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种族”的理论

种族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种族建立了不同的文化形式，这些形式不是建立在同样的水平上，它们的特征和价值都在不断变化，所有这些都是普遍承认的事实。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以来，甚至是这些变化的物质条件都已被仔细地研究过了。但戈比尼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个著名的问题，他关切的是更为一般、更为困难的任务。他必须证明种族是历史领域唯一的主人和统治者。一切其他力量都是它的下属和仆从。我们现代的极权主义国家观念和戈比尼的观念是完全不相类似的，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强烈地反对它的。甚至爱国主义在他看来也仅仅是一种谬误和偏见。然而，不管戈比尼如何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的理想，他还是属于那些以间接方式为极权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了大量准备的著作家。正是种族的极权主义为后来极权主义的国家观标明了道路。

从我们当前问题的观点来看，这是戈比尼理论中一个最重要、最有趣的特征。但是，就我所知，这一点还没有在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里得到应有的表现。戈比尼的学说已被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作了分析和批判，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都参与了这些讨论。[9]但在我看来，种族之作为戈比尼理论中最重要的成分本身并不是种族颂扬。为其祖先、为其诞辰和后代而自豪是人的自然特征，如果它是一个偏见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共同的偏见。它并不必然地危及或破坏人的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但我们在戈比尼那里发现的是颇为不同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毁坏其他一切价值的企图”。戈比尼宣告的种族之神，是一个嫉妒的神，他不容许其他的神在他自己旁边受到崇拜。种族就是一切，一切其他的力量什么都不是，它们没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它们有什么力量的话，那么，这种力量也不是一种自动的力量，而只能是由其上级和君主（全能的种族）授予它们。这个事实显现于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里，显现于宗教、道德、哲学、艺术、民族、国家里。

戈比尼有条不紊地对这个论题作了证明。他对其学说的叙述总是清楚明白、首尾一贯的。我们只需要把戈比尼的著作和卡莱尔的著作作一比较就可以意识到这两位作者间的迥然不同。在卡莱尔的《修补的裁缝》里，一切都是稀奇古怪、讽刺嘲弄、不相联系和漫无条理的。在戈比尼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里，我们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戈比尼的风格是富于想象、热情洋溢，但并不难以捉摸或不相一贯。他所受的法国教育的影响并没有丧失。他的阐述具有法国分析精神的一切长处。他缓慢地但持续不停地向前进展。戈比尼不能够强行夺路，因为他不得不克服大的障碍，并且不得不向许多伟大的权威挑战。他试图达到目的的路，证明了是一种伟大的技巧，一种敏捷，这显示出他不仅精通写作的艺术，而且精通外交的艺术。

戈比尼最强有力的对手当然是宗教上的人的起源和目的的观点。他的理论与之不相符合，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的著作的第一个批评者马上就坚决认定了这一点。托克奎维勒（Tocqueville）是戈比尼的一个私人朋友，他对戈比尼的才能和个性有很高的评价。但当他第一次读到戈比尼的书时，就强烈地反对戈比尼的理论。他对戈比尼写道：“我向你承认……我强烈地反对这些学说。我认为它们可能是错误的，而且肯定是有害的。”[10]驳斥托克奎维勒的论点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因为在这一点上，戈比尼不仅要和他的批评者作战，而且还不得不同自己作斗争。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全盘接受了基督教教义，并且使自己服从教会的权威。对他来说，圣经仍是一本使人感悟的书，它的朴实的真理从未被否定过。因此，他不能够公开地攻击圣经的创世说和人的起源论。但另一方面，也不可能从这个始点为他的人类种族之间的本质差异性的论题找到一种论证。他甚至不能承认，黑人或黄种人的成员和白种人一样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我们在这些人中看到的，是十分丑恶的野蛮状态和极其凶残的个人主义。[11]我们能够承认这些存在物是和白色人种同出一源吗？在某些方面远远低于动物的黑人，怎么能属于像雅利安家族的成员这些半人半神的同样等级呢？戈比尼竭尽全力想从他的这种两难境地中逃脱出来，但最后他似乎放弃了这种努力。他承认，这个难结不仅是他所不能解开的，而且是普遍的人类理性所不能解开的。

