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中的治水英雄与坚忍精神
中国神话中的治水英雄与坚忍精神
《楚辞·天问》有一段说:“洪泉极深,何以窴(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袁珂先生对此有段较有代表性的解读:
这段神话所表现的,就是禹继承父业、继续做平治洪水工作的情况。但他似乎已变得更聪明了,他已经采取了“堙”“疏”并施的方法而不专注于“堙”了。“洪泉极深,何以窴之”,王逸注:“言洪水渊泉极深,大禹何用窴(填)塞而平之乎。”洪兴祖补注:“《淮南》曰:凡洪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这就是“堙”。“应龙何画,河海何历”,王逸注:“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洪兴祖补注:“《山海经图》云,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这就是“疏”。神话的发展演变,禹已经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了。(1)
确实如袁珂先生所言,鲧禹治水的神话,之所以在洪涝频发的地方,尤其是因为山地造成的洪涝灾害地区,被当地人一代一代讲述、改造、传承,其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英雄治水的叙事体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因此,治水神话在每个时代出现的文本变异,也是跟每一个时代民众的精神需求密切相关的。这也就是神话的“现在性”特征。
有关神话的现在性问题,许多学者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荣格(Carl Gustav Jung)、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都有过自己的评论。韩国神话学者洪允姬对此总结道:“‘神话的现在性’是神话学者必须持续用热情解决的问题,但是为了使神话研究区别于其他文化批评,确立其作为一种新的神话学方法论的地位,首先有必要通过更加关注神话的使用和转化、重现等现象来发现神话的‘连续性’。只有当神话的‘连续性’得到确认时,‘神话的现在性’才能得到更加丰富的阐释。”(2)
中国由于洪灾频发,历代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治水英雄,大禹只是他们的代表。例如1935年民族学家陈志良发表《灌口水神考——中国水神神话的另一研究》一文,就注意到了在岷江治水的历代治水英雄,有些经过民间话语的不断塑造就被神话化了。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神话学家黄芝岗的专著《中国的水神》的一个回应或者接续性研究,他在一开篇就一并指出了黄芝岗不够深入的问题。该文首先点出李冰与二郎神的神话和民间信仰,“在民俗学和神话学上所占地位的重要,大堪注意”(3)。陈志良的研究聚焦在灌县(今都江堰)一地,强调“神话所产出的环境”对神话研究至关重要。他通过对灌县历史地理的分析,从而理出李冰之外在灌县治水的人物。一类是有神话色彩的开明氏、二郎、王叕、文翁、羊摩,他们治水的神异功绩大多难以实考,并都有民间信仰加持。另一类是在《灌县志》等处可考的汉代以后的人物,包括诸葛亮、高俭、白敏中、黄璟、韩億、李秉彝等三国至元的治水英雄,还有明清两代的胡子祺、吕翀、杭爱、终风采、能泰、颜色、曾寅亮、丁宝桢等。他进而运用民间文学观点,剖析有关李冰的治水神话受小说影响的情形。他还尤其注意铁牛、铁柱、铁龟、石人、石犀等风物与治水英雄的关系。
在文章的尾声,陈志良得出六条结论:(1)李冰实有其人,但后起神话传说附会到李冰身上。(2)二郎史无其人,或至少与李冰无关。(3)文献中多将治水神话归功于李冰,民间则多归功于二郎。(4)赵昱、羊摩等神话与李冰、二郎相仿,盖因各地都有相仿的水灾、治水人物。(5)灌口水神在晋代已经神格化。(6)石犀石人等历代治水用具被后人混合在神话中。(4)这六条结论非常具有学术规范性,基本上解释清楚了岷江治水神话的基本事实。而该文比较显著的特点便是对历代治水英雄“代有其人、厥功至伟”的颂扬。
李冰治水的叙事,在地方民间一直是以神话的方式来记忆的。比如东汉应劭所著的《风俗通义》记载:
