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哲学对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
没有任何一种哲学体系能像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那样，对政治生活起着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在他之前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已提出过国家的理论，这些理论规定了政治思想的一般过程，但它们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却只是一个非常谦恭的角色。它们属于“观念”或“理想”的世界，而不属于“现实的”政治世界。哲学家们常常抱怨这种事实，康德曾写过专文试图驳斥“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并不能应用于实际生活”这个口号。不过，这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因为在政治思想和生活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对政治学说进行热烈的讨论，既有攻讦又有捍卫；既有证明又有反驳。但所有这一切，对于政治生活的斗争，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考察黑格尔哲学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情形就迥然不同了。他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首先被看作是他的体系的最坚固的堡垒，然而恰恰在这方面，他的体系易于受到最为猛烈、最为致命的攻击。在一阵短暂的攻击之后，这些攻击似乎已经奏效。然而，黑格尔主义不是在逻辑思想或形而上学思想领域，而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获得了再生。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伟大的政治体系能抵御得住它的影响。现代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向我们表明，黑格尔在法哲学和历史哲学里第一次介绍和捍卫的原则的力量和它的持久性和永恒性。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皮洛士的胜利。[1]黑格尔主义也不得不因为它的胜利而受到惩罚。它极大地扩展了活动范围，但它的整体性和内在和谐却丧失了，它不再是一个清晰、齐一、首尾一贯的政治思想体系了。不同的学派和党派都求助于黑格尔的权威，然而，他们对黑格尔的基本原则所作的解释同时又是截然不同并水火不相容的，这些原则已经变成了一个哲学家的散乱的遗物。我们可以把席勒在《华伦斯坦》的序里所说的话用之于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他“被党派的恨和爱搞得混乱不堪，他在历史中的肖像被不断变换”。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已把黑格尔的体系分解、切割得支离破碎了，他们为了争夺残余的掠夺物互相吵闹不休。这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争辩，而有着巨大的政治目的和意义。
黑格尔的注释者们从一开始就分为两个阵营，其“右翼”和“左翼”不停地互相攻讦。只要这种讨论还是一种纯粹的哲学学派间的争斗，比较而言还是无害的。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形势已经完全变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之争和以前的争论已颇为不同了，它变成了一场殊死的搏斗。最近，一个历史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九四三年，苏联人与入侵的德国人的战争，在本质上是不是黑格尔学派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冲突？[2]
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来说，我们不能按照研究其他思想家的同样方式进行。我们可以指望单靠简单地描述这些哲学家的主要结果，就能对柏拉图的知识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或康德的伦理学的特征，达到某种认识深度。然而，在研讨黑格尔体系中，这样一种描述却是完全不充分的。黑格尔在他《精神现象学》的序言里问道：
试问在什么地方一本哲学著作的内在含义，可以比在该著作的目的和结果里表达得更清楚呢？试问用什么办法可以比就其与当代其他同类创作间的差别来认识该著作还更确切些呢？但是，如果这样的行动不被认为仅仅是认识的开始，如果它被视为就是实际的认识，那它事实上就成了躲避事情自身的一种巧计……因为事情并不能穷尽它的目的；……现实的整体也不仅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的过程；……而赤裸裸的结果则是丢开了倾向的那具死尸。……像这样的行动，不是在掌握事情，而永远是脱离事情。……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评判。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3]
这种困难也说明了为什么对黑格尔哲学有着纷纭而歧异的解释。如果我们单单抽出一个特殊的特征，那么就不仅很容易，而且甚至必然能看到其对立面。黑格尔对这些矛盾并不惧怕，正是在这些矛盾中他看到了思辨思想和哲学真理的生命。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著名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挑战。他认为，这种定律并不是不真，而在于它只是形式的和抽象的定律，因而只是浅薄的定律。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总是一种对立统一。
甚至在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中，每个命题也都有一个反命题跟随其后。因此，不可能用一个特定的词语来给这个政治体系下定义。他总是宣称他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家。
正如物质的实体是重力或地心的吸引力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精神的实体、本质就是自由。任何人都会欣然赞同这样的话，即精神除赋有其他的属性以外，也赋有自由。但哲学教导人们说，精神的一切属性都通过自由而存在……自由是精神唯一的真理，乃是思辨哲学的一种结论。[4]
