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在外交问题上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美国新闻自由的根基是扎根于追求民主的传统理念。政府统治和决策的权力来自大众。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实体。在共和国酝酿、形成过程中形成的百姓在理性的争辩过程中发现共同利益的理念深入人心，也深深扎根于美国文化。
在这一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理念中，新闻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即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是公众的眼睛和耳朵。美国国父们大都赞同麦迪逊的观点：“一个民治政府如果没有广泛的信息，或者获得这种信息的办法，不过就是一场闹剧或悲剧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序幕。有知识的人永远会统治无知的人。想要自己当家做主人的百姓必须用知识赋予的力量把自己武装起来。”[128]类似对媒体重要性的描述也不绝于耳：“如果美国人民不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美国民主便无从谈起。”[129]理论上讲，媒体、公众与政府间的理想关系是媒体晓之公众以其应知的消息，人民大众决定要什么，媒体帮助将此信息反馈给决策者。[130]而现实中媒体对决策者和公众舆论的影响，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单纯意义上沟通桥梁的作用。具体如下：
1.新闻媒体是公众了解外交事务的重要渠道。美国民众对外交事务的了解绝大部分来自新闻媒体或关注新闻媒体报道的亲友。因此，了解民众对新闻报道关注的具体状况是理解公众舆论在外交决策中作用的关键。对于美国公众来说，新闻媒体是少数几个可以了解外国新闻和国际大事的渠道之一。通过向公众提供所不熟悉国家的相关信息，媒体影响公众对他国舆论的潜力极大。[131]但是，美国新闻媒体中的国外新闻报道量因危机和国际事件的不同而不同。[132]美联社和合众社国外新闻报道与美国中小型报纸国际报道比较研究显示，美国中小报纸报道仅部分选用从新闻通讯社收到的国际新闻。可资利用的国际新闻总是比报纸刊载的数量多很多。[133]而且，与地方政府、总统、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国会相比，美国公众也更信任新闻媒体。如下图3-1所示。
图3-1 美国公众对消息来源信任程度调查结果示意图
资料来源：美国皮尤公众与媒体研究中心，2011年9月22日报告。网址为：http：//www.people-press.org/2011/09/22/press-widely-criticized-but-trusted-more-than-other-institutions/
在20世纪初期，普通公众获取新闻的渠道几乎完全来自报纸。但是，报纸对外交政策问题报道的水平参差不齐。例如，阅读《纽约时报》和《纽约日报》同一天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就能发现很明显的差异。报纸所不同于广播、电视报道的长处，在于它能够更深入详细地解释外交政策。不过，在这方面，期刊杂志就更具有优势，可以就某一问题或新闻提供更深入的分析与解读。因此，“关注型公众”在阅读报纸之余，还阅读诸如《新共和》《大西洋月刊》和《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等类的期刊杂志。
有研究发现，虽然收音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迅速普及，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多数城镇最主要的新闻媒体依旧是报纸。二战以来，普通民众了解新闻的渠道不断拓展，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逐渐成为主流渠道。但是，即便如此，“关注型公众”更侧重于新闻类期刊杂志和报纸。如20世纪40年代中期，62%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群主要从收音机中了解新闻，而只有39%受高等教育的人士靠收听广播获取新闻。20世纪60年代末的研究表明，40%的大学毕业生和50%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士靠新闻类期刊杂志了解新闻，而那些只受过初等教育或更低等教育的人群则靠收听收音机或收看电视获取新闻，只有2%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群靠看期刊杂志了解新闻。[134]
不过，电视机普及以后，通过电视获取新闻是美国公众了解国内外局势的主要手段。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2008年美国公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由主及次）是：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有线新闻电视网、晚间新闻网、日报、互联网、电视新闻杂志、早间电视新闻、NPR、电台脱口秀、有线政论节目、周日政论电视、公共电视脱口秀、新闻杂志、深夜脱口秀、宗教电台、C-SPAN、电视搞笑栏目等（见表3-2）。