由于我对一种不能废弃的科学权威的尊重，再者，由于我对一种我不敢攻击的宗教解说的尊重，我必须迫使自己把那些一直困扰我的严肃的怀疑（诸如原初的统一问题）放弃掉并搁置一旁……因为无人敢于否认，有一种神秘的黑暗笼罩着这个严肃的问题，在这种黑暗中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超自然的原因；在缠裹这个问题的晦暗不明的最深处，上帝的心灵中有其终极的家园来统辖这些原因。人的精神无须预卜他们的本性就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并在一种森然可怕的敬畏中退缩不前。[12]

使黑暗聚集于一个学术论点，比参加反对这个权威更好。[13]

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服从，它并不能够阻止戈比尼发展他自己与基督教道德公然矛盾的理论。他在形而上学的真理和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之间做了一种严格的区分，以便对读者和他本人遮掩这些矛盾。形而上学的真理是不容怀疑的，而基督教的文化价值则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未有过丝毫的影响，它既不曾创造也不曾改变它对文明的承受力。

就其使一个人更有思想更有礼貌而言，基督教是一种文明化的力量。但它只是间接地如此，因为它不知道把这种道德和理智中的改进应用于这个世界的易于败坏的东西，它总是满足于它能在其中找到新教徒的社会条件，而不管这种条件可能是多么的不完善……如果他们的国家能被改进为他们皈依的直接后果，那么，基督教肯定将竭尽全力造成这样一种改进；但它不会去努力改变一个单一的习俗，也肯定不会去加速从一个文明到另一个文明的前进，因为它尚未正式接受它自己。[14]

即使作为一个正当问题，我们也必须从当前的问题中把基督教绝对地排除出去。如果一切种族都能同等地接受它的恩惠，那么它就不能被指派把平等带给人间。我们可以说，在最确实的意义上，基督教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15]

这似乎把基督教提升到一种至高无上的位置，但是，这种荣耀的获得却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接受戈比尼的解释，即基督教既无意愿也无力量在人的尘世奋斗中帮助他；基督教依然是一种伟大而神秘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对于我们的人类世界却不能做任何事情。在这种结论中，戈比尼的目的达到了：在人的历史生活中，基督教放弃了它的全部权力，并向新崛起的种族神俯首称臣。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在戈比尼的路途上还存在着其他障碍物，那就是十八世纪的“博爱”和“平等”观念。这些观念，并不是基于基督教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一种新型的哲学、伦理学的基础之上。这些观念在康德的著作里得到了最为明晰的系统表述，其奠基石是自由的观念，自由意味着“自律”。它表达了这样一个原则，即道德主体不必服从其他任何法则，而只服从他给自己颁布的法则。人不仅是一个被用于外在目的的手段；人本身就是“目的王国的立法者”。这构成了人的真正尊严，构成了人君临一切纯粹自然物之上的特权。

目的王国中的一切，或者有价值（Preis），或者有尊严（Würde）。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这样，德性和人性才是那种唯独具有尊严的存在。[16]

对戈比尼来说，所有这些东西不仅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而且简直是不能忍受的。这与他所有的本能和最深厚的感情是公然对抗的。大概没有任何其他现代作家能像戈比尼那样，被那种尼采描述为“间隔激情”的东西所深深渗透。尊严意味着人格的差别，不把别的东西蔑视为低劣的存在，我们就意识不到这种差别。在一切伟大的文明和一切高贵的种族里，这是一个居支配地位的特征：“每个人都为他的血统和遗传感到自豪，拒斥被其他粗俗的血统所混合。”[17]寻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和价值标准是荒谬的。对戈比尼来说，普遍性就是粗俗性，作为一个天生的贵族，他只有靠把自己和平民及卑贱的人区分开来，才能感觉到他的价值。他把这种个人的感情从个体的领域投射到人种学和人类学之中。