秦昭王遣李冰为蜀郡太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不然,为水灾。主者白:“出钱百万以行聘。”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沉江水。径至神祠,上神座,举杯酻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当见尊颜。”相敬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冰厉声曰:“江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大极,当相助也。若欲知我,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乃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群书拾补》辑《风俗通逸文》)(5)
类似这种李冰斗江神的神话,在有关蜀地的记载中并不少见。比如在唐人卢求的《成都记》中也记载了相同类型的神话:
李冰为蜀郡太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为牛,今江神亦必为中矣,我以大白练自来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吼呼而入。须臾,风雷大起,天地色。稍定,二牛斗于水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见《太平广记》卷二九一引《成都记》)(6)
从鲧禹到李冰,这种治水英雄的神话在中国神话谱系中已经显得很突出。由此可见,治水英雄已经在中国神话中形成了一个类别。鲧禹治水是这个类型的核心。治水英雄神话的普遍性,已经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中国民众对治水英雄情有独钟。不光是在发生洪灾的时候,即便在平时,治水英雄身上的那种勇敢、坚毅精神,也鼓舞着人们直面生活的各种困难,这种文化心理在抗日战争中被凸显出来。
大禹治水神话的各种遗迹报道、研究文章在1931—1945年的十四年抗战期间,数量上达到一个高峰。比如1931年《中华画报》刊登照片,说明文字说:“开封南关外禹王台下有鼓吹台,上存大禹治水机二,轴长二丈余,外为木质,内系铁柱马。”(7)类似这样的遗迹图文报道非常多,并且都更多强调大禹治水神话的叙事。当然,这类研究文章有很多是将大禹纳入古史帝系研究框架中,诸如高重源的文章《中国古史上禹治洪水的辨证》(8)、罗香林的文章《禹娶涂山辛壬癸甲释》(9)等。还有些研究则是直接针对禹神话本身的阐发,比如苏州文人孔令谷的《禹生石纽与禹为上帝辨》(10)、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禹治九河考》(11)等。
从1931年到1945年,有关“禹”神话的各种报道、文章超过800篇。(12)而这一现象背后,是禹神话所代表的抗争精神在起作用。如唐启翠所言:“‘大禹治水—禹赐玄圭’神话,虽然在正史叙事中,类比为创世典范,以天命符瑞的显见形式为王权更替的合法性张本,然在更深层里却是对德能具备的圣王治世——黄金时代的认同与期待,以及中国治水型创世神话特有的‘不认命’抗争精神。”(13)甚至在抗战时期有关禹王庙会、祭禹陵的活动频频见诸报端,足见在战时,大禹神话的民族精神凝聚力很强。
除了禹之外,学界历来对鲧的研究都不如禹那样多。在《山海经·海内经》中有两个关于鲧的描述。第一个是:“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第二个是:“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袁珂对这两段描述分析道:
从《山海经》两段简单朴质的记叙,那个仿佛希腊神话中盗火者普洛米修斯的神国叛逆者的光辉伟大形象,已经兀现在我们的眼前了。人民对于这样一个神话英雄,当然是表示赞美的。不过他们赞美的声音,差不多已经全然被歪曲的历史的诋毁所淹没了。只在屈原《天问》所问的两段有关鲧神话的问题中,还可以看见代表人民意愿的诗人对鲧所持的同情态度。(14)
他说的《天问》里的态度,指的是这两句:“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前就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徂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鲛疾修盈?”这也说明,鞠躬尽瘁、坚毅勇敢的精神,是人们对一个治水英雄的极高评价,这些价值也是英雄神话代代流传的基础。任凭文人如何加工神话,在民间自有一套逻辑和叙事。简言之,面对水患、不稳定性和其他灾难,他们需要一个精神坐标来鼓舞人心。这是分析不同时代中国水神神话流布、重述的重要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许多学者执迷于考证大禹治水、鲧禹治水所治理的到底是哪条河、哪段水,似乎是对鲧禹治水神话的一种狭隘化理解。就算鲧禹治水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确有其特定河流河段,似乎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用发源地否定其他神话流传地的“合法性”。鲧禹治水神话的核心要素并不是记录古代某一次特定的治水行动,而是彪炳英雄带领人民力挽狂澜的担当和勇气,赞扬治水大业的智慧和功绩。也就是说,中华治水神话的精神层面的内涵与价值,要远大于其“记录历史”层面的价值。我们做溯源考证研究时,不能忽视这些“文化的真实”。
