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与文艺复兴

尽管对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和他的人格存在着极为不同的意见，但是，至少在下述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完全的一致性：所有的作家都强调，马基雅维利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孩童”。即认为他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典型的见证人。然而，只要我们对文艺复兴本身还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概念，上述观点无论如何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在这方面情况又似乎是毫无希望地紊乱。最近十年中，研究文艺复兴的兴趣已经稳步地增强了。现在，政治历史学家们和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宗教的历史学家们已为我们收集到极为丰富的材料和全新的事实。但是，就主要问题，即文艺复兴的“意义”的问题来看，我们似乎仍然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没有一个现代作家能够重复上述著名的公式——雅各布·伯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曾用这一公式努力描述文艺复兴的文明。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伯克哈特著作的批评家们所给予的描述，同样是众说纷纭的。有许多在他们各自领域中有较高权威的学者都决心要解开这个“戈奥狄俄斯难结”（the Gordian knot）。他们警告我们，不要采用“文艺复兴”这一术语。林恩·桑代克（Lynn Thorndike）在最近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中写道：“探究文艺复兴的用处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曾经提供答案，也没有一个人曾经真正想解答这个问题。”[1]

但是，我们不应单纯地讨论名称和术语。文艺复兴不是一个纯粹的“声息”（flatus vocis）。无可争辩的是这一术语与一个历史事实相对应。如果我们确实需要证明这种真实性，那么，传唤两位古典的见证人并指出两部著作就足够了：这就是伽利略的《关于两种新兴科学的对话》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把这两部著作联系起来，乍一看似乎显得十分牵强，它们研究的主题完全不同；它们所属的世纪不同；它们也被不同的人研究、撰写，而这些人无论在思想上，科学兴趣上，还是在天赋及人格上都是差异极大的。但是，这两部著作有某些共同之处。在他们俩人身上，我们都发现某种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标志他们是现代文明史中两个伟大而关键的人物。近来的研究告诉我们，马基雅维利和伽利略都有其先驱者，他们的著作不是突然地、完整地并现成地涌出他们的头脑的。他们需要漫长而精细的准备。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损害他们的独创性。伽利略在他的《对话》中所提供的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提供的，都是真正全新的科学。伽利略说：“我的目的是，建立一门新的科学，来研究一个古老的问题。事实上，或许没有任何存在比运动更古老的了，哲学家们关于运动而写的著作既不算少，部头也不算小了。但是，通过实验我还是发现：运动的某些特征仍然值得探究，这些特征至今为止，既没有被观察到，也没有被论证。”[2]马基雅维利将被冠以同样的美名：即他以同样的方式来论及他的著作。正如伽利略的动力学变为我们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马基雅维利也为政治科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为了理解这两部著作的独创之处，我们必须要从分析中世纪思想开始。显然，在一种单纯的年代顺序意义上，我们不能把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分割开来。无数条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线绳把文艺复兴初期同经院哲学及中世纪文化联络起来。在欧洲文明史中，从来不曾有过连续性的中断。要想在这一历史中寻求一个点，即中世纪的“终结”与现代世界的“开端”，纯粹是一件荒唐的事情。[3]但是这也不能取消在两个时代之间寻找一种“理智”上的分界线的必要性。