美国主要电视媒体按照综合分类由主及次的顺序包括：地方电视台新闻、有线电视新闻、晚间电视新闻网、电视新闻杂志、早间电视新闻等；有线电视网依次包括：Fox新闻台、CNN、MSNBC、CNBC和C-SPAN。晚间新闻主要包括：NBC晚间新闻、ABC今晚世界新闻、CBS晚间新闻和新闻一小时等。（详见表3-3）
表3-2 美国公众总统选举信息来源统计表
资料来源：“Internet's Broader Role in Campaign 2008”，Survey Report of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January 11，2008.Available at：http：//people-press.org/report/384/。
表3-3 美国公众新闻消费趋势一览表：电视新闻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News Audiences Increasingly Politicized”，June 8，2004，p.5.Available at：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215.pdf。
在纸质媒体中，《华尔街日报》在读者中可信度最高，其后报纸分别为：当地日报、《时代周刊》、《美国新闻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美联社新闻、《今日美国》、《人物杂志》（People）和《国家问询报》（National Enquirer），详见表3-4。
公众对广播电视媒体的信任度高于政府机构和官员，其中，CNN在公众当中的信任度最高，30%的调查对象认为其大部分内容可信。其后媒体按照可信度由高到低的顺序分别为：《新闻60分》、地方电视新闻、NPR、C-SPAN、NBC、ABC、MSNBC、FOX新闻台、《新闻一小时》、CBS新闻和BBC（见表3-5）。
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使其逐渐代替报纸，成为美国年轻一代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民调结果显示，因特网已凌驾报纸，成为美国人获取国内和国际新闻的主要来源。但调查也显示，电视依然是美国人偏爱的媒体。皮尤研究中心访问了1489位民众，结果有70%表示，他们取得国内和国际新闻的主要管道是电视。40%受访者表示，他们从因特网取得绝大部分新闻信息，较2007年9月调查时的24%显著增加，超过表示主要新闻来源是报纸的35%受访者。皮尤研究中心表示，30岁以下年轻人仅59%偏爱电视，较2007年9月调查时的68%减少（详见表3-6）。
表3-4 美国纸质媒体公众信任度一览表
资料来源：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Public Attitudes”，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An Annual Report on American Journalism，2009.Available at：http：//www.stateofthenewsmedia.com/2009/narrative_overview_publicattitudes.php？cat=3&media=1#6internet。
表3-5 美国广播电视公众信任度一览表
资料来源：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Public Attitudes”，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An Annual Report onAmerican Journalism，2009.Available at：http：//www.stateofthenewsmedia.com/2009/narrative_overview_publicattitudes.php？cat=3&media=1#6internet。
表3-6 美国青年人新闻来源一览表
资料来源：“Internet Overtakes Newspapers As News Outlet，”Survey Report of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December 23，2008.Available at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479/internetovertakes-newspapers-as-news-source。
另据皮尤研究中心2004年的调查显示，关心新闻的人士始终对如下媒体极为关注：NPR，NewsHour，C-SPAN，和诸如《纽约人》（The New Yorker）《大西洋月刊》和《哈珀斯》等杂志，[135]详见表3-7。
图3-7 美国公众国内外新闻主要来源示意图
材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Press.View's ofthe News Media，1984-2011：“Press Widely Criticized，But Trusted More than Other Information Sources.”September 22，2011.http：//www.peoplepress.org/。