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对“鲧”的描述则与多数中国学者有所不同。他在《中国文化大典·神话宗教卷》中撰写的“鲧”词条如是说:
“大禹”,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治水英雄,颛顼帝之子。这一形象可能出现在中国东部扬子江流域的氏族中,属于各种水物的图腾崇拜。鲧的活动主要局限在今四川和浙江。(另一说认为鲧来自于白马。)鲧的神话相互间矛盾甚多。天帝派鲧根治洪水,筑埋九载,绩用弗成。鲧遂窃取天帝之息壤以平治洪水,未成,尧帝(又作舜)命诛之于羽山。相传鲧死后三年不腐,剖腹,则出禹,其继续治水。另一说,鲧娶女嬉,其吞薏苡妊孕,生下禹。又传说,鲧被杀死后化为三足鳖(亦作黄熊或黄龙,玄鱼),沉于羽渊。(15)
李福清直接点出了鲧的原型是一条具有神力的“水物图腾”大鱼,这是从汉字字义出发的解释。他认为鲧的神话主要起源或流布于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这一地理范围与大禹神话基本重叠,但范围没有禹神话那么广泛。
水神共工也是一位经常被提及的与洪水息息相关的神祇。女娲之所以炼石补天,就是因为共工怒触不周山,导致天柱倾倒、天孔降水。但在王孝廉的研究中,共工、鲧、禹其实都是上古氐羌系统族群的水神。
共工是羌人的水神,其子句龙是后土之神,共工与颛顼、女娲、夏禹诸神的斗争故事,暗示着古代羌族与邻近中原民族之间的争战史实,神话上的葛藤正也是现实中民族间的葛藤。神话中被中原民族皇帝所杀或被放逐的共工,正也是现实中被中原民族逼迫而迁徙的羌人现实状态的反映。
姒姓夏族的水神鲧、禹和羌族共工、句龙,在起源上是一神,都是龙蛇之形的水神,后来分别成为不同系统的水神。我们从共工的神话中,可以窥见古代夏系诸族对羌族的抑压以及迫使羌族屈服于夏系诸族的史实,再加上殷民族大量捕杀羌族,作为祭祀的异族牺牲,因此就使得羌族不得不经常向西南迁徙了。由于氐羌族群迁徙而形成了今天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而我们在西南诸氐羌族群的创世神话中,时时可以看见与共工神话有关的异形神话,其原因也就在此。(16)
的确在今天川西地区羌族、汉族等民族,依然有非常丰富的大禹神话流传,可以看做是氐羌系统族群水神神话传统的一种证据。古代氐羌系的诸民族先民,起先正是生活在河湟流域,也就是盛行大禹神话的积石山地区,后来他们顺着藏彝走廊往南迁徙,就到了今天川西地区。川西地区包括岷江流域也是一个大禹神话的富集区。这些吻合之处,也能够与王孝廉从民族史角度出发的论断相互印证,提示我们对鲧禹治水神话的研究,应关注藏彝走廊地区的古代民族史。(https://www.daowen.com)
治水英雄的神话,是中华创世神话中洪水神话的特殊案例,因为这类神话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世界上大多数洪水神话都讲人祖如何逃难,而不会像中国神话这样大谈治水。有时候治水英雄不一定是人形,如台湾高山族的邹人、布农人神话中,治水英雄是螃蟹。这种治水英雄反映的是集体主义的情怀,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为了“黎民百姓”甘于奉献。这种精神大概是中华文化中非常核心的精神。我们每每遭遇洪灾,都会喊出“众志成城”“多难兴邦”的口号,也是源于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
在洪水神话的研究中,常常有一种观点认为洪水与人类记忆中的“黄金年代”息息相关,洪水往往是对历史上那个“黄金年代”“黄金时期”的毁灭。俄罗斯神话学家梅列金斯基有一段分析比较有代表性:
“黄金时期”的意象见诸印度、伊朗、巴比伦、犹太、希腊、阿兹特克人、斯堪的纳维亚及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神话。据某些神话,“黄金时期”继“混沌”之后跟踵而至;嗣后,由于违迕“塔布”、因罪受惩或其他缘故,衰落随之到来,有时并伴之以混沌的复萌,诸如:自然灾患(洪水、干旱)、极度伤风败俗、大肆攻略,等等。
就其内涵而言,与有关“黄金时期”的神话异常近似者,为关于“失乐园”的神话;综观诸如此类神话,时间范畴显然为空间范畴所补(诸如:苏美尔神话中的幸福之域迪尔蒙、《圣经》中的始祖被逐出乐园;试与古印度、古伊朗、古代美洲等地区的神话相比拟)。质言之,“黄金时期”或“失乐园”的神话成分,不仅同混沌之转变为宇宙相契合,而且同宇宙之转变为混沌并行不悖;就此而论,这种转变实质上同有关澳大利亚类型神幻时期的古典之说迥然而异。