中世纪思想家也被划分为不同的学派。在这些学派即在辩证主义者与神秘主义者、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之间，一直存在喋喋不休的争论。然而，在许多世纪中，也存在一个确定不变的共同的思想中心。若想把握中世纪思想的统一性，或许没有比研究这两部著作——《论神圣等级》和《论教会等级》更好的捷径了。这两部著作的作者是不知名的。在中世纪，这两部著作通常被认为是圣·保罗的门徒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Areopagita）所作，圣·保罗使他改变了信仰，并为他施了洗礼。但这只是一个传说。这两部著作可能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一个普罗克勒斯（Proclus）的门徒所作。他以新柏拉图学派的奠基人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为理论基础。为了理解一种东西，我们必须根据这一理论，追溯到它的第一原理，并且我们还必须说明它是以什么方式从这一原理推导出来的。第一原理，万物的原因和起源是一，是绝对。但是，在现代意义上，它不是一种演化的过程，反而是一种退化的过程。整个世界是由一条金链（正如荷马在《伊里亚特》著名的一节中所谈的“金链”）联结在一起的。万事万物，无论是精神的或是物质的事物、大天使或小天使、最高的六翼天使或有翅的小天使，或天堂的众神，或人，或有机的自然界，或物质，所有这些都联结在这条系于上帝脚下的金链之中。有两种不同的等级系统，即存在的等级系统和价值的等级系统。但是它们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在完美的和谐中彼此对应的。价值的等级依赖于存在的等级。存在等级上较低的东西，也是伦理等级上较低的东西。一个东西离开第一原理，离开万物的源泉愈远，它的完美程度也就愈小。(https://www.daowen.com)

在中世纪，假冒的狄奥尼索斯关于神圣等级和教会等级的著作自始至终拥有广泛而热情的读者。它们变成了经院哲学的基本源泉之一。在这两部著作中，论证的体系不仅影响了人的思想，而且与他们最深沉的感情联系起来，它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了整个伦理的、宗教的、科学的和社会的秩序。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中，神被描绘为世界中的“不动的推动者”，他是运动的终极源泉，但他自身是静止不动的。他首先向与他紧连的事物即最高的神圣的领域，传送他的运动力量。从这儿开始，这一力量通过不同的程度下降到我们自己的世界，下降到地球，再下降到月亮之下的世界。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能发现同样的完美。较高的世界，即神圣的诸神世界是由一种永恒不灭、永不腐败的实体即“以太”或“第五本质”构成的，并且这些实体的运动是永恒的。在我们的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忽生忽灭，并易于腐败的。并且一切运动经过一个短暂的时间之后，都要停顿下来。在较高世界和较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严格的分界线，它们不是由同样的基质所构成，他们也不遵从同样的运动规律。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结构。在宗教生活中，我们发现教会的等级制度，它表现为从最高阶层的教皇，下降到枢机主教和大主教，再下降到较低等级的教士。在国家中，最高权力集中在国王手中，他把这种权力授予他的属下，如王储、公爵，以及所有其他下属。这种封建体制是一般的等级制度的一种确切的想象和摹本。它是那普遍的由神建立并因此而永恒不变的宇宙秩序的一种表现和象征。

这种体制盛行于整个中世纪，并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中证实了这种力量。但是在文艺复兴最初一个世纪，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它改变了形式。这种改变不是突如其来的。我们并没有发现中世纪思想的基本原理的一种彻底崩溃、废除或公然的否定。然而，似乎已被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统治了人的思想和感情，在许多个世纪中，一个又一个豁口相继出现。体制尚未毁灭，但已开始崩溃。它已失去了不可怀疑的权威性。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体系，被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所取代。在后者那儿，我们不再发现所谓“较高的”世界与“较低的”世界之间的差别。无论什么运动（地球运动或天体运动）都服从同一普遍的法则。第一个对哥白尼体系作出一种形而上学解释的思想家乔尔丹诺·布鲁诺认为，世界是一个无限的整体，它被同样的、无限的、神圣的精神所弥漫、渗透，并被赋予生命。在宇宙中，不存在享有特权、不受法则制约的“点”，也没有所谓的“之上”或“之下”。在政治秩序中也是如此，封建制度土崩瓦解，并开始消灭。在意大利，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新政治实体出现了。我们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制统治，或是由个人如文艺复兴时期大的雇佣军首领，或是由一些大的家族如米兰的维斯康提（Visconti）和斯福查斯（Sforzas）、佛罗伦萨的梅迪奇（Medici）和曼求亚的冈萨盖斯（Gonzagas）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