实际上，广大新闻受众需要的是有关当地百姓利益的报道，也就是被称为“软新闻”的政治新闻[136]，相应地并没有太多对外交政策报道的需求。但是，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学者们坚持认为，美国新闻媒体与国俱来地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意在自愿完成由宪法明文赋予的晓谕天下的使命。[137]当这一使命与经销能力有机地结合，媒体就有可能利用有卖点的新闻作为完成使命同时获取利益的支点。但是，晓谕天下与赢利经销二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互利互惠，则主要取决于新闻媒体能否将新闻按照符合公众需求的方式予以诠释。
2.新闻媒体是向公众传达政府决策的主要载体。政府向公众发布相关政策和信息主要通过大众媒体，其次通过利益集团、政府出版物以及官员与公民个人之间往来通信进行的。报纸和电子媒体使现代总统能够将其主要政策传达给公众，也使得反对党发言人能够申诉自己的立场。一些私人组织机构常组织论坛，邀请决策官员参加会议、发表讲话和文章。1941年以来，美国政府制作出版了大量国际问题方面的影像带、录音带和宣传资料，中国白皮书就是其中一例。此外，虽然可以在电视上频频露面，总统和其他决策官员仍经常周游全国争取国民的理解和支持。[138]
当然，新闻媒体一直是反映公众舆论和传达政府决策最主要的载体。但对于媒体来说，电子媒体更重视内容的娱乐性，大部分大众杂志也是如此。而报纸的版面也大块大块地充斥着广告、体育新闻、漫画、时尚和名人轶事，因此，外交政策仅仅是众多需要报道的问题中的一个。
虽然各种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报道水平参差不齐，但媒体对重大问题娱乐化的价值观念和报道取向，是理解为什么多数公众在外交政策问题几近无知的关键所在。媒体新闻报道的取向基本是首选报道暴力和自然灾害，紧随其后的是名人间的矛盾、国际争端和危机，再者是奇闻逸事。由于这种报道取向，加之版面有限，大多数国际新闻都是有关暴力或与暴力相关的报道，而大多数来自华盛顿的外交决策的新闻也多为政治领袖间的明争暗斗，此外还有总统和其他官员讲话的文字报道。总之，正如新闻自由委员会在1947年所指出的：“媒体强调的是特例而非代表性，是耸人听闻而非意义重大。”[139]
3.新闻媒体是决策者和公众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了解公众舆论一般有四种方法：民意测验结果、媒体报道、专家分析以及与他人相关交谈留下的印象。系统科学地进行公众舆论调查的研究可追溯到1936年盖洛普民意调查的开始和两年后《公众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的创刊。而罗斯福总统则是首位决策时参考公众舆论专家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意见的总统。[140]新闻媒体也向来重视对民意测验和对民意的掌控。《暸望》新闻杂志创始人加德纳·考尔斯（Gardner Cowles）雇用盖洛普民意测验首创者、当时还是爱荷华州立大学硕士研究生的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为他的《德美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做舆论调查。《财富》杂志也曾雇佣日后与盖洛普民意测验平起平坐的罗珀民意测验创始人埃尔莫·罗珀（Elmo Roper）专门负责跟踪《财富》专栏“圆桌会议”在美国公众和政治舆论中的反响。[141]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及时看到民测结果，民测本身也还有不少令人质疑之处，而且遇有突发事件，也不可能马上通过民测了解民意。况且，公众舆论也不完全等同于民意调查结果。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公众舆论并不是某种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它并不是单个地被问、单个地回答的个人意见的总和；就此而言，切不可把它与民意调查研究的结果混为一谈。政治民意调查如果要提供‘公众舆论’的某种反映的话，在调查之前就必须先有一个在动员起来的公共领域中就特定议题进行的意见形成过程。”[142]
因此，关于公众舆论的信息大多主要来自媒体的新闻报道、新闻访谈和编者按中透露的点滴迹象。对民意测验抱怀疑态度的人、无法及时看到民测结果的人群以及危机或冲突初期的绝大多数民众和官员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闻媒体的报道了解民意。[143]
