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评述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评述

在全部文献史中，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Principe）的命运，是对这样一句格言的真理性的最好的见证：“一本书的运气好坏全看它的读者的才能如何。”（Pro captu lectoris habent sua fata libll.）[1]这本书的名声是独一无二且史无前例的。它不是一部供学者们研究和政治哲学家们评论的纯粹的学究式的论著；也不能被理解为只是为满足一种理智好奇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经交到它的第一批读者手中，立即被付诸实践之中。在我们现代世界的伟大政治斗争中，它被用作一件具有威胁性的强大武器，它的效力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说，它的“意义”仍是一个秘密。即使在今天，这部著作已被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索过，这个秘密还是没有完全被揭示出来。我们发现，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对于《君主论》的判断，不仅有一种变化，而且有一种彻底的颠倒。这部著作作者的命运也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历史中的形象时有变化，有些人爱他，有些人则恨他，弄得我们茫然不知所措。要想在所有这些纷纭变化之后，认识这个人的真实面貌和这本书的主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对这部著作的最初反应是一种恐惧和战栗。麦考利（Macaulay）在他的论马基雅维利文章的开头写道：“我们怀疑在著作史中，是否还有任何人的姓名像这个人的姓名那样，如此地狰狞可恶，他的品格和著作正是我们建议考虑的。按照通常的说法，马基雅维利被描绘为一个魔鬼，罪恶的根源，野心和仇恨的发泄者，谎言的首创人；并且，在他的注定要遭到不幸的《君主论》发表之前，还不曾有过一个伪君子、一个暴君、一个卖国贼、一种假冒的道德或一种实用主义的罪恶……除了他的别号之外，他们为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恶棍，并且除了他的教名之外，他就是罪恶的代名词。”[2]

后来，这种评论日渐衰弱。于是，从一个遭极端谴责的时代又走到另一个被极度赞扬的时代。斥责和苛刻的诅咒变为一种敬畏和崇拜。马基雅维利由暴君的顾问变成了自由的烈士，由一个肉身的恶魔变成了一个英雄，甚至是一个圣人。

上述两种态度都不符合马基雅维利的真面目，都是人们误入了歧途的表现。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从一种道德的观点来阅读和判断他的著作。面对着这样一部产生如此巨大的道德影响的著作，这种评判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不应当从赞扬或非难，谴责或褒奖开始，不管其他著作家是如何说的，回忆一下斯宾诺莎的原则或许倒是很有必要的：“不笑，不哭，也不厌恶，而是去理解。”（Non ridere，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sed intelligere）。在我们给予一个人及其著作以一种评价之前，我们首先应当理解。但是这种理智的态度却由于两种有关马基雅维利的传说而遇到障碍。在研究《君主论》时，我们必须时时提防它们，包括仇恨这部著作的传说，以及热爱这部著作的传说。前者产生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不仅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甚至伟大的英国诗人都参与了对马基雅维利的这种宣扬。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几乎没有哪位著名的作者不提及马基雅维利的名字，无不对他的政治理论进行评判。爱德华·迈耶尔（Eduard Meyer）在他的著作《马基雅维利和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3]中注意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文学中，相关马基雅维利的不少于三百九十五处。并且无论是在马洛、本·琼森、莎士比亚，还是在韦伯斯特、博蒙特和弗莱彻的戏剧中，马基雅维利都是一种狡诈、伪善、残酷和罪恶的象征。剧作中的坏人常常自我表白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4]这种通常的情感最为明显的表达，可以在莎士比亚的《国王亨利六世》剧的第三幕中理查德葛罗斯特公爵的独白诗中找到：

我有本领装出笑容，一面笑着，一面动手杀人；

我对着使我痛心的事情，口里却连说“满意，满意”。

我能用虚伪的眼泪沾濡我的面颊；我在任何不同的场合都能扮出一副虚假的嘴脸。

我能比海上妖精淹死更多的水手；我能比蛇王眼中的毒焰杀死更多对我凝视的人。

我的口才赛过涅斯托，我的诡计赛过俄底修斯，我能像西农一样计取特洛亚城。

我比蜥蜴更会变色，我比普罗透斯更会变形，连那杀人不眨眼的马基雅维利也要向我学习。[5]