优等人种只有靠将自己和那些奴隶般地拜倒在他们脚下的其他人种相比较，才能知道他们是什么及其价值。没有这种蔑视和憎恶的成分，他们的自信就不能被完善。自信就包含和要求蔑视的成分。从这个观点看，康德绝对命令的著名公式也成为术语上自相矛盾。仅仅依照那条准则行动，因而我们同时又立志使那条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但这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有任何普遍的人，怎么能有一条普遍的法则呢？一个宣称对一切情况都有效的道德准则，对任何情况都是无效的；一个适用于一切人的规则对任何人都不适用。它是一个在人类世界和历史世界没有任何对应物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关于这一点，种族的本能证明自身远远优越于我们一切哲学的理想和形而上学的体系。戈比尼同意“雅利安人”一词的辞源，按其说法，这个词起初只意味着“高尚的”。雅利安族中的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高尚不是靠其个人的品质，而是靠其种族的遗传。“我们所具有的个人荣誉和尊严，只是在高贵的君王的领地里，在作为真正统治者的种族的领地里。把自己封作雅利安人的白人很清楚地理解这个词的高贵和自负的含义，他们用强力来维持它。”[18]一个人之所以是伟大的、高贵的和有德行的，不是靠他的行动，而是靠他的血统。我们个人的工作需要接受的唯一的检验是对我们祖先的检验。正是一个人的出生证赋予这个人以道德价值的确定性。德性不是一种可以被获得的东西，而是来自天上的礼物，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来自地上的礼物，是来自种族的肉体和精神品质的礼物。把一个低等种族的成员说成是“道德的”或“理性的”存在，表现出某种非常低下的道德意义。戈比尼在他对黑色人种的描述里说：“和这些丑陋的部落相比，食肉兽似乎拥有太高贵的东西了，猴子足以在肉体上表达出它们的观念，并且在道德上，一种感受也迫使唤起和黑人的精神相类似的某种东西。”[19]

当戈比尼谈及基督教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理想时，他讲话非常慎重和保守。虽然他不否认这些理想有任何实践的意义和影响，但还是不得不对它表示一种深深的尊崇。当他不再受这种传统的顾忌约束的时候，他的真实观点就显现得非常清楚。在谈到那些在基督教里仍被赞扬和钦佩、而在佛教里却遭到严厉谴责的东西时，他就能够坦然而直率地讲话了。他在佛教里看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中最为反常的事。那就是一个被赋予最伟大的肉体和理智天资，有着最高贵遗传的人，一个属于最高种姓的国王的儿子，突然决定放弃所有这些特权，成为向贫穷的人、悲惨的人、流浪者宣讲新福音的布道者。在戈比尼的眼里，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宽恕的罪恶，是一种严重的背叛。这是一种反对创造了种姓制度来保护自己免遭血统混杂之险的雅利安人种尊严的罪行。

按照戈比尼的思路，佛教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而且也是严重的理智上的错误，它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反常，而且是一种判断的反常。与一切健全的历史哲学的原则相对立，佛教试图在道德之上来建立本体论，实际上与之相反，道德是依赖于本体论的。佛教的发展，它的衰败和堕落，是一个最好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我们不得不期望一种完全基于道德和理性之上的政治和宗教的学说。[20]

只要种族本能仍充满生气，只要它不被其他的力量所扭转而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那么，人们是不易于犯这种错误的。德国的种族就是这样。在德国的神话里，一个人靠他自己的道德行为是不能得救的。天国向英雄、勇士和贵人敞开大门而不管他们的行为。“高贵种族的人，真正的雅利安人单靠其出身的力量就能得到英烈祠的一切荣誉；相反，穷人，俘虏，农奴，一句话，那些混血儿，出身低下的半种姓，麻木不仁地跌落到停尸场的冰冷的黑暗之中。”[21]

伟大的思想成就是不需要在这种论证里去发现逻辑谬误的。这里我们所发现的是具有戈比尼方法个性特征的同一个“构成原则”（petitio principii），循环论证和推理是他全书的特征。当对不同种族的道德品质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确定的评价标准，我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种标准呢？既然一切所谓普遍的伦理原则都已被宣布为零和无效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特殊的体系中进行挑选了。很明显，只有较高的人种才能给予我们真正的和较高的价值。凡他们称作（call）高尚的、善的德行，靠这种表征本身就成为（become）德行的。所以，白色人种，特别是雅利安人种道德卓越的论题，变成了一种纯粹反复。它是一个分析判断，这个判断从这些人种的定义本身就能推断出来。我们不必判断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必定是善的，因为它们是善人的行为。本体论优先于道德，并且仍然是道德中的决定因素。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是由他做什么而是由他是什么给予的。“一个人做得好并不一定是好人，而只有当一个人是好人时，也就是说，他生得好，他才做得好。”这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同时又是惊人的天真。非常奇怪的是，恰恰是这种天真给予戈比尼的理论以极大的实践力和影响力。靠这种循环定义，这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无可反驳的。你不能驳斥一个分析判断，你既不能用理性，也不能用经验的证据去驳斥它。

