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圣灵与大能的证明
……由于令人惊叹的奇迹,不仅可以从其他诸多理由、而且也特别可以从下述情况证明奇迹的实在性:其踪迹仍旧保存在按照上帝之言生活的人身上。
——奥利金:《驳克尔苏》[2]
谨致汉诺威
舒曼院长先生
先生:
谁能比敝人更急切地想立即读到您的新作呢?我对信念的渴求太强烈,简直就像厄里济希同[3],恨不得要吞噬一切看起来像食物的东西。
如果您对我这篇短文也如此,我们就彼此相属了。我不能不谨致以真理探求者相互怀有的崇高敬意。
您的莱辛
我自己正在经历的、已经实现的预言,不同于我只是从历史上知道其他人自称曾经经历过的、已经实现的预言。
我亲眼所见并有机会亲自验证的奇迹,不同于我只是从历史上知道其他人自称见过和验证过的奇迹。
那么,没有争议的了?对此不容提出任何异议了?
假若我生活在基督的时代,在他身上所实现的预言当然会使我非常关注他。假若我目睹他行奇迹,假若我没有理由怀疑这是真正的奇迹,【349】我当然会对一个长久以来表现卓绝、行奇迹的人产生极大的信任,以致会心悦诚服地使我的理智屈从他的理智,我会在一切事情上——在同样无可怀疑的经验不曾藉以对他提出反证的一切事情上——相信他。
或者;假若我现在正经历着与基督教或者基督的宗教有关、其优越性我已确认无疑的预言以最无可争议的方式正在实现,假若现在诚笃的基督徒还在行我认为真实的奇迹,那么,还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去顺服使徒所称的圣灵和大能的证明呢?
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奥利金完全有理由说,基督宗教凭证明这种圣灵和大能来证明自己,它比所有希腊式辩证法可能提供的证明更具有神性。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行神奇之事的大能还没有离开那些”按照基督的规定来生活的人;既然他有这方面毋庸置疑的例证,他就必然承认——如果他不愿否认自己的感官的话——这种圣灵和大能的证明。
可是我呢?我已不再处于奥利金的情况,我生活在不再产生奇迹的18世纪;如果我狐疑不定,根据其他符合我的时代的证明,我现在不敢根据圣灵和大能的证明去相信自己可能相信的东西,其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于:这种圣灵和大能的证明现在既无灵、也不再有能了;它一落而成为人关于圣灵和大能的证言。原因在于:关于已实现的预言的记载并非已实现的预言本身;关于奇迹的记载并非奇迹本身。这些在我眼前实现的预言、在我眼前发生的奇迹,本来是直接起作用的。那些关于已实现的预言和奇迹的记载,则应通过媒介起作用,而媒介恰恰夺去了预言和奇迹的一切力量。【350】
援引奥利金,让他说,“大能的证明之所以如此称谓,是由于为证实基督教义而发生的令人惊叹的奇迹”——这一做法并不见得恰当,如果人们向读者隐瞒了奥利金书中紧接着这段话之后的内容的话。读者也会打开奥利金的书,一旦打开,他们就惊奇地发现,奥利金在证明那些基于基督教之初发生的奇迹之真实性时,固然同时
κ πολλων μεν
λλων(根据许多其他理由,【译按】原书所引希腊于原文均未标出重音符)、根据福音书作者们的叙述,但主要且特别依据的却是当时还在发生的奇迹。
现在,既然这种证明之证明完全不在考虑之列,既然一切历史的确定性十分微弱,不足以取代这种已不予考虑的显而易见的证明之证明,怎么可以强求我基于无限微弱的动因同样相信一千六百年至一千八百年以前人们出于最有力的动因所相信的那些难以理解的真理?
