来说肯定是危险的，甚至对当今那些思想落伍、头脑欠发达的人来说，这种挑逗性也仍然是太大了一点儿。但是，真正的文化使我们对一个词语做出的反应只存在于思维和想象方面，这些反应发生在头脑中，我们就不至于产生激烈而任性的肉体上的反应，不至于有伤风化。在过去，人类由于头脑太简单或者说太原始，无法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各种功能进行反思，因而被各种不可抗拒的本能反应搞得不知所措也就理所当然。时过境迁，文化和文明已教会我们把这些反应分门别类开来。我们现已清楚，行动并不一定遵循思想的章法，事实上，思想与行动、言辞与行为是两种不同的意识、两种不同的生活。坦率地说，我们需要把这两者沟通起来。但我们行动时不能思想，思想时不能行动，因而就有必要随思想而行动，随行动而思想。而事实上，我们沉于思想时是不可能真的行动起来，行动时也无法真正思想起来。思想和行动这两种状态是彼此排斥的，但又应该和谐一致。

这就是这部小说的真正要害所在。我的目的是要饮食男女能充分、全面、诚实而又不下流地对性进行思考。

即使我们在行动上无法得到性的充分满足，那么我们至少也得在性的思想方面全面一点儿、干净一点儿。什么处女与贞洁犹如一字未写的白纸一张之类的言谈，纯粹是扯淡。少男少女就是一个折磨人的结，一团性情感与性思想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麻，只有岁月才能解开。在性方面，我们想要真实完美又纯洁，想要完全又彻底，想要性行为与性思想和谐一致、互不相扰，就得经年累月地坦诚地思考它，经年累月地用行动来为之奋斗，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绝对不是要妇女们都去猎一个狩猎人做恋人，绝对不是要她们跟什么人跑。不论男女，他们在戒除性事、没有性交往、洁身自好的时候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候，同时也是他们对性理解认识得更全面的时候，现在这样的人太多太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认识的时代而不是行动的时代。过去行动真是太多了，性行动尤甚，行动在一次接一次地重复（烦不烦？），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思考、相应的认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认识性。充分自觉地认识性的重要性在今日甚至超过了性行为本身。走过了几个世纪的蒙蔽之后，我们的头脑需要了解，需要全面地了解，真的，我们的血肉之躯被搁置得太多。现在当人们在进行性活动的时候，一半的时间是在例行公事，因为他们想的是照理应该这么做。而事实上，起先是头脑，而身体还没有激发起来呢。究其原因，那就是我们的祖先一直是这么勤勤恳恳地进行性活动而压根儿就不曾想到甚至意识到自己的肉体，现在性行为又变得机械、乏味、令人失望，而只有新的思想认识才能使体验新起来。

在性方面，的确，在所有肉体活动方面，思想都得迎头赶上。我们的性思想停滞不前，那种蒙昧、那种魍魉般的卑躬屈膝的恐惧本应属于我们那些原始而野蛮的祖先，却至今仍在我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就性和肉体这方面而言，我们的头脑还没有进化。现在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必须在对肉体的感觉与对感性经验的理性认识和感觉与感性经验本身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在行动的意识与行动本身之间达成平衡，使二者和谐一致。这就意味着给性一种适当的尊严，给肉体的奇特的体验一种适当敬畏，这就意味着敢于使用所谓的淫秽词语，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思想意识和肉体的天然的一部分。只有当头脑鄙视和恐惧肉体、肉体仇恨和抗拒思想的时候，淫秽才会产生。

我们读一读巴克上校的案情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巴克上校女扮男装，娶了位妻子，并和妻子在“天伦之乐”中度过了五年，可怜的妻子一直以为嫁给了一位真正的丈夫，过的是正常而幸福的生活。这桩假婚姻终于败露，对这位可怜的妇女来说，谁都认为是残酷的。这种事情真是荒谬。然而，现在可能还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在这样受骗，并且还将继续受骗。为什么？因为她们一无所知，因为她们不可能想到性的存在，在这方面她们是白痴。最好让所有十七岁的少女都来读读这本书。

那位兼任校长的牧师一案也是明证，这位可敬的人物多少年来都是“圣洁而品行端正的”，可是年届六十五岁之时却因侮辱小女孩而坐到了被告席上。这一事件发生之时，那位老之将至的内务大臣正在疾声鼓噪要对两性之事闪烁其词、保持缄默呢。难道那位最正直又“纯洁”的老绅士之事一点儿也没让他噤噤声？

可是，一如既往。头脑对肉体、对肉体的潜力仍旧抱有一种卑躬屈节的恐惧。在这些方面我们要解放、要教化的恰恰是头脑。被头脑对肉体的这种恐惧逼疯的人恐怕数不胜数。像斯威夫特之类的大思想家之所以会癫狂，至少可以部分地从这一原因追究起。在他写给情人西利亚的诗中有这样一句疯狂的叠句：“但是——西利亚，西利亚，西利亚大×。”可见当一位大思想家恐慌了的时候，恐惧对他产生的后果是多么严重。斯威夫特这样一位大才子竟然不知道自己荒谬到了何种地步！西利亚当然大×！谁不？她要是不，那才真的糟透了，那就没救了。想想西利亚也真可怜，她的“情人”竟使她因自己正常的生理功能而感到无地自容。真可怕。这就是禁忌语的后果，这就是在肉体和性意识方面，头脑发育不全的结果。

清教徒式的“嘘！嘘！”声培育出来的是性白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现代活泼放纵、趣味高雅的年轻人，他们可要进步得多，才不会理你的“嘘！嘘！”声，而是一味地“我想做啥就做啥”。害怕肉体、否定肉体的存在是一个极端，如今的先进青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肉体当成了一个供娱乐的洋娃娃，一个有点儿龌龊的洋娃娃，当然你多少能找到点儿乐趣，但总有一天它会拆你的台的。你说性很重要，这些年轻人就会嗤之以鼻，他们把它当作鸡尾酒一杯，还以此来嘲弄尊长。这些年轻人先进又高雅，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对他们来说算什么，太简单太普通了。几个下流的字眼不算什么，对待爱情的观念也很老式。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鸡尾酒一杯！他们说这本书讲的还是十四岁的小男孩的心理。但是，十四岁的小男孩对性还有那么一点本能的敬畏和正当的恐惧，他的心理比那些“鸡尾酒一杯”的年轻人的心理要健康，他们什么也不放在眼里，脑袋里除了玩弄生活的洋娃娃之外什么也没有，性就是主要的洋娃娃之一。这些疯狂青年，真是埃拉加巴卢斯[1]！

所以，对那些陈腐守旧、在现代社会很可能变成淫荡之徒的清教徒来说，对那些潇洒放纵、无所不敢、想到做到的青年人来说，对那些文化低下、头脑不洁、想找的就是污秽的人来说，这本书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但是我想对那些人说一句：想堕落你们就堕落吧，你们去守着清规戒律吧，你们去潇洒放荡吧，你们去头脑污秽吧，但我还是坚持我书中的观点：只有当精神和肉体取得和谐、自然而然地彼此平衡、自然而然地彼此尊重，生活才会不是受罪。

显然，现在既没有平衡也没有和谐。肉体充其量不过是精神的走卒，更有甚者，是个玩物。人们所谓保持“健康”不过是保持身体良好的工作状态，为的是干活，青年人花那么多时间来保持健康，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自我专注、自我陶醉。头脑中有一套刻板的观念和“感情”，肉体不过是照章办事，就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想乞讨一点儿糖吃，管它想不想吃糖，即使它想猛不丁地痛咬那只要握的手一口，也还得握握那只手。现在男人女人的肉体就是这样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这么说对那些自由、解放的青年来说最恰当不过。因为这条狗受的训练是来做一些以往的狗从未做过的事，他们就自诩为自由、充满真正的生机，是上等货。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并非如此，就像生意人一样清楚，自己大错特错了。人们并非真的是狗，只是看上去像狗、行动起来像狗。肚子里满是委屈、痛苦和不满。就其本质天性方面而言，肉体已经死了或者麻痹了。它所拥有的只是杂技团里的狗的第二生命，演戏与卖弄，完了就瘫倒。