理查德三世应当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与时代不合的人，但是莎士比亚和他的观众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种不合。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几乎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的、个人的人格。它被描述为一种思想类型。即使在后来，马基雅维利这个词或马基雅维利主义总是被一种可憎可恶的魔鬼般的气氛所笼罩。莱辛的《爱米丽雅·迦洛蒂》中，国王的大臣和顾问马里纳利还是体现了传说中的马基雅维利的许多特点。国王在剧终时大声说：“君主难道还不够作一个人吗？魔鬼们一定要在他们的朋友中把他们自己假扮起来吗？”[6]

然而，尽管有这些仇恨和轻蔑，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从未失去过它的基础。它仍处于普遍兴趣的中心。它的那些最坚定果敢的最不容情的敌人，时常为增添这种兴趣，以引起更多的人的好奇心，反倒做了不少事情。憎恶总是与某种敬畏和魅力相混合的。同样一些人，尽管他们誓不两立地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体系，但也不得不对他的政治天赋表示敬意。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在他的《政治学》中写道：“我不蔑视马基雅维利一句出名的格言，尖锐，狡猾，辛辣。”（Unius tamen Machiavelli ingenium non contemno，acre，sabtile，igneum.）[7]

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的拥护者与他的最凶猛的敌人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这种奇异的联姻已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我们时代政治思想中具有持久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马基雅维利死了，但是他的学说总是不断以它新的化身而出现。马洛在他的《马尔他的犹太人》的序幕中有介绍马基雅维利的一段话：

纵然世界以为马基雅维利已经死了，

但他的精灵却远远飞越过阿尔卑斯山；

现在他的躯壳死了，但他的精灵又来法兰西，

观赏着这片土地，与他的朋友们寻欢作乐。

对某些人，或许我的名字是可憎的，

然而，他们的话，如同爱我、护我一样；

要让他们知道，我就是马基雅维利，

我的分量可不是人，也不是人的语言所能掂估出来的。

我要向最恨我的人表示尊敬。

尽管某些人公开反对我的书，

但他们仍要谈到我，并借以得到彼得的座椅：

当他们把我赶下座时，

也将被我的后继的觊觎者所毒杀。

经过漫长的岁月，马基雅维利这种传闻中的形象才被推翻。十七世纪的哲学家首先向那种流行的判断发起了攻击。培根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发现一种类似这样的精神，即摧毁全部经院思想的方法和根据经验的方法来努力帮助研究政治学的哲学家。培根说：“我们非常感激马基雅维利和与他同属一个阶层的其他作家，他们开诚布公地宣称或描述人们在做什么，以及人们不应做什么。”[8]

然而，在当代伟大的思想家中，为修正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以洗刷他的污名，迄今还没有哪个人像斯宾诺莎那样做过更多的事。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斯宾诺莎提出了一个奇异的假设：《君主论》具有一种隐含的意义。继而，他不得不证明：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把他看作一个自由的勇士）如何能够写一部包含暴君统治的大多数准则的著作。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中说：

最富有创造天才的马基雅维利已大胆宣称，君主的唯一动机是对权力的欲望，他应当把这种欲望用来建立和维护他的统治——这就是君主的全部含义，至于用什么计谋则是很难确定的……他或许想表明，自由的群众应如何谨慎地把他们的福利完全托付与一个人，这个人……必定每天都恐惧阴谋，所以不得不主要顾及自己的利益。至于群众，则宁可计谋对付他们而不管他们的利益。我更倾向于这个最有远见的人的意见，因为众所周知，他对自由是有帮助的，为了维护自由，他曾给予最有益的忠告。[9]

