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精神本原:田野案例的探索与争鸣
神话精神本原:田野案例的探索与争鸣
2011年,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5人合著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以下简称《现代口承神话》)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的最终出版得益于杨利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女娲神话探索之路。从早先的女娲神话本体研究到走向田野,杨利慧的神话学思想日益倾向于补足以往神话研究田野调查薄弱的缺憾。从21世纪开始,她便带领学生致力于对中国典型的女娲神话流传地和活态庙会进行调查。在此期间,杨利慧亦撰写多篇论文(1),系统阐释整体学术规划之下的各个具体问题。
后来,叶舒宪主持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神话学文库》将杨利慧师生合著的《现代口承神话》一书纳入首批出版规划。该项目也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撑,后又以繁体字再版。《神话学文库》第一辑共17种图书,《现代口承神话》是其中中国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口承神话》全书共分为九个部分:
一 《神话学文库》总序(叶舒宪)
二 神话信仰——叙事是人的本原的存在(代序)(吕微)
三 第一章:总论(杨利慧)
四 第二章:讲述者与现代口承神话的变异——重庆市司鼓村的个案(张霞)
五 第三章:现代口承神话的演述人及其神话观研究——陕西安康市伏羲山、女娲山区的个案(李红武)
六 第四章:民间传统的当代重建——山西洪洞县侯村女娲神话及其信仰的个案(徐芳)
七 第五章:神话、庙会与社会的变迁(1930—2005年)——河南淮阳县人祖庙神话与庙会的个案(仝云丽)
八 附录:民间叙事的表演——以兄妹婚神话的口头表演为例,兼谈中国民间叙事研究的方法问题(杨利慧)
九 后记(杨利慧)
这样的著述架构,并非简单地将各位作者的单文集结,而是始终贯穿着杨利慧的神话学思想。四位分论作者的单文都是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研究过程都体现了杨利慧团队对现代口承神话的研究追求。杨利慧并未回避单文之间阐释程度深浅不一的问题,大胆地结构出一部极具对话性的书稿,因此这九个部分组成的专著对于读者理解什么是“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以及怎样开展学术实践,是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叶舒宪在《总序》中阐述了《神话学文库》的宗旨,即:“尤其注重具有跨学科视角的前沿性神话学探索,希望给过去一个世纪中大体局限在民间文学范畴的中国神话研究带来变革和拓展。”(2)无疑,《现代口承神话》是最能体现文库要旨的一部著作。也正因为其“跨学科”“前沿性”和“探索性”,在重要的“序言”位置,杨利慧并不满足于一篇四平八稳的序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吕微研究员的《代序》,是一篇充满“学术辩难”的长序,让该书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学术起点。吕序并未回避吕微、杨利慧之间在神话学理念上的差异,反而将其视为推进学术研讨的契机,两种神话研究路径“求同存异”(3),引人深思。吕序认为“现象的经验实证维度”和“人的本原性存在的纯粹思想维度”(4)并不构成实质的对立,而是相得益彰。杨利慧在《后记》中也回应,该书的目的是呈现社会的基本事实(facts),力图“回到灵动鲜活的生活现场”。(5)
吕、杨之辩,“同”在对神话本相与传承的求索以及“现代神话”命题如何参与神话研究的反思,“异”在方法论和话语体系的差异。吕序所关注的是发生功能转化之后的“神话”该如何定位、神话如何在“人的本原存在”与“人的存在现象”之间产生表述的悖论、神话的现实生活语境往往以神话作为人的本原存在为条件、神话在“人性统一性”的意义上被视为超越性的起源叙述、神话在“永恒的当下”的意义上被视为人类的真实性和神圣性的存在与实践、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严酷”定义是否妨碍失去宪章功能的“神话遗物”继续作为神话学的研究对象等问题。尽管杨利慧的回应表示吕序所倡导的“宏大”的“神话世界”并非这一项目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从杨利慧对神话神圣性的质疑、对语境限度的探讨、对神话承载者的区分等可以看出,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不能也不必要回避神话的“形式—实践本质”问题。恰恰该书四篇民族志与附录正好为探讨神话本质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在探求神话本相的努力上,吕杨二人是殊途同归的。