它自己还能有什么生命呢？肉体的生命成了感觉与感情的生命。肉体感受到真正的饥、真正的渴，感受阳光或白雪中的真正的欢欣，感受玫瑰花香或紫丁香美的真正乐趣，感受真正的怒、真正的悲、真正的爱、真正的柔情、真正的温暖、真正的激情、真正的憎恨、真正的伤心。所有这些感情都属于肉体，只是由思想意识到。我们听到的可能是最令人伤心的坏消息，而感觉到的仅仅是一点点情绪上的波动。然而，几小时过后，也许是在睡眠中，意识可能会传到肉体的中心，真正的悲伤折磨起心来。

思想中的感情与真正的感情有天壤之别。如今，许多人从生到死从未拥有过任何真正的感情，尽管他们显然过着“丰富的感情生活”，表现出强烈的思想感情，但这全是虚假的。有这么一种魔术，名叫“秘影法”，一个人站在镜台前，镜子反射出他从腰到头的部分身体，而观众看到的是从头到腰，随后他的倒影又朝下，变成腰在上头在下。不管在魔术中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今日的我们的写照，我们那有活力、有感情的自我已荡然无存，而只是从头脑向下的一个倒影。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教会了我们某一套感情，什么是该感觉到的，什么是不该感觉到的，怎么去感觉我们允许自己感觉到的感情。其他一切均是不存在的。对任何好的新书的庸俗的评价就是：真的谁也不曾有过那样的感觉！——人们允许自己感觉的就那么几种优雅的感情。上个世纪就是如此。这种限制自己感觉的做法最终扼杀了所有感觉能力，在深层的感情领域则什么也感觉不到，这在我们这个世纪已变成了现实。严格意义上的深层感情已经死了，不得不伪装。

深层感情一词我们指的是各种形式的爱，从真正的欲望到温柔的爱情，对同胞之爱和对上帝之爱，我们指的是爱、欢乐、高兴、希望、真实的愤慨，对公正与不公正、真理与谎言、荣誉与耻辱的强烈感受，以及对任何事物的真正信仰，因为信仰也是头脑所默许的一种深沉的感情。现在，所有这些东西都已或多或少地死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感情上喧噪而感伤的冒牌货。

从来没有哪个年代比我们的年代更多愁善感、更缺乏真情实感、更虚情假意。多愁善感和虚情假意已成为了一种游戏，人人都想胜过自己的邻居。任何时候无线电和电影里放的都是虚情假意，目下的报纸杂志与文学也是如此。人们在虚情假意中打滚，生活在虚情假意里而且以它为生，浑身上下都有虚情假意渗出来。有时，人们在虚情假意中过得似乎还很悠然，然而久而久之，他们就垮下来，破碎了。你可以长时间在自己的感情方面愚弄自己，但不可能永远愚弄下去。肉体总有一天会向你发起反击的，而且是无情的反击。

至于其他人，你可以用虚情假意永远愚弄大多数人，可以在大部分时间内愚弄所有的人，但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一对年轻人坠入虚假的情网，而且一直在欺骗自己、欺骗对方，然而虚假的爱情是好蛋糕却不是好面包，其结果是一种可怕的感情消化不良。接着是一桩摩登的婚姻，随之就是一次更摩登的离异。

虚情假意带来的麻烦就在于，无人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无人能得到真正的满足，无人能得到任何安宁。人人都沉湎于虚情假意之中，却又急不可耐地要摆脱它。他们急匆匆地摆脱张三的虚情假意，却又投进了李四的虚情假意，从王五的到赵六的，从电影到广播，从天涯到海角，变动得越多，越是那么回事。

在现在的虚情假意中，爱情居首位。年轻人会告诉你，首先这是一个最大的骗局，如果你真的拿它当回事看。爱情是件好事，如果你把它看得淡，当作一种娱乐，但是一旦你郑重其事，你就会失望得要命。

年轻女子们说，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值得爱；年轻男子们说，没有一个真正的姑娘可以诉说衷肠。于是他们就和假男人假姑娘恋爱下去，这就意味着你不可能有真实的感情，不得不虚情假意，因为人总是得有点儿感情的，比如在恋爱中，想得到真实感情的年轻人毕竟还是有的，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呢？他们惶惑至极。尤其是在恋爱中。

可是在时下，尤其在恋爱中，却只有虚假的感情存在。我们受到过的都是这样的教育，在感情方面谁也不要相信，从亲生父母起，或者说到亲生父母为止。有感情对任何人也别动真的，这就是今天的口号。甚至钱也可以托付给别人，但感情绝对不能。不然它们将定遭践踏。

我们生活在一个从表面上看却又十分真实的社会信托制度下，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比我们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更互不信任。我的朋友中鲜有人会扒我的口袋，也不会让我坐到一把会伤我身体的椅子上，但我的真实感情却会成为所有朋友奚落的对象。他们也无法自已，时代精神嘛。爱情如此，友情也如此，因为它们之中都包含有一种最根本的同情。虚假的爱情就是这样产生的，谁也躲它不开。

有虚假的感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性。性这东西你是无法真正欺骗它的。在感情欺骗这种最恶劣的欺骗中，性是中心。感情的骗局一旦到了性，就必定破产。但在接近性的过程中，感情的欺骗却是步步加剧，直到到达顶点然后破产。

性与造作的感情水火不容，不可两立，它尤为痛恨的是那种互不相爱却假装相爱甚至想象自己爱过的人，这是我们的时代现象。当然，这一现象任何时代都有，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普遍。人们以为自己爱得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多少年来一直以为自己是理想的一对儿，瞧！突然之间，最深沉、最强烈的恨却降临了。如果这恨在年轻时没有出现，直到年轻的一对儿步入中年，性方面发生巨变之时，它还保存在那儿。就等风云乍起！

在我们这个时代，男男女女一旦曾经“爱过”，他们彼此的仇恨就太强烈了，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恨的强度更令人吃惊，更令人惊愕。它来无影去无踪，但如果你跟人关系密切，便随处可见，打杂女工身上有，情人女友身上也有；公爵夫人身上有，警察的妻子身上也有。

如果你忘了对男男女女而言，恨都是由反对虚假的爱情而生的一种生理反应，那就大事不妙。现在所有的爱都是假的，千篇一律。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恋爱中应该如何去感受，应该如何去行事，而且就那么去感受和行事。这就是虚假的爱情。他们会遭报复的，十倍的报复。性，以及男女的性机体，你变着戏法将虚假的爱情硬塞给它，即使它本身付出的也只是假爱情，积压到一定的程度它是会转变成致命而不顾一切的愤怒的。爱情中的虚假成分最终会使人的最深处的性疯狂，或者将它扼杀。即使它最终将扼杀掉性，但是说它常会使内在的性暴跳起来更可靠一点儿。发怒的时候总会有的，奇怪的是，在这一爱情游戏中，谁对性的冒犯最深，谁就越是怒火冲天，而那些多多少少真诚地爱过的人即使受骗最大也总是要温和些。

真正的悲剧在于，我们谁也不是铁板一块，谁也不全是假爱，谁也不全是真爱。在许多婚姻中，尽管假东西成堆，但男女双方又都还有那么一点点真东西在闪光。在一个对假事物格外警觉，对感情尤其是性感情中的骗局与冒牌货格外疑心的年代，因虚情假意所产生的愤怒与不信任很可能会压倒甚至熄灭那一团真正的、真诚的爱的小火，这团小火本来是可以使夫妻两人生活得快快乐乐的。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很容易产生一种只对虚假的感情和感情欺骗唠叨个不休的危险，大多数“先进”作家正是这样的。当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抵制那些感伤的“甜派”作家的茫茫骗局。