在宗教和道德的普遍价值之外，还有另外的更为特殊的一种东西。国家和民族似乎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力量，是人的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推动力。但是，要把它们认作独立的力量，认作自身具有价值的东西，却是和戈比尼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他不得不以向宗教理想和道德理想挑战的同样方式来向政治理想挑战。对我们来说，把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似乎是很自然的。甚至我们也很容易把它们等同起来。但是，不论是从历史的观点看，还是从分类学的观点看，这都是不正确的。在其起源、主旨和趋向上，它们是极为歧异的。[22]我们如果研究戈比尼的著作，这种区别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法国的爱国主义者，他接受和更新了布兰维里亚的命题，按照这一命题，法国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真正的统一民族。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被分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贵族和平民，他们不是处于同样的水平上，也不能分享同样的政治生活和民族生活。戈比尼将这种观点应用于整个人类历史。我们称作民族的东西从不是一个同族的整体。它是血统混合的产物，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带着敬畏和尊崇来谈论这样一种混血物将违背健全的人类历史理论的首要原则。爱国主义对民族主义者或煽动家可能是一种德行，但它不是贵族的德行。种族是最高的贵族，我们的“祖国”观念是什么呢？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物质的或历史的实在能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戈比尼说，国家不是说不能以生动的语言来发布命令，但一切国家的经验证明，再没有比纯粹的想象来行使权力的国家更坏不过的暴政了。他们从本性上就麻木不仁，毫无怜悯之心，在他们的主张里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狂傲自大。按照戈比尼的看法，封建制度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不易屈膝于某种偶像。“在我们的封建阶段，爱国（pacrie）一词很少被用到。只是在法国的罗马部族重新抬头并在政治中再次起作用时，这个词才真正回到我们这里来了。随着法国罗马部族的胜利，爱国主义又成为一种德行。”[23]

如果我们接受戈比尼理论的方法论准则，那么，确定一个观点的真实价值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遗传学的方法，我们必须知道它的起源，以便判定它的价值。那么，爱国主义理想的起源是什么呢？下述事实证明：爱国主义不是雅利安人的理想，条顿种族，作为雅利安家族最优秀和最高贵的代表，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它，爱国主义不是德国人的德行。在日耳曼世界里，人是一切，相反，民族则几乎意味着零。这造成了日耳曼和其他种族（希腊、罗马、锡迈尼血统的闪米特混血种）之间的极大差别。“一个人在那里看到的只是大群民众，个人啥都不算，随着混乱的增长，他所属的人种混合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变得更加黯然失色了。”[24]在欧洲的文明中，希腊人对城邦的盲目赞美，对爱国主义的错误理想是负有责任的。在希腊，个人受法律支配。偏见、公共舆论的权威迫使每个人为了这种抽象观念牺牲他的一切爱好、观念和习惯，甚至牺牲他的财产，他的最亲密的私人关系和人际关系。但是，希腊人从来没有忘记这种理想，他们从闪米特人那里汲取了这种理想。当一切都被说到时，爱国主义就只是一种“天国的怪物”。[25]