吕序所体现的神话学思想,仍是延续了其著作《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6)所关注的问题,即“神话”应然如何(神话何为)。与之相应的,杨利慧的神话学追求则着眼于“神话”实然如何(神话为何)。这两种视角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的。吕序的意义就在于用另一种学理推演关照(批评)了该书所存在和生发的问题,提示读者在神话实然的民族志式田野研究背后,还有对神话应然问题——“实践认识”的神话学——讨论的必要。
任何一种神话学方法论都不可能完美,理论互补和融汇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杨利慧一直倡导“神话综合研究”。就该书的内容而言,杨利慧团队试图将民族志、表演理论、“以表演者为中心”、社区调查理论、口述史等方法视角融合运用,关注以往被忽视的汉语社区中“神话”现实的生存状况。神话的讲述、讲述人、创造性表演、神话观、社会语境、文化语境、传承与变迁等问题在四篇民族志中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揭示与阐释。这也是该书鲜明的研究特色,大大区别于以往“文化史”“文学史”式的神话学著述。女娲在当代中国人民俗生活中的鲜活样态得到了清晰阐释,打破了普通读者心目中“神话是原始社会产物”的刻板印象。
一、朝向当下的神话学追求与当代女娲的精神价值
杨利慧师生对现代口承神话的“自觉”学术追求,在该书各部分都有明确阐述。如祝鹏程的书评(以下简称“祝评”)所言:“全书的考察侧重也从记录文本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内涵,转向了以下问题: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和变异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中发生的;神话的变迁与特定情境以及社区的历史、社会、政治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古老的神话是如何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讲述等领域。”(7)这一学术追求不仅鲜明地体现、而且有力推进了中国民俗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方法论转向,即从“文本”到“语境中的文本”,注重“语境、过程、表演者”以及“朝向当下”的学术取向。(8)更重要的是,该书的实践将“神话”从浪漫、宏大、崇高、非理性、原始的历史包袱中取出,放回到当下普通人作息于其中的生活。那一个个生动的讲述者——如王东莲、张玉芝、魏大爷、黄镇山、柯尊来、李安、张凤君等——不再是“沉默者”,他们走到台前,或眉飞色舞,或娓娓道来。
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该书的四篇民族志都有意识地借鉴了表演理论作为理论指导,都强调神话所生存的语境。田野地点分别来自重庆市走马镇、陕西安康市平利县、山西临汾市洪洞县、河南周口市淮阳区,有的是农业村落,有的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有的是城镇。鉴于杨利慧团队研究的初衷便是要深入基层社区去“经验”现实生活中的神话,因此四篇民族志的写作模式都是从社区的时空环境出发,进而描述所“经验”的“神话”如何在社区环境中讲述、表演、传承、变迁。祝评认为这样的“模式”是“由社区历史地理与日常生活描述开头,继之以具体的表演/过程分析,基本沿袭了社区传统(决定)—表演(被决定)的反映论模式”。“这些个案基本上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意义上来使用‘语境’的,即把语境等同于具体的表演情境,可以脱离文本,成为一种对象化的存在,而没有认识到语境是参与者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协商性地呈现出来的。”(9)祝评的批评总体上是中肯的,但深究四篇民族志的实践,这并非普遍问题。