4.媒体对他国报道的频繁程度直接影响公众对该国的态度。“人们更有可能接受媒体中关于他们缺乏的直接经验或没有强烈倾向的问题等进行的报道。对于大多数北美受众来说，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国际事务上。”[144]而这是由于外交政策问题是公众无法通过个人观察和社会交往所能获取信息的领域，因此媒体影响大。[145]有学者进一步研究证实，他国在新闻中的可见性与美国公众舆论对该国的看法有密切关系，该国在新闻报道出现得越频繁，也随着公众对某国家知识的积累，公众对该国的态度就越积极。[146]而且，电视比报纸对他国舆论的影响更重要，这是因为有线和无线电视观众数量众多。[147]沿着这个逻辑推断的话，如果媒体对他国报道以正面报道为主的话，那么报道的数量越多，公众对该国的看法就会越积极。大卫·派瑞（David Perry）对有关其他国家相关新闻的阅读、知识积累和态度的研究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对一国相关新闻阅读得越多，一般会导致读者对该国知识的丰富和积累，也导致对该国更友好的态度。[148]电视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国际新闻的受众，因为“没有电视的话，如果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国际新闻的内容，大部分人会直接跳过”[149]。
5.新闻媒体对设定公共议程具有显著影响。新闻媒体首先具有设定解释框架的无法避免的作用。就此阿尔蒙德曾指出：“美国人民作为整体从未直接制定关系生死存亡的外交决策。美国公众在外交政策上兴趣和声音呈显著阶梯状；无论作为信息的接受者还是制造者，人们与消息的关系绝大部分取决于其在决策结构中的位置。”[150]换一个角度说，公众舆论，即公众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或观点，实际上并非来自其对外交事务直接参与得到的信息，而是来自被决策者及其他相关领导人、新闻媒体或其他渠道或个人加工和解释过的信息，特别是来自新闻媒体对事件、争端、问题等进行精心挑选和预先设定了评判标准之后的报道。[151]尽管每个人头脑中对事物的认识和解释来自其信念、人际交流和媒体提供的文字和影像，其认识却无法躲避媒体解释框架的影响。就外交事务而言，极少有人能获取一手信息，大多数信息来自媒体报道，即使是新闻事件当事人与他人有选择性的言谈过程中，定位也是无法避免的。例如，在媒体关于美国国防开支过高的警示下，大众回答美国国防开支究竟应该有多少的问题时，除了新闻媒体的报道，极少能有其他渠道了解敌方军事意图和军事实力。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个人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重要作用。无论媒体怎样报道，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领导人、政府官员还是百姓对恐怖分子或其他敌人都有强烈的敌意。至少在外交政策上，公众舆论几乎没有直接来自现实外交世界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对媒体报道会有同样的反应，但这至少意味着大多数人的观点和反应受新闻报道的影响。
但新闻媒体最显著的影响却不在于解释政策背景和国际事务的意义，而在于引起公众对冲突和特定事件的关注，即设定公共议程。议程设定（Agenda setting）是要通过排序、选择等方法，让人选择性地看到某些画面和局部。国际事务、外交活动和对外政策等远离普通公众生活的信息，人们只能通过媒体接收、获知。这样的信息传播结构，树立了新闻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的绝对权威，使公众不仅接收媒体传递的信息，而且也接受媒体传递的观点、认识、态度。例如罗伯特·赫茨斯坦在研究亨利·R.鲁斯（Henry R.Luce）及其媒体帝国的政治影响时就发现：“白宫对时代公司与日俱增的影响的迷恋已深。的确，盖洛普和罗珀民意调查开始显出一种显著的模式。每当鲁斯的出版物和电影口径一致地明确提出一种讯息，通常在其展开宣传攻势的4到5个星期之后，民意调查就能反映出公众态度随之变化。”[152]
正如科恩所言：“新闻媒体的角色大大超出了信息和观点的征集者。在多数时候，它可能不能成功地告诉人们怎么想，但却在告诉读者思考什么上惊人地成功。由此看来，世界在不同的人看来是不同的，这不仅取决于个人兴趣，而且取决于他们所阅读的报纸上作家、编辑和发行人为他们绘制的地图。也许地图这个观念太有局限性，因为它不能指出新闻媒体传达的政治现象的全部内涵。更准确地说，它是地名、人物、局势、事件地图，从新闻媒体甚至讨论处理问题当事人的思想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政策实行可能性、选择性和取向地图。编辑可能以为他只是印出了人们想读的内容，但他因此引起读者的注意，因而极大地决定读者思考的内容和谈论的话题，直到下一波话题到来。”[153]麦克斯韦尔·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L.肖也曾经写道：“大众媒体能够促成个人的认知改变，能够对其思维重新排序。……它能够为我们世界的重新排序、组织。简而言之，媒体未必能够直接告诉我们怎么想，但是可以决定让我们想什么。”[154]
为了研究议程设置的具体影响，尚托·艾杨格（Shanto Iyengar）和唐纳德·金德（Donald Kinder）[155]从受众受教育程度、党派倾向和参政热情等三个角度利用调查分析的手段，具体研究了议程设置是否对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影响小、对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影响大，是否对有强烈党派意识的人群影响小，对无党派人群的影响大，是否对深度参与政治的人群影响小，对不参与政治的人群影响大等问题。
