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留守担负中央委托的重任

四马路（福州路）上的天蟾舞台，上海人无不知晓，那是看京剧的好去处。至于那剧场后面靠近云南路口的店铺，走过路过的人却是熟视无睹，好像有一家叫“生黎医院”的小诊所，福州路附近多的是，稀松无奇。谁也想不到那楼上在街面挂着“福兴商号”招牌经营湖南纱布的三间房，是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后新建的又一中枢机要所在。

租住云南路447号（今云南路171至173号处）的熊瑾玎，是1928年4月刚从武汉来沪的。他向李维汉汇报了武汉党组织屡遭破坏，以及徐特立卧病汉口近半年亟须来沪治病等情况。徐特立前奉中央之命潜回武汉，拟与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荀组成五人领导小组，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但迟迟没能接上头。⁽¹⁾李维汉深知熊瑾玎这位新民学会早期会员富有理财经验，又稳健可靠，就留他在沪担任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当时已恢复了处、科设置，秘书处处长是黄文容，下设文书科（科长张唯一）、会计科、内部交通科（科长张人亚⁽²⁾）和外部交通科（科长吴德峰）。文书科负责刻蜡板、油印、收发文件、分发文件、药水密写，还专门设了一个中央负责同志看文件的地方；内交主要由女同志当交通员，要求胆大心细，遇事镇定，能察言观色、处理突发问题；外交则致力建立沟通上海中央与地方的交通网。会计科就熊瑾玎一个人，各根据地送来的黄金、首饰、钱票，通过浙江实业银行副董事长章乃器拿去兑换，以维持中央活动所需经费；翻译科有俄文翻译刘少文、德文翻译徐冰、英文翻译浦化人，还有一个法文翻译，该科实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³⁾

熊瑾玎受命建立云南路这一密点，并安排徐特立来沪治病，徐特立由此5月间从上海被派往莫斯科，后列席中共六大。熊瑾玎之所以租定四马路云南路口处，正是看中其位于人流稠密之处，来往不易引人注目，还可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一座屋外水泥楼梯上去直接进楼上房里，一旦有动静，也就多一条逃生之路。在此安顿后，熊瑾玎6月去信招来朱端绶，朱到沪才知道是党组织要她以老板娘的身份和熊做假夫妻，为的是掩护党的秘密机关，如此才能达到中共中央提出的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的要求。⁽⁴⁾

留守中央就在天蟾舞台那面的“福兴商号”开会。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放了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在小桌子作记录。留守中央的主要机关设在距此不远处，仅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每天上午9时，李维汉、任弼时和邓小平都在那里碰头处理日常事务。熊瑾玎也会到场，还有内部交通主任和其他个别负责干部。⁽⁵⁾有人长袍礼帽穿着像个商人走了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⁶⁾

留守中央在履职的四个多月中，除了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一时未能接上联系之外，对其他各省委工作一直没有放松指导。与一些省委代表接谈，给一些省委写指示信、派员前去巡视，更多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发通告、决议，给各省工作提出总的指导方针。批评顺直省委举行全省大暴动是盲动主义，决定此前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前往顺直的刘少奇参加该省委常委，决定改组浙江省委，批评江苏工作的盲动主义错误，并对上海工作、外县工作、兵士运动等作具体指示，批评满洲党部在东北易帜事变中表现涣散，肯定广东省委放弃暴动计划、转而深入做群众工作，留守中央出手不凡，敢抓敢管。这时期，各省的反日运动、工运、农运、兵运，以及党的整顿等方面都有新的进展。

瞿秋白没走几天，就有突发大事考验留守中央。1928年4月，国民党蒋桂阎冯联合开始第二次北伐，5月1日中国军队进入济南，日本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名，派遣军队先期入城，于5月3日突然发难，启衅开战，肆意射杀中国军民。国民党方面派出的济南交涉员蔡公时竟遭割鼻挖眼枪毙的虐杀，五三惨案造成3625人死亡、1455人受伤的惨重伤亡。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该城，为继续北伐他决意忍辱徐图“自强”以雪耻，采取退让政策以换取事件的平息，⁽⁷⁾而日本步步进逼，继续派兵到山东、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南京政府的孱弱无能、日兵的强暴凶残，使中国社会舆论哗然，群情激愤。