张霞的重庆市司鼓村个案,其关注重点是“同一讲述人”和“不同讲述人”对同一神话类型的讲述活动。民间神话故事讲述人从幕后走到台前,它们头脑中有关女娲的知识,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小社区的文化底蕴。其存在的不足是对“司鼓村”文化环境、文化变迁的交代与讲述人、讲述活动、讲述文本之间缺乏有机联系。针对这一问题,张霞在篇末已经做出回应:“笔者原稿对司鼓村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的描述还是比较静态的,未能展现……司鼓村……如何在村落、地方、国家与全球各个层次的不同力量的合力下,保持并变革其神话讲述的动态过程。”但无疑,张霞对讲述人与神话变异之间关系进行探讨的田野研究,为神话“当下”的实地研究贡献了优秀的案例。
李红武的安康伏羲山、女娲山个案,重点在于神话讲述人的神话观。这对“现代口承神话”命题来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因为这是文献神话研究的短板甚至盲区,也是此前口承神话研究中关注较少的。这一田野点的核心价值在于:伏羲女娲神话与山川风物有机联系,形成地域性的神话传统。不过,在围绕地名、建筑、民俗事象、山歌、传说、讲述活动、民间信仰来呈现讲述人的生活史的过程中,伏羲女娲神话内容本身与讲述人神话观的关系一定程度被遮蔽了。
徐芳的洪洞县侯村个案,着重调查了女娲信仰在20世纪末恢复重建的过程,并关注了女娲神话讲述活动随之复兴的现象。女娲神话在不同政治语境下的不同境遇,也提示出神话这种特殊的话语,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文化影响力。这也提示我们,在当代公共文化建设运用神话资源时,应当对神话内核的精神价值予以充分评估。到2022年,侯村女娲庙、女娲陵已经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文化地标和观光目的地,受到不同层面文化主体的关注。
仝云丽的河南淮阳太昊陵个案,运用社会史的分期方式写作民族志,呈现人祖神话讲述活动的历史变迁,既有基于文献梳理的历史还原,又有基于田野调查的当下呈现,较好地体现了神话综合研究的理念。太昊陵是同时奉祀伏羲、女娲的古代重要祠庙,规格很高,在华北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该项研究提示我们,在中原地区,女娲仅仅是若干中华人文始祖中的一个,观察中原神话,只有比较大的视野方能较好地揭示是怎样的“精神”在感召如此多的民众。
该书对当代特定社区中神话生存状况的调查研究,是对世界神话研究的一大贡献。杨利慧深感:“对古代典籍神话的研究,毫无疑问地、压倒一切地占据着世界神话学的核心。”(10)她力主进行具体而微的、语境性的、当下的神话研究,以批评基于文献和文物的神话研究的积弊。该书尤其体现了“去浪漫化”“去想象化”“去宏大化”的特点,这是对以往世界神话学研究尤为重要的“批评性贡献”。从结果来看,《现代口承神话》一书充分体现了“朝向当下”的新的神话学追求,神话在当下中国部分社区中鲜活灵动的存在状貌得到了较好的描述和呈现,实现了对世界神话研究的反思与推进。后来该书多次在西安、台北再版,可见其学术引领意义。
从当代中国民众的女娲信俗和神话讲述实践中,我们看到这位华夏人文始祖母在当地中国依旧发挥着凝聚民心、激发文化认同、形塑地方感、提供公共资源的重要作用。女娲身上的创世力、生命力、创造力、变革力、亲和力成为特定社区中的公共价值观,分别对应自由、文明、富强、敬业、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女娲创造人类、为民补天、挽救世界的历史性功绩,也是后人将其奉为始祖母的重要精神依据。女娲可以说是中华创世神话谱系中获得民众持续认同感较高的女神。
二、具有前瞻性的神话学省思
从孙福宝、章太炎、梁启超、蒋观云算起,中国人对“神话”也有120多年的研究史,西方学术思潮促进了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多次范式转换。时至今日,中国学者神话研究的学术自觉日益凸显,尤其是具有前瞻性的思索和实践越来越多。杨利慧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从博士学位论文开始,杨利慧就一直围绕着女娲神话、兄妹婚神话展开调查与研究。《现代口承神话》与其之前的著作《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女娲溯源》相比,体现出明显的反思与推进。如《后记》所言:“与流行的‘向后看’的取向不同,它注重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向当下看,也留心那些正在当下生动地呈现、而未来可能日益显要的内容与形式;与惯常使用的文本分析方法不同,它坚持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强调在特定语境中具体地考察神话的讲述活动以及神话传统的传承与变化;与盛行的忽视传承主体的做法不同,它重视那些传承和重构着神话传统的个人,注重他们的神话观及其在传承中的能动作用。”(11)这种“朝向当下”“面向未来”“聚焦主体”“描述现场”的追求,正是具有前瞻性的神话学眼光。