斯宾诺莎只是以一种尝试性的方式提出了这种解释，他说得相当含糊。他对他自己的这种假设也不十分确信。并且在事实上，有一点他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处于他正努力要破除的同样的幻想中。因为对他来说，马基雅维利不仅是一个非常坦率和敏锐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狡黠的作家。他把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个诡计多端的大师来尊敬。不管怎样，这种评价与历史事实是不相一致的。倘若马基雅维利主义意味着欺诈或虚伪，那么，马基雅维利绝不是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从来不是一个伪君子，在阅读他的日常信件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与我们流行的观念和偏见大相径庭的马基雅维利，一个说话坦率、心境谦恭，并带有某种天真的人。这不仅适合于他个人的品格，也同样适合于作为著作家的马基雅维利。这个主张在政治上耍阴谋诡计、搞两面三刀的大师或许是一个最诚实的政治作家。“言语早就教给人们来掩饰自己的思想”（La parole a ét é donnee àl'holmme pour dégudser sa pensée），塔利兰德（Talleyrand）的这句著名格言，常常被尊崇为外交艺术的重要定义。如果这句话是真实的，那么，马基雅维利就绝不可能是一个外交家。他从未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也从未隐瞒他的观点和判断，坚定而直率地说他想说的话。对他来说，最勇敢的词总是最好的词。他毫不含糊地向我们袒露了他的思想和他的风格，它们是清晰的、尖锐的、不容误解的。

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亦即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以一种更为赞赏的眼光逐步认识到马基雅维利的品格，在某些方面马基雅维利似乎是他们的天然盟友。当伏尔泰向罗马教会发动攻击时，当他谈起他的著名的“消灭无耻”时，他确信自己将继承马基雅维利的事业。马基雅维利不是曾宣称罗马教会要对意大利的全部苦难负主要责任吗？在他的《李维史论》中他曾说：“对罗马教会和它的教士们来说，我们意大利人欠了这第一笔债，由于他们，我们变得邪恶和不信教。并且，我们还欠他们更大的一笔债，因为它是我们毁灭的直接原因，换言之，由于教会，我们的国家仍处于分裂之中。”[10]像这样一些话都成了法国哲学家们的老生常谈。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同意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伏尔泰在《弗雷德里克二世论马基雅维利》的第一版序言中说过“恶毒的马基雅维利”。[11]普鲁士年轻的加冕国王弗雷德里二世在他的论文中，表达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一般感情和判断。他说：“我将敢于走进这一行列，为保卫人类而反对这个怪物，这个公然与人类作对的敌人，用理性和正义武装自己，以反对诡辩说和邪恶的论证……因此，读者在这本书中能得到一付解毒剂，来消除他在敌人那里所中的毒。”[12]这些话写于一七三九年。但是在随后的一个世代，我们就听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调。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陡然彻底改变了。赫尔德在他的《关于人类进步的通信》中宣称，无论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看作是一部讽刺作品，还是一部有害的政治学著作，或是这两种东西的混杂，都是错误的。马基雅维利是个诚实而正直的人，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他的国家的忠实朋友。著作中的每一行文字都证明他不是人类事业的背叛者。他把著作的错误归因于这一事实，即没有一个人在它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去看待它。这部书既不是一部讽刺作品，也不是一部道德教科书，而是一部为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所写的政治杰作。为政治学提供“一般的”理论，绝不是马基雅维利的意图。他只是描写了习俗即他自己时代的思考与行为的方式。[13]

黑格尔接受了这种评价。并且他以一种更果敢的口吻谈论这个问题。他成为马基雅维利的第一位颂扬者。为了理解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注意到黑格尔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的特殊条件。那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即在弗兰西斯二世放弃德意志帝国的皇冠之后。德国政治的崩溃似乎是一件既定的事实。在一篇写于一八〇一年的未发表的论文“论德国制度”中，黑格尔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开头：“德国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在一种似乎完全分裂的政治形势下，黑格尔阅读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当时，他似乎已找到了理解这部褒贬极为悬殊的著作的线索。他发现十九世纪德国的政治生活，与马基雅维利时期意大利的国家生活甚为相似。一种新的兴趣和抱负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他梦想成为马基雅维利第二，成为他自己时代的马基雅维利。黑格尔说：