在对希腊文化作了这种严厉的批判之后，接着，在戈比尼的著作里，是对罗马生活和文明的批判。他在这里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力图使我们相信，通常被看作罗马精神最高标志的东西，事实上是它内在的弱点。罗马帝国在罗马法里有其最牢固的基础。在罗马生活中，法律成为唯一的约束力量。它被收集、编纂、注释和分析。最后，罗马法学在罗马帝国的衰败没落中存活过来。按照戈比尼的看法，整个罗马法是严格按照被高度赞扬的希腊城邦的相同本质构造的，它是一种无生命力的抽象。罗马人创造了一种必然性的美德，他们不得不在最无联系的成分之间创造一条人工的纽带。这只有妥协的立场才能做出，这种妥协的立法只是在那由一切种族的渣滓所组成的人口中才是唯一可能的。[26]赞美这种制度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只是一种次等的、从属的价值，它们源出自和依赖于人民的人种状态。这种状态从来没有像在罗马法之下那么坏，那么糟。人类文化的任何领域都不是从罗马产生或发源的。罗马没有自己的任何东西，没有宗教，没有艺术，没有文化，一切都是从其他民族那里借用来的。甚至奥古斯丁时代也决不是伟大、美好的，它也决不是值得赞扬的。能够为它说得上好的唯一的东西，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罗马帝国混杂的、最相差异的人口的面貌里，它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罗马帝国的缺陷不是其统治者个人的过错，而是那被控制和被放置在一种确定的纪律之下的糊涂群众的过错。[27]戈比尼说，“我完全不喜欢罗马名字的尊严，而且不喜欢欢呼这样一种结果。”[28]

但戈比尼对人类文化的分析尚未达到其终点。除了宗教、道德、政治和法律，还有别的艺术的伟大领域。我们能将这同样的原则用之于艺术吗？席勒在其《美育书简》（Letters on the Esthetical Education of man）里已力求证明，艺术不仅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禀赋，而且它也构成了人的本性和存在：艺术不是人的作品，而是其造物主的作品。人性的基调是由艺术创造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把一切种族联系起来的纽带就已经被找到了。因为艺术不是一个种族的特权，它就像太阳一样，照耀正义也照耀非正义，照耀着高等人种也照耀着低等人种。戈比尼不否认这个事实。相反，他倒是承认和强调这个事实。所得出的这一推论与他的理论针锋相对，并且，对他来说，还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因为他对艺术不仅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艺术也是他生活中的一大爱好。他是一位诗人和雕塑家，而且在艺术的很多领域做过尝试。如果他的命题使他在这最为重要的一点上失败的话，那么，他就几乎不能再坚持这种命题了。

他从这种两难境地逃脱的方式，乍一看来，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他坦率地承认，艺术不是雅利安人种的特殊天赋。靠雅利安家族成员自身，完全可能从来发展不出伟大的艺术。艺术是想象的产物，而想象不是真正雅利安人的特征。艺术是雅利安人血管里的外来的血滴，因为它来自于黑人。在黑人那里，想象是占统治地位、极度旺盛、精力充沛的力量。这儿是艺术的真正起源，它是黑色人种一种遗传的特征。对戈比尼的读者来说，这种发现确实令人极为震惊。他不是曾怀着极大的蔑视和憎恶提到过黑人吗？他不是曾说过，黑人的身体结构在猿猴之下、他们的粗野本能比食肉兽更坏、他们和来自地狱的恶鬼在道德上处于同等水平吗？这些畜生现在应被看作第一批艺术家，其他的种族都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而受惠于他们，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但戈比尼并不回避这种矛盾。

高贵种族的人一旦意识到这种起源，必须警惕地反对这种危险的遗传。他不应该无所顾忌地接受它，不应该倾服于它的魅力。艺术总是那美妙的塞壬，[29]它试图诱惑和哄骗我们，使我们最好的理智和道德天赋昏睡过去。我们可以听它歌唱，但聪明的人将会像奥德修那样行动，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被塞壬俘获。戈比尼本人对他自己的艺术本能也总是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他怀着一种内疚来看待它们。这些艺术本能不配进入他的真正雅利安人的想象。雅利安人是不能和艺术缔结合法婚姻的，因为对他来说，艺术总是他美妙的诱奸者或妓女，而不是他的夫人。

然而，这里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是否起码有一条联结不同种族的主观纽带呢？戈比尼宣布，按照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低等人种被判定要永远“匍匐在他们主人的脚下”。但是，这些主人们本身不应该对这种悲惨的状况有一定的理解吗？戈比尼或许没有绝对地否定这种义务。他确实总是极为傲慢地谈论这个问题，但作为一个天生的贵族，他对“应当的尊贵”（noblesse oblige）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否定一切“人道主义的”理想，但在这一点上，他不是太有自信心。他的行动和他的原则并不总是严格地相符合。我们在一封标明是写给著名的希伯莱学者阿道尔夫·弗朗克（Adolf Frank）的信中，发现了这种紧张状况的有特色的证据。他讲道，他在巴黎逗留期间，曾多次保护德黑兰的犹太人免遭不正义、镇压和起诉。[30]因此，我们不能指责戈比尼缺乏人的同情心与豪侠或慈悲精神。他绝不是没有落入形形色色“人道”理想的窠臼中的危险，但他的理论本身使他处于无法选择的境地，不得不泯灭他的个人感情，这些个人感情在他的一般命题的发展中是没有地位的。