在《现代口承神话》成书前后的几年时间里,杨利慧一直在根据调查进展,不断反思和批评经典神话学理论,并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比如“神话不一定是神圣的”“语境有限度和效度”“神话的积极承载者与消极承载者”“神话传承主体和场合的多样性”等。这些观点在该书中也进一步得到阐释。
关于对神话神圣性的质疑,杨利慧先后在《神话一定是“神圣的叙事”吗?——对神话界定的反思》(12)《神话与神话学》(13)《中原汉民族中的兄妹婚神话——以河南淮阳人祖庙会的民族志研究为中心》(14)《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对四个汉民族社区民族志研究的总结》(15)等著述中都有阐释。她的批评主要着眼于对讲述人神话观、讲述场合不一定神圣的考察,认为:“将‘神话’僵硬地界定为‘神圣的叙事’并不能普遍概括复杂多样的神话观和讲述、传承样态。”(16)这样的反思有助于神话学研究进一步摆脱“向后看”的窠臼,促进神话研究在技术与信息时代“向前看”。但如吕序所言,为了直观地把握“现代社会—文化语境”和“现实生活中神话现象的多种功能”,不一定要回避“神话本原的真实性和神圣性”(17)。进一步说,仪式意义上的“神圣性”在以往的神话研究中,并非所有情况都将其视为“神话”概念的充分必要条件,甚至往往是作为充分条件。杨利慧认为:“‘神圣性’基本是一个贴在神话身上的铁定标签了。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神话是在一种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的场合里被讲述的,这是神话神圣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她尤其提到对阿兰·邓迪斯的访谈,邓迪斯认为“民众认为神圣与否”是界定神话的依据。(18)
当然针对这一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吕微提出,神话的神圣性并不依赖于功能和形式。(19)吕微认为脱离了“神圣性”(信仰)的“神话”在“文类”意义上就丧失了其边界标志,亦可归为一般故事、传说。若仅以内容为标准界定神话,前提是要在传承人的整体文类观中考察其中的神话观(像威廉·巴斯科姆做的那样)。(20)这一见解可谓击中要害,也表明神话的精神内涵不完全是由其内容来表达的,而精神性的部分恰恰是神话魅力的重要源泉。针对杨利慧对神话“神圣性”不一定是界定神话的必要条件的质疑,张文奕认为:“神话的神圣性主要体现在某一特定群体对它的认同感上。”(21)
笔者以为,杨利慧扩大“神话”文类研究范围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对“文类”意义上的“神话”所做的形态和层次划分不尽明确,因为毕竟同时存在对神话神圣性的信仰与不信仰。再者,用民间讲述者李安说自己讲的神话是“胡扯大八连”的例子,并不能否定其他信仰“人祖”者的讲述是神圣的。张霞针对重庆司鼓村讲述事件的评述说“调侃的讲述风格”“缺乏神圣的讲述风格,而近似于一个生活故事”(22),是研究者的主观感受,且涉及文类互文性问题,不能说明“神话叙事”本身是戏谑的。陈连山认为:“现代民众对于神话的信仰程度不一,导致口头神话在不同讲述人那里神圣程度不一,甚至还会出现具有戏谑调侃叙事风格的情况。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同样不足以否认神话的神圣性。我们把那些非神圣性质的口头材料看作对神话的借用就足以应付这个问题。”(23)李红武认为“这些神话只是保留了神话的某些因素”(安康的例子)的判断,也无法据以否定“神话”本体带有的神圣属性。
尽管对神话“神圣性”的辩论远未完成,但不可否认杨利慧是率先旗帜鲜明抛出质疑的。她的批评的重要贡献在于:正因其论争,从而促使神话研究须进一步反思神话“神圣性”诸问题。比如:使用“神圣性”是指其讲述人、表演场合具有神圣性,还是指神话本身“原本”的神圣特质?神话“神圣”的特质是否与人类生存重大问题(如来源问题)相关?“神圣叙事”概念如何界定以及适用性如何?对神话传承的研究是否应当充分注意丧失“讲述过程中的神圣性”的部分?显然,杨利慧的质疑促使神话学界应对“神圣叙事”进行更加严格的界定和更细致的阐释,促使其对神话“本原神圣性”“现实多样性”与“概念差异性”的关系展开更多研究。