通观种种复萌的混沌,波及最广者首推“漫世洪水”,其平治则有时被想象为宇宙克混沌而制胜的辉煌业绩;在中国神话和犹太教—基督教神话传统中,尤甚。有关干旱的古埃及神话,为洪水神话别具一格的对应者。相传,拉获悉民众起事(似为年迈法王被弑这一神话成分的遗迹),遂遣其一目所化之女神哈托尔下界剿除。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继“黄金时期”而来的,是违背誓约及首次鏖战。(17)
也就是说,“洪水神话”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与整个宇宙秩序的调整有关,洪水前后分割的是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但如果用这种分析模式来观察鲧禹治水神话,就会发现中国的治水神话强调的是,经过英雄带领民众治水,洪水之后的世界是更美好的家园。这种思维和洪水之前的“黄金年代”恰恰相反。这也反映出中华创世神话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中国人总是相信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最终能够战胜灾难,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
其实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视水利的社会。古代因为预防水患,已经发展出了围绕堤坝、圩垸、河湖、港汊而建立的各级民间组织,负责管理、监测、预判洪涝,并且根据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各种治水办法。中国人不会因为洪涝频繁而放弃沃土,而是找到一种与洪涝共生的农渔业生计模式。
这种治水的文化思维,决定了中国文化不是一个恋旧的文化。有一个例子可说明:许多古建筑毁建不断,人们对毁掉的建筑并不特别遗憾,但一定要在原址重建。重建后往往还树碑立传,记录历次毁坏的历史以及重建的光辉业绩。这就是一种向前看的思维。大禹治水神话也一样,洪水不断发生,但我们不逃避,而是积极应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凶猛的洪涝也压不垮中国人治水的意志,我们坚信战胜灾难之后,会有更美好的生活。
(1) 袁珂:《中国神话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72页。
(2) [韩]洪允姬:《寻找神话的现在性——从“神话的回归”到神话主义》,《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
(3) 陈志良:《灌口水神考——中国水神神话的另一究研》,《新垒》1935年第2、3期合刊。
(4) 陈志良:《灌口水神考——中国水神神话的另一究研》,《新垒》1935年第2、3期合刊。
(5) 袁珂:《中国神话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8—399页。
(6) 袁珂:《中国神话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9页。
(7) 《开封南关外禹王台》,《中华画报》1931年第9期。
(8) 高重源:《中国古史上禹治洪水的辨证》,《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1年第4期。
(9) 罗香林:《禹娶涂山辛壬癸甲释》,《读书通讯》1944年第88期。
(10) 孔令谷:《禹生石纽与禹为上帝辨》,《说文月刊》1940年第2、3、4、6—7期。
(11) 陈独秀:《禹治九河考》,《东方杂志》1941年第2期。
(12) 根据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检索所得。
(13) 唐启翠:《创世神话与神话历史:以大禹治水——禹赐玄圭为中心》,《百色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14) 袁珂:《中国神话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7页。
(15) [俄]李福清著、张冰选编:《神话与民间文学——李福清汉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6页。
(16) 王孝廉:《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17) [俄]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