5月9日，中共临时留守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军占领山东告全国民众书》，指斥“是国民党的反革命造成日本的侵略”，揭露“张作霖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抨击“国民党禁止反日运动”，强调“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被压迫民众的运动方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有反日运动无国民党，有国民党无反日运动”。同日，又就此发出第45号中央通告。通告指出：“这一反帝斗争，现在开始萌芽了，但是如果我党不积极发动群众参加，不久必然在国民党‘忍耐’‘镇静’口号之下消沉下去。”强调“这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我们须做的含有很浓厚的反国民党意义”。并明确：“各地特别是上海南京广州香港济南青岛天津北京开封郑州武汉九江南昌长沙芜湖安庆，接到此通告后，须立即制定当地行动大纲执行之，并将执行情形，报告中央。”

此后在不到一个半月里，留守中央先后发出4次通告，有些地方还派人去指导，有些地方另外发了书面指示。5月18日，留守中央发布第48号中央通告，通报五三惨案以来的形势发展，布置深入开展反帝斗争。“日帝国主义以大军横亘山东境内，遮断北伐的进路”，张宗昌部下竟然帮助日方维持济南治安等，英帝国主义替日本宣传，预见国民党政府在北伐没到北京前就会“先办屈服的外交”，“国民军进到北京是新的军阀战争和帝国主义在华冲突的序幕”。通告罗列“由反帝发展到暴动夺取政权”，“很冷视此次运动”，以及在几个大商业中心实行烧日领事馆、收回租界以惹起绝大纠纷使国民党无法应付这三种党内主张，检讨“实际上本党对于此次反帝运动也没有能够领导”，进而指出第一、第三两种办法“显然是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冒险主义”，而“完全不干，是任令国民党引入消沉方面去”。指示：“应当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要运用城市群众的统一战线揭破反动领袖的假面具而取得其群众”，“反帝运动应当和一般的群众运动有密切的联系，即是反帝运动一起来，不仅要引到反国民党的斗争，而且要引到要求本身利益的斗争”。宣传影响还应当扩大到兵士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并且要打入乡村”。通告一语中的地指出：“现在反帝运动的领导不起来，由于党在城市群众中没有基础。”强调“中央认为这次运动是我党恢复城市工作的机会，特郑重训令各级党部特别是城市党部，集全力来对付这一运动”。

在留守中央的指导督促下，各级党组织投身五三惨案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为之推波助澜，而且壮大了党的力量。鉴于五三惨案激发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复起，留守中央乘势于5月25日发出第50号中央通告，专意鼓动职工运动。通告指出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全国职工运动“一蹶不能复振”，同时正视“我们过去策略的错误”，批评“甚至各地党部也轻视了职工运动，只走去乡村里硬干暴动”，重申自去年党的扩大会议以来“中央曾经有不少严重的批评和指导”，指出“过去党内的生活大部分以全力致力于农民暴动的工作”之弊，“如工会与党混淆许久没有分清”等，明确：“现在反日运动急进中工人阶级的愤激，是我们一件严重的工作”，“中央现在要矫正过去的错误”，决定：“五月份起各地职工运动经费由全总支配”；“各地负责职工运动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党的工作关系时常调动而使职运没有同志负责”；“以后各地的职工运动，一定要与全总直接发生关系”。进而提出职工运动经费等具体工作方法。江苏省委积极执行留守中央的指示，在5月30日、6月3日先后发起组织纪念五卅运动三周年、纪念济南惨案周月的示威活动，有数千工人、学生参加，在南京路、西门一带，散发传递，高呼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等口号。罢工运动也随之复兴，至8月1日两个多月时间里，上海就爆发了大小近40次的工人经济斗争，仅3处是失败的，大多数得到部分胜利，还有少数获得完全胜利。同期，广州、天津、济南、镇江、苏州、汕头、佛山、海口、淄博、安源、豫南等地工人也起来经济斗争，有2/3举行罢工，差不多都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

然而，留守中央对各地推进反帝运动并不满意。7月13日发布的第59号中央通告专论反帝工作，指出“一切都不能委罪于过去，更不能推托到客观环境的困难，而只是由于各级党的指导机关主观上之弱点”，并罗陈了反帝工作中种种错误表现，就是对上海工作也有所批评：“上海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大堡垒，正是反帝运动最直接的地方，上海的工人群众虽然在此时机没有能够爆发一个伟大的反帝高潮，但他们确实部分的起来与帝国主义奋斗。”明确：“今后上海的工作，在党内要使党员明了反帝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更加使反帝运动经过支部的积极活动而群众化，扩大工人统一战线的运用和群众的组织。”督促各省坚决执行“中央屡次的指示参以上海的经验加紧开展自己的工作”。