在这一点上，把戈比尼和卡莱尔作一比较也是极有教益的。乍一看去，他们的政治倾向似乎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是十八世纪的政治理想——自由、平等、博爱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卡莱尔看到，要摆脱这些理想的破坏性影响，再没有其他的方法能比得上回到英雄崇拜了。他宣称，英雄崇拜是唯一能从衰败、毁灭和完全的混乱中解救出我们的东西。然而，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和戈比尼的种族崇拜之间有着一个基本的差别，那就是前者试图去联系和统一，后者则努力去区分和分离。卡莱尔所有的英雄，都说着相同的语言，为着相同的事业，他们都是“神圣启示书的鼓舞人心的言行经文，书里的每个章节是由世世代代相继完成的，由此就被某些人称作历史”。从根本上说，像他那样出入自然之手的伟大人物一向是同类的东西。卡莱尔说，“我希望说清楚，这些人本源上都是一种材料。”但对戈比尼来说，这样一种等同是不能设想的。把北欧日耳曼的奥丁和闪米特的穆罕默德说成仿佛属于同一个人类家族，在他看来是渎神的行为。说一种普遍的公正，对所有的人都相同，这比一种错误还要甚之，它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卡莱尔大声疾呼：“正义，正义，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达不到正义，于是到处都有苦难降临于我们！……世界只需一种东西，但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正义，正义，以上帝的名义，给我们正义我们就活；给我们正义的假冒物或代用品我们就死！”[31]

卡莱尔的社会哲学充满了这种个人的情感。然而，他决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而是英国的托利党人，他从早期的青年时代就惯于把穷人的事业看作他自己的事业。我们记得《修补的裁缝》里的场景：托义弗尔斯德罗克（Teufelsdröckh）教授坐在他的咖啡室里，突然站起来，举起他的大酒杯，提议“以上帝和托义弗尔斯的名义为穷人的事”而干杯。[32]但戈比尼却是用一种颇为不同的腔调谈论穷人。他衷心赞同旧的德国体制，在这种体制里，只有富人和贵人才能享有英烈祠的荣誉。[33]贫穷是可鄙的。雅利安的德国人构想出一个关于他自身和他在世界中的作用的非常偏激的观念，因为按理说他是一个封建主和地主，世界的一个部分的拥有者。[34]那些不能够索取这样一种出身和遗传称号的人，永远只是流浪者。这就是雅利安的教士所介绍的旧的种姓制度最重要的部分。[35]

显而易见，戈比尼的理论包括了文明生活的整个领域，并且达到了它的目的。新的宗教——种族崇拜已被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不再害怕任何敌手了。基督教软弱无能，不起作用，佛教是一种道德的堕落，爱国主义是天国的怪物，法律和正义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艺术是一个诱奸者和妓女，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穷人的可怜是感情用事的错误观念——这个单子是完整的，它是新原则的胜利。

在这种系统的破坏工作之后留下了什么呢？对戈比尼自己来说，什么东西保留下来了呢？他能向他的追随者和信仰者许诺些什么呢？在戈比尼的最后著作里，我们找到了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一八七九年，他出版了他的《奥他·嘉尔——挪威海盗，诺曼底沿岸国家的征服者的历史及其后代》。[36]这本书大概是整个文学史中最奇特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戈比尼不再关心人类文明的历史，他的兴趣转移了。他所希望知道的一切是他自己的血统和他家族的血统。他相信自己据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他的家族是从奥他·嘉尔（Ottar Jaar）那里传下来的。奥他·嘉尔是一个著名的挪威海盗，在此书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多么狭隘的头脑的关于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的观点啊！如果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戈比尼还不是一个著名的作者，即《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和《文艺复兴》的作者，那么，没有人会注重这本书的。他总是带着过度而节制的贵族高傲来说话，但这时他的高傲已变得荒谬可笑，近似于妄自尊大。通史哲学家已变成为写他自己家族史的哲学家。他不是研究文化的系谱，而是全神贯注于他自己的系谱。如此伟大的一项事业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开始，戈比尼曾向我们做过伟大的许诺，要使历史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要把我们从一切主观的幻象和对历史过程的先入之见中解放出来；[37]但在他终结文学生涯的时候，这种见识已经衰减了，他的感情和思想固定在一个点上——他自己的家系：“源出大山，生出小鼠。”（Parturiunt montes，nascelurr idiculus mus.）

