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人们都说，旅行扩展人的心智，但是，我们可以说仅仅通过阅读游记而自动地获得同样的效果么？当一个旅行者在旅行的时候，总是处在当时的氛围当中，即便这位旅行者本身也是一位学者，就像斯坦因爵士那样，他能够通过对过往知识的刻画而丰富关于现在的经验。但是，一旦旅行者写下了他告诉给我们的东西，那么，对于阅读者而言，关于过去的那部分内容，在他们打开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管这些事情去年才发生，还是已有千年之久。

对于一个正在阅读游记的人来说，始终存在一个调适的问题。这些故事可能是关于他已经亲身游历过的一个国家的，也可能是关于他多多少少有些熟悉的民族或环境。当然，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作者所说的跟自己的知识和观念相比较；但也会出现复杂的情况。他在这个国家的时间是在作者之前还是之后？是在之前或之后多长一段时间？此外，他们是否都懂这些国家的语言，或者只是其中的一个人懂（如果这样的话，他是通晓这种语言，还是不甚了了），而其他人不懂？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是否恰好刚刚穿越这个国家，而另一个人则通过研究和阅读来了解，就像从他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那样？

很明显，这本书的情况就与此类似，几乎所有的读者都生活在所有这些作者之后一段时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在我们的眼睛和我们正在阅读的叙述之间放进了一片透镜。由于无法全然体验危险所在，因此我们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对过去产生误解，仅仅因为我们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人，有着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假设和先入之见，就像我们所阅读的那些作者有着对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偏见和假设一样。(https://www.daowen.com)

没有人能够保证他可以进行精神分析，也就是说，对他自己认为他知道，但实际上他并不知道的东西，以及对那些很久以前的人们的类似错觉，加以分析。对于这一问题，维尔希奥米尔·斯蒂芬森（Vilhjalmur Stefansson）曾经写过一本具有冷幽默和深刻哲学视野的经典小书《误差的标准化》（The Standardization of Error）。跟其他人一样，专业的历史学家也会被这些困难绊倒。不止一个历史学家曾写道，伟大的丝绸之路之所以将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连接了起来，在于中国人生产了超过自己国内市场需求的丝绸，因此需要外销。在关于经济的这些被接受的、被视作无可置疑的近代观念中，以及当人们存在不同看法时“回溯”到那个时代，就形成了这种误读。真实的情况是，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文明开化的，没有必要从周边环绕的“蛮夷”那里输入什么东西。中国那些文明化的物品因此就尽可能地留在国内，用于改善民生，从而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从而消除反叛的理由。然而，一旦这些“蛮夷”要求叩关互市的话，就会危及边情，这样一来，就允许进行贸易，但这成为一种外交便利，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必需。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即便在丝绸之路的罗马终点同样如此。公元1世纪，普林尼在写到中国人的时候，曾认为他们“虽然准备从事贸易，却是等着机会送到门口而不是去寻找它们”。在这之后，这种知识被遗忘了，并不得不重新去发现。确实，这是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之一，也就是说，即便是作为具有一种实践价值的知识本身，也会经常被遗忘，而且不得不再次去发现。此外，“重新发现”常常被减缓是专业学术的特征之一，它有一个从“既有权威”那里引述来取代自己思考的趋势。被减缓是因为，在每一代学者中，那些更为保守的代表通常拒绝承认他们的“既有权威”被证明是错误的。

我们会留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建议，也就是说，在对那些古老游记的阅读中，我们不仅能够学到我们之前闻所未闻的东西，不仅能够在看到那些作者思考所知的事情时会心一笑；更在于我们如今知道的东西可能是不真实的，或者只是部分真实的；更在于我们还能够保持我们的心智，以警惕突然的打击，并激励着去发现，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需要去进行一些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