在抓住反帝时机发展党的力量的同时，留守中央还着力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

“在最近几月严重白色恐怖之下，本党组织曾遭几次重大的破获，尤以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重大！江苏河南相继破获，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同志亦于上海被捕枪毙！”5月18日发布的第47号中央通告，如此警示全党：“过去遭遇这些重大破获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但是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破获的重大关键！”因为白色恐怖统治，一些党组织“不能与广大群众发生密切关系”，出现了“我们的同志反因是C.P.分子而不敢活动，不若非党分子的勇敢积极，以致放过许多群众斗争的领导作用”的问题，这在济南事件中就有突出的反映，以致一时“全国各地的反日运动，几乎完全是一种国民党领导的上层机关活动，看不出本党领导的群众斗争”。

通告指出，这是“由于平常没有注意运用公开可能去团结广大群众的结果”，“须知秘密工作之意义不是缩小党的活动范围脱离群众去求党的安全隐秘的政治主张，而是如何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组织更能接近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的斗争而不致遭受军警侦探的破获”，指出大多数党组织“还是依着‘国共合作’时代的旧方式去应付秘密环境下的新工作”：一是“没有健全的支部组织”，二是“没有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为此，强调要“严重的注意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问题”，进而提出要注意的“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办法”，从A至I列有9大项。

通告要求：“每个党员必须编入支部”，严密组织以防投机或敌探混入；适应环境，为使敌人破获一部分而不致连带到其他，规定超过5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成支分部”，“每一支分部的同志不必知道其他支分部的同志，支部只开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以代替支部全体大会”，“如支分部书记超过六人时，亦须分组开会，开会时务须特别注意秘密技术。支部书记须设正副二人，干事会亦须有候补委员，以备一旦发生破获能有人继续工作”；改变城市街道支部，“超过五人之支分部须另分小组”，等等；“区市县省委须各预备一候补书记和一二内部工作人员，他们平时应少与普通同志发生关系”，以务应急之用，还要县〔省〕委委员必须轮流外出巡视，以免全部被破获之危险，等等；“各级执行委员尤其是区委委员须尽量的找在业的工农同志担任”，“除指定收藏文件之机关外，其他机关与负责同志居住处所不应储藏文件”，“无论任何机关不应保存同志名单与地址”；须特别注意党员干部的独立活动的习惯与能力；割据区域仍“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的同志”；“党内民主主义仍应尽量的扩大”的同时“必遵守集中的原则”；“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工作连系起来”，“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其中提到上海的弟兄团姊妹团、堆金会、读书会、平民学校等。并郑重指出，如不切实执行上述规定引起破获“与同志告密反叛因而破获的结果是相同的”！值得一提的是，该通告提及省委委员经常外出巡视可避免省委被全部破获之危险，确系经验做法。翌月，经常出入中央组织机关的陈潭秋遭敌探窥视，处境危险，留守中央即派其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顺直巡视。⁽⁸⁾

此外，该通告还提出农村党组织发展虽然迅速，“但下层支部组织非常松懈，在斗争失败之后，党的组织便随之崩溃或消灭”，因此强健党的无产阶级指导（尤其是农村）与巩固农村党部的组织应当特别注意。通告顺势提出农村党组织必须注意事项，并指出“提拔工农分子与改造党的问题”所存在的敷衍问题，进而提出改正意见。

仿佛就是要警醒党内同志对秘密工作的重视，就在上述通告发布的半个多月后，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6月6日在龙华牺牲。对于营救行动终告失败，担任上海济难会书记的何叔衡尤感憾恨。6月14日，留守中央就济难会工作发出53号通告，明确“我们对于受伤被捕的战士及牺牲的家属，不能置之度外，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和救济，使他们更能继续与增高勇气和决心起来奋斗”。赤色济难会还要注意“将敌人的残忍手段和屠杀的事实及牺牲的战士的勇敢情形，积极的对国内工农阶级和国外的无产阶级作广大的普遍宣传，而暴露敌人的面目，和鼓动工农阶级的革命热情”。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济难工作。而这时，何叔衡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北行之路，列席中共六大，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⁹⁾

武装斗争至关重要，军事工作一刻不能放松。5月25日发出的第51号中央通告，发布军事工作大纲。文件是任弼时以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为基础改写而成的。⁽¹⁰⁾八七会议后各地军事运动出现军事投机的错误，而破坏敌人武装、扩大自己武装等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此留守中央积极改进中共中央以往工作的不足，提出建立红军的规划。

