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对舆论精英、舆论领袖的影响

在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诸多因素中，公众舆论特别是舆论领袖的作用不容忽视。1950年阿尔蒙德指出，公众舆论的影响主要来自非政府部门的一群精英，这就是他所称的“关注型公众”，即关注时事、具有国际视野的公众。^[101]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的“影响是在公共领域形成并成为较量对象的。这种斗争不仅涉及已经获得政治影响的个人和组织（比如久经考验的官员、根基牢固的政党或者像绿色和平组织、国际大赦组织这样的著名组织），也包括那些在特定公共领域获得影响的人士和专家的声望（比方说教会人士的权威、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名声、科学家的威望、体育界和演艺界的明星的公众人缘等等）”^[102]。科恩则认为公众舆论主要来自两部分人：决策者的“亲友”（intimates），以及“专家”，也就是舆论精英。^[103]舆论精英是一群知识广博、善于言辞、集思广益、时刻关注舆论同时又影响着舆论的一群人。通过其与决策者各种形式的联系、通过某些发表精英言论的渠道（如报纸编者按，外交政策研究期刊杂志等），舆论精英对外交决策起着沟通或者代表民意的作用。^[104]

根据美国皮尤民众与新闻研究中心的调查，舆论领袖一般可指如下人群：新闻媒体高层，外交事务专家，国家安全专家，州长、市长为代表的州及地方政府，学者（学术智囊团），宗教领袖，科学家（科学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或参与过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军事专家和公众舆论等。

智囊团、专家学者及其他具有文化、政治或经济资本的人员或集团是最具有思维自主性的人群。一旦有事件发生，他们不受个人政治利益或政治策略等因素的限制，可以随时向自己熟知或可接触的人群传播信息，是可能直接影响外交政策的决策精英。他们虽然不在行政部门任职，但有时一样会对决策有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显示，这些最具思维自主性的人群在新闻报道中却是最不具有影响力的人群。^[105](https://www.daowen.com)

就公众舆论的具体主张如何通过舆论精英进入决策者议事日程或考虑范畴的基本范式，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信息传播结构与个人生活领域之间的联系方式使得公民-社会边缘人群相对政治中心具有更敏感的感受和辨认新问题新形势的优势。过去几十年的重大问题为此提供了证据。例如日益加剧的核军备竞赛，又如和平利用原子能或像基因工程这样大规模技术项目和科学实验所包含的风险；过度开发的自然环境中的生态危机（酸雨、水质污染、物种灭绝等等）；第三世界的急剧贫困化和世界经济秩序的种种问题，以及女性主义、日益增加的移民等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一个首先是由国家机构、大型组织或社会职能部门提出来的。相反，把这些问题挑出来讨论的是知识分子、关心这些问题的公民、激进的教授、自称的‘倡导者’等等。由这个最边缘化的人群提出，上述问题冲破阻力进入报纸和关心这些问题的社团、俱乐部、职业组织、学术团体、大学，他们利用论坛、公民倡议活动和其他平台，加速社会运动和新的亚文化发展。后者又给这些提议造更大的声势，对其做如此效果强烈的展示，以至于引起大众传媒关注。只有通过传媒中的有争议的展示，这样一些问题才得以为大范围公众所知，并因而在‘公共议程’中获得一席之地。有时候，还需要有场面壮观的行动、大规模的抗议、持续不断的公共活动，才能使这些问题通过边缘化候选人或激进党惊人的选举成果、通过‘传统’政党纲领的延伸、重要的法院判决等等，而进入政治体系的核心，并在那里正式得到考虑。”^[106]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sfeld）和约瑟夫·T.克莱珀（Joseph T.Klapper）都曾在其突破性研究中关注过究竟是媒体还是舆论领袖更重要的问题^[107]，但并未能提出也未能回答如下问题：舆论领袖对公众有影响的政见之中有多少是来自其参考的新闻媒体，又有多少源自其知识储备、个人意见和人生观。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新闻媒体与其受众之间以及新闻受众与更多更广泛听众之间信息往来的具体分析。因此，围绕新闻媒体和舆论精英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悬而未决：舆论领袖究竟是新闻媒体的过滤器呢？还是新闻媒体影响的放大器？更确切地说，在何种情况下舆论领袖会对新闻媒体提供的信息进行剔除或补充？有些研究已指出，舆论精英有选择地浏览新闻报道不一定就是不看、不处理^[108]和拒绝传播不同的声音^[109]。此外，即使有选择地浏览反映主流观点的新闻报道，也会对新闻受众热点问题的讨论有影响。因为浏览主流新闻本身就增加了人们参与公开讨论的可能性，因而也扩大了媒体对那些本不会主动了解不同观点的人群的影响力。^[110]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舆论领袖有两种作用。第一，当他们传播一方观点时，他们所起到是过滤器作用。第二，当舆论精英传播一方观点的同时也传播反方观点时，他们起到的实际上是媒体影响的放大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