在一个不幸的年代，当意大利匆匆走向它的毁灭和成为由外邦君主所挑起的战祸的战场时，当她为这些战争提供手段并同时成为它们的战利品时，当德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瑞士人蹂躏她，以及外邦政府主宰这个民族的命运时，在一片悲惨、仇恨、混乱、迷茫的普遍而深沉的情感中，一个意大利政治家以一种冷峻的审慎，设想着一种必然的观念：意大利的拯救只能通过它的统一。把通过观察意大利状况而形成的一种观念的论证，看成是一种道德和政治原理（更适合于一切条件，因而又不适合于一切条件）毫无私利的总结，这是极为不合理的。一个人在读《君主论》时，必须既要考虑马基雅维利以前的若干世纪的历史，也要考虑他所处时代的意大利历史。这样，这部著作就不仅仅被看成是合理的，而且还表明它是一部极为壮观而真实的思想杰作，它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天才所作的最伟大、最高贵的精神创造。

这的确是一种新的阶段，是对于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发展具有更高价值的阶段。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说：“它既是新的而且也是一个怪诞的东西。迄今，马基雅维利一直在伦理秩序之外，现在却反过来了，被排列进一种理想主义的系统，它努力信奉和支持全部的伦理价值。这儿所发生的一切，同一个私生子的合法化颇有几分相似之处。”[14]

费希特政治哲学的进展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向。一八〇七年，在寇尼斯堡的评论杂志（Vesta）上，费希特发表了一篇文章《论马基雅维利》，[15]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他的评论注定将会有助于“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恢复名誉”（Ehrenrettung eines braven Mannes）。我们看到，费希特远远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观点。我们认为，费希特是一个最坚定的道德严肃主义的倡导者。但是，在他对马基雅维利的判断中绝非如此。他赞扬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并试图为他开脱所有的道德罪责。他承认，马基雅维利声称自己是个坚决的异教徒（曾以仇视和轻蔑的口吻谈起基督教），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的评判，也不能削弱他对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的马基雅维利的尊敬。

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这种理解盛行于十九世纪。从那时起，马基雅维利所扮演的角色就改变了。他的名字从前曾是一个骂人的语词，突然变成了一种“epithetom ornans”，两股强大的力量（理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协作产生了这一结果。在十九世纪文化中，历史开始扮演主要的角色。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后，它曾取代和几乎掩盖了理智其他所有的兴趣。从这种新的视野来看，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先前评价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完全没有看到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自十九世纪起，民族主义成了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促进力和驱动力。在对待马基雅维利的理论的评价上，有一种深刻的相互作用：在十七世纪的文学中，马基雅维利曾被描绘为魔鬼的化身。当时，在某种低级趣味的夸张中，魔鬼本身有时也被称作马基雅维利主义，或带有几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色彩；[16]但是，二百年后，这种评价完全颠倒过来了，对马基雅维利的神圣化取代了对他的魔鬼化，意大利的爱国者们总是以极大的激情称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最后一章。当阿尔菲里（Vittorio Alfieri）出版《君主论及其书信》（Del principe e delle lettere）时，他毫不犹豫地尊称“神圣的马基雅维利”（divino Machiavelli），在他的著作中还写有专门一章，完全相似于马基雅维利的著名的告诫：“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17]

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的“历史主义”和民族主义混淆了我们的判断，而不是使这种判断更加明晰。从赫尔德和黑格尔的时代起，我们就一直被告知：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看作一部系统化的政治学理论著作，其实这是一个错误。据说，马基雅维利从来不想提供这佯一种理论，他只是为一个特殊的目的和一小部分读者写的。阿瑟·伯德（L.Arthur Burd）在他编辑马基雅维利著作的导论中说，“《君主论》仅仅是为意大利人写的，并且是为某个特定时期的意大利人写的，除此而外别无他物；的确，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些，问它是否企图适合于一切意大利人。”[18]但是，能有任何证据表明回答下述问题吗？这种流行观点是马基雅维利自己的观点和他的根本目的的确切表达吗？马基雅维利没有其他兴趣，没有其他抱负，而仅仅作为一个意大利的发言人而行为吗？他的全部评议都只是限制在意大利历史中的某一特定时期吗？他相信这些观点对于政治生活和未来几代人的问题是不适用的吗？(https://www.daowen.com)