通告明确“军事运动的一般原则”，强调：“党不但应在消极方面纠正以往军事投机的错误，并且必须在积极方面对于如何打入敌人的武装，如何扩大工农群众的武装，建立红军，与其他关于军事的问题，要能够有整个的规划与指导。”通告分析指出反革命武装正在“介于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军阀手里”，要激化反革命武装的官兵仇恨与冲突，同时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挑选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与觉悟的兵士组织红军”。文件认为改变敌军为红军是空想，确定以后军事运动应遵守的原则：一是“工农群众的军事化”；二是“军事组织的工农群众化”，废除职业化的军队制度，“逐渐改为志愿兵制”，“废除薪饷等差制度”；三是“军事行动的系统化集中化”，“要有计划的夺取反动统治的政权”；四是“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五是“注意与敌人战斗时的战术”，如黑夜袭击、游击战争、巷战、野战等。

文件进而对“破坏反革命武装问题”“扩大工农群众武装问题”“建立红军问题”“党的军事组织与苏维埃的指挥系统”“军队中党的组织及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指导。明确“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红军编制暂定“试用三五制，即以十二人为一班，三班为一排，五排为一连，五连为一团，五团为一师，每师共四千五百人”。当时还规划“红军应当定期退伍，每六个月退伍三分之一”，应取消“机械的纪律”，“一切礼节”“只以表示亲爱与整齐为主”。并确定：“红军党的组织亦应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设支分部，惟在目前红军战斗尚多以连为单位，每连同志人数如较多时，得暂以连为单位，设立支部。”通告还强调：“红军兵士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等等。凡此为中国工农红军建设确立了初步的基本原则。

以上军事指导既是借鉴广东同志智慧，又源于指导军事斗争的实践。事实上，留守中央高度关注朱、毛红军的动向。5月6日中央致信湘东特委，指出：“毛泽东部队早已由遂川万安退回攸县茶陵酃县一带，朱德部队据上海报载亦有经过安仁与毛部结合的消息，似此湘东已有这样伟大的军事力量做农暴的副力。”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建设“工农革命军”，“军队中的党部，可照旧日国民革命军中党的组织法组织之”，并指定毛泽东等组织湘东特委，朱德为委员之一。

朱、毛红军转战飘忽，留守中央派出的交通员没能找到他们。在收到江西省委转来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写来的信后，6月4日留守中央迅即回复。“德润二兄并转前敌诸同志”，指示信对朱、毛红军数月来转战千里的刻苦不懈表示“欣慰”。指示信纵论“北伐军已快达到北京”的最新局势，由济南惨案判定国民党“已经投降了帝国主义”；并分析：“虽然这次所谓北伐实有达到京津的可能，但他们达到京津后军阀的统治并不会统一，反动的统治仍然是在继续的崩溃，国民党军阀之间开始了更剧烈的更复杂的冲突，反动统治始终不能稳定”，“工农的革命运动现虽尚未到一个全国的高潮，但是一天一天的在继续高涨”，指示信通报“各地都有不断的大小斗争”，“现在还有几十个乡村苏维埃的组织，至于湘鄂粤赣更已是一个深入于暴动夺取政权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的形势”等内容，明确“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检讨中共中央10个月来存在的错误，明确“至于一省的暴动夺取政权必须是到阶级斗争的最高潮”，仍强调湘鄂赣粤四省暴动，以广东为一中心，在湘鄂赣三省中以湖南为“暴动布置的中心”，指出朱、毛的队伍所处的位置正是“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进而指出朱、毛工作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未能尽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未对军队进行“组织上政治上的改造”，并指示红军可在占领的永新、宁冈及湘东一带实行“割据”，占据永宁遂三县，“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改造整理军队，向四周发展，还对怎样深入和怎样扩大土地革命作出具体指导。指示信又明确：“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对斗争策略等也多有指示。最后，指示信明确：“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毛泽东、朱德为前敌委员会成员，“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5个月后，指示信传到湘赣边界特委，经开会研商，议定：“中央来信除了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因此得以成立。⁽¹¹⁾

