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比尼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
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中，英雄崇拜和种族崇拜一直处于一个如此紧密的联盟里，以至于在其所有的利害和趋向里，它们似乎都差不多是同一个东西。正是靠这种联盟，政治神话逐渐形成了它们当前的形式和力量。无论如何，在进行一种理论的分析时，我们自己不应该被这两种力量的联盟所欺骗。无论是在发生学上还是在分类学上，它们都决不是等同的。它们心理学上的动机，历史的起源，意义和目的，都是不同的。要理解它们，我们必须把它们分开。
通过对十九世纪下半叶成为这两种思想倾向的主要代表的著作家的研究，我们会很容易地确信这种差异。这些著作家很少有共同的东西，因为卡莱尔论英雄崇拜的讲演同戈比尼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e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能够进行比较的。这两本书无论在观念上，在理智趋向上，还是在风格上都是不相类似的。在苏格兰的清教徒和法国贵族之间不会有什么休戚相关的利益。他们代表着极为分歧的道德、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他们的观念后来能被用于一个共同的目的这个事实，并不能消除这种差异。当英雄崇拜丧失其原初的意义，并且和种族崇拜融为一体的时候，当它们两者都成为同一个政治纲领必不可少的部分的时候，这是新的一步，而且是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一步。
为了把握戈比尼著作的主旨，我们一定不能把它理解成后来的这些政治倾向。后来的政治倾向和作者的本意是大相径庭的。戈比尼并不打算写一本政治小册子，而是要写一篇历史的或哲学的论文。他从未想过把他的原则运用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建或革命。他的原则不是一种行动的哲学，他的历史观是宿命论的，他认为，历史遵循着确定不移、不可抗拒的规律。我们不能企图去改变事件的进程，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是去理解它和接受它。戈比尼的著作充满着一种“命定的爱”（amor fati）。人类种族的命运是从一开始就预先确定了的，人的任何努力都不能改变他，也不可能改变他的命运。但另一方面，他又情不自禁一遍又一遍地询问同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不能掌握他的命运，那么，他至少要知道他从哪里来和往哪里去。这个欲望是人的一个基本的不能根除的本能。
戈比尼不仅确信他发现了探讨问题的一条新门径，而且也确信他是第一个成功地解答了这一古老之谜的人。以前所有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回答都被他宣布为是不充分的。因为所有这些答案都失去了基本点，即人类历史中的本质因素。没有对这个因素的洞察，历史就是一本未打开的天书。但现在封条已被开启，人类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奥秘被展示出来。因为人类种族道德和理智多样化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会否认或忽视这个事实。但这个事实的意义和极端重要性则完全未为人所知。在其重要性被清楚地理解之前，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学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历史不是科学。它只是一种主观思想的混合物，一种痴心妄想，而非首尾一贯的成体系的理论。戈比尼自夸他已经结束了这种事态。“这是一个使历史加入自然科学家族的问题，是一个赋予这种知识的一切精确性的问题，最后，这是一个消除有偏见的统辖（其专横的政治派别直到今天还在利用它）的问题。[1]戈比尼不是作为一个确定的政治纲领的鼓吹者在讲话，而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在讲话，而且，他认为他自己的演绎是不会错的。他确信，历史在经过无数次徒劳的努力之后，最后终于在他的著作中达到成年时期。他把自己看作第二个哥白尼——历史界的哥白尼。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真正的中心，一切东西都改变了。我们不再关心对于事物纯粹的意见，而是生活和活动于事物本身中。我们的眼能看，我们的耳能听，我们的手能摸。[2]
可是，把这种宏大的计划同这个计划的执行情况相比较，戈比尼著作的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失望。在科学史里，或许再没有别的例子是以如此不恰当的方法提出那么高的目的。确实，戈比尼从多种材料里积累了广博的资料。他不仅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讲话，而且是作为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在讲话。然而，当我们着手分析他的论证时，我们发现，这些论证在大多数情况下极为软弱无力，犹如一座雄伟的大厦竖立在一个非常狭小而脆弱的基础之上。戈比尼著作的第一个法国批评家马上就看出了他的历史方法的基本缺陷。[3]甚至戈比尼的坚决支持者和追随者也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他所谓的“科学”论证中存在着缺陷和明显的谬误。休斯顿·斯图尔特·钱柏林（Houston Stewalt Chamberlain）把戈比尼的著作说成是“孩童式的无所不知”。事实上，他似乎对一切都知晓。对他来说，历史没有任何秘密。他不仅知道历史的一般过程，而且知道它的一切细节，他感到他自己能回答最为复杂的问题。他看透了事物最为久远的起源。他根据每一事物的真实条件和适当的位置来观察这些事物。但是，一旦事情到了关键点上，他的论题的经验证据，他的著作的弱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他以最专断的方式来对待事实。一切似乎是支持他的论题的东西他都乐于接受；另一方面，一切否定的例子他都全然不理，至少是将之由大化小。他似乎完全缺乏十九世纪历史学家教导的那种批判方法。