研究教育程度与议程设置的关系是因为无论是研究政治理论、时事、和评论水平等认知问题，还是对政治的关注程度以及对政治问题的感情投入程度等动机问题，抑或从参与党务工作到参加投票等各种实际政治活动问题，教育程度都是普遍认为最有效的试剂，而且其与任何检测对象之间往往都是正比关系。“受过教育的公民关心天下、知书达理、积极参与各种活动，而未受教育的公民则相反。”[156]艾杨格等将调查对象分为“高中以下”和“大学及大学以上”两种文化程度的人群。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程度不高的受众受媒体影响的程度大大高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
在党派归属感方面，新闻媒体也至关重要。大多数美国人在成年前后都会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选择一个党，并从此相当坚定地跟随该党。[157]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政治是遥远而复杂的，然而普通人又时不时地被问及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最起码要面对的问题是必须在选谁不选谁的问题上自己做决定，在宣传不同的政治纲领和对时事不同看法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在这一困境中，候选人所属党派、该党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对时政的解释等对普通人来说都是最大的心理依靠。”[158]因此，相对而言，无党派路线可遵循的无党派人群就有可能受新闻媒体报道的影响。而调查结果表明，正如所预料的，无党派归属的独立派人群比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受媒体影响更深。
在政治热情方面，美国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程度差异较大。有些人对政治极有兴趣，他们广泛阅读和收看报纸、杂志、电视上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内容，经常与朋友议论政治问题，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作为志愿者参与各种活动，对政治几乎无所不知。而更多的人则很少参与政治。为了研究这两个政治热情程度差异极大的人群面对新闻媒体影响的差别，艾杨格等从政治兴趣（多大程度关注媒体上的政治新闻）、接触媒体程度（是否看日报、看电视新闻）、谈论政治的非正规渠道（与亲友、邻居、同事谈论政治的频繁程度）、政治活跃程度（最近是否参与过竞选活动、发动邻里影响市政、给官员施压等政治活动）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关心政治的人群比热心政治的人群受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更明显。[159]
艾杨格等在研究中意外发现，有些因素不受议程设置效应的影响：电视新闻报道对坚持阅读日报的人群和对不定期阅读报纸的人群产生的影响一样；对经常与亲友谈论时政的人群和不常与他人谈论政治的人群产生的影响一样；对那些熟悉所及问题的人群和对该问题不甚了解的人群影响一样；对经常收看电视报道的人群和对很少看电视的人群造成的影响一样。最后一点意义尤其不凡，因为它说明议程设置影响一般不仅仅局限于不看电视的人群。
总之，该研究结果表明：越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的人受新闻媒体议程设置影响越大；热心政治活动的人在所有研究对象中是受媒体议程设置影响最小的人群。但是，研究也发现，正是这群热心政治的人对媒体议程的变化反应也最大。[160]
新闻媒体“设置公共议程的能力随政治局势变化而跌宕起伏。弱化党派之争、公众兴趣和政治参与热情的事件也减少了公众可获取的信息资源。而在平时，这些信息资源的获取可以大大增强公众抵抗电视新闻影响的能力。同样地，那些激化党派分歧、引起公众兴趣并激起其政治热情的事件可以营造更心明眼亮的公众，使其较少地被每晚晚间新闻上对国家局势的描述牵着鼻子走。”[161]
6.媒体是“团结在国旗下”现象的制造者。有研究表明，“在危机时期，电视联播不可能允许缺少国内支持的外国政府向总统发起有力的挑战。”[162]“9·11”恐怖袭击可能如当时盛行的一句口头禅所说“改变了一切”，但至少有一点没有改变，即新闻媒体制造“团结在国旗下”现象的传统角色。由于对事件缺乏深入了解，或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新闻记者常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官方代言人，按照官方的意图报道。特别是在美国遭受袭击时，新闻媒体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将其团结在总统周围。在对愤怒和爱国主义激情的感召中，新闻媒体未给官方口径外的任何其他口径留下解释空间。即使是温和的不同意见也立即遭到谴责。[163]