所有这些，向我们显示了戈比尼思想的一般特征。他个人生活的穷困和他精神视野的狭窄，在一定意义上，是他理论的必然结果。他的卓越的发现和雅利安种族的无与伦比的价值使他充满了极大的热情。如果他谈到这个种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时刻，他几乎找不到有足够力量的语词来描述其伟大。这不仅是地球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而且是宇宙的重要时刻；不仅对人是一个奇观，而且对神和天国也是一个奇观。[38]这看来是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种欣喜若狂的观点，一个充满最大的期望和前程似锦的开端。如果最高贵、最聪明、精力最饱满的人种即雅利安家族，是伟大历史剧中的真正的演员；那么，我们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任何无限希望还不能抱有呢！因此，戈比尼的著作是从一种陶醉，一种种族崇拜和自我崇拜的陶醉开始的。

但这种最初的情感被一种深刻的醒悟取代了。靠一种逆转的辩证法，最初的乐观主义观点突然转为深沉的、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高等的种族，在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中，必然不可避免地毁掉他们自身。没有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他们不能统治和组织世界。但对他们来说联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是持久永恒的感染源，这对高等种族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后果。种族之间的合作意味着同居，同居意味着血统混合，血统混合意味着衰退和堕落。终归是一种完结的开始。随着种族纯洁性的消失，高等种族的力量和它的组织能力也都消失了。高等种族成了自己作品的牺牲品，成了他们奴隶的奴隶。

在书的结尾，戈比尼从这个理论的原则中得出一般结论。在他的想象里，他幻想出生活在地球上最后一批人的想象。在这个时候，高贵种族已完全堕落，一切种族的区别都被消除。人类历史中有生气的原则将不存在了，人民确是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没有争夺；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会没有任何干劲，没有任何事业心，没有任何权力和征服的意志。我们现代煽动家的平等理想将被实现。但是，人类生活将失去使它存活下去的一切价值。人们将生活在像羊群或牛群那样的幸福国家里。在这种满足的嗜睡阶段之后，接着而来的是昏迷麻木阶段，最后，到了完全死气沉沉的阶段。戈比尼甚至要去估量这些不同阶段的长度。他的判定是：强壮阶段，真实生活阶段，很久以前就逐渐消失了；我们现在生活于一种衰老枯竭的状态里，人类种族或许能在其可怜而悲惨的存在中拖宕几百年；但它的命运是不可知的，它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戈比尼理论的最后的结论，实际上，这也是他的整个著作的精华。在该书开头的话里，他就预兆了这种结局。对戈比尼来说，种族崇拜是崇拜的最高形式，是对最高神的崇拜。但这个神决不是无敌的、不死的，恰恰相反，他是极其脆弱的。甚至在最得意的时刻，戈比尼也从未忘记即将到来的命运：“诸神的黄昏”、“神必有一死”（Les dieux s'en vont）。

文明的衰落是最引人注目的，但同时它又是一切历史现象中最朦胧不清的。它是使灵魂胆战心惊的大灾难，它总是隐藏着一些如此神秘、如此久远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思想家却从未去担忧地注意过它们，研究和探索过它们的奥秘……我们被迫断言，任何一种人的群体，不管它生来就获得的保护它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是如何精巧，然而在其生命的成分里，都隐藏着不可避免的死亡种子。可是，这个种子，这个死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和它的结局一样吗？一切文明都要毁于这同样的原因吗？[39]

现在，结论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结论不仅是深沉的悲观主义，而且也是一种彻底的否定论和虚无主义。戈比尼清除了人的一切价值。他决定向人们提供一个新神——种族的莫洛克神（Moloch）。[40]但这是一个垂死的神，它的死亡决定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命运，它把它们拖进自己的毁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