也是在6月间，留守中央还对湖南全省暴动和平江工作作出决议。“中央在西征军入湘前决定在粤湘鄂赣布置总暴动夺取政权，而在湘鄂赣总暴动的布置上以湖南为中心。”要求趁国民党发生“西征战争”之机，“把这带的暴动连成一气形成事实上的割据”。“就湘东而言醴陵为中心，而平江则为湘东北的中心”，鉴于平江为两大中心之一，“中央听了平江工作报告之后”，首先充分肯定“平江在反动势力最严重压迫之下”，仍能“发展广大的民众，扩大本党的组织，实行暴动政策，创立武装势力”，随后指出没有实行土地革命政纲，“不建设乡村苏维埃政权”，“没有努力城市工人运动的发展”，“不注意兵士工作”，“组织松懈支部不起作用”等问题，并对平江最近“扑城”行动提出“很严重的批评”，因其“是带了军事投机的错误”。进而作出9方面指示，制止烧杀政策，重新分配土地，赶快建设区乡苏维埃政府，设法打进平江工人群众中去，领导他们参加工农革命战线，注重士兵工作，注重训练党员，深入而扩大党的工作，“红军以志愿兵为原则”，“应以枪支梭标鸟枪三部分组织之”，解决经济问题等。

毛泽东、朱德、贺龙、彭湃等在井冈山、赣南、湘西和广东东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政权的辉煌战绩，吸引谢觉哉投去关切的目光。谢觉哉是3月间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与钱希均接上头，经钱的安排，在一天中午他来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部经理正是毛泽民，分别7年的老战友得以重逢，喜出望外不知说什么好，毛泽民脱口而出：“谢胡子，你总算活下来了！”“革命不成功，死不得啊！”钱希均两年前已与毛泽民结成伉俪，她为谢觉哉在法租界找了一间房子，那里就成了谢觉哉住处与正筹办中的《红旗》编辑部。⁽¹²⁾在《红旗》创刊前，谢觉哉努力搜集敌我双方的情况写成文章，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继《一个月来各方革命形势》后，谢觉哉7月28日又撰成《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文中写道：“平江驻军刘金刑部周盘师，彭德怀团与学生队等，于七月二十三日哗变，加入红军。”⁽¹³⁾彭德怀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邓萍等党支部其他同志在其所在国民革命军独立五师第一团中秘密建立士兵会，参加过广州起义、身份一时没有暴露的黄公略在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后应彭德怀之邀前来会合，湘鄂赣特委书记滕代远又来巡视平江，所有这一切最终促成7月22日发动平江起义，革命浪潮迅速席卷湘鄂赣边区。起义军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后向井冈山挺进。⁽¹⁴⁾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又一大规模武装起义，并且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巧合的是，12天前（7月10日）留守中央联名团中央发出第58号中央通告即专门指示兵运策略，倡导“秘密艺术”。

8月间，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来找张云逸。两人一起参加过广州起义。张云逸这年夏乘船从香港来到上海，原是遵照中央决定准备赴苏学习的。而杨殷向他传达了中央新决定：“到广西进行兵运工作。你有两广多年军事工作的经历，又有许多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中共党员的身份尚未暴露，是进行广西兵运的最佳人选之一。”张云逸虽感意外，且知自己在广州暴动时已暴露党员身份，但还是毫不犹豫地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于是，他在上海等候南下赴广的时机。当时，张云逸与叶季壮住在一处，两人虽早就认识，也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但严守党的纪律，“不该讲的不讲，不该问的不问”，彼此一直不交流身份和来意，⁽¹⁵⁾直到后来发动百色起义二人又一同并肩战斗。

8月24日至25日，留守中央还召开湘赣特别谈话会，指出红军分散是比较危险的。⁽¹⁶⁾

在此期间，留守中央密切关注着国民党二次北伐的形势发展，并即时作出政策指示。

6月8日，国民党北伐军开入北京。6月12日发布的第52号中央通告，分析张作霖退出北京后的形势，认为：“国民党各系军阀在取得北京以后，内部争斗的形势更转严重。”通告颇具前瞻性地指出：“这种新军阀冲突的形势，以冯阎冲突与蒋桂冲突为骨干而构成交互错综的关系，无论迟早爆发大战，而暗斗则目前已日趋激烈。”同时，指出国民党内部新的政治分化，中华革命党派，陈公博、汪精卫等人的改组国民党派，足以表明“豪绅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之崩溃”。为此，要求“继续反帝运动”，“复活城市工作”，“提出反对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的口号”，以及“洗刷不积极工作的党员”，等等。18日，留守中央讨论了国民党“统一完成”后的政治局势。