也许我应该将我对性的观感略述一二，我一直在为此而蒙受众口一词的攻击。前些天，一位“正经”的年轻人对我说，“我说，我无法相信英格兰会通过性而获得新生。”我能说的只有这么一句：“你肯定没法相信。”像他这样一个可怜兮兮、忸忸怩怩、自我陶醉的和尚，还有什么性可言呢？他对性的意义一无所知。在他看来，人只有头脑，或者说是毫无头脑。对这种人只能一笑置之，他四处寻找笑柄或者真理，自己却紧闭在自我这层壳中，因而寻找也是枉然。

如今，当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比如上面这位）跟我谈论起或者讥讽性的时候，我一言不发。无话可说。但是我心里厌恶极了。对他们来说，性的意义简单明了，那就是女人的内衣，和那么一阵摸索。他们遍谈《安娜·卡列尼娜》这类的爱情文学，也博览阿芙洛蒂特的雕塑和绘画，这些都是令人赞不绝口的名作。然而一到现实中，性，如今在他们眼里就沦落为俗气的年轻女郎和昂贵的内衣。不论是牛津的青年精英还是普通的劳动百姓，均是如此。在一个游人如织的避暑胜地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城里来的女士找了一个山里青年做“舞伴”，一起消了一个夏季（或许要短一些）的暑。挨到9月末，消暑的游客几乎走光了。这位山里的农家小伙也跟他那位京城里来的“女士”说过拜拜之后，就四处闲荡。如是有人问他：“噢，是约翰啊！你在想你的那位女士吧！”“没有的事！”他回答说，“只是她那漂亮的内衣才真叫人留恋呢。”这样的故事四处可见。

对他们来说，那就是性的全部意义——不过是装饰品。英国就靠这玩意儿来重焕生机？天啦！英国也太可怜了。在他们让英国重焕生机之前，英国先得让她的青年人身上的性重焕生机。需要新生的不是英国，而是她的青年。

他们谴责我野蛮，说我想把英国拉回到原始时代。但是我发现，野蛮和原始的却是这种对性的粗俗愚昧、这种性方面的死气沉沉。那种把女子的内衣看成她身上最刺激的部分的男子就是野蛮人。野蛮人就是如此。我们读到过野蛮女子的故事，她一件一件地连套三层外衣，以此来刺激她的男人，这是真的。真的是粗俗得令人作呕，竟把性当作了一种本能行动和宽衣解带的一阵摸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低级的原始和野蛮。在性这方面，我们白种人的文明是粗俗的、原始的，而且是丑陋野蛮的，英美两国尤其如此。

萧伯纳就是明证。我们文明的这位伟大拥护者说，穿上衣服能产生性，脱光衣服则会扼杀性——说的是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子和我们当今那些光胳膊、露大腿的姐妹。他还嘲讽教皇要把女人包裹起来，说世界上最后一位懂得性的人是欧洲牧师的首领，最能解答性问题的人则是欧洲妓女的首领（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在此，我们至少看到了我们的重要思想家们的轻率和世俗。如今那些半裸的女子在那些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子的眼里当然挑逗不起性情感，但这样的男子同样也挑逗不起女子的情感。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的裸露女子比萧伯纳先生那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子激起的性情感要少得多？如果把它仅仅看成一个裸与裹的问题，那就有些不明智了。

当女子的性本身就是能动的和活跃的之时，那么它就是一种超越她的理智的一种力量。它自会散出其特有的魅力，逗得男子心向往之。而女子得保护自己，尽可能地把自己裹起来。她出于羞怯和庄重而给自己蒙上面纱，因为她的性本身就是一股力量，能唤起男子的欲望。如果女子的性是活跃的和主动的，又像如今的女子一样把肉体裸露出来，那么男子会为她而疯狂。《圣经》中的大卫王就是这样为拔示巴而疯狂的。[2]

但是当女子的性丧失了其能动的召唤力，处在一种僵死或者不活跃的状态中，这时女子就会想方设法去吸引男子，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她发现她对男子不再具有吸引力了。所以，所有原本是无意识和令人愉快的行为如今却变成有意的和令人反感的了。女子的肉体暴露得越来越多，而她越暴露，男子就越是在性方面对她表示厌恶。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男子厌恶性时，他在社会上就会受到刺激。现在这二者是相互悖反的。从社会的角度看，男子喜欢半裸女子的挑逗，喜欢她半裸着身子招摇过市。这是潇洒，这是反叛和独立的宣言，这是现代，这是自由开放，这是时髦，因为这是绝对无性或者反性的。现在男子和女子都不想感受到真正的欲望。他们要的是虚假的、精神的替代物。

但是我们人都是些非常复杂的动物，有着各种各样的，而且常常是彼此对立的欲望。那些极力怂恿女子变得非常大胆和性冷淡的男子恰恰就是那些抱怨女子没有性感最厉害的男子。女子也是这样。那些极度崇拜在社会上吃得开、对男子很冷漠的女子恰恰是那些最尖酸地骂他们“不是男人”的女子。现在在公共场合，在社会上，人人都要虚假的性。可是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些时候，任何一个个人都会对虚假的性深恶痛绝，而且，越是那些平日看重它的人到头来也许就是那些最痛恨它、最痛恨别人身上虚假的性的人。

现在的姑娘们可以把自己裹得只剩一双眼睛露在外面，穿起古典的硬布衬裙，梳起高高发髻，如此等等，尽管这样一来她们也许不会像我们的那些半裸女子一样让男子变成铁石心肠，但是她们同样也不会散发出真正的性的魅力。如果根本就没有性可以裹了，那么裹也毫无益处，至少也是益处不大。男子通常是心甘情愿地受骗，有时明知那裹着的里面什么也没有，但还是愿意受骗。

关键在于，当女子在性方面充满活力、浑身都颤抖着性的魅力时（这并非她们的意愿），她总是雅致地把自己遮盖起来，披盖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1880年的那些摆阔气的裙撑之类的东西不过是即将来临的性冷淡的一个先兆。

当性具有魅力的时候，妇女们千方百计地乔装掩盖，而男子则在夸张炫耀。教皇要求女子在教堂把裸露的肉体遮盖起来时，他所反对的其实不是性，而是女子不顾礼义廉耻的没有性的鬼把戏。教皇和教士们的结论是，女子半裸着身子在大街上和教堂里摇来摆去，这不仅在男子，也在女子心里产生了一种“亵渎神圣”的坏思想。他们说得对。但其原因并非这样会挑逗起性欲，这不会，至少也是很少会有挑逗作用。这一点连萧伯纳先生也清楚。但是当女子的肉体竟挑逗不起任何欲望时，肯定是出了大毛病，令人伤心的大毛病。因为如今女子们裸露的臂膀唤起的是一种轻浮、厌世、庸俗的情感，如果你对教堂还有任何尊重的话，你就绝不该带着这种情感走进神圣的教堂。按照意大利的传统，如果女子光着膀子进教堂，那就明摆着是对教堂的不尊。

天主教（尤其是南欧的天主教）既不像北欧的教会一样反对性，也不像萧伯纳先生之类的社会思想家一样不计较性。天主教不仅认可性的存在，而且还把婚姻看成是以性的融洽为基础的一种神圣的誓言，为的是生儿育女。但是在南欧，生儿育女就不像在北欧一样单纯是一种科学的事实和行为。在那里，生儿育女至今仍和神秘的感官与古老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男子有可能是创造者，因而头上有一层光辉。所有这一切都被北欧的教会和萧伯纳式的琐碎逻辑剥得一干二净。