7.媒体是公众心目中世界地图的制造者。新闻媒体在政治环境的描述上，以及为驾驭政治环境提供最佳政策建议方面对现行外交政策起到重要作用。许多年前李普曼就曾谈到过“心中蓝图”重要性：“为了游历世界，人类须得掌握世界地图。不断的困难是确保自己的需求或他人的需求不得超越波希米亚人的海岸线。”[164]无论如何定义国际事务的领域，无人能直接参与所有国际事务。如果有人有幸参与或目睹了重大事件，可能会了解其少数内容。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般情况下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外交政策涉及的国家或地区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得知，或者是通过对该国际地区感兴趣和关注的人得知的。对于大多数外交政策受众而言，真正有效的世界政治地图，或者说是世界行政地图是由记者和编辑，而不是地图绘制人员勾画的。（例如拉丁美洲在绘图人员的地图上占据大量的空间，而在美国大多数报纸勾画的政治地图中却很少出现。）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如果没有在报纸上读到，没在收音机上听到，没在电视、电脑上看到，那么对他们来说，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务实际上就等同于没有发生过。[165]而事件发生所在国家和地区在公众的心目中的世界行政地图中也就没有印记。
在国家国土安全、国防开支、海外驻军等日益为世人关注的情况下，外交方面的政策选择问题也显得越来越重要，而公众对政策选择范围究竟有多大的理解也显得愈为重要。但媒体的“地图制造”的功能很容易被忽略。一来因为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部分，媒体的潜在功能容易被人们熟视无睹；二来因为普通公众普遍倾向于认为新闻是客观的，或是认为新闻就是事实，而人们一般认为媒体潜在的影响主要来自编者按对时事的解释，因此许多人会对媒体的新闻诠释保持警醒头脑。实际情况是，新闻媒体报道具有在公众不知不觉中影响其外交观念的功能。这是媒体在外交政策上真正的影响所在。
8.此外，新闻媒体还经常具有将公众本不关心的外交事务转变为公众关注焦点的特殊作用。国际传播学界的研究显示，公众对于新闻报道的喜好问题有如下双重意蕴：一方面，展现了公众为何有时对某一外交政策问题极为关注，而新闻媒体又为什么会时不时地报道该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媒体的独特作用。哈林指出，媒体既不会报道没有任何争议的问题，也不会报道远远超出常规争议所允许的范畴的问题。[166]其他学者则指出，如果大多数公众察觉到某一问题对他们的影响，该问题就有可能在公众中引起共鸣。纽曼等研究发现，远在天边的国际事务与近在眼前的日常事务在感受上的明显差异是造成选民对外交事务相对缺乏兴趣的原因。[167]而媒体的影响恰恰在于能够将对于公众来说本来远在天边的国际事务巧妙地转变为近在身边的事情。例如，伤亡情况会引起公众对外交政策的关注，也会导致公众对该政策群起而攻之。这一现象的运行机制目前还不很清楚，但若将新闻媒体作为参与外交决策的一分子，有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答。比如，媒体常以各地伤亡统计、国旗掩盖尸棺、死难家属悲痛欲绝等角度报道伤亡情况。简言之，媒体笔下的伤亡报道将海外军事行动转变为国内问题，使他国危机显得与公众自己的家园和社区近在咫尺。[168]这些关注就成为新闻媒体进一步提供一般性报道的支点，以便为公众进一步提供信息，使其得以评价之前还显得远在天边的海外危机是否值得美国的涉入。
当然，舆论的公共领域属性决定了其特性，即“公众舆论可以操纵，但不可以公开收买，也不可以公开勒索。”[169]公众在与媒体的关系中也绝对不是完全被动的。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前人研究在媒体机构框架和结构，以及工作、制作节目和被利用的方式上提供了相当可靠的信息。但是，即使经过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之后一代人的努力，关于媒体影响的种种命题仍然充满争议。对媒体影响及其受众的研究至少消除了新闻受众被动地被媒体控制的形象。这些研究使我们注意到彼此相互交流的观众所应用的解释策略，实际上，观众可以被激发去批评甚至是反对节目内容，或者与自己的判断价值相印证。”[170]
如上关于新闻媒体对公众及公众舆论影响的探讨仅仅是初步总结，更为深入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媒体报道传播的对象，也就是新闻受众不仅向未接触报道的人群传播信息，而且对这些人还具有多重影响。例如，人们看到或读到关于某种食物不健康的报道，就会警告亲友不去购买此类产品。又如，政治决策中当政客得知多数媒体强烈反对某计划，原因是某些人群会因此受益或利益受损时，他们就可能选择修改或放弃该计划。显然，新闻媒体传播的这种复杂性以及其他间接影响还需要步步深入地进行研究。继续深入考察，首先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媒体报道对受众的影响；其次，要研究受众在媒体影响下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应该属于媒体报道影响的一种；再次，要研究他人的行为反过来对受众行为的影响（反馈）。这一系列研究的深化不仅会对深入了解媒体报道对受众的影响，而且会对媒体受众对国内外决策意见反馈的模式、新闻媒体事业的发展乃至政策或机构制度的变化都造成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
【注释】
[1]Peele，Gillian，Christopher J.Bailey，and Bruce T.Cain eds.Developments in American Politics.London：Macmillan，1992，p.272.