6月21日发布的第54号中央通告，又跟进分析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提出要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通告指出：“我们对于军阀的互斗不是采取投机而是采失败主义，那么他们间纵横离合的变动于我们的根本策略和工作路线是没有重大关系的。”文件揭露国民政府发表的“统一完成”的对内宣言，其内容“与从前任何一派军阀得到北京时所说的没有丝毫分别”；又抨击“对外宣言提及要修改不平等条约，但马上就声明所谓修改将依外交手续行之，对山东和满洲的现实事件原稿提到了马上又删掉”，与此前军阀进北京“宣布‘外崇国信’以博取帝国主义者承认其卖国地位”没什么分别。指出“一般城市平民特别是上海山东方面的他们对国民党对北伐的幻想，差不多表示完全失望了，尤其是学生群众和国民党的党员群众，天天感觉着没有出路而表现左倾（指倾向革命，引者注）”，“直隶山东上海境内的铁路工人纱厂工人丝厂工人以及店员”不断勇敢地起来，重申“现在是我们发动反帝高潮，复兴城市运动的时机”，“主要的路线是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在这个运动中要时时增进反国民党的意识和行动，但我们的方法是曲线的，不是一开始便很简单的叫打倒国民党吓跑了群众”，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却还没有力量以C.P.的名义公开的领导群众运动，因此我们的行动只有潜伏在群众里面，愈能深入群众，则愈能取得群众而愈能建立党在群众的基础”，“可是至今除上海比较有点成绩外，各地工作的表现都异常之微弱”，为此进一步加以指示，提出17条总要求。同时，关照：“中央另外以党的名义发一宣言指示民众目前的出路和应有的要求，口号比上面更直接”，要求各级党组织据此“化成更具体而切实的口号”。其所说当是6月2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国民党军阀攻下京津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该文件为任弼时所起草。⁽¹⁷⁾第54号中央通告还强调：“宣传鼓动工作异常重要，各级党部要特别注意的做传单，壁报，时事画，小报，小册子，标语，报告事实消息的小纸片”；还提到为“取得广大的工人群众”，“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

7月26日，留守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结合国民党二次北伐打下京津的形势，抨击“全国完全入于青天白日的反动统治，国民党高喊到了训政时期，裁减兵额，统一军政财政等”只是“不能兑现的高调”。文件指出：“在这国民党统治的现时阶段中正是中国革命运动转变的紧急关头”，“都是我党获得群众的机会，在此民众要求革命出路的关头，若是我们不能领导民众走向正确的革命路线，这是革命的损失！”文件要求“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再度强调“如果没有健强的城市工人运动，使城市与乡村的争斗配合发展，是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土地革命的领导作用的”，进而提出要“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派人打入国民党御用工会、贵族工人领导的法西斯式工会等工会组织，援助御用工会等领导的斗争，纠正过去威迫罢工、把罢工暴动看成工人斗争目标的错误做法，要着重“说服”群众，“切实领导工人日常微细的斗争”，发展赤色工会，有计划地进行工人武装组织，开展手工业工人运动，同时，继续“发展反帝运动”。有关农村工作，文件提出“整顿与发展”的要求，指示要抓住青黄不接的时机，准备秋收斗争，提醒要“防止离开群众受农民意识支配的盲动主义倾向”，“注意城市与乡村及各区之配合发展”，“加紧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作”，对“建立农民武装与游击战争问题”作了细致的说明。最后，强调“必须同时努力于党的组织之整顿与改造工作”，要使“每个同志都要参加一种党的工作”，密切各级组织联系，及时传达上级文件，有计划开展教育训练工作，对外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同期，留守中央还开始关注文化团体的革命作用。7月17日会议讨论到党组织与创造社等文化团体的联系，任弼时指出：文艺团体创造社有公开活动的作用，要继续和它保持联系，以后要在革命文学及理论方面多发挥作用。政治文章要写得巧妙些，调皮些，翻译文章要通俗些。对他们的作品出版推销问题，应予以帮助，拟出办法，发一通告。创造社的成员将来是要分化的，少数政治上好的可以秘密吸收入党。翻译理论书籍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方面，要有计划地做下去，最好用创造社或其他名义出版。⁽¹⁸⁾不久，创造社党小组经过认真考察，将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发展为中共党员，创造社内党的力量得到充实。

“从广州暴动到现在，中国革命局势虽遭受许多压迫和摧残，仍然是继续向前发展。依其发展的形势，可分为两个时期：从广州暴动到五三惨案为一时期，五三惨案到现在又开始了新的时期。”8月1日留守中央连发两份文件，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重在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开展攻心宣传，另一为第61号中央通告即如是宣示。该通告回顾近期工作，分析政治形势，无异为留守中央数月工作作了总结。