黑格尔的反对者确信，这与其说是对黑格尔学说的真实描述，毋宁说是一幅漫画。哲学家弗里斯（Fries）宣称，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奴性的粪堆里”。所有的德国自由主义者都有同感。他们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看到的是最为坚固的反动政治堡垒。在他们看来，黑格尔是一切民主思想最危险的敌人。鲁道夫·海姆在他的著作《黑格尔及其时代》里说：(https://www.daowen.com)
据我所见，霍布斯或菲尔默，哈勒或施塔尔所说的一切，与黑格尔《法哲学》序言里关于现实的合理性的著名论述相比较，相对说来都是头脑开放的。与把现实存在列入合理的可怕学说相比，神的自由恩赐理论和绝对服从的理论就是无可责备和抱怨的。[5]
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极大的问题。一个把“现实存在”列为合理的哲学体系怎么会变成现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伟大的 革命力量呢？为什么在黑格尔死后，他的学说突然被从各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而且被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运用呢？普鲁士的官方哲学家怎么成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导师和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拥护者呢？对于这种发展，黑格尔本人是没有责任的。他肯定会拒斥从他政治理论的前提中所得出的大多数结论。就他的品性和个人气质而言，他反对一切激进的结论，是保卫传统势力的保守派。对他来说，风尚是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因素。在他的早期著作里，黑格尔对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作了描述，在描述里赞颂了这种理想。他一直维护和捍卫同样的观点。他不承认任何伦理秩序会比风尚显现得更高。[6]
这里，我们抓住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之间的基本差别。柏拉图是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在讲话，他求助于苏格拉底对个人责任的要求，认为风尚和习惯是无效的。在传统和常规里，我们不能发现政治生活的真正原则。这些原则不是基于“适当的意见”，而是基于知识，知识是为苏格拉底所发现的合理性和道德意识的新形式。对黑格尔来说，“理性”不具有柏拉图的形式。
事实上，自我意识理性的实现这个概念……只有在一个民族的生活里才能找得到它完成了的实在。理性乃是作为流动的普遍的实体……它同时分散为许多完全独立的存在……它们意识到，它们所以是这些个别的独立的存在，是由于它们牺牲了它们的个别性，而以这个普遍的实体为它的灵魂和本质。[7]
因此，保守主义是黑格尔道德理论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的特征，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仅仅是特殊的、片面的特征错误地看作整体。在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和历史哲学里，我们看到两种对立倾向的一种奇怪的混合。黑格尔试图包罗整个历史领域，论及东方文化（中国、印度），也谈到西方文化（希腊、罗马和德国）。他在体系里所要显示的不是特殊民族的精神，而是普遍的精神——世界精神。“各种具体理念，即各种民族精神，在绝对的普遍性这一具体理念中，即在世界精神中，具有它的真理和规定；它们侍立在世界精神王座的周围，作为它现实化的执行者和它庄严的见证和饰物而出现。作为世界精神，它不外是它的积极运动，以求绝对知道自己，从而使它的自我意识从自然直接性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而达到它自己本身。”[8]
不过，黑格尔的政治体系和实践政治不能胜任这个包罗一切的任务。他自己也一直强调，哲学家不能避免他的当前世界的局限。而且，黑格尔的“当前世界”也是颇为狭小的，它被束缚于德国和普鲁士。黑格尔起初是德国爱国者，他深为关切他的时代和他自己国家的问题。他在一八〇一年写的第一本政治小册子里，探讨了德国的宪法。他宣称，德国的政治生活正临近一场危机，它已失去了它的力量和一切尊严。后来在解放战争以后，他确信德国政治生活的危机已得到了解决。由于普鲁士在解决这次危机中起着领导作用，黑格尔的全部思想和希望从此以后也就集中于普鲁士国家上。当探讨这些实际的政治问题时，黑格尔愈来愈限制他的哲学普遍性，他不仅从普遍性转变为民族主义，而且转变为特殊党派论和地方主义。在《法哲学》的序言里，他甚至发泄他个人的情感、憎厌和癖性。
在这方面，黑格尔体系的形式大大地优越于它的直接内容。在黑格尔死后和他的形而上学被打破以后很久，这种体系的形式仍然在发挥着影响。它成为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爆炸性的力量。从此以后，它不再受制于所有那些影响黑格尔政治理论的个人和时代的条件。这种体系的形式也经常反对黑格尔本人。它同黑格尔最坚决最喜爱的一些政治信念相矛盾，并破坏这些政治信念。这种过程与辩证法的一般特征的确是完全一致的。思想就像雅努斯神[9]的雕像一样，总是显露这样一副双重面孔，它既往前看也往后看。在辩证的过程里，每一个新的步骤都包含着和保存着以前所有的步骤，不会有任何连续性突然改变和中断。但另一方面，这种保存的行动又必然是扬弃的活动。任何通过辩证过程而得以存在的东西，都只有作为“扬弃的因素”才有其真理和价值。它作为构成整体所必要的成分被保存下来，它的孤立的实在被扬弃了。一切有限的存在都不得不灭亡，以让位给新的更为完善的形态。
不过，这样一种观念与任何“现实存在的合理化”是不相一致的。黑格尔在其晚期阶段，越来越受到诱惑，反对他自己体系中的这种精神。他在写于一八〇二年的《对待自然权利的科学方式》里已强调这种对立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世界历史描述为道德生活的伟大喜剧，“绝对观念”在这个喜剧中进行永恒的自我表演。绝对精神的命运是不断地使自身降生于客观性中，遭受苦难和死亡，再从其灰烬里升起新的荣耀。神性的东西在其形态和客观性中有一种双重的本质，它的生活就是这两种本质的绝对统一。[10]显而易见，这不是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而是与之极为对立的。
如果我们要理解黑格尔政治理论的真实特征，我们必须把问题投射到一个更大的平面上。仅研究他本人对具体政治问题的意见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意见只是一种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哲学的兴趣。“意见是我的”，黑格尔在他的一句著名的双关语里这样说道。但关键的不是这一政治信条，而只是由他的体系所导引的新政治思想的方向。这与其说是黑格尔所给出的特定回答（这种回答被证明至关重要并且永远重要），不如说是新的提问方式。但为了澄清这一点，并且完全公正地看待黑格尔的政治思想，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眼界。我们必须回到黑格尔哲学的第一原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