[2]Key，Valdimer O.Jr.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Knopf，1961，p.7.
[3]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4]Mueller，John E.War，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New York：Wiley，1973，pp.1-19；Wheeler，Michael.Lies，Damn Lies，and Statistics：The Manipul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New York：Norton，1976，p.293.
[5]Levering，Ralph B.The Public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18-1978.New York：Morrow，1978，pp.33-34.
[6]Cohen，Bernard C.The Public's Impact on Foreign Policy.Boston：Little，Brown，1973，p.195；Bauer，Raymond A.，Ithiel de Sola Pool，and Lewis A.Dexter.America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The Politics of Foreign Trade.New York：Atherton Press，1967，p.398.
[7]Cohen，Bernard C.“Mass Communication and Foreign Policy.”In James N.Rosenau，ed.，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New York：Free Press，1967，p.196.
[8]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是美国政府重要智囊团，成立于1921年，总部分设在纽约和华盛顿。由精英学者、舆论领袖、政府要员和对外交关系有特殊兴趣的人组成。是美国对政府最有影响力又无明显党派倾向的思想库之一。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理念和具体策略，对美国外交决策影响颇大。它的任务主要是广泛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根据权势集团的意图，对重大国际问题组织公众进行讨论，搜集“民意”，发表研究报告，以影响政策的制定。美国许多政要包括多任总统都曾是该协会成员。主办有最权威的外交政策学术研究性杂志《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9]外交政策协会是成立于1918年的非政府性研究组织，关注范围包括新兴大国、战乱地区、能源、美国经济、世界粮食危机、人权等内容，既有研究深度，又有传播国际局势知识的内容，还有关于世界各地的博客专题。
[10]Detzer，Dorothy.Appointment on the Hill.New York：Holt，1948，pp.59-60.
[11]Levering，Ralph B.The Public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18-1978.New York：Morrow，1978，p.157.
[12]Levering，Ralph B.The Public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18-1978.New York：Morrow，1978，p.161.
[13]Parsons，Talcott.“On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27，No.1（1963）：pp.37-62.
[14]哈见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制的商谈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49页。
[15]May，Earnest R.“An American Tradition in Foreign Policy：The Role of Public Opinion.”In William H.Nelson，ed.Theory and Practice in American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p.117.
[16]Kusnitz，Leonard.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 s China Policy，1949-1979.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4，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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