通告指出，济南惨案“客观上复起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潮流”，“中央对于工农士兵等一般工作和党的改造是继续前一时期的策略而使之具体化”，“中央自‘五三’至今，对反帝运动，工农运动，士兵工作，党的改造，不仅在策略上并且在方法上对各地曾有极详细的指导。现在整个的革命局势，是比前一时期更加活跃的向上开展”。其后，便依次回顾总结了“反帝运动”“城市工人斗争的活动”“农民暴动和四省形势”，再度解析了“国民党政权是否统一和稳定的问题”，认为：“三个月以来城市反帝运动复兴，工人阶级活跃的向上开展，国民党在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中信仰几于完全扫地。南方农民暴动继续发展，并有其组织上政治上的进步，士兵群众日益革命化，帝国主义的利用和豪绅买办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冲突，使国民党政权在现时没有稳定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时中国革命仍是继续的向上发展”，并明确指出：“现时中国革命还在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具体实现途径是：“被压迫民族从国际帝国主义解放出来，消灭了地主制度和一切封建关系，消灭了封建军阀的政权，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因此，要“加紧组织我们的力量，改造党的组织，健全党的基础”，“组织教育群众，领导更广大的群众斗争，推进现在这一活跃的革命潮流，使之扩大深入，汇合达到全国范围的高潮”。进而对全党提出普遍指示：“继续反日运动”，同时扩大反帝宣传；“加紧工农运动，征调大批积极分子到城乡工作”；“加紧士兵运动，派出得力同志工作”；“扩大对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加紧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注重“党内教育训练工作”。其中提到：“过去一时期，各地党的改造，做得不好的，几于使整个组织解体（如顺直）。”中共顺直省委自1月改组后政治路线错误，放弃反帝、反国民党工作，工农运动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保南临时省委组织分裂问题。陈潭秋巡视发现问题后即向留守中央报告，留守中央6月底决定指派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为中央特派员（代号潭少连），代行顺直省委职权。7月9日，顺直省委向陈潭秋作党务报告，表示认识到工作错误有触及党内的危机，并决定召集扩大会议作全面整顿。⁽¹⁹⁾留守中央的批评其来有自。此外，第61号中央通告还对江浙皖区、两广福建、湘鄂赣，以及河南、山东、直隶、满洲乃至南洋等地党的工作，作出分别指导。

8月11日发出的第62号中央通告，侧重布置政治宣传鼓动工作。通告强调指出不加紧开展反国民党、反第三党，以及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武装暴动等政治宣传，“那么我们的反帝运动和民权斗争（争自由）只是帮助了资产阶级”，强调反帝运动要与工农运动联系起来，“在斗争中和一切接近群众的机会时，加紧反国民党和反第三党的宣传”，“扩大党的独立宣传（口号详下），使之深入工农群众，从政治上取得工农群众”，“扩大对穷苦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并罗列“政治上的中心口号”18条，要求与日常的经济口号及临时事件的口号连贯一气，进行口头或文字宣传，还提醒第54号通告中的“民众政权”及“召集国民会议”两口号须停止宣传，“因为足以混淆工农对苏维埃政权的意识”。通告还规定：“各省党费和职工运动费至少须以十五分之一作为政治宣传的经费”，要求各省委须办党的机关报，有职工运动的地方还须办秘密的工会机关报，“党报必须有一编辑委员会主持，以省委常务委员一人为主席，常务委员都经常做文章”。通告又要求“利用我们领导的灰色团体”办“灰色刊物”，采取“民众的批评态度”，遵照中央发行部的通告切实办理中央刊物和书报的推销等。最后，文件强调：“本通告达到各省时必须立即讨论执行，并做一决议报告中央，否则以违背纪律论。”这应是留守中央最后一次显示中央权威。(https://www.daowen.com)

然而，严厉措辞掩盖下的是留守中央的无比焦灼，该文件其实是留守中央被远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批评后所采取的补救措施。中共六大已于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召开，其间曾于7月9日发来一份《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稿》。该电简明扼要地通报：“第六次大会无疑义的同意第九次国际执委全体会议的决议案。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以历次失败而完结，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党的总路线是夺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之下，加紧日常工作，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之中的工作。”并指出：“全国范围之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此外，还要求加强对游击战争的指导，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加紧组织红军，将反帝运动与反国民党反军阀斗争联结起来，“主要的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的政权。继续坚决的改造党”。⁽²⁰⁾留守中央接此电报后反复讨论，庆幸在此前后所作的指示文件尚不离正轨，遂按电文要求将此发到各地讨论。⁽²¹⁾