换言之,对我而言,在可信的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所读到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如我自己所经历的那样确定?我不晓得曾有哪个人持这种看法,人们只是认为,像历史真理始终所可能达到的可信性一样,我们所得到的关于那些预言和奇迹的记载同样可信。当然,人们补充说,历史真理不可能得到直观的证明,尽管如此,人们对它却必须像对被直观证明的真理那样坚信不疑。
对此我现在作出回答。首先,谁否认——我并不否认——关于奇迹和预言的记载像历史真理始终可能达到的可信性那样同样的可信?问题是,既然前者只是同样可信,为什么人们在使用时却突然使它变得无限地更可信?
究竟由于什么缘故?——由于人们将完全不同的一些东西加在它们之上了,这些东西不同于人们有权利通过历史的真理(historische Wahrheiten)已被证明的东西。既然历史的真理不可能得到直观证明,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通过历史的真【351】理来直观地证明。
这就是说:偶然的历史真理永远不可能成为必然的理性真理的证明。
可见,我根本不否认,基督身上实现了预言;我根本不否认,基督行过奇迹。我否认的是,自从奇迹的真实性完全不能再靠当前尚在流行的奇迹来证明,自从奇迹仅仅成为关于奇迹的记载(尽管这类记载如此颠扑不破、不可辩驳),奇迹还能够且可以使我对基督的另外一类学说(anderweitige Lehren)保持最低限度的信仰。我接受这另一类教义,完全基于另一类理由。(https://www.daowen.com)
因为其次,什么叫视一个历史命题(einen historischen Satz)为真?什么叫相信一种历史的真理?难道不就是承认这一命题、承认这一真理?不就是对此提不出异议?不就是允许另一个人在它之上建立另一历史命题,从它之中推导出另一历史的真理?不就是保留以此为依据评价另一些历史事物的权利?难道还会是其他什么?难道还会有更多内容?真该搞清楚才是!
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曾经有过一个亚历山大,他在短时间内征服了几乎整个亚洲。但是,谁敢根据这一信念要求某种伟大而永恒的、失之便无法弥补的价值?谁会根据这一信念发誓,永远否认一切与此一信念有争议的知识?我真的无此胆量。现在,我对亚历山大及其胜利提不出任何异议;不过,其人、其事可能只是基于时时处处伴随亚历山大的科里洛斯[4]的一首诗,正如特洛亚历时十年之围一事,依据的只是荷马的诗。
如果从历史上我对基督唤醒死者一事提不出任何异议,我因此就必须承认,上帝有一个与他具有同一本质的儿子?我无力对关于后者的证言提出重大异议,这与必须相信我的理性所反对的事情的义务有什么关系?【352】
如果从历史上我对这位基督自己死而复生提不出任何异议,因此我就必须承认这位复活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基督因复活——我不能提出任何重大历史事实来反驳基督的复活——而成为上帝的儿子,他的弟子们也因此而将他视为上帝的儿子——对此,我由衷地乐于相信。因为,这些真理——作为一个类别且恰恰是同一类别的真理(als Wahrheiten einer und eben derselben Klasse),完全可以自然地相互推论。然而,若从上述历史的真理跳入完全另一类真理,并要求我据此改造我所有形而上的和道德的概念;若由于我提不出可信的证据来反对基督的复活,就强求我改变关于神的本质的所有基本理念——如果这不是一种μεταβασις
ις
λλο γενος(“向另一类跨越”),我就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用这一称谓指什么了。
当然,有人会说:正是基督自己,正是历史上你必须承认的这位唤醒死者、自己死而复生的基督自己曾说过,上帝有一个与自己具有同一本质的儿子,而基督就是这个儿子。
讲得太好了!只是,基督说过这些话一事,仅仅从历史上讲是可信的!