“语境的限度和效度”观点,是杨利慧神话学反思的又一个重要成果。中国民俗学者对“context”概念的借鉴,在翻译上曾面临困惑,诸如“语境”“情境”“上下文”“景境”“场景”等,也即汉语诸词本身具有的汉语语义都不能完全与context的学术概念相吻合。于是中国民俗学者的“语境”研究就很容易按照汉语“语境”语义来使用,而忽视该词含有的“交流”、“互动”和“协商”等意涵。杨利慧在其多篇论著中,反复呈现“context”的长篇注释(24),正是希望读者重视该概念的意义。祝评批评说,该书的民族志写作也存在将“语境”概念理解为具体的表演情境的问题。(25)杨利慧认为语境对神话传统的影响并非没有限度,尽管每一次表演的细节与母题组合都有差异,但其核心类型和母题变化很小。(26)这一观点批评了那些“为语境而语境”的做法,也提醒研究者依然要重视对神话本体、即文本本身的研究。这一观点事实上还隐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神话本体研究与神话文化现象研究的关系。20世纪末以来,中国神话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但多数都是神话“外围”的文化现象研究。随着“语境”理论被引入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这种“外围”的阐释研究又打着“语境”的旗号大行其道。杨利慧的反思有力批评了对流行理论过犹不及地使用。
从更宏观的学术史来看,杨利慧对“神圣性”与“语境”的反思,都指向对马林诺夫斯基“社会宪章”和“语境”理论的扬弃。杨利慧、安德明夫妇曾花费大量精力译介美国表演理论,而表演理论对“语境”的使用大大拓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范畴。但即便如此,杨利慧仍对表演理论持谨慎的态度。她注意到芬兰民俗学家安娜·斯卡拉(Anna-Leena Siikala)以及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等人对口头艺术稳定性的阐释,也提醒读者注意表演理论“似乎过于关注文本的变异性,而多少忽视了文本的稳定性”(27)。
以上反思的结果,除了使《现代口承神话》一书更加具有反思性与对话性,还直接推动了杨利慧的下一项研究——神话传统在现代大众消费时代的传承和变迁研究。目前,杨利慧团队有关遗产旅游和电子传媒中的神话存在形态的研究,已经集结为《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对中国神话的挪用和重构》(28)出版,在网络游戏、影视剧、遗产旅游等的神话研究方面属于开先河之作,这无疑会将现代口承神话的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三、讨论:界定“神话”须考虑其精神内涵
《现代口承神话》不仅是杨利慧近十年来神话学探索的集成,更是四位学生与老师杨利慧和吕微的对话之作。也许集结的书稿还存在各个部分稍显松散的问题,但其显著的对话、反思、探索、前沿等特性,已经足够激发中国神话研究的新讨论。
如果仍旧回到吕微与杨利慧的辩难,不难发现,吕杨之辩是不同研究路径的对话。吕微秉持哲学取向,一贯主张从纯粹理论出发去探究神话的本原,那“更高而不变化的秩序”(康德语);而杨利慧则更多将当代民俗学、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吸纳进其神话研究中,专注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特定的语境中神话的生存样态。她质疑吕序:“当面对无比丰富的人类口头艺术传统时,我们该怎样对‘神话’这一文类进行界说?‘神话信仰—叙事是人的本原存在’便足以界定神话文类么?”(29)(https://www.daowen.com)
对“神话”的界定是吕、杨主要的观点分歧。吕微的著作《神话何为》中对神话的研究方法界定是“用不可见的现实解说可见的现象”(30)。他认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判断,即神话观念具有超越语言甚至文化的性质,尽管神话观念须依赖叙事形式存在。(31)他敏锐地看到神话传承是一个不断被阐释的过程,内中蕴含着对真实性和超验真实性的回望。(32)而杨利慧通过对汤普森(Stith Thompson)“最低限度定义”的修正,认为神话是:“人类表达文化(expressive culture)的诸文类之一。它通常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是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动物及其活动的叙事(narrative),通过叙述一个或者一系列有关创造时刻(the moment of creation)以及这一时刻之前的故事,解释神祇、宇宙、人类(包括特定族群)、文化和动植物的最初起源,以及现时世间秩序的最初奠定。”(33)
可以看出,吕微将“神话”视为一个超越叙事的“现象”和“人的本原存在”,杨利慧将神话视为表达文化的一种“交流”和“文类”。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差异引出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神话”是何种范畴里的概念?