第62号中央通告纠正第54号中央通告的有关提法，多少透露了事情原委，第54号中央通告出问题了。事实上，留守中央产生的文件都经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转报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主席团。中共六届中央执委会7月19日召开第一次全会，认定第54号通告“工作方法是对的，工作策略路线或政治路线是非常右倾错误的”，建议国际代表即日以紧急电报指示国内中央。7月31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和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致电留守中央，对中共中央第54号通告的3个口号提出批评。接到共产国际来电，留守中央经研究，8月2日通过《答复国际来电的决议——对国际批评五十四号通告的回答》。该决议对第54号通告作出种种解释，以示并非右倾，比如，指出与54号通告同时发出的还有中央宣言，宣言提出的20余个口号就有“打倒国民党”“暴动推翻豪绅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主动的恢复民众运动”，并不是要求经过国民党的形式；抓住公开活动的机会，公秘联系，是“反对以往离开群众的秘密方式，同时又反对幻想在国民党谅解下的合法运动”；在指导反帝运动中和工农斗争中，都提出了随时揭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我们党与第三党斗争，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工农兵及城市穷苦小资产群众代表会议的民众政权”实即“工农兵城市贫民代表会议”之意，“民众政权”四字不妥应加改正，党的公开口号始终是“苏维埃政权”；提“国民会议”的口号原是一种策略，宣言中就有“反对国民会议”的口号，以后当反对御用的国民会议；党的独立的宣传非常重要，“中央虽历次督促，但各地对此工作仍缺乏，今后当更加紧此方面工作”。⁽²²⁾

当时无法申辩的是，口号原本就分宣传、鼓动两种。留守中央在那个通告中实已交待明白，一类是以党的名义发表的代表党的主张的口号，一类是以民众自身名义提出的在落后群众中也可采用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就是此类鼓动口号，虽有不妥之处，可能增加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但这口号不是孤立地提出来的，它要求代表由民众选出，对此不应过分批评。再者，“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又有何错？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早就预言第三党是“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留守中央不过是沿用这一观点。最为可叹的是，新一届中央对“工人统一战线”策略的抛弃，还是受到赤色职工国际路线的局限。⁽²³⁾

李维汉尤感委屈与困惑。陈潭秋从北方回来了，8月10日留守中央听取陈汇报顺直情况：顺直省委扩大会议7月22日至23日在天津召开，改组产生以韩连会为书记的七人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蔡和森前次代表中央巡视顺直，“在工作上及主持召集改组会议上发生许多错误：如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破坏党的集权制，引导同志与机会主义的奋斗变成攻击个人，忽略政治路线之确定”，提议中央予以蔡和森政治纪律处分。李维汉在总结中谨慎表示：可就扩大会议的结果去一信，说明大体同意，具体指示要等中央收到扩大会议各决议案后才能作出，蔡和森的处分问题须待新的中央解决。⁽²⁴⁾

终于回来了，又回到上海滩了！向忠发内心无比激动，自己原本就是出生于上海，家贫只读了5年小学就辍学了，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重返上海已不再年少，时年48岁喽，但自己现在是中共中央的领头人。与向忠发一起先行转道欧洲回国的，还有蔡和森、李立三，另外徐锡根也回到了上海。

8月29日，留守中央人员出席中央常委会特别会议。李立三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宣布大会产生了由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5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候补常委3人：李立三、徐锡根、杨殷；⁽²⁵⁾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秘书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随后，李立三宣布新的政治局决定：“先派四人回国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留守中央继续工作。”四天后（9月2日），李维汉、任弼时在中央常委会上建议：新的中央已有三人回国，应马上主持工作。新中央就此在上海开始运作。

9月6日，李维汉代表留守中央汇报工作，表明留守中央在4个多月的工作中，很好地完成了中央委托的重任。⁽²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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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特立年谱简编》，见彭世华编著：《当今圣人徐特立》，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2)　一说内交科主任为顾玉良，张人亚、张宝泉等为工作人员。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8页。

(3)　同上书，第179页。

(4)　刘梦华等：《熊瑾玎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21页。

(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

(6)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7)　此据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代表团公布的统计数字。鲁振祥、杨群：《济南五·三惨案》，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8)　陈乃宣：《陈潭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9)　杨青：《何叔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1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1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12)　马连儒：《谢觉哉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13)　觉哉：《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辑，1981年印，第196、199页。

(14)　凌辉：《平江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9页。

(15)　温瑞茂主编：《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16)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1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19)　邢永福：《顺直问题始末》，《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0)　《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稿》（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89页。

(2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2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199页。

(23)　颜广林：《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若干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229页。

(24)　邢永福：《顺直问题始末》，《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842页。

(26)　叶心瑜：《中共六大留守中央研究》，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论丛》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