但是，在北欧已经丧失的这一切，南欧的教会都试图把它保存下来，它们知道这是生命的根。男子如果还想过上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完美和充实的生活的话，那么这种作为未来的创造者和立法者的感觉对于日常的生活来说也许就是不可或缺的。对男女双方来说，白头偕老的心理对取得内心的宁静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即使这种婚姻给人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它仍然是必要的。天主教才不会费时间去警醒世人在天堂既没有婚姻也没有婚姻的赠礼呢。它强调的是：如果你结婚，你就从一而终！而人们接受这种信条，接受这种命运，接受这份庄严。在牧师看来，性暗示着婚姻，婚姻暗示着幸福的生活，教会暗示着伟大的生命。

因此在教会看来，性的魅惑并不是要命的东西。倒是那些公然与性作对的赤裸的臂膀、轻浮、“自由”、厌世、不恭的举止才真是要命得多。性在教会看来也许是淫秽的或者亵渎神圣的，但绝不是厌世的和无神论的。而当今妇女们的光膀子则有可能是厌世的和无神论的，是一种危险而庸俗的无神论，教会自然会反对。无论如何，欧洲的牧师首领比萧伯纳先生更懂得性，因为他更了解人类的自然本性。他积累了一千年的传统经验，而萧伯纳先生则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作为戏剧家的萧伯纳先生冒出了那么些招数，来表演现代大众的虚假的性。他无疑演得出。最廉价的电影也演得出。但同样也明显的是，尽管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怀疑性的存在，但是真正的人的性之内里他却连边儿也摸不着。

同时，萧伯纳先生还把欧洲的妓女首领看作是与他平起平坐的人物，建议人们向他而不是教士的首领请教性问题。这种并列是公正的。欧洲的妓女首领肯定和萧伯纳先生一样懂得性。正如萧伯纳先生一样，这位欧洲的妓女首领肯定对人们矫揉造作的性，对这种用戏法造出来的假冒的上等货色如数家珍。也正像他一样，妓女首领对男人身上真正的性一无所知，真正的性随着季节和岁月的节奏常变常新，有冬至时的严寒，也有复活节的热烈。妓女首领肯定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当了妓女，她就必然会丧失掉它。但就算到了这步田地，她也比萧伯纳先生懂得多。她懂得男子的内在生命中的确存在博大精深的、富有节奏的性。因为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奋起反抗过它，所以她懂。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学里，妓女都是以极度的性无能的面目出现的，说她留不住男人，说她对男人本能的忠诚深为愤怒，世界历史表明，这种忠诚和他喜欢杂交的本能的不忠几乎同样深刻和强烈。世界上所有的文学都表明，男人女人身上这种本能的忠贞是多么深刻，他们是何等渴望得到这种本能的满足，他们又是何等烦恼于自己无法找到真正的忠诚。这种忠诚的本能也许是我们称之为性的这一伟大情结中最深刻的一种本能。哪里有性，哪里就潜伏着对忠诚的渴望。妓女因为奋起反抗这种渴望，所以她了解它，她只能留住没有真正的性、只有虚假的性的男人，而这些男人正是她鄙视的。真正的有性的男人必然会离开她，因为在她那里，他们真正的欲望不可能得到满足。

妓女首领深深地懂得这些。教皇如果愿意费神来想一想的话，他也很懂，因为这一切都存在于教会的传统意识里。但这位戏剧家首领对此却一无所知。在他的性格中有一块古怪的空白。在他看来，所有的性都是不忠，而且只有不忠才称得上性。婚姻是没有性、没有用的。性只能通过不忠来表现，所有性的女王就是妓女首领。如果婚姻中冒出了性的果实，那是因为婚姻中的一方另有私情，想要变得不忠。不忠才是性，妓女们对此深有体会。而妻子们在这方面却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是。

这就是戏剧家首领和思想家首领给我们这代人的教导。而芸芸大众则对他们的观点全盘接受。性这东西无一例外都是下流的。除了下流，除了不忠和私通之外，性是不存在的。我们那些以轻浮刚愎的萧伯纳先生为首的主流思想家早已把此类胡言宣教得纤悉无遗，差点儿是众口铄金了。性除了以卖淫和泄欲的私通这种种虚假的形式出现之外，几乎不再存在。因而婚姻是空洞的、虚假的。

现在性与婚姻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社会生活建立在婚姻之上，社会学家们则说婚姻建立在财产之上。人们发现婚姻是保存财产与促进生产的最佳方式。这就成了婚姻的全部。

但是真是如此吗？我们现在正处在反抗婚姻、激烈地反抗婚姻的种种约束和限制的痛苦之中。事实上，现代生活中的不幸至少有四分之三可以归咎于婚姻。现在无论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鲜有人不对婚姻制度是深恶痛绝的，鲜有人不认为婚姻是一种强加在人类生活之上的制度。人们对婚姻的反感远甚于对政府的反感。

几乎人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一旦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冲破婚姻之路，婚姻将立即被废除。苏联废除了婚姻，或者说曾经一度废除婚姻。假如还会冒出什么新的“现代”国家来，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会如法炮制。它们会试图用某种社会制度来取代婚姻，废除这遭人恨的婚姻的枷锁。国家供养母亲，国家供养儿童，妇女赢得独立。这是列入了每一场伟大的社会改革计划的日程中的事。这当然就意味着婚姻的废除。

我们得问问我们自己的唯一一个问题是：我们真的想废除它吗？我们想要妇女绝对独立，想要国家供养母亲与儿童，从而就必然地废除婚姻吗？我们要这样吗？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男子和女子做他们真正想做的。尽管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这里和在任何地方一样，男子有双重欲望，即粗浅的欲望与深刻的欲望；个人的、表面的、暂时的欲望与非个人的、内在的、通过漫长的历程才能满足的大欲望。一时的欲望一望就知，而其他深层的欲望就难了。我们那些思想家首领的职责是把我们深层的欲望告诉我们，而不是为了那些小小的欲望而在我们的身边尖叫个没完。

教会是建立在对至少是人的某些最重要、最深沉的欲望的认可之上的，这些欲望需要好多年，或者整个人生，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得到满足。尽管教士过着独身生活，尽管教会可以建立在像圣彼得或者圣保罗那样遗世独立的石头之上，可是事实上它却是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婚姻之上。假如使婚姻出现严重的不可靠、不牢固，假如毁坏了婚姻的永恒性，教会就会坍倒。瞧瞧英国国教衰落到了何等地步吧。(https://www.daowen.com)

其原因就在于教会是建立在人类的谐和之上的。而在基督教世界里谐和的首要因素是联姻。无论你称之为联姻、婚姻纽带，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它都是维系基督教社会的根本的系带。割断它，你就会回到基督教时代以前存在过的、由国家主宰一切的那种状态中去。罗马时代的国家拥有一切权力，罗马时代的元老代表国家，罗马时代的家庭是家长的财产，可谓天下之土莫非王土。在希腊也是一样，尽管人们对财产的永久性没有那么强的要求，但是对暂时的占有则欲望极强。家庭在希腊要比在罗马不稳定得多。

但是无论在希腊还是罗马，家庭是男子的家庭，家庭又代表着国家，也有（或者曾经有过）家庭是妇女的家庭的国家。还有家庭基本上不存在的国家，也就是那些由教士掌管着一切的教士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教士起着家庭的作用。后来又出现了苏维埃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家庭也是不存在的，个人由国家直接实施机械的管理，这正如在古埃及那样的宗教大国里一样，国家通过教士的监督和仪式直接控制每一个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想前进呢，还是想倒退到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管理中去呢？我们喜欢由皇帝一统天下的罗马帝制呢，还是喜欢共和制呢？我们是从我们的家庭和自由着眼想成为希腊群岛上某一个城邦国家里的希腊自由民呢，还是愿意将自己想象成古代埃及人，回到那种一切都由教士管、一切都通过仪式来实现的古怪状态中去呢？