笔者认为,神话研究中的“神话”至少有三种范畴:作为“文类—文本”的神话;作为“文化—事象”的神话;作为“存在—现象”的神话。文类(genre)意义上的“神话”往往以叙事(narrative)或文本(text)的面貌出现,传统民间文学研究的正是神话文类。文化(culture)意义上的“神话”往往关注文化事象的功能(function)和意义(meaning),传统文化史、人类学研究多数属于此类。存在(existence)意义上的神话显示出哲学、思维、信仰和符号的向度,哲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等所研究的正是可超脱叙事的神话存在。
杨利慧的研究倾向于文类范畴与事象范畴的结合,在具体语境中探究文类的动态变迁,在事件的交流和表演中探究文类的建构。吕微则倾向于存在范畴的研究,在超越语言、叙事的神话现象中探究人性本原,试图破解“叙事内容”与“信仰形式”同时作为神话本质而产生矛盾的假象。杨利慧意识到神话存在“依然流动的边界”,她认为“神话”概念的边界“远非确定无疑”,在进行具体对话时须“明了所讨论概念的意涵及其所发生的语境”(34)。为此,杨利慧特意使用了神话主义(mythologism)概念,来指称“神话”在当代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新现象,即“当代社会中对神话或神话元素的有意识利用——神话被从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抽取出来,被赋予新的用途,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35)。
这些对“神话”进行界说的话语体系或理论范畴并无高下之分,但有时会造成困扰——神话研究者常常在不同范畴中进行“隔空”对话,互不认可。正如伊万·斯特伦斯基(Ivan Strenski)对卡西尔(Enst Cassirer)、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四种神话理论研究后指出:“这种毫无共识的对话,其实意味着在基本概念上的根本差异;这些不同的差异,潜藏在截然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目的之中。”(36)其实四种神话理论缺乏共识的原因不仅仅是基本概念与文化目的的差异,而更在于其“神话”概念属于不同范畴。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在界定中华创世神话时,也要更多地站在中国本土的立场上去分析,而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神话学的现成知识。
无疑,不同的界说神话的话语体系或理论范畴之间也彼此启迪、相互补益。杨利慧组织进行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的重要背景是:她认为流行的比较神话学方法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37)。《现代口承神话》的主要目的也正是着眼于生动地描述神话学的那一棵棵“树木”,那是神话学安身立命的根基。吕序充分肯定这种“呈现社会事实”的研究是对“实践认识”的神话研究的极大助益。笔者认为,该书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实践认知”的“补充”。以往神话学研究往往对当下正在发生的神话事实“视而不见”,反而对溯源、浪漫、宏大、想象的神圣叙事有过度阐释之嫌。如何理解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口承神话”,如何认识和管理作为意识形态的“神话”,如何把握不断变换面目参与社会发展的“神话”,是未来神话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
总体上看,要给出一个公认的神话“概念”是不可能的,因为神话本身就是不断被建构、不断被解构、充满张力的一种特殊文体。当下学术界围绕“神话”的学术对话,很多时候所讨论的“神话”并不是同等范畴的。但是,无论神话的外在表现形式如何变化、多元,其精神内核通常是相对稳定的。人们不断地运用神话来表达自身的诉求,也正是因为看中了其相对稳固的精神内涵。当代人公祭“人文始祖”的诉求,与古代人敕建祠庙的道理是相通的。今人拍摄《女娲补天》的影视剧,与古代文人写《开辟衍义》,其文化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女娲神话”经过数千年的塑造和积淀,已经使女娲成为中华创世神话中当之无愧的头号女神。女娲创造人类、补天救世的创造精神、变革精神、担当精神是我们今天开展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遗产资源。我们分析女娲创世神话除了就事论事、或从人物本身出发之外,也应当更多地看到当代种种神话重述或者神话主义现象,是一种话语和知识生产。因此,分析神话话语和分析神话本体是有所不同的两种路径。
(1) 比如杨利慧:《表演理论与民间叙事研究》,《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杨利慧:《民间叙事的传承与表演》,《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杨利慧:《从神话的文本溯源研究到综合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杨利慧:《仪式的合法性与神话的解构和重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杨利慧:《神话一定是“神圣的叙事”吗?——对神话界定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杨利慧:《神话的重建——以〈九歌〉〈风帝国〉和〈哪吒传奇〉为例》,《民族艺术》2006年第4期;杨利慧:《民间叙事的表演——以兄妹婚神话的口头表演为例,兼谈中国民间叙事研究的方法问题》,载吕微、安德明编:《民间叙事的多样性》,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等。