我无法找到对这种论点的唯一确定性的证明。我恐怕以这种方式判断时，我们难免受到一种幻觉的困扰。我们所易犯的错误，可称之为“历史学家的谬误”。我们将我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引向某一作者，对他来说，这些观念是完全不可知的，并且一直是难以理解的。设想一切事物只能在其自身的环境中，这在我们看来是完全自然的。我们认为，这一原则对于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的任何合理的阐述，都是一种绝对命令。因而，我们培养了一种常使我们过分敏感的对事物的个体性和判断的相对性的感情。我们难以大胆地作出一个一般的表述，我们不相信一切清晰明了的公式，我们怀疑永恒真理和普遍价值的可能性。但是，这既不是马基雅维利的态度，也不是文艺复兴的态度。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并不懂得我们现代的历史相对主义。他们仍然相信一种绝对的美和绝对的真。

就马基雅维利本人来说，他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特殊的理由，以阻止他对已被他同时代评论家们所介绍的政治理论加以各种各样的限制。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关于历史任务的概念与我们是极为不同的，他感兴趣的是历史生活的静力学而不是动力学。他不是关注于一个给定的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而是寻求周而复始的性质，寻求那些在一切时代都相同的东西。我们谈论历史的方法是个体主义的，马基雅维利谈论历史的方法则是普遍主义的。我们认为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自身，他则认为历史永远要重复自身。他说：

任何把过去与当前相比较的人立即会领悟到：在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民族中，总是流行着和以往相同的欲望和情感。正因如此，对于一个仔细审察过以往事件的人来说，预见那些估计在任何共和国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提供某种处理方法（正如古代人在可能的情况下曾使用过的），这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读者们都忽视了这些教训，或者不能理解，或者倘若理解了，对于统治者来说又是不可知的，这就必然导致所有的时代都面临着同样的混乱。[19]

因而，那预见可能发生的事的人，总是注意已经过去了的事。因为一切人类事件，无论是当前的还是将来的，都有它们在过去的确实的副本。“这些事件是由人所产生的，而人的感情和气质，在所有的时代都毫无二样。于是，很自然地，将产生出同样的结果来。”[20]

从这种人类历史静态观点必然导致这种看法，即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相互交替的。从物理上讲，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中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但是，它们的意义和它们的品格是不可改变的。那么，能够通过对提图斯·李维的著作的评注来阐释他自己的政治准则和理论的这个思想家，肯定不会使用我们现代历史学家关于每一个时代只能以它自己的标准来测量的概念。对于他来说，一切人和一切时代都只能处于同样的水平上。从希腊或罗马的历史中抽取的史例，与从当代历史中抽取的史例，马基雅维利在这两者之间不可能作出细微的区分。他以同样的语气、风格和情调，谈论着亚历山大一世和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21]，汉尼拔（Hannibal）和洛多维科（L.Dovicail Moro）。在涉及文艺复兴的全新的君主国的同一章中，他讨论了摩西、居鲁士、罗慕洛和提修斯。[22]甚至连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的伟大的历史学家们，都觉察到并批判了他的方法的这种缺点。吉西尔迪尼（Guicciardini）对这点作了富有情趣的中肯的评论。[23]

如果一个这种类型的思想家懂得创造一个建设性的新理论，一门真正的政治科学的话，他肯定不想把这门科学限定于特殊的状况。无论它听起来多么自相矛盾，我们还是必须说，我们自己现代的历史感已经迷惑了我们，使我们无法寻求清楚明白的历史真理。马基雅维利的写作，不是为了意大利，甚至不是为了他那个时代，而是为了愿意聆听他的世界。他根本不可能同意现代评论家对于他的判断。他们对他的赞扬，或许在他看来却恰恰是一种缺点。他尊重他的历史著作，正如修昔底德尊重自己的历史著作一样，他把它看作一种永恒不朽的财富，而不是一个瞬间即逝的东西。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对他的全部判断极为自负，他非常喜爱最大胆的普遍化，即从古代或现代历史提取的一些例证中，迅速地得出最广泛、最深远的结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效果，就一定要考虑到这种思想和论证的演绎方法。马基雅维利的兴趣，并不在于描述他个人的经验或某个特殊的共和国。当然，他也曾运用过他自己的经验。在他的《李维史论》的献辞中，他告诉他的朋友扎洛比·邦德蒙特（Zanobi Buondelmonte）和科西姆·鲁采拉（Cosimo Ruccellai），在这部奉献给他们的著作中，包含了他曾经从许多阅读材料和对世界事件的长期经验中收集来的全部政治知识。然而，马基雅维利关于世界事件的极贫乏的经验，绝不能使他写出像《君主论》这样有水平的重要著作，因为这需要相当不同的理智能力、逻辑演绎和分析能力，需要一个真正具有理解力的心灵。