就我个人而言，对这些东西我都不得不大说一声“不！”，说过之后我们又不得不回过头来想想那句名言：基督教对人的社会生活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婚姻。基督教给世界带来了为我们所了解的婚姻。基督教在国家的大一统之内建立起了家庭这个小小的自治领地。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婚姻不可侵犯——不受国家的侵犯。也许正是婚姻给予了人最大的自由，在国家这个大王国之内给予了他一个归他掌管的小王国，给予了他一个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反抗不公正的国家的一个立足之点。丈夫和妻子就是国王和王后，他们统率一两个臣民，掌管归他们自己所有的方寸领土。这就是真正的婚姻。不论对男子、女子还是孩子来说，这都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实现和满足。

那么，我们想打破婚姻吗？如果我们真的打破它，那就意味着我们将落到由庞大得多的国家的直接支配之下。我们想受国家（任何国家）的直接支配吗？我是肯定不想的。

教会造就了婚姻，使它成为一种神圣之物，一种在性的交流中将男女联结成一体，除非死亡，永不分离的神圣之物。而且即使由于死亡而分离，也仍然没有脱离婚姻的约束。就个人而言，婚姻是永恒的。婚姻使得两个不完整的个体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使男子的灵魂与女子的灵魂终身都在一起得到和谐的发展。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是一条使男女双方在教会的精神统治之下和谐地获得尘世的满足的大道。

这是基督教对人类生活做出的伟大贡献，可是却经常受人忽视。这对人来说是不是朝着实现完美生活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呢？是还是不是？婚姻对人的自我实现是一个巨大的帮助，还是一种挫折呢？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人人都得做出回答。

假如我们用非国教的新教观点来看待自己，认为我们都是些孤立的灵魂，我们至高无上的事业就是拯救自己的灵魂，那么婚姻肯定是一种阻碍。如果我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我最好把婚姻抛在一边。那些当和尚和隐士的肯定是这么想的。如果我只是为拯救他人的灵魂，我就更应该抛弃婚姻，去当使徒和传教圣人。

但是假如我既不热衷于拯救自己的灵魂，又不在乎拯救别人的灵魂，假如我坦率地承认我对拯救一无所知呢？“获得拯救”在我看来只是一派胡言，自以为是的胡言。假如我不能理解“救世主”与“拯救”这些玩意儿，假如我认为灵魂必须通过终身的努力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必须永远得到维持和滋养，得到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那又怎样呢？

这样我就认识到，婚姻（或者某种类似于婚姻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旧式的教会最理解人持久的需要是什么——这种需要超越了朝来暮去的短暂的需要。教会建立起婚姻为的是生活，为的是让灵魂的活灵活现的生命得到实现，而不是让它挨着搁着去享受来生。

旧式的教会懂得生活有我们的一份，应该去享受，应该在生活中得到满足。本笃会的清规戒律，阿西西的方济各的苦修苦炼，都是教会的永恒的天堂中的闪光。生活的节奏就是由教会时时日日、年年月月、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地保存下来传授给人们的，那种短暂的耀眼的闪光得与永恒的节奏合拍。当我们在南欧、在乡野，每当黎明、中午、日落时刺耳的钟声响起，钟声与弥撒或者祷告的声音合成一片，这时我们就感受到这种节奏的存在。我们在节日里、在行列仪式里、在三王节、在复活节、在圣灵降临节、在圣约翰节、在万圣节和万灵节，都感受到它的存在。这是岁月的车轮在滚滚向前，是太阳在从冬至向春分移动，是季节的来临和流逝。这同时又是男男女女心中内在的节奏：四旬斋的哀伤、复活节的欢乐、圣灵降临节的神奇、圣约翰节的烟花、万灵节时坟茔上的烛光、圣诞节时亮堂堂的圣诞树，这都表明男男女女心中情感的节奏被激活了。男子以男子的方式体验着情感的伟大节奏，女子则以女子的方式体验着，当男子与女子的节奏和谐合拍时，这节奏就完美了。

奥古斯丁说，上帝每天都创造出一个新世界。这一说法对有活力、有情感的灵魂来说是正确的。每一次黎明都把曙光洒在一个全新的宇宙，每一次复活节都用一轮全新的光辉照亮一个布满新花的新世界。男男女女的灵魂以同样的方式焕发新机，他们的生活充满无穷的欢乐和永不消退的新奇。所以男女之间终其一生都是新鲜的，婚姻的节奏与岁月的节奏和谐一致。

性是宇宙中阴阳两性的平衡体，吸引、排斥、中和，新的吸引、新的排斥，常变常新。四旬斋是漫长的中和期，人们情绪低落，复活节的亲吻带来欢娱，春天带来性的狂欢，仲夏带来激情，秋天是缓慢的衰败、反抗和悲愁，再一次的灰暗，然后是冬日漫漫长夜的猛烈刺激。性随着一年四季的节奏变化而在男男女女的身上不停地变化。太阳律动的节奏就是人跟大地的关系。噢，当人割断了他与岁月的节奏的联系，破坏了他与太阳和大地的和谐，那可是灭顶之灾啊。噢，当爱被当成了一种纯属个人的情感，与日出日落脱离了关系，与季节变化失去那种神秘的联系，那该是什么样的灾难，对爱来说又是怎样的残害啊！这正是我们身上出的问题。我们的根在流血，因为我们失去了与大地、太阳和星星的联系；爱变成了龇牙咧嘴的嘲讽，因为我们把可怜的花朵从生命之树的躯干上拔了下来，还满以为它会在桌子上我们那只文明的花瓶里长开不谢呢。

婚姻是人类生活的线索，但是没有任何婚姻是离得开滚滚向前的车轮和左摇右摆的地球、离得开漂泊的行星与光彩夺目的恒星的。男子在黎明时分与在日落时分难道不是判若两人？女人不也一样？神秘的生命之曲难道不正是由他们那不断变化的谐和音与不谐和音组成的吗？

难道整个的人生不都是如此吗？男子在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时都是不相同的，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子同样在变化。但是在他们的不同之间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奇特的关联吗？在年轻的时候，在孩子出生的时期，在青春期和孩子幼小的时期，女子的生命发生痛苦的转折的时期又是一种更新的时期，在激情衰退但欢乐的柔情更甜美的时期，在阴暗的、因人而异的死亡临近的时期——当男女相视无语，隐约地感觉到分离而又不是真正的分离的时期，在所有这些时期，难道就没有某种特殊的和谐？难道没有某种看不见、不可知的平衡、和谐、完美在相互起着作用？不正如一首无声的交响乐一样，随着节奏从一个乐章过渡到另一个乐章，各个乐章彼此不同，千差万别，然而又是由男女双方奇特的、互不相容的生命用无声的曲调奏出的同一部交响乐吗？

这就是婚姻，神秘的婚姻，在今生今世得到实现的婚姻。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在天堂是既没有婚姻又没有婚姻的赠礼的。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今生得到满足，否则，它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那些伟大的圣徒，甚至包括耶稣在内，他们活着不过是为了给神圣永恒的婚姻增添新的满足和新的美。

但是——这个“但是”就像一颗子弹令我们伤心裂肺——如果婚姻不是永远地建立在阳物的基础之上，不与太阳、地球、月亮、恒星与行星联系在一起，不与时时日日、年年月月的节奏和谐一致，它就不能成为婚姻。婚姻如果不与血的脉动相应和，它就不能成为婚姻。因为血是灵魂的载体，是最深层的意识的载体。决定我们的存在的是血液，决定我们的生存、活动和存在的是心脏和肝脏。只有在血液中，知识、生命、感觉才浑然一体，不可分离，任何毒蛇和智慧的苹果都不能导致它们分离。所以只有当结合是血液的结合，婚姻才成为真正的婚姻。男子的血液与女子的血液是两股永不相同的流水，永远泾渭分明。就连从科学中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它们是两条围绕着整个生命而流动的河，在婚姻中这两条河合成一个完整的圆，在性生活中，这两条河相互接触，彼此更新，但又永远不会相混合。阳物就是填满女子血液的河谷的一根血柱。男性血液的大河接触着女性血液的大河的深底，然而谁也不会冲破彼此的疆界。这是极为深刻的交流，实际上，所有的宗教都懂得这一点。这是一个最伟大的谜，几乎每一次新婚仪式都表明了这点，表明神秘的婚姻的最高成就。