(2) 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总序第2页。
(3) 同上书,第328页。
(4) 同上书,代序第1页。
(5) 同上书,第329页。
(6) 参见吕微:《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7) 祝鹏程:《探寻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民俗研究》2014年第4期。
(8) 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
(9) 祝鹏程:《探寻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民俗研究》2014年第4期。
(10) 杨利慧:《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个案调查与理论反思》,《民族艺术》2014年第2期。
(11) 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页。
(12) 杨利慧:《神话一定是“神圣的叙事”吗?——对神话界定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13) 参见杨利慧:《神话与神话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 杨利慧:《中原汉民族中的兄妹婚神话——以河南淮阳人祖庙会的民族志研究为中心》,载李子贤、李存贵主编:《形态·语境·视野——兄妹婚神话与信仰民俗暨云南省开远市彝族人祖庙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108页。
(15) 杨利慧:《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对四个汉民族社区民族志研究的总结》,《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6) 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17) 同上书,代序第21页。
(18) 杨利慧:《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对四个汉民族社区民族志研究的总结》,《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9) 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代序第20页。
(20) 笔者2014年8月6日与吕微先生的通信。
(21) 张文奕、杨利慧等:《〈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个案调查与理论反思〉问答、评议与讨论》,《民族艺术》2014年第2期。
(22) 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23) 陈连山:《论神圣叙事的概念》,《华中学术》2014年第9期。
(24) 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页注释②。
(25) 祝鹏程:《探寻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民俗研究》2014年第4期。
(26) 杨利慧:《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27) 杨利慧:《表演理论与民间叙事研究》,《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28) 杨利慧等:《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对中国神话的挪用和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29) 杨利慧、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
(30) 吕微:《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1) 同上书,第425页。
(32) 同上书,第427—428页。
(33) 杨利慧、张成福:《中国神话母题索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7页。
(34) 杨利慧:《21世纪以来的中外神话学》,载朝戈金、董晓萍、萧放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35) 张文奕、杨利慧等:《〈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个案调查与理论反思〉问答、评议与讨论》,《民族艺术》2014年第2期。
(36) [美]伊万·斯特伦斯基:《二十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卡西尔、伊利亚德、列维—斯特劳斯与马林诺夫斯基》,李创同、张经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页。
(37) 杨利慧:《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个案调查与理论反思》,《民族艺术》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