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学史的历史回顾

教育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迁而改革和创新，因为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人去适应这种变化，随着科技与学术发展的综合化，社会对综合知识的要求在提高，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在增加。生物科学素养的教育是生物学特有的教学目标，这是它最大的特点。生物科学史是生物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通过提供科学事实，介绍科学研究方法，培养了学生严谨求实、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4］。因此，生物科学史教育在生物学教育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生物科学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世纪，高等教育体系正式将科学课程纳入其中。在高等教育的引领下，基础教育体系也随即引入了生物科学史教育。在教材改革方面，高等教育体系也做出了表率，他们率先在教材中融入了科学史。(https://www.daowen.com)

《哈佛实验科学中的案例研究》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教材之一，该教材由科南特于1948年主编。霍顿编写的《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是另一本比较有影响力的教材，该书虽是一本文科学生的教材，但是对科学史教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5］随着各所高校对生命科学史教育的重视，基础教育也受到了影响。20世纪中叶后的几十年间，出现了很多注重科学史教育的教材，这些教材多集中在理科课程中，影响力都非常大。当时，美国走在了科学研究的前沿。研究的重点开始是理念的探讨，后来延伸到了科学史课程的设计。《科学史事例》（History ofScience Cases，简称 HOSC）这本教材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它是克拉普菲尔（E.Klopfer）专门为高中学生编写的。该教材旨通过科学史的学习，教会学生构建基本科学概念。生物学科学史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美国著名的科学史教育家、生物学家施瓦布（J.J.Schwab）设计了中学生物课程——BSCS（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该课程强调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科学质疑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把科学史当作一个概念和既定事实本身来理解。

除此之外，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教育工作者还有英国的惠威尔（W.Whewell）、美国著名的科学史教育家乔治·萨顿（G.A.L.Sarton）和施瓦布（J.J.Schwab）、法国的教育家保罗·朗之万（P.Langevin）。其中惠威尔是最早提倡科学史教育的，他认为作为教师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是科学史，而不是我们所注重的科学方法和结论［6］。美国的乔治·萨顿（G.A.L.Sarton）被称为“科学史之父”，他一身的成就很多，在他之前，科学史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但是依然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他通过创办刊物、建立相关的学会、出版专著等方式，为科学史的教育提供资料，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同为美国学者的施瓦布（J.J.Schwab）曾经是泰勒的学生，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积极参与课程改革。他认为美国传统的教育太注重理论，太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而忽略了课程的实践过程。他强调学生通过参与课程，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获得相应的能力。保罗·朗之万（P.Langevin）反对将学生作为一个容器，对他们进行知识的灌输，要重视能力和情感的培养。因此在他的课程中提出了科学史的教育。他的著作《思想与行动》中，着重提及了他有关科学史教育的思想。［7］总之，在国外科学课程中，从一开始的强调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到后来发展为注重智力的发展和能力的培养，近年来逐步提出了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我国对生命科学史的教育研究稍微滞后，主要体现在起步比较晚，对科学史教育价值的认知比较局限，没有发现科学史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科学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教师接受。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科学史的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科学史教育才得以在学校的科学教育中恢复。特别是到了80年代，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8］在《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7～9年级段中提出：科学史可以成为课后拓展性阅读和科技活动素材。这大大地提高了科学史的地位。在高中教学中也有体现，如在《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里，除了介绍如何开展生物科学史教学外，还增加了很多生物科学史的教学案例。在高中生物学新教材中，也增加了很多著名科学家们的生平事迹和他们的研究过程及成果。这无一不彰显出对生物科学史的重视，也促进了许多生物教师对生物科学史教学的研究。这对科学史教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