这种交流，两条河的这种接触就是性行为的意义所在。打一个老的比方说就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及其围绕着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片土地就是天堂或者伊甸园，就是人类的发祥之地。正如所有的宗教都懂得的，这两条河环行的线路，这两股血液之流的交流——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就是婚姻。

丈夫与妻子是两条血液之河，两条性质永不相同的河。它们能够彼此接触、交流和更新，使对方焕发新生，而又不冲破那两条微妙的界线，不会搅和到一起来。阳物是这两条河之间的交接点，它将这两条河连成一体，永远使互不相容的两条河形成同一条环行的线路。这种一体性是双体性经过一生一世的时间逐渐发展而来的，它是时间或者永恒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孩子、美、雅致之物等一切属于人类的东西，人类的所有真正的创造，都是从这种一体性之中萌发出来的。我们所知道的上帝的意志就是，他希望有这么一个统一体产生，在今生今世得到完善——这个统一体就在人类的两股伟大的血液之流中产生。

男人会死亡，女人也会死亡，这也许会使他们的灵魂彼此分离，重新回归造物主。谁知道呢？但是我们知道，从人性的角度看，男女的血液之流在婚姻中合为一体，使得宇宙完整了，使得太阳的涌流与星星的涌流完整了。

当然，还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东西，也就是那矫揉造作之物。还存在虚假的婚姻，如今几乎所有的婚姻都像是虚假的。现代人身上只有个性，当两个人都对对方的个性感到“惊奇”的时候，也就是，当他们在家具、书籍、体育或者娱乐方面志趣相投的时候，当他们喜爱和对方一块“聊”的时候，当他们钦佩对方的“思想”的时候，现代婚姻随即产生。这种思想和个性方面的共鸣是异性之间建立友谊的良好基础，但是因此而建立婚姻却会是一场灾难。婚姻必然是从性行为开始的，而性行为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在某种意义上与男女之间的精神和个性关系相敌对的。由两种个性组成的婚姻终将以肉体的深仇大恨而告终，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一开始，两个人彼此忠贞不渝，最后却彼此仇恨，这种仇恨他们自己都说不明道不清。他们试图掩盖这种仇恨，因为这让他们感到羞耻，然而，尤其是当他们厮守在一起时，这太让他们痛苦不堪了。对那些个性强的人来说，婚姻中小小的不快日积月累，很快就会超过极限而一发不可收拾，那股怒气就接近疯狂。而这一切都没有说得清的起因。

而真正的原因则是，异性之间专注于神经、头脑和个人爱好方面的共鸣是与血液方面的共鸣相敌对的。现代的个性崇拜对异性之间的友谊是极佳的，对婚姻则是致命的。总而言之，现代人最好别结婚。这样他们就能更忠实于自己的本真个性。

但是不管结婚不结婚，要命的事总会发生。假如你只懂得个性的共鸣与个性的爱，愤怒与仇恨总有一天会占据灵魂，因为血的共鸣与血的接触受到了挫折，遭到了拒绝。若是独身，这种拒绝会腐烂消亡，而如果结婚，这种拒绝就会导致愤怒。而现在，这种愤怒犹如惊雷暴雨，是再也不能避免的。这是精神现象。关键在于，性完全被用来推动个性与个性的“爱情”的发展，而不是用来获得性的满足或实现。实际上，“个性”婚姻中的性行为很可能远比“血婚姻”中的多。女子朝思暮想着一位永远的情人，而相比之下，她在个性婚姻中容易得到这样一位情人。可是，他有的是永无止境的欲望，却一事无成，什么也满足不了，于是乎，她就恨起他来！

我谈论性是一个错误。我一直在说，性意味着血的共鸣与血的接触。从理论上讲是这样。可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现代的性都纯粹是一种神经方面的事，冷淡而且毫无血性。这就是个性化的性。这种苍白的、冷淡的、神经性的、“诗意的”、个性化的性，会产生一种非常独特的生理与心理效果，这就是现代人对性的全部了解。男女身上的两股血流就像血的激情与血的欲望一样涌动着，汇聚到了一起。但是涌动着的血欲望的接触是积极主动的，会使血液焕发新生；而在这种神经性、个性化的欲望的强求之下，接触着的两股血流却相互摩擦和毁灭，从而使血液变得苍白和枯竭。个性化、神经性或者精神性的性对血起着破坏作用，起着分解代谢作用；而热烈的血欲望之下的交媾则起着新陈代谢作用。由神经性性行为导致的分解代谢可能会产生暂时的狂喜，使精神高度亢奋。但是这正如酒精或者毒品的发作，是血液中某些细胞发生分解的结果，是一个枯竭的过程。这是现代人精力不济的诸多原因之一。性活动本应该是振奋精神、恢复元气的，如今却令人精疲力竭、萎靡不振。所以，当上面那位年轻人说他不相信性能使英国重获生机时，我不得不赞成他的观点。既然性在现代全是个性化与神经性的，其结果就必然是萎靡不振和精神崩溃。现代性活动的这种崩溃性影响是不容否定的。也许比手淫略胜一筹，手淫就更为致命。

我终于开始明白批评家们为什么对我推崇性的作用横加指责。他们只懂得一种形式的性。事实上，在他们看来也只有一种形式的性——神经性的、个性化的、分裂性的、苍白的性。这种东西可以被吹嘘得天花乱坠，但我们切不可以对它抱有任何希望。我非常同意，我非常同意他们所说的话：靠这种性，英国是毫无重获生机的希望的。

同时，我也看不出一个无性可言的英国还会有什么重获生机的希望。一个丧失了性的英国在我看来似乎是毫无希望的，也没有人对它抱有大的希望。尽管在这样的一个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性既非我所指又非我所求的地方侈谈性，也许我是在犯傻，但我仍然无法苟同，无法相信丝毫没有性的英国能获得新生。一个没有性的英国——听起来真令我绝望！

而另一种性则是热烈的、属于血液的，它能使男子与女子建立活生生的联系，能使他们获得新生，我们如何重新获得这种性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找回来，要么是由年轻的一代把它找回来，否则我们都会迷失方向。因为通往未来之桥是阳物，可是它却到了穷途末路。可是，我们不要现代的“神经”之爱的那可怜的、神经的虚假阳物。不要它。

因为生命的新冲动如果没有血的接触是永远不会到来的；我说的是真正的、积极的血的接触，而不是神经性的消极反应。而主要的血的接触是发生在男女之间，向来都是如此，永远都将是如此。这就是积极的性的接触。同性恋的接触即使不是对男女间因精神上的性造成的不满的唯一替代物，它也是次要的替代物。

如果英国需要获得新生（这是那位似乎觉得需要“新生”的青年人的原话，他用的就是这个词儿），那么它只能靠一种新的血接触、一种新接触、一种新婚姻来获得。这将是一种阳刚之气的新生，而不是一种性的新生。因为阳物是男子身上神圣的生命力与直接的接触的唯一一个古老而伟大的象征。