假若有人继续追逼我,对我说:“不!这不仅只是从历史上讲可信的(historisch gewiβ);得到灵感的历史家们确保这一点,他们不可能有错”——
可惜,即便历史家们得到灵感和不会出差错,也只是历史地讲可信的而已。
真是一条令人厌恶的宽阔沟壑,尽管我经常认真地试图跨越,却始终跨不过去。如果有人能够帮我跨过去,请他帮我一把;我请他、求他。他对我当一次上帝之子。
现在,我用同样的话重复上面说过的内容。我根本不否认,基督身上实现了预言;我根本不否认,基督行过奇迹。我否认的是,自从这种奇迹的真实性完【353】全不能再靠当前尚在流行的奇迹来证明,自从奇迹仅仅成为关于奇迹的记载(无论这类记载多么颠扑不破、多么不可辩驳),奇迹还能够且可以使我对基督的另外一类学说保持最低限度的信仰。
什么使我对此承担义务呢?是学说本身而非其他任何别的什么,这些学说在一千八百年以前如此新颖,对于当时已知真理的整体如此陌生、如此不可兼容,以致为了引起众多的人注意它,甚至得求助于不啻为奇迹和实现了的预言。
可是,让众多人注意某种东西,就是帮助健康的人类理智走上正道。
人类理智走上了正道;人类理智在正道上,它在这条道上的左边和右边艰难发现的东西,便是那些奇迹和已实现的预言所结的果实。
这些果实生长和成熟的情景似乎就在我眼前,难道我不应因此而感到满足?难道我因为对那古老、虔诚的传说——撒种的手每撒一次必须在紫螺血中洗七次的传说既不否认也不怀疑,只是存而不论,我就不应感到满足?——其实,这传说是真是假,与我何干?重要的是,果实非常好。
假若有一条伟大、实用的数学真理,它是发现者通过明显的错误推论求得的(如果没有这种东西,也可能产生这类东西)——难道我因此就得否认这条真理,放弃使用这条真理?难道由于我不愿用他那种类型的机敏证明,由于我认为由此不能证明他藉以碰到真理的错误推论可能不是错误推论,我就忘恩负义,就亵渎这位发现者?
我就此打住,而且期待着:但愿所有被约翰福音分离开来的人通过约翰遗言(das Testament Johannis)重新统一起来[5]!这篇遗言虽然被列为伪经,却并没有因此而更少神性。【354】
[1]【题解】1777年初,莱辛发表第二批残稿,引发了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汉诺威神学院院长和教长舒曼(J.D.Schumann,1714-1789),他针对这批残稿的第二篇《所有的人都可能有理由相信的启示之不可能性》于同年发表《基督宗教真理之确凿明证》一文。舒曼与赖马鲁斯相反,不是从历史事件的可信性或不可信性,而是从坚定信仰出发展开论证。他强调,保罗曾基于这种坚定信仰将他的布道不是看成人言,而是称为上帝的灵与大能的证明。莱辛的这篇答辩文章和紧接本文之后的《约翰遗言》是匿名发表的,只注明:1777年于不伦瑞克。
[2]舒曼在文章中试图以奥利金(Origenes)的《驳克尔苏》一书中的这段话为权威反对残稿,莱辛将之用作本文警句。莱辛略去了这一段话的前半部分:“此外,在这里还应说明,对于我们的信仰还有一个特殊的证明,它是信仰所独有的,并大大高于靠辩证法的希腊式证明。这一更高的证明被使徒称为‘灵与力的证明’。所谓‘灵’的证明基于种种预言,这些预言适于尤其涉及基督的段落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信仰;所谓‘力’的证明是(由于)……”。奥利金所引保罗的话,见《林前》2:4。【译按】这里的“圣灵与大能”原文为Geist und Kraft。
[3]厄里济希同(Erysichthon):古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公元后18)的长诗《变形记》中的神话人物,因偷伐女神刻瑞斯(Ceres)的圣树被罚终生饥饿、吞食一切,最后吞食自己。
[4]科里洛斯(Choerilus)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的随从诗人。在莱辛看来,像荷马一样,他是坏诗人的典型。贺拉斯曾在其《书札》和《诗艺》中记载,科里洛斯每写一句好诗便从亚历山大那里得一枚金币,每写一句坏诗便挨一耳光,最后因挨耳光过多而丧命。
[5]这里所说的约翰福音造成的分裂,指约翰福音中关于耶稣神性的表述自尼西亚公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公元325年,第二届在787年)以来便引起争论,从而造成不同教派。启蒙运动时,这个问题的争论又趋于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