还存在另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使许多现代作家不能以其真实面目来看待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倘若不是全部的话），是从研究马基雅维利的生活开始的。他们希望在这里发现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的线索。当然，为了透彻地领悟他的著作的意义，我们已经有了对于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的足够而充分的知识。由于现代传记对从前的马基雅维利的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戏剧中的“残忍”的马基雅维利已经完全消逝了；现在，我们要还其本来面目：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人，一个炽烈的爱国者，一个忠于他的国家的人，一个真诚的朋友，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的男子汉。[24]然而，如果我们想从他的这部著作中读到所有上述关于他的人格和个性的描写，那就错了。我们既不能看到它的基本优点，也不能看到它的基本缺点。这不仅是我们历史兴趣的膨胀，也是我们心理兴趣的过分膨胀，它们时常搅乱我们的判断。以往的几代人都专心于一部著作本身，并研究它的内容；我们则开始对它的作者进行心理分析。现代译注者不是分析和批评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而是追究他的“动机”，为了弄清这些动机已经付出了惊人的努力。在有关马基雅维利的全部文献中，这个问题已成为争辩中最激烈的问题了。

我不打算深入到这场争论的细节中。动机问题总是一件相当困难而不确定的问题（仅在某些情况下，它才被决定具有绝对的确定性），不过，即使我们能以一种清楚而满意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无太大裨益。一部书的动机和写这部书的目的，并非这部书本身。动机和目的仅是偶然的契机。它们不能使我们理解它的体系的基本原理。早些时候，我们为缺乏一定的传记材料而苦恼，现在我们则为一种相反情况而苦恼，我们已经阅读了马基雅维利的私人通信，已经在每一个细节上研究了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不仅阅读了《君主论》，而且还阅读了他的所有其他作品。但是，当到达判断《君主论》体系的意义和它的历史影响的紧要关头时，我们却不知所措了。现代许多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者过于注意他生活的详情，却忽略了对其思想整体的把握。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了拯救作者的名声，他们削弱了他的著作的重要性。最近一位传记作者这样问道：

《君主论》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如此之多的感情和争议？……直到现在，对这一询问的答复正如它一直所是的那样，仍然等于零。在《君主论》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它所唤起的仇恨、蔑视、憎恶和恐惧是有道理的，这正如《君主论》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它的那些热衷者们（他们以自己对行为和理想的理解去阅读它）去赞扬它。君主本人，他被建议遵循的程序，以及他被教导在思想上应保持的目标，都是时代的产物。并且，马基雅维利所提供的忠告就是：曾经教诲过他的那些经验被当作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最好的经验，也是在那个时代唯一可能被理解和尊崇的经验。[25]

假如这种评价是真实的，那么马基雅维利的全部名声，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一个错误：并非马基雅维利本人，而是他的读者造成了他的名声，这些读者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完全误解了他的著作的意义。

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是摆脱二难困境的一种非常可怜的规避。二难困境确实存在：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与他个人的和道德的品格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公然对抗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寻求一种对这个问题的较为圆满的解释，而不是否认马基雅维利学说的独创性和普遍性。如果我们仍然把马基雅维利看作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看作特殊的政治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和宣传家；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看作一门新的政治科学的奠基人，看作用他的观念和理论变革了现代世界、从根基上震撼了社会秩序的建设性的伟大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