这同时也是一种婚姻的更新——转变为真正具有阳刚之气的婚姻。更进一步说，婚姻将与富有节奏的宇宙重新融于一体。我们是无法脱离宇宙的节奏的，否则我们的生命将痛苦地枯竭。基督教的先驱们试图将宇宙仪式古老的异教节奏抹杀掉，而且还取得了某种胜利。他们抹杀了行星与黄道带，这也许是因为占星学已被贬为打卦算命的玩意儿。他们想要抹掉一年四季中的节日。但教会懂得，人并非独自地过着生活，而是与旋转的日月星辰生活在一起，于是就恢复了那些异教徒几乎全部的神圣节日，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农民就像异教农民一样根据日出日落来安排饮食起居，在日出、日落和晌午时分（这是一天之中太阳的三大时刻），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来做祷告。然后是远古以来的七日一周中的祭日，还有主殉难和再生的复活节、圣灵降临节、施洗约翰节、十一月亡灵祭拜节，还有圣诞节、三王节。多少世纪以来，芸芸众生就是在教会的统率下以这种节奏生活的。宗教只有把它的根扎在民众之中才能永恒。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宗教的节奏，它就死了，没有希望了。但是新教的传播给人们的生活中一年四季的宗教和仪式般的节奏来了当头一棒。新教教徒几乎使这一点成为事实。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可怜、盲目、支离破碎的民族，他们只能用政治和法定假日来满足自己对运转中的宇宙及其永恒的规律的活生生的要求。婚姻作为一种伟大的要求，也因为丧失了伟大的规律的支配、丧失了本该永远支配生命的宇宙节奏，而蒙受同样的苦难。人类必须找回宇宙的节奏，找回永恒的婚姻。

所有这些都是为我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的附言或者随感。人有卑微的需求，也有深层的需求。我们疯狂地、错误地为追求卑微的需求而生，终于有一天，把我们的深层需求丧失殆尽。有卑微的道德，即关于个人与人的卑微需求的道德，只可惜我们就靠这种道德而生活。但还有伟大的道德，即关于所有妇女、所有男子，以及所有国家、民族和阶级的道德。这种伟大的道德在长时间里影响着人类的命运，符合人的伟大需要，而且经常与满足卑微需求的卑微道德发生冲突。悲剧意识还告诉我们，人的一个伟大需要就是对死亡的认识与体验，每个人都有认识自己身上的死亡的需要。前悲剧与后悲剧时代的伟大意识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尚未进入后悲剧时代——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永远地更新生与死的全部节奏、太阳年的节奏、人的一生中生理年的节奏、星星年的节奏，以及灵魂的不朽年的节奏。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紧迫的需要。这是头脑、灵魂、肉体、精神、性等一切的需要。想用言辞来满足这么一种需要是无济于事的。任何言辞、任何理性、任何语言都无法办到。该说的话大都已经说过，我们只需凝神聆听。但是谁来让我们关注行动，关注岁月与季节的大行动、灵魂的轮回的行动、女子与男子的生命合为一体的行动、漂泊的月亮的小行动、太阳的大行动，以及比太阳更大的星星的最大行动呢？现在我们应该学会的是生命的行动。我们自以为已经学会了言辞，可是呢？瞧瞧我们吧。我们也许是语言精，事实上是行动狂。现在让我们做好准备，让我们现有的“卑微”生命去死，让大生命在与日换星移的宇宙的接触中再生吧。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系问题。我们必须与浩瀚的宇宙重新建立起有生气、有助益的关系，其方法是通过日复一日的仪式——这是各家各户的家常之事——黎明、晌午和黄昏时饮食与祷告仪式、生火与泼水的仪式、呼第一口气与最后一口气的仪式。这是各家各户饮食起居的仪式，天天都有。月之阴晴圆缺、星之朝降暮升的仪式是男女有别的。季节更迭的仪式属于集体，是男男女女的共同行为，是整个集体汇聚一起列队起舞，表演灵魂的戏剧与激情。星星年中的大事则是国家与整个民族的仪式。我们必须回到这些仪式中去，否则就必须由我们来转动它们以适合我们的要求。因为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由于没有满足我们的深层需要而正在枯萎，我们切断了自己与使内心获养料与新生的伟大源泉——在宇宙中永恒地流动的源泉——的联系。至关重要的是，人类正在死亡。人类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大树，根底朝天。我们必须将自己栽种到宇宙之中去。

这就意味着返璞归真。但是我们得重塑那些古朴的形式，这比宣传福音书还要困难。福音书告诉我们，我们全都获得了拯救。可是我们看看今日的世界吧，我们会意识到，人类非但没有从罪孽（管它是何种罪孽）中被拯救出来，反而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一切，几近虚无与灭绝。我们得往回走，走过漫漫长路，走到理想主义观念开始以前，走到柏拉图以前，走到生命的悲剧理念出现以前，直至重新回到我们起步的地方。因为福音书上所宣传的通过理想救世和逃离肉体樊笼与关于人生的悲剧观念是一致的。拯救与悲剧是同一回事，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

回到理想主义宗教和哲学兴起，从而把人引入悲剧的歧途的时代以前去吧。人类最近三千年的历史走的是一条引入理想、空灵和悲剧的歧途，如今这条歧途终结了。这就好比剧院里一场悲剧的剧终。舞台上尸横遍地，更糟糕的是这一片僵尸什么意义也没有留下，大幕却已落了下来。

而在生活中，大幕是永远不会落下来的。死尸依旧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总得有人来清扫这些尸体，总得有人把戏演下去。这是以后的事。如今悲剧与理想主义时代已成过去。剩下的主角们已经完全呆滞不动。然而我们还得往前面演。

那些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本质上是些悲观主义者，他们认为生活不过是徒劳的冲突，所以，即使到死也要避开它。现在我们得重建那些被他们摧毁了的伟大关系。释迦牟尼、柏拉图、耶稣，就其对生活的态度看，他们是三位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们的训谕是：幸福只有在脱离了凡俗生活的抽象自我中才有，幸福超脱了平日的生死成败，而存在于“永世不变”的或者永恒的生活之中。然而，在接近三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几乎已经被完全从季节、生死和成败的富有节奏的生活中抽象出来，现在我们却认识到，这种抽象既非幸福也非解脱，而是虚无。它带来的是毫无意义的僵化。那些伟大的救世主和导师不过是将我们与生活一刀两断。真是可悲的歧途。

对我们来说，生活已经死了，但是如何才能使它重现生机呢？“知识”毁掉了太阳，把它变成了一个布满斑斑点点的气体之球；“知识”毁掉了月亮，把它说成是一个受天花般的死火山侵蚀的毫无生命的小地球；机器毁掉了地球，把它变成了一个稍微有点儿崎岖不平，但你可以遍地飞驰的平面。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一切中找回那些是我们灵魂的天堂的伟大球体，从中获得无限欢愉？我们怎样才能找回阿波罗、阿蒂斯、德墨忒尔、冥后普西尼和冥王狄斯的神殿？怎样才能哪怕看上一眼启明星或者猎户座？

我们必须把它们找回来，因为它们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伟大意识栖身的世界。在理性与科学的世界里，月亮是一堆死土，太阳是一个布满斑点的气球。抽象的思想就栖身在这样一个荒凉贫瘠的小世界里。这就是我们那卑微的意识栖身的世界。我们就隔着一段微不足道的距离来认识它。当我们与世界隔离了时，我们就是这样透过万事万物间的微小距离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当我们与世界融为一体来认识它时，我们会知道地球是紫蓝色或者深蓝色的，我们会知道月亮是给我们带来了欢乐还是从我们身上偷走了欢乐；我们会知道太阳这头满意地呜呜着的大金狮，是像母狮舔幼崽一样舔着我们使我们勇猛起来，还是像一头愤怒的红雄狮一样张牙舞爪地向我们扑来。有多少种认识事物的方式，就有多少种知识。但是对人类来说，有两种认识的方式，一种是分裂开来认识，这是精神的、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另一种是结合到一起来认识，这是宗教的、诗的方法。基督教流变到新教，终于失去了与宇宙的一致性，失去了肉体、性、情绪和激情与地球、太阳和星星的一体性。

但是关系分为三层：第一层是人与活生生的宇宙的关系；第二层是男女关系；第三层是男子之间的关系。每一层关系都是血的关系，而不仅仅是精神或思想的关系。我们已经把宇宙抽象成了“物”与“力”，把男子女子抽象成了独立的个性——人性是独立的部件，无法组合拢来——所以，这三大关系都是没有血肉的，是死的。

然而，没有哪一种关系比男子与男子之间的关系更死。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现在男子彼此间的感觉，我们会发现每一个男子都觉得任何其他男子是他的威胁。这虽然有些古怪，但是越是看重思想与理念的男子就越觉得另一个男子的身体是对他的威胁，好像会威胁到他们的存在。每一个接近我的男子都会威胁我的存在。不，还不止于此，会威胁到我的整个身心。

这是支撑起我们的文明的丑恶事实。正如一本战争小说的广告所说，这是一部“友谊与希望，烂泥与血”的史诗，其意思当然是说，友谊与希望必然以烂泥与血而告终。

当讨伐性与肉体的庞大十字军在柏拉图的配合下发起猛攻的时候，这是一场为了“理念”、为了与肉体分离的“精神”知识而战的宗教战争。性是伟大的联合者，它发出阵阵巨大而缓慢的震动，暖人心房，使人们幸福地结合在一起。理想主义的哲学与宗教则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它们做到了。现在它们已完成了这一使命。友谊与希望最后一次大迸发出来的是烂泥与血。如今人们全是些孤立的小整体。尽管“和善”是现在通行无阻的规则——人人必须“和善”——然而我们却在这“和善”之下发现了一颗非常令人厌倦的冷淡的心、一种无情、一种麻木。人人都是对他人的威胁。

人们只知道彼此间相威胁的一面。个人主义胜利了。如果我只是一个个人，那么任何别人，尤其是任何别的男子，就是我的威胁。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独特之处。我们彼此之间都甜蜜到了极点，“善良”到了极点，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害怕到了极点。

孤立感和随之来的威胁感与恐惧感是我们与同胞的整体感与集体感的衰弱的必然产物，与此同时，意味着在孤立中生存的个人主义感与个性感则在增强。那些所谓“有文化”的阶级是最先形成“个性”与个人主义，也是最先陷入这种无意识的威胁与恐惧感中的。那种古老的、热情的一体感和整体感在劳动阶级身上则要多保存几十年的时间。随后在他们身上也消失了。后来阶级意识开始猖獗，变成了阶级仇恨。阶级仇恨与阶级意识不过是古老的整体感与古老的热情在崩溃的一个标志，的确，人人都感觉到自己处在隔离之中。然后就出现了相互对立和斗争的集团。内部斗争成了自我维护的一个条件。

这同样是当今社会生活的悲剧。在古老的英国，有一种奇特的血的联系将各个阶级维系在一起。乡绅们可能傲慢、粗暴、专横跋扈，然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却和人民是一体的，是同一股血流中的一部分。在笛福和菲尔丁那里我们就感受到这一点。而后来到心胸狭窄的简·奥斯汀那里，这种感觉就消失了。这个老处女已经把“个性”而不是性格当作典型来刻画，她强调的是分离中的敏锐认识，而不是一体中的认识。我觉得她十足地令人不快，正如可以用善良、大度等英语词汇来形容菲尔丁一样，我们同样可以用恶劣、小气、势利来形容她。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我们有一个叫克利福爵士的男子，他纯粹是一种个性，除了那些能为他所用的人之外，他与他的男女同胞完全失去了一切联系。一切温暖全部消失了，家庭是冷冰冰的，人心已非人心。他不仅纯粹是我们的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标志着这个世界上伟大人性之死。严格地说来他是仁慈的，但是他不知道温暖的同情心是什么。他就是他。所以他失去了他心爱的女子。

另一个男子则依旧怀有男子的热情，可是他却受到追击和毁灭。就连那个来到他身边的女子是否会忠诚于他和他的生命意义也还成问题。

曾经有人多次问我，我是不是故意让克利福瘫痪，这是否是象征。文学界的朋友们则说，让他当个完整而有性功能的人，但同样让那个女子离开他，这样更好。

至于这种“象征”是不是有意为之，我不知道。在开始构思克利福的时候，我肯定没有这种想法。当我构思克利福和康妮时，我根本就没考虑过他们是什么和为什么。他们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来了。但是从头到尾写了三遍。但当我读第一稿时，我认识到克利福的瘫痪是一种象征，是大部分属于他那一类型和阶级的人在深层的情感与激情方面的瘫痪的象征。我认识到，通过技巧来使他瘫痪的话，那也许是对康妮不公平的捉弄。这样离开他就把她写得太俗气了。然而故事是这么来的，我就任其自然了。无论我们是不是称其为象征，它都必然会这么发生。

我在小说已经写成将近两年后的今天再写下这些文字，既不是为了解释什么，也不是为了辩护什么，而不过是为了表达我的感情信念，这些也许是这本书必要的背景说明。这本书无疑显得蔑视常规礼教，也许也必要对采取这种蔑视态度的原因做一说明。因为épater le bourgeois[3]，或者惊世骇俗的欲念是愚蠢的，因而也不足为虑。如果说我使用了禁忌语，那也事出有因。不使用属于它自己的阳物语言，不使用淫秽的词语，我们永远也别想把阳物事实从“高雅”的泥淖中解救出来。对阳物事实的最大的亵渎莫过于这种“把它拔到一个更高的层面”的做法。同样，如果一位大家闺秀嫁给一个狩猎人（她还没有嫁呢）不是出于对本阶级的仇恨，但至少也是不在乎阶级差异的。

最后提一下，有人给我来信抱怨说，盗印本倒是见过一些，原版却没见过。原版第一次是在佛罗伦萨发行的，是精装本，封面是深紫红色的，上面印着我画的黑色凤凰（这只鸟是不朽的象征，正从火焰中腾空而起），封底上有一道白色的鉴条。纸张精致，是手工压制的米色意大利纸，印刷得虽然好，但算不上精致，装订是在一家佛罗伦萨小店进行的，也很一般。版式设计尽管不是出自专家之手，但比许多“精致”得多的书籍还要看上去令人愉快。

如果说有许多拼写错误（的确有），那是因为这书是在一家意大利的家庭小书坊中排的版，他们对英文一字不识。因为他们谁也不认识英文，所以就用不着指责他们。校样也很糟糕。印刷工开始几页做得还挺好，做多了就会醉酒。这样文字就会稀奇古怪地跳舞，不能被称为英语了。所以如果错误不少，没有更多的错误就是万幸了。

后来有一家报纸说，这位可怜的印刷商印这本书是受骗上当。根本就没有受骗。印刷商是位小个儿白胡子，刚刚续上一房妻室，有人跟他说：这本英文书里有一些这样这样的文字，写的是那样那样的东西。如果怕惹麻烦就别印的好！“写的什么？”他问。当那人如实相告时，他以佛罗伦萨人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嗬，妈哟！可是我们天天干那个呀！”在他看来，这不过那么回事。既然它既不写政治，又不别有用心，就没什么要想的。全是些平常生活之事。

但是这还真够艰苦，这本书能印出来可谓是奇迹。铅字刚好够排书的一半，于是就将这一半先印一千册，为了谨慎起见，另外两千册印在小开的普通纸上，然后将字模拆下来，排另一部分。

书的发售同样费尽周折。这本书几乎一到美国海关就被扣留。幸运的是在英国还推延了好些时日。所以，实际上整个这一版（至少有八百册）肯定进入了英国。

随后是一片粗鄙的谩骂声，但是谩骂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天天干这事儿。”那个小个子意大利印刷商说过。“既荒谬又可怕！”英国新闻界有这样耸人听闻地报道。“感谢你终于写了一本真正关于性的书，我对没有性的书厌恶透了。”佛罗伦萨一位最有声望的市民（意大利人）这样对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稍微过火了一点儿。”一位胆怯的佛罗伦萨评论家（意大利人）说，“你听，劳伦斯先生，你觉得真的非这样说不可吗？”我告诉他是的，然后他沉思起来。“那么，他们中一个是机灵的色鬼。另一个是性白痴，”有一位美国妇女是这样说书中的两个男子的，“所以我恐怕康妮的选择是错误的——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