让我们对他的论辩和推理方法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他的一个最为根深蒂固的信念是，白色人种是唯一的一个有意志、有力量去建立一种文化生活的种族。这个原则成为他的人类种族极端差异理论的基石。黑种人和黄种人没有生命，没有意志，没有他们自己的活力。他们不过是其主人手里的僵死的材料——初高等种族所驱动的呆滞的民众。但另一方面，戈比尼也不能完全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有着人类文明的确实的遗迹，而白色人种是极不可能影响到这些地区的。如何排除这个障碍呢？他的答案非常简单。教条本身一旦被建立起来，它就不容许有任何怀疑和例外。如果我们的证据不足以确证教条，或者是证据与教条处在一种公开的矛盾之中，那么，历史学家就要补充和修正证据了。他必须曲解事实，使事实适合于原先设想的场景。
对于用最为大胆的假设来填充我们历史知识的缺乏，戈比尼从来就没有感到过丝毫顾忌。例如，中国在非常古老的时代，就显示出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生活。但另一方面，既然黄种人和黑种人确是两个低劣的人种，他们只是白种人用来纺织自己精致丝织物的粗布、棉花和羊毛，[4]那么，结论不可避免的是，中国文化不是中国人民的作品。我们必须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从印度移民过来的外国部落的产物，是这些侵入和征服中国、奠定中央王国和天朝基础的刹帝利的产物。[5]这种观点也同样地被他用来解释我们在西半球发现的非常古老的文化遗迹。不能想象，美洲的土著部落能够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发现到达文明之路。按照戈比尼的看法，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没有形成独立的种族。他们只是一种混合物，是黑种人和黄种人的混合。这种可怜的劣等货怎么能够对他们自身进行统治和组织呢？只要是黑种人还在他们自身中间进行争斗，只要是黄种人还在他们自己狭隘的圈子里运动，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历史，不可能有发展。这些矛盾冲突的结果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它们不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美洲、非洲的绝大部分，亚洲相当大的部分都是这种情况。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发现了历史和文化，我们就一定注意到白人，我们断定能够发现白人。因为从戈比尼理论的第一原理，“历史仅仅起源于白色人种的交际”，[6]靠一种纯粹的演绎推理，就可以推断出白种人的存在和活动。
戈比尼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西半球发现之前，白种人和美洲的土著部落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但是，靠普遍的先验原则的力量却能够断定这个事实。(https://www.daowen.com)
地球上生存着和曾经生存过大量的民族，只有十个民族上升到完全的社会地位。剩余的民族都受这些民族的吸引，或多或少独立地绕着这些民族旋转，就如行星绕着它们的太阳旋转那样。如果这十种文明有任何活的因素，它们不是由于白色人种的推动；或者说有任何死亡的种子，它们不是来自与低等血统的混合。那么，这本书所依赖的整个理论就都是错误的。[7]
戈比尼绝对确信他的结论。他的自信心是没有限制的。他宣称，他的证明“像金刚石那样牢不可破”。他大声疾呼，蛊惑观念的毒蛇似的牙齿，也决不能咬破这些颠扑不破的证明。但是，这些所谓金刚石般的、颠扑不破的证明的真实特征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它们不过是实用的原则（petitio principii）而已。如果在一本逻辑教科书里，我们需要一个这种谬见的引人注目的例子，那么，选取戈比尼的书是再好不过的了。他的事实总是和他的原则相一致，因为，如果缺乏历史事实，那么这些事实可以根据他的理论捏造或伪造出来。同样的事实也被再次用于证明理论的真理。戈比尼确实并不是要存心欺骗他的读者，但他常常自欺欺人。他非常诚挚和天真，他从未意识到他整个理论所依赖的恶性循环。他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学者在讲话，但他从未声称他已靠理性方法建立了他的原则。
