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到底教育家所渴望的有效而又有价值的教育方法是如何产生的呢？无论教育学者或哲学家，如果从教育哲学的观点去分析人性，恐怕很难找到答案。

教育工作者有如在沙漠上渴望绿洲一般，一直等待学者的答案。然而，终归失望，将来亦然。既然如此，与其等待学者的力量，毋宁从现实教育经验者的经验着手归纳，更有美好的愿景可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此乃根据自古以来的学术发展史所做的论断。

诚如狄尔泰所说：艺术创作的法则，是从观察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和创作中捕捉而成的；希腊的修辞学和雄辩学，是政治家基于实际需要，千锤百炼得来的；罗马的法律学，则是由当时掌管国法的人们发展出来的。

根据我们的见闻所及，以往学者从思索态度之演绎研究中去发现实质方案的，尚乏先例。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十数世纪左右的各种思想，都是希腊针对埃及文化做注释研究得来的成果。

可是到了近代，自从培根发现归纳推理法之后，研究态度骤然改变，又经过伽利略[1]及其他归纳推理研究者的努力，终于确立了近代科学，这是最好的例证。(https://www.daowen.com)

东方学术落后于西方，乃是演绎态度使然。综观学术发展的过程，科学都是从实际经验中发展出来的，难道只有教育学可以例外吗？

日本自明治维新实施新教育以来，已经有六十余年历史，如果要一直等待演绎学者的研究，真是遥遥无期。要求大学或高等师范学校在演绎态度的研究上提供实际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用演绎方法把已经发现的方案应用在其他情境，是从事比较研究者常有的做法。然而靠思索是不可能获得破天荒的大发现的，除非有旷世奇才诞生，否则绝不可能做到。

况且在现代教师的演绎思索之下，根本就无法发现真理，此乃理所当然。我敢断言，如果采取归纳态度，现在的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发现大家所期待的方案。然而，必须不断反省自己的工作，测量其效果，以正确的教育观点加以综合统整，才可能有所发现。