对他来说，个人的情感总是比逻辑的论证或历史的论证更好一些，更可信一些，而且这种情感是非常清楚和坦率的，他属于那种旧贵族家族，而且过分的傲慢，这常常是很丢丑的。他，作为高贵种族的成员，不得不生活于他深感憎恶的资产阶级体系的低下地位之中。对他来说，从他的种姓出发对此作思考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对他来说，种姓是比民族和个人高贵得多的实在。在他的书里，他赞扬了雅利安的婆罗门，因为他们第一次理解和牢固地确立了种姓的价值和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作是一个真正的天才的闪光，是为人种进步指示全新道路的一种深刻而独创的观念。为了证明法国贵族的主张，戈比尼退回到十八世纪为布兰维利亚人（Boulainvilliers）所提出和捍卫，并且成为法国封建主义理论基础的学说。孟德斯鸠在分析布兰维利亚人的著作时，曾将它说成是一个“反对第三等级的阴谋”。布兰维利亚人断然否认法国是一个同族的整体。法国民族分为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种族。他们虽然说着共同的语言，但他们既没有共同的权利，也没有共同的起源。法国贵族源出于法兰克人——日耳曼侵略者和征服者，人民群众属于被征服者，属于失去了一切独立生活要求的农奴。这种理论的一个鼓吹者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表现为贵族及其党徒的真正的法国人，是自由人的儿子；以前的奴隶和所有那些被其主人雇佣来主要进行劳动的种族，是第三等级的祖先。”[8]
所有这一切都被戈比尼热切地接受了。但他为自己设立了更伟大、更困难得多的任务。他把人类文明说成一个不能将自身局限于法国历史狭隘界限里的哲学家。我们在法兰西民族所见的，只是一个更为一般进程中的一个例子和征兆。法国历史本来也就是一个缩影，它把对整个文化进程的想象展现在一个缩小了的比例上。贵族和平民、征服者和奴隶之间的冲突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那理解了这种冲突的本性和原因的人，也就发现了人的历史生活的线索。
戈比尼理论的这种出发点立刻就显示出英雄崇拜和种族崇拜间的差异。它们表现出极为歧异的，甚至绝然对立的人类历史观。卡莱尔问，“传记不就是历史的全部含义吗？”而且，他毫不犹豫地用肯定的语气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在戈比尼的著作中，对个人的这种兴趣是全然缺乏的。实际上，他所作的整个阐述，甚至于没有提到特定的名字。读卡莱尔的著作时，给我们的印象是，每一个新出现的伟大人物，每一个宗教上的、哲学上的、文学上的、政治上的天才，都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例如，穆罕默德（Mahomet）或路德的出现，宗教世界的整个特征被完全改变了。克伦威尔或但丁以及莎士比亚使整个政界和诗界革命化了。每一个新的英雄都是同一个“神圣观念”即看不见的伟大力量的一个新体现。在戈比尼对历史界和文化界的描述里，这种神圣的观念消失了。他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但他的神秘主义属于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类型。伟大人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的整个力量来源于地上，来源于他们所扎根的故土。伟大人物的最好品质就是他们种族的品质。靠他们自己，他们则会一事无成；他们只是他们所属的种族的最深力量的体现。
在这种意义上，戈比尼能够赞成黑格尔关于个人只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的话。但是，当戈比尼写这本书的时候，时代已经变了。戈比尼和他的同代人已经不再相信崇高的形而上学原则了。他们需要一些更为明确可知的东西：某些“我们的眼能看，我们的耳能听，我们的手能摸”的东西。新的理论似乎能满足所有这些条件。
从实践上来说，这是一个伟大而明显的优势。因为这儿有着能弥补十九世纪下半叶所缺乏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受到。人毕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人的“形而上学的需要”是不能根除的。但是，十九世纪形而上学的伟大体系已不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清楚明白的解答。它们变得那么复杂难懂，以至于不能被人理解了。戈比尼的书则与之大为不同。确实，他自己的种族理论，作为人类历史中基本的、支配的力量仍完全是形而上学的。但戈比尼声称其形而上学是一种自然科学，而且似乎是基于一种最简单的经验之上。并非每个人都能追随一条形而上学推演的长链；并非每个人都能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他的《历史哲学》，但任何人都理解他的种族和他的种族的语言，或者相信他是理解这种语言的。形而上学从其一开始就寻求一种不可怀疑、不可动摇、普遍的原则，但其希望却经常地破灭。按照戈比尼的看法，只要形而上学坚持其传统的理智的态度，这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的“普遍”及其实在问题的讨论贯穿于整个哲学史，但哲学家们从未能实现这样的事实，即真实的“普遍”不应到人的思想中寻找，而是要到决定其命运的这些物质力量里去寻找。在所有这些力量中，种族是最为强大和最无疑问的力量。这里，我们有了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
牛顿发现了物理界的一个基本事实，他发现了万有引力规律，通过这个事实，他能够解释整个物质世界。但在人类世界，吸引一切事物的共同中心仍是人所未知的。戈比尼确信他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结论。而且他把同样的情感也加在他的读者的心灵上。这是一个新型的理论，从一开始它就有着一种强烈的、奇异的魅力。一个人要是否定或者抗拒他的种族力量是愚蠢的，其愚蠢程度就如同一个物质